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贸易

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担任议长的众议院迅速设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骂声充斥了中国的网路平台，比如“麦卡锡为对华鹰派提供了平台”、“‘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复活”、“‘弱主’麦卡锡切勿掉入自我编织的反华陷阱”，形形色色的标题不一而足，颇有“不信春风骂不回”之气势。其实，中国方面与其痛骂麦卡锡等鹰派，还不如研究一下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演变史中，堪称中美友好甚至接近“准蜜月”的那段时光（1972-2016年）缘何而来，缘何而逝，以便面对长期的“阴天”版。 阻击中国 麦卡锡只是顺势而为 麦卡锡这位共和党议长因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而被中国批判嘲骂，不过，北京千万别以为中美关系能够“一骂引得春风还”，因为麦卡锡那张“阻击中国”的清单，上列各项事务并非麦卡锡首创，而是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形成的对华政策趋势。 比如麦卡锡称，“我听两边同事说，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威胁很严重。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是川普当政时期尤其是2019年以来美国朝野逾半人士的共识。 麦卡锡向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们说：“你想结束我们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委员会将对此进行调查。”“你想阻止对智慧财产权的盗窃并将供应链带回美国？这个委员会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结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阻止中国在美的智慧财产权盗窃活动，是2019年3月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中国“千人计画”内的美国教授损兵折将，最后导致华人教授痛感美国外部环境的不友好，只好惜别美国回到科研环境远不如美国的中国。 其馀那些令中国愤怒的麦卡锡行动，诸如“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限制中国在美国的外宣活动和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在川普四年当中的后两年全都出台了，一律打包装入“注册为外国代理机构”这个筐中。限制中国在美购买农田这事，麦卡锡议长并非“罪魁”，2022年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份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购买农地。 麦卡锡将上述问题列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项目，打包给“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统一管理，是合乎美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始于川普时期，究其因是全球化陷入困局之后，美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重新定位的一种外交调整。北京要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与国家利益考量？如果中国有，美国当然也应该有。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维持友好是借哪个群体之力，这个群体在美国政界是否有延续性。 美国对华外交关键人物 北京按友敌划分 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阴天版”与“晴天版”交替出现，阴天版的标志是一位元美国政治人物被宣传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晴天版会出现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成为标志性人物。 司徒雷登——国共内战时期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1948年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一度收入小学教科书，尤其是那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小学生们过目不忘。 杜勒斯——第52任美国国务卿（1953年－1959年），被公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阐释者。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颜色”，“美国通过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 基辛格——第56任美国国务卿。中国人都知道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季辛吉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而秘访中国。基辛格的对华政策被概括为：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影响美国对华外交40馀年，也因此获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 蓬佩奥——第70任美国国务卿。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还从未对任何一位白宫官员进行如此无礼谩骂。 基辛格时代的对华外交：因一代中国通成势 基辛格一生访华近百次，2021年逾93岁高龄还曾访问中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北京刻骨铭心，赠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不过，1970年代以来中美国关系并非季辛吉一人之功，那是一代“中国通”共同努力推进的结果。这一点，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的‘中国通’们既是引导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引路者，也是中美两国决策圈相互沟通、增信释疑的桥梁。中美建交之后长达40年的友好合作，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们的付出与努力密不可分”。 美国第一代中国专家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稍晚于他们第二代中国专家如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都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代中国通不仅参与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还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深谙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美国“不战而胜”、“历史终结”所带来的那种骄傲，美国引领全球化和资讯化浪潮所带来的那种自信，使他们对改造并引领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成为负责任大国有充分的自信。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部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这些美国中国通当中的重要成员，著有《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2022年12月，他接受英文大纪元《思想领袖》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时，谈到当初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如何秘密帮助中国崛起：“我们在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有2300人，这一基本结构一直在继续——大使馆内有50个联邦机构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的对应机构科技部之间一度拥有60多项协议，便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迅速分享自己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同时资助中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大学。该团队负责（向中国）提供情报、武器、先进技术、贸易，帮助创建机构。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局，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疾控中心……” 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帮助中国崛起的热情于此可见，但白邦瑞并未谈到这热情从何而来。实事求是地说，直到世纪之交，中国还未脱贫，专业人士来美交流访问，都需要美国出资邀请，因此，在中国崛起这前，这些美国中国通们的热情主要与信仰相关。他们大都是“婴儿潮”一代，其“中国情缘”有信仰因素。1968年，推动巴黎红五月的青年、美国反越战青年、日本赤军当时信仰的精神导师与领袖号称“三M”：马克思（Marx）、玛律库塞（Marcuse）、Mao（毛泽东），示威者高举的各种领袖画像当中有毛的画像。很多“1968年人”因为崇拜毛而向往中国并学习中文，认为中国文革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亲近感移情到毛后的中国，才会在促成中美友好时、帮助中国崛起时不遗馀力。 如今时代变了，这代中国专家不少被称为“拥抱熊猫派”，在川普时期对华外交的调整过程中，已相继淡出美国外交界，因此，中国对美外交失去了一只非常重要的友军。在此情况下，北京必须立足现实，学会在没有友军说明沟通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对美外交，仅靠骂声无法重构“中美友好”。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原出处。※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俄乌战争虽然还未告终，但世界已经将眼光转到中国。西方国家正盯紧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关税豁免究竟什么时候成行，中国斥资2500亿元，购买近300架空客，这对于自1991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的德国、陷入高通胀之苦的德法两国，几乎有雪中送炭之效，正处于对华战略摇摆阶段的美国，那摇摆的钟锤很快将定出中心位置。 西方对华外交：以经济为中心 如果不沉溺于中文自媒体各种稀奇古怪的政变传闻，只看世界几大金融机构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就会明白西方关注的其实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而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后，VOA发表了一篇《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美国或需改变对华战略判断》，该文记者采访了数位华府智库人士，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筑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崛起，“美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是基于过去经济数据之上的、直线性上升的推断。” 意思很明白，美国对华战略的钟摆摆锤是经济，只是过去假定中国经济处于上升状态，现在形势变了，中国经济将进入衰落通道，因此得调整对华外交战略，意即是“战略竞争关系”，还是“竞争中有合作”抑或“合作中有竞争”，何者在前这一次序很重要。 这些智库人士的考量其实与白宫意见一致。拜登政府一年多以来，其实也多次说过，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为核心。只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太复杂，弄成了如同基辛格形容的这种状态——在英国《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7月2日刊登的专访中，在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基辛格指出，拜登政府似乎试图对话，但“美国政府通常会以一份有关中国不公正行为的声明作为开场白”。“强调台湾问题会产生对抗。我不知道对话会产生什么结果，但目前，我认为我们陷入了困境。” 美国对华政策看似摇摆实则有中心 西方世界主要是美、欧、加拿大、澳大利亚，还包括日本在内。尽管从去年以来国际格局形成多极化趋势，但西方世界在关键时刻仍必须追随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比如本次G7最大看点就是6月26日的G7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画了一张雄心勃勃的基建宏图——“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GII），目标是在2027年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6000亿美元基建资金，其中美国自己承担2000亿美元，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则要筹集3000亿欧元。但专业投资分析者都注意到这6000亿并非全是政府投资，是通过撬动私人资产，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效果如何，分析者情不自禁地提到美国政府前些年一直推行的“电力非洲”倡议。 根据《2018年电力非洲年度报告》的数据，“电力非洲”中的145个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中有一半是美国公司。美国出台“电力非洲倡议”的重要意图之一是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如何解决融资和投资回报的问题是私营资本投资的关键，“电力非洲倡议”也因此实施进程缓慢，因为私营资本对于投资非洲电力持观望态度，担心倡议大规模推进竞争性购电协议本身就蕴藏着违约和债务的风险。 G7会议召开的同时，正逢美国制裁五家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军工企业。7月1日，路透社发布一条消息（英文）：《美国官方消息：中国没有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要点是：美国商务部于6月27日宣布，将五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它们涉嫌在莫斯科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时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但路透引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员的话，美国政府本周早些时候对中国某些企业采取的执法措施只是针对这些企业个体行动，而不是针对中国政府。“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有系统地逃避或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路透这条消息让人联想到自6月8日以来美国财长耶伦女士关于中国关税的声明，她在国会听证会与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免除）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借此缓解处于几十年高位的通胀。 虽然目前尚无最后的消息正式公布，但耶伦作为财长在拜登政府的金融经济议题上的作用尤为关键，也因此，免除中国关税，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钟锤摆动中心。 国际金融的两个指标显示的动向 以下两个因素可能会加重免除中国关税这一政策建议的权重。其中之一是中国250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让欧洲飞机制造商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日交易。这块石头丢下去，波音的反应来了，该公司发言人称：“令人失望的是，地缘政治差异继续限制美国飞机出口，对中国的销售历来支持数以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波音敦促拜登政府考虑改变对华政策。 另一条则与美元霸权有关。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今年5月公布全球支付系统最新数据：在国际结算体系中，欧元份额已经涨至37.79%，美元降至38.85%，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为2.15%，保持全球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的地位。排名第三、第四名的是英镑与日元，日元比人民币只高不到0.6个百分点。 一直关心美元地位的三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人员6月1日在IMF的博客上发表联名文章《美元主导与非传统储备货币的崛起》（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该文指出，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降至59%以下，延续了20年来的下降趋势。美元失去的份额，四分之一转向人民币，传统上在外汇储备组合中并不重要的较小经济体货币，如澳元和加元、瑞典克朗和韩元，则占到了从美元转向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这比例在外部人看来微小得可以不予计算，但在IMF专业研究人员看来，表明了美国作用下降的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6月30日的消息证实了IMF研究人员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据报道 ，瑞银(UBS)在2022年4月至6月期间对30家主要央行所做的年度调查显示，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中对人民币兴趣升温，已经投资或有兴趣投资人民币的央行储备管理机构的比例从去年的81%升至85%。专业人士称，这是地缘政治纷争可能削弱美元主导地位的一个迹象。 拜登政府考量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复杂，加之今年俄乌战争发生后中国不肯与西方站在一条战壕，美国民主党有中期选举压力，断然做出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外界看到拜登政府班子对外公开表达的意见很不一致的原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