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降级

“不就是一碗面嘛，多大点事？” 去年冬天，我偶然在网络发现，许多小餐馆决定为生活遇到困难的人提供“免费吃饭”，这些店铺星星点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大到北京、上海、广州、乌鲁木齐，小如广元、湘潭，店主多是个体户，散落在大城市的边边角角。谈不上作秀，因为小本经营既无实力也无必要。我很好奇，这些平常的店家为什么决定去做免费餐？又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吃？他们都是在怎样的困窘之下，决定接受这“一饭之恩”？ 我拨通一家广州名为“茹意竹升面”的面馆的电话，对面传来爽朗的声音，“你尽管过来，我请你吃面啊。” 店长叫李茹，经营面馆四年。我在广州越秀区见到了她。李茹头戴厨师帽，口罩拉到鼻梁，一双有神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她指给我看那张贴在店门右侧，小小的红色海报，标题很简单，“免费吃饭”。 网络图片 文案是“如果你在广州没有收入，遇到困难，您可以来小店，告诉服务员来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走就是，不必客气。”  如果仔细看，左上角已经略微卷边，翘起的褶皱泛黄。李茹很自豪地告诉我，自开业以来，这张海报就贴在门口，现在已经四年了。 面馆不大，十多个平方，摆着四五张小桌，干净整洁，李茹和弟弟东林两人分工，一个在后厨煮面，另一个就在店里招待客人。面馆的客人多是附近居住的熟客，退休的老头老太混杂着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跨进门不看菜单，熟练地点一句：“老样子，加点云吞啊。”     李茹想做免费餐很久，她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她18岁时从湖北独自跑来广州，当时身无分文，没饭吃是常有的事，有时就捡烂苹果烂饼干充饥。有一次，她在角落蹲了一整天没有进食，李茹想：谁能看见我，给我一口饭？ 这样的人当年没有出现，如今李茹想做那个给“一口饭”的人， “人真饿的时候，就需要这一根救命稻草吧？” 她原本想效仿香港，在电视上看到香港有免费派饭的传统，许多富人会花钱购买多份盒饭，每周挑几天，雇佣志愿者在大街上发放。她想过每周固定时间，提供免费餐，但权衡之后放弃了，“真正有需要的人不会在固定时间才来吧？” 弟弟东林想了想也答应，“不就是一碗面嘛，多大点事？” 在茹意竹升面馆，免费餐的暗号是“单人套餐”。只要你进门和老板对上暗号，他们就会操作点单机器，选择“单人套餐”，标价0元，出票机会打印点菜单和结账单两个小票，套餐转为流水号，上菜时只叫号不问人——东林一边演示机器一边告诉我，面子是很重要的事。对于大多来吃免费餐的人，他们“不听不看不问”，最多询问，“还需要加面吗？” 在面馆里，单人套餐可选一份拌面或汤面，能加云吞，标价大概10元到15元之间，“加肉的我们供不起，但我们能解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李茹记得刚开店时，每天都有人围在店门口端详海报，“免费吃饭真的假的哦？”她就大声强调，“当然是真的，你们要不要进来吃？”大多人都会立刻摇头走开，仿佛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晚上十点，茹意竹升面馆到了打烊的时间，而在广州市天河区的另一个城中村街头，这却是胖哥炸串店最热闹的时候。一个几平方的空间，支撑起加班夜宵的好归宿。 一把把新鲜的肉串摊开在烤架，大火炙烤。胖哥人如其名，啤酒肚，后退的发际线，眉毛浓密。对于烤串，他有自己的要求：最多同时烤两份，以保证熟而不焦。    网络图片 图片胖哥炸串店 食客多是年轻面孔，大部分是附近的打工人，背着双肩包或斜挎小包，点份炸串坐下来，打开短视频，却难掩疲惫神态。偶尔唠上两句，无非是“刚下班”、“换工作”、“要出差”。 这么一家几平方的小店，也要做“免费餐”，当然与店主人的经历有关。 胖哥从湖南来广州打拼20多年，有过最窘迫的时候，那是十多年前，当时做生意亏钱，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坐地铁出站时，他突然愣在闸机前：他连5元车费都掏不出了，而身后出站的人流已经汹涌而至。那是最不堪的一段回忆，胖哥在地铁站内来回乱转，掏出身份证，求人给他转车费，“有时人就差这么一点帮助对吧？” 2022年底疫情结束，胖哥决定挂出“免费餐”的牌子。“每个人受的苦都不同，就是那一刻想到，我是不是可以做免费餐？” 一块发光的屏幕，简单的四个字：“免费吃饭”，从此闪亮在烧烤摊前。 不要小看“一饭之恩”的意义，胖哥记得今年六月份有个青年，穿着破大洞的衣服，站在门口询问“单人套餐”。他吃完后离开，胖哥去收拾时看见一张纸条和压在底下的50元，纸条写着“我愿意留下我的全部家当，帮助下一位有需要的人。有缘再会！” 网络图片 那些来吃免费餐的人 来吃免费餐的人，穿着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偶尔裤脚磨破的洞，鞋带趿拉卷边的迷彩鞋会露出一点困窘，但也仅此而已。但李茹依然觉得很好辨别：如果是年轻人，进店总向地面瞟，小声问，“可不可以有份单人套餐？”；中年人就默默坐角落里不说话，等他们忙完再要份面；老年人徘徊在店门口，不进来也不离开，偶尔往店里看一眼。“给你吃份面啊？”李茹会主动问。 来吃免费餐的老年人多是附近的低保户。最近几个月常来的大爷在菜市场干一份小工糊口；之前路过的老奶奶坐在门口等碗面，家里人不给饭吃，她晚上去睡公园。    “其实绝大多数人我都不记得，他们只会来吃一顿，我和我弟不问也不打扰人家，都要尊严对吧？只有那种连续几天甚至几个月都来的人，我会主动搭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李茹记得年轻人的局促。2020年时，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一来就是两三个，她记得有两个还提着行李箱的小伙，进门也没看菜单，凑到身边特别小声问，这能免费吃面吗？然后还说，我没有钱啊，等我找工作挣到钱…… 有一个拿着苹果手机的男孩，每天晚上准时来吃面，也是没找到工作，李茹帮他询问附近的机会：服务员、洗碗工、工地日结都打听过，男孩也愁眉苦脸，抱怨到处都不招人，直到有天男孩突然没来，李茹开心地想，他肯定找到工作了。 还有个染着黄毛的小男孩，夏天从外地过来，沿着街上店铺一路问招不招工，最后问到李茹这里，“他说没钱吃饭，想找个小工，但没人要他。我一问还没成年。我（开玩笑）说你头发太长，如果在面馆做工要剪头，小男孩还挺不服气，最后我拿了十元，跟他说，年纪这幺小，回家吧。” 如果人到中年，找不到工作就会更加气短。去年年底，有个中年男人来吃了一周，军绿色的裤子撇着线头，白色运动鞋磨掉了边。他已经失业小半年，下午吃份面，晚上就去麦当劳过夜。男人问这里还招工吗，李茹劝他过年回家吧，男人快要把头埋进碗里，“没有回家的钱。” 来吃免费餐的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通过李茹的回忆，我想如果这其中有心酸的话，那并不是他们的错。后来我从广州去了深圳坂田，坂田号称“深圳学历最高的城中村”，周边环绕诸如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这里有一家盲公紫金八刀汤店，也推出了“爱心餐”，我见到了店主袁志勇。他加入了当地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爱心餐计划”。他告诉我，爱心群里很多老板都会给来吃免费餐的食客拍照，也许是为了计数或宣传，但他没有参与，“我不想冒犯他们的生活。” 他说，有位来过两三个月的中年男人，是爱心餐常客，他在不同餐厅轮流吃。男人已经大半年没找到工作，他记得对方有两次很高兴地说，别人给他介绍了蛋糕店的工作，之后不会再来吃爱心餐了。但没过几天，男人又出现在店里，袁志勇就明白，面试肯定没过。现在男人又已经两个多月没来，“不知道他是不是找到了工作呢？”   当一个人真正需要帮助，他不想拒绝 因为爱心餐，李茹告诉我，店里也常常会迎来不速之客。 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小孩，进门就说“来份单人套餐”，她回后厨端了两碗素面，母子俩吃完后，女人告诉她来意：“我就是来考察你们这里免费餐是真是假，还以为骗人呢！”然后又原价付钱。李茹错愕又无奈，她不知要以什么态度面对这种“实验”，“你说怎么就不信呢？” 也有少不了被“薅羊毛”的时刻。一个年轻男人，一身黑色修身西装，皮鞋亮得反光，挎着相机，点了份15元的云吞面，吃完又续了份面，结账时从口袋里掏出五元纸币，“你们给人免费吃不用钱，我给5块可以吧？” 也有直接上门要钱的。每年年末，沿街乞讨的人都会变多，有个阿姨进店找她要钱，说想坐车回家，李茹给了10元，结果没几天她又来，说“我不要吃面，我要钱。” “我也很生气，告诉她，阿姨你又年轻，又好手好脚的，我们免费提供面食，包吃到饱，钱是不给的。”  被“薅羊毛”的行为不胜其扰，但李茹最终说服了自己，因为“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进店要求免费吃饭”，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会以真心回应她。 李茹遇到过一个青年，吃完免费面后，扭捏着找她借50元，因为手机证件都被派出所扣下，想借钱去酒吧睡一晚，承诺下周一定还钱。李茹给了这笔钱，没留电话，“我也没去判断真不真，但没想到两周后他还提了个果篮来还钱！” 袁志勇很理解身边一些老板为什么放弃做爱心餐厅，袁志勇也经历过这种挣扎。有时一出名，“薅羊毛”的人都会蜂拥而至。妻子曾经和他争执，“出来开餐饮是为了挣钱，为什么要做爱心餐？”     他计算过成本，一份最普通的腌粉面大概3元左右，这在汤店的负担范围内。原本店里爱心餐标是一碗汤粉加一瓶任选饮料，但店铺经营困难，今年十月后去掉饮料，“我们只能解决温饱，真正需要这口饭的人应该不会计较，对吧？”  谈到做餐饮，“生意不好做啊”。袁志勇略带愁苦地感叹，他观察过，两年前店铺开张时，周边的餐馆都在营业；今年附近的店铺几乎全部换成新店，还有不少店铺贴着“转让”，有家店已经挂了一年，但无人问津。 十月份时，袁志勇刚经历关店危机，他甚至已经撕下门口的“免费餐”海报，但还是觉得不甘心，又贴了回去。 当一个人真正需要他的帮助，他不想拒绝，他说这是个心态问题，他不想被“薅羊毛”的人分心。即使来吃爱心餐的人衣服最时髦、手表最闪亮，看向他的眼神，也是略微向下躲闪的，“你不能直接用穿着去否定他，人都要尊严的对吧？” 晚上12点去垃圾桶那里看看 必须承认，在广州或者深圳的这段时间，无论是在茹意竹升面馆还是盲公紫金八刀汤店，我都没有真正看到来吃免费餐的人。饭点或非饭点，人们来来往往，收银台总会传来“到账xx元”的声音。 李茹记得留着黄毛的小男孩扭捏不肯走，找张白纸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和住址，许诺以后一定会再来。这张白纸至今妥帖地放在收银台，我拨过去，对面无人接听。“也许都过上正常日子了吧？” “现在社会这么发达，还会有人需要免费餐吗？”李茹既是对我说，也是自问自答， “晚上12点去垃圾桶那里看看。” 每天打烊后，厨房里大量的废料都会运到公共垃圾桶。出店左拐数十米，左手边有条小巷，巷底有一排垃圾桶。深夜十一点，李茹经常在那里看到，有人围着垃圾桶仔细翻找食物充饥。    钟点工王叔就是这么找来的。每天晚上十点半，面馆打烊后，他就来打扫卫生。 他和李茹就是在垃圾桶旁遇到的。当时是去年底，深夜，垃圾桶边，李茹看见他拖着小半袋的塑料瓶和纸袋，就以闲聊的口吻问起：“在这儿多久啦？能不能给我找个钟点工到面馆做卫生？”王叔回答的有些腼腆，“您看我行吗？” 王叔刚过60岁，四川人，操着一口粤语味儿的四川方言。他前半生都是农民，做农活望天收，但种地养不活家里人，儿子出生没几年，四十岁时他决意和妻子一起来到广州——这个亲戚口中能赚到钱的地方，现在已经近20年。 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小单间，白天两人一起上工，下班后妻子回家休息，他接着来做钟点工。王叔的力气很足，一个人麻利地拖着齐腹高的大垃圾桶到公共区，不带喘息地擦桌椅拖地板，他工作麻利而认真，打扫时偶尔停下来，是用手指捻起地上的一两根头发。 王叔只有一个没插卡的手机，要联网就蹭免费的Wi-Fi，每天出租房和做工处往返，他不觉得自己应该为一个号码花钱，而且他说“没人会联系我的”。王叔很少想以后的事情。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比如到了彻底干不动的那一天？ “到那一天再说吧。”他想想补上一句，“我也没有后路。” 洗碗工陈巧则从吃免费餐的人里发展而来。年初，陈巧进到店里，一个人坐在桌前，不点餐也不讲话，直到李茹去问，“我给你下碗面？”陈巧点点头，吃完后默默离开。后来她连着吃了一周免费餐，李茹忍不住搭话，“你有什么困难吗？” 陈巧说话和行动都慢吞吞的，李茹想了想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里干点活？你会洗碗吗？” 陈巧听懂了最后一句话，她说行。李茹问她要多少工资，陈巧想了想，“你给多少钱都可以。” 陈巧是本地人，家就在附近，她大多时候很沉默，洗碗的速度不快，脸上丛生的皱纹掩盖住她刚满四十的年龄。李茹也想过让陈巧帮忙处理厨余垃圾，但陈巧身体没力气，有时坐着都会发抖。陈巧的手腕会无意识地颤抖，偶尔端个盘子，她要用大拇指扣住边沿，双手掌心挪到盘下，李茹担心地嘱咐她，“慢点儿，不急。”     陈巧是低保户，她还有残疾证，后来熟悉之后，李茹知道了她的故事，“你知道吗？她原来很聪明的，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但当时生孩子大出血，捡回一条命，对脑神经还是有损伤。”丈夫继续工作，她自此完全回归家庭，负责小孩的接送：八点前送孩子上小学，三点后，接孩子放学，中间的七小时就在面馆洗碗。原来，这块时间是空白一块，她要么回家里发呆，要么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我尝试和她对话，但她很少对外界的响动有反应，仿佛隔着罩子打交道。每一句话她都要在脑中过滤，说不出太长的句子。李茹笑着帮我翻译，“阿姨，她这是在问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呢？” 她点点头，用力牵动嘴角上方的肌肉上扬。“现在有事做，就没那么孤独。” “不好意思和愧疚占据超过90%的情绪” 我辗转联系到吴进时，他刚刚在惠州入职新工作九天。去年九月底到十月初，29岁的吴进依靠爱心餐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是湖南人，在深圳马蹄山待了近七年，那里聚集着许多出口外贸公司。 从今年年初开始，吴进一直在找工作。他没想到找工作的形势会如此艰难。他曾经在亚马逊做过to C运营，但现在出海业务收缩，同类公司卷低价的竞争压力大，求职者又有大量廉价应届生。吴进说，在深圳gap一两周还行，如果超过一个月，很多公司就不会想要。    每一次面试，吴进都感觉是一场漫长的服从性测试。有些hr把他当作完成KPI的机器，有的不忘贬低他过往的职业经历；谈薪资时报高了认为他不值得，报低了又觉得他实际能力也就那样。 经济和心理状况一起向下，他不敢和家人联系，挨到九月，只能用仅剩的几十元一天一天续青旅，再没有额外的钱吃饭，实在没办法了，他想到曾经在路边看见过的“爱心餐厅”。 吴进选择的店铺就是紫金八刀汤店，因为“店铺越小，心理压力也越小”。但走到店门口，来回踱步十多分钟，还假装低下头玩手机，就是不敢进去。他用余光观察店里的客人，一直等到店里没人了，才鼓足勇气进店。  “我性格很内向胆小，又是求助者的下位身份，很怕麻烦别人，进店之前就要做一阵子心理准备，脑补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包括被拒绝。”  “不好意思和愧疚是占比最大的情绪，超过90%的。”他小声和店员小哥开口，要一份爱心餐，庆幸的是，没有想象中的拒绝，店员反而很体贴地询问他想喝什么饮料，吴进很紧张，只听清可乐或芬达的选项。点完河粉和小瓶可乐，他感觉自己的声线一直在颤抖。 这是吴进当天的第一顿饭，也是唯一一顿，吃饱后他没有离开，坐在原位积攒勇气，去后厨前向店员道谢。事实是，袁志勇和店员都不记得他，他只是那些来吃免费餐的“不好意思”的年轻人中的一位。 那段时间吴进白天硬扛，饿了就喝水，晚上去爱心餐厅，一天就吃这一顿。他在网上寻找那些提供爱心餐的店家，有时就意外发现，原本计划前往的，有的已关店，有的只剩建筑废材。还存在的爱心餐厅，有的也带给他羞辱的体验，餐厅前台和服务员要求他去街道办证明再来，他转头离开了。    每家爱心餐厅他只去一次，因为开口要免费餐已经无比艰难，他无法承受去同一家店多次。他害怕被记住，以一个“吃白食”的形象。一位给他端菜的阿姨宽慰他不要有心理负担，“都是老乡，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吃完了，还让他提着满满几盒饭菜回去吃。 十月过后，他在惠州找到一份售后客服的工作，因为各种刁难，他只做了九天，对方并不想为此支付工资。吴进正在申诉，等这几天的工资下来，就补上房租，买车票回老家休整一段时间。 “如果还有机会，”他始终有一点忧伤，“我会再回那些很好的爱心餐厅，去真正消费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