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新的研究显示，每周喝一次外卖咖啡，可使您每年摄入大约90,000个潜在的有害塑料微粒。使用三种主要类型的外卖杯的饮料中，存在著成千上万的塑料微粒。 据《每日邮报》报导，一个装满热饮的杯子，5分钟后释放了近1,500个塑料微粒。它们从杯壁上脱落，时间越长，释放的颗粒越多。热的液体和运输等造成的杯子摇晃，也导致更多的塑料微粒从杯壁上脱落，进入液体中。 微塑料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尚不清楚。 微塑料颗粒是指小于5毫米的塑料，但很多要小得多，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这项研究中的大多数微塑料都小于50微米——大约是人类头发的直径。 科学家们研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塑料杯——聚丙烯（PP），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聚乙烯（PE）。他们在三种类型的塑料杯中各装了400毫升的水，用铝箔密封，以防止空气中的微塑料进入杯中，然后摇晃一分钟。他们也用一个干净的玻璃烧杯进行了同样步骤，作为纠正潜在污染的基准。 结果发现，五分钟后水中的微塑料颗粒数达到723至1,489个/杯。 PP杯产生的颗粒数量最高，鉴于这种材料的广泛使用，这令人担忧。 来自四川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危险材料》杂志上写道：“根据这些结果，我们估计，每4-5天使用一个塑料杯，人们每年可能无意识地摄入37,613-89,294个微塑料。考虑到微塑料的潜在危害，需要认真对待因使用塑料杯装饮料而造成的微塑料污染。” 塑料微粒越小，对健康的损害越大，因为它们更有可能渗透到人体细胞中。 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在2017年的一篇评论中假设，摄入微粒子可导致它们在体内长期积累，并对免疫系统造成压力。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Heather Leslie等人今年的研究发现，志愿者的血液中有微塑料，而且在胎盘、新生儿、肺部、心脏、肾脏和大脑中也发现了微塑料，对健康的影响还不清楚。 除了本身的破坏性，塑料还可能因携带有害细菌或有毒化学品，对健康构成威胁。 塑料微粒是怎样进入我们身体的？ 塑料微粒可通过饮料、食物或呼吸的空气进入我们的身体。传统的水处理程序，无法完全去除水中的塑料微粒。 从个人护理和化妆品中释放出来的塑料微粒，也可以接触到人体皮肤，小于100纳米的塑料微粒有可能穿透我们的皮肤。 日常饮用的袋泡茶、瓶装水、啤酒和白葡萄酒都会释放大量的塑料微粒。冲泡温度下的茶包，会释放大约116亿个塑料微粒。 打开一个塑料瓶，会导致63,400-1,225,500个高密度聚乙烯（HDPE）颗粒，从内盖表面释放出来。 电热塑料水壶在使用过程中，每升会释放4-29万个塑料微粒。 用婴儿奶瓶冲泡配方奶粉，每升可释放出100-1,600万个微塑料，每个婴儿平均每天摄入150万个塑料微粒。 随著COVID-19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蔓延，一次性口罩也成为人类摄入塑料微粒的一个潜在途径。 甚至在胎盘、胎儿肝脏、肺、心脏、肾脏和大脑中都发现了塑料微粒。 原文链接：https://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11340823/Drinking-coffee-takeaway-cup-just-week-exposes-90-000-plastic-particles.html
00后普遍是独生子女，又在应试教育的熏陶下长大，这使得他们成为最为原子化，最善于互害的一代。 今天在知乎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四川大学2021年的军训出现了大量举报现象。男生举报女生，一连举报二连，第一批举报第二批。 举报的是什么事呢？基本就是女生训练少了，男生不服要求加大女性训练量，一连集合晚了，二连不服，要求提前集合时间。三连起晚了，二连就争相打小报告。 举报来举报去，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差，还没有得到实质的利益，因为举报越多，军训要求越严，大家受苦越多，互相举报完全就是囚徒困境，没有人从中得利。 回答中的80后答主表示，在自己那个年代，同学们往往合起伙来欺瞒老师，一同抵制权力，最终大家的待遇都改善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现在的孩子不但不团结起来抵御权力的侵害，增加共同的福祉，反而争相向权力献媚，试图表现自己是个好孩子，以破坏同学关系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表扬。 这种互害甚至不需要带来实质的利益，而更多呈现出我过得不好，你也别想好过的嫉妒心理，我赢不了谁也别想活，可谓是自私到了极点。 无止境的内卷和互害，是这代年轻人的标签，他们仿佛陷入了霍布斯说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每个人都想借助公权力消灭掉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让自己获得上位的机会。 知乎截图 知乎截图 知乎截图 四川大学的举报事件早已不是孤例，钱理群曾评价北京大学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都是内卷高手，一个北大学生回忆，经常会有同学在班级群中要求增加考试的难度，原因竟然是只有难度大了才有区分度，才能将那些劣等生淘汰掉。如果考试太简单，自己的优势如何显现？他们拼了命的想要将同僚刷下去。 去年北交大自杀的吴磊，也在遗书中写到自己的死亡对于室友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们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内卷的对象。短短的几句话就让人汗颜，曾经让人羡慕的同窗关系竟然成了赤裸裸的敌人。 吴磊还算轻的，最严重的莫过于毒杀室友，总之内卷在加剧，年轻人的举报越来越猖狂。 以前以为只有在网络上才有：“你说了反动言论，我要举报你！”，没想到如今举报已经到了线下。以前举报只是针对公共知识分子，现在这把火终于烧到了每个人头上。 我们不禁要问当代年轻人怎么了？其实发霉的种子早已埋下，只是我们长期忽略了他的存在，我们总是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在进步，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如此坚信00后上来，国家就好了的幻想，殊不知现有的制度已经埋下了祸根。 95后、00后在什么样的环境上长大？ 一是独生子女，他们普遍是独生子、独生女，他们缺乏兄弟姐妹，他们的社交能力贫弱，不懂得合作、分享，更不懂得责任为何物，独生子女加上原子化的城市生活，让他们变得更加孤僻，相对于前几代人，他们更难具有同理心。公主病、王子病更加明显。 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们更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二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一场零和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有把你挤掉我才有登上独木桥的机会。在衡水中学，老师无数次会说你只要多一分，就会刷掉一操场的人，你没有北京孩子的特权，你就要加倍的努力，甚至不择手段。张锡峰的演讲是衡水中学的缩影，他没有教会孩子道德，只有赤裸裸的竞争。 虽然大部分中学比不了衡水中学，但方针是一样的，应试教育就是如此，非我即敌。这样的教育模式下长大学生会将同伴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对他来说，竞争对手死的越多越好，他们死的越多，自己就越有可能上985/211。 应试教育严重熏陶的一代，很难指望他们有多少同理心，80后上学时，应试教育还不完善，等95后、00后上学时，应试教育已经发展到巅峰，因此毁伤了一代人的心理。 三是国内近期的极左浪潮。无限的吹捧苏联、极左思潮，无限的强调公权力，左的思潮迅速扩散，很多年轻人受到影响，认为举报是一次效忠的机会，而且举报还被冠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从而显得至高无上。 比如学生举报老师，都是以卖国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大口号作为理由，通过扣帽子压服老师，如今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再也不敢信任自己的学生。但是举报的理由仍然是自私的，比如电子科大举报老师的学生，他的真实原因是老师要给他期末挂科，因此他就通过举报的方式进行报复。 举报的背后，都是个人的利益，他们希望借助利维坦，公权力消灭掉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他们的关系呈现出极致的原子化，完全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完全达到了商鞅以弱去强的目的。 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到非常可悲。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还能说什么呢？你再传递些理性的声音又有什么用？但我还是想对同龄人乃至后辈说，人终究是社会动物，没有人能完全脱离他人来生存，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只会被社会孤立，最终自食其果。 你举报别人，迟早别人会举报到你头上，最终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修明经略，原文已被删除）
网上流传，四川大学2021年军训同学们之间相互举报，男生举报女生，“一连”举报“二连”，被称为“举报的内卷”。我认为这事未必是真的，因为2021级新生还没有开学。如果有军训，或许是去年新生因为疫情耽误而补上的？ 大家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它发生的概率相当大，校园里、课堂上发生的举报事件越来越多，没人再认为“举报”是罕见的。 如果是真的，这仍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现在大学生的军训，其实没那么严肃，尤其是已经入学一段时间之后再“补”的军训，更多是一种“娱乐”性质。“二连”举报“一连”，不过是导致“一连”多训练一会儿，更多是一种游戏性质。 但是，这种游戏的价值其实正在这里，它是大学生活的某种“演习”，潜移默化中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原则才是重要的。过往的军训，通常强调吃苦、团结和纪律性，也强调同学们之间的合作，可以增强同学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现在他们半真半假地认识到，举报是有用的。 这样完全没有嘲讽那些同学的意思（假定它是真的），因为高校发生的事，也不过是社会风气的投射。现在的大学里虽然都是年轻人，却并没有“开风气之先”的可能，他们甚至更保守，你随便在任何一个大学里走一圈都会有这样的印象。 朋友们在转发这样的新闻时，都很是愁苦和担心，其实在我们身边，即便是“好人”，也开始慢慢习惯举报了。 比如，如果你在做一个公号，发现有人抄袭你的文章，就可以随手举报它，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这样举报一下并不麻烦，你心中还会有一种正义感。 有时“举报”确实是正义的。前段时间成都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自媒体作者混淆视听，写了一篇文章流传甚广，很多朋友看了很气愤，也无可奈何。有一位朋友是行动派，坚持不懈举报了一段时间，最终微信把那篇文章给删除了。 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块很大的空地，经常有人乱停车，有邻居在群里发了一个截图，宣称他已经进行举报，大家（包括我）纷纷点赞。这位邻居颇为得意，又晒出了他的一些“举报记录”，原来，他有随手举报车辆违规的习惯，他还感叹，要是能有奖励就好了。 这种“好人”的举报，总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安的地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危害性，让人不安的是举报这种手段本身。 在一个法治社会，不应该有“举报”这样的制度设计。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公平公开地解决，而法律未能管辖的领域，各种意见只能进行竞争，慢慢形成文明的气氛。 “举报”的要害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模糊而含混的地带，一个暗箱和专断的领域。进行举报的人，往往藏在暗处（有时还有保护举报人的设计），被举报的人，不知道“敌人”来自哪里，而仲裁者则可以随心所欲进行裁决——因为一切都不是公开的，也就没有办法再进行监督。 举报这种行为当然一直都有，但是这几年也有进化，它已经制度化和正面化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各种举报的渠道，有些领域会公开举报电话和信箱，而在网上，举报就更加便捷，甚至有“一键举报”的设计。 它也在逐渐正面化，在过去，举报多少被视为一种不光明的行为，我小时候在河南老家，人们称呼那些举报者的行为为“咬”——这不是一个好词。而现在，很多举报甚至有奖励（比如在校园里），这对年轻人真是一种鼓励。 前段时间郑州一个中学有学生自杀，直接的冲突点就是老师发现她在课堂上玩手机，而这“作案线索”，就是安排的学生提供的。在这个场景中，每个学生都有被举报的可能，都是“不安全”的，而老师则是唯一的受益者。同学们的每一个行为，不管是举报，还是调查和辩解，其实都在强化老师的权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