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

1、你咋不去北京开会呢？ 老王是东北人。前两天我电话说：“老王，我准备把你的故事写一写。不过你放心，不用实名。”老王说：“不用，我要实名的。”案件已经十多年了，我不想再起波澜，还是隐其姓名吧。具体的办案单位，也匿而不提。 2003年，老王承包了一片荒山，造林。签订有承包合同，期限30年，一切手续合法。老王的林子，属于“自费营造民有林”。依照法律，林子由老王种植，归老王所有。2009年，政府因为建设，征用了老王900多亩林地，合同约定补偿款500多万，老王只拿到手483万。2012年，他被抓了，检察院指控他诈骗。人被抓，房产、现金全部冻结，老王全家，面临着灭顶之灾。 因为是东北的案件，我请齐齐哈尔市尊敬的迟夙生律师和我搭档。她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东北和全国，都有影响力。 为了把老王的案件做成，检察院还将林业部门的几个官员给起诉了，罪名是玩忽职守。这几个官员的案件，先行开庭。迟夙生律师知道后，立即去旁听审判。 她旁听不久，检察官发现，庭下坐着的这位律师，是老王的辩护人，就告诉了法官。 法官核实道：“你是不是王某某的辩护人？” 迟律师：“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法官：“你不能旁听，因为是你王某某的辩护人，和本案相关。” 迟律师：“你这个是公开审理的案件，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可以旁听啊。” 法官：“不行，你必须退出法庭。” 迟律师：“你这是违法的，我不退。” 迟律师是对的。公开审理的案件，公民凭身份证，验证后就能旁听。现在许多法院，将旁听变成许可。未经法庭许可，不准旁听，而法庭又经常以旁听席已满，不许旁听，虽然旁听的人，时常寥寥无几。我在日本、香港和瑞典，没有任何证件，就进入法庭旁听。香港唯一的要求是，从后门进入，然后悄悄地面对法庭，弯个腰，行个礼。瑞典和日本，连这个都不要。 法官叫来了几位法警。法警进入法庭，要将迟律师强制带出法庭。法警准备采取强制措施时，迟律师说：“你们不能对我采取强制措施，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当时，北京正在开全国党代会。警察分不清两个会议的区别，嘲笑说：“你是全国代表？北京正在开会，你咋不去北京开会呢？”迟律师说：“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不是党代表。” 警察不由分说，将迟律师强行带出法庭。正在此时，我电话迟律师，问案件情况。迟律师说：“你抓紧发条消息，他们正在拉扯我，不让我旁听。”我发了条消息，很快有了效果。上级法院的领导专程赶来，并向迟律师道歉。事件平息了。 几个林业局的官员先被判刑了。判决生效后，检察院将老王的起诉书，送到了法院，指控他诈骗国家财产483万，建议量刑11至13年！ 2、一会儿你就知道，谁不懂 起诉书大意是：政府征了你900多亩林地，补偿你483万。但实际政府只用了不到500亩，余下的林地，政府没用。你拿了政府483万元补偿款，属于诈骗。我看了起诉书，难以置信，但起诉书就是这样的。 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后，开始发问和质证。涉及到所占林地，究竟有多少林木的证据。山地上的林木，大小不等，密度不一，树种树龄不一，确实需要专业机构评估。我刚就鉴定意见发表质证意见，检察官来了一句：“这是专业问题，你不懂，不要瞎说。” 法庭是一个严肃的场所，控辩审三方都要尊敬法庭。有些法官认为，尊重法庭是指尊重法官，是控辩双方和当事人的义务。其实，法官自身也要尊重法庭。三位法官所坐的席位，是审判席。检察官的坐席，称为公诉席。律师的坐席，称为辩护席。旁听公民所坐的，称为旁听席。四个席位，共同组成了法庭。尊重法庭是指尊重整个法庭空间里所有的人，不仅仅只尊重审判席上的人。 对法庭的尊重首先表现在，各方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庭审。一旦产生分歧，应按照法律规定，解决分歧。法律有不明之处，难以判断的，各方按礼让原则，尽可能协商解决，以便庭审平稳地推进。确实当庭解决不了的，休庭解决。 法庭的礼让原则，要求各方在发言时，不得攻击对方人身，不得讥讽、嘲笑、挖苦对方。我的导师姜明安教授，似乎没参加过庭审，但他在刘燕文告北大案件开庭之前，给我和何海波——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著名的行政法学专家——写了一封信，要求我们和北大对庭时，发言要“温和而有力。”他说的很对，我时常提醒自己。 检察官这句话，确实让我生气。等到我发言时，我说：“一会儿让你知道，谁不懂！”当时，我正值盛年，放在今天，我可能不会说这话。 3、眼含热泪认了罪 法庭辩论开始了。 我说：“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仅仅从这份起诉书本身来看，指控就不能成立。你征了我们900多亩林地，我们也交给你900多亩林地。至于政府用不用地，用多少地，是政府的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好比你买了我二十斤大米，你只吃了十斤，总不能说我诈骗了你十斤大米的钱吧？大米吃不了，你退我大米，我退你钱，也行。你大米不退，还说我诈骗，天下有这个道理吗？你们政府把我们的林地拿走了，没用完的也不退，还说我们诈骗？” 庭开不下去了，休庭。 检察院和法院现在面临的难题是，为了将老王的诈骗罪定上，先行判决了四个官员玩忽职守，判决已经生效，两家都没了退路。近年来，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检察院将本应一案起诉的被告，强行分案起诉。等到前面的被告判决生效后，再起诉后面的被告。后面的庭审一旦发现，前案判决是错误的，法院和检察院都难以处置。虽然法律规定有纠偏程序，但实务中，法检通常是将错就错。 过了两个月，检察院换了个理由，又起诉了，这次诈骗金额变成了200多万。这次的理由是，林业勘测人员所测得的林木蓄积量，是错的。被告多领了补偿款，属诈骗。我和迟律师辩护说：勘测机构是你们政府请的，又不是被告请的。如果确实发生错误，最多是退赔，怎么能是诈骗？你自己算错账，怎么能说别人诈骗？其实，测量没有问题。 案件显然办不下去了，但是法院就是不同意取保。被告在看守所，两次脑出血，到医院抢救。我们一再申请取保候审，法院就是不同意。检察院找到我，希望我说服被告认罪。承诺说，被告如果认罪，可以实报实销——就是在里面待多少天，判多少天，判完人就出来了。 我到看守所会见老王，将检察院的意见，转告给他。老王沉默良久，问我：“何老师，您的意见呢？我就相信您！”我说：“老王，你确实是无罪的，我愿意继续帮你往下打。但是如果法院强判，我们还要上诉……，就你这个身体，可能官司没打完，人就没了。胜诉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老王眼眶红了，热泪在眼眶内打转说：“何老师，我一生清白啊，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定了罪……” 最后，老王眼含热泪认了罪。 老王夫妻是重感情的人。出来后对我千恩万谢，说我救了他们全家。但我面对老王，内心总是有一些惭愧。十几年过去了，老王眼含热泪签字的场面，时常浮现在我脑海。我不知道，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蓟门决策Forum，现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