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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前辈在工作第二年就跑遍了中国所有省份,我们工作一年了,一次差都没出过。 折纸盒子没有任何意义,但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痛苦,在那些串珠子和折纸盒子的时刻,我的情绪是稳定的,不用管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撰文 谢婵 编辑 刘敏 1.离开媒体 今年七月,我从工作了一年的媒体辞职了。 很多人问原因。其实我也没想通。当然也有一些答案可以糊弄过去:有点累、不想工作了、想换一个报道方向、实在忍受不了没完没了地封控,等等等等。但我自己知道是没有答案的,一些提前转行的朋友,原因都是“写够了”、“这个破环境不值得再继续待下去了。” 我既没有写够,也不想扯上大环境的原因,但我的职业生涯就稀里糊涂结束了。 辞职当天,我突然想起还没参加过公司的团建。我从实习期就在期待团建,公司去过两次日本,2020年还计划去欧洲,新冠爆发后,欧洲改为了惠州。2022年春节后,我就从各种小道消息得知今年要去海南——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看起来安全的地方。但此后半年,北京和海南好像商量好了一样,轮换着、不间断地进入防疫管控状态。没有人再提起团建的事情。 和那些没有感受过校园生活的大学生一样,在瘟疫年开始工作的人,也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黑洞。报社记者A有一天跑来跟我说:“报社的前辈在工作的第二年就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我工作一年了,一次差都没有出过。” 我比A幸运一点点,不至于一次差也出不了,但事实就是这么讨厌:当我想要去深圳出差的时候,深圳就开始新一轮病例爆炸式增长,深圳好了北京就接着静默。我最后一次出差是去年元旦,此后再也没有出过北京。这不是我以前想象的生活。 进入媒体行业前,我做好了面临非常多不如意的准备,就是你能想象出的那些问题。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其实根本遇不到那些问题,你只是被关在家里,你甚至没有去战斗一番的机会。 过去一年,我都在写商业报道。这并非我本意,我对商业世界认知无比浅薄,但在这家媒体,我刚要转正,编辑部就给记者分商业条线,而此前我离开一家广州媒体的实习,也是因为要整体转型,从社会新闻转去做财经商业报道。 一个前辈跟我说,做商业报道也是可以关心社会的,而且这不会出什么错。 也有过令人兴奋的时刻,但最近两年的报道中发生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太无聊了,事情无非就是那些:青年人、中年男人的失业;为了缓解内卷的压力,大家涌去露营或滑雪;为了逃离封控的城市,人群逃去新疆云南和海南。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们绕着弯子反反复复写同一类题,到后来我感觉每个题的内核都一样——关于人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封控带来的环境变化),如何承受困难和高压,如何活着。 采访对象、记者和编辑、选题,没有一项是开心的。 2.零工和疫苗 我非常想去打零工,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时代情绪。 北京的五月份禁止堂食,随后出现大片大片的封控区,公园也一个接一个关门。有关部门在地图用四条街道画出了一个框,网约车无法在框里接单,公交车也不能停下,而我刚好住在这个框的边界上。有一天我出门,平日里繁华的三环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骑电动车在路上,根本不用看红绿灯。街上全是蓝色铁皮,一个保安坐在保安亭里,手里拽着一根铁丝,铁丝的另一头牵在一块安装了滑轨的铁皮上,有人经过的时候,他就拉动铁丝给人放行。 整个五月,我都坐在一家咖啡馆门口的地上办公,把电脑放在腿上,要多不舒服有多不舒服。北京的柳絮漫天飞,总是落到我刚喝一口的咖啡里。对面的胡同口有个大爷,他有一张桌子,他就坐在那里吹风、看鸽子、把人拦下来扫码,我无比羡慕,我也想要一张能光明正大在户外的桌子。后来我真的走了过去,问大爷这工作在哪儿找的,他告诉我,找社区报名就行,200块钱一天,还有人骑着三轮车来送矿泉水和盒饭。但要求上岗者打疫苗。 我在朋友圈征集理想中的工作:线下的、非脑力劳动、工作环境不是封闭的、不需要思考意义感(最好就是毫无意义的)、不打疫苗。朋友们出谋划策,最后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工作能满足以上条件。 主要是最后一条太难满足了。因为个人原因,我一直没打疫苗。打酒师、蛋糕学徒、咖啡学徒……只要跟人接触的,都需要疫苗证明。我走过北京的每一个饭店,几乎都看见门口贴着A4纸,“本店员工已全部接种疫苗”。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我爸,一个建筑工人,在2021年夏天,工地的组长突然通知大家,“不打疫苗不允许上工”。我爸是严重的过敏体质,他跑了三趟医院,终于拿到医生的证明,之后就是和工地领导之间漫长的沟通,才被允许重新上工。(但之后不久,他还是离开了那个工地——年底的大规模限电影响了水泥的价格,也许还有其他的经济因素,总之,整个城市里,一大半的工地都停工了。) 我还尝试注册了闪送员,注册后平台说,五天内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但一直到夏天结束,我都没有接到电话,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的封控,闪送的线下入职培训被取消了。 早在这个城市刚刚开始封控的时候,一些经验从别的城市传来,朋友们互相转告“注册成为骑手、买一辆电动车”,这样在封控之后也有出门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去送了几天的外卖,但有一天,外卖平台要求所有的外卖员打疫苗,他骑在电动车上正在送货,手机里突然弹出消息,要求他人脸识别,以确保他的核酸还在有效期内。这种随机的、不间断的人脸识别还有一个作用,外卖员别再想借别人的防疫信息上岗。 最终,我找到了一份淘宝客服的工作。我的朋友白姐开了一个黄金首饰店,她急缺一名客服。上一任员工要离开北京,因为她不想再遵守这个城市的出行规则了。 我就这样开始了淘宝店的工作。 3.串珠子 再被问辞职了去干嘛,我的答案变成了“串珠子。” 前同事们并没有大惊小怪,他们问我:“有日结工吗,写稿写不动的时候也想去串珠子。” 八月份我一天去上班,那位要离京的前客服,教我用黄铜丝打圈,先把铜丝在圆钳子上绕出一个圆,接着在圆圈下绕上两圈收紧,穿一颗珠子,再重复前面的步骤,一直打圈。一条手链就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天下午我打了好多圈,前客服说“不错,手工感很强”,意思就是每个圈都不一样,然后她转头又安慰我,“没事,多练习就好了”。 起初我在黄铜丝这种材料上收获了非常多挫败感,因为它坚硬无比,根本不跟随我手指的方向走,我打出来的圈歪七扭八,陷入胶着的时候,我气得想咆哮。但我很快就发现,这种无力和愤怒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我只要起身来喝一口水,转一圈,舒缓一下情绪,很快就能继续这项工作,圈总会打得很漂亮的,因为这完全由你自己掌控。根本不像在网络冲浪时候那样,一桩桩的事情气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第二天又昏睡到下午六点,根本不想睁眼面对这个世界。 完全上手这份工作之后,我最喜欢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折包装纸盒,折纸盒子没有任何意义,但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痛苦,在那些串珠子和折纸盒子的时刻,我的情绪是稳定的,不用管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写到这段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烦躁,不得不停下来改去折纸盒。) 现在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回客服消息,就像你们想象的客服工作那样,有一些问题非常常规:快递发哪家?什么时候发货?多少包邮?有没有优惠?另一些问题是针对产品的:珠子多大?手链多长?还会有很多人来问黄金克价,我们店里卖金饰,因为金价是不断浮动的,人人都想挑个价格低点的时间入手。8月刚上班时,问金价的顾客数量还比较固定,一天大概十来个。但从10月份开始,问金价的人忽然多了很多,有时候一连点开四条消息都是来询问金价的。店里最经典的一款金镯子做出来是五十多克,但那个月,老有人一开口就说,能不能做一百克(或者更重的),我一度以为这些人是来捣乱的。后来我身边的朋友也跑来问我买黄金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突然想买黄金,他说,“钱攥在手里也不能安心啊,只能买黄金了。” 下午,我把当天要发的快递单打出来。不上新的日子里,货物都不算很多。这家十几年的老店事实上只拥有两万多粉丝,不参加双十一,也不参加任何平台的活动(尽管官方助手隔天就发来一次大促活动邀约)。我点开过一次官方推广渠道,想看看平台的流量有多贵,发现给一款售价300块钱的镯子购买350个点击量竟然要花上238元。 打完单,我开始备货,再给店里的半成品加工,比如给黄铜镯子打磨抛光;把银镯子敲扁,让它的形状看起来不那么呆板;给项链加上延长链和扣头再加上店标。做完这一切就可以开始包货了,店里的包装顺序是一个绒布袋、一个礼品盒、一个防碰撞纸盒、一层美纹纸、一个快递塑料袋,最后贴好面单,合作的快递员会来取件,一个快递7.5元。 这就是流水线女工的一天。 4.“人工!人工!” 我原来对淘宝客服的印象就是机器人,TA们永远很热情、永远叫你亲爱的、秒回、语言还非常假。起初我模仿印象中的客服,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努力想组织出一个完美的官方说辞,但常迟迟组织不好语言,导致客人一连发十个问号。我想对方也肯定很懵,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迟迟得不到回复。 客人开始暴躁,我就会丢给白姐,后来才知道,我可以如实告诉客人发生了什么,比如迟迟没有发货是因为这款商品在搬家过程中丢了,我们正在寻找。 生活中怎么跟人解释,做客服的时候就怎么解释,当人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往往就不会真的生气。现在,我会发很多表情包给客人,有一次当客人问我为什么布袋子上有这么多毛,我如实回答,家里的小猫太淘气了,天天在袋子堆上钻来钻去,她立马不再追究,转而夸小猫可爱,我顺势发去两张猫片。 我喜欢那些会跟你讲很多话的人,有人找我聊天,从八月一直问到十月,只为了让我帮她参谋一个手链好不好搭衣服。还有一个小姑娘说,店里的银镯子第一次上架的时候,她刚毕业,想了很久也没有舍得买,后来镯子就下架了,直到最近上新,她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钱,果断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了一个镯子,还让我帮她写了满满一张卡片的话。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但写明信片的时候我竟然有点感动,可以这样看到别人的真心。 最讨厌的当然是那些难缠的客人。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一个人买了一只黄铜手镯,没过多久,她跑来兴师问罪:“(铜镯)对人体健康有害,戴出问题你们负不负责?”同时扔了一张截图,是她“百度知道”的结果,在那个问题下面,有人回答:“有毒!!!不要戴!”我心想这种客人不要也罢,想阴阳怪气她“再百度下去就该得癌症了。”白姐拦住了我,她说,“要不哄哄吧,假装讲很有道理的话就行,这种人既然能随便相信百度,也一定能相信你。” 白姐讲,那些非常难搞的客人,用户名大多取得非常乐观积极,什么温暖啦,蓝天白云啦。 难搞的客人从未间断。有一天我起大早,一个客人来买银镯子,她先问是不是拍一只发两只(因为产品图上模特戴了两只),然后又要看实物图,看了实物图之后,她开始问镯子为什么这么黑,转头又问为什么这么白。她还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做旧是不是用的旧镯子回收的(我解释只是做旧效果),比如她觉得925银子太软,想单独做一只999银的(事实上999银更软),紧接着,她让我给他拍视频,这时候我已经有些精疲力竭了,拍完第一个视频,她继续指挥我,“你戴两只,把手晃起来,摆动手臂让我看看。” 我放下手机,不想再回复她的消息。我想我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时刻,这种话语,这种被指挥的感觉,让我对我当下的境地感到有一丝丢脸。但可能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后来白姐跟我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客人,咱就不卖了。 整整一天之后,那位客人还是决定买下两只镯子。她要求我发顺丰,当我把顺丰的价格(预估23元)发给她的时候,她又开始不讲道理,“怎么这么贵,我以前买顺丰都是10块钱呀!” 之后的每天早上,她准时来给我发消息,“快递到哪儿了,帮我在(再)催一下快递”。她叫我“人工”:“怎么还不发货,人工”,有时候还会连叫好几遍,“今晚能到吗,催催物流,人工,人工,人工”。我明白了,我是人工,和物流一样,在她的世界里都是工具的代词。 可能我还延续着做记者时候的思维,不喜欢在常识上撒谎。快递在某个快递车上,我不可能催物流公司把这个件拿出来快点运 ,我就会说“亲爱的 ,这是人家物流公司的工作,不是我说催就能催的呀”。她回我,“怎么不能催了,我在别人家买东西都可以催的啊”。就这样拉锯了两天,第三天的早上,她又来催物流,我终于没有再和她争执,回了一句好的,她很满意,没有再找我。我也很满意。 但收到货之后的情况急转直下,她说颜色太黑了,不喜欢,要退货,她拍了一张图,银镯子在图片里白得发亮,我气得两眼一黑。 我发现很难做一个硬气的客服。我们店里大部分商品都设置了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但当我和客人起争执的时候,无一例外,淘宝小二都会判定客人胜出。没有淘宝小二的情况下我也常常提心吊胆,为了不激怒客人给商品惹上差评,能用退一点点钱或者换货解决的都这样解决,实在搞不定了,也会同意退款。因为一个差评就足够影响商品权重和流量推荐了。 上个月的一天,我打开千牛(商家用的系统),发现系统升级了,聊天对话框后面多了一个计时器,计时器先是白色,然后变为黄色,一分钟后转为红色,数字不断增长,手机也会“嘀嘀嘀”,用消息弹窗告诉你“消息即将超时”。真是体会到“困在系统里”是什么感觉。自从这之后,我最喜欢的客人就变成了问东西快速利落的人,最好大家不要有礼貌,得到回答之后也不用再回一句“谢谢”。如果我不回复,那个红色的计时器就会一直存在,这意味着每一次对话都要由我来结束。 5.“没关系,我还在方舱。” 为了能进入媒体行业,我从大一就开始实习。辞职前其实我面试了两家媒体,但突然间,这个夏天,媒体都没有招聘名额了,一些还在裁人。我听到这个消息反而有点轻松下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假期,东亚人难得的gap year。 辞职后,我开始拥有很多可以自己掌控的时间,来做一些没有任何结果但使人开心的事情,比如和朋友约早餐;花上两个小时的路程去东六环的慈善商店淘漂亮的小物件;既不带电脑也不带书,去咖啡馆坐上一下午;大部分时候,我依然在大街上游荡。也开始重新写一些单纯自己感兴趣的选题,不用想排期,不用考虑能不能顺利发出来,写稿重新变成了一个爱好,而不是工作。 也不是真的一点烦恼都没有,最主要的是账单危机,零工意味着没有社保医保公积金。起初,我的脑子里会经常想或许我应该省钱。我降低了自己喝咖啡的频率,从原来几乎每天去咖啡馆点两杯咖啡,现在我一周去三次,每次点一杯。有一天去菜市场,称萝卜时我顺手把绿叶梗给揪掉了,等大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地朝卖菜阿姨傻笑,但她好像见怪不怪。 但就在我觉得我真的做到了稳定情绪,好像在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时候。事情又变得令人讨厌起来。因为新一轮的各地病例增长,一个弹窗提醒开始频繁在打单时出现:“操作出错,一个订单,该区域物流公司总部设置为停发……非常抱歉,受疫情管控影响,您的包裹暂时无法下单。”物流成了我判断各地封控状况的可靠渠道,比发布会准确多了。 有很多城市经常被停发,比如深圳和广州,但隔两天又能发了。单子来来去去,我的发货区堆着一些放了好几个月的单子,一开始只有新疆的,后来呼和浩特的单子也堆在下面,再后来河南的单子也加入了进来。9月底的一天,一个新疆的客人说,她可以正常出门了,让我再试试快递,但物流依旧显示区域物流停发。我有些沮丧,她反倒过来安慰我,“还有三个月就要过年了,不会不让出门的。”一个月后,另一个新疆的客人申请了退款,我点击她的头像,想说很多话,最后只打下一句“等新疆好了您再来买”,但消息没有发出去,系统显示她不是我的好友。 越往后面,加入封控的城市越来越多,缓冲期也越来越短了,以前只是单子打不出来,后来是前一天还能能打出面单,但第二天货物就被退回来,因为限发和管控总是来得非常突然,合作的快递小哥几乎每次都要给我退回一两单货物,现在,我的餐厅里堆满了退回来的货物,隔几天,我就把全部的货都给快递小哥重发试试,然后又给我退回来。 难缠的客人甚至也消失了,我和客人之间的沟通好像只剩下了一件事,每一天我都在跟客人解释,“我这里疫情严重,所以物料被卡在路上了”,或者“你那里疫情严重,货物被退回来了”。我感觉我再次回到上半年的光景,城市又变得令人讨厌起来,货物和当初的我一样,要么出不了北京,要么回不来北京。一位客人想要修一件饰品,但就在同一时间,我发现修理的金工师傅的工作室被封了,没过多久,快递小哥又告诉我,他们位于北京的物流总部被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把这些情况统统转达给了客人,告诉她可能得过一阵子才能修,结果她说,“没关系,我还在方舱,过些天再跟您联系”。 就在我要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每个人都在转一个新的通知,来自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通知有点长,但大家精准地接收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生活要开始变化了。 在网络世界里,新的通知能替换掉旧的通知,能覆盖过去的一切。但现实世界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走出门,每一个小区、店铺、办事处的玻璃门上,还是挤满不同时期的通行规则。“休息中”的餐馆还会重新开门吗?我想看的演出什么时候恢复呢?我看着手机上的通知,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我很难感到喜悦。 我很想知道,这些通知会被撕去吗?我们能重新看到干净的门窗吗?“休息中”的餐馆还会重新开门吗?我想看的演出什么时候恢复呢?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我很难感到喜悦。 昨天我走回家,家门口是被退回来的四个快递。我点开千牛,开始每日重复地确认,昨天没发的快递今天能寄吗。两三个月前,呼和浩特的客人在下单的时候备注了“疫情无法拿快递,先不要发货”,但他至今也没有联系我发货。 好消息是那位新疆的朋友能收快递了,我把单子打出来,快递员比平时多收了7块钱,这是我8月开始做客服之后第一次发新疆的单子,才知道物流费比内陆城市要贵上一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今天是记者节。 以前到了这个节日,同事们如果有时间,会三三两两吃个火锅,喝瓶啤酒之类。 现在已经不好意思过这个节了,早都辞职了,不是记者了。 之前一篇馒头的文,提到了我自己一点做记者时候的事儿。 正好趁过节,拣现在已经能说、也方便说的聊一点点。 让想干记者的有个心理准备。 不必说,干记者肯定是不赚钱的。 去一些学校和同学们做交流,都会先说干新闻肯定不怎么赚钱。 国外我不懂,反正在我们这是不赚钱的。 如果你干记者赚大钱了那搞不好就有问题了。 干记者一方面不赚钱,另一方面还要求你有很高的素质。 这个行当,好汉也许看不上,赖汉还干不来。 没有基本素质能力就容易闹笑话。 二 就说闹笑话。年轻的时候,不管做什么行业,都会因为稚嫩、没经验,干出一些事后想来很羞耻的事。 这些事会像心里的小石头,反复地刺激你,但也会磨砺你、振作你。 说一件刚当记者时候的糗事。虽然很小很小小,但是印象特别深刻。 2007年,我刚刚到重庆分社工作,遇到一群学生来反映情况。 有三四个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一所职业学校上学。 他们反映说,学校收了不便宜的学费和杂费,包括统一购买被褥等生活用品的费用,但是兑现不到位,发的被褥等质量特别差。 孩子们还给我看了一些相片,似乎确实质量不好。 我那时才23岁,年轻得很,一听这种事,立刻就很上头。 希望为同学们讨个说法。 翌日,我坐公交车去那所学校,路途非常远。到站后孩子们来接我,告诉我:情况有变,校门进不去了,保安不会放你进去的。 23岁的我茫然无措,那怎么办? 学生说这样吧,从后面坡地可以翻进去,我们带路,一起翻。 我一咬牙说好,就跟着学生爬山坡。 有没有必要这样进去?进去之后做什么?怎么采访?统统没想明白。 很顺当地进去了,然后,一进去就被一名保安抓住。 人家等着呢,还和我撕扯了几下,我大衣的扣子被揪掉一颗。 这下被动了,我变成了不守规矩翻入学校的人,给带到一所小屋子里关起来。 好丢脸。会不会是分社史上最丢人的新华社记者? 怎么办?金庸也没说过啊。 在黑屋里,我镇定了一下,掏出单位的采访介绍信。 我和他们说翻墙是我不对,但是如果真给学生劣质生活用品,是你们不对。来吧来吧,一起舞蹈,我们各自承担责任就是。 对方就犹豫了,看着我这个懵懂小青年,反复掂量:到底是干他,还是怀柔他? 然后来了一个中年人,自称办公室主任,对我客气起来,说校长今天有事不在,先吃饭。 我心想好的好的,和你们虚与委蛇。(当时我内心里已把学校判定成了反面角色,当然这其实是不专业的。) 吃完饭,对方给了我一千块钱。我心想,擦巨款啊,好,为了麻痹你们,我先收。 回去的一路上,又是气,又是觉得窝囊,下决心要把这篇报道好好弄出来。 到了单位,一千块钱交给了纪检的肖主任,然后就给总社编辑部的郑老师报告了选题。 郑老师鼓励说你好好采访,好好写。 然后……这稿子我没写出来。 再去找学生们,学生说不太方便采访了。 我当时就没辙了。 手上有了一些素材,却又不知道怎么捏合,不明白怎么选择角度切入。 于是,不了了之。 这事如果是交给哪怕一年后的我,相信也能驾驭这个小小的选题。但当时的我硬是不行。 于是没好意思再去联系学生,也没好意思再去联系校方。 这个小事儿,成了记者生涯刚开始时的一个“耻辱”。 自己的稚嫩、笨拙、没经验,许多年来都像电影,一样反复在面前晃。 磨砺着你,也鞭策着你。 三 之前说的是小事,接下来说一个“大事”。 2009年,那时候我在重庆分社跑政法口了。 两年过去,25岁了,相对成熟了一点点。 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口子给我对吧。 2009年那一年我们搞了一个报道,送了上去,主题是:打黑要依法,不能偏离法治轨道。 分社一位副总编牵的头,我也参与了。 说真的,对于后续,也是有一点思想准备的。 但是却真没有想到会引起那样轩然大波。 稿子我们这样报了,总社也这样编发了,倒也是敢敢的。 几天后,出事了。 我特别记得当时正在装柜子,办公桌的小柜子柜门有问题,总坏。 然后就听说,分社领导被当时地方上的最高领导叫去办公室,一顿暴骂。 绝对意义上的暴骂,不听解释,只暴骂。 倒是没有一耳光。毕竟还有所顾虑吧。 别的渠道的消息也证实,确实从没见过某某某发这么大的火。从来。没有。 发火倒也罢了。 网上还同时忽然出来一波来历不明的、莫名其妙的帖子,主要内容均是: “我是一个正义的市民,现在有一些‘黑记者’,收黑钱,为坏蛋张目,他们居然说……,说……(引报道原文片段),我们强烈要求惩处他们!” 连原文都给部分引出来了,也不知道这些“正义的网民”怎么能看到原文。 然后没两天,分社社长召集我们一伙开会,气氛挺凝重。 大意是:王啥军(暴骂人的不是他,是他上司)说,你们有人收了“黑老大”的钱,200万,来当“黑记者”,要查你们。有没有?如果真的有,现在说出来,如实交代。如果不属实,我们也不怕污蔑。 节骨眼上,当时另一位领导说:“参与报道的这些人,我很了解。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问题。” 我那时的感觉,就是想哭。 说具体点,就是热泪盈眶。 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在单位上过班,年轻时有没有遇见过肯为你们扛事的领导。 领导又不是二十四小时跟着你们,你们私底下要是干坏事,他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十分的了解,十分的信心,他怎么肯给你们打包票? 人家自己不要担风险的吗? 四 当时我们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说完全不担心,那是骗人的。 馒头后来写了一个细节,是真的。 我跟着之前那位“带头肇事”的副总编一起,坐在他办公室。 不大的一个办公室,几平米吧,也就坐得下面对面两个人,还可以放一把小沙发,一个小书柜。 我俩都有点耷拉着,有点萎顿。 他貌似试图想安慰我,但实际上我看他自己好像都需要安慰。 回头想来,他当时也就30多一些,还没有我现在年纪大。 忽然他两眼一瞪,拍了一下桌子,说: “怕什么,大不了我们一起去流浪!” 我当时就呆了。 卧槽我才25岁唉,才工作了两年,都还没结婚没生子呢,这就要去流浪啦。 当时来单位的时候不是这样和我说的啊,不是啊。 没说会流浪的啊!都只说好好干有前途的啊! 当然了,这也是开玩笑。 有必要讲的是,单位里,那段时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和同事批评我说“惹了事,闯了祸”,或者批评我“不识时务”。 统统没有。 他们扛掉了几乎所有的压力,我这种小菜鸟则该上班上班。 后来,时过境迁,桑田变换,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报道是对的,是秉持公心的。 我们并不需要去“流浪”,而且后来单位还给我破格评了副高职称。 我们也被证明了不是“黑记者”,没有“收黑钱”。对方当时早已把我们摸了个底朝天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对方早就扑上来了,还打什么口炮? 五 反正当记者就是这样一件有趣又很刺激的事情。 成就感和耻感、遗憾感、紧张感并存,都会同时伴随着你。 肯定不赚钱,但是绝对锻炼人。 什么人基本都见过,什么事大概也都经历过,经历过就容易看得透,想得通,能明白。 我想金庸如果不是当过记者,肯定武侠小说也不能写那么生动。 有个段子,家长问老记:“我儿子想学新闻,以后当记者,可以吗?” 回答是:“那要看儿子是不是亲生的。” 这是纯搞笑。如果想当记者,锻炼自己,很好的,就是得有个心理准备。 作为一个逃兵,共祝记者节快乐。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