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俞正声真可能是习近平最要提防的太子党成员 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被官宣落马之后，许多媒体人自然就联想起了这个孙志刚当年在湖北省委服伺了四年的俞正声。毕竟日后的俞正声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退休老常委的现实政治地位加上他的特殊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党圈内的特殊人脉，决定了习近平对他真可能是不能不防，不敢不防！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贵州省委书记里出的贪官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历任贵州省委书记里虽然先后出了刘正威、刘方仁和如今正在“接受审查”的孙志刚三个大贪官，但也先后出了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这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里，目前在任的有两位，一个是孙志刚担任贵州省长期间的时任省委书记，如今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现任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另外一位就是孙志刚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在他手下担任省长，继而在接替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之后仅两年即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即是少数民族代表又是女性代表的谌贻琴。 现如今，陈敏尔的第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才坐了不到一年，谌贻琴的国务委员职务更是才坐了刚刚半年，分别担任过他们两人在贵州的下级和上级的孙志刚的倒台，就已经令外界评论把此三人勾连成一个腐败团伙，证据之一就是陈敏尔曾经的大秘，跟随陈敏尔从贵州到了重庆之后，仍然与孙志刚的妻子在贵州省大肆卖官鬻爵的犯罪行为不但已经牵连到了陈敏尔，甚至连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棒人谌贻琴都难脱干系。 截止今日，孙志刚的主要犯罪内容和涉案金额中纪委专案组还在与孙志刚本人及其他涉案人核实，但根据已经实锤的犯罪内容，中纪委对孙志刚的内部通报中已经认定他在贵州任职期间 “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不过也正如本专栏上篇文章结尾处的分析，笔者并不认为习近平如今牺牲孙志刚是在为打击陈敏尔和谌贻琴做准备，杀鸡儆猴而已！ 本专栏正在继续进行的关于孙志刚案系列分析文章的首篇中即已经介绍过：孙志刚被官宣落马后，有一些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纷纷从孙志刚曾经在不同岗位、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里先后侍奉过的几位中共政坛上的重量级高官，联想到了习近平要查处或者威胁孙志刚背后重要人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政知圈”消息，就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孙志刚在宜昌任职期间与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俞正声共事”。新唐人的《习近平这是在警告俞正声？孙志刚家人4月已被带走》一文，除了重点介绍孙志刚的“俞正声背景”，更是因为孙志刚曾经的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的职务，把时任总理李克强也扯了进来。 另有一篇标题为《打孙志刚震红二代，习近平很（狠）敲邓朴方好友俞正声》的境外分析文章，特别推介海外时评人蔡慎坤的看法，说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对邓、江、胡势力的清洗中，一直对“红二代”、“太子党”网开一面，只是剪除了他们的羽毛和爪牙，这也是过去十年反腐的策略，尽量不触碰红色家族的财富和利益，以此换取他们闭嘴，对孙志刚的查处，很有可能也是为了警告俞正声。 这位蔡慎坤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介绍说：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至2007俞正声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期间，孙志刚得到俞正声的信任，得以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担任俞正声大秘整整4年。俞正声是公认的邓小平家族前台政治代言人。曾是邓朴方残疾人基金会下属康华公司大总管。 蔡慎坤的文章中详细追述说：俞正声和邓朴方关系非同一般，两人自小相熟。邓朴方1968年5月因受邓小平连累，医院因其父亲是“臭名昭著”的邓小平不敢收留，从河北工厂回家探亲的俞正声出面周旋医院才收治，此举为俞日后与邓家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朴方组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拉俞入会做副理事长，并授官正局级。邓朴方创办的康华实业公司，委任俞正声做总经理，直至1989年学运爆发，学生矛头直指太子党腐败，邓小平遂下令邓朴方收手，以免贻人口实。 商海打拼之后，俞正声有心向仕途发展。靠着邓家关系，安排到山东烟台任副书记，不料1986年俞正声胞兄、时任国家安全部北美司长俞强声，突然叛逃美国，出卖了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金无忌，胞兄叛逃令俞正声仕途蒙上阴影。虽然邓朴方一再宽慰他不要灰心，但俞正声的仕途仍原地踏步。直到1989年江泽民入京，江与当时的军头杨尚昆、杨白冰发生矛盾，江泽民、曾庆红请俞正声出面找邓朴方，成功游说父亲将杨氏两兄弟剥夺军权，江顺利掌控军队坐稳大位，也为俞正声迎来仕途的第二春……。 习近平抛出孙志刚的真实目的，或者说目的之一，是否就是针对他当年在湖北的旧主俞正声“杀鸡儆猴”、“打狗震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听众和读者们自有判断。而笔者在本文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年的俞正声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党”成员中的强烈影响力，曾令当时政治羽翼未丰的习近平倍感嫉妒。 首先，俞正声特殊的家庭背景，是当年的习近平在俞正声兄弟们面前深感“自愧不如”的主要原因。 关于俞正声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当年与邓朴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曾经是江泽民主政电子工业部期间的“重点培养对像”等内容，笔者早在三十年前出版的《中共太子党》及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国第一家族》等几本书里都有过详细的介绍。虽然这些介绍内容也不是直接与邓朴方和俞正声本人面对面采访所得，便依据的资料大都是从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得到佐证，有一部分较为关键的更是从邓朴方或俞正声的身边人士的口中得到证实，所以自认为相对真实。其中与如上蔡慎坤文章中有些出入的，日后会有补充介绍。 多年之前，笔者在自由亚洲主持的《读书声》节目里，先后播讲了笔者所著《中共太子党》、《中国第一家族》等，其中不少篇章都有关于俞正声的内容。但因为时间久远，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已经查找不到。不过，自2019年9月初开始，笔者在本专栏先后播发了《与毛主席和蒋委员长都沾亲带故的中共叛逃特工俞强声》、《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的生父黄敬活活被毛泽东吓死》、《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说俞强声之父是被毛泽东恐吓至死确有依据》、《黄敬曾致信毛夫人江青“你是我心中的太阳”》、《黄敬亲属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邓小平到死没有原谅的中共情报头子凌云》、《中共一向视内部叛徒为“最危险敌人”》等系列文章，其中的详细内容不再在这时复述。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进入自由亚洲网站查以找对照本文。 四年前如上系列文章刊登和播出后，笔者二十多年前写作《中国第一家族》期间采访过的一一位久居美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又向笔者提供了更多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对笔者如上文章之一《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内容的补充。 该人士介绍说，你书里所说的“太子党”其实大至分为两个年龄段，前一个年龄段是有幸赶在文革前已经进入大学的一批，以邓朴方、俞敏声、俞正声、陈元等为代表。后一个年龄段就是“知青”一代，即薄熙来、刘源、王歧山和习近平他们这一批。而这后一批里，当时就属薄熙来最不知天高地厚，而当时表面上显得最为谦卑的反而是如今简直就和希特勒一样不可一世的习近平。 这位仁兄接着介绍说，你文章里说的俞正声的父亲“被毛泽东活活吓死”的故事虽然是被李志绥的书里首先对外披露的。但其实早在毛泽东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在北京赴陕北的“知青”里小范围流传。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子里就已经被传得人所共知了。而传播这些“内幕”的源头应该就是习近平和王歧山他们。 2015年底，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习主席的安排”是刘源接陈元的班？》一文，其中一段说的是当年习近平还只是一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普通秘书时，曾经自愿和王歧山、薄熙来、刘源等人聚拢中共理论左王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门下，每月都会按时出席胡石英任班主任的“红色接班人政治学习班”的讨论活动。“活动“中，少不了贬低其他”干部子弟“的内容， 也包括习近平和王歧山添油加醋地用当年黄敬“被毛主席一句话吓得丑态百出”，挖苦当时已经被“太子”邓朴方重用的俞正声。最为他们所乐道的故事之一就是“文革之初的俞正声永远是斜挎一个军绿色挎包，除了别人挎包里都有的毛主席语录，他则多装了一本王亚南翻译的，1966才最新修订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而且时常向人介绍这个译本与之前译本的区别所在。 说起来，所谓的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里，习近平的父母至少比王震之流的文化档次要高一些，父亲习仲勋“投身革命”之前读过8年左右时间的初小和高小；母亲齐心当年去延安之前已经是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二年级学生。在当年的“革命队伍里”，拥有他们夫妇的这等“学历”者，已经是为数不多。但是与俞正声的父亲黄敬以及黄敬的前妻江青和黄敬的后妻，也就是俞正声兄弟们的生母范瑾相比，那就差着好几个档次了。特别是黄敬和范瑾，不但本人学历高，既有才又有貌，而且还全都是出身当年中国的名门望族。 众所周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在整个中国大陆上消灭了贵族—-“名门望族”，但是其“革命队伍”里仍还幸存了个别以黄敬和范瑾为代表的贵族后代。而黄敬和范瑾的后代们，无论是俞正声还是他的哥哥俞敏声，骨子里多少还保存着一些“工农干部”的后代们所不具备的“贵气”。而这正是被习近平所内心嫉妒，表面上却假装看不起的。 如果篇幅允许，我们日后的文章里可能会对俞正声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家族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概括一句，那就是俞氏家族和俞正声母亲的范氏家族的主系、旁系远亲及姻亲，囊括了中国的近代史上的大部分名门望族。 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故事人所共知，而被笔者采访过的那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对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力排众议“，坚决要娶黄敬的前妻江青的原因，自有一番独到的分析，认为湖南乡下“秀才”出身的毛泽东对城里，特别是大城市里所有名门望族内心怀有强烈的妒恨。江青本人不但是十里洋场的演员出身，其城里人的洋气和作派足令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从占山为王的土匪手中抢来的“压寨夫人”贺子珍无地自容，更是党内名门望族出身的大才子黄敬的前妻，所以他毛泽东能够与江青结合，可以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 习近平也是一样，口口声声以“梁家河大学”毕业为荣的他其实心深处也怀有一种毛泽东式的“自卑“，这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弄一个”在职博士“的文凭，为什么一定要二婚一个”艺术家“为妻的心理原因。 据说铁凝在以中国文联主席身份荣获副国级待遇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之后，受宠若惊，赶紧上书中央书记处，请求在自己本届文联主席任满之后交棒给年轻自己7岁的现任副主席之一彭丽媛。 当然，当年习近平对俞正声的家庭背景曾经有过的嫉妒也好，羡慕也好，都是基于他本人当年在太子党圈子里的卑微，这一点笔者在本专栏2013年9月发表的那篇《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里有过详细的分析。当年的薄熙来能够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把已经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准备接班总书记的习近平讥讽为“习阿斗”，证明曾经的习近平在中共太子党圈内是多么得被人小觑。 那么现如今这一切虽然都已经是过去时，但俞正声的特殊家庭背景，以及他与邓小平家族的特殊关系， 再加上他是所有目前健在的太子党成员里唯有的两位享受正国级退休待遇者之一（另一位是习近平的政治死党王歧山），决定了如果说太子党成员里确实存在着一群对他习近平心怀不满者， 俞正声可能就是他们中间最有影响力、最有号召力里一个。 从这个角度推测，他习近平对俞正声可能真的是不能不防。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再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贵州省先后落马的省委书记不是靠”脱贫”发财，就是对脱贫造假。而包括三位落马贪官在内的前后十二任贵州省委书记里，居然产生了总共七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前腐后继的贵州省委书记们》中介绍了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等着他贵州省委书记岗位上的晚辈孙志刚同志的到来。 与孙志刚亲属有交往的人士介绍说，虽然因为经济犯罪进了监狱的中共大小贪官中的大部分都不会服满所判刑期，未等服满一半刑期即恢复自由之身者也大有人在，但不幸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大贪官们反而很难享受到减刑，特别是大幅度减刑的待遇。一是因为公安部监狱，确实管得太严，二是因为这些大贪官们入狱之后也很难有所谓“重大立功表现”。 以无期徒刑的孙志刚的为例。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无期徒刑”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的“终身监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条目：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起始时间应当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此说来，200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方仁，理论上最早可以在2017年恢复自由之身。但事实上因为他没有所谓的“重大立功表现”，同时也因为没有“积极退赃”，所以2007年下半年才被从无期徒刑“依法”减为22年有期徒刑。从改判22年有期徒刑至今，虽说也已经服刑了16年，但期间只被减刑1年。所以他刘方仁的秦城生活应该还会再持续数年之久。 如上与刘方仁亲属有接触的人士曾告诉笔者，虽然秦城监狱里的大贪官们获得减刑的机会反而比普通监狱里的中小贪官们难了许多，但具体到刘方仁，至今只被减刑1年，更有一层家属不愿配合继续退赃的因素。 在中共司法处理大小贪官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所判刑种和刑期，都和退赃是否积极，以及是否能够全部退赃有直接关系。未能全部退赃者，日后在服刑期间甚至不能享受使用私人款项在狱中购买生活必须品的待遇。因为理论上讲，其所有私人款项首先是应该用于继续退赃。而在服刑期间继续退赃者，则是“确有悔改表现”的最有力证明。 但是，刘方仁当年在位期间的所有受贿款项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令自己家人受益，而是花在了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那个发廊小姐郑四妹身上。所以，落马之后的刘方仁居然因为“囊中羞涩”而无力完成退赃指标。入狱后，倍感受辱的原配夫人当然不会替他凑钱继续退赃，而他的儿子更因为父亲与发廊妹的“爱情故事”感觉“丢不起那个人”，从此拒绝往来。可怜刘方仁受刑前“以权谋私”的作为之一就是为他的易姓儿媳大搞利益输送，受刑之后儿子却不愿为老爸早日恢复自由之身而出资半毛钱。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们本专栏曾经详细介绍过的中共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阶段即已经在夫人和女儿的全力配合下“退还全部违法所得”，但却没有获得从宽处理。 回过头来继续刘方仁的话题。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当年刘方仁在被宣布双开之后，未被判刑之前，中共新华就迫不急待地播发《贪财好色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始末》，其中的小标题之一是《就这样拜倒在发廊妹的裙下》，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发廊妹，上演了一出发廊里的‘爱情故事’”。 更讽刺的是，这位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还是中共政权“法德兼治”口号的首创者。通常都是晚上和发廊妹睡在这个发廊妹的另外一个姘夫陈某亲自安排的高级酒店，白天则在人大常委会或者市委常委会议上高谈阔论共产党人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情操如何高度统一的“理论探讨”。他当时的著名论断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依法治国，也需要依靠人的道德自律。‘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国’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与德治缺一不可。” 好一个“有耻且格“？难怪当时的刘方仁的如此一番理论很快受到了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的注意，并嘱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和副主任王沪宁在”法德兼治“问题上做好理论功课。 继而，正是在刘方仁的“‘以德治国’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启发下，江泽民于2000年6月召开的那次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德治”概念，继而又在次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提出所谓“以德治国” 方略，声称”‘法治、与’德治‘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刘方仁首创的所谓“法德兼治”十分重视，把如上江泽民的讲话内容稍作修改，称之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从此成了习近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在中共内部早有人揶揄说，虽然说刘方仁确实是因为太过缺德才进了秦城，但仍然还得承认他是中共政权“法德兼治”理论的“创始人”。如今他刘方仁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不予减刑，就是担心他一经恢复自由便会就“法德兼治”理论向江泽民和习近平讨要“专利权”。 说刘方仁是因为太过缺德才进了秦城，主要还不是因为他在位期间与发廊妹之间演绎出过“爱情故事”。在这个问题上，用中纪委办案人员的话说，只不过是女方的“社会地位”过低，中央领导人都惊讶他刘方仁身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如此“不挑不拣”。 而与其他贪官相比，刘方仁当年最缺德的行为是大发“扶贫”财。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提及了2004年05月18日及日后几天，一票中国内地网站竞相转载了《贪官“军团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一文，文章开篇就介绍了有着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带领”着一大批贪官，在“贪”途努力地开垦着。在这个贫瘠的西南省份出现这么多贪官，且经济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贵州省的人均收入长期处于全国倒数第一。刘方仁主政贵州期间，曾经在多种场合誓言让贵州脱贫，2002年的夏天，刘方仁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曾吹牛说他本人1993年刚刚上任时，面对的是1000万贫困人口，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到1999年底，已经有了713万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由35%下降到10%……。并在此基础上拍胸脯说“我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农村实现小康！” 但事实上当时的刘方仁经济犯罪的主要进项就是大大小小的“扶贫项目“的承包人的贿赂款，谁给他进贡进得多，谁给他的儿媳送钱送得多，谁就能够”中标“国家甚至世界银行专款资助的”扶贫“工程或者获得巨额扶贫贷款。 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了刘方仁之前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和闫明复日后都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刘方仁在2002年落马后，贵州省委书记先后经历了钱运录、石宗源、栗战书、赵克志、陈敏尔、孙志刚、谌贻琴和目前在任的徐麟等7人。7个人里竟然有5个都先后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贵州的脱贫，不但没有在刘方仁吹嘘过的2010年完成，又过了整整十年，到孙志刚在位时的2020年底，才对外声称“即将全面甩掉了贫困省份的帽子“，但立刻受到了国内外，特别是贵州省境内官民们的强烈质疑。 日前孙志刚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海外时评人岳山撰文总结了孙志刚落马的可能原因。并认为“孙志刚是帮习近平完成脱贫造假的‘功臣‘“。 岳山认为：要说孙志刚在贵州的最大“政绩”，应该说是帮助习近平完成了全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步，但事涉造假。按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贵州是所谓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孙志刚在贵州主政五年的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2020年11月20日他在卸任省委书记的全省干部会议上声称，贵州“即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部实现脱贫。随即中共官媒宣布，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当然，脱贫造假虽然可能不是习近平亲自指使，但为了完成习近平2020年底实现全国脱贫的“硬指标”，孙志刚当时的造假作为即使被举报到习近平那里，肯定也不会成为孙志刚如今被追查的主要原因。 本月初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已经揭示了孙志刚此次被查的起始原因只能从两个角度追索，一是陈敏尔前大秘颜伟在中纪委专案组“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威逼利诱下所交待的孙志刚妻子的巨额索贿；二是孙志刚本人在贵州担任政、党一把手期间，是如何“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关于这个颜伟，笔者今年6月19日在本专栏发表的《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后的陈敏尔还有戏吗？》一文说曾介绍过“另外一个曾被认为直接影响陈敏尔‘入常‘的因素就是他对自己秘书颜伟的错误重用。” 颜伟是1973年9月生人，比陈敏尔年轻13岁。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当时陈敏尔主持的浙江省委宣传部任职。陈敏尔调贵州后，颜伟追随前住，先是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处长级)，继而升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官至副厅级。 陈敏尔升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又于2017年4月将颜伟提升为贵州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官至正厅局级。是当时贵州省最年轻的正厅局级干部。 2017年7月陈敏尔调任重庆市委书记，3个月后进入中央政治局，随又将颜伟调到身边，委以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厅长。两年后又将他安排为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自此，重庆市委内盛传即将在二十大上“入常”的陈敏尔已经在着手培养自己重庆市委书记的接班人了。 2021年初，海外传出了时任重庆市长唐良智揭发颜伟替陈敏尔收受巨额贿赂，颜伟被中纪委抓走的消息。虽然此消息至今仍没有得到证实，但此消息出来之前，颜伟已经被从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的位置上降为“国企领导人”，被宣布担任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充其量是个副厅局级。所以当时的重庆市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强调了一句“正常人事变动”。更证明这个颜伟已经在仕途上栽了跟头。 孙志刚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本来已经于去年底被中纪委官员当面告之“结束调查”，可以回去上班的颜伟今年4月间还在重庆市政府会见过外商，但最近有传闻说已经被再次要求“配合调查”，而且是被孙志刚专案组请到了江西省会接受问讯。因为孙志刚本人也是被押解到这里名曰“异地留置”。 暂时无法得到证实的说法是，我们在本月初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一文中所开列的那一长串近期内先后落马的贵州省副厅局级以上级别贪官中，有好几个都是涉嫌向孙志刚本人或者孙志刚妻子花钱买官，而居间的牵线人就是当时已经在重庆任职的颜伟。孙志刚和妻子伙同颜伟在贵州省大肆卖官鬻爵的犯罪行为不但已经牵连到了陈敏尔，甚至连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棒人，如今已经是国务院国务委员的谌贻琴都难脱干系。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