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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

“接好孕”的三年:针眼、苦药与内窥

如果说一个孩子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成功把孩子生出来、养大,也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社会是否可以承担更多呢?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TFR)低于1.5。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原因,除了育龄人群减少,意愿不强,生存压力大等原因之外,应该也与不孕率持续升高也有一定关系。据报道,我国育龄人群的不孕率,已从2007年的11.9%上升至2020年的17.6%,约有3300万对育龄夫妇面临不孕问题困扰。 这部分想生,但又遇到“生育”困难的人群,理应是社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上的高额付出,还要面临长年身体上、精神上的各种煎熬。在“催生”的大环境下,如何帮助这部分“想生”的人群,或许是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的重点。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的加强,也同样是对未来“生育力”的保护。 截至目前,全国有9地公布相关政策,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2023年7月1日,北京率先实施了此项政策,将16项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而政策实施后,如何落实又是一回事儿。而除了技术、物质上的支持,如何整合资源,帮助不孕人群度过人生这段特殊时期,可能又是一个更难办到的事。 本文作者系一位北京的文字工作者,她从2020年开始备孕,经历了正常备孕,中医调理,试管婴儿等流程。而在此期间,除了对抗不孕症的自我“奋战”,她还承受着来自医院,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疲惫不堪,抑郁袭来。 1/6 说来讽刺。一开始,我对于遵循世俗节奏,怀孕生子进入母职这件事是拒绝的。虽然碰巧在二十七八岁的“适婚”年龄和先生王辉组建了家庭,但在婚后还是各自频繁出差,继续随心所欲生长,并不急于进入“生子”的下一阶段,就这样一路延宕到逼近35岁——所谓“最佳生育年龄”的上限。  可能是被催问烦了,可能是荷尔蒙作祟,也可能主动观察到周遭朋友的变化,产生了好奇。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探寻起为人母的人性光辉和历史必然,从周遭人群提前了解可能降临的天伦之乐,家人朋友的话也能听进去了。 “瞧瞧王辉多么耐心细致,肯定会是一个好爸爸。” “为什么不试试人生不同的打开方式呢?只活一辈子,总要让体验丰富些。” 为了减轻生育抉择的焦虑,我在头脑中让一切具体起来,构想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怀孕后如何第一时间抢到三甲医院,是私立还是公立,请月嫂还是月子会所,甚至考虑过孩子多大时候去置换哪个区域的房子入学比较可行。 当自我动员到位,脑中准备就绪,我满怀信心、勇气和期待要正式成为一个妈妈时,才发现,万里长征刚刚开始。 2020年,备孕开始,我和王辉像周遭其他备孕人群一样,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服用叶酸,戒烟戒酒,积极锻炼,兢兢业业用各种方式记录排卵期,尽可能增加受孕概率。即便出差身处两地也要奔赴过去,我俩不浪费每一次精卵相遇的机会。 在受孕这一严峻的任务面前,自然年、月、日均丧失其意义,我被迫学会围绕着排卵周期重新排列时间刻度。 测体温画曲线。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体温计,含在口里。一定要醒来马上就做这件事,不然身体的多余动作会干扰体温,不再准确——原理是,排卵期临近,温度在激素的作用下骤然升高。于是昏头胀脑的我,拨楞碎了好几只体温计。 玩尿。从差不多月经周期第十天开始,早晚各一支排卵试纸,放入尿液中,根据变化,适时增加监测次数。排卵试纸上面有人促黄体生成素(LH)抗体,如果尿液样本中有足够的LH,那么就会促发生物化学反应,使得这个试纸显现出两条红线(“强阳”)——一个月最佳的受孕时间也就“强阳”这两三天。 一个挺厚的大本子里面,被我贴满了试纸条,构成一排排小栅栏,很像文字诞生之前,古人在试图记录着什么。其实,这里记录的是我每个月深深浅浅的焦虑:“强阳到了吗?这根怎么红了又转弱了?为什么一直测一直不红?” 不管是测体温还是玩尿,都是为了抓住最佳受孕时机。如此缜密的算计,难怪大家都管备孕的夫妻同房叫“做功课”,枯燥之味可见。整个过程已让我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生物属性:雌性,哺乳类,可以规律“生蛋”的有机体。 就这样, 半年过去,没有任何动静,我的神经越来越紧绷,一边自我安慰,“还好还好,不过半年而已,运气不佳,运气不佳”,一边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去了医院生殖科做常规基础检查。男方精子活力不佳,但无大碍。我的激素六项指标已经证明生育力比较差。但当时,我做了一个如今再回想起来,可能是延误了病情的错误决定:保守治疗,求助中医。那时的我月经规律,没有任何不适,而且还不到35岁的女性生育“临界点”,所以相信可以调理身体试试看。 在各大论坛、小红书、母婴app,不缺高人指点某某“神医”灵,亲身讲述多年不孕,经过调理后如愿以偿的成功案例。于是,综合口碑、经验、执业年限等带有幸存者偏差的大数据,我锚定了一位“神医”。 不夸张地讲,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不孕不育门诊,介于中医、西医、玄学和民间信仰四者之间——问诊当中既有传统号脉,也有医疗仪器;既喝中医汤药,也按时打排卵针。我以为,来此就诊的基础还需是病患的“心诚则灵”。 真可谓一号难求!想要在放号时顺利秒杀,是不可能的,但经历无数次失败,倒也能总结出抢号的tips,甚至后期成为熟手——专挑退票多的时间段捡漏,手握多个号,再挑选最佳时间段就诊。 寒冬里,天光未显,5、6点钟,我们就要摸黑出门。挂号是一场激烈的竞争,王辉拿着医保卡先在一楼窗口排长队,等候窗口打开的时刻;我则在就诊楼层的队伍里等候,盯着手机,一旦他那边发来挂号成功的消息,立马在机器上报到取号。这一整套步骤,若只靠病人一个人操作,楼上楼下,将极大延长就诊的等候时间。 这就导致患者们非常“卷”,长龙队伍中间挤满病人家属老老小小,不止,还有小板凳、包包、塑料瓶占位。挂号窗口打开,一阵兵荒马乱,小步快跑接力交接,还时不时倒霉,赶上吐号的报到机器过载,临时躺平不出凭条,焦急的人群火上浇油,引发骚乱和口角。 就这样过去将近一年,中药的味道真是苦,浸黑了好几个马克杯,洗牙成本也增高。但有用没有呢?对幸运儿,答案是肯定的。对于我,只是在苦苦挣扎。 更让我心生质疑的是,每次折腾完一大圈,见到大夫,问诊平均不足1分钟。况且已经一年下来,她根本对不上患者谁是谁——没办法人实在太多了——只凭病历本上的记录开方,和想象中“以人为本”的中医也不太一样。 或许,将凡此种种当作某种仪式信仰更合适,一种类似于前往雍和宫的朝圣行为,想到这里,我眼中大夫的轮廓也逐渐朦胧温婉,有了观世音的样子。 被中药腌入味的我,决定去其他庙里看看。 2/6 北医三院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地,技术最牛,就诊体验却不大好。慕名而至的病人众多,要狠狠排队,流水线作业的处理方式让人望而生畏——在同仁堂和我后来选择就诊的北京妇产医院,都听到不少病人做此评价。因此,有不少人看过那里就诊的盛况后,就果断选择了别处,也有些,是多次试管失败后,放弃转院别家的。 综合考虑,北医三院所谓“技术好”的硬核优势并没有公开的成功率可以查询,决定受孕的因素也远不止技术一项,身体状况、心理影响、能否坚持配合等等也左右实际效果。再者说,概率的事情,到自己头上或好或坏,都是百分之百的。 在衡量过私立医院的价格后,我和王辉心怀忐忑地选择了口碑和价格都尚可的北京妇产医院——这里才是噩梦真正开始的地方,相比之下,备孕之初和奔走同仁堂的种种焦虑,烦躁,自我怀疑都只是序曲。 妇产医院的主治医师看过我的指标,让王辉先出去,一对一在病房里,对我的生殖力“宣判了死刑”:问题比较大,卵巢不好,激素水平也差,很难成为一个妈妈。 “概率非常低,或许只有10%。” 接下来,我的试管之旅开启。 大众口中所称的“试管婴儿”,指一种辅助生殖手段,我采用的是二代试管,一般用于女性有问题、男性身体无大恙的情况,一次周期顺利走下来需要费用4万元,在行业内不算贵,特别是与美中宜和等私立医院相比。 流程漫长熬人,按部就班且顺顺利利进行一次试管周期,就需要两个多月。 进周期前准备各项检查,意味着 11管血要被一次性抽走,其后,监测身体状况是否合适取卵和植入,查看是否着床,也都需要抽血看指标。 英文当中有一个词 :anemia,医学上指贫血,还用来形容丧失掉生机与活力的状态。在每次尖锐的针头扎入静脉,无声无息抽走11管血的过程中,我想到它。 眼睁睁地,红色的液体汩汩从体内流出,仿佛我生命力的一部分就这样持续不断地被取走,干枯的躯壳怎么办?很想问医生:“我会被抽干吗?”“血液都没有了,还能有孩子吗?” 从我和王辉二人建立档案开始,准备抽血化验,确认身体各项基础条件允许后,正式进入试管周期——进行激素注射刺激卵巢,获得尽可能多的、质量过关的卵子,拿到实验室内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后植入子宫内。 这中间的任何环节都可能会有反复,建档期间,需要用药物调节身体指标,直至合格;阴道B超监控要是发现卵泡生长不佳,只能叫停;取出的卵,还可能质量不好,一个都用不了……具体有不同的方案,是跟随月经周期还是人工周期,是放进去鲜胚胎还是冷冻后的胚胎,我都尝试过。  “试管婴儿”全套流程当中,大部分的步骤都施加在有望孕育胚胎的躯体上,即受难的主体是女性,但男性也有专属的耻辱感来源。 从我们最开始做身体检查,到实际进入试管移植环节,要求男方多次提取精液。我先生王辉也有幸进到过多个医院的“取精室”。 据他亲身体验,非常不舒适,冷冰冰的小房间,赶上门口排长队,房间不隔音,无疑会加大难度。甚至,部分医院连冷冰冰的小房间都没给预备,病患只好带上容器去厕所里自行操作。 我揶揄他,毕竟经验难得,咱们不妨设立一个以你命名的“指数”,综合环境、噪音、卫生情况等等,给予不同权重,为大小生殖科“取精室”来个好感度排名,便利大众,如何? 再回忆,我的试管记忆似乎不是线性的,乱糟糟围绕着“阴超、激素和扎针”这三件事。 阴超 人们说,一旦踏进医院,就忘记尊严吧。曾经令我心生抗拒的妇科检查,相比阴道B超,真是小巫见大巫。而这玩意,我陆陆续续做了两年。 先是在中医调养的一些关键时期,需要结合排卵日安排同房,提高与精子相遇的概率。每隔一两天,我都躺下来接受阴道B超的检查。“接下来连续三天安排,如果老公有余力的话。”我的中医会面无表情如此建议。 不记得多少次,我在北京妇产医院的病房里平躺上床,无助叉开双腿,等候异物进入下体,唐突地四处探寻,手上还颤巍巍拿着纸和笔,等待记录下医生报出的内膜厚度和卵泡生长情况:“左面,三个;右面,四个,太小的不算,找不到了。内膜,0.5mm还行。” 然后,医生搬动监视器,让床上的我挺身抬头去佯装辨认那些大大小小卵泡的位置。其实,眼中的屏幕一片黑灰,没有光亮的山洞一般,似有如无几个白色的物体,随着阴道内异物的位置变化蠕动。一眼看去,就是不被祝福、很没有生命力的样子。 即使在月经期间,阴超检查也不能间断,掀开下体,时常带着一股经期污物的味道。我只好把内裤上粘的卫生巾拉到一遍,用衣裤盖住,总隐隐感觉戴着口罩的医生在皱眉。 这项检查还有加强版。医生会在提前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形下,将检查变成课堂实践。当推开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圈年轻白大褂围着主治医师,我就知道,小白鼠时刻又到了。 叉开双腿,我暴露的下体,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注视。医生边检查边讲解,点名学生解读和记录。此刻,我脑子里不合时宜地浮现出一句古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然后,她们移动到帘子的另一边,当面对的是我的脸,而不是下体时,能明显感受到对方尴尬闪避的目光。 当然我是懂事的,医学的发展必然需要层出不穷的小白鼠配合支持。至少,是不是该给患者提前知晓(甚至允许说不)的权利呢?可对于人体器官结构通透无比的医疗工作者,似乎永远无法理解,阴超给病患带来的羞耻感。 我曾天真地试图跟医生商量,能不能尽量减少检测次数,被嗤之以鼻—— “这有什么可怕的?要着都怕,上手术台怎么办?” “我没说清楚吗?这么说过为什么其他人都懂!” “你是第一次来吗?”主治医师,作为在场的唯一权威,如果没有直接训斥,也是表情言语间透露着“你怎么这么矫情”的淡淡厌弃。 我还偶然听到医生相互间聊天,奚落一名病患,一切检查绿灯,安排准备就绪,结果到了取卵当天,就是怎么都不敢爬上手术台,白白浪费了时机,前期付出也全都白瞎。男性患者,要是取精时由于紧张导致不顺利,也会遭到鄙夷。 慢慢地,当一切变成了流程化作业,我适应了。从扭捏不情愿,紧张收紧下体,导致仪器很难进入,到快速上床,双腿精准搭放,一气呵成。 仰头望向天花板,我不再挣扎。麻木是能够消除耻感的。 激素 黄体酮,一种用来维持子宫内膜厚度,以利于受精卵着床的试剂。在预备手术植入胚胎前,就需要开始使用。我开过国产、外资品牌多个药物,采用口服和阴道给药两种方式,包括胶囊状和栓剂状都需要阴道给药。 第一次处理,只能用万分狼狈来形容。身体太过紧张,死活塞不进去,多次把药物滑落床下,再不就是太用力按扁,总之浪费了好几枚,深深恨自己不争气。后来病房中偶然听见其他病友聊天,发现原来大家的第一次也都是笨手笨脚,手滑不稳,导致栓剂散落各处,方才释然。 黄体酮让我初次领教到了激素药物的厉害。 在刚接触激素药物初期,一次用药后去公园散心,刚进门眼前一黑,腿一软,顺势瘫坐在了长椅上。不明就里的我用力瞪大眼睛,拼命摇晃脑袋,试图保持清醒,可还是一片空白,等待十几分钟后,才找回自己。原来这药还有让人眩晕的后劲,且不小,必须提高警惕。 每天三次用药,早起和睡前还好说,午休就要紧赶慢赶往回家跑。有一次,赶回办公室后,盘算大概半小时内会发作,干脆溜到走廊无人之处,手扶窗台撑住自重,佯装眺望景色,等药劲儿缓过去,再回座位。 常常是,一把药吞下肚子,栓剂塞入,也不知几种激素开始起效。身体里仿佛住进了一只怪兽,喜怒哀乐由它操控,躯壳不受头脑控制。我没有为这种情绪波动寻找更为科学的解读,要不是激素的综合作用加深了我的抑郁,就是治疗本身已经足够致郁。 越往后,身体似乎适应了激素“攻击”,反应不那么明显了。我的操作也日益娴熟:刚开始使用栓剂,还颇具有仪式感,清洁双手,戴上塑料一次性手套,躺平深呼吸,小心翼翼调整位置塞入,经常费劲出一身汗;到后来,几秒钟搞定。 可躲不过的,还有尴尬的液体“攻势”。栓剂放入体内,不会被完全吸收,化掉后就是一摊水,慢慢渗透在内裤上,卫生巾不能离身。这个量,有时会超过一般月经量,浸透卫生巾弄脏内裤,不得不勤加替换。 在这个阶段,非要加入一点正向思考的话,就是我顺利学会了卫生棉条的使用。久闻棉条的好处,怕麻烦,懒得尝试。这下可好,新技能水到渠成,因为原理基本一致,棉条相比栓剂自然是小case啦。 扎针 数不清扎了多少针,扎在静脉,扎在肚脐旁,在腰上和臀部。听到病友形容自己快被扎成“筛子”,可能略夸张,但的确太频繁。针眼距离又近,一次不小心没弄好,发青或者肿起来,下一次,位置可能就不太好找。 手术麻醉过程中注入药物的针管很粗,支棱着,杵在血管上,而自己带回家,用来皮下注射的针头细细长长,需垂直对准,稳稳把液体推完。第一次,我尝试亲手把针头对准自己的小肚子……最终很难扎下去,还是请王辉代劳。他很争气,当然也别无选择,经过练习,很快从连大气都不敢出,手上哆哩哆嗦,针尖乱晃的新手,蜕变成流程娴熟,一气呵成的合格操作员。 不知是不同种药物的关系还是手法所致,有的针扎下去又痛又麻,大半天都过去了,还是很疼,有的仿佛蜻蜓点水,不大着痕迹。一些注射操作,需要专业医护人员代劳,但也没必要重新挂号跑一趟医院,于是我成了家附近社区医院的常客,尽管那里其实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 3/6 我个人的身体状况实在不好,无法一次取出大量质量过硬的卵子冷冻起来,导致每失败一次,都需要整个流程重新来过。所以,也只能眼巴巴羡慕别人,可以取出一堆卵,一次不成,还能再往子宫里面搁两个,碰碰运气。 如愿受孕的女性,自然顺利,不孕不育的原因,却各有各的不同。这些,当我们还年轻时根本不懂得。众多女性健康App上面,留言“接好孕”的人数,和“接例假”的人数难分伯仲,有人苦盼怀孕而不得,有人惴惴不安避之不及。 我每次接受术前麻醉检查,都会经过“计划生育科”,能望见在那里等待进行人工流产的青年男女,不禁扼腕叹息:好不珍惜生育力!他们还不知道,一次次看似轻松解决眼前难题的手术,都会对今后的选择产生潜在危害。 当然,可以认为,那是单个个体的选择,况且处在那个年纪的青年男女又会对生育力有什么概念呢?拥抱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每个人充当自己的第一责任人,似乎理应对个人健康全权负责。 少女时期的我,因为身材焦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顽固拒绝食物摄入,从130斤狂减重至90斤,也因此患上了饮食失调症。严重脱发,皮肤变黄,记忆力减退,以及几次停经。现在想来,今天的不孕不育,有多少归因于遗传,多少是生活方式,又有多少由于当年无知的绝食减肥,不得而知。 如果没有青春时期这段愚蠢的减肥经历,情况会不会不一样?不敢再想下去,太容易陷入自怨自艾,有太多的如果、如果、如果在拷问。 这些无法弥补的遗憾,真的全部该归咎于个人吗?走出自我批判的泥潭,我更想要发问,为什么当时会对此懵懂无知,这部分教育为何会缺失?我已经不能回到生育能力健全的时候,进行重新选择,对于现在为时未晚的女孩子,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日复一日的无望,西西弗斯的轮回。每天睁开眼,我就知道,又要推着石头上山了。眼前自然受孕生子的人们,将一切视作水到渠成,永远无法知晓自己有多么幸运。 不时读到人口负增长、生育率下滑和所谓专家建议,更是心里发堵——综合国力遭受威胁仿佛是该归罪于一部分女性不懂得顾全大局的任性选择。 “中国女性到底怎样才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呀?” 如果“愿意”指的是一种出于自由意志的个人选择,我的回答是:当全民催生的压力消失,没有人再来关心应该什么时候生、为什么不生的时候。 “催生”是育龄女性不愿面对,却必定要面对的问题,提问者来自四面八方。 滑稽的是,我,生不出来的我,也要接受拷问。每当被问及,内心都在疾呼——我也想啊,可没有这个功能啊!而嘴上,却只能根据远近亲疏给出不同的答案: a 在积极准备中(一脸诚恳)b 我是形婚(眨眨眼睛)c 不关你事(用调皮可爱的口吻)d 我生你养啊?!(直接翻白眼) 如果说一个孩子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成功把孩子生出来、养大,也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社会是否可以承担更多呢? 大概没有多少普通人会关注到这条“乌龙”新闻:2022年2月,北京曾发文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称新政策将于不久后的(2022年)3月26日起落地实施。 官方一宣布辅助生殖进医保,热评涌上,全国叫好,业内专家倍感欣慰,相关概念股票大涨,连外地病友也纷纷眼红北京的好政策。甚至有人激动地提前计算好各个药物的公费报销比例,当时网络上流传最广的版本显示,每一个试管周期,大概可以省下1万多人民币。 正在治疗过程中的我也动了念头,要不要缓缓,等报销执行后再继续,毕竟能省一点是一点。医生坚决否定:“你的情况已经都这么差了,还等什么等?” 不等其实是对的,事实证明,等也白等,因为这项决定并没有如期执行。直至2023年7月1日起,该政策才落地实施。记得消息刚一出来,各个群里欢欣鼓舞,感觉终于“被看见”。 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有9省份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报销。对全国的病患而言,进展显然还不够快。 4/6 在拼尽全力试图成为母亲的跋涉中,我的心理历程也一波三折:从冷漠无所谓,到抗拒,到学习,到期待而乐观,到失望沮丧,以至于怀疑人生,最后认命,恢复平和。 相比那些年纪轻轻就拥有为人妻、为人母的渴望,对家庭怀有强大向往的女性病友,我的这条路甚至不算曲折。她们还顽强抱持着希望(或者说执念)不肯放弃,长年穿梭在医院中周而复始,迫使自己习惯这底色灰暗的生活。 我在门诊外走廊里排队时,都会刻意避免和其他人直接交流,“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另外也避免吸收过多负面信息,加重自身的抑郁——毕竟已有足够多生理和心理的疼痛需要消化。当然其他病友中,有人更喜欢在难熬的等候时交谈病情,多获得一些信息和慰藉,也让时间流逝得快一些。所以即使我主动逃避,很多时候——至少从手术室推出来,病床上动弹不得时,周遭的信息是回避不掉的。 因此,我知道了,有些病友从远郊区县和外省市赶来,长年租住的医院附近,全职做试管。有的夫妻二人来到北京,一边打工攒钱,一边等候试管流程。还有的,会在一个试管周期失败后,返回老家,直到攒够下一次就诊的费用,再满怀希望赶来,周而复始。 一位姐姐年龄已经不小,几个月才能来一次月经,即便如此,也带着决心和意志前来取卵尝试——可想而知,大部分的结果都只是失望。比如,遇见她那一次,只取出来一个卵,后来发现质量太差,里面是空的,希望的假象破灭。 也有的年纪还小,身体也并无大碍,只因婚后没有很快成功受孕,家里催得紧,压力大,被迫来此受苦。这种情况自身条件好,促排后往往能取出大量的卵,一报数字,十几二十个,羡煞旁人。然而,重压之下往往适得其反,心理波动极大,恐怕折腾一番还不如自然受孕的概率。 当然幸运儿总是有,一次取卵,一次配成,植入后也是一路绿灯诞下宝宝。病友群里不时出现“大家加油坚持,一定要信任和配合某某大夫,等待大家好消息”的信息,虽知有幸存者偏差,下面的回复都跟着真心实意的祝福和自我打气,顿时,希望充溢弥漫。 可天知道,全心全意、毫无二心地跟着一位大夫,谈何容易。这太考验人性,期间,很多人信心动摇,换大夫,换医院,也都不行;有人一换就成功了,回过头来拼命鼓励其他病友不要死守着自家大夫不放……群里太多个人经验传播,造成了太多信息迷雾,怎么办? 从头至尾,我没有换。因为试管能否成功,根据病人身体状况不同,加上天时地利,本身就存在差异概率,各大医院实验室水平、医生责任心等等,不一而足,很难讲最终是哪个因素占据了主导作用。而我只有一条命,可供实验的肉体一具,时间有限,一切都线性向前,既然选择,就决定孤注一掷了。 不能不说,抵抗未知,大家只能依靠合理化各自的决策,自圆其说地形成某种信仰(迷信)了。 我真的向不少神仙求助了。 我和王辉利用节假日,半参拜、半游玩造访了全国各地的寺院庙宇,灵山道观。如果像我这样走一圈,你也会惊讶于祖国的大好山水间,竟然藏着这么多的求子胜地,又有那么多将渺茫希望寄托在神仙显灵的可怜人。 去普陀山那一次,只有半天的时间,无法一一参拜到位,必须有所重点。经过研究发现,信众们一致推荐“最灵”的,是其中一座观音像,我和王辉直奔而去。原来是小小的一尊白玉注观音,本身不属于记录在册的必游经典,却因为口碑传播,成为游人密度最高的点位。 […]

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

当你身处人生盛年,拥有智慧、事业、家庭和现代生活方式,忽然间,你被每天强制劳动9小时,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将打翻物品归位;洗澡、擦拭、换尿布;换洗内外衣物;换洗床单被褥;陪玩陪聊;跑医院;喂药…… 你昼夜颠倒。你悬心吊胆。你面对意外,面对破坏,面对毫无理性的怒气和敌意。你每天的核心挑战是抓住排泄时机(你观察食物摄入量、计算消化时间并神经质地反复追问: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行动必须精准,差之毫厘,意味着加倍的擦拭、清理、换洗,更不走运的日子里,你做这一切时,对方在玩屎。 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孩子——那毕竟意味着希望,而是地球上唯一曾为你做过这一切的人。他/她的生命如身体一样逐渐枯萎,直到困于一间屋子或一张床。你们的身份调转了。 “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胡泳说。 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一个典型的“三明治一代”:父亲以96岁高龄过世未久,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孩子未成年,本人处于事业巅峰期。过去三年多,照护父母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活动范围随之缩小,现在他已经基本不出海淀区了。原本的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遭到切割、压缩,并轨到“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网络图片 你出于反哺之情接下这项工作时,未料到被改变的将是你的整个生命状况。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你将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做这个,数年如一日地做这个。你将时时刻刻在生活、工作和照护之间寻求平衡,在做自己和做个孝子之间寻求平衡。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你曾以为生活是持续的,甚至可以添砖加瓦,而照护一位老人,则是必然的失败。你无法奢望奇迹,必须接受现实:你的付出在增加,却换来一个愈加衰老、离死亡更近的亲人。 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你还敢不敢日复一日地踏进去?直到一切完成了,在失去之剧痛的同时,你成了堑壕里被推到第一排招架强敌的士兵,你成了只有四壁而难逃风雨倾泻的小屋——再没有什么可以隔开你和死亡了。 2023年十一假期,胡泳兄妹三人和父亲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遗嘱,写下这一生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父亲专门向母亲做了正式告别,抓着她的手,跟她叙说,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胡泳母亲完全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她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十月中旬,胡泳父亲去世。 网络图片 一个晚上,看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胡泳泪流不止。他叫来两个孩子,让他们陪自己一起看。孩子看完说,能理解爸爸照顾阿尔茨海默老人有“多么难,多么难”。 “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 他认为,社会需要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此刻所有的趋势性变化中,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结构——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处境更严酷的将是下一代照护者,独生子女一代。 以下是胡泳对凤凰网的讲述: 01最难的是排便问题 我母亲今年85岁,是阿尔茨海默症重度患者。她现在所有的行为方式跟三岁的儿童没有太大的差别。她需要人喂饭,你就做一些她能吃的东西,剁得碎碎的,给她戴上兜兜,一口口的,就像给小孩喂饭一样。 最难的是排便问题。她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大便或者小便了。甚至很多时候,她不知道,她会把各种东西弄脏。所以你生活当中的核心问题是,天天追问她,你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 你得计算,她可能三四个小时要尿,但是这又跟她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流质的食品有关系。严格地讲,这不会是科学的,相当于你每天都有可能遭遇到很狼狈的时刻,把所有的衣服、床单都洗了。 如果有一天,你看住了她整个的排便过程,她既没有尿湿裤子,也没有拉在被窝里,你觉得这一天好有成就感。但其实这是你每时每刻要做的事,天天如此。常有人问,为啥不给她用成人纸尿裤呢?我心疼她,因为会有其他负面后果,所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用我的话来讲,人生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最后也归于屎尿屁。这是人生的基本常识,只不过我们用各种东西掩饰它。我们发明各种委婉语,巧妙地觉得它不存在。没有必要掩饰。这就是真相,人生的真相。我母亲现在在家里随处大小便,不是真的随处大小便,而是使用移动的坐便器,所以屋子内常年弥漫一股屎尿味。而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味道。 网络图片 疫情时期,为了不让我父母(被)传染,我有段时间是纯物理隔离。我们也改成网课了,我完全在家,停止了一切交往,也辞了保姆。有那么几个月是我一个人管他们俩。我父亲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不需要我特别操心。母亲不能自由行动,她出门坐轮椅,在家推着一个小推车。我早上起来,先准备早饭,管理我母亲的大小便,我也得给他们俩洗澡。做完早饭是中饭,然后是晚饭,洗衣服,拖地,擦灰,刷碗,洁厕,白天做这些事。 我给我妈穿裤子,穿袜子,穿鞋,扶她站起来,晚上脱衣服,脱鞋,扶她上床,对我的腰真是个考验。收拾他俩掉在地上的饭粒和菜屑也是。 晚上很痛苦。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特点是,黑白颠倒,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空间概念。她不知道是晚上,她不睡觉,经常折腾。一个方式是反复收拾东西,比如衣服,本来你给她叠得好好的,她把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摊得满床都是,全部弄乱,再一件一件叠。卫生间储物柜里头的洗衣液、洗发水、卫生纸,她半夜起来,全部翻出来,扔到地上,到处都是。你就很恐慌,你怕她拧开某一个什么液,给喝了。我瘦了很多,真的非常辛苦。 网络图片 2022年12月31号晚上1点多钟,我在另一个屋子里睡觉,就听见扑通扑通地响。你知道照顾老人最怕屋里有响声,你怕她摔了。我的心揪到嗓子眼儿里,一阵恐慌,赶紧爬起来,发现我妈把东西扔在地板上,卫生纸撕得满地都是。 我火了,跟她大吵了一顿。我说:你知道我照顾你有多累吗?老妈:谁让你累了?谁让你照顾了?我: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老妈:我对不起你啊?——这句话一出,我就知道自己徒然枉费心力,也徒然生气。 这个架有什么意义呢?就好像孩子把父母气得不行了,你把他/她大骂一通,骂完了以后你特别地后悔,你觉得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自己无能,无能到你为什么要发这个火。我就反省说,不能吵架,不能吵架。我就写了“控制情绪”四个字贴在电脑上。 人都是凡胎,很难遏制住情绪。但是如果你想得透彻,你就会减少冲突的次数。这是一个磨炼心性的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所以我说都是相通的,你能够通过照护了解关系的真谛,它就可以适用在任何关系上。 02“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 我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我的孩子未成年,我要养孩子,同时养老人,又处于事业上有很多要求的时期。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 非常挣扎,你怎么平衡?所以一开始,我动了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念头。 我也真的看了北京的养老院。我的核心诉求不在于郊区的风景有多么好,而在于跟老人的交往有多经常,养老院离医院有多近,所以我选的都是城里有地铁的地方。 我的确喜欢上一个可以搭乘地铁到达的养老院,环境也不错,就在二环边上。院长我也谈了,他们考察了日本的养老机构,引进了一些做法。我带父母去看了,医生也聊了。回来以后开家庭会,结果是我父亲愿意去,但我妈不同意。她那个时候是轻度症状,她对很多事情还是明白的。 网络图片 老人有老人的心理。如果有亲人环绕在身边,对他们来讲是更舒服的环境。养老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老人的需求来设定。它有一整套机构的规矩,不然没法运行。但是老人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养老院首先要评估老人的健康状态。生活能自理的,放在自理区;其次叫半自理区;不能自理了,由护工管着。你在这里头,很容易心情不好。这是人生的单行道,只会越走越荒凉。某一天,突然有一个人不见了,他挪到别的区了。最后的结果,每个人都知道会去哪儿。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在家养老肯定好于去养老院。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养老院?因为在家养老,有太多的负担是照护者承受不了的,照护者有自己的困难。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循老人的意见。我妈拒绝以后,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说,我们要做好很充分的在家照护的准备。你得认识到如此选择给你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它不是个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 很艰难,常常遇到决策的两难,不仅是身体的劳累,也有心理的,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 网络图片 无论你做多少准备,也是没有用的。实际情况永远比你的准备复杂得多,麻烦也要多得多。一边照顾着,一边对自己做各种建设,包括怎么保存体力,怎么形成一套照顾方法——老人的衣食起居,生病了怎么办,其他子女的安排,怎么安排你自己的生活。“三明治”的问题还没解决,你怎么在各种责任当中找平衡。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无私的?假定说正态分布,大部分人都是自私的,这就导致有一系列的损益比的计算,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在长寿时代下,照顾老人可能十几年。那损益比,你咋算,压根就没法算。 最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基本境况,所谓的human condition,生老病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经过这些状况,管理这些状况。你不需要说你是不是一个道德动物,什么自私与无私的比例。这就是你的责任。 03你会提前看见你的晚年 有一度,天气不冷的时候,在太阳不那么热烈的下午,我会推着轮椅带我妈散步。我爸拄着拐杖跟着。然后,我就进入到一个老人的聊天环境。因为在外头的主要两群人,一群是小孩,到处跑,另一群就是老人。以前我从来不会在这么一个时段干这么一个事儿,听到这样的一些谈话。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忽然进入到一种生活状态。随着父母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例如吃饭、穿衣服和上厕所)都渐渐需要帮助,你会感觉自身被带到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世界中。你陷入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这几年,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我都不出海淀了,如果有人要找我,我把他约到海淀。我生活中的一大块都交给了这件事,社会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妈的作息时间是乱的,没有保姆时,我也做不到(按时休息)。 有一个统计数据说,照顾老人的平均时间为四年,但15%的照护者照顾年迈父母的时间超过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护理人员报告称,他们每天平均花费九个小时来履行护理职责。照顾久了,每天一睁眼就在干这个事,十几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你真的非常容易焦躁。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 你永远在平衡,平衡工作和生活,平衡你和父母的关系,平衡你和配偶的关系,平衡你和孩子的关系。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网络图片 从根本上讲,照护一点也不浪漫,它很残酷——在我最累的时候,我会暗想,什么照护者?不过就是我父母的一个女佣罢了。很抱歉,我冒出的念头的确是“女佣”,可能因为女性总是更多地和照护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在朋友圈里写些“照护琐拾”,可是又常常觉得,照护这东西有什么好写的呢?能写出来的,都是包装过了的。残酷的东西不可言说。 很多时候,你会质疑,自己做这事的意义在哪里?你不能把它们浪漫化。一旦浪漫化,最后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你,因为浪漫化的泡沫会破灭。 看着最亲的人的生命在你面前一点点流失,而你对此无能为力,那种滋味,是一种刀割般的疼痛。 我看到他们老了,我就在想我老了怎么办?我老了也是这个样子,多么痛苦啊。 到后期的时候,家里不论来任何人,我父母一定要在窗户(前)瞅着这个人走。他们已经被限制了,窗户外面对他们来讲是一整个世界。人到最后就是囚徒了,这个世界对他/她来讲越来越难以进入了,他/她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成为婴儿。 网络图片 家里的电话本来经常响。每年拜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后来拜年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同龄人都去世了。最后那个电话再也不响了,响的时候全是垃圾电话。 你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会想到一个人越来越废物,什么也干不了,社会关系一点一点被斩断,就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 兔年大年初一的下午,老妈躺在床上对我说:没意思。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昨天本来挺好的,吃了饭,到了晚上,纸也没有了,裤子也没得穿。——别看她一生刚硬,其实最终对生活是那么无力。 在寻找意义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悟到,老了,就是学会做一个无力量的人,习惯于羞耻。这是所有老去的人的归宿。男人更难一些,因为女人早已懂得什么是羞耻。 其实,有力量的人,也未必有自由。没有力量的人,可能扎下更古老的根。力量有大小,但别忘了,力量也有深浅。 04坐下来,和父亲谈谈死亡 去年十一假期时,有一个上午,我们子女三人跟我父亲围坐在桌旁,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父亲因为耳聋,他是笔谈)。我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的遗嘱。他写了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我们和他谈了什么是临终关怀,如果进医院,应该怎么办。 我父亲专门跟我母亲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跟她讲,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我妈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讲啥。我妈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 10月3号,我们给父亲穿上正式的衣服,我们三个陪着他,没下车,经过海淀区,走公主坟,到复兴门,然后横穿长安街,带他看了天安门。10月中旬,我父亲去世了。我很悲伤,但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宁静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遗憾。 网络图片 怎么跟老人讨论死亡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坐下来认真地说,哪怕你不好张口。因为很难,比如父母还健在,你跟他讨论说,爸,能不能留个遗嘱。你觉得能说得出来吗?我不觉得这适用于所有家庭。但是我会主张说,凡是有条件的,父母比较开明,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特别大的矛盾,我非常建议这些重大的事情放在桌面上来谈。 在照护老人这种事情上,也需要开家庭会。怎么分工,去不去养老院,得病了怎么治疗。中国人有个特点,很多事儿不明说,说了好像伤和气。恰恰是很多时候你不明说,暗流的涌动就会导致很多矛盾。 而且,这个最好在父母身体还好,还没有进入照护需求的时候,趁父母头脑还清晰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开这个家庭会。 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要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家族链条,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生生死死循环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要想着怎么把照护变成家庭范围内大家都去思考的事,让你的感受在家族链条之中能够分享。 我前阵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电影,泪流不止。我叫来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跟爸爸一起看。电影里,阿尔茨海默老人搞不清楚整个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是幻觉,就像一场梦,而常常是一场噩梦。孩子看了以后,觉得说,能够理解爸爸照顾奶奶有多么难,多么难(哽咽)。 网络图片 虽然我前边也说过,照护之残酷不可表达,但我还是试图表达,表达是对自己心理的舒缓。我也看了很多关于疾痛、衰老、死亡的书和电影,这是吸收的部分。你看别人是怎么老去,怎么经历死亡,我很大的解脱来自于此。 幸运的是,我是个大学老师,我的自由时间比别的工作多。我还有兄弟姐妹来分担。另外,我想礼赞所有的保姆,如果没有这些可敬的女性,你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多照顾的事情?这些女性对于我们能够正常地过某种生活,是了不起的贡献。 这个世界有关养育和成长的东西很多。养育和成长代表着生命的曙光阶段,是向上的,美好的东西都在你的前方。大家乐此不疲地看这些东西。可是,有关照护的东西,大家关注得太少,被表达得也太少。而照护的时日,有时甚至长过养育和成长的时光。这是我愿意出来分享的原因。 05“他/她没有那么痛苦,最亲的亲人很痛苦” 我们看《返老还童》那个电影,把它看成是一种科幻。但是现实当中,人真的是可以逆行的,他/她会回到儿童时代。但是这个“儿童时代”没有任何的浪漫,是一种痛苦。他/她已经丧失了对很多东西的认知,自己没有那么痛苦,但是最亲的亲人都是很痛苦的。 我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才三年多。我发现她有症状,带她去医院做正式的诊断。医生说三个东西,比如苹果、算盘、杯子。五分钟后,突然问,刚才我说了三个东西,顺序是什么? 我妈答不上来,真答不上来。有很多方块,医生要她按规则摆来摆去,她就是不会摆。我在那间诊疗室里,当时就挺难过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类似于小孩的智力。 从此以后,如果听见有人说,你怎么智商那么低,跟个小孩似地,我就很敏感。对那些失智失能者,外人看起来觉得很讶异,但你无法了解的,你能吗?他们被关闭在每个正常人的经验之外,你对于这种体验又知道些什么呢? 网络图片 当时我妈结果出来了,我们这些子女可能还有些幻想,她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我见过很多高龄的知识分子,有的人90多岁,头脑非常清楚。人到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于公平感的质疑,很自然地就会想,这事不公平。为什么轮到了我?你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个事情。 阿尔茨海默症是比较残酷的一种病。你不清楚发病机制是什么,至今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它。医生永远跟你说,只能延缓,不可能治愈。延缓的情况因人而异,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就有断崖式的下跌。所以你对它是束手无策的。 更痛苦的是,你眼看着一个人的记忆走向衰亡。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跟记忆有关的?你记住的东西才是你生活里真正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母亲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胡泳,我最小的儿子,我很疼爱他,他管着我。慢慢地她开始糊涂,会把我叫成我哥的名字,然后直接喊我“老哥”。她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也不真的清楚老伴去哪了。现在她能沟通的已经很少了,她咕噜咕噜说她的,周围的人稀里糊涂地跟她讲。有时我下班回家,她在床上躺着,我站在床前,她攥着我的手,就那么咿咿呀呀地说下去。 所有的小孩会记得妈妈最拿手的一道菜,所谓的“妈妈的味道”。今天把茄子、辣椒放在她面前,她不认识那些菜,她会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茄子,这是辣椒。过了没有几秒钟,她又问,这什么东西?她这么喜欢做菜的一个人,她根本不记得这些食材。 网络图片 更难过的是,我孩子来了,她搞不清楚孩子和我之间是啥关系。小时候天天跟着她跑的人,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非常清楚,她认得我。保姆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不去,坐那不动。她根本不听保姆的。我就跟她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马上点头答应。咱们现在该坐在坐便器上小便了,保姆喊,她经常置之不理,但我一跟她说,她就很痛快。 我希望她一直认得我,就是这么低的要求。 她的脑子似乎有某种怪物,日复一日地蚕食她的记忆。与此同时,她的词汇量越来越少,由一个能够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法表达的人。我女儿形容说,奶奶的大脑就像被虫子吃了一样。你看着这个过程一点一点走,心里是非常痛的。 哲学家帕菲特说人之所以成为我,是心理经验的连续性。这在哲学上叫作自我的同一性。但是我用阿尔茨海默症来想这个,我就想不通。因为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能说我妈的心理经验是一致的,但我能说她不是我妈吗? 所以你就需要另外一种解释,它可能跟头脑没有关系,是身体或者气味。在任何场合下,我都认识我母亲的那双手,那是一双劳作的手。现在是瘦的,青筋暴露的,只有皮和骨头的。我回到家,她会拉我的手,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在家里她的手很热乎,她会说,我给你暖暖手。从小就是这双手领着我,带着我干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不是精神的本质性,而是身体的本质性,这双手的本质性。这迫使我去想,到底什么是我,什么是妈妈。 我妈喜欢家里来人。她会问你爸你妈怎么样,你那口子怎么样,你的小宝宝呢?所有人来了,她都这么问,你怎么回答也没关系。她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但她明显地喜欢家里有人。来人了她就高兴,人走了她就很难过。 这也是我不想把她送到养老院的原因。现在她已经没有意志了,我可以轻松地把她送走,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记忆丧失到这种程度,对周围的世界已经没有反应,进入到陌生的环境里会怎么样。有一个常年在养老院里工作的看护说,那些病人不仅仅在等待死亡,并且每天都在受折磨,自身病痛和外界的折磨,特别是老年痴呆患者。所以我愿意看着她,哪怕苦或者累。过去我觉得送养老院是对的,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我没有动摇过。 06当你到了那一步,你要心甘情愿地被照护 《相约星期二》写的社学会教授莫里·施瓦茨,是真事。他上了很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你最难受的是什么?他说,过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你想这个人天天需要别人给他擦屁股,对他的自尊有多大的影响。 被照护者的心理负担很大的。我妈算是好的,为什么,她丧失了这种意识。她的确需要有人擦屁股,甚至像小孩一样,她抓屎,玩痰,这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你得洗很多东西。但是她没有尊严感的丧失。像我父亲,最后插尿管,有个尿袋挂着,他都觉得没有尊严。 我在跟我父母生活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说,你们最好是心甘情愿地被我照护,这对我来讲是最省事的。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挺好的。那会给我增加很多的麻烦,只会让我更累。因为你想自己干,好,你摔了,麻烦大了。 老人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是他/她欣赏你为这些事情做出的努力,承认你的努力,不需要对你感恩戴德,但是可以为你感到骄傲。 老人真的夸你两句,你说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你该干的事情一件少不了。但是心理上是个很大的安慰。我父亲去世之前,就会写,胡泳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我很感谢,父亲看到了。 网络图片 你就在想说,以后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能不能处理得更好。我老了,当我的孩子要来照顾我,我能不能放心大胆地把我交给他们照顾,而不去说你不要照顾我。或者当孩子没有力量照顾,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能控制的养老院,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晚年生活,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的抢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进不进ICU…… 这个事情需要想得特别透彻。用佛教的话讲,叫作“桶底脱落”,你想得桶底直接掉了。归根结底,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没什么尴尬的。因为你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在照护之中,要么照护别人,要么将被别人照护。 07“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 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所有趋势性变化中,有一个变化最致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 但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我们的世界主要是为青年人设计的。 我对北京的盲道深恶痛绝,走走就断了,就被占了。北京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台阶,没有缓坡,甚至有的地方本来是通的,却要人为地立个栏杆。我们一家到外面聚餐时,我总要先打电话问餐馆,轮椅是不是畅通无阻,就发现很多餐馆不符合这个要求。还有,你极其难以忽视的是什么?厕所——有台阶,是蹲坑,我妈这种腰腿不便的,要去上厕所,这就费了劲了。 你说我可以不外出吃饭,就在家里吃。问题是有个地方你不得不去,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大量的地方不是无障碍通行,或者它真的没电梯。我和我哥两个人把我妈的轮椅抬上二楼做检查。 网络图片 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到处活动的正常人,你觉得哪里都挺好的。可是你年龄大了,有残疾,处处都是障碍。你会发现周围是一个充满了老年人的世界,而老年人寸步难行。 对老人真正的关爱,是让他/她觉得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是物理上的,也是虚拟空间里的。我是互联网学者,研究数字化的适老问题。我曾经严厉抨击过现在的智能电视,连我自己都搞不定,界面无比复杂,让以电视为生的老年人怎么办? 现实当中空间的适老化,我觉得挺难的。凡是改造就很难,最好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适老化)设计进去。 网络图片 比方说,家庭的改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必须把床扔掉,想办法弄一个能升降的床。老人如果卧床的话,需要翻身、下床,或者需要吃药,医院那种床你能升起来,就可以很容易吃药。 社区范围内能做的事情,比如社区里有没有很近的医院或者卫生中心?尤其是,社区里能不能建食堂?空巢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你让老人天天做饭,第一个他们累,第二个有危险,可能真的会忘记关火。 […]

中国反间谍法升级 台商:多多少少有些心理压力

中国执行反间谍法,多家外企被以相关理由调查。商业谘询公司凯盛融英(Capvision)为最近一个被调查对象,由于“不认真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义务”,上海、北京、苏州与深圳办事处被搜查。 一名熟悉两岸出口贸易台商10日在台湾接受中央社采访表示,过去在中国的台商遇到不允许出境、帐户被冻结等问题,大多和税务有关,这个其实解决处理一下也就过去了。“反间谍法”看起来则扩大到很多层面。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心理压力啊”。该台商说,在中国做生意,想法很简单,就是只管经贸、不管政治,生意人不涉及政治;不过看到外资、外商一些情形,多少仍是构成心理压力。 该台商指出,美中贸易战后,很多厂商迁厂布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国防疫、国安等相关作为,又再吓跑了一批外资、台商;其实去中国做生意前都有所认知,不要把台湾“骂政治”那套带过去,若仍要在中国经商,钱也一时间难以汇出,顺应当地民情,不要涉及政治,这才是好的做法。 怡伸律师事务所所长陈怡伸对中央社分析,这波反间谍法修正,对于外资、外企等外国人有政治宣告意义,罗织国安罪名对像扩大,示警“维稳优先”、“不要企图颠覆政权”;这次把“网路攻击”等行为也界定为间谍行为,算是与时俱进网路战环境。 陈怡伸说,反间谍法过去多是针对海外留学生、异议人士等,也有过外国企业员工案例,目的是“人质外交”、“以商逼政”,以此要求外国政府让步中国,达到中国所想要的外交目的;反间谍法修正升级,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安全是更加没有保障。 陈怡伸认为,由于中国政治风险太高,加上美中贸易战、低廉工资红利消失等,外资、外企持续出走,现在再有反间谍法扩大升级,将让外资、外企愈加却步,这恐让中国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政治很难完全切割经济的”,陈怡伸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持续加紧国内控制,维稳为其第一要务;在中国凡事政治挂帅情况下,很难完全切割政治和经济,每个政治决定、政策都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陈怡伸建议,中国目前的政经条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许多环节都是风险,厂商可以转移基地还是尽量赶快走,大厂都在走了,中小企业不要做最后被坑杀又走不掉的那一个。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与维护

心理压力即精神压力。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心理压力过大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外界致病因素乘虚而入,导致机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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