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虽然中国百年前已结束沿用时间和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但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尚未绝迹。 由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并未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被“发扬光大”，因此太监化问题应该提出来反思。太监化现象太需要批判，因为：在有些时候、有些范围，太监化过度显现可以毒害社会的健康，阻碍国家的发展；太监化的人和行为越多，国家发展就越希望渺茫。 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没有理想、不利国家而寄生于社会，皆是文化习俗行为的太监化。太监化的人格没有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野生动物。 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务于权势，似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化也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而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却难以谅解。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则顶礼膜拜所有可以一时提供利益者。 目前不少人被公认“成功”且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其实就是太监化潜移默化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还教育后代应该“夹着尾巴”，不知不觉成为培养太监化的后来人。“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不要有想法，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要做得太好，宁可不尽心尽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通过讨好人获得资源掌握者的接纳和支持。 有些人一时夹尾巴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情，可以算是被动的太监化；但不少人夹着尾巴久而久之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何物、羞耻何事。 太监化对社会有多方面的危害。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在争论和批评后提炼出实用部分，经过探索而推广。太监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帮上级的忙，只是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更不为国家长远着想，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只顾将责任都往上推，出了事情大家听之任之，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 在文学艺术方面，太监化的现象表现为：一些本来有才华的人变成了不仅自己不出产创造性的作品，还不准许其他人大胆探索；一些本无才华的人成为“艺术家的太上皇”。太监化的作风禁锢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导致艺术质量低下，产出让全国多数人不满的幼稚化娱乐。 太监化的问题在科技界算比较轻微，因为国家鼓励科技创新而未设限。但太监化仍以习气的方式，渗透进入科技界。一些研究者信仰“夹尾巴做人”，做研究也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如何在科学上有建树？“夹着尾巴”如何做创造性工作？ 科学创新是每一代新人别出心裁、敢想敢干的结果，不是听从其他人指挥、顺从大家想法的产物。科学研究，要求在关键之处不能四平八稳，而需要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对多数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在创造力高的时期，通常都不是表现出四平八稳，而是与众不同，不容易调和。如果大家都很快能认识和接受的新颖观点和做法，一般也就不是很有创造性。在大量与众不同的想法中，多数可能并非很好，但要允许这些想法大量产生和探讨，才能发掘其中的少量真知灼见，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在不同做事方法中，也只有少数最终能够引领社会发展，但如果不能提出新做法（包括错误的做法），也就不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 在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情，而且大家不负责任，也就难以使国家变成世界领先的国家。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是强国之必需。 （作者为中国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全文转自科学画报）
2011年，《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三篇关于两院院士评选的评论。文章笔锋犀利，质问为何享誉海内外的屠呦呦、袁隆平、李爱珍、饶毅、施一公评不上院士： 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和施一公一起落选的饶毅愤然宣布，永不再参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毅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任何学生物的都会知道原因。 记者们没学过生物，所以他们去问中科院，饶毅为啥没选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知道： 院士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 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2011年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成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就在这一年，他的妻子，后来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和几个朋友、同学在武汉开了一家公司。 那一年还有一部叫《传染病》的电影上映，电影里一个骗子在瘟疫大爆发的时候告诉群众，连翘可以治疗瘟疫，这个谎言让相关企业和投机商们赚得盆满钵满。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上海药物研究所熬了个大夜，研究出了“双黄连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中国人对双黄连一点也不陌生，它的成分就是金银花、黄芩，还有： 连翘。 两大研究所的背书，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有几天纷纷抢购双黄连。郑州甚至有个人因为排队买双黄连，还感染了新冠病毒。 也大约就是那几天，网友们在一封网传是饶毅亲笔信的带领下，开始八卦舒红兵和王延轶的感情史。 上个月，舒院士带领武大研究生进行了学术道德与规范宣誓：严谨治学，诚信科研。誓言声还在绕梁，就有人在美国Pubpeer网站爆料，说舒院士学术不端。 舒院士团队回应说少数笔误或图表展示有误，不影响实验结论。他还亲自给媒体发微信： 粗心之误。 一百年前美国总统柯立芝总结过人为什么会粗心，大概就是因为在吹捧谄媚里生活太久。 1 2011年，此前在一家小基金公司当基金经理助理的熊俊，刚满37岁。 熊俊是武汉人，在香港学了工商管理的他，有一个电工爸爸。可能只在义务教育阶段读过人教版生物书的父子俩，在2011年义无反顾地把钱砸向了一家叫众合医药的公司。 舒院士的妻子，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在这一年也开了家叫武汉华鑫康源的公司。股东里除了自己，还有美国的医学博士陈博，以及： 熊俊的妈妈。 缘，有时候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老乡、校友，就这样被对于生物医学的爱好和商业变现的理想聚集在一起。 没有任何医药背景的熊俊父子，开始用真金白银一步步买成为了众合医药的实际控制人。这家公司原来的实际控制人，又搞出了一家叫君实生物的公司。 他们身边开始聚集一大批美国回来的生物医药技术大牛。如陈博，就出任君实生物总经理。 大家聚在一起当时不是为了嗑瓜子打麻将。从公司后续发展来看，当时的他们，是奔着要搞出被誉为“抗癌神药”的单抗药去的。 医药界的朋友说，想要开发一款药，其实只需要走三步： 筹钱、研发、审批上市。 当然了，也是有捷径可走的。 2012年5月，众合医药与武汉华鑫康源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众合医药将以1300万元的价格，从武汉华鑫康源手里获取“人源化抗Blys抗体”的专利，并将按照35%的比例，将此后该专利的盈利向武汉华鑫康源分成。 这个“人源化抗Blys抗体”的主要研发者就是陈博，和刚当选院士没多久的舒红兵。 之后，君实生物登场了。 一个月内，陈博和熊俊父子就掌握了君实生物的控制权。君实唯一的目标，就是研发出能治疗黑色素瘤晚期的PD-1，研发人： 陈博。 被誉为“抗癌神药”的PD-1，能挽救黑色素瘤晚期病人，有效提高病人存活期。在当时，连世界制药巨头默沙东都还没能完成研发。 默沙东算什么。当年，只有7000万总资产，不到20个员工的众合医药，有6个项目在同步研发。 后来，众合医药和君实生物合并。尽管年年亏损，但从2013年到2018年年底，熊老板的公司在新三板和港股市场已经融资超过了： 50亿元。 虽然君实生物一直赚不到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今年7月中旬登录科创板，市值一度超过1500亿。 2018年，君实的首款新药拓益临床试验已经接近尾声。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卷》调查的数据，开发一款抗癌新药，平均需要7.3年的时间和6.5亿美元的成本。 美国人太慢了。7年时间，君实全部产品的研发费用： 不超过12亿人民币。 他们甚至还有大量的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钱有了，研发能力又这么强，只差药品上市审批这一步了。 2 2015年，君实的首款新药PD-1获得临床试验的审批。从申报到审批，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点连君实的人自己惊呼： 快，太快了。 2016年，陈博和舒红兵研发的“人源化抗Blys抗体”获得了国家临床试验的审批。眼看最关键的临床试验即将来临，君实生物首席科学家的陈博却辞去了自己在公司的职务。 药品三部曲里的最后一步——上市审批，终于要到了。 2018年8月，君实生物宣布与上海海和制药达成合作。 上海海和制药本来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旗下的一家国企。2016年，上海药物研究所上一任所长丁健担任副董事长的绿谷制药，把海和制药的股权从上海药物研究所手中买了回来，海和制药变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2019年10月，上海海和所有的股东集体退出，一家叫做海和生物制药的香港企业，成为了唯一大股东，注册资本超过8亿。 香港公司注册处的资料显示： 丁健是海和生物唯一自然人董事。 有媒体计算过，中科院人均22万的年收入，就算丁所长高一些，不知道8亿的注册资本到底是认缴还是实缴？ 丁健院士，除了是上海药物研究所前所长外，作为我国研究抗肿瘤药物专家，还有一个职务： 药品评审委员。 我国的抗癌药物评审体系就是在丁健院士的领导下建立的。君实生物不但和丁健院士的公司有合作，还延揽了不少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人在公司任职。 2018年底，君实生物的新药审批顺利通过。 在技术评审的文件中，君实既没有完成肝损害患者试验、也没有完成肾损害患者试验，其所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7.7%。 有15.6%的患者因为不良反应而永久停药。 最后，专家们考虑到临床的需求，有条件的批准了拓益的上市。和上海药物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绿谷制药，他们阿尔兹海默症神药GV-971拿的也是这种批文。 2016年陈博离开君实生物后，股票都是由妻子持有的。2018年底，在君实生物港股上市和PD-1获批上市后，陈博的妻子很快就套现离场。 2018年11月28日，王延轶当选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不久，她退出了武汉华鑫康源的管理层。 3 前段时间，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中科院下属的《Cel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则简讯，这是去年底他实名举报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博士学术造假后的第二次发难。 在这则简讯里，饶毅指出耿美玉2003年到2013年一共写了12篇和GV-971有关的论文，但在2019年10月引发极大争议的论文里，耿美玉一篇也没有引用过自己的研究成果。 饶毅在文章里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药物有这么多的靶点可以治疗或缓解一种疾病。 饶教授没见过的事情还有很多，讲话不要那么绝对。 今年3月20日，君实宣布开始研发新冠病毒抗体药品，代号JS016。临床实验都没开始做，美国的礼来制药就来买走了中国区外的独家研发、生产、销售权。 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礼来没有选择自己在国内关系亲密的老伙伴信达，而是选择了此前没有合作过的君实。 这款药的研发团队里，包括君实的老朋友，帮他们PD-1站过台的高福，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严景华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及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团队，礼来报价1000万美元加上买入7500万美元君实港股股票。 双方还约定，如果效果好，美国人还将继续支付最高2.45亿美元。 放弃了老伙伴，花了老些钱，买来的技术礼来却一点也不重视。 礼来在美国开展了两批新冠抗体临床实验。一批是自家研发的555抗体单用，一批是555+JS016的联合用药。很显然，前者才是礼来看重的产品，而后一项组合甚至连用药紧急申请都还没有提交，礼来就宣布一项涉及“555”的实验停止了新冠抗体的临床研究。理由是独立安全委员会建议： 停止招募实验参与者。 JS016在美国上市之路已经大概率胎死腹中了。 但在国内，JS016早在6月7号就获批开展临床实验。从宣布开展合作研发到走向临床，只用了78天。 这种速度，饶教授肯定也没见过。 除了新冠抗体，君实还在研JS004，已经被FDA和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临床实验.这是一款被君实称为全球领先，世界独家的抗癌新药： 体现了公司卓越的创新药物研发能力。 君实的研发团队是一个大专生多过博士，一大半都是本科毕业的团队，而领导这支团队和这家公司的，是一对没有任何生物学科背景的父子： 老爹是个电工，儿子此前是证券基金经理。 但两人不仅能把一众科学家紧密的团结在周围，还能开全球先河，把默沙东、安进一众巨头甩在身后，研发能力确实强悍。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君实的董事武海辞职了。君实堪堪突破两位数的博士又少了一个。 2011年，《人民日报》的质问三连里写过这么一句话： 一些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九年后，这句话现在看，仍不过时。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