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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3 日
日前，有消息传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妻子张瑛在2024年秋季，以1950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一栋别墅。该别墅历史悠久，早年曾是意大利驻英国大使馆。 据中央社报导，该别墅位于伦敦高级住宅区贝尔桂维亚（Belgravia）区，是英国2级历史保护建筑，总面积高达7948平方英尺。在上个世界20年代，这里曾经是意大利驻英国大使馆，之后又成为意大利驻英武官办公地。马云家族购入这栋别墅后，将进一步壮大其家族在海外的房产版图。 根据售屋广告，这栋别墅共有6个卧房，内部设有电影放映室及电梯，广告上标价是2150万英镑。虽然该房屋最后以1950万英镑成交，但根据伦敦房地产专业数据，这一价格在2024年伦敦房产交易价格排行榜上排名第34位，可跻身前0.4%的顶端价位。 房产中介称，当时，马云夫妇是被这栋别墅的“优越地段”和“高度保全”所吸引，所以才出手购买。 2020年，马云受到当局打压，自那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国外。之后，马云家族在全球不断拓展其房产版图。 此前，英媒曾报导称，张瑛在2024年斥资逾1千万人民币在新加坡购置3间连栋街屋。除此之外，马云家族还在法国、香港、美国分别购买城堡、葡萄园、豪宅、庄园等房产。
蚂蚁集团创办人马云失去蚂蚁集团控制权的消息，近日再次在港媒与大陆社交媒体热传。有分析称，蚂蚁集团早在2023年初，就已经走完相关程序，这次消息的再度升温，或许与中共高层派系博弈及“国进民退”政策有关。 蚂蚁集团前身为淘宝网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自2014年起正式独立运营。长期以来，马云通过协议安排间接控制超过半数股份，是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2020年，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批评大陆银行与监管体制，随后蚂蚁集团创纪录的370亿美元的上市计划被叫停。此后，集团遭遇反垄断处罚、业务重组、管理层集体退出阿里系，以及引入国资背景股东等一系列的“改造”。 2023年1月，马云的投票权从53.46%降至6.208%。同年12月，央行确认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这标志着马云已彻底失去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其实早在2006年，马云就在演讲中提到，他随时可以把支付宝上交。2013年，马云又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表示，“支付宝，我那时候说过，政府需要，我把它送给政府，这不是气话，这种压力常人难以想像。” 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沛学博士称，将支付宝交给当局，是蚂蚁集团为了求生存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不管马云愿不愿意，他都必须放弃对集团的控制权。 蚂蚁集团被“改造”后，一直没有上市。虽然传闻颇多，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不过，在今年的8月11日，蚂蚁集团与稀土集团相继发布公告，就“共建稀土人民币稳定币”一事进行辟谣。 失去企业控制权后，马云越发低调。今年2月，习近平召开民企座谈会，马云虽然也出席了会议，但明显被边缘化。 但在如今，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敏感时刻，马云失去蚂蚁集团的旧闻被再次热炒，这背后的含义不容小觑。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称，最新被翻炒的消息，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这可能涉及中共党内不同派系的博弈。因为马云过去的支持者不仅有江派、胡派，也有习家军，比如李强和陈敏尔。这一消息被再次翻炒，目前看不出对谁有利，但至少可以使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再次成为批评焦点。
阿里巴巴集团CEO吴泳铭24日宣布，未来3年，阿里将投入超过人民币3800亿元建设云端运算和AI硬体基础设施，创下中国民企在此领域史上最大规模投资纪录。这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近期出现在习近平与民企座谈会上的大手笔，引起舆论的关注。 马云的现身加上AI投资，除了是阿里的新起点外，也暗示大陆民企未来的主流。 据新华社报导，这笔3800亿元用于建设云端运算和AI硬体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额超过阿里过去10年的投资总和。 吴泳铭表示：“AI爆发远超预期，国内科技产业方兴未艾，潜力巨大。阿里巴巴将不遗馀力加速云和AI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全行业生态发展。” 吴泳铭说，3800亿元巨额资金继续投入，能极大提振相关产业信心，同时也表明，阿里相信未来、投资未来。 阿里巴巴集团CEO吴泳铭掌舵后，一直在推进战略向AI转型。2024年5月发布的股东信中，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和吴泳铭便阐述阿里巴巴面向“用户为先、AI驱动”的战略转型，旨在通过将AI融入在其生态系统中。 回顾阿里过去投资、业务上的动作，可以观察到确实都围绕著AI发展在行动。 在投资上，阿里巴巴正全面重构投资版图，集中力量加速AI部署。2023年9月起，阿里开始对既有业务进行战略优先级梳理，明确对核心业务保持长期专注和高强度投入，淡化非核心业务。包括减持快狗打车、B站、陌陌、网易云音乐等，转让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出售银泰百货、大润发母公司高鑫零售等。 与此同时，将大量资金投注AI产业相关领域。天翼智库数据显示，以2023年为分水岭，AI领域此前在阿里投资领域金额占比为4%，其后该数值跃升至50%。目前阿里参与投资的大陆AI独角兽已包括智谱AI、零一万物、百川智能、MiniMax和月之暗面等，全面覆盖大陆国内“大模型五虎”。 在本季度财报会中，绝大多数话题都围绕AI和云端计算展开。吴泳铭当时表示：“阿里要抓住这个几十年一遇的行业机会，未来3年在AI和云上的投入将超过过去10年总和。” 马云虽号称引退幕后，但其对中国重要民企阿里来说具备代表性，他这次现身明确拉开阿里新时代序幕，在过去追逐网路、电商的丛林竞争不再，未来的新战场将是AI，谁能在AI当中快速布局，建立起护城墙，谁就能取得先机，而这也是给大陆所有民企的重要暗示。
“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营经济组织收取费用，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不得向民营经济组织摊派财物。”继上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罕见地与蚂蚁集团创始人马云等一众中国科企巨头们举行座谈，高调表达了对民营经济和科技行业的明确支持后，2月24日中国媒体报道，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二审稿中新增了这一规定，希望从法律上给予民营企业进一步的支持。 自去年秋季以来，北京密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和信号。这究竟是包括中国科技巨头在内的民营企业的春天，还是权力的一次回摆而已？ 本文将为您揭示习近平科技政策变化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的施政规律，并带你回顾在中国科技企业在此轮“握手言和”之前的那场长达四年、震动全球市场的监管风暴。四年前，中国政府的一纸公告就让这些企业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业务版图被强行缩减，甚至被迫退出海外资本市场。 从整顿到支持，中国科技政策为何急剧回摆？ 2020年11月，马云曾经创办的蚂蚁集团原计划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融资规模预计高达370亿美元，为当时全球最高纪录。然而，就在上市前几日，中国监管部门突然叫停蚂蚁集团IPO，这被广泛视为北京整顿科技企业的第一枪。随后，政府掀起了一场历时近三年的监管风暴。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科技政策像一个钟摆，在严厉监管与温和扶持之间剧烈摇摆。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对彭博社表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逆风的背景下，北京正在重新定位民营企业，将其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支柱。”他认为，尽管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监管收紧即将结束，但马云的回归“标志着监管调整正式画上句号”。 目前，中国国内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继续加征关税。在政府刺激措施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被寄予厚望，成为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力量。彭博社报道称，DeepSeek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突破，直接引发了中国境内外股市1.3万亿美元的上涨，而这一切是在没有政府刺激的情况下实现的。 习近平选择此刻与科技企业家会面，被认为是希望抓住这一势头，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自中国房地产业深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对习近平推动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这次座谈会不仅仅是向国内企业传递信号，也被外界解读为向华尔街及国际市场释放稳定政策预期的信号。 “习近平正在向特朗普释放信号：你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但我在中国也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领军团队，”美商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陈澍(George Chen)对彭博社表示。他指出，上个月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硅谷科技界大佬纷纷到场，而习近平的这次高调会晤，看上去像是北京作出的一个对等回应。 不同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此次座谈会时，刻意将科技企业家以背影呈现，而媒体摄像机的焦点则牢牢锁定在习近平身上，似乎是反映中国政府依然牢牢掌控着民营经济的话语权。 习近平对科技民企的讯息 尽管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既支持公有制经济，也支持私营经济)和“三个没有变”，被中国官方媒体视为给民营企业的“定心丸”，但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支持仍然有明确的前提：科技企业必须符合国家战略目标。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民营企业必须“胸怀报国志”，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商业领域的领导权，呼吁民营企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长期为西方读者解读《人民日报》的印度学者马诺杰·克瓦尔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向企业界传递的信息是：“你们是有价值的参与者，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你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 美商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林汉升(Han Shen Lin)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的关键信息在于“激励创新应服务于国家，而非为了创新本身”，民营经济最终需服从党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持续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认同党的叙事，并落实党的政策和指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则对彭博社指出，“在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我们清楚看到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政府的新宠？ 在美中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AI技术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和技术领先目标的关键。目前，AI当下正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利益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曾依靠消费科技初创企业和平台经济来推动新一轮增长，如今AI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写道。习近平屡屡提及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通过在新兴产业取得突破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放缓。AI在近年来是被明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的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中国政府是AI政策的制定者，AI初创企业和AI科研的投资者，也是AI应用的大客户。 “如今，每一家成功的中国AI公司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 中国AI行业相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北京深知过度监管可能扼杀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在加强内容管控，确保生成式AI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防止潜在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张湖月认为，如果中国的AI行业遭遇严重的滥用事件，导致广泛争议并威胁到社会稳定，监管收紧可能会突然到来。 张湖月是新书《高空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与管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的作者，她在其中深入解析中国的科技监管政策。 科技政策“三阶段循环” 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中国科技政策几乎总是遵循三阶段模式： • 宽松阶段：政府允许企业自由扩张和竞争，给予相对灵活的发展环境。 • 严厉整顿：在企业规模过大或市场出现混乱时，政府突然大规模出手，以反垄断、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理由突袭式严厉打击，导致企业利润锐减。 • 放松管控：经历市场动荡后，政府逐步放松监管，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这套模式在过去十多年里一再重演。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自2000年代以来，这两家科技巨头通过大量并购扩展业务，几乎涵盖了中国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扩张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然而，监管机构长期默许这种行为。直到2020年，政府突然启动科技行业监管风暴，开始调查企业过去的并购交易，并对违反反垄断规定的企业开出巨额罚单。 北京对科技行业的强力整顿，导致中国科技企业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重创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并加速了美中经济的脱钩。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两年半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对蚂蚁集团违规行为罚款71亿元人民币。行业专家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已经结束。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企业座谈会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表示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张湖月进一步指出，西方观察者往往只关注中国监管的“打压”阶段，但这些打压行为掩盖了中国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 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解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税收、就业和创新方面高度依赖科技企业，很多科技公司被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企业。张湖月举例说，在2016至2021年间，广州的三家地方法院共受理超过13万起金融科技公司拉卡拉提起的网络借贷诉讼，几乎充当了该公司的外包专属仲裁机构。而且，拉卡拉几乎在所有案件中都胜诉。 2020年以来的科技监管风暴 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举办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抨击了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业。他称监管系统扼杀了创新，称银行业依旧是“当铺思想”。他发言的当天离他旗下蚂蚁集团“史上最大IPO”不到几天时间，此上市案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70亿美元。 路透社援引匿名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投资人的消息报道称，正是这次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最终导致上市计划夭折。 2020年：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监管风暴序幕拉开 2020年11月3日，上交所通告暂停蚂蚁集团上市，该集团原计划于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在此之前，中国监管机构约谈互联网金融巨头蚂蚁集团高管，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蚂蚁控股股东马云。 2020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包括腾讯、美团、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在内的27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被要求纠正垄断、不公平竞争和假冒伪劣问题。 2020年12月2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阿里巴巴禁止商家在其他购物平台上销售商品的做法涉嫌垄断行为而立案调查。 2021年：中国“反垄断”元年 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其“二选一”做法被认定为垄断行为，收到创纪录的182亿元“天价”罚单，占其2019年国内销售额的4%。据《南华早报》报道，市场监管总局随后召集包括阿里、腾讯和美团在内的34家科技公司，要求它们从阿里巴巴案中汲取教训。 2021年5月：猿辅导、作业帮因虚假宣传被罚250万元人民币。 2021年6月：美团因外卖员待遇问题遭反垄断调查。 2021年7月：市场监管部门开始追溯调查科技企业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并购交易，并对未依法申报的交易开出罚单。阿里、腾讯和滴滴等22家公司被处以每笔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021年7月：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两天后，被网信办以“数据安全违规”为由下架。随后，看准网、满帮集团等公司亦遭调查。 2021年7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数据安全法》，强化对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 2021年7月：中国网信办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企业赴海外上市前需接受安全审查。 2021年7月：中国工信部责令25家企业整改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2021年7月：国务院发布“双减”政策，教育部禁止公立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禁止营利性校外补习，导致新东方、好未来等企业股价暴跌。 2021年8月：受“双减”政策影响，美国语言学习应用Duolingo在中国下架。 2021年8月：限制未成年人每周仅能玩三小时网络游戏。《经济参考报》批评网络游戏为“精神鸦片”，腾讯、网易等游戏公司市值蒸发数百亿美元。《证券时报》建议取消游戏行业的税收优惠。 2021年8月：中国证监会计划禁止数据密集型科技企业赴美上市。 2021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整顿在线保险行业。 2021年10月：美团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罚34亿元人民币。 2021年12月：监管风暴逐步降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数字经济，监管口径有所放松。 2022年：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首次承认大型科技公司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鼓励其发展。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科技企业高管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和上市，提振市场信心。 2022年7月：网信办对滴滴处以80亿元人民币罚款，结束对滴滴长达一年多的数据安全调查。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次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2023年：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1月：滴滴宣布获得网信办批准，恢复新用户注册。蚂蚁集团等14家平台公司宣布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基本完成业务整改”。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叫停两年半后，收到71亿元人民币的罚单，被行业专家视为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召集腾讯、阿里、美团等企业座谈，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过去几年，中国科技行业的整顿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超乎预期的冲击。张湖月对《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指出，科技企业受到的最大惩罚往往不是罚款，而是市场情绪的崩溃。例如，2020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仅在官网发布了一条短短的公告，称正在调查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结果阿里巴巴市值在一夜之间蒸发1000亿美元，比最终罚款的282亿元要严重得多。
2025年2月17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一次空前高规格的专门会议上与一批民营企业家代表见面。此种情形，要说像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上亿万富翁们的观礼，其实更像中国“文革”后被“平反”的老干部们的“第二次握手”。 与马斯克、贝佐斯等簇拥观礼、左顾右盼的情形不同，这次在人民大会堂就坐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却像一群小学生，聆听领导的训话，然后汇报公司的发展。 尤其是，在这些“头部”企业家的“汇报”中，只有信誓旦旦的表决心，完全不见有关民企困境、产业政策、法律和政治问题的建议，连过去四年一直惊魂未定的马云在这次座谈会上也没有得到发言机会，似乎叼陪末座就已经算是恩宠了。以致于，17日会议结束后的几天，中国资本市场反应平淡，连大红的DeepSeek相关概念股票也没有因此再涨一波。 会谈无助民营企业困境 对处于困境边缘的整个私营部门的企业主、投资人和劳动者来说，会场上的花瓶企业家们和讲话代表不了他们。如这两天在微博上的署名评论所说，他们希望的是看到政府“从最基本的做起，别说什么高大上”。而七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让几乎整个民营经济已经形同枯木。他们不仅得不到与会企业家被赐的黄马褂，恐怕也没有多少时间庆幸劫后余生了。 因为，如果回顾过去十余年中国民营经济经历的艰辛，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桌面上的问题之外，在2018和2025两次企业家座谈会和预期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之外，在新冠疫情结束等待了两年多以后，一个本可以重新塑造团结和信任的座谈会再一次令几乎所有人失望了。从中国领导人仍然倨傲的讲话和会场坐席中看到的，中国民营经济面对的基本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首先，就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十几年所受的巨大“委屈”来看，这个群体亟需一次集体性的“政治平反”，包括恢复他们的集体名誉、归还他们被官僚权贵侵吞的财产、从宪法高度肯定他们的政治地位，从刑法层面保障他们的人权。然而，对比中国领导人在会议上的姿态，甚至不如2018年上一次座谈会的具体承诺，如保障企业家人身安全等等，仿佛他对越演越烈的针对企业家的“远洋捕捞”毫无责任。 主政者不愿承认路线错误 而“2·17”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中最重要的信号，或许不在于他如何重述民营经济的贡献，而是通篇强调责不在他：主政者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承认民营经济或者民营企业的困境根源在于他的领导责任、路线错误、左倾冒进。如此前提下，企业家群体毫无被“平反”可言，远不能跟四十多年前中共对“蹲牛棚”老干部的平反相提并论。毕竟，在“第二次握手”的背后是一整个阶级群体重新得到体制内的尊重和待遇，而今天企业家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坐在一起充其量就是统战，或者多一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具作用。 虽然，在中共历史上类似的遭遇并不新鲜。企业家们与老干部们两个群体的唯一共同点，就是这种被反复折腾的经历，表明中共从未放弃革命时期的恐怖手段或者专政手段，并且以这种手段来管理社会和经济，也用来驯服某些强势群体，无论是旧资本家还是党内干部，抑或知识分子、今天的私营企业主。 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私营企业主和私营经济就被无数次地当作靶标和替罪羊：最先被当作“扫黄”和“净网”对象，然后被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再被呼吁“历史使命终结”，直到“房住不炒”、废止教培行业等具体产业政策。这些对私营经济的污名化贯穿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十余年，配合着“国进民退”的政治趋势，在中共领导人周围集结起一批来自航空航天和军工部门的技术官僚，对冲那些改开时代的金融官僚和经济干部。 而在这些明线的另一边，则是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和私营经济的极度不信任，作为一条暗线支配着中共超越法律的具体政策，形成针对以企业家为中心、打压整个中产阶级、公共空间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系统性迫害运动。在香港，这一暗线的显露尤为明显，从黎智英到邹幸彤等，被中共看作颜色革命的发动者。整个新兴资产阶级和公民社会都被视作党国的最大威胁，而欲分步、分阶段、分群体逐渐消灭、控制之。 民营企业家背后的隐形力量 所以，人们看到，中共对私营企业家群体尤为忌惮，担心他们的政治觉醒并且寻求结社、组党或者分化党内力量，因而不惜重手清洗这一群体，包括清洗党内代理人如孙政才等。至于那些为民企呼喊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等和以高智晟为代表的一批为企业家辩护而被迫害的人权律师群体等，都成为被“猎巫”、被“捕捞”的对象。而同期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和对媒体、大学的清洗更是手法娴熟，旨在消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言群体和舆论空间。 类似的，中共“房住不炒”的政策则在于消减整个中产阶级的财富存量，借此防止他们在海量财富基础上的政治诉求；对教培行业和国际学校的打击、在教科书和公共文字的净化等同样初心如此，试图切断最后一点自由主义纽带。 换言之，过去十几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被迫害和民营经济的衰落，完全不是中国领导人在“2·17”讲话中推脱的暂时性、局部性问题，完完全全属于中国领导人的政权不安全感的牺牲品，也是他2012年依靠夸大“茉莉花革命”危机而在上台之初对党内的既定承诺、放弃改革开放而选择闭关锁国的所谓初心。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无法承认错误，难以向民营企业家群体道歉，否则就意味着承认根本的路线错误，也是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的颠覆性错误。 当然，当中共内部已经失去了依靠“七千人大会”的党内民主或者“抓捕四人帮”的政变来纠错的机制之后，避免这一错误最终酿成巨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暂时让步，以策略性的政策调整避免全盘失控。这与毛泽东执政晚期被迫重新起用邓小平开展治理整顿十分相似，也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 只是，所有迹象都表明，历史经验也表明，基本面的根本问题终究是绕不开的，如同满大人那样一味诈是无用的，如同革命时代那样依靠专政也是行不通的。在那些企业家身后，还有看不见的财富、听不见的声音和触摸不到的自由意志，这或许是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为今天中国留下的最大的也是隐形的力量，无法被忽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就在中国到处闹假药的时候，忽然间，出了一剂据说可以猛力拉抬经济的神药。药的配方不复杂，简单说就是习近平加马云，详细点儿说就是中共领导人和民营企业家坐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 2月17日上午，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人和最有钱的几个人在人民大会堂握手言欢，有钱人陈情，最最有权的人训话。然后，据懂钱又懂权的一些专家们分析，中国当局的“重大路线调整”出现了，“政策立场彻底逆转”了，企业和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增强了，中国经济马上又要大繁荣了！ 经济繁荣原来是这么容易取得的！如果习近平每月来这么一次座谈会，中国经济一年之内应该就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吧？如果马云当了习近平的副手，中国民众应该人人都能发大财了吧？这样的好事，专家们到底是存了什么私心或坏心，怎么早不说呢？ 最有权加最有钱，偏偏他俩搞不来 稍微有点记性的人知道，这副神药其实并非新近科技突破、人工智能大发展的产物。过去至少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座谈会开过不止一次。2020年7月21日开过，当时习近平讲了话，信誓旦旦“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2018年11月1日也开过，同样是习近平主持并讲话，参加和发言的也都是民营企业家。那一次，据官方报道，习近平在会前不到40天的时间里，从去东北考察到在北京开会，5次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给权益给政策，云云，据说是“干货满满”，对推动民企壮大和经济繁荣“释放出强烈信号”。 还有更早的，配方也更标准，那就是习近平加马云，甚至还加上了一大帮美国头部企业家作为强化剂。那是2015年9月在西雅图。马云那次不仅被恩赐发言的机会，而且习近平还在讲话中特意提及“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你看，还真不能责怪专家们不早说哈，原来这副神药早就在服用中了。 效果怎么样？这留给读者去判断，因为每个人对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状况的感受和记忆可能很不一样。不说别人，习近平和马云两个人的相关感受和记忆就可能很不一样。你或许认为，最有权的人加最有钱的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搞不定？岂不知，这最有权的人和最有钱的人，两人之间先就搞不定、搞不来。为什么相互搞不来呢？你说是个人原因，但人家这不是好几次握手如仪了吗？你说是相互敌视相互有心结，这最有权的人不是再三说有钱人是自己人了吗？这有钱人不是也再四向有权人表忠心了吗？无奈，哪怕一百回说是“自己人”，一千回向党表忠心，只怕都是官样文章，相互糊弄。这样来看的话，就算习近平整天开民企座谈会，就算马云忽然荣升国家副主席，似乎也还不足以拉抬中国经济吧？ 靠政治权力拉抬的经济，必定是没有希望的经济 症结何在？我只说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的人所知道的吧。首先，假设马云当上国家副主席，我看他的日子恐怕不会比现在好过。邓小平当年找了荣毅仁当国家副主席，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不错，但是，据坊间传闻，荣家如今还不是照样逃离中国？王岐山自称是习近平的“报幕员”，这意思是没有他王岐山开口宣布，习近平就不能上台说话；他确实也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立下了血汗功劳。王当了国家副主席之后呢？没有权力不说，似乎连个人自由也很少。还不要说更早的故事：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还不是在屈辱中暴死？这样说来，就是让马云当国家主席，那又能怎么样呢？ 其次，如果习近平整天召开民企座谈会，民营企业家们热衷的也都是到习近平面前握个手、发个言、照个相，我看那种状况更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不再真正有民企，所谓民企不过都是政府的哈巴狗，而不是市场上的弄潮儿。要知道，民企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和自主、自由、竞争、法治等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市场体制下才能展现的。扼杀了市场体制，不容许自主与自由，反而崇拜权力，特别崇拜专制权力，以为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府手里有繁荣经济的魔法，如果没有这个魔法那只是因为政府权力还不够大不够强不够专制而已，这就完全弄反了基本逻辑。不懂得这种结构因素，只会说什么做大做强，那么，请你想象一下，把所有民企都兼并成一家，让政治权力的最高掌握者当头头，弄成他的私人企业，难道就能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好吗？ 天下从来没有神药，治病不治病只看你是否吃对了药。习近平以为把马云召回来，在大众面前给个马的背影，中国的民企就能搞活，经济就会复苏了，这是拿马云当神拜呢？马云以为习近平给了个脸，自己也学会了一边听废话一边记笔记，中国的政治就会有利于民企发展了，市场的信心就高涨了，这是把习近平当神拜吗？不客气地说，你俩都不是神，你俩也都拜错了神！习近平和中国当局应该虔诚请回市场这尊神，还市场以自由与法治，还市场主体以自主与竞争；马云和中国的企业家们则应该认真拜拜民主这尊神，找到自主表达意愿的权力机制和制约权力滥用的法治道路。可以肯定，那样中国不需要什么当局的“重大路线调整”和“政策立场逆转”，人们的经济信心都是可以稳定预期的，企业家的日子绝不会是提心吊胆的，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才是可能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习近平为了挽救衰败的经济，最近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座谈会。官方媒体说是要提振民营经济了，形势大好等等吹嘘拍马之词。开个会就可以提振的民营经济，再开个会不就可以压制了吗？这就叫做鼓舞人心了？这就可以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了？做梦呢。 习近平遭遇经济困境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房市、股市，让他的精英阶级能够抽逃资金，润出国去安全着陆，以便稳定统治集团。这一步走得差不多了，才想起做些功夫拯救经济，毕竟他们一帮官僚们还得继续混下去，暂时还润不了。 可是怎么拯救经济呢？大家都知道经济困境是消费不足引起的，可他就是不想便宜了老百姓。不便宜老百姓又能搞什么名堂呢？于是他想起了他最得意的军师提供的经济思想：新质生产力。搞点什么一招鲜的科技发明，就能一通百通了，纲举目张了。其实不奇怪，除了斗争什么都不懂的共产党高层，自执政以来都是这个思路，小农幻想型的思维方式。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共的领导层走出了秦城监狱，痛定思痛，改弦更张，才使得经济模式正常化。这里边没有什么新质生产力，几乎全部都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毛泽东时代搞的什么两弹一星，对经济起飞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只能消耗资金，制造发展的阻力。 小习同志的新质生产力，什么人工智能等等，刚一出笼就快成为负面词汇了。还有什么高铁和太阳能，越来越成为赔本的生意。靠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儿，就能提振经济了吗？真还不如邓小平那一代的共产党，好像是人员退化了，或者说大脑进水了。 弄几个私企老板开会，好像不够提振什么的。不改变无法无天，政策朝三暮四的形式，私企不可能放心经营。不改变一党专政，政策就是个面团随便捏。开这个会不就是个务虚会吗？没什么实质内容。说几句漂亮话不值钱，就是下决心给政策也不过是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像法治社会那样有稳定的信用。这就是中国所有企业的困境，也包括国有企业。只不过国有企业不在乎赔钱。 如果连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都不如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如果想靠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走出困境，结果只能是水中捞月，望梅止渴，经济将快速地衰败。一个大队书记的水平，就以为比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还高明，这种自负不适合领导一个出了问题的国家的经济。 但是，当了最高领导人就开始发飘，自以为十分伟大超过所有人。这样的的领导人我见过不止一个，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别说是在困难时期了，就是在平稳的时期，这样的领导人必将毁灭他的国家或者政党。好像没看到例外。 现在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恰恰是多年来刻意压低老百姓消费所造成的。到国际市场上赚取超额的利润，刻意压低工薪阶层的收入，积累下来就是目前最大的经济问题。现在给老百姓增加收入，补齐多年来的欠账，是拯救经济的不二法门。可是一党专政的上层精英们愿意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没办法了以后，还是不愿意提高老百姓收入。看来起码也要换掉习近平，才有可能阻止经济继续下降，才有可能拯救国家和共产党。确实，一个大队书记的水平不适合管理国家，哪怕是一党专政的国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路透社2月14日独家披露，习近平下周将主持一场座谈会，以提振民营企业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中国内部经济放缓、外部面临地区政治与贸易摩擦之际，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格外引人关注。 路透社周五引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计划下周一，主持一场提振和鼓舞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信心的座谈会，知名商界人物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马云等将会出席会议。 消息人士还表示，与会的许多企业家将来自科技行业，预计习近平将发表讲话，鼓励他们在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努力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扩展业务。除马云外，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智能手机和电动车制造商小米的首席执行官雷军、机器人公司玉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以及华为技术公司高管人员等也可能出席会议。另据彭博社报道，中国人工智能深度求索（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也将到会。 受此消息影响，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当天下午延续涨势。小米股价上涨 7%，创历史新高；腾讯收盘上涨 7%；阿里巴巴收盘上涨 6%。 习近平“亲自”与会揭示经济现状堪忧？ 截至目前，自由亚洲电台尚无法独立核实有关上述座谈会的消息。 外界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国进民退”的根本变化。在官方新华社2020年9月发表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企业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成为主要政策。 那么，习近平或将“亲自”主持民企座谈会的目的何在呢？ 具有法律和金融专业背景的自媒体时评人士张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近年来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虽出台刺激措施，但是目前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经济当然是不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疫情过后，没有出现报复性反弹，相反，经济却是一蹶不振。当然习近平很着急，采取什么史诗级救市也没有大的起色。“ 张杰还向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通货紧缩困境，因为通货膨胀尚可通过物价调整等措施，在短期内实施应对行动，但是通货紧缩并没有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且，中国当前要解决通货紧缩就需要市场信心，而信心的恢复更为困难。例如，当前出现的就业和社会恶性暴力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不景气有关。 预计中国“两会”即将在三月初召开，经济疲软之际，习近平会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传递什么信号，尤为引人关注。 张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有两大重要因素：一是民营企业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创新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但是习近平长期重视如何把国营企业做大，同时打压私营经济。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习近平认为私营经济最终触动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另一个因素则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但在中国对美、欧关系紧张，外贸关税战日趋升级之际，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难以转变。 张杰认为，如果上述有关座谈会的消息属实，习近平一反注重国企转而安抚私营企业，正说明中国的经济现状令人忧虑。 习近平的安抚姿态能奏效吗？ 外界注意到，每当中国经济不景气时，民营企业就会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性安抚。那么这次习近平据报将要举办的会议有何不同呢？ 旅居美国的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张艾枚分析说，习近平历来重视国营经济，同私营企业的关系起起伏伏：“习近平上台就是朝着国进民退这个方向走，所以很多私营企业 （对此）也不会很感兴趣。他在很多中央文件中都提到，国企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但是大家都知道，国营企业不行，效率非常低，再加上贪腐成风，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 张艾枚还提到，近年来习近平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让很多人非常寒心。例如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任志强都还被关押。张杰表示，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的安抚姿态恐怕很难奏效，因为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三大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不知道往哪里走；另一个是精英阶层没有安全感；第三个是普通民众没有希望感。 张杰也认为，这三大问题解决不了，经济也拉动不了。而习近平抛弃改革开放，转而以保护政权安全为中心的做法，正是给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 早在2023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曾发表香港政商界知名人士刘梦熊的文章，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中共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日前出现在阿里巴巴杭州园区，被多名阿里巴巴员工认出来后与员工合影，引发不少网民热议他是否有可能重掌业务。 网传多张马云11月29日现身阿里巴巴杭州园区的照片。马云穿著休闲，头戴白色帽子，身著灰白色毛衣，脚穿黑色运动鞋，显得精神焕发。他面带微笑，与一群年轻人愉快地合影。 媒体报导称，马云是在园区内买咖啡时，遇到阿里员工，之后被围住要求大合照。 马云上次露脸是今年3月27日，翌日阿里就宣布“成立24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启动“1+6+N”的组织架构调整。这次马云再度现身，引网民猜测马云是否有可能重掌业务。 这是马云首次出现在新园区。今年的5月20日，也是第20个“阿里日”，阿里巴巴杭州全球总部新园区（西溪园区C区）正式启用。 马云这次回到杭州，是他2023年3月以来首次返回家乡。2023年3月，马云结束海外游历后返回杭州，并参观了他创办的云谷学校。 此前几天（11月21日），阿里巴巴执行长吴泳铭向内部宣布要整合国内和海外电商，成立电商事业群，由蒋凡担任执行长，向他本人汇报。电商事业群将全面整合淘宝天猫集团、国际数字商业集团以及1688、闲鱼等，形成覆盖国内外全产业链的业务集群。 马云2019年辞去阿里巴巴执行董事长职务，2020年之后一直保持低调，但仍被广泛地视为阿里巴巴的精神领袖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代表。 马云2020年在一场演讲中批评中共监管体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加强对阿里巴巴审查的导火索，并使马云最终退出公共活动。2021年底，马云离开中国大陆，并出现在日本、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泰国。 2023年2月，投资银行界明星投资家、创投公司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突然失踪，据悉与中共的反腐调查有关。包凡失踪重新点燃中国商业精英的担忧，认为中共当局对私营部门的打压还没有结束。 今年9月10日是阿里巴巴成立25周年。当天，马云在阿里巴巴对内发文称，阿里相信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价值；没有一家公司能在任何领域永远保持第一。而且，只有竞争才能让自己更强大，让行业更健康。 马云在内部信中表示，立志要做一家能生存102年的公司，尤其是要做一家有理想有作为不仅仅是能赚钱生存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