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战火再起谈判也将继续
2026 年 7 月 1 日
“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后，人口的机械增长将成为核心驱动力。” 最近几天，全国各省市常住人口数据陆续发布了，除了黑龙江迟迟未公布，我们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截至2023年末，全国人口同比减少208万人，连续两年负增长。 网络图片 通过这个“不太好看”的数字，我们还是有三个观察点可以和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 1、观察一：“自然增长”落幕，马太效应加速 小巴拿到数据表的第一感受是：各省人口怎么都是负增长了？ 据统计，在已公布的30个省市中，19个省市的常住人口减少，如果算上黑龙江（大概率负增长），那就有20个。 河北、湖南、辽宁、吉林，人口连续三年减少；四川、安徽、广西、福建、重庆等7个省市10年来首次出现人口减少。 回顾往年发现，2021年，16个省市常住人口减少；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有15个省市的人口减少；而在前一年的2019年，只有4个省市的人口是负增长的。 网络图片 这意味着，从2019年到2023年，人口减少的省市数量不断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的省市只有13个，这和防疫期间长三角和珠三角劳动力人口被迫回流有关。 而从2022年开始，中国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总人口61年来首次负增长，因此难以再复制2019年之前各地人口普增的“盛况”。 我们或许能以2022年为界，在“自然人口负增长”时代，将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作为中国各地人口变化的重要观察点。 2023年，人口减少最多的两个省是河南省和山东省，分别减少了57万和39.8万。 两个省都有共性：河南新增常住人口从2021年开始呈悬崖式下滑（此时自然增长率仍为正），主要是人口外流。第二年后，河南自然增长率转负。2023年，河南常住自然人口减少9.2万人，这意味着有47.8万人口净流出。 山东的情况也类似，2021年前平均每年增加57万人，2022年后直接进入负增长。有不生娃的因素，也有外流的因素——2023年，山东省人口净流出17.7万。 显然，并不是每个山东人都想留在家乡考编。 网络图片 中部和北方的省市基本都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简单观察：2023年，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后，各地没法用自然增长支撑的时候，人口会越来越向经济大省和有政策扶持的地区集中。 去年人口增长最多的两个省是浙江和广东，江苏、上海也有十多万的增长，说明在中部大省人口增长全部转负的情况下，虹吸效应明显。 这种“分化”还出现在各省内部。比如湖南人口相较峰值锐减76万，直接一个大县的人口没了，但“网传”长沙市在2023年增加了50万。 山东亦是如此。2022年，两大中心城市青岛、济南分别增加8.54万和7.86万，而包括热门城市淄博在内有12个地级市人口在减少。 2、观察二：地方大兴网红文旅，人却在逃离？ 当小巴在给表格排序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若按常住人口减少的省市从多到少排序，前五个种子选手分别河南、山东、湖南、甘肃、重庆。 这五个省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两年来都诞生过网红文旅城市。 以“王婆说媒”而爆火的开封，其所在的河南省常住人口减少57万人，位列第一； 以“烧烤”而走红一整年的重工业城市淄博，其所在的山东省常住人口减少39.8万； 新晋新一线、近两年以超低房价被热议的“宜居之城”长沙，网红效应并未辐射至整个湖南省，人口减少36万； 凭借“天水麻辣烫”而变得不再透明的甘肃省，人口减少了26.5万； “勒是雾都”重庆，外网热议的“赛博朋克之城”，人口减少22.3万，是唯一人口负增的直辖市。 网络图片 还有一个隐藏的选手——尚未公布人口数据的黑龙江。不知2024年初的“尔滨火了”能否为其添许人丁，但从2010年开始，黑龙江常住人口数据便一路下滑，2022年比上一年减少26万，若照此规律，黑龙江大概率挤进常住人口下滑省市的前五。 这似乎正在告诉我们一个现象：一个地区越盛产网红城市和现象级的文旅事件，越是阻挡不了人口下滑。 有可能纯属巧合，也有可能是分化带来的人口焦虑：各地拼命宣传、大兴网红文旅，要么拼命虹吸，壮大自己；要么自求出路，应对“人口下滑”这个已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特别是对于一些依赖传统工业的城市，文旅能带来的经济增量只是杯水车薪，本质上还是想博一波眼球，让“流动人口”多看一眼。 补足消费是小赚，促使普通人定居、就业是中赚，吸引高端人才和产业就是大赚。 一般而言，只要不瞎折腾，各地的“行为艺术”，或多或少能产生溢出效应，但促进人口增长的效果如何，可能还要未来2—3年的时间来浇灌。 3、观察三：机械增长VS自然增长 当自然增长、人口流出等词叠加在一起，去年人口增长最显著的两个省份——浙江和广东，就很值得拿来说一说。 广东省新添人丁49万，并不算意外。广东本就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1982年至2021年，广东省常住人口保持正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一是广东人太能生了，像潮汕等地“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广东省基本上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100万，全国独树一帜。 ◎ 二是相对自然增长的“机械增长”（外地人口流入）影响巨大。由于广东制造业发达、城镇化率高，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去年广东的49万新增人口，14万为净流入。 而在2022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意外”减少了27.2万，主要是疫情导致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原本在广东务工的外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 浙江省去年的新增人口比广东还多1万，但浙江人口增长纯靠“机械增长”。 分析可知，浙江省自然增长率相较于2022年的0.04%，进一步下滑，达到-0.86%，硬生生减少了5.7万人，这意味着外来人口流入所贡献的机械增长达到55.7万人。 回顾近三年来，浙江的人口吸引能力一直处于全国第一。2022年，情况特殊，在人口回流、本地人几乎不生孩子的情况下增长了37万人，2021年，达到恐怖的72万人，遥遥领先。 网络图片 浙江和广东，两个经济大省，有着相似的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人口获取路径却大不相同。 如果分析路径优劣，广东省的人口优势是“双轮驱动”，特别是很高的自然增长率，依然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潜力是要大于浙江的。 今年春节开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透露了一个重磅数据：广东有1.27亿常住人口、每天约1.5亿实时在粤人口。这是广东经济最根本的发展成果。 不过，浙江省虽然在人口基数和人口潜力上比不过广东，但仍具独特优势。 ◎ 首先，这几年来，浙江省中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为全国第一，连三线城市如金华、湖州都有各自独道的人才引进政策。人才带给浙江的，有可能是技术，有可能是企业，甚至是产业。正所谓“人跟产业走，人随产业来”。 ◎ 其次，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省”，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较为均衡。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常住人口，已连续两年正增长了。 “人往高处走”，反映在人口流动上，便是往人均GDP高的地方走，浙江省人口流入较为平衡，说明地域上的产业经济、收入没有明显差距。 也难怪最近有人喊出“不能移民到发达国家，那就到浙江去”。 广东各地的地域发展差距就比较大了，这也能很好地反映在人口流动上。 比如在2021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这8个城市的人口是净流入，全部在珠三角，剩下13个城市全是净流出，多数流到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五大重要制造业城市，实现了劳动力的“内部消化”。 4、结语 照此趋势，机械增长将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以至于出现了很多“是否要引入外籍人口”的讨论与争议。 当然了，机械增长的压力对于每一个省市而言也将越来越大。 比如地方执政者要如何掏空心思去吸引人口，未来的行为艺术和网红事件可能会愈发频繁，“花期”也会越来越短； 再比如，有人退休后选择回老家养老，在老家消费，却领着大城市的养老金。财政压力还是挺大的……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人口数字又过于宏大，我们期待的或许只是一种“有机增长”：那便是把“口”字去掉，真正地尊重每一个个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华盛顿 — 中国人口连续两年减少，社会走向老龄化，使人担心劳动力不足。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35岁已成寻找工作的年龄“天花板”，劳动力利用率严重不足。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何解释？ 中国上个月公布的2023年的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净减少208万人。这是中国2021年出台“三胎政策”后连续第二年人口减少。中国目前的总人口约14.1亿。这个曾经数十年稳居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已经于2023年4月末让位于印度。 劳动力不足还是劳动力过剩？ 在有人担心中国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不足之际，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最近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年轻人的就业率低于越南和柬埔寨。根据中国人大经济研究所2023年11月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引用的数据，在15岁以上就业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方面，2022年中国的比例是63%左右，越南是72%左右，柬埔寨更是高达75%。因此，这个报告得出结论：“能够参与劳动的人口比例，中国已经不占优势”。换句话说，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不足，失业率高得多。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月中旬公布的剔除在校学生的青年（16-24岁）失业率为14.95%。尽管经过中国所说的统计方式的“优化”后，这个新的数字大幅低于去年6月创纪录的21.3%的失业率，但是这个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且也并不代表实际情况的任何改善。 著名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说，由于中国内需市场不够，过剩的劳动力必须靠增加出口产品才能够缓解就业压力。但中美关系恶化，贸易战仍没有偃旗息鼓，以前中国的贸易顺差60%到90%来自美国，2017年中国产品占美国市场的22%。但2023年下跌到只占13.9%。此外，欧洲也加大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中国出口减少，贸易顺差减少，结果就是劳动力过剩，失业率增加。他说，青年刚进入职场社会，没有经验，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所以失业率很高。他估算中国目前过剩的劳动力大概有一亿人。 2018年美中开始大规模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达20%的关税，加速了大量制造业工厂和供应链向海外市场的转移。而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在全球的大流行，更对大量加工制造业产业链从中国移到海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东等东部沿海城市工厂林立的繁荣景象，随着一个又一个工厂的外迁或倒闭，已经不能同日而语。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失去了栖身大城市，或养家糊口的饭碗。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还显示，在工资方面，中国原来的优势也在消失。以2021年为例，中国每月最低工资是401美元（实际发放是每月531美元），而印度尼西亚是304美元（实际发放360美元），马来西亚278美元，越南和柬埔寨只有192美元。“中国这么高的工资，人口优势也基本没有了。”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经济学家谢田教授说，人口红利，一是有人口，再一个是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不仅人口在减少，劳动力成本也在大幅升高。因此，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流到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实际上，在美中贸易战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开始外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国家。几年前，三星将在中国生产的手机、电脑等工厂转移到越南；苹果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到印度；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更是先行一步，将代工厂迁往印尼、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易富贤在解读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净人口减少时说，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人口减少的同时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经济活力下降、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危机，比如社保危机、退休年龄的问题、中国制造业的衰退、消费的萎缩，对经济、对社会、对地缘政治都造成巨大的冲击。” 易富贤说，人口红利曾经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中国人口增长下降，这个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弱。 易富贤说：“人口减少，伴随着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伴随着是经济的活力下降。所以人口减少，不能光看数量的减少，要看人口结构的改变。” 他举例说，1980年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为22岁，美国是30岁。但是到2023年，中国的中位年龄超过42岁，美国只有39岁。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49岁，美国只有42岁。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57岁，美国只有44岁。由此可见，中国的中位年龄在逐步快速变老。这是因为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2023年占总人口的15%，到2035年将占25%，到2050年预计占高达35%。 他说，在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中国的社保压力很大，从2020年5比1（64岁以下的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年人之比），到2035年的2.4比1，到2050年则更下降至1.5比1。 计划生育酿恶果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田教授指出，中国从1979年至2015年强迫推行错误的“一胎化”政策，从其长期的影响来看，直接导致中国人口增长的逐渐萎缩。 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人口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一个大国也好，强国也好，人口开始衰落的话，它的国力一定可能要跟着衰落下去，这在历史上也经常见到。因为你人口多了，生育也高的话，对人口的持续增长，才会刺激经济增长，然后刺激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人才，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全部变成一个衰老的社会，因为人口减少的话，往往就是年轻人不生孩子，人又变老了，创造力也好，生产力也好，这些都开始走下坡路，那这个国家可能也要走下坡路。” 中国在2015年取消了近四十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之后，又于2021年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当局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三胎，一些省市也为此先后出台各种激励多生多育的措施。但是几年过后，出生率仍然是只减不增。 人口学家易富贤说，中国政府“三胎化”政策实施效果不好，主要归咎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愿意生，养不起，生不了。” 易富贤说，第一个不愿意生，是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人们已经习惯于只生一个小孩，一个小孩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常态。第二个养不起，是因为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很高。正常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应该占GDP的60%到70%，而中国只占43%。在收入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同时，中国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之高，让很多育龄夫妻望而止步。其中，中国房地产市值是GDP的4倍，美国仅为1.7倍，日本是2倍。第三个是生不了，是因为中国1980年不孕症只有1%到2%，现在是百分之18%，甚至高达20%。 易富贤说，在“不愿意生”和“生不了”方面，中国政府几乎奈何不了育龄夫妻的生育决定，唯一能做点小文章的是在“养不起”方面，但是中国一些省市出台的奖励多生育的措施，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远达不到激励人们多生育的程度，更解决不了生养孩子的沉重经济负担。 谢田教授认为，中国2021年放开了三胎政策后，生育率没上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国际趋势。在社会的人群越来越富的时候，生孩子养儿防老，或者用孩子做劳动力，这个需求都减低了，就不愿意生了。第二个就是在中国养孩子费用之高，年轻人根本就负担不起。还有一个是在现代社会中，以前传宗接代必须结婚才能实现，但现在要满足食色性也的需要，无需结婚，因此一些年轻人就觉得没必要再结婚了，生育也就无从谈起。 他说，中国当局如果拿不出切实可行提高生育的措施，中国人口逐年持续下降不可避免。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