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在中共活摘器官黑幕备受外界关注之际，中国女富豪公开称，给有钱人换年轻人的血液来“保持青春”，引发舆论哗然。在于文红介绍的关系网中，海尔集团赫然在列。在外界的质疑声中，海尔于3月30日发布紧急声明，否认公司与于文红存在任何关联。 3月30日，海尔集团（青岛）金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金控）在盈康一生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指称虞美人集团董事长于文红与海尔没有任何关联。 声明中指出，于文红并非海尔员工，海尔集团及旗下主体从未与虞美人开展任何合作，从未授权她以海尔的名义对外宣传。 声明中还称，于文红提到的“换血”等相关业务，均与海尔无关，又称海尔集团及旗下企业“从未开展或参与网传“血液微囊泡提取、换血治疗”等业务。 自去年起，于文红经常在抖音视频中高调宣称，自己之所以年轻，是因为每个月都要“换血”，还称这些血来自于17-21岁的男孩子，通过加工手段将血液中包含的微囊泡单独提炼出来。她还称，很多很多男孩子的血，才能提炼出一个人的使有量，所以费用很高，在150万至2000万之间。她说，用过之后，这个人就会变年轻，从面容到体力，各方面都会变得很年轻。 在某次视频中，于文红向马来西亚向一男客户介绍该产品时，提到她背后是海尔集团。她还称，该集团花了1百多个亿收购了一家市血液制品药厂。该药厂不仅有正规的手续，还具有“垄断性”。 于文红爆料的信息太过匪夷所思，以致许多网民惊呼：“这么多年轻人的血，从哪儿来的？”“难道这就是中国血库经常告急的原因吗？”“难怪中国大中小学都逼着学生献血、捐器官。”“每年那么多孩子失踪，细思极恐。”“大陆家长们，看好自己孩子啊。” 公开资料显示，盈康一生是海尔集团于2019年推出的大健康生态品牌，目前已在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和生物科技三大领域进行布局，拥有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莱士等3家上市公司。其中，2023年，海尔集团斥资125亿元，控股血液制品行业巨头上海莱士。2024年，上海莱士斥资42亿元收购南岳生物公司，使所控持的血浆站达到53个，采浆量提升至近1800吨/年。2024年，新浪网将上海莱士称为“中国血王”。 于文红，1971年出生，辽宁大连人。她在职高毕业后做过一两年乘务员，后来经营美容院。1993年，于文红在辽宁省大连市创办了虞美人形象设计工作室，2004年在香港创建了香港虞美人国际集团。但在2011年5月，她被央视曝光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2014年收购德国黑森林疗养院。2022年，于文红旗下机构因偷税被罚款8827万元。 虽然海尔在声明中称，“于文红和虞美人”与海尔没有任何关联，双方也无任何合作。但于文红曾在视频中提到跟她合作的公司叫“循上”，而“循上”的母公司就是海尔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起，于文红就公开宣传给有钱人换少年血，但海尔直到现在才突然开始“辟谣”、“切割”，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外界并不知情。 其实，早在多年以前，中共高层就已经开始通过输血来抗衰延寿。 据李志绥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介绍，文革期间，中共军队的高级领导将年轻战士的血看作补药，比如，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就经常输血；江青听说年轻力壮男子的血液可以增长寿命，便安排了年轻军人捐血来供她输血。 2025年9月3日北京阅兵，习近平在与普京的对话中，提到“不断的换器官或许可以长生不老”；“本世纪预计可以活到150岁”等。变相承认共产党视人命为草芥，将更换器官视为常态化。
近年，大陆经济持续下滑，年轻人就业困难，收入大幅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转向务实。为了省钱，很多年轻人选择租赁空房，用低成本换取独立的空间。 近日，有博主发布视频称，租房没必要选择装修太好，租那种简装的空房，每个月可以省下几百元（人民币，下同），这样一年下来，就可以省几千元。租住这样的房子可以添置一些简单的家具，等以后搬家时，可以随身带走。不仅省钱，还可以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有网友称，大陆经济困难，工作不好找，能省就省。选择租空房子不仅可以便宜很多，还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前几天，一位打工者在视频中称：“凌晨2点的东莞东火车站，好冷，风好大，身上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了，工作也找不到，只能睡火车站了。好后悔来到东莞，不知道何去何从，我的生活好艰难。” 化名小卫的男子称，因为失业，被迫提前返回老家。他说，现在东莞有很多流浪汉，“每天来的多，走的也很多。” 有网友称，现在大陆工作不好找，有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他们不是不想回老家，只是他们知道，即使回到老家，也无法生存。 有网友称，现在失业率真的很高，“半失业”的人也很多。 所谓的“半失业”是指，一个月上不了一半的班，上班时间减少，收入自然就会大幅减少。 大陆青年魏先生称：“以前繁忙的时候，加班费都抵得上底薪，现在加班费没了，底薪又少了一半。这个肯定是经济原因啊，这几年内卷下来，很多人的收入都支撑不下，特别是老家又有要赡养的小孩啊、老人那些，那是没办法的。” 魏先生表示，现在，很多外企都走了，有点钱的民企又遭受“远洋捕捞”，总之整个经济环境十分恶劣。他说，“好像这半年来都不敢公布那个什么断供率，断供率好大啊，现在7%到8%，因为会影响社会动荡。真正的纳税群体，真的生活得很苦啊，比以前的乞丐还苦，真的，以前乞丐还有地方乞讨，现在却没有。”
不怕年轻人嫌弃扫大街，就怕年轻人抢着扫大街。 最近，广州白云区新市街道要招6名环卫工人，年龄被限制在35周岁及以下。 如果有驾照，条件可以放宽到40周岁。 很多人不服气，觉得凭啥连扫大街都嫌弃35周岁以上的。新市街道的工作人员倒是不遮掩，考虑问题也很周全： 我们招工是根据单位的用工需求的，不能职业歧视，凭什么坐办公室的就可以设置35周岁以下，做环卫工的就不能够35周岁以下呢？ 确实，环卫工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筛选机制了？很多行业都划了35周岁这条红线，也没人出来干涉。 环卫怎么就不能拥抱让系统变得更年轻的美好愿望了？ 如果不该有这条红线，那就不能只逮着环卫工说话，前阵子长沙望城区引进博士还要求28周岁以下呢。 再说了，环卫系统想要变得更好的愿望一直存在。 这一点，哈尔滨环卫已遥遥领先十余年。 2012年10月8日，哈尔滨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的环卫工，新进外地人员可落为哈尔滨市城区户口。 录用后连续工作3年并且年度考核优秀者，还有机会转为本单位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 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吸引了11539个报名者，最终，有7186人缴费成功。 哈尔滨环卫系统首次创造了“2900多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争抢扫大街铁饭碗”的大场面。 有一个落榜的研究生甚至喊出了一句影响后人十几年的名言：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网络图片 研究生抢着扫大街这件事，当年给大伙儿的触动特别大。 先不说它有没有改变当地的环卫系统，至少它让千万家庭的育儿“口头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全国各地不好好读书的娃挨训时常听的警句是： 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得去扫大街。 从2012年以后，这一警句被迅速篡改成： 不好好学习，以后都不配扫大街。 面对大伙儿的质疑，当时哈尔滨相关部门有一位王姓副主任也很忿忿不平，觉得大伙儿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一行： 谁说环卫工人就不能是高学历？难道环卫工人就必须是没文化和老年人吗？ 王副主任当年觉得招收这些高学历的人当环卫工，是为将来的环卫事业培养人才。 还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解释： 新时代的环卫工可不是会拿扫帚扫地就行，要熟练掌握各种环卫机械，会开车和懂电脑。 这么一对比，前两天新市街道办那位工作人员的解释也没啥新鲜的，都是哈尔滨十多年前玩剩下的。 当时广州市环卫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还跑出来说： 因为地域以及观念的不同，广州的环卫工作已经市场化。在市场化里，没有所谓的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更没有什么所谓的级别。 现在看来，哈尔滨的做法也没有什么问题，当年环卫系统能抛给高学历年轻人最大的诚意就是——编制。 事实上，诚意给的估计超出了年轻人预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咱也不知道哈尔滨环卫系统在十多年里，大学生扫大街有没有扫出什么新花样。 斯基看了一下哈尔滨这两年对环卫系统的赞扬，有一点是“人工超强模式”。 有一个当地在2024年1月宣传的创新点是—— 大家挥动扫帚并排成阶梯向前推进。 这种相互配合协作清扫队形，可以实现对路面上灰尘、烟头等杂物高效清理。 碰到流量大的时候，操作手法也不过是把保洁人员从原来的15人增加到30人，把垃圾收运车从1台改为2台。 不过斯基觉得哈尔滨的做法一定是超前的、领先的，让当年不太看得上这种做法的广州，也开始学习实践了。 虽然当年很多年轻人很坦诚，承认应聘哈尔滨环卫工是为了编制与稳定，但也有一部分是想要实现自身价值。 也有媒体在一年以后跟踪发现，448名高学历环卫工之中，只有少数几个报考公务员离开，绝大部分则坚守在岗位上。 这或许让新市街道看到了年轻人另外的一面，他们对于扫大街可能真的是纯粹的热爱。 他们在招聘信息上也强调了这一点： 热爱环卫工作。 有了这一点认知，街道觉得即便没有“编制”这个筹码，也能吸引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年大伙儿围观研究生抢着扫哈尔滨大街的时候，夹枪带棒地发问： 没有编制，你试试？ 十多年后，广州的新市街道听劝了，试试就试试。 其实这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如果新市街道给出的条件招不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自然会把红线改回去。 如果他们真的招到了，只能说明咱们环卫系统的工作环境与氛围日新月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再过十年，说不定就有了第一代“环卫世家”、“扫大街”望族。 代代人都以传承扫大街事业为荣。 十年前，关于“扫大街”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之争；现在，是“35周岁以上”与“35周岁以下”之争；再过十年，就是人与机器人之争了。 咱以后各行各业都是AI机器人，活都让AI干，钱都让咱们拿。 世界总会朝着咱们YY的方向走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
不怕年轻人嫌弃扫大街，就怕年轻人抢着扫大街。 最近，广州白云区新市街道要招6名环卫工人，年龄被限制在35周岁及以下。 如果有驾照，条件可以放宽到40周岁。 很多人不服气，觉得凭啥连扫大街都嫌弃35周岁以上的。新市街道的工作人员倒是不遮掩，考虑问题也很周全： 我们招工是根据单位的用工需求的，不能职业歧视，凭什么坐办公室的就可以设置35周岁以下，做环卫工的就不能够35周岁以下呢？ 确实，环卫工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筛选机制了？很多行业都划了35周岁这条红线，也没人出来干涉。 环卫怎么就不能拥抱让系统变得更年轻的美好愿望了？ 如果不该有这条红线，那就不能只逮着环卫工说话，前阵子长沙望城区引进博士还要求28周岁以下呢。 再说了，环卫系统想要变得更好的愿望一直存在。 这一点，哈尔滨环卫已遥遥领先十余年。 2012年10月8日，哈尔滨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的环卫工，新进外地人员可落为哈尔滨市城区户口。 录用后连续工作3年并且年度考核优秀者，还有机会转为本单位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 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吸引了11539个报名者，最终，有7186人缴费成功。 哈尔滨环卫系统首次创造了“2900多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争抢扫大街铁饭碗”的大场面。 有一个落榜的研究生甚至喊出了一句影响后人十几年的名言：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网络图片 研究生抢着扫大街这件事，当年给大伙儿的触动特别大。 先不说它有没有改变当地的环卫系统，至少它让千万家庭的育儿“口头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全国各地不好好读书的娃挨训时常听的警句是： 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得去扫大街。 从2012年以后，这一警句被迅速篡改成： 不好好学习，以后都不配扫大街。 面对大伙儿的质疑，当时哈尔滨相关部门有一位王姓副主任也很忿忿不平，觉得大伙儿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一行： 谁说环卫工人就不能是高学历？难道环卫工人就必须是没文化和老年人吗？ 王副主任当年觉得招收这些高学历的人当环卫工，是为将来的环卫事业培养人才。 还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解释： 新时代的环卫工可不是会拿扫帚扫地就行，要熟练掌握各种环卫机械，会开车和懂电脑。 这么一对比，前两天新市街道办那位工作人员的解释也没啥新鲜的，都是哈尔滨十多年前玩剩下的。 当时广州市环卫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还跑出来说： 因为地域以及观念的不同，广州的环卫工作已经市场化。在市场化里，没有所谓的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更没有什么所谓的级别。 现在看来，哈尔滨的做法也没有什么问题，当年环卫系统能抛给高学历年轻人最大的诚意就是——编制。 事实上，诚意给的估计超出了年轻人预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咱也不知道哈尔滨环卫系统在十多年里，大学生扫大街有没有扫出什么新花样。 斯基看了一下哈尔滨这两年对环卫系统的赞扬，有一点是“人工超强模式”。 有一个当地在2024年1月宣传的创新点是—— 大家挥动扫帚并排成阶梯向前推进。 这种相互配合协作清扫队形，可以实现对路面上灰尘、烟头等杂物高效清理。 碰到流量大的时候，操作手法也不过是把保洁人员从原来的15人增加到30人，把垃圾收运车从1台改为2台。 不过斯基觉得哈尔滨的做法一定是超前的、领先的，让当年不太看得上这种做法的广州，也开始学习实践了。 虽然当年很多年轻人很坦诚，承认应聘哈尔滨环卫工是为了编制与稳定，但也有一部分是想要实现自身价值。 也有媒体在一年以后跟踪发现，448名高学历环卫工之中，只有少数几个报考公务员离开，绝大部分则坚守在岗位上。 这或许让新市街道看到了年轻人另外的一面，他们对于扫大街可能真的是纯粹的热爱。 他们在招聘信息上也强调了这一点： 热爱环卫工作。 有了这一点认知，街道觉得即便没有“编制”这个筹码，也能吸引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年大伙儿围观研究生抢着扫哈尔滨大街的时候，夹枪带棒地发问： 没有编制，你试试？ 十多年后，广州的新市街道听劝了，试试就试试。 其实这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如果新市街道给出的条件招不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自然会把红线改回去。 如果他们真的招到了，只能说明咱们环卫系统的工作环境与氛围日新月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再过十年，说不定就有了第一代“环卫世家”、“扫大街”望族。 代代人都以传承扫大街事业为荣。 十年前，关于“扫大街”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之争；现在，是“35周岁以上”与“35周岁以下”之争；再过十年，就是人与机器人之争了。 咱以后各行各业都是AI机器人，活都让AI干，钱都让咱们拿。 世界总会朝着咱们YY的方向走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
中国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延后退休制度，但早已有大量年轻人先行选择退出社保。中国青年阿智对美国之音说，退保是年轻人继续“躺平”的具体表现，他宁愿把钱省下来，自己给自己养老，也不相信国家提供的养老金。他还说，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当中有一种想要远离国家权力的想法，尽量减少向国家体系输入自己的血汗钱，过着一种“心酸小确幸”的生活方式。 阿智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今年36岁，他在去年9月中国人大常委通过延迟退休的新政后，选择退出基本养老保险。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退保，但他这次下定决心不再交给国家养老，一个理由是因为每个月缴交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社保费，对他而言是一笔不算小的开销，与其把钱花在几十年后的养老上，不如“活在当下”，让自己过得开心；另一个理由是他对于中国社保体系没有太大的期望与信心，担心钱拿不回来。 宁愿信自己也不信国家 按照阿智的说法：“这个其实是继续躺平的一个具体的结果”。 他表示，中国的社保基金亏空和入不敷出的情况早已行之有年，所以国家才会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延迟退休代表的是缴纳社保养老金的时间变长了，这在躺平族看来，基本上就代表国家已经没有钱去给人民养老了，所以退保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延迟退休的不满与抵制。尤其，老了以后也不见得领得到养老金，而现在缴的钱“都是在帮别人养老，没有意义。” 他说：“在这个情形之下，宁愿选择自己把钱准备存下来，自己来给自己养老，就是宁愿信自己也不信国家。” 阿智接着说，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现在的青年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的生活圈跟经济圈，不再热衷于过去竞争式的“内卷”，而是变成一种“小确幸”。 他说：“这种生活方式会尽可能地远离国家权力，远离社会竞争，就是说吃饱喝足，生活开心即可，但这不是幸福意义上的小确幸，而是一种带着伤感、带着辛酸的一种小确幸。” 他说，比如过去青年人支出占比很大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现在很多人认为与其辛苦一辈子，不如干脆选择远离那些范畴，索性就不买房，也不缴社保了，就是自己把钱留下来，尽量少向国家体系去输入自己的血汗钱。 阿智的案例体现了现下很大部分中国青年的心声。有中国网友在微博发布视频，表示他和妻子都是灵活就业人员，他自己是在2023年4月份开始买社保，每个月缴1277元，他老婆是在2022年1月开始买社保，每个月缴1195元。他们当初就是想着等老的时候能给自己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后来发现缴社保的压力越拉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所以打算要退保，但又发现能拿回来的钱只有40%，他苦恼“原来退社保也是一件很愁人的事情”。 底下网友留言劝他：“退，是明智的选择”、“长痛不如短痛”、“把缴社保的钱存银行”…. 中国民众的养老资金一共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保基本”的用途；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及职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参与，期能发挥“补充”作用；第三支柱则是“个人养老金”，由民众自由选择参与市场化运作，在去年12月15日全国全面铺开。在这三大支柱中，目前仍以第一支柱，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在中国养老体系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根据彭博报道，中国有数千万青年暂停缴纳养老金，在2024年前10个月，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净流入仅成长2.3％，为5420亿人民币，低于前2年的两位数成长；参与人数的成长率仅为2019年的一半。 不想帮人作嫁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中国农民工和中小型的外资企业都不愿缴纳养老金，中国社保已经亏空，半数以上省份的养老金账户都已入不敷出，可是现在连年轻人都“想尽办法逃”。这是因为他们也看懂了在中国高龄化的趋势下，再继续缴钱进去可能根本拿不回来，只是在帮人作嫁而已。这让他们更没有动力去投保，不缴反而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他说：“特别是在政府债台高筑，地方政府根本就常常去挪用社保基金去补那些财政的赤字窟窿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真的是不是能够15年后领到养老金，然后养老最后退休年龄又会再往后拉，所以这个基本上，我是说站在投保一方来讲，年轻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还蛮合理的。” 中国政府在今年1月1日发布《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将用15年时间逐步把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岁延迟到63岁，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邓巧琳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我们如果要谈养老金的话，我们首先可能要先了解一下，他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数据显示，到 2024年年末，中国总人口数14.08亿人，比2023年末减少139万人，连续三年呈现负增长；出生人口954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5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比前一年的6.39‰略有增长。但综合2024年中国死亡人口1093万、人口死亡率7.76‰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0.99‰，总人口数连续三年下降。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减少，也代表缴纳社保金的人变少，养老金的池子也变小。 邓巧琳说，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养老金储备不足的问题，所以已经开始在做一些“调剂”，从有比较多劳工人口纳保的上海、北京、广东等省份结余，转移到其他省份去，他们称之为“全国统筹机制”，因此目前中国养老金尚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冲击，真正严重的时间点是在一胎化政策下的子女进入到退休时期的2030年后。 她说：“因为在2030年之后的这个退休人数跟尚未退休人的比例，那个时候的差距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会有一个落差存在，所以可能会导致养老金会有一个譬如说发放比较困难，如果真的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 按照预测，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可能在2035年、2050年分别达到36.3%、53.5%，并于2084年达到峰值87.5%，呈现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 华尔街日报也曾说，未来10年中国将有3亿人退休，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将在2035年耗尽。 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 如果按照美国之音采访的阿智以及网友的案例估算，即便以他们每个月缴纳养老金的一半、500元人民币来计算，数千万人断保最直接的现实意义就是马上少了50亿元人民币的显著现金流，这对受到通货紧缩风险、经济已经在下行的中国，无疑是另一个严峻的经济挑战。 阿智说，上海从前有一位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为贪腐而落马，但他一直为上海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他把上海的社保基金给“盘活”了，他做了各式各样的投资，让社保基金升值，对民众来讲其实是有益处的。但从陈良宇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保基金的运用与管理其实不太完善。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在债务危机下，会去调动养老金以做其他的债务周转，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央扩大发行国家公债去填补地方政府的债务，或者要地方政府也去发债，以债养债，但怎么看都不是长久之计。 他强调，从投资面来说，断保的人增多，不把养老金缴入库，将使地方政府少了一笔可以运用来扩大公共支出、带动经济发展的资金；从消费面来看，未来老龄化社会将会有更多人缺乏经济保障，选择存钱养老而更不敢消费，然后也不想要缴社保。常此以往下去，将会造成中国整体经济动能恶化。 林宗弘说：“所以就变成说，这两头现在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国家失信埋下社会动荡隐忧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邓巧琳表示，光是去年中共中央就规划了1万亿转移支付给地方基本养老金，如今又少了这一大块社保基金入账，对中央财政肯定多了一个压力来源，更让未来养老金是否能正常发放添上变数。 然而，养老金一旦不能够足额发放，将会变成国家失信的问题，也意味着社会信用体系的瓦解，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2023年初，中国武汉市与大连市的老年人接连发起“白发革命”，不满缴了多年的医保金大幅缩水，就是一例。 分析人士说，中国青年大量退保是否引发政策微调，值得后续关注。但无论如何，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加速发展，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势必逐渐增加，养老保险的负担也将逐渐加重。政府只能不断发行公债去支付养老金，但领取养老金的人都是已经没有生产力的人，无法推动中国经济成长，这将来势必变成中国政府一个非常大的财政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