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潮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高企。在倒闭潮、裁员潮及失业潮的重压下，无论是一线城市的中产还是三、四线小城市的打工仔，都在苦苦挣扎。他们如何看待失业问题？如何面对失业带来的种种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又对未来有怎样的打算呢？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5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呈现连续第12个月下滑。今年前5个月，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8.2%。而据美国彭博社今年2月披露，外国企业在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创下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最低增幅。 这些数据突显出外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深切忧虑，以及加快速度撤离中国的趋势。而在外资撤出的同时，大量的高端就业机会也随之而去。 尴尬夹缝中的前外企高管 来自一线城市、从事IT（信息技术）行业的陈先生已在外企工作了20多年，算是充分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中产阶层。但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他也亲眼目睹了外企纷纷逃离中国的撤资潮。被问到目前工作状况时，他犹豫地回答说：“啊，freelance吧！” 陈先生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他还不时地接些小活，做点企业咨询。他说，伴随外企在中国的整体萎缩，像他一样失业的人还很多：“上周我和过去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聊的时候，听到很多人也都没有工作了。” 失业的同时，陈先生也感到，他们跟世界、跟科技的前沿发展隔得越来越远了：“很多东西不采用特殊的方法（突破网络封锁），你不一定看得到、听得到了。” 长期以来，高科技行业一直是外企在华密集投资的领域。而目前，它已变成美中竞争的前沿。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持续加强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尤其是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一周多前，美国财政部又发布了一项通知，计划限制和监督对中国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美国投资。 就在美国筑起“小院高墙”的同时，中国官方也在推动所谓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可控”、“能替尽替”等政策。陈先生把这些概括为：“中国想买的东西，美国不卖给它；美国可以卖的东西，中国不想要、想替换。这就很尴尬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了。外资在这边设办公室确实没有必要了。” 几年前，陈先生所在的美企在华撤资后，他又进入了一家欧洲的初创公司，负责亚太业务。原本他们与中国一家“遥遥领先”的企业就一些项目在中东地区展开合作，一开始进展十分顺利。 “一天，我记得当时是凌晨几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遥遥领先’厂商的测试部门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政治环境这方面因素的影响，现在（项目）暂停了，以后是否有机会合作，那再看了。” 陈先生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这家厂商使用的是从美国购买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百分比限制越来越严。最终，这家欧洲厂商完全撤出了中国，其亚太业务也大受影响。 地缘政治冲击造成国际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外企的在华业务和员工发展，这是陈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过，“存在即合理”，身处这种尴尬夹缝中的陈先生和他的外企同行们只好纷纷自谋出路： “我原来的朋友、同事，很多要么就是转到这种国营或民营的企业里去做，要么就是进入合资企业。因为很多外资撤走的时候，可能也不想完全放弃这个市场，它会跟国内公司组成一些合资公司，继续做些业务，‘曲线救国’嘛。” 但是，对于投身外企二、三十年的这代人来说，要想适应当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环境谈何容易。陈先生说，他也有朋友原来在美企工作，后来转到国有大厂：“进大厂其实应该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干个一年或更短时间就撤出来了。（他）跟我抱怨过说，还是不适应，文化方面的差异还是太大。” 由于不能或不愿委身民企及国企，一些人像陈先生这样资深的前外企雇员就只好选择另外一条路，做第三方顾问或成为“自由职业者”。他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这是满尴尬的。” 除了再就业上的尴尬，财富急剧缩水也是陈先生这些中产阶层面临的又一困境。过去二、三十年，他们的收入持续积累，有房有车之后，很多人自然会把余钱拿去投资。“但是投资的领域，在国内也是很窄的，没有太多的投资渠道。而且这里鱼龙混杂，有很多说白了就像骗局一样的。” 从2018年“P2P爆雷”，到近两年股市暴跌、财富公司纷纷倒闭，陈先生说，他身边就有很多投资失败、失误的例子，即便有公安经侦部门立案，也很难追讨或挽回损失，而这些受害的中产也不太愿意走上街头。 对于面临的困境与压力，陈先生感叹说：“既没有很多就业机会或财富增长的机会，又出现了很多收割财富的机会、陷阱，那不是就往死里整吗？其实什么事都不做反而最好。痛苦，确实很痛苦！” 无法躺平的失业私企白领 年近40、来自上海的刘先生目前处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状态。疫情之前，刘先生在一家国内大型财富管理公司任高级助理（该公司近期已宣布破产），后来转到一家食品公司任职。  他说：“其实现在想想也挺后悔，我离开食品公司的时候正好是20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形势会恶化得这么快。所以在2022年底，我才去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但不久，刘先生又被这家上市公司辞退了。因为该公司主要是为欧美汽车制造厂提供零部件，但是疫情后，应这些客户的要求，订单都被转移到了海外。 他说：“通用、福特这些厂商就要求，未来3年之内一定要把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比例降低到45%。所以，我们2023年就火急火燎地去投资了泰国的一个工厂。产能转移到海外势必意味着国内开工不足，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回家了。” 刘先生表示，很多海外买家现在都有类似要求，即不能把供应链全都放在中国。这一方面是吸取了疫情封城导致供应链中断的教训，也包括对未来西方与中国进一步“脱钩断链”的忧虑。 至于自己为何一直没能找到合适工作，刘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我看得上的这种公司或能付得起我的薪水的公司，经济情况都很差。再有，不知从什么时候刮起一股风，好像35岁以上就没有人要。还真的是！” 在当今青年失业率高企、“博士硕士满街走”的时代，刘先生感觉找工作的压力实在很大。一方面，上海的外企基本都在撤离，进入国企、央企基本要靠“世袭”，而民企也处境艰难。他说：“民企一是没有那么多岗位出来；第二，主要还是年龄；第三，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我现在才知道，除了上海以外，外地民营企业哪有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都是六天。” 刘先生说，身边类似他这样失业的中产还不少，尤其是那些没有刚需的岗位。一些人即使还在职场中“死撑”着，过得也不开心，甚至有的人去上班还要“赔钱”，因为各种日常开销更大。 作为一名单身父亲，刘先生目前背负着60多万元的房贷，虽然积蓄还足以维持生活，但“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他实在无法躺平。“我就强迫自己，每天要出去，不叫西装革履吧，但也都是职场的装扮，去约见不同的人，试着看有什么能突破的地方。我觉得要待在家里，我就要发霉了。” “生存优先”就是刘先生的座右铭，无法就业就自己创造就业。“现在能有Cash（现金）进来，只要不违法，我都愿意去尝试。”现在，他正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生意机会，无论是光伏逆变器等新能源设备，还是化妆品的外销机会，他都在调研、尝试。但他也坦承：“现在都知道，没有哪一样是好做的！” 烂尾楼下的底层辛酸：“好艰难！” 最近，有网友在社媒上贴出一个“2024年悲惨排行榜”，将悲惨度分为9等：失业找不到工作排名仅为1，也就是相对还算最好，更悲惨的还要加上房贷、养娃、炒股、生病、烂尾等等。这固然是一种嘲讽，但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其中三、四、五种情况的不在少数。 曾在河南某小城市从事教培行业、去年底“润”美的赵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国内时，她身边就有很多人失业并有房贷等压力，其中一名同事的“悲惨指数”就相当高。 “当时，她生了二宝，是一对双胞胎。家里本来只有两室的房子和老人一起住，老人帮她带孩子，所以住不下，就考虑到要换个房子。” 疫情前，这位同事陪同赵女士看了当地“铂悦山”的楼盘，赵女士没买，这位同事却买下一套。没想到，房子却烂尾了。这件事一直让赵女士感到很不安。 她说：“买完（房）之后，我觉得她的整个生活就陷入了一种绝境。她买房的首付是掏空了三代人的口袋。” 赵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为缴清首付，同事小两口加上双方父母掏出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一大笔债，每月都需要还房贷。更糟的是，购房后，同事的公公很快被发现得了肺癌，并确诊为晚期。婆婆需要照顾公公，无法再帮她带孩子。这位同事自己又在疫情期间失业了。 “她公公说，哪怕我不去化疗、不治这个病，我也要帮我的孩子把这个房贷还上。” 赵女士透露说，同事全家一度就靠她丈夫的一点微薄收入生活，还要还房贷、还借款、支付老人生病的费用、孩子的养育费用等等。“好艰难、好艰难啊！所以在她的孩子稍微适应了一段时间幼儿园之后，她就赶紧开始上班，贴补一点点家用。” 赵女士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同事依然没想过断供，因为在她看来，一旦断供了，她以前的一切努力就等于全部 “归零”。但如果继续缴房贷，她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拿到房子。 “她就相信政府告诉她的话，‘一定会交房的’。但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交房。” 赵女士说，朋友们也曾建议这位同事去上访，但她害怕一旦这样做，当局更有理由不给她房子。 赵女士所在的河南省是全国烂尾楼问题的重灾区之一，省会郑州更号称“烂尾楼之都”，烂尾面积率高达9%。2023年11月，知名短视频博主“亮亮丽君夫妇”购买房子“烂尾”的经历就发生在郑州融创城。而其他中小城市，类似的情况也很糟糕。 赵女士说，她先生也有同事几年前买了当地恒大楼盘，因烂尾而被套牢：“他家里是农村的，他买这个房子就更难。” 据她介绍，这对夫妻一个做抖音推销员，一个在超市工作，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里父母又都是农民工。老人把多年辛苦积攒的所有养老钱都拿出来，帮儿子在城里买了这套房，就是为了让孙子长大能在城里上学。房屋销售人员当时承诺他们在孩子上小学前一定能交房，但现在孩子已经小学3年级了，一家人还在苦苦等待。 赵女士说：“他们那栋楼盖都没盖，怎么可能交房？但是他们依然相信政府的这句话，‘一定不可能骗他们’。” 看不到未来的长沙打工仔 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灵活就业”的人员已达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7%。而出生在湖南株洲、现住长沙的孙先生或许应算为其中之一，因为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自己应算是“待业”，而非“失业”：“因为，说失业不符合那个意识形态。我待业已经两年多了。” 孙先生原本在建筑业工作，虽然比较累，但待遇还好，每月收入有6000到8000元。但疫情开始后，孙先生所在的建筑行业就很不景气，有的公司即使有业务也收不回款，税务部门又查得紧，他的老板最后干脆把所有名下企业都关闭了。2022年，孙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都开始在家“待业” ，没事做。2023年，中国房地产业全面爆雷。 “我们行业有些同事出去跑滴滴、送外卖，但是那个压力也挺大，因为人也越来越多嘛，大家都是失业的。” 孙先生提到，长沙最近发生一起外卖员在暴雨中误入积水路段、差点丧命，后被警察拉人链救起的事件。“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赚那5、6块钱一单，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20多岁的孙先生到长沙打工已有近6年，有了家庭和孩子，也买了房子和车子，准备扎根。但现在，他失去工作，还要缴房贷和车贷，压力很大。他透露，自己总共背负近70万元的贷款，而妻子做护士的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所以他只好“啃老”，让身在株州的父母一起帮忙还贷。 不过，孙先生觉得自己还算“很幸运”，“悲惨指数”只算中等。因为他买房较早，没有赶上烂尾楼，贷款也已偿还掉一部分。据统计，长沙是全国烂尾楼最多的城市之一，烂尾房套数居全国第一。孙先生说： “像长沙这边，失业的很多，烂尾楼也很多。绿地在长沙这边的业务，有7、8个项目全部烂尾。” 展望未来，孙先生很悲观，认为经济很难好转：“我感觉以前发展得太快了，把未来20年、甚至是以后的经济都全部透支了。至于未来前景，我肯定是比较担忧的，就感觉看不到未来。” 孙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最近，长沙当地的一些失业年轻人打算办个“聚会”，就是大家在微信中拉起群来，互相安慰，抱团取暖，共渡时艰。 处于安全考虑，本文中受访者皆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