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

朱元璋的立国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过江，占领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集庆即今天的南京，为六朝故都，改称应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称王的意图。集庆当年是孙吴立国之地，故于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称吴国公，已经有要称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邓愈举荐朱升给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讲了“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的建议。 为什么劝朱元璋缓称王? 那是为了免得招忌树敌，不要图虚名，要务实事，实事也就是高筑墙、广积粮，打好将来称王的基础。事不在于名，在于实。北边的韩林儿称小明王;西边的徐寿辉也很早就称帝，国号天完;东面在平江(苏州)的张 士诚很早就建国号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张士诚复自 立为吴王。因为平江在战国时便是吴国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吴王位，故当时有东吴、西吴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足足推迟了十二年时间，这为朱元璋赢得了充分发展的时间。 有三重意义: 一、这个政治结构的权力从哪儿来; 二、这个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 三、这个政治结构的运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组织形态则包括这个结构内部的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监察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 这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内部，相互之间构成制衡关系。这样的组织 形态是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不断演化的部分。其在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又往往与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活动的、不断变动的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演化息息相关。同时在这个结构运作过程中，必然产生与运作程序、方式、手段相应的种种制度性的规范。这些制度规范，会有一些静态的见之于书面的相应程式，而这些程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又会产生各种非 规范性的习惯，一定时间以后，这些习惯也可能变成规范。此外，在实践中还会产生各种属于潜规则范围的程式，影响着实际的运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这个结构的历史渊源，还要了 解这个结构设计者的愿望与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对它既 要有静态的剖析，也要有动态的观察。 那么，这样一套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据呢?毛 泽东讲过我们的权力从哪儿来，是人民给的，即这个合法性是人民的意愿和授权。怎么给呢?是通过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通过宪法来规定的。朱元璋作为皇帝当然不会有人民这个概念，其借以说明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根据是天命，所以诏令一个皇朝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政治结构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话便是“奉天承运”。皇帝办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于南郊，北京的天坛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资格，有了功绩可以登泰山行封禅之礼，皇帝可以在泰山与天地相通，这也成为皇帝的特权。这只是名义 上，或者说是口头上书面上说的和礼仪上做的，实际则并非如此。这个权力是在逐鹿战争中抢来的，或者说天下是打出来的。打天 下的当然应该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传。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那时候关于天命的种种说辞，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话。朱元璋的年号用“洪武”二字，其本质意义就是弘扬武力，它背后的实际 意义是说，天下是我靠武力抢来的，也得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稳定。 翻开《明史·太祖本纪》，其中说:“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 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还讲到 朱元璋出家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 病已，失所在”。这些故事都是无法验证的，是文人从《汉书·高 帝纪》中变着法子搬下来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于刘邦。 《汉书·高帝纪》中云:“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公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还讲到刘邦为亭长，送徒骊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 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 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 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 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比较朱元璋与刘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这些神话都是为了说明其受天命的根据，编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骗老百姓，证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们做皇帝是天命所归，没有天命的人，休想抢夺他们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历代正史中的本纪，那些靠逐鹿或宫廷政变而抢来 天下的帝王，几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来证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会编，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汉武帝在贤良对策中 所问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据在哪里。董仲舒及公孙弘的对策说的天 人关系，也就是天命论的历史根据，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明汉代 帝王，特别是汉武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权结构的组织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换了那么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异。毛泽东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战 国以后逐步形成，由秦始皇总具大成的。两千多年来，尽管王朝 更替，政权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权层级式的专制主义行政体制没 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代总是继承前朝的体制并略有变更。汉 承秦制，唐宋也是继承秦汉的基本形态，用现代的术语，叫作路 径依赖，略有变更则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调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组织形态，在起点上还是继承元朝的体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占领集庆以后，改集庆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 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体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吴王位时，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机构自称，而是建国称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 俞通海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袭元代建置的官僚结构和名称。元代尚右，这时他亦尚右。洪武时，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元代， 由尚右改为尚左，这时李善长为左丞相，李善长的实际地位没有 变化。所以说，变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称上的，实质 的变化当然也有，但不会很大。 从政权的组织形态上，元明之间，有继承，亦有发展，而继承是全局性的，发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组织形态， 有其从漠北游牧民族带来的某些特征，但其政权最基本的组织形 态则是沿袭唐宋旧制。元在中原地区的行政枢纽，从大断事官机 构演变为中书省，以中书省掌全国之政务，这本来是汉及魏晋以 来的传统。在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以右为上，元代皇帝与宰相的 关系属“委任责任”模式，宰相虽实行多相制，但相权往往集中 在一两名宰相身上，由于宰相权重，故宰相易于专权。这个制度 规定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因人因事而异，往往取决于二者之间人事的变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么宰相的组织机构往往不能稳定。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诺诺，才能善终于相位，如公孙弘便是这样一个人物，《汉书·公孙弘传》称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 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继续为相，“自蔡至庆， 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牦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诺诺;反之，皇帝属童稚或昏庸之辈，则往往出现宰相专权的局面。举例来说，同一个宰相制度，同一个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处理君相关系的问题时，前后便有不同。前期与宰相姚崇、 宋璟两人相处是相得益彰，后期放手李林甫、杨国忠专权，则与 其荒于女色有关。杨贵妃这个悲剧无论从哪个视角看，责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废了帝王必须担当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废，亦是相对的，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集决策和行政权力于一 身，这只能行之于一时，而其子孙倦怠时，宰相或者宦官的专权 就难以避免。相应的组织结构，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时而发生各种变异，许多事物不能死抠书面条文，还得看其实 际运行的情况，看相关人物的状态，才能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 决策与行政毕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权不能长期取代相权，反之相 权亦不能取代皇权，历史便是在这个动态中演化，而组织形态亦 往往随之变化。 关于废除宰相制度的问题 关于明初的几个宰相，刘基与朱元璋之间曾有一段对话，见 于《明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 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 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 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 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 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 广洋、惟庸皆败。” 刘伯温这一席话是发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议论了那么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继承人选，一个也不行， 请他出山也不愿，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难保全自己了，尽管退隐 在山乡，也难善终。从刘基与朱元璋的谈话中还可以知道，这个 上层集团内部充满着矛盾。明初大部分将相出身于淮西，过江以前就投身于朱元璋了，而刘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败方 国珍以后，才参与朱元璋属下的统治集团，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刘基评论的人物大都属淮西集团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后来 胡惟庸派人毒死刘基的传说。反之看，胡惟庸这个大案也就有了因头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作为宰相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具备实际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备平衡方方面面相互关系的能力，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能把事情办好，让上下左右对你都满意才行。这 个要求可是相当高的啊!刘基不愿蹚这个浑水也有他的道理，这 可是一个难以摆平的大江大海，难免有风浪来袭，出现翻船的局面。 说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层集团内部难以言说的种种复 杂的人事关系，一言不慎便会带来灭门之祸。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就想着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并 使子子孙孙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权，不受各种力量的威胁。从秦汉 到宋元，直接威胁皇权甚至颠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一是相权的专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专权，如西汉 末年的王莽专权;一是宦官专权，如汉唐都是败于宦官之祸患。 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便是骄兵悍将的跋扈，北宋杯酒释兵权处 置了这个问题，但北宋因此始终处于积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国 时，便希望在组织制度上处理好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