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中国战略生变？官方公众号进入注销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段时间，中共当局启动一项名为“中国－全球青年影响力人士交流”的计划。邀请拥有至少30万粉丝的美国网红免费访华十天，行程包括北京、上海、深圳、苏州与邯郸等城市，并将参访小红书、比亚迪等中国知名企业。外界认为，这项行动是北京加大“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宣传的一部分。 据彭博社报导，此行由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平台协助推广，计划明确要求申请者需“热爱中国文化”，且无不良行为记录。 在中国社群媒体“留学生日报”所发布的招募贴文中，当局鼓励在中国留学的学生帮助推荐或牵线外国网红申请加入。成功入选者将获得官方邀请函及签证协助。 报导指出，尽管中美关系持续因贸易、技术及地缘政治等紧张，但中方仍试图推动中国文化，并借由网红影响力在海外社群平台上塑造良好形象。 不过，外界却对此类操作提出质疑。有专家指出，北京近年来频繁借助外国网红来重塑国际舆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背景下，这样的行为就是被用来掩盖中共对人权的迫害。 例如，美国之音早前曾披露，中共政府曾以免费行程吸引外国内容创作者赴新疆拍摄视频，安排他们参观工厂、市集与清真寺，拍摄展现民族融合与经济成就等画面。 由于这类行程是被高度控管的，也就是说，中共官员只想让你看「想让你看的」，「拍你能拍的」。这样的结果是，网红们拍摄的内容像是中共宣传片，与外媒报导的大规模拘禁、强迫劳动及文化压制等情况完全相反。 中国研究专家葛罗斯（Timothy Grose）指出，中国正试图借由这些“友好”网红在社群媒体上影响那些不了解新疆或西藏情况的年轻受众。他批评北京当局不择手段，欺骗世人。 此外，中国在西藏也成立了“西藏国际传播中心”，作为协调中央与地方宣传的机构，该中心出现的目的之一，是为强化当局对该地区的控管。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对新疆与西藏的宣传操作虽略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 去年，习近平曾呼吁中美两国大学进行更多交流，并宣布欢迎5万名美国学生到访中国的计划。前段时间，有美国学生访华，但这些学生回国后揭露，整个行程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没有一点自由，甚至不让他们说话，只能接受当局想让他们了解的，整个行程十分压抑。
香港知名导演杜琪峰近日接受英国BBC专访，谈及电影界环境及发展时，慨叹自己和香港都“没有了灵魂”，直指“灵魂”就是人权和自由。他更罕有评论政治，引发热议。 综合BBC及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访问一开始，记者问到他最近有没有拍电影，但他意有所指的说：“最近都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这是环境上的影响，感觉到原来人很脆弱，如果动了一些东西，是你平常习惯了的，原来会影响到很多思维。”记者追问他受甚么环境影响，他笑著回应：“我想你比我更知道得多。”之后更直接说：“香港对我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了灵魂…包括了我和香港都没有。”他再解释，所指的灵魂就是“言论的自由…简单一点就是人权和自由”，明言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香港有很大分别。 他又指，当价值观不同了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觉得错，反问是否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完全改变，认为不论在电影或艺术创作，现时的香港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慨叹“以前无钱不是没有理想，现在没有了（理想）”。他强调“不是我不想拍戏，我很喜欢拍戏，但下不了笔”。 他认为，创作电影需要有良心，虽然不至于要为理想而弄至头破血流或入狱，但“苟且偷生又如何呢”。 69岁的杜琪峰，在金像奖和金马奖皆曾三夺最佳导演，作品包括《黑社会》、《枪火》、《夺命金》、《PTU》等，而且是获提名最多次的导演之一。 杜琪峰从影几十年来，多次入围国际电影大奖，是唯一在世界三大影展都曾任评审的香港导演。 杜琪峰的访问片段，于上周六播出后短短一天便有近五十万浏览，党媒《大公报》于上周日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大公报评论》，发布两则短评批评杜琪峰。该两篇文章并没有以理说理，仅以市井揶揄口吻，指“杜琪峰最应该拍的电影是《黑社会之肥佬黎》”、又批杜不是“人云亦云”便是“江郎才尽”。 网上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锦洪赞扬杜琪峰的“讲人话”是有勇气的表现，因为现时公开讲真心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预料杜亦难免受影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表示，其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那么，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过去一年怎么看？新的一年, 他们又有怎样的期待？他们真的认为日子会越过越好吗？ 中国人权律师团为2024年献词：告别内卷，走向开放 2024新年统计：中国房产销量同比下跌26% 习近平新年贺词承认企业有压力 中国12月PMI降至49.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是习近平在去年12月31日，通过官媒央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的2024年新年贺词。讲话中，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回首过去，展望来年，中国的普通百姓们又有怎样的体会呢？他们感受到“温暖和谐”与“包容活跃”了吗？他们对于2024年又怀抱怎样的梦想呢？ 基督教传道人：希望当局可以允许有真正、独立的信仰 “我们盼望，2024年这些国家领导人还有管理宗教的这些有关领导人，对宗教有一个更加正面的评价，回到胡时代的‘与社会主义和谐相处’，让信众可以有真正的、独立的信仰。”几个月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刘非告诉本台，疫情之后，中国当局对于宗教团体的管控丝毫没有放松，而对基督教信徒的管控尤其严格。作为一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的感受更加深刻。 出于安全原因，刘非采用化名受访。 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刘非说，过去一年，中国周边不同省份都以诈骗罪的名义拘捕了很多家庭教会负责人和传道人。他所在的教会内因为有很多关注社会民主的朋友，所以也是当局打压的对象。他自身也面临着被任意扣上罪名而遭抓捕的风险，这也是他选择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 2024年元旦，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生效。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刘非说，其实当局的相关做法早就已在实行，目前不过是在此之上以法律方式将这些内容落实下来。这也是当局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分：“它的基督教中国化背后，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党化的过程。改造基督教，让它失去独立性，即‘政主教从’。” 刘非预计，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会越来越艰难。他感受到，当局正在重走1958年及文革时的老路，试图将基督教会逐步取消，导致相关团体重回地下状态。对于他自己的新年愿景能否实现，刘非也并不乐观：“因为现在的这个制度，从威权又走向新威权或新极权，所以我就不太乐观。” “太湖卫士”：希望环保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来自江苏宜兴市的吴立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当地的环境问题，并被中国媒体与民众誉为“太湖卫士”、“环保英雄”，也曾因此惹恼当局而历经3年冤狱。但他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谈到新年愿望，他告诉本台：“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些污染企业在我家乡统统关闭掉。” 吴立红说，一年前他还去家乡宜兴某镇看了一下，发现有十多家印染企业在那里向河流直接排污：“可恶的是，这些企业是前几年在浙江湖州被我（投诉）关掉的污染企业，然后他们又转移到我家乡来了。这个我就弄不明白了。” 吴立红说，这些污染企业能够存在，都是因为有政府背景的保护伞。而当局投入到环保的大量经费中，真正用在实处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展望新的一年，他表示：“希望这个环保能够真实地落实到位；第二个，不要打击我们这些为环境、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第三，尽快把我的冤假错案平反。” 吴立红表示，自2010年从监狱获释回家，他就从“小监狱”来到了“大监狱”。当局一直对他进行维稳监控。去年11月20日，他又被当地刑警大队突然拘留：“抓我到五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审查。这次传唤抄家，二十四小时放了，叫我是恐怖主义者。”这次传唤抄家后，警方一直不给他传唤证和检查抄家证，“现在他们已经到了不要脸的程度了，连自己做的事都不敢承认。” 吴立红特别强调，他的老父亲八十多岁，在政府部门工作三十五年，却因为他从事环保工作而受到牵连。当局不给他父亲办理退休，因此也拿不到退休金；女儿因他而无奈远走美国，他自己则被困在国内，继续受到迫害。他感叹：“这个太不应该了，过去的地痞流氓黑社会，它都不会搞株连。” 访民：希望政府真正重视百姓心声 “勉强活着吧……。” 谈到新年愿望，辽宁访民周先生只能唉声长叹，“老百姓就是活一天算一天，都是这个想法。” 出于安全考量，周先生采用化名受访。 周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唯一的儿子因为保护国家财产、举报贪官而遭到报复，先后两次被冤判五年和十三年徒刑，最后惨死狱中。他的老伴和女儿也因维权上访，分别被冤判6年和5年，目前他们一家都被当地政府视为重点“维稳”对象。 “我们要上北京，被当地控制不让去。去了以后，不是拘留就是给你关起来、判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周先生说，他们的申诉材料都是请人到外地发送，因为在本地就会被扣留。 江苏盐城维权人士、因关注环境问题而两次蒙冤入狱的嵇书龙告诉本台，2022年，她在江苏省委巡视组视察本地时，因为在社媒平台上说了几句话就被抓起来，当局指控她“寻衅滋事”。 谈到新年愿景，她表示：“希望我们国家政府能够重视上访人反应的问题，重视老百姓的心声；希望他们真的查（案），而不是应付一下，把材料转到地方，地方又打压访民，逼得访民往北京跑，地方又给加一个违法上访的罪名；能让真正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这就是我们的幸运吧。” 银行业者：很头疼的就是最上面那个人换不了 “中国人我觉得其实无非就是图一份安稳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无非就是这样。” 身在广东的年轻海归小鹏对于来年的期望很现实。 作为一名银行业者，对于目前很多企业倒闭、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民众收入普遍缩水，小鹏都有切身感受。他说，就连他所工作过的银行也出现了存贷规模上升、员工工资反而下降的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我们要直接负责的，直接扣工资，扣到贷款收回来为止。” 面对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他也常和朋友们讨论或观看网上视频：“曹德旺说，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不完全认同他这句话吧……，现在很头疼的就是，最上面那个人估计10几、20年都换不了，把10几亿人都不知道（带）往哪个方向。其实，想想还是挺可怕的。” 小鹏说，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通货膨胀还会加剧，而总体来看，中国经济虽然不会断崖式崩塌，但会持续下滑：“可以说未来两三年，它仍然是（下降）幅度不大，但还是走下坡。到明年，估计还很有很多公司会倒下去。这不是开玩笑的。” 出于安全原因，小鹏采用化名受访。 年轻媒体人：虽然去年很糟糕，但今年会更糟 “大家现在都会说‘没关系啦’，虽然去年很糟糕，但是今年会更糟。”展望2024年，20多岁、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打工的张晓告诉本台记者，很多人都和她一样，对新的一年并没抱多大希望。 张晓从事的是媒体行业，原来有全职工作，而现在只能打零工。她说，她甚至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因为现在媒体工作，你可以基本理解为没得找了，一个是因为媒体被打压得特别惨，象我之前经常看的公众号，好多天天被删、被封。它不会把这些公司搞死，但是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收入。” 张晓举例说，有些上百万粉丝的号被禁言，或者有的号被封半年，导致其广告收入大受影响，根本没办法招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金主们活得也都不是很好。你看以前恒大能投广告，现在恒大马上要破产了。” 她说，现在整个行业，大家的收入都很低，在招人方面就会很谨慎。 今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创下新高，六月份的官方统计更超过百分之二十。而有专家估计，中国实际的失业率还要更高。很多青年选择不去找工作，而是在家啃老“躺平”。 “有句话叫‘在家啃老，多填一双碗筷；出门奋斗，掏空六个钱包’。” 张晓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年轻人现在不出去找工可能效益反而最大：“因为你去了大城市，你要是没有适应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的话，你还得跟家里要更多的钱。” 张晓时常参与一些人权或社会公益活动，对于她来说，2023年也是颇不平静的一年。多位她认识或知道的人权律师及青年活动人士被捕，她自己也经常陷入恐惧和精神压抑的状态。 “2023年有好几个朋友被抓进去，希望新的一年，我认识的人都不会被抓进去。” 出于安全原因，张晓只能用化名接受采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自由亚洲电台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哈玛迪（Narges Mohammadi）正遭伊朗关押，家属6日说，她已开始狱中绝食，抗议她和其他受刑人能获得的医疗照护受限，以及伊朗女性被迫戴上头巾。 据法新社报导，51岁的穆哈玛迪长期为人权奔走，今年10月因“对抗伊朗女性所受压迫”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但目前被关在德黑兰的伊文监狱（Evin prison）。 家属在声明中说：“穆哈玛迪今天透过发自伊文监狱的讯息告诉家人，她数小时前开始绝食。我们很担心穆哈玛迪的身体状况和健康。”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当地女性在公共场所都必须戴上头巾，但穆哈玛迪无论如何都不愿遵从。 穆哈玛迪有心脏和肺部疾病，但狱方拒绝把她转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家属说，穆哈玛迪急需出狱接受医治，“她今天绝食是为了抗议两件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拖延及忽视患病受刑人医疗照护的政策…以及强制伊朗女性戴头巾的政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主席赖斯－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发布声明声援穆哈玛迪，她说：“要女性受刑人必须戴头巾才能住院，这很不人道，在道德上不能接受。” 赖斯－安德森还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呼吁伊朗当局提供一切所需医疗协助给穆哈玛迪和其他女性受刑人。 提倡言论自由的“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也“严正关切”穆哈玛迪的健康状况，还说她“一开始就不该入狱”，呼吁伊朗立即释放她，并紧急送她入院接受治疗。
港府建议立法监管众筹以保障国家安全。联合国专家对此表示忧心，日前公开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联署信，指该众筹法对国家安全和反恐的定义含糊，一旦落实，恐侵犯基本人权，损害公民社会空间，促请港府检讨有关建议。 港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简称财库局）去年12月针对加强规管众筹活动的建议展开的公众谘询，已于今年3月结束。港府建议设立“众筹事务办公室”，对任何形式的众筹活动作出监管，要求大于一定金额的众筹活动接受审计，捐款者须以“实名制”登记，未提出申请便发布举行众筹活动者，可能被视为“非法的众筹活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31日报导，财库局在谘询期间收到 60份意见书，但拒绝公开意见书内容。据自行公开的意见书显示，多半认为港府过度规管众筹，认为部分建议过于严苛。 有关忧虑获得联合国五个不同人权范畴的特别报告员认同，包括：反恐中增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增进和保护表达和意见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人权卫士，以及隐私权，他们联名致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该联署信函7月27日发表于联合国网站，指出若以港府谘询文件的建议订定法例，将使《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保障的人权受到侵害，特别是保障私隐、表达自由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五项人权；另外，若当局不增设上诉和司法监督等机制，拟议中的众筹申请和登记程序将难以符合国际法中订明、立法须符合社会需要和一视同仁等门槛的要求，敦促中港政府若以反恐为由限制人权，须以最少的干扰措施来达致其合法目的。 新法使公民社会受限 可被用于针对异议声音 联署信指出，港府研议中的众筹法禁止一切危害国安与可作“政治用途”的众筹，会因定义含混而被滥用，使负责审批的众筹事务办公室有过大的酌情权，甚至会出现限制公民组织营运和自主。五位专家关注相关措施，特别是来自外国的支援，可能被用作针对提出批判或不同声音的人或组织，这些不当限制对人权和妇女组织的影响特别严重。 专家也指出，港府建议的预设限制措施缺乏适当的、具体的风险评定标准，例如针对不同筹款活动或捐款者订定风险评估，敦促当局须订定不同的风险评估机制。 联合国专家还指出，港府为众筹平台设立登记制度，要求提交的资料繁多，又要求平台须在港有代表，超出港府声称的目标，亦可能损害公民社会空间；此外，无论是否身处香港均受限制，也会有超出法律管辖区的问题。 专家认为，登记要求必须是简单的、且与组织的规模相适应，以确保公民组织能获得合适的财政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