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入职第一天被辞退、到手的offer被撤销、 面试屡屡碰壁，拒绝录用的理由仅仅是求职者发起过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成为求职污点， 这是很多求职者正面临的困境。当在职场上遭遇违法辞退、欠薪，劳动仲裁，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选择，却让他们背上了职场 “案底”，不断带来新的难题。 到手的offer，丢了 24岁的邹玉没想到人生中第一次被认为有“犯罪”嫌疑，不是在警察局或法庭上，而是在办公室里。 这是今年9月邹玉才开始的新工作，在深圳一家电商公司担任运营。经过几天试岗，9月24日上午她刚跟公司签署完劳动合同，下午就被叫进了人事经理的办公室。 “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经历是需要跟我分享的？” 一上来对方就抛出一个让邹玉摸不着头脑的问题，被进一步提示后，她才知道自己的“背景”资料存在异常。入职前她按要求上交了体检、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材料等。现在人事经理却告诉她，在公司针对入职员工例行的背景调查中，发现她名下有一条“犯罪不良记录”。他们不清楚具体情况，希望邹玉能坦诚，到底隐瞒了什么“犯罪”经历。 邹玉懵了，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另外，如果自己真的有罪，为什么能在官方政务渠道顺利开出无犯罪证明。 “犯罪”事由不能明确，邹玉被告知需要暂时停职，等公司调查核实后再作安排。那天下午她结束工作后照例打卡下班，走出办公室不到半小时，就发现自己被移出了企业钉钉。 连续数天邹玉都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中，她不停复盘，试图找到答案——是自己闯红灯被电子眼抓拍了？还是因为那次跟人吵架？越想越觉得荒唐，这些年自己甚至没跟人发生过肢体冲突。 事情在几天后终于明朗。所谓的“犯罪不良”记录其实是她跟前公司的劳动纠纷。几个月前，她被上家公司以表现不佳为由辞退并拒付赔偿金，她通过劳动仲裁才拿到了两个月工资补偿。 邹玉说，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 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 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今年8月，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offer也发到了邮箱，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 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 那通电话之后，珂珂才隐约意识到，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内部报备一下”，但两天后，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 珂珂工作十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意外，她三天后就要去新公司上班了，眼下除了默默接受，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他们的 offer里有一则条款，如果（公司）了解到的情况跟你提供的信息不符，公司有权撤销。”珂珂说。 毫不夸张地说，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污点”，对一些求职者来说，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案底”，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也是因为欠薪。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不是他说，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 作为仲裁的胜诉方，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聊天记录、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想跟HR解释原委，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 企业的“渔网” 如果把求职看作一场闯关游戏，像邹玉、珂珂这样有仲裁记录的候选人，往往很难通关企业的背景调查环节，他们会被调查员残酷地判予“红灯”，提前出局。 红灯，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其中绿、蓝、黄、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绿色表示无异常，蓝色轻微异常，黄色中度异常，红色严重异常。 “蓝灯和黄灯还有争取的空间，红灯候选人（offer）大概率没戏。”陈安，一个从业八年的背调员分析道。他把自己和所在行业称为“渔网”，负责帮企业筛选人才，把控用人的法律和经济风险。 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具体来说，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有两种常用的渠道，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网贷等风险——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 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 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陈安“一律打红灯。”当然他也指出，背调公司只做警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 当一份带有仲裁记录的背调报告传到自己手里，对西南地区某互联网公司的HR卫盈盈来说，不管该候选人跟岗位匹配度多高，都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了。 为什么选择仲裁？她希望候选人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来还原当时的背景及原因。 用卫盈盈的话说，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瞎搞事情”的员工。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另外，“员工自己想离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因此，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他们才会特批录用。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标准，同样是互联网公司的HR张益全介绍了他们公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如果查询到过往的仲裁记录——职级高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基层员工的录用标准相对宽容，人事部门会和用人的业务部门沟通，隐性的劳动风险能不能接受？还要不要录用？“说白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不是足够优秀，不然为什么要为他走特批程序？” 大部分时候，人事部门会比业务部门更敏感，几位HR解释，这是因为产生的劳动纠纷通常由人事部处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 “处理不好（劳动纠纷）老板会怀疑我们的能力，也会觉得我们日常没有做好员工沟通、关怀以及培训等工作（导致了仲裁）”，林玲是南方某一线城市酒店行业的HR，公司员工的背调通常由她直接负责，她会通过各大平台找到对应酒店的人事部做背调。 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林玲说，“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候选人）肯定不会被考虑，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基本没问题”。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讨要加班工资”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 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即为企业避险。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在他看来，不管是小型企业、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遇到纠纷时，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因此，有“前科”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 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包括快递小哥、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 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多位HR提到，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人才大量过剩，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很节省时间”。 正义的“回旋镖” 回过头来看，小七觉得自己四年前仲裁公司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可能年轻吧，刚出社会，不怕麻烦，就要一口气（跟不公平）磕到底。” 当年她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找工作，没有任何经验，找到一家夫妻作坊式的小店，底薪1000来块。她工作了一年多，底薪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节假日加班不另计工资。当因为打卡不合规被老板口头辞退时，她都觉得能接受。没想到临走前，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还要被克扣，她选择了仲裁。 那是一段艰难的维权，小七说。虽然仲裁庭支持了她的诉求，老板却想方设法拖延、拒绝赔偿。被逼无奈，她把裁决书的内容提前录制，带着音响去工作室循环播放。老板恼羞成怒，不但抢走了她的音响，双方差点发生肢体冲突，警察也来到现场调解。后来老板不服裁决选择上诉，历时两年多，她才最终拿到违法解雇的赔偿金以及拖欠的工资。 她一直坚持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离职后，不时有同事找来跟她打听如何维权，她听说，老板克扣工资的情况还在不断发生。 那个决定的影响在四年后显现。找工作被歧视后，她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评论区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正义的回旋镖”，“迟早被砸中”。 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尽量规避（仲裁）吧”。 事实上，从法律规范来看，“如果仅仅因为劳动者曾有仲裁记录，就取消offer或解除劳动合同，是不合法的”，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春阳介绍，“可能构成不合理就业歧视。” 陈春阳建议，面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撤回offer，劳动者可以通过联系劳动监察部门或发起劳动仲裁，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金。如果劳动者认为自己遭到了就业歧视，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她也提到，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 取证难、代价高，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在微信上收到正式被辞退的信息时，邹玉很久都没说话，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来她得到了两天的工资作为赔偿，拿到的证明书上写着她“自愿离职”。 仲裁的“污点”会一直伴随自己吗？丢了offer的小七现在仍感到忐忑不安。为了尽可能避免那段经历的影响，小七曾打电话到当时法院，希望能申请诉讼记录不公开，但没有获得支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产生后，只有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公开；仲裁阶段可协议不公开、或特定事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公开；像小七这样进入法院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均一律需要公开。目前在裁判文书网公开查阅，或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查阅能查到生效判决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背调员陈安透露，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 陈安一直觉得这是行业不合理的地方，“这些数据库的数据来自哪里？哪些数据可以展现、不可以展现，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 “我自己作为从业人员，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跟公司闹到仲裁，我也逃不掉（被查询和歧视）。”在陈安看来，想要真正有效解决因劳动仲裁引发的就业歧视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数据的规范化管理。 从用人企业的角度，多位HR也承认歧视“几乎难以避免”，很难给出有效建议。 而与此同时，“仲裁污点”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了一些用人单位的威慑手段。因为项目提成被屡次拖延，一位员工跟老板提出辞职，并明确表达了仲裁意向。离开前老板再三提醒，“你考虑清楚，如果仲裁，以后去国企、事业单位肯定影响不好。” 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并遭到“背调”威胁，“人事圈就这么大，到时候别人（背调）问就一句话的事”。 “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林玲说。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也担心仲裁留下“污点”，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 日后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多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那段经历后林玲给自己的告诫。至于现在，她和几位“污点”求职者一样，更紧迫的任务都是，找到工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目前，澳洲许多居民都受生活成本问题困扰，甚至入不敷出。近期，悉尼一名年轻华人的求职方式引发全国关注和热议。为增加工作机遇，他手举一块写有自我介绍的牌子走过火车每节车厢，希望更多公司注意到他。 该男子名叫Bill Chu ，是悉尼大学信息技术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他按照惯例在网上向公司投递简历，但五个月来始终无果。 于是他走上火车，在身前的牌子上写道“雇用我吧”、“寻找数据分析师或数据科学家的工作”，并列出其特长，即编程语言 Python 和 SQL 的知识，还写下手机号码，呼吁有意聘他的雇主打电话联系。 此举很快引起乘客注意，照片在网上疯传。 Chu告诉《每日邮报》：“我举牌时，大家都在拍照，他们向我竖起大拇指，向我微笑，他们真的很支持我。”“他们说我真的很勇敢，因为我站出来说我需要一份工作。” 他表示，已经收到二、三十个来电，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对此作出回应。 与此同时，Chu还在大学里上班，晚上到Woolworths超市打工，以补贴收入。 “我在大学工作时意识到，收入不足以支付一切。悉尼的一切都很昂贵。”他说。 对于悉尼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最大的支出就是房租，而这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 据澳新社报导，联邦银行（Commonwealth Bank）最新的家庭支出报告显示，目前尚无房的澳人正在缩减支出，而抵押贷款持有人或房产所有者则在增加支出。 报告称，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租房者的支出下降0.9%，而抵押贷款持有者的支出同期增长1.5%。完全拥有房产的澳人全年支出增长了2.1%。 联邦银行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Halmarick说：“如果按房屋所有权状况来划分支出，此报告可以显示出租房者的困难程度。”“他们的支出明显弱于抵押贷款持有者或直接拥有房屋的人。” “对于租房者来说，也许是年轻的租房者，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住房成本的增长速度。”Halmarick表示。 苦于房租和房贷，澳洲一些华人很担心失业。本周，一名贾姓华裔居民告诉《看传媒》记者，他近日不幸被老板解雇，但同时幸运的是，其雇主心地善良，帮助他找到了下一份新工作，他觉得非常温暖。 该男子表示，自己承担房贷压力，要养一家人，很怕裁员。雇主知道生活不易，为他著想，令他极为感动。他表示：“就像我的义父义母一样。”
我跟小东好久没联系了，上一次联系还是在十年前一个前同事的告别宴上。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打交道不多。但印象中的他是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有一年，他还被外派到广东下边一个镇挂职了副镇长。那时候，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是会被重用的。 有一回吃饭，提起那段挂职的经历，他特别兴奋，说做记者跟挂职还是两码事，做记者毕竟是外人，深入不了基层的毛细血管，但是挂职你算是自己人，可以了解到很多做记者了解不到的事情。他说他打算写本书讲讲这段经历，但至于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还没想好。 再后来，那本书出没出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他去做心理咨询了，而且是自学的。我后来因为也离开了报社，跟小东的联系变少了，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他的动态。但他给人的感觉一点没变，尽管换了一个跑道，但依然对新的工作充满热情。 他的朋友圈里几乎都是跟心理咨询有关的内容。后来视频号出来了，他还特地做了一个视频号普及心理学的常识。但最近的一个视频有点不太一样。他在视频里求职。 视频里，小东戴着厚厚的眼镜，两鬓斑白。他说孩子大了，家里人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点的工作，心理咨询算是自由职业，生意时好时坏，没办法养家糊口。但他也不想找跟写稿有关的工作了，没办法久坐。保安的话可能也做不了，因为深度近视。 我看了，有点泪目。一个这么有理想有才华做了20年调查记者的人，到了50来岁还要找工作，这个时代对不起他。 小东这样的人要是生活在别的地方，会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记者前辈，是一位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专家型记者，可能依然活跃在新闻调查一线，一年出一本书，偶尔拿个普利策奖。哪怕他转行做个心理咨询，也会是非常优秀的。 虽然我不太懂心理咨询，但是看了他的视频从内容角度来说是非常专业的，可新媒体讲究的是短平快，内容扎不扎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标题要唬人，内容要鸡汤。一个做深度报道出身的人是肯定不愿意与这样的大环境妥协的。 好像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越有理想的人总是越不受待见总是越受伤。我还有个前同事，叫褚朝新，中国最优秀的时政调查记者之一。前年，我在长沙跟他吃饭，我发现他的羽绒服的肘部破了个洞。他说，优衣库的，很便宜，穿了好几年了，还能继续穿，他对物质的要求很低。 我说你怎么还在做自媒体，去大厂做个公关什么的不香吗？他说，好多大厂找过他，条件都非常好，但聊了之后发现自己干不了这个，还是想做记者。可是中国已经没有他可以施展空间的平台了，只能自己开个号写。 写一个，封一个。这些年，我都不知道他被封过多少个号了。我以为他都放弃了，但他还在写。写不了调查类报道，就写新闻业务的东西，给想干新闻的年轻后辈看。 何伟卖车的消息前两天在朋友圈很火，很多人都在感慨，连何伟这样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作家都离开中国了，这说明了什么？其实中国不缺自己的何伟，小东也好，朝新也好，都是中国的何伟，甚至远远比何伟更爱这片土地。 何伟不喜欢可以离开，但是他们走不了。这里有他们的家人孩子，有他们的朋友，有他们深深眷恋的东西。在最近的六盘水案中，朝新又开了一“枪”，拿到的料一点不比正规军少。我另外一位仍在新闻一线的前同事李微敖说，他最近收到的新闻线索太多，可能一年都做不完。 这是时代的幸运。尽管时代辜负了他们，但他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是时代的不幸。正如一个朋友在转发小东的那个求职的视频时所言：“曾经铁肩担道义的行业，游离四散，真想把这个时代的耻辱记录下来。当然不用我记录，他也会被钉在历史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江名媛
2023年的五四青年节，中国年轻人正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升学、工作与生活压力，除了青年失业率逼近20%外，近来也频传集体相约自杀事件。中国年轻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尊严与公平的对待，每当一种卑微的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我摧毁式的控诉行为出现的时候，它预示的很可能是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表达，比如白纸运动。 中国年轻人现状 两年前从福建一所“双非”大学（指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其它本科高等学校）毕业的阿宝，至今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他每天窝在图书馆读书，一天只吃两餐，真的没钱了就去当一下外卖小哥，他说这是为了“二战考研”（第二次考研究所）在做准备。阿宝深知自己并非来自一流大学，所以光拿大学文凭在外面的企业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必须要“考研”才有希望。他说，现在除了考试，其他的都不敢多想，但自己也不晓得哪一年才能考上，更不用谈什么未来买房的梦想。 另一位就读音乐专科的淑敏，已经大学毕业四年，她现在在深圳从事音乐相关的服务业，包括当音乐家教，偶而也接一些商演工作，一个月的薪资大概四、五千块人民币。她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薪资在很多城市生活或许还过得去，但在深圳来讲非常低，生活压力很大。 淑敏说，她大部分的同学都有工作，至今仍失业的也有，但不多，只是大家的薪资都不高。她认为，有工作的同学最后都是向“低薪”妥协，她自己也是；而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是一些不愿意向低薪妥协的人，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好好念书，长大了才有出息，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在大学奋斗了这么多年，如果最后只换来一份不体面的工作，代表过去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想起来就令人“不甘心”，所以不愿屈就，但持续找不到足以匹配的工作的结果，只是令失业的同学对人生越来越悲观。 去年自山东大学毕业的小华现在也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她说她的同学有一半的人都没有工作，即便有工作的人进到企业以后，只做两、三个月就被公司以未通过考核解雇了，所以很多人变成只好继续考研究所，一年没考上就考第二年、第三年，“备考时间变得很长”。 小华表示，她现在做的是国有企业的实习工作，但其实是连薪水都没有的，只有一点交通费和保险费的津贴，大概1000多块人民币而已。她认为，这种实习计划只是政府为了美化青年失业的问题而已，除非政府有补贴，否则根本不够年轻人生活，对年轻人不具吸引力，“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去做”。 炫富文揭社会不公 中国除了苦于找不工作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助悲观外，另有一批年轻人出生自富有家庭，而不忘在网上炫富。三月底，有一名微博帐号为“北极鲶鱼”的网友发文，她自称是一名中共退休官员的孙女，家中有高达9位数的存款，并称“我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我怎么能不喜欢呢”。该帐号已被封禁。 出生在江苏、去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的青年学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该炫富文在中国网络引发轩然大波。中国年轻人之间最近流行着一句话：“他在羞辱你，但是他讲的从来都是实话”，意思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基层戮力打拼，即使辛苦一辈子也累积不到九位数的存款。徐全说，该网友的发言在年轻人心里留下深重的创伤，“因为她揭开了中国社会非常敏感的贫富不均以及不公平的问题。” 他表示，现在中国年轻人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收入，他们还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与尊严，虽然彼此出生的起点不同，但是年轻人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与公平的机制，达到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的目标，从而实现自己人生的飞跃，从基层变成中产，然后他们的下一代也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从中产变成社会精英 。 徐全说，这位暴露家中有九位数存款的年轻人，恰恰显现出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年轻人状态，一种是在体制的优越感所带来的舒适环境中甘之如饴的年轻人，另一种是近来频传集体相约自杀的年轻人。他说，从那些寻短的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自我人生深深的不满、失望，甚至是控诉。” 相约自杀事件频传 四月初中国知名景点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栈道，4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年轻人有3人翻越了安全护栏跳崖身亡，另一人被及时阻止后紧急送医，但因此人跳崖前已服毒，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们的年龄介于22岁到33岁之间。 4月24日凌晨，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公安发布警情通报，在4月22日傍晚有3名来自不同外省的年轻人，在什邡市蓥华镇的一个森林深处服毒自杀身亡。身份证上的信息显示，三人均是90后。 除此之外，天津市也传出在3月19到3月23日的5天内有7名学生轻生。成都自本学期开学后也已出现了十几起学生轻生案例。 徐全表示，在白纸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大学生曾经用一种集体在地上狗爬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大学校园清零封控的不满跟抗议，当时很多中国媒体都觉得这是一种行为艺术，认为是年轻人在标新立异，没有想到过不了多久，白纸运动就爆发了。 徐全说：“所以每当一种卑微的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我摧毁式的一种控诉行为出现的时候，它预示着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是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引起中国官方深思的。” 年轻人失业率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份全国失业率为5.3%，但16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却高达19.6%。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干脆跑到寺庙拜拜，把谋职的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4月24日启动实施“2023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划”，推出10项具体行动，意在“千方百计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以解决今年预估将会有破纪录的1160万大专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的问题。 这10项行动包括“就业政策落实”、“公共部门稳岗扩岗”、“创业服务支持”、“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等行动。其中，官方将在毕业生离校前发出公开信，提早公布服务管道。离校后并对未就业的毕业生展开实名帮扶，针对性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培训或见习机会。 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教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中国高校有一项“就业指标”，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回报就业状况，如果学生的就业率不高，会影响到明年度的招生名额，所以就业回报 “灌水”的不少。 这名老师表示，按照领导的说法，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老师“必须要持续不断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因此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老师为了“绩效”只好不实回报，他们会请学生至少交个证明回来，“有没有工作是另一回事”，然后老师再拿去给亲戚朋友盖公司章，“就这样应付过去了”，所以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失业率，一定比数据上的更严重。 稳就业措施 为了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广东近来就有一项“三乡行动”引发关注，预计到2025年底，将动员30万青年下乡工作，包括“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高校毕业生和研究生都在招募人选之列。外界认为，此举也能避免因失业引发的动乱，并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4月26日也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强调要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将动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募集不少于100万个青年见习岗位。 台湾世新大学助理教授吴巨盟表示，中国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首先是跟中国在1999年之后的高校扩招有关，因为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数量大幅提升，超过了原先就业市场的需求，以致很多人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其次是产业结构改变，疫情封城造成很多外商企业撤离中国市场，对中国就业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第三个是教育系统的问题，也就是学生所学的专业跟市场所需人力可能无法完全的搭配。 他说，另一个则跟年轻人的就业态度有关，他们因为生活压力大，对人生感到悲观，所以很多人选择“躺平”、“佛系”过活。 吴巨盟表示：“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没有持续因应的话，中国大陆会出现相对的社会不稳定，甚至带来政治的不稳定。” 虽然中国政府的就业计划在短期内或可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但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值得观察。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年轻人异口同声表示，在稳就业之余，他们也希望能获得一些心理疏导和社会关怀的资源，因为曾有研究显示，中国的隐形抑郁症人数有将近一亿人，但很多人都羞于启齿，不愿主动就医，但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辅导机制并不完善，以致无法及时干预或介入治疗，造成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压力都特别大。 26岁的安徽人陈宇镇现在已经“润”到美国了。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福利组织，不管是由政府还是民间主导的都好，以缓解中国年轻人的课业与就业压力。他还说，如果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的话，“可以的话就尽量润到其他国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