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我私下算了一笔账，全家不吃不喝也要到85岁才能还清这些债……” 暑气熏蒸，若翊却全身冒着冷汗。她冷漠地瞥了一眼震动的手机，又是一通未知来电，这已是今天的第23个了。陌生号码可能意味着催收与威胁，多的时候会接收到上百通。 与老一辈“存钱防老”的消费观不同，对当下许多年轻人来说，“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诸多网贷平台应运而生，相比银行等传统贷款渠道，它们的门槛更低、可贷额度更高，为超前消费提供了便利，也慢慢“吞噬”着年轻人。 “这家餐厅看起来不错，这个裙子好适合你！”刚上大学不久的若翊为了追随所谓的“潮流”与光鲜的生活，家境本就不富裕的她一次次地管家里要钱。这点钱怎么会够用呢？”若翊告诉刺猬公社，她和朋友吃了一顿日料，买了一件新裙子，就花了整整1000元，是若翊一个月的生活费。 渐渐的，在物欲的驱使下，若翊开始接触网贷。先后开通了花呗、白条、360借条。“受众人追捧的感觉真的很有面子，正中下怀。” 她深陷网贷，以贷养贷成为她的选择。可预支未来，又何尝不是预支自己的青春？ 负债，已然成为一些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 深陷泥潭的负债者 与若翊的遭遇相似，来自河南的小贾也身陷“网贷”困境，今年才刚步入而立之年，却已是满头白发、消瘦憔悴，貌若一位老者。 小贾六年前开始通过朋友介绍接触网贷，先后在7、8个网贷平台借款，总金额达到260多万元。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生活尚且勉强，更别谈还钱了。他说着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深吸一口，又无奈地摇了摇头。“谁不知道网贷有风险？但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自己多干点零工肯定能还上。” 2017年，小贾来到北京打工，月薪5000。北京物价高加上自己没有节约意识，刚到手的工资一下子就被挥霍完了。 这时，初中同学向小贾借钱，小贾碍于情面又不好意思袒露自己的难处，便动了网贷的心思，想着等同学还钱了，再还给网贷平台也是一样的。 此后陆陆续续管小贾借钱的还有5、6个人，小贾也是一口答应。其中的一些人没有还上，小贾也毫不担心，觉得这些人都是仗义人儿，肯定不会不还钱的。 熊熊是一名18年毕业的大学生，本来准备先租房子后找工作，但刚毕业就陷入了择业迷茫期，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加上人们都说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就一直拖着想碰碰更好的机会。 工作没着落但房租还要继续交，熊熊没办法了，主动开始在网上借钱，先是花呗和信用卡，慢慢地，这些常规渠道不够熊熊花了，她选择了网贷，一个平台用完了就开另一个平台，短短两年就借了十几个平台。 “最开始借钱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先把房租交上，要不下个月都没地方住。谁知道雪球越滚越大，到了如今这步田地！”熊熊说。 自尊心作祟，使得熊熊不敢和父母分享自己的遭遇。毕了业，也不好意思再管父母要钱。这就是熊熊陷入网贷的开端。 他们一开始借贷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一件漂亮裙子、可能是为了让父母放心，也可能只是因为讲义气。但最后无一例外，贷款买来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此前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在3000余名被调查的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信贷产品渗透率为86.6%，使用互联网分期消费产品的比例达61%。 肉眼可见的是，网贷已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 尖锐的电话铃声不断地刺激着若翊的耳膜，眼见着利息从最初的300元到现在的1000元，她有些烦躁。下周还行不行？略带乞求的声音并没有让借贷公司产生恻隐之心，“我司会继续按照相应标准计收罚息，必要的时候将向您的亲友催收贷款。”到此刻，若翊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深渊。 这时，妈妈打来的电话惊动了沉思的若翊，“闺女，最近过得怎么样？上海物价挺贵的吧，钱不够一定要和我说……”若翊勉强应付着，一挂电话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父母这么辛苦，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自此，若翊把自己关在宿舍，任何活动都不参加了。 《全国大学生信用认知调研报告》表明，将近10%的大学生会使用贷款，其中网络贷款将近一半。也就是每十个学生就可能有一个会贷款，每二十个大学生就可能有一个会网贷。 除了大学生，一些已经工作的年轻人也饱受负债折磨。 2018年的那个冬天让小贾终生难忘，仅在6月这一个月，他就贷款了5次，分别为1万元、2.2万元、4.5万元、3万元、7000元。贷借款期限仅有8天，小贾深知自己根本还不上。 最近几年，小贾所在的公司业务规模缩减，小贾因没有一技之长而遭遇裁员。没有工作后的小贾一面欠着诸多钱款，一面没有了收入，只能以贷养贷。很快，他发现相对正规、安全的借贷渠道都被借了个遍，利息高的也不敢借。自己怕丢脸也不敢回家，小贾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与痛苦中。 如果有一个人使用了网贷，或是打开了网贷平台，那么他的贷款额度和联系方式都不再是秘密。一天之内，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网贷平台“雪中送炭”。小贾的个人隐私被各大贷主征集，前后共计10余人给他打电话、加微信。不断地骚扰恐吓他。 他回忆道：当时债主电话都打到村长那里了，村长为了我的面子也没和家里人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还钱，一天只吃中午一顿饭，晚上也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简直活在地狱里。 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决定回老家。翻了兜里兜外，50块钱都没有。 现在小贾在河南跑运输，一个月4000元。用自己赚的钱养活一家老小，剩下的钱还贷款。“这辈子算是没啥盼头了，真是悔不当初。”小贾说。 据小贾介绍，回乡后哥儿几个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在借贷。原因也非常一致：孩子上学没钱，大人需要生存。 “最痛苦的时候我吃了安眠药才能入睡。”熊熊说。当时我的房租是一个季度一交，也就是9000元，网贷利息是2100。借贷人明明要求她一个月之内还清，但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客服机器人给她打电话，熊熊不以为然，想拖着解决问题。 但到还款日期的债主们可没那么“善良”。他们在一天之内就能让熊熊崩溃，给熊熊发短信、打电话无数。威胁她如果不还钱就去家访。 熊熊无奈地说：“他们很会抓住我的弱点，并强硬地利用各种收集到的个人隐私攻击我甚至我的家人。在他们眼里钱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网贷者如何“上岸” 在微博、豆瓣中有不少“负债者联盟”，无数少男少女们在这里祈祷着自己能够“上岸”，群里的故事每一个都触目惊心，令人唏嘘。 室友很快就发现了若翊的不正常，在他们耐心的询问下，她小心翼翼地道出了实情。 幸好若翊借的不多，合计共一万元。室友建议若翊将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来还贷款，吃饭先刷室友的钱，等贷款补偿清后再还室友钱。 上岸之路，道阻且长。和若翊不同的是，熊熊选择了向家人“求救”。 22：35，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熊熊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熟悉的电话号。 “今晚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因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熊熊已经两个月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我有点事情想和你说……”之后是长达一分钟的沉默。电话另一头的咆哮声刺耳，“你到底干什么了？你可别吓我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在妈妈的压迫下，熊熊小声地说了出来。妈妈听完先是“哼”地冷笑了一声，“早就跟你说不能借网贷了，借了多少？算过没有？”“借了很多。”“到底多少？”“17、8。”熊熊甚至说不出“万”字来。“别让爷爷奶奶知道，他们年纪大了。”在一声声辱骂中。熊熊解脱了。 熊熊说，超前消费真的很害人，也怪自己自控力不够。安逸花、花呗、信用卡……虽然你不会因为这些欠一身巨债，但是他们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你的消费习惯，让你学会超前消费、享受超前消费。然而当你享受到特权时，离网贷也就不远了。 被全家人围着说了两晚上后，熊熊决定回家找工作，工资虽然没有那么高，但能让家里人帮忙监督自己。 网络借贷门槛低、铺天盖地的广告使得大学生们想不贷款都难。 “白条、花呗会在我每次要付款和付款结束后跳出来，付款的时候也会默认变成花呗优先。”若翊认为，网贷平台为了利润，会刻意培养用户的超前消费习惯，尤其是年轻用户以信用为担保透支个人账户。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消费金融信贷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消费金融主体评估发现，选择消费信贷的客户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90后群体占比接近50%。 今年2月，熊熊在家人的帮助下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最近她正在积极面试，这次，熊熊准备从头来过。若翊则取消了所有的网贷平台，除了父母给的生活费，她还会在周末做一些兼职补贴自己的花销。 相比于她们，小贾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私下算了一笔账，“就算我们全家不吃不喝，也要55年才能还清我的欠款，那时候我已经85岁了……” （文中若翊、小贾、熊熊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
1 视频中的这一个个被抓捕的人员，都是被称为“老赖”的失信被执行人。由于长期欠债不还，现在被法院联合警察抓捕。 根据一些第三方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16日，中国失信被执行人数量累计已经超过2665万，而且一天新增的数量就达到16985人。按照这个数据来推算，一年新增的失信被执行人就有可能达到500万以上。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我们无法去核实，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最近1年时间失信被执行人数量在迅速增加。据说现在各地法院都在开展对失信人员的大规模抓捕行动，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幕。 这些失信人员，有些是公司的老板或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因企业倒闭，资不抵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导致成为失信人员。 有些是曾经的白领，包括一些外企或者央企、大公司的高管等。这些曾经的高收入人群，在前几年大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纷纷举债买房、买车、消费，但现在突然被降薪，被裁员，或者因外资撤离而成为失业人员。瞬间失去了收入来源的他们，无法按时偿还高额的房贷，成为失信人员。 还有一些是利用网贷举债投资的，以往利用多个信用卡，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还勉强可以应付，但随著经济的不景气，借不到钱导致资金链断裂，信用卡逾期，就被银行列入了失信执行人名单。 一家美容店的女老板拍视频吐槽，也许是因为经营不善，也许是经济萧条的大环境原因，她现在破产了。因为欠债太多，她名下所有的房产和汽车都被卖掉还债了。现在是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大笔的债务。她是不是沦为了失信人员我们不清楚，但从她谈到目前寄居在哥哥家的状况来看，倒是很有可能。 还有一位年轻人本来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骨干，收入也不错，就贷款买了房子，没想到公司突然倒闭了。突然失去工作的他没有能力偿还高额的房贷，把自己的车也卖了，钱全部用来还房贷。但还是支撑不下去，最后只能成老赖了。 2 当然失信人员中也有一些其他的人群，不过从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些失信人员大多属于之前收入相对较高且稳定的人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产阶级。 近几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返贫危机”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中国的中产，《福布斯》杂志的定义，是指生活在城市的人，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拥有大学学位，年收入在1万至6万美元之间。以这个标准划分的话，中国的中产大约有1亿人，数量十分庞大。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解释，大致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和消费能力、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接近中产最低收入水平，有焦虑又有欲望的群体。 不过，现在对他们来说，焦虑大过了欲望。由于经济萧条，投资失败，工厂倒闭，外资撤离，大公司裁员，再加上楼市泡沫的破灭等的影响，使得这些曾经的社会精英，这些被人羡慕的稳定收入群体，一下子变成了高负债人群，有的甚至破产，陷入了之前似乎离他们很遥远的贫困状态。 现在中国人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房地产锁定了。据专业机构做的调查报告，中国家庭80%的财富是房产。这种资产结构，对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会带来较大的限制。并且大部分家庭为了这套房产还要背负债务，使他们没有多馀的钱用于其它的消费。中国社科院的专家调查显示，中国居民负债率很高，赚100块钱，就要拿出15块还债，如果算上房贷，可能超过50块钱被用来还债。 房贷期限一般为二三十年，这期间一旦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房贷就成为压在他们身上最大的债务，能够使他们迅速返贫。很多人最后不得不选择弃房断供，房子被法院拍卖。 并且，有些中小企业者融资时，还会拿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一旦欠债无法偿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债务人的各项资产随时有可能被拍卖。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两年时间，法拍房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3 这位小伙子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地产经纪，据他讲，他经手处理了很多这样的法拍房。法院会以七折，甚至是五六折的价格来拍卖房子。如果再加上近几年房价下跌的因素，房子被拍卖后还不够偿还房贷。导致很多家庭不但失去了居住的房子，还得继续偿还银行的贷款。 视频中是广西省南宁市的一位业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房屋断供被银行拍卖后所造成的损失。据他讲，两年前买房时花了100万，首付20万，贷款80万，月供是4800。还了两年共13万，结果只有3万是本金，其馀的10万都是利息。现在由于房价下跌，评估价只有80万了，法院按照7折拍卖，只有56万，还未必能够按照这个价格成交；再加上律师费、诉讼费、罚金，以及自己之前付的首付及利息等，算下来因为房子断供，自己损失了60多万元。 其实，每一套法拍房背后可能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还可能会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近日有一则画面让广大网友看了泪目。画面中一个小女孩站在被贴满了封条的家门口，显得不知所措。幼小的她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自己的家突然进不去了。 据法拍网瀚海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统计，北京市2023年前5个月新增法拍房3071套，平均每月新增614套。 除了北京法拍房数量增加外，其它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例如，截至6月份，西安因为断供被法拍的房子达到了49900套。近日，根据一些投研机构研究发布的2023年全国法拍房大数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1~4月份中国法拍房挂牌量为146,549套，同比增长22.48%；平均到每天至少有1220套房子被拍卖。 此外，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2年法拍房挂牌量为60.6万套，比2021年增长35.7%。事实上法拍房自2017年进入市场以来，挂牌量一直在激增。调查显示，大量的法拍房源来自于个人或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在融资或借贷时，用房子做抵押物，当出现无法偿债的情况时，法院便将抵押物进行拍卖。这些进入法院拍卖流程的房子，有些是厂房，有些是商铺，有些是写字楼，还有大部分是住宅。 视频中的这位女士是一名资产处置专业人士，她介绍了自己最近接手的一个案件：现在东莞企业主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今天一个企业老板真的是让我感叹不已，在南城有三套房子，还有厂房、办公楼、设备，加起来大概是有几千万的身价，但是能抵押的都抵押了，现在还欠著供应商的钱，陷入了无穷的三角债当中。然后啊，他找到我希望我能够给他解决燃眉之急。 4 作为债务危机的结局，法拍房的激增已经不仅仅是某些个人或家庭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和市场环境恶化的体现，其中折射的是中国当前的不良经济状况。 这个女士称自己在2019年投资开设了一家注塑厂，没想到第二年就赶上了疫情，工厂生产陷入困境。本以为熬过了三年疫情之后能够有所好转，没想到反而更差了。最终只能关闭工厂：我苦苦熬了四年，现在还是熬不住了。有没有和我们一样，以为坚持过疫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却没有想到现在的生意更为惨淡。 还有一些开实体店的小老板们，因生意惨淡，为了止损，只能选择关门。 来自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全国在审破产案件企业数达2335个。其中，浙江破产企业数量达391个，占16.75%，侧面反映了沿海加工企业受海外订单减少的压力。而法拍房中，商业类、工业类法拍房数量增长率远远超过住宅类的事实，也印证了中国的破产企业在不断增多。 这位制造业老板现在的生活状态，也能看出中国制造业是如何的衰落以及老板们面对压力是如何的焦虑：制造业的老板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严重的失眠，我晚上都3点钟以后才能睡著，有时候是彻夜难眠。……就这样昏昏沉沉的过日子。网上看到很多段视频说很多制造业的老板都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希望以后我不是其中的一个。 法拍房数量虽在增长，但法拍房的成交率却在不断下滑。数据显示，法拍房的成交率仅为26.96%，同比下降4.64%。起拍价一般为同类房源价格7折的法拍房，接盘者并不踊跃，尤其是商业楼，接盘者更是寥寥。在大量企业出现债务危机，必须破产变现的同时，市场中却缺乏新生的产业力量，这说明中国经济已进入下行轨道，这种趋势还将延续下去。 其实，法拍房增多只是中产阶级返贫现象的一个极端的体现，还有更多的中产们没有躲过在一波波的裁员降薪潮。收入锐减让他们面临著巨大的财务危机，在高房贷的压力下苦苦挣扎。 中产阶级本应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带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而现在大量中产的财富被房产绑架，背负著沉重的债务，沦为“房奴”，甚至因此返贫，没有了安全感，这对一贯把稳定奉为最高目标的中共来讲，无疑对其执政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中国电信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据报导，由于网贷服务普及且放款快，怂恿被害人先贷款再汇款的诈欺行为增加。以学生为目标的校园贷诈骗，过去一年多骗走人民币26.5亿元。 以往中国电信诈骗主要锁定年长者的储蓄。但随著金融科技不断推层出新，网路金融服务的普及性和便利性，越来越多年轻人、高学历者被骗。而且被骗的财产不只是积蓄，更有不少是透过网贷服务借来，“别人的钱”。 根据21世纪经济报导揭露，过去的电信诈骗，主要通过电话获取使用者个人资讯，再登录帐户操作借贷，于是网路金融平台纷纷采取人脸识别、常用登录IP检测等手段，成功封堵诈骗的操作路径；如今，诈骗手段则是利用各式名目，并由通讯软体即时指导，让被害人自己申请贷款，再转到指定帐户，最终完成诈骗行为。 不少尚未有经济能力的学生在新科技的蓬勃发展之下，逐渐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据报导调查，不少诈骗者冒充网路金融平台的客服人员，以“配合官方政策”、“校园贷不合法”、“影响社会信用”等理由要求学生配合“注销校园贷”，并指示受害者先借款、汇至特定帐户作为保证金，待额度注销后再返还相关款项。 报导引述中国公安部主持的国家反诈中心APP相关统计，从2020年到今年5月间，“注销校园贷”的诈骗达5.1万起，损失金额高达26.5亿元。 报导提到，为了遏制诈骗集团利用网路金融平台行骗，有些平台业者借由大数据分析常见的诈骗模式，进一步抓出异常的交易行为。 一名网路金融平台相关人员受访时表示，为了遏制利用平台诈骗的手段，平台借由一支14人组成的团队，每人每天平均播出120通电话，联系金融活动有疑虑的民众，协助确认金流与用钱需求情形，进而阻断诈骗。 这名人士的说法，过去一年多的时间，这支团队成功劝阻2万141名潜在被骗者，并阻止超过3亿元的损失；仅在今年前5个月，他们成功劝阻的潜在被骗者即达7389名，挽回消费者直接损失逾1.4亿元。 据他观察，疫情确实增加了加剧民众被骗的情形。“不少用户在居家隔离期间寻求副业增收，无形间令这类互联网（网路）借款诈骗案例骤然大幅增加”。
中国银保监会等五大部会上周三(3月17日)正式祭出“校园贷”之禁令，不准网贷机构向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其中包括正规的小额网贷平台，如蚂蚁集团的“花呗”、“借呗”和京东的“白条”等都在禁止之列，以杜绝大学生超前消费或深陷债务陷阱。禁令一出，网路舆情正反意见并呈，但反对意见却获得比例甚高的点赞反馈，似乎显示年轻族群敢怒不敢言的心声。 对此，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大学生近年来遭网贷“诱骗、敲诈”事件频传，再加上官方确实有意导正年轻一代过度消费的生活型态，因此，此一禁令应可从根源解决此一乱象，并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他们也说，监管机构这种“一刀切”的手法恐怕也会抑制到年轻族群的正常消费和资金需求，背离“十四五”推动“内循环”和刺激消费的目标。而且此一禁令未来能否执行到位？会不会反而让非正规的网贷业者趁虚而入，“收割”学生市场，让人不无疑问。 校园贷禁令 根据五大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国将从四方面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监管，包括:一、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并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在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上的风险管理要求，明确未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二、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并建立监测机制等以要求高校担负起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三、做好舆情疏导。四、加大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中违法犯罪问题的查处力度。 该《通知》还要求高校配合，除了堵住不良校园贷的“偏门”外，还要“开正门”，主动对接银行或金融机构，以提供手续便捷、利率合理和风险可控的助学、培训、创业等金融产品，以满足全国4000多万名大学生合理的信贷需求，并期以“良币”驱逐“劣币”，净化校园的金融市场环境。 对此禁令，微博上一度引发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 部分网民留言表示支持，例如，署名“美丽女孩娜娜”的网民说：“必须严查，网带(贷)坑了多少大学生。查查！”也有的人斥责大学生“没有还贷能力，凭什么借钱”、或“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超前消费不健康”等。 质疑声浪不低 但网民明显反对或质疑的声量也不低。例如署名“全是甜份”的网民说：“最该管的是那种不正规的网贷啊，裸贷啥的，借呗花呗相对还挺正规的”，获得高达三万多人点赞。署名“卢姨”的网民批评说：“合法渠道没有，逼得学生只能(找)高利贷、校园贷？”。署名“百亩森林在逃主人公”的网民则质疑此禁令有漏洞，他问：“同龄人不读大学就可以用花呗，是这个意思吗？”，两则留言也皆获得近两万人点赞，远高于其他留言。 此外，也有部分网民认为，此一禁令太严苛，而且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政府管太多。例如多位网民，包括署名“可爱柚子”的大学生建议：“适当控制额度就好了，没必要一刀切”。她还说，自己每月有生活费还有家教、勤工等工资弥补收入，而且她在花呗每月额度控制在2,000人民币，但万一收入还未入袋、却有补牙或生病的急缺，用花呗接济一下，让她可以展现独立性，不必急着向父母伸手要钱，她认为，其实很理想。 位于北京的电商市场分析人士、同时也是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金融监管机构的“校园贷”禁令最主要是根本解决大学生没有收入、却过度消费的歪风、以及后续所衍生的犯罪或诈骗行为。例如，他说，没钱又爱美的女大学生在金融平台轻易借入好几万元去整容或买美容产品，但因后续还不出钱，却被诱骗去从事色情行业这类的诈欺行径。 他说，“校园贷”禁令是2018年来整顿P2P个人网贷、控制网贷雷爆潮之金融监管的延续，应该能更有效地从根本杜绝此不肖乱象，以免社会事件频传，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子。不过，他也承认，此一禁令确实带有一刀切的成分，将合理的资金需求也禁绝了，是其弊端。但他解析，中国的大学教育学费不高，每年学费仅在1,500美元以下的水准。因此，以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准来看，必须靠贷款或奖学金、才能读得起大学的人比例很低。而且大学生正常的资金需求，还是有其他合理的管道可以满足，因此，他认为，此禁令对金融市场和消费零售的影响应该还是相对有限。 一刀切的弊端 李成东说：“针对某类问题来讲，就是一刀切，我觉得，肯定是有弊端的。但整体上来讲，对整个金融市场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学生贷款的需求，它事实上不是很大，对整个零售呢，影响也不大。这里面，也只有一部分的(人)需要贷款，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贷款。这对整个的消费市场、整个的资金需求，它是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它反应出来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出了事情以后，对社会影响比较大。” 李成东说，社会稳定是中国政府在金融监理上最重要的考量，再加上官方也认为不应该对没有收入的学生族群放高利贷。因此，继前一波取缔了收取年息30%-100%的网贷公司，这一波再将收取年息约15%-20%之花呗和借呗等网贷平台也排除在大学生市场之外。 他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向保守，也的确不如先进的欧美金融市场成熟，但中国强调金融稳定优于一切，也因此从未历经过什么大规模的金融风暴。 他说：“中国政府，相对来讲，不拥护创新，更追求稳定性。第二点，中国金融机构的确被掌控的，因为大部分是国企，国企国有它更求稳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欧美有些区别的地方。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士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除了P2P个人借贷外，去年蛋壳公寓的暴雷潮都凸显出中国网路金融的失序现象，再加上大学生借贷多用于购买3C或游戏等非必要的超前消费，因此，政府有必要及时介入，阻断大学生不必要的消费，以免事态越发严重。 不过，他也担心，中国的校园贷恐难根除，因为有资金需求的大学生仍大有人在，这反而让不肖业者有机可趁。 他说：“我看它现在这些新规都针对已经有牌照的这些业者，那这些没有牌的业者其实你很难去掌控。所以，这些大学生他会转往这些没有牌的业者，往这边其实风险会更高。” 网络金融监管收紧 林士杰认为，这波禁令可能对未来的电商发展和中国十四五下的内循环带来不利因素，因为疫情后的电商发展已是主流，而中国电商平台的消费者又以年轻人为主力，他说，年轻人不管是就业、创业等，资金需求也都不低。 另外，对网络金融业者，如蚂蚁来说，“校园贷”禁令所带来的冲击也不小。 林士杰说，蚂蚁的小额网贷业务占了整体营收的近四成，都高于支付、理财和保险等业务，因此，禁令一出，蚂蚁的小额网贷业务首当其冲可能马上失去校园市场，再加上，林士杰认为，中国政府可能还会进一步针对网络公司的线上支付、理财和保险业务都出手收紧监管，因此，网络金融业的前景不甚乐观。 他说，网络金融业的征信机制，如蚂蚁的芝麻信用，其实做得比银行好，因此坊间有传闻，年轻人可以欠银行钱，就是不敢欠蚂蚁，因为蚂蚁拥有全中国最大的个人资料和财务信用资料库，让还不出款的年轻人可能要面临来自父母亲或公司老板的压力、乃至于各式的催款方式。 但此优势似乎也引来官方觊觎，林士杰认为，未来中国可能计划出手将网络金融业的信用体系收归国有。 执行成效有待观察 他说：“未来像这种信用体系，很有可能它会是官方这边强调的重点。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平台的资讯收归国有。之前，据说官方其实就有提到，蚂蚁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他们收到的这些大数据，有没有可能提供给官方，但是，当时(蚂蚁拒绝)的回复是，因为牵涉到消费者的隐私，那消费者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降低跟蚂蚁，跟阿里巴巴往来的意愿。” 虽然直接国有化网络金融业的信用资料库，尚不可行，但林士杰认为，未来中国政府还是可能透过持股来加大对具规模的电商平台或网络金融平台的掌控，如让蚂蚁这些网络巨头公司不再是纯民营、商业化的企业，而带有国企的色彩。特别是针对网络借贷公司的资金池问题，他说，监管机构也会朝着提高他们的自有资金比例，来降低金融风险。 位于台北的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杨颖超则对“校园贷”禁令的执行成效持保留态度。他透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此一禁令的执行“关键在地方的态度”。他说，若据银保监会的说法，去年6月底P2P网贷平台只剩29家在运营，网贷专项整治工作已转入常规监管。但他问，中国为何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问题？他说：“显然问题在无证无牌放贷平台，或者有合法牌照的平台使用灰色手段经营业务。这应该是牵涉到更深层的官商利益问题，(未来就)看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认真执法了。” 他还说，中国式的金融监管当然会影响到商业创意。杨颖超重申：“金融创新过度管制会使中共缺乏像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那样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银行业巨头，甚至可说，即便出现，也会绑手绑脚，无法向他们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