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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成本

医学生的规培制度是怎样扭曲的?

市场化经营的医院,必然顺应市场逻辑——降本增效,规培制度正好给了医院在人力成本方面降本增效的机会。压在医学规培生身上的三座大山:收入待遇差、劳动强度高、学习收获少。“谈奉献时是医生,谈待遇时是学生”,为了一纸规培证,专硕规培生被迫做牛做马。现有制度下规培生不受劳动法保护,但规培生依然可以通过反抗告诉那些把他们当作廉价劳动力的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届牛马不好使了! 近期,医学规培生自杀的新闻频频传出,引起公众对医学规培生劳动状况的关注。主流媒体报道留给公众最大的印象,便是专硕规培生高强度的劳动和微薄的工资。但规培生在规培制度下的如此遭遇,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规培制度是怎么来的?规培制度下规培生的劳动状况如何?规培生为争取改善自身劳动条件做了什么?规培制度压迫人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都来看一看吧! 规培的“初衷” 规培制度的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完成五年的本科教育后,必须在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医院进行为期三年的培训,才能成为医院的正式医生。在这三年的培训中,医学生的身份是“规培学员”,需要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科室进行轮转,参与科室的日常工作及各种教学活动,“在具体的临床工作中进一步学习各种医学理论和实践技能”。 规培制度替代了原先医学生在本科阶段完成四年理论课+一年实习便可成为正式临床医生的教育模式,搞了一套更复杂的“成体系”的标准化培养制度,将医生的培养年限拉长了三年。规培制度的“初衷”旨在让医学生在进入临床工作成为正式医生前,得到更充分、更规范的职业实践训练,以提高职业素质和实际临床诊疗能力。 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发布《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规培制度在我国正式推行。从此,在招聘和晋升中要求职工接受过规培并取得规培证的医院逐年增多,使规培几乎成为强制;2014年,教育部等发布《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提出从2015年起,所有新招收的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同时也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即专硕与规培并轨。 自此,规培便有了“社会规培”和“专硕规培”之分。“专硕规培”由于其只需花费三年时间,便可同时获得规培证+硕士学历。相比同样花费三年时间获得仅获得规培证而无学历提升的“社会规培”,以及需要经历三年学术研究+三年社会规培花费共六年时间才能同样获得规培证+硕士学历的医学学术型硕士,无疑更具性价比。因此报考医学专硕的学生数量与录取分数线连年水涨船高。 医学生群体中,遭受规培制度剥削最重的,对规培制度最为不满的,也正是属于“专硕规培”的医学专业型硕士。在很多属于大学附属医院的规培基地中,专硕规培生的比例在全院规培生总数量的占比往往超过一半,这一比例在部分医院更有逐年升高的趋势。我们将主要围绕专硕规培生的状况展开介绍。 扭曲的规培制度 纵使在官方宣传中,规培制度的实施对于临床医生的培养多么重要,十年来规培制度的推行和落实有多么成功,但每一个具体的规培生个体感受到的却是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收入待遇差、劳动强度高、学习收获少。 收入待遇差 规培生根据“社会规培”与“专硕规培”的区分,其收入也有差别,由于硕士点/规培点数量、专硕规培/社会规培招收人数的不平衡以及国家专项资金补助的差别,“社会规培”的收入待遇会高于“专硕规培”。丁香园论坛2020年对3023位规培生进行调查,发布了《规培生存现状报告》,指出有67.7%的规培生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在专硕规培生中,每月收入3000以下的人数占比高达84%,平均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其中甚至有20%的专硕规培生出于各种原因没有收入,存在规培补助不能按时发放的现象。对于大部分专硕规培生,月收入仅仅只够满足个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再考虑到大多数医学院校的专硕学费高达每年一万元以上,部分专硕规培生在这三年的专硕并轨规培经历中,还要倒贴钱。 网络图片 劳动强度高 医院的职工在病人入院——进行诊疗——出院这一流程中,需要合力协作完成复杂多样的劳动过程。这一劳动过程包含了很多基础性、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病人入院时需要问诊,撰写入院记录,拉心电图,进行谈话签署各种知情同意书。病人住院诊疗过程中,上级医生的查房指示,病人的各种检查结果、病情变化需要记录,并向上级医生汇报,上级医生下达的医嘱需要有人在电脑上操作上传,病人的一些检查、治疗需要医生陪同,还有送样本等跑腿工作。病人出院,也有出院小结、随访等工作要完成。在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医院,这些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一般都由规培生完成。此外规培生还要每周担任1-2次的一线值班人员,于早上8点至次日上午上级医生查房结束,这一超过24小时的值班周期中在病房待命,对病人急症等各种突发情况随时响应。 在相当一部分规培基地中,科室人员配置由数名中、高级职称医生和十几二十名规培生组成的情况不在少数,科室的正常运转完全依赖规培生的廉价劳动。而规培生对自己的劳动毫无自主权,科室收多少病人,病床周转率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权都在上级医生,上级医生决定提高上述两项指标,规培生便只能接受伴随而来的工作量增加、工时拉长。丁香园的《规培生存现状报告》显示超过80%的规培生平均每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更有20%的规培生工时超过10小时。与此同时,规培生却没有资格分享科室绩效增加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即使有,相比科室里正式医生的绩效奖,也是杯水车薪。更有甚者,规培生还会被上级医生要求干如取快递、取外卖、替开会、做ppt等分外活,或者被科室的护士要求分担原本属于护士职责的工作内容。 “大年初六上了三十多个小时班不眠不休。可是事情还是做不完,总是做不完,每天都在加班,明明是假期,可是我在加班,初七加班,初八加班。我以为熬过这几天就好了,可是这就是个死循环。” ——湖南省人医规培生曹同学的遗书 学习收获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常被规培生调侃称既不规范,也不培训。在日常临床工作中,规培生往往被各种文书工作和杂活淹没,能够接触有水平的诊疗行为并从中学习的机会并不多。这种情况下,规培生看书查资料自学的效率,还要比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学习的效率更高,这与规培制度希望通过实践训练来提高医生诊疗水平的目的背道而驰。很多高年资医生会说,病历文书的书写也是对医学生临床思维的锻炼,但高强度的工作量压下来,使得规培生只能“赶工式”地干活,完全无法兼顾临床思维的锻炼和学习。规培生的学习质量,也受规培基地和科室能够投入多少教学资源、带教老师有没有空,愿不愿意教学的影响。 除了上述压在全体规培生头上的“三座大山”,现行制度对于专硕规培生来说,还存在着被戏称为“医学二象性”的“谈奉献时是医生,谈待遇时是学生”的问题。专硕规培生在医院的临床工作中,与社会规培生干的是同样的活,同样被上级医生要求“作为医生”值一线班,在法定节假日坚守岗位,服从医院的工作安排。而当专硕规培生问起为什么自己干那么多活,每月却只有千把来块钱收入,也没有五险一金时,医院就会说专硕规培生的身份是享受医院提供的学习平台的学生,而非医生了。在国家卫健委官网的留言版上,曾有网民提出“建议尽快落实医学专硕同工同酬的政策,不仅可以提高医学专硕工作积极性,还能缓解医学生压力。”得到的官方回复则是:“根据7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临床医学专硕属于学生身份,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高校的管理,学习期间执行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享受研究生有关待遇。” 作为医生的专硕规培生需要服从医院管理安排,承担临床工作,而作为研究生的专硕规培生还需要搞科研,完成毕业论文。两者都要兼顾,因此后者往往需要专硕研究生利用自己的工余时间来完成,下班后拖着疲劳的身体去实验室做实验、写论文。专硕规培生毕业需要拿到“四证合一”(学位证、学历证、规培合格证、执业医师资格证),其中研究生学位和学历的取得与规培合格证的取得挂钩,一旦出于某些原因拿不到规培证,学位证和学历证也拿不到,研究生相当于白读。拿不到规培证,甚至被退规培,对医学生来说基本就意味着医学职业生涯的中断,为了这一纸规培证,专硕规培生只能乖乖为医院做牛做马。 “规培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被别人任意拿捏,只要不死,想拿规培证,就得服从。是啊,26岁的年龄,身体,是很难猝死的。即使是在猝死的边缘,只要不死,就得像牛马一样干活。” ——湖南省人医规培生曹同学的遗书 绝望、挣扎与反抗 被繁重、缺乏意义感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没有尊严没有自主,被使唤来使唤去打杂的工作感受、远低于同龄人,勉强维持生活的收入待遇,令规培生们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一旦放弃退出规培,或者被医院卡规培证,对很多规培生来说则基本意味着医学生涯的终结,八年的努力学习、学费投入前功尽弃,还要面对家庭期望的落空,以及一片迷雾的未来……近几年不少规培生在这重重压力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bilibili up主“糕同学讲故事”制作了视频《中国规培实习医生非自然死亡年鉴》,对有公开报道的医学生非自然死亡事件进行统计,其中2022年至今有得到媒体公开报道的规培实习医生非自然死亡便有10起,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死亡是悄无声息发生的,没有得到媒体关注。该视频在达到数十万播放量后被删除了。 网络图片 现行法律法规下,规培生这一身份不受劳动法保护,规培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想要维护自己权益无法可依,也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可以求助。即便如此,在长期实践中,规培生们也探索出一些改善自身劳动条件,与规培制度、院内各方周旋以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手段。这些手段大部分是个人化的。 例如,在科室轮转过程中遭遇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时,向医院的教学管理部门、或者当地12345市长热线进行投诉。这是讲规则的手段,选择比较有限。规则外的手段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规则外手段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消极应对,第二类是提高自身议价权。 当规培生被安排到不合理的工作时,可以通过不断拖延,或以自身能力不足为理由来拒绝、磨洋工,迫使上级医生接手工作,以减轻自身工作负担。当规培生遇见比较复杂的状况时,也可以拒绝依照先独立处理再向上级汇报的要求,直接呼叫上级医生。 规培生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可以接触到科室行医不规范的各种做法,若向当地卫健局、医保局举报这些不规范行医行为,医院和科室便会受到罚款,因此若规培生收集了这方面证据,便有了和上级医生谈判的筹码。在上级医生或院领导面前哭闹、展示自己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威胁把医院的种种黑幕诉诸舆论,也能让对方有所忌惮作出让步。 “你值班遇到问题就应该多打上级医生的电话,不要怕麻烦他们,他们拿那么高工资,被多打几个电话是应该的。” ——一名低年资医生对规培生的建议 上述反抗手段基本有三个原则:1、不损害病人利益:规培生所推脱、消极对待的工作往往与病患的诊疗活动无关。2、不明确违反规培规章制度:确保自己的反抗手段在规章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会遭受处分,避免被抓到把柄,甚至把规章制度落实到极致,以降低工作效率。3、抓住能让权力上位者忌惮的点:向医保局举报抓住了科室怕被罚款这一点,展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以死相逼,威胁诉诸舆论,也能抓住医院怕事情闹大的心理。总而言之,规培生的反抗就想告诉那些想把他们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的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届牛马不好使了! 尽管目前规培生在工作场所的反抗主要是个体化的,但他们也会通过抖音、bilibili等视频平台与其他医院的规培生交流分享个体斗争经验。在特定情境下规培生也有过集体行动,例如2022年末的新冠疫情高峰期,病毒感染潮下,部分医院强制要求不领工资的专硕规培生在岗,还与本院医生区别对待,不为其配备足够防护用品,甚至令规培生新冠阳性后仍高强度劳动,导致有规培生过劳死的事件发生。这一情境下专硕规培生的“医生”和“学生”身份的冲突达到了极致。引发全国范围内的专硕规培生抗议潮,专硕规培生通过在医院微信群里集体表达不满、请假、甚至线下集体散步的方式进行抗争。最终部分专硕规培生争取到了“学生”的对待——离岗返乡,另外部分专硕规培生则争取到了“医生”的对待——发放津贴。 规培为何难以忍受——医疗市场化的恶果 在中国,人民群众看病都是以去公立医院为主,各级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行医疗体制下,我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并不强,公立医院的“公”主要体现在其运营须严格受政府管理,但作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公立医院从政府得到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其日常运营是自负盈亏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系统的市场化突飞猛进,1980年,政府财政拨款占公立医院收入的60%,到了21世纪10年代,公立医院每年收入只有8-10%来自财政拨款,即便在2020年,医院面临疫情防控压力,额外的防疫开支增加,患者数量下降导致医院收入下降,引发大量医院亏损,该年的财政拨款也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16%。 网络图片 公立医院的经营完全市场化,需要自负盈亏,便有了创收压力。由于国家对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主要依靠药品、耗材及检查费用,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以及过度治疗等种种问题,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也使得医患矛盾愈演愈烈。 “我们在这里收病人干得要死要活的,就是为了给主任赚更多钱供他儿子在英国留学。” ——笔者轮转科室时听到的规培生闲聊 2009年国家提出“新医改”,指出公立医疗系统应回归公益性。落实到近几年的药品耗材集采、医保DRG/DIP改革压低了药品和耗材的价格,扩大了医保报销范围,在患者看来,“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公立医疗系统确实在往公益性靠拢。但这一解决方案并非加大对公立医疗系统的国家财政支持,减少公立医疗系统的市场化程度,而是在在公立医疗系统自负盈亏的现状下,压缩医院从药品耗材费用获得的利润。同时继续保持医疗服务(即医护具体诊疗操作的收费,例如医生的手术、护士的护理工作等)价格较低的定价,国内医疗服务的低定价长期被医护人员所诟病,认为其专业劳动的价值在这一低定价中得不到体现,需要被迫承担滥开药物、检查的创收压力。 国家财政很少为公立医疗系统提供支持,医保系统也很难为医院提供支持,中国的职工医保在疫情前几年便已经出现了支出增速大于收入增速的趋势,每年度使用人次与人次平均支出也连年上涨,大量学术研究预测职工医保将于20年代中期出现支出结余减少的趋势,在30年代中期耗尽结余。药品耗材集采、医保DRG/DIP改革除了压缩医院从药品耗材费用获得的利润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压缩医保基金开支,减慢消耗速度。面临危机的医保更不可能去覆盖医疗服务价格定价的上升,以弥补医院因为药品耗材盈利空间下降所导致的收入下降。上述种种原因导致医院承担着极大的收支压力,有入不敷出的可能。市场化经营的医院,面对这样的压力,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必然顺应市场逻辑——降本增效,就如同近几年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诸多私营企业一样。而规培制度正好给了医院在人力成本方面降本增效的机会。 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大型医院,可以每年源源不断地招收数百名规培生干活,而每个规培生仅需支付正式医生20%以下的薪水。如此节省下来的人力开支数目是非常可观的。同时规培基地有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干活,因此不再需要招聘很多正式医生,使得近几年这些医院的招聘严重内卷。医院削减人力成本的受害者也远不止规培生。近年来一些大型三甲医院的护士、医技人员开始大量使用劳务派遣,而护工、配送员等更是早已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他们的权益同样会受到侵害,同样应该得到关注。 市场化医疗下,规培制度不仅会损害规培生的劳动权益,还会加剧医疗资源不平等问题。中国有三千余所三甲医院,而具备规培基地资质,能够招收规培生的医院有一千余所,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市场逻辑下,这一千余所具备规培基地资质的医院,可以从低廉的人力成本上获得更多的盈利,从而能够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提高诊疗水平,扩张院区,吸引更多患者,在与非规培基地的医院的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这样持续下去,将使得医院诊疗水平更加两极分化,我国医疗资源的分布将更加不平衡。这是与让老百姓获得普遍可及的优质医疗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 对规培生的严重剥削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医院根据市场逻辑所作出的用工决策以外,还有国家对劳动者的分化、对劳动者争取权益行动的压制,使得医护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权大大减低。这也是近几年发生这么多起规培生的个人极端事件,规培制度的压迫却毫无改善甚至变本加厉的原因。因为规培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在这些个人极端事件中遭受任何利益损害,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改善制度的必要。因此很多国家的医学生培养流程中都有规培阶段,但中国医学生在规培阶段所遭受的压迫要重得多。不止医疗行业,劳资双方拥有的社会资源完全不对等,在国内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是所有劳动者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医疗市场化让基层医护人员面临恶劣的劳动条件,也加重了广大群众的医疗负担。要缓解这一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只能加大对医疗系统的财政支持,改革医保制度,让医疗回归公益性质,并将优质医疗和体面的劳动条件都视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医院里工作的医生、规培生、护士、护工和使用医疗服务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深耕纪

快递能上门了,但快递小哥要被罚垮了

3月1日,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以下称新规)正式实施。最受关注的条款是,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 核心争议是,派送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增加,谁来为此买单? 李福负责东莞部分区域的派送,他告诉南风窗,自己现在并没有按照新规严格执行,做到每一个快递都打电话确认。他表示,自己每天早上要先去收来自商家的一两千个件,然后再去派件,每天要派五六百个件,“如果每个放到驿站的件都要打电话的话,那肯定是做不到的”。 网络图片 社交媒体上,对此款规定的讨论声音从未断绝,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在6年前曾上演。 2018年国务院公布《快递暂行条例》,其中第25条之处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 有媒体在2018年的新规发布后一至两年内采访了行业从业者,询问他们及公司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规定。大部分人表示,快递数量太多,如果一个个确认,当日的派件肯定处理不完,如果派送不完,快递员将会面临罚款的情况。 对于快递员们,相似的问题反复出现。如今,新规发布后,引起的投诉热潮与原本就处于极限的快递工作量再次形成张力,究竟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他们心中还有很多的疑惑。 无奈的最优选 受到不同快递公司或地区差异的影响,快递员的薪资一般分为有底薪和无底薪两类。若是薪资中包含底薪,那么派费则会相对应地降低。郭荣是杭州的派件员,他告诉南风窗,自己的薪资属于无底薪,一般情况下,郭荣每派一件快递,便多得一块钱,“每个月送七八千件这样”。 郭荣解释道,他所在的公司分给派送员的快递数量是按照区域划分的,如果想要多派件可以申请更多的区域派送。郭荣每天负责5个小区的快递派送,“货少的话10个小时可以送完”,如果件数多的话,郭荣需要花费十三四个小时才可以送完。 每天的派件时间都很紧张。李福介绍道,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般早上6时半就要打卡,7时开始分货拣货,“派件的话,基本上一天到晚都是做个不停的”。中午的休息,对于大部分快递员来说是件奢侈的事,一两点吃午饭并不少见。 网络图片 李福称,除去早上分货拣货的时间,在派送两三百个快递后,“一般都要派到一两点钟”,紧接着两点钟会有一批新的货件,然后再次重复分货、拣货、派件的操作。“如果你件多的话,晚上九点十点还在派也是有的。” 派送的过程也常有问题出现。李福称,有时为了配合客户要求,要送货上门,他却遇到过被门卫拦截,“连我们快递公司的车他也不会让你进的”,导致有时“去送一个件,十几分钟都送不了”。就在采访的几天前,郭荣把一个快递放到了客户家门口,并且拍了照片给客户。但是客户后来称“下班回到家之后(快递)就不在了”。郭荣称“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在那”,但是最后他还是给客户赔钱了,“我赔的那一个不怎么贵,几十块钱”。 快递员大多服从着“多劳多得”的行业规则,为了将利益最大化,他们用工作量衡量自己体力劳动的极限。刘笑负责北京朝阳区的派送,和他对话的时候,那天刚好下雨,他告诉记者下雨天比较忙,他下午3时才吃的午饭,“平时也不一定就早一些吃,我们吃饭不定时的”。华南理工大学零工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超过60%的骑手及快递员日均工作时长大于8小时;超过60%的外卖骑手、快递员每周工作超过6天。 网络图片 在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量与较少休息的状态下,快递员已经形成自己的节奏和平衡,然而新规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周铭在驿站只负责派件的工作,他最大的感受是工作量变大了,“打电话打得多了”,比如平时需要派送4个小时的货件,现在需要五到六个小时。于是最近一段时间,周铭的下班时间平均往后推迟了两个小时。郭荣每天则需要额外多工作三四个小时。 “去年的话小区一般有快递柜,自己都直接投了,现在就不行。”周铭称,现在需要投放到快递柜的话,他会尽量提前给人家打电话,“客户不同意的话就送家门口”,目前他的快递投放以家门口偏多。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工作时长和工作量都变大了,但是派送费没有上涨的趋势。 上升的投诉量 和李福对话的时候,他在当天刚被投诉。“今天又有一个无聊的投诉”,原因在于一个买家退货后,李福需要将商品寄回给商家,“他本来自己收到了,无缘无故又投诉”。李福表示,一旦被投诉,“(罚款)最低都是30元”。 据悉,当客户投诉时,客服会将处理要求转出给应诉单位,这样便形成了快递工单。快递工单上包含客户对于快递服务的不同反馈,其中可能包括投诉。 对李福来说,投诉的集中来源则是快递工单。一般情况下,快递公司会将投诉工单先分派给快递员,让快递员进行协商,除非快递员行为恶劣,公司才会直接进行罚款。李福派一个件的费用是八毛钱,但是李福所在的公司“工单上只要有投诉,不管你怎样都是要罚款,(这是)绝对的”。 网络图片 周铭则是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遇到了一份投诉——客户的母亲帮忙把快递拿进屋子里,客户回家后发现没有收到快递,便直接投诉了周铭。周铭向南风窗解释道:“我记得他妈妈跟他说了,他们俩没有说通,他不知道这是个误会。”这样的事情不是经常有,但周铭已碰到了好几次,罚款也罚了几次。“一般罚五十,去年是一百。” 对于大部分派件员来说,“天降投诉”是常有的事。郭荣遇到的最离奇的投诉是他打电话给客户,问道“你为什么要投诉我?”对方自己也不知道。郭荣称“他把自己所有的快递都投诉了”。 客户在向客服或者公司表达对快递服务的不满或疑问时,如果无意间提及了快递服务的相关信息,也有可能被记录为投诉。黄果在南方一省会一个快递驿站工作,他表示,有时打电话给客户他没有接或者在忙,“我们如果电话联系不上,就会把快递退回公司处理”,有些客户会打电话(给客服)反应派件员没有电话联系他,“这种就算是投诉电话,客户打电话时本身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算投诉”。 新规发布以来,多名快递员均表示,投诉量有了明显增长。李福表示,有些客户在了解新规之后,会因为新规故意投诉,“以往也是将快递放在菜鸟驿站,新规发布之后再放到菜鸟驿站投诉就多了”。周铭最近一次因为新规被投诉大概是在3月4日或5日——这是自3月新规发布后的第四个类似的投诉,“肯定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网络图片 在平时工作中,刘笑负责的快递部分会放到驿站,部分会送货上门。他称,原本公司便有规定在特定的情况要求送货上门,比如老人、孕妇、小孩之类的群体都是他们额外关注的客户。他表示自己已经从事快递行业多年,很清楚客户们的需求,什么样的情况需要送上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直接放到驿站。“有些熟的客户或者老人、上班族(的快递)我都直接送上去。” 快递员的罚款不完全来自投诉,不同的快递公司对于快递员具体的工作纪律或者奖惩制度有着不同的具体规定,违反公司相关规定也会导致快递员被罚款。刘笑感觉比较压抑,如今新增的规定对于刘笑来说,代表着公司对于送货上门再次新增了要求。“公司的规定已经太多了”为了避免投诉,刘笑的派送效率也对应地下降。 神经末梢的他们 据了解,受到新规影响的快递员,多为加盟体系快递公司网点的快递员,或是快递公司加盟商招募的快递员。快递行业风云激荡,压力却总是沿着快递网络,层层传导到处于神经末梢的派件员身上。 驿站作为快递对接的末端服务商,一般由加盟商承接并负责区域内的管理和运营,主要负责提供包裹代收、代寄等基础服务,同时也发挥着链接快递员和客户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加盟商的收入主要在揽件端和派件端。在揽件端的收入主要为揽件费,其成本为交付给公司总部的一笔固定费用;在派件端的收入为公司总部所支付的派送费,成本包括快递员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 但是快递行业在不断竞争,快递成本不断降低。据国家邮政局数据,在2010年,发一件快递24元到25元,而到了2018年,发一件快递只要12元左右。如何争抢市场份额,降低客单价成了部分企业发展新客户、稳定老客户的重要手段。 网络图片 为了抢占市场,民营快递公司纷纷下场,开始采取“以价换量”的直接手段抢占市场份额。 “价格战”有效但不持久,物流协会研究员杨达卿曾对媒体表示,单票毛利率下降是快递行业价格战的结果,随着通达系(中通、圆通、申通和韵达,以下均简称“通达系”)快递品质上行,以及今年顺丰向下拓展电商快递,头部企业在电商快递件的市场份额争夺战更为激烈,“以价换量”的价格战仍是最直接有效的战术。 当成本降幅赶不上快递价格降幅的时候,公司的利润就会被侵蚀。虽然单票价格下降,但是网点交付给公司总部的固定费用并没有改变。 压力传递到加盟商。根据广发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2019年通达百快递全网均价约为5.08元,同比降0.92元;其中加盟商单收3.60元,同比降0.64元,承担了全网降价约70%的比重。为了维持网点和驿站的运营,加盟商们选择降低快递员派费。 一段时间内,网点和驿站的负责人们疲于应对,他们既要面对公司总部的规范条例,防止罚款增加经营成本,同时要面对降低派件费使得快递员离职的经营压力。据媒体报道,2020年,杨先生在郑州开了一家百世快递的网点,原本6毛钱的派件费让杨先生捉襟见肘,但是在2021年2月份,派件费下调至2毛,后来杨先生选择关闭了这家快递网点。 网络图片 不断降低的派费使得快递员的离职率提高,网点和驿站的快递员数量变少,每个快递员要派送的区域就划分得越来越大。快递服务的末端陷入恶性循环,对于快递员来说,派送费下降,工作量却上升了。 面对几乎完成不了的派送任务,不经客户同意就将快递放入快递柜或驿站,成了不少快递员的首选。然而快递柜的投放亦需要成本——这算到了快递员的派件成本里。《2020年全国快递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 压力逐层传递,导致了一个荒谬的情况——快递服务业的上游利益不变,中游苦苦挣扎,处于下游最末端的快递员承担了所有压力。 新规发布后,对于快递员的派件工作提出了新的规范和要求,他们再一次陷入用时间与工作量赛跑的困境里。只是这一次,没有驿站和快递柜帮他们平衡这种关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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