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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方信息为准,上个月的青年失业率是21%。创下2018年有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 财新发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估计可能超过40%。 网络图片 一位河南老家朋友告诉我,当地县城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60%。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县城除了公务员,没有多少新增工作岗位。 现在河南县城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可以到外地读大学,只不过学校好坏不同而已。他们毕业后无法在大学所在城市工作,除了送外卖暂住,只有回老家先待着。在老家县城,当然也没什么工作机会。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有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是事实。网上传的“在咸鱼上卖东西”也算就业,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注册一个自媒体搞直播,现在一定会被统计到就业中。 我认为,年轻人就业问题,主要是大学生群体。 春节回农村老家,见到一些24岁以下年轻人。他们过完年就回到城市谋生,不在乎做什么工作,也不在乎社保,坦白说他们其实活在“统计之外”。 他们当然也会遇到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是很少返回乡村,因为无老可啃,也没法种地。老家的耕地,现在是由“种田大户”承包。 这些人不管多难都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真正的底层,彻底的底层——既不在统计中,也不在媒体的视野中。 这种“看不见”当然意味着某种危险。过去几个月,有三起集体自杀的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人们谈到的“青年失业者”其实比上述的“农村青年”处境要好。他们要么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农村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一定会去送外卖),要么是“不急于就业”,他们住在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 事实上,他们重塑了和父母的关系。按照前些年的观念,他们应该从家里搬出去,“成为自己”,独立生活,在父母帮助下买房。 现在他们要和父母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单位”。 他们的父母可能是60后、70后,是社会的中坚,在城市立足,现在可以养着这些年轻人。这也算是一种“再分配”,大家一起消耗过去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是中国社会最特别的地方。按照美国、欧洲的理解,青年失业率到了10%就得有社会动荡,但是中国的青年却很有一种神奇的安静。 这种新的家庭状态,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进程”到了一个阶段后又退回去了。现代社会的一个进程,就是社会主体从“家庭”到“个体”的转变。 在中国,这个进程就是房地产的内在逻辑,也是过去20年城市化的动力。现在它开始退潮,人们重新以家庭为单位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共同抵抗风险。 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中国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放弃在大城市生活,回到老家找工作成了一大趋势。甚至有人失业后选择回家依靠父母,并伸手索取生活费,美其名为“全职儿女”,实际上与“啃老族”无异。 中国5月份16至24岁城镇调查失业率20.8%,创历史新高,显示青年失业率问题难解。另据中国人社部估算,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包含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学校)将达到115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求职市场情形将更加严峻。 就业难、竞争大,许多人已经放弃在一线大城市找工作、生活,取而代之是到2、3线城市,甚至是回到老家所在的县城谋求工作机会。于此同时,也有人借此“契机”回到老家和父母同住,减少食宿开支、伸手拿钱过生活,当起“全职儿女”。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导,“全职儿女”的现象在中国不少城市相继出现。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中国年轻人状况相当类似,多是初入职场受挫、遭遇职涯瓶颈期或是失业,因此决定回到家里与父母同住。 报导指出,有些人将这段远离职场、陪伴父母的时间视为空档年(Gap Year),借此充电并厘清未来的规划,然而也有人将“全职儿女”当作一份工作,甚至与父母签订了劳务契约,列出付出与报酬。 报导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指出,“全职儿女”是社会失业大潮下,不可避免的现象,背后显示的是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萎缩的情形。 陆曦说,中国的“全职儿女”大部分是被迫待在家里,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也不能积累社会实践。随著就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考公职与研究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即便考上了,也将面临未来失业市场更大的压力,未必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她提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做“全职儿女”其实是自我价值没有办法得到社会肯定和接纳时的一种自我麻醉,从政府的立场,使用这样的新名词,主要是为了避免使用“失业率”这类的字眼,借此来减低社会矛盾。她说,“但追根究柢,全职儿女的本质就是失业。” 她评估,在中国青年失业率越来越高的情形之下,未来中国的全职儿女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应届毕业生。 另一方面,当社会中的全职儿女越来越多,将会使父母一辈的可支配收入逐步下降,特别是当父母还需支付一定的报酬给子女,最终导致整个家庭的消费能力下降,陆曦指出,“全职儿女越多,创造出新的财富减少,社会的消费降级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