医疗改革

近年来，中国医改政策在医生薪酬和医院收入方面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多地三甲医院医生的薪资普遍下降，引发了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关注与担忧。近期，广州、深圳等地的三甲医院传出医生绩效工资显著下调，北京等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分析指出，经济下行与医改压力的双重夹击，让中国医疗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医生降薪引热议：绩效奖金大幅缩水 近期，中国南方包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医院被曝出降薪问题。据中国《财新周刊》报道，深圳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透露，“降薪从今年8月就已经开始，绩效工资降低了50%”。这名医生表示，他们医院主要就靠绩效收入，他说，“基本工资每个月扣五险一金都被扣完了”。据报道，另一家深圳市三甲医院医生则表示，医院已经通知各科室明年起降低绩效工资，但未明确降薪幅度。 所谓三甲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的简称，是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三级六等”的等级划分中最高等级的医院，代表医疗技术、设备和服务质量的顶尖水平。 此外，有来自广东的内科主治医生日前在网上发帖，对比了自己2023年和2024年的收入。他透露2023年的收入为46万585人民币，而2024年则降至26万2316人民币，收入减少近20万人民币。在评论区也有多名医生纷纷反映薪资下降的情况，称绩效奖金普遍下调了30%至50%。 微博网民“行走中的伍玲玲”发帖称自己在广西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看病，他表示：“医生都在跟我发牢骚，说今年已经降薪了，明年还会断崖式下跌，都不知怎么过？” 医院降薪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南部城市，北京同仁医院去年就曾爆出医生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从1.5万元腰斩到7000元，降幅达50%。 医学信息平台康迅网2023年6月发起的一项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5%的中国医务人员所在医院已调整薪资比例，而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8%。降薪幅度集中在绩效奖金部分，对收入依赖绩效的医生群体影响尤为显著。 医改强调“公益性”导向 医生面临减薪挑战 2016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今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三个结构调整”，要公立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导向，缩小公立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间的绩效工资水平差距，调整不同专业和科室间的薪酬待遇差距问题，并提高固定收入在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中的比例。 不过追本溯源，导致当前相对高薪的医生薪酬下降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中共自2012年启动的“三明医改”密不可分。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从2012年开始，(福建省)三明市医改的‘第一刀’挥向‘药品加成’切断了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压缩了医生的“灰色收入”。随后“三明医改”经验在全中国迅速推行。 中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津贴补贴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的比例大致为3:7或4:6。由此可见，医疗改革确实会造成医师的薪酬大幅减少。 专家忧医疗质量与人力短缺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行政副院长洪子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改革中的“药品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医院依赖药品销售加成获取收入的模式，减少了医院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医生通过开药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薪酬结构调整”更强调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薪酬向基层和一线医师倾斜，导致管理层或特定高收入科室的医师收入下降。 此外“控制过度医疗收入”政策减少了高价检查、过度治疗和非必要手术，使医生的收入不再过度依赖这些项目的“提成式”收入，而转向固定工资和服务质量为主的薪酬结构。尽管固定工资有所提高，但绩效奖金比例降低，这可能使一些未能适应新考核体系的医生，因绩效不佳或未调整工作方式，导致收入减少。 但洪子仁认为，医师减薪不仅影响从业人员，还对病患和整体医疗行业带来挑战，这可能会降低年轻人对从事医疗行业的兴趣，长期下来可能引发医疗人力短缺，并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构成威胁。 “长远来看，当然也会担心医疗的品质，病人的安全以及医疗照顾的质量跟数量，是不是会不充足。总体来看，也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医疗卫生的指标，像是平均余命、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可避免死亡率跟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他说。 洪子仁认为，解决医生减薪问题需要从薪资制度改革和财政支持入手。他建议优化薪资架构，将医生收入与诊断、技术能力挂钩，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以减轻医院的财务压力。“毕竟医护人员有适当的薪资待遇，才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医疗的行业，提供给全国的民众更好的医疗照顾跟健康。”他说。 医改压力与经济困境的双重影响 位于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公立医院面临薪资下降的问题，不仅与医疗改革政策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密切关联。 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正在急剧缩减，且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自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非必要支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医院运营愈发依赖自有收入。他表示，这样的经济背景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医师减薪，并非仅限于广州、深圳等地。 他还表示，尽管中共中央提出“医疗公益性”改革，但地方债务压力严重限制了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支持。“目前我们看来，中共对于所谓的医疗公益性导向的改革，和医疗品质的持续性之间，似乎没有取得平衡，未来如何取得平衡可能还是必须要长期计议。” 医改如何走向平衡？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医疗系统“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值得肯定，但如何平衡医生待遇、患者利益与医疗质量，是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 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虞平告诉美国之音，在探讨中国医改制度对医生薪资的影响时，还需关注经济下行可能导致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压力使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部分患者可能选择不再前往大城市就医，而是改为在当地接受简单治疗或放弃治疗。这一变化如果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选择，政府就需及时介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虞平说：“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导致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如果可支配性收入的下降，导致人们有大病不再向医院求医，或者不再向中心医院去求医的话，当然政府就应该要花一些财政的收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人间的惨剧了。”

近年来，中国医改政策在医生薪酬和医院收入方面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多地三甲医院医生的薪资普遍下降，引发了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关注与担忧。近期，广州、深圳等地的三甲医院传出医生绩效工资显著下调，北京等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分析指出，经济下行与医改压力的双重夹击，让中国医疗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医生降薪引热议：绩效奖金大幅缩水 近期，中国南方包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医院被曝出降薪问题。据中国《财新周刊》报道，深圳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透露，“降薪从今年8月就已经开始，绩效工资降低了50%”。这名医生表示，他们医院主要就靠绩效收入，他说，“基本工资每个月扣五险一金都被扣完了”。据报道，另一家深圳市三甲医院医生则表示，医院已经通知各科室明年起降低绩效工资，但未明确降薪幅度。 所谓三甲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的简称，是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三级六等”的等级划分中最高等级的医院，代表医疗技术、设备和服务质量的顶尖水平。 此外，有来自广东的内科主治医生日前在网上发帖，对比了自己2023年和2024年的收入。他透露2023年的收入为46万585人民币，而2024年则降至26万2316人民币，收入减少近20万人民币。在评论区也有多名医生纷纷反映薪资下降的情况，称绩效奖金普遍下调了30%至50%。 微博网民“行走中的伍玲玲”发帖称自己在广西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看病，他表示：“医生都在跟我发牢骚，说今年已经降薪了，明年还会断崖式下跌，都不知怎么过？” 医院降薪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南部城市，北京同仁医院去年就曾爆出医生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从1.5万元腰斩到7000元，降幅达50%。 医学信息平台康迅网2023年6月发起的一项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5%的中国医务人员所在医院已调整薪资比例，而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8%。降薪幅度集中在绩效奖金部分，对收入依赖绩效的医生群体影响尤为显著。 医改强调“公益性”导向 医生面临减薪挑战 2016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今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三个结构调整”，要公立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导向，缩小公立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间的绩效工资水平差距，调整不同专业和科室间的薪酬待遇差距问题，并提高固定收入在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中的比例。 不过追本溯源，导致当前相对高薪的医生薪酬下降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中共自2012年启动的“三明医改”密不可分。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从2012年开始，(福建省)三明市医改的‘第一刀’挥向‘药品加成’切断了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压缩了医生的“灰色收入”。随后“三明医改”经验在全中国迅速推行。 中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津贴补贴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的比例大致为3:7或4:6。由此可见，医疗改革确实会造成医师的薪酬大幅减少。 专家忧医疗质量与人力短缺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行政副院长洪子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改革中的“药品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医院依赖药品销售加成获取收入的模式，减少了医院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医生通过开药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薪酬结构调整”更强调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薪酬向基层和一线医师倾斜，导致管理层或特定高收入科室的医师收入下降。 此外“控制过度医疗收入”政策减少了高价检查、过度治疗和非必要手术，使医生的收入不再过度依赖这些项目的“提成式”收入，而转向固定工资和服务质量为主的薪酬结构。尽管固定工资有所提高，但绩效奖金比例降低，这可能使一些未能适应新考核体系的医生，因绩效不佳或未调整工作方式，导致收入减少。 但洪子仁认为，医师减薪不仅影响从业人员，还对病患和整体医疗行业带来挑战，这可能会降低年轻人对从事医疗行业的兴趣，长期下来可能引发医疗人力短缺，并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构成威胁。 “长远来看，当然也会担心医疗的品质，病人的安全以及医疗照顾的质量跟数量，是不是会不充足。总体来看，也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医疗卫生的指标，像是平均余命、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可避免死亡率跟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他说。 洪子仁认为，解决医生减薪问题需要从薪资制度改革和财政支持入手。他建议优化薪资架构，将医生收入与诊断、技术能力挂钩，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以减轻医院的财务压力。“毕竟医护人员有适当的薪资待遇，才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医疗的行业，提供给全国的民众更好的医疗照顾跟健康。”他说。 医改压力与经济困境的双重影响 位于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公立医院面临薪资下降的问题，不仅与医疗改革政策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密切关联。 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正在急剧缩减，且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自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非必要支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医院运营愈发依赖自有收入。他表示，这样的经济背景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医师减薪，并非仅限于广州、深圳等地。 他还表示，尽管中共中央提出“医疗公益性”改革，但地方债务压力严重限制了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支持。“目前我们看来，中共对于所谓的医疗公益性导向的改革，和医疗品质的持续性之间，似乎没有取得平衡，未来如何取得平衡可能还是必须要长期计议。” 医改如何走向平衡？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医疗系统“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值得肯定，但如何平衡医生待遇、患者利益与医疗质量，是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 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虞平告诉美国之音，在探讨中国医改制度对医生薪资的影响时，还需关注经济下行可能导致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压力使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部分患者可能选择不再前往大城市就医，而是改为在当地接受简单治疗或放弃治疗。这一变化如果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选择，政府就需及时介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虞平说：“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导致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如果可支配性收入的下降，导致人们有大病不再向医院求医，或者不再向中心医院去求医的话，当然政府就应该要花一些财政的收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人间的惨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