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

为了“更好地对外讲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希望能找到像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那样的外国人为中共唱赞歌，以改善中共日益恶化的国际形象。然而，这样的斯诺恐怕不会再有，而且，晚年的斯诺本人也已经无法接受中共的种种做法。  新时代的斯诺？ 中国在寻找“有用的白痴”？  近日，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社《中国日报》宣布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也写信给北大的外国留学生，希望他们了解中国和介绍中国。  据报道，“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将为《中国日报》的外籍记者和国际友人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到各地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记录精彩的中国故事，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除了《中国日报》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外，中国外长王毅今年3月也在一次记者会上谈到斯诺。他说，“斯诺并非共产主义者，但他谈论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他说出事实、保持客观”。4月，中国副外长乐玉成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说：“媒体朋友，我希望你们都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并非在寻找斯诺，而是在寻找西方社会的“有用的白痴”。他说， 习近平和中共现在还期待能找到斯诺那样的记者，要么太愚蠢，要么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他说：“与斯诺当时的情况不同。中共不再是孤立的、未知的，藏在一个叫做延安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现在的共产党无处不在。人们知道中共，虽然知道的不算很深，但对于今天的中共是谁，他们并不神秘。所以指望现在还会有像斯诺这样的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荒谬的。习近平这么提出来，要么是愚蠢，要么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字游戏：我们想要埃德加·斯诺那样人，给人们这种粉饰的印象。”  “有用的白痴“，冷战时期被用来特指那些被莫斯科精心安排到苏联访问，对苏联着迷，后来帮助列宁政权说尽好话的西方知识分子。后来，这个词用来泛指为某一事业进行宣传而不完全清楚这一事业的目标的人。  1936年7月13日，经宋庆龄的介绍，斯诺前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保安县采访，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在那里，斯诺得到了国家级贵宾的待遇，并成功地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后来，斯诺根据这些采访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许多人看来，是斯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林培瑞认为，斯诺的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很神秘而外界对中共充满了好奇。斯诺本人可能也被这强大的好奇感染，在书中并没有对毛泽东和中共提出任何批评的意见。《红星照耀中国》让外界对中共产生了良好的印象，甚至是错误的印象。林培瑞说，斯诺的书成功地将西方社会对共产党的好奇心变成了对共产党的同情，这些人当中包括年轻时的林培瑞自己。  据报道，因为这本书，许多中国年轻学生对中共产生好感、向往延安，从国统区投奔中共。而一些外国人，包括被中共推崇备至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和感召来到了延安。  因为斯诺的报道给中共带来的利益，中共此后更是利用一切机会邀请更多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这其中包括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这两人也被中共视为重要的国际友人。  但是，林培瑞认为，现在的西方社会很难再有第二个斯诺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同情者很难再有。他说，那些现有的一些同情者，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等人在内，与其说他们同情共产党，不如说他们对国际资本主义世界更加仇恨。  萨克斯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批评采访者说，他们无视美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却一味批评中国的人权。萨克斯因此得到中国官媒和官员的赞赏。他的讲话一次一次被中国引用来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标”。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凯里·布朗（Kerry Brow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不太可能再有斯诺了。  他说：“1936年和今天的共产党完全不同。埃德加·斯诺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他是左翼的。我想今天的记者们并不觉得他们必须在政治上有所隶属。他们只是在考虑如何将自己的工作做好。”  非但从没有得到斯诺那样的待遇，去年三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还被驱逐出中国。  除了西方的记者，中国还试图吸引其他的外国精英，包括资深专家、甚至网红。曾经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郭杰瑞（Jerry Kowal）就是其中一个。郭杰瑞在视频中一方面批评美国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展示中国的“好”。比如，郭杰瑞在视频中比较武汉和纽约，说武汉这样的城市，为了控制疫情，说封就封，“体现了一个国家的魄力”。  6月2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鼓励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把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  晚年的斯诺对中共感到困惑和不解  不过，即便是斯诺再生，恐怕对现在的中共的做法也很难再产生认同。曾经对中共赞赏不已的斯诺在晚年最后一次到中国的旅行中已经表示，他对中共的做法感到困惑。  伯讷德･托马斯（S Bernard Thomas）是斯诺的传记作者。1996年，他把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了《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在这本书里，托马斯透露，1970到1971年，斯诺离世前一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几天后，在经历了充斥着毛泽东思想的雷同的汇报会后，情绪低落的斯诺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是个情景单一，千篇一律的国家。”（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single scenario.” ）  对1970年的北京之行，斯诺写道，“毛泽东对这里人们的思想和活动的主导程度，大大超过到了我的想象。” 他说，北京最大的书店除了出售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的书，几乎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顾客”。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机械地背诵着红宝书中的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像是一种宗教仪式。  在日记中，斯诺写道，周恩来当年五月访问朝鲜的一部纪录片令他尤为不安。在纪录片中，金日成昂首阔步，被黑衣黑帽、迈着方步的仪仗队簇拥着。斯诺评论道：“完美的机械人，整个画面令人不舒服。”  在保安，他1936年采访毛泽东的地方，他参观了文革时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他认为那里就像监狱。他还提到他在保安接受了“贵宾”级待遇，“这有点超出了我的喜欢”。  斯诺对当时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感到非常的困惑。见到了毛泽东后，斯诺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毛泽东告诉他“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  在这次北京之行中，斯诺记录了他大大小小的不满和困惑：招待太好、外宾与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不同待遇、一次次地被迫听着重复的故事、无法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信息，无处不在的语录和颂歌。  不过，最让他深受刺激的是他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黎告诉斯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艾伦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艾伦周围的人，有人被打死，有人被饿死，有人自杀。艾伦后来想办法逃了出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在听到这段经历后，斯诺陷入了沉思，中共要怎样才能恢复这些被送到乡下进行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信任？  不仅是斯诺有了改变，晚年的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直接从中共的热忱拥护者变成了批评者。斯诺夫人曾在接受《时代》亚洲版采访时说，1989年，在中共暴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者、导致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亡之后，“这让我清醒了过来。比如你会看到脸上满是血的人被拖走。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种方式迫害的。” 2000年，时年79岁的斯诺夫人最后一次来到北京。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她这次的北京之行不仅全程被监控，而且当她希望能把一笔捐款转交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时，她们的会晤遭到20多名警察的拦阻。  两种有用的白痴  加州大学的林培瑞教授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有两种对中共来说“有用的白痴”。一种是罗曼蒂克的左翼。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他们依然有吸引力。他们仇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新虚无主义，他们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林培瑞认为，这些人现在数目很少，但是在西方社会依然存在。他认为，他们的盲目信仰阻碍他们看到真相。  林培瑞认为另一种“有用的白痴”更准确地说是“道义上的白痴”。他说：“另一种，现在有很多，就是想要钱的人。他们愿意在公共场合撒谎，即使他们私下更清楚（共产党）的本质。他们愿意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撒谎，因为由此他们可以获得共产党的青睐，可以获得大市场。”  帕特丽夏·亚当斯（ Patricia Adams）是一名经济学家，是加拿大独立环保倡导机构“国际调查”的执行总裁。她告诉美国之音，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环保机构等因为希望获得中国的资金已经沦为中国的“有用的白痴”，在环保问题上成为中共的喉舌。  她说：“他们都在说中国的话可以相信，即便大多数人不再相信。它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真实的，他们将摆脱化石燃料。这不是真的。这是无稽之谈，它不会发生。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在帮助中国涂脂抹粉。当然，这对他们也有好处，这有助于他们筹集资金，获得资金。”  亚当斯去年12月底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红与绿，中国有用的白痴》，专门阐述环保组织如何沦为中国的“有用白痴”。她在文章中说，通过资金、 人事安排， 中国政府不仅监督这些环保机构的活动，确保他们遵守中国的政策，同时也主导了环保机构的议程。  她说，这样的现象不仅局限于环保组织。一些希望与中国做生意的人和机构、学者为了获得中国的资金，有时候也不得不与中国做交易，比如在中国人权的问题上退却。她说，这些“有用白痴”的做法帮助中共的统治变得更加合法化。  不过，她说，可喜的是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与中国做交易。  中国喜欢的“有用白痴”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和网红郭杰瑞之外，其他一些人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赞赏或是在被中共视为核心利益的重要问题上与中国政府的观点一致，在中国被当作明星追捧。  法国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2020年底出版了《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一书。 维瓦斯曾经两次受邀前往新疆，对新疆进行了“导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3月份在两会记者会上推荐了维瓦斯的书。他说，“书中用两赴新疆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繁荣稳定的真实新疆。维瓦斯在书中明确表示，正是从未去过新疆的人在制造假新闻，在杜撰抄袭中以讹传讹。”  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Grayzone）创办人麦克斯·布鲁门塔尔（Max Blumenthal）也是中国媒体的新宠。布鲁门塔尔曾在报道中声称新疆的人权迫害状况被肆意夸大，缺乏可靠证据，并对德国新疆议题专家、美国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所做的研究进行大量抨击。布鲁门塔尔对新疆问题指控的报道被中国官方宣传网站“中国新疆网”所采用。  据报道，“灰色地带”新闻网站与克林姆林宫关系密切。布鲁门塔尔曾去过莫斯科访问，由莫斯科出资。也经常接受“今日俄罗斯”（RT）和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采访。  加拿大人，“YouTube”博主丹尼尔·邓布尔（Daniel Dumbrill）也是在中国被广泛关注的西方人之一。 邓布尔在 YouTube 上用视频宣传中国的政策，比如他说香港回归中国后自由多了。今年三月，他在YouTube上上传了他参与的“新疆真相追击–加拿大专题研讨会”的讲话。在视频中，他说，美方制裁新疆生产的产品，却又拿不出实际的证据，夺走维吾尔族人的生计，就是让普通民众受苦，这是恐怖主义的道路。  以色列人高佑思（Raz Gal-Or）是另一名在中国被热切追捧的网红。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从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给中国送口罩的经历在八天内被中国国内的出版社编辑成书就可以看出。《站在你身后！ 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个小时》，从项目启动到成书出版只用了18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