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最近连续出了好几件诡异的事情，一是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突然缺席大会发言，二是河北保定突然出现大量坦克移动，三是刘梦熊突然在星州《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剑指习近平。 刘梦熊文章没有什么新意，他只是开了建制派攻击习近平的第一枪。海外中文媒体多数将他视为建制派，其实刘梦熊与梁振英反目后坐过牢，事后已与中共分道扬镳，他的言论甚至貌似民主派。但刘梦熊与大陆官场应仍有自己的的私人交往，他这篇文章值得重视的是有没有大陆官场新动向的背景，这才是主要的。 星洲报章大都臣服中共，对中国国情报喜不报忧，这次公然反习相当不寻常，其中会不会有他们取得的某些机密情报作支持，外人无从得知，不过相信他们也不是一时头恼发热。 许成钢教授预测中共政局，第一个可能性是宫廷政变习近平下台。在大陆官场，平民出身的高官，不可能形成一股倒习势力，因为彼此心防很重，无法成气候，唯一能动摇习近平的，还是他们自己人红二代。 红二代有三种人，一种是像习近平那样占据党国高层权位的。当年陈云交代，说政权还是要交到自己后代手里保险，当时约定每个高官家庭出一人，作为接班人培养。数十年过去，官场自我淘汰，唯有习近平上到最高位，现在大多数竞争不成功的红二代都已退休（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儿子），但红三代又上来了，这些人又占据哪一些权位，外界根本无从得知。 第二种红二代是趁改革之便下海经商，或占据国企最高职位，这些人捞得盆满钵满，各自经营家族庞大事业群，只要中共依旧掌权，他们就继续敛财。习近平打贪十几年，有几个红二代被查？一个任志强，一个刘亚洲，都是政治问题引火烧身。 第三种红二代是相对正派，开放后到西方接受教育，回国后做专业工作，不参与政治，也不下海经商，这些人心里很清楚，只是对中国政治已心灰意冷。笔者曾接触过几位这样的红二代，有的父辈职位相当高，他们都很有思想，只是冷眼旁观。 红二代与习近平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中共的兴衰存亡。现在的问题是，中共给习近平搞到摇摇欲坠，看起来在习手上起死回生的机会渺茫，那究竟要不要扳倒习近平另起炉灶，有没有机会换个人来做情况会好转，更重要的是，一旦换人不得当，中共会不会死得更快？ 习近平不是对中共不够忠诚，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大部份都是中共党内的共识，也就是说，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的国策，本来就是装孙子养肥自己后向西方反攻倒算，以共产主义中国统治全世界。只不过，邓小平没有像习近平那么轻浮，他说改革开放要管一百年，也即是说，反攻倒算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百年卧薪尝胆的耐心。可惜习近平太草包又太急躁，上台后独断专行，以大局误判为能事，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乱做，以至短短十年时势全面倒转。 要是习近平稳住局面，红二代们会放心让他干下去，可惜习又太无能，如今民心全失，外部压力空前，习近平更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笨拙，面对政权崩溃的前景，对红二代来说，换人便会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问题是，习近平倒腾党政十年，已经消除异己，自立山头，如今朝内都是吹须拍马之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一人是红二代，官场中有足够影响力和政治能量者，也没有红二代红三代能形成气候。对一个以领袖独裁为政治传统的党来说，没有得力领袖是致命伤。 具体操作上，首先红二代要取得共识不容易，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习近平置于死地，抄家灭族，代价极大；其次是，即使推翻了习近平，由谁主持大局，也会吵翻天，因为没有人建立起足够权威；再次是，即使都有共识，要用什么手段才能安全过渡，那也是大问题，搞得不好，爆发全面内战，那也是死路一条；最后，真的扶持新天子上台，他又凭什么得到人民的信任和西方的支持，中共已彻底暴露自己的邪恶本质，没有人相信他可以脱胎换骨了。 最终局面便是，明知习近平会毁了党，但又找不到足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治乱世之枭雄，所有的红二代红三代，各自忧心忡忡，指天望地，日日骂娘，而又无所作为。 一个政权是如何崩溃的？便是油尽灯枯，树倒猢狲散。中共崩溃是必然的，问题只是崩溃后的中国人，要遭受多大的磨难才能等来新生。（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香港刘梦熊先生8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对现状的批判堪称痛快淋漓，言之切，忧之深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唯有一条，他谈到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以越南为榜样，称其与美俄等都维持良好关系，希望中国放弃战狼外交，中美继续友好。这可能只是刘先生的期望，且不说中国不是越南那种小国弱国，目前美中两国行政当局其实都希望继续在经济层面合作，但因形格势禁，无法走上回头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年中美交好实占“天时”（美国冷战要孤立苏联）兼地利（中美当时没有地缘利益冲突），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谈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却少有人谈。 中国对美战略本来就是权变之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只有一个物件国即美国。而美国也非常慷慨，确定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支援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大量留学人材。克林顿甚至还设立了对华法律援助专案，这个专案的美方实施者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称之为蜜月）之时，邓小平那句“韬光养晦”还是道出了中国对美友好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强大之后，与美国一争雄长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到“影响、改变”（NGO大量进入中国）这个层面，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反颜色革命”（2005年）。 这里必须说明，美方并不是没注意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说，老一代“中国通”的汉学相当不错，他们当然懂得这话的内涵：弱小时潜藏爪牙；等到强大时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经历过二战，对于战争的毁灭性有著深刻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甚至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观察并经历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且多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对中国问题有著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主张与中国合作共赢，维持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这批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当令时期，有了这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力主，才有几代美国总统与中国的“接触、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国，只能容忍“影响”。一直维持到欧巴马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赖有此“人和”。 奥巴马前后两套外交班子各有对华政策 中国自2005年在国际社会宣称“和平崛起”之后，美国智库开始有人讨论G2（中美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到奥巴马上任之初，这个说法流行一时。开始有人以为这是奥巴马的想法，后来美国智库人士澄清，这一概念来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不过，当时中国并未回应这个想法，中国人大多数也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无与美国对等的综合国力。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有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变化有著自己的认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 上述所有言论表明，奥巴马时期其实是在艰难地寻找中美关系新定位。尽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美国也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克里任国务卿，他的重心是中东事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基本无所作为。 这段时期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一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美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不断升级经济合作与战略伙伴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三是扩展了两国人文交流机制，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画、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中国这时推出的“千人计画”，意在通过人才的吸纳公开染指美国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也未做出强烈反应。 所有这些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都让中国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说有冲突，那就是奥巴马时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推进的重返亚太战略引发中国严重不满——中国一直将亚太地区当作自己的准势力范围，认为美国此举是扼制自己。还有在举办京奥时，中国刻意炫耀国力，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深感中国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崛起，但并不和平。 由于老一代中国通——“拥抱熊猫派”当时还年富力强，多以一流大学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关键位置，欧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关系虽然时有龌龊，并未发生大碍。 川普对华政策急转弯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总统。美欧媒体中常见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国变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在川普正式执政之后不断批评川普，在其发表的社论中，称其挑战了“美国政治的每一条准则”。 本文只分析中美两国与“人和”有关系的政策。中美“人和”由两部分，一赖中国多年统战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二赖华人科技精英对母国的报效之心。实言之，中国官方一开始并未加入美欧“黑川”大合唱，VOA 2017年1月17日发表消息 《川普政府将审查美国援外专案》，称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仔细审查所有援外项目，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中国方面对此只领会了一半意思，很高兴地发了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称“日前，川普宣布即将停止向海外负责颜色革命的团伙输送资金。并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民主之春和颜色革命，没有实际意义，欧巴马此举大肆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会招来全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将正式终止‘一切联邦财政开支的民主款项’”。但不久之后。川普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将接受中国政府资助采取的文化、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为中国对美国红色渗透的调查目标，中国才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好朋友“拥抱熊猫派”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国家安全的特别压力下，“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被迫发布了《胡佛报告》，承认整个研究界对中国误判，进入式微状态。 2018年，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秘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和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披露他们的活动。在欧巴马时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计画”与间谍挂起钩来，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结束了中国通过计画参与者携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车”行为，中国制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后另起炉灶，曾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华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调查，有的最后只好终止在美国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国。 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开展对华贸易战，一是对中国制造增加关税，以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二是严厉打击中国对美智慧财产权的侵夺活动，此举导致世界物理学界最大损失——斯坦福大学那位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自杀。 更详细的情况，我在《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上报）系列中系列文章中有过分析。 拜登时期的新一代中国通对华并不友好 在中美贸易战开展后，中国采取“以拖待变”的禁买美国大豆打击川普票仓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干预美国大选，希望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这个愿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国在美国政坛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国通因年龄等原因陆续退休后，新一代中国通对华态度与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该文记述，川普对华贸易战5个月后，由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主办的“21世纪中国中心首届中国论坛”（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国外交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问题上更趋负面，在对华政策主张上比老一代更强硬、也更趋攻击性。 当时担任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美国将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美国必须采取对抗措施——在资讯运营、智慧财产权盗窃、新疆再教育营中拘留了至少一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纳虽然只有42岁，但资历颇丰。他在欧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乔·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从他 2011 年至 2012 年在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开始，已经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战略“不应只是接触或遏制”，而是要竞争对抗。他的主张如今就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与拉特纳同样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和前实践者，被称为“年轻一代”，以与老一代中国通相区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可以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既与中美两国国势变化、两国的国际地位有关，是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两国行政当局都想在竞争状态下有限合作的状态下，多次接触谈判难有寸进，实与“人和”有关，这就是中国方面感叹“如果现在要有傅高义那样的中国专家就好了”的内在原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国际主流媒体开始公开唱衰中国经济，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直指习近平的失败模式使中国经济熄火，习近平的高度集权导致懂经济的技术官僚被体制排挤，结果经济决策错误叠加已无法挽救。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也相继发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而耐人寻味的是，一向被视为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登了一篇雄文，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作者是香港著名爱国商人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雄，文章毫不客气地对习近平以政治挂帅倒行逆施致使中国经济崩溃国民返贫的现状予以抨击。虽然全文没有出现习近平三个字，但读者会心知肚明并产生共鸣。网友@流氓战机发帖称，此文不亚于胡耀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条条罪状，一针见血！又到历史关口。 文章开篇就直达主题，作者写道：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雷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投资、出口、消费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死火。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明显呈现通缩特征。第二季度外资投资额只有区区49亿美元，同比下跌87%！中国恒大、碧桂园两大房地产巨头“债可敌国”，象征整个行业崩溃累及相关产业陷入危机……以致美国总统拜登惊呼，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犹如“定时炸弹”。中国坊间流传段子：“经济新三大引擎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新华社”“挽救经济的工具箱里只剩喇叭（意即’靠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一句话：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接下来作者阐述了四点观察：第一，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升期是在认识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但近年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在认知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与十三大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在私企、外企设立党委、党支部，令国务院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公私合营”。此外，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人心惶惶。在政策上，地方政府视私企为韭菜，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发展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将对私企的罚款没收作为政府创收手段之一。河北省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罗织罪名入狱，大午集团巨额资产被贱价拍走，巧取豪夺令人心寒！所谓“行业整顿”充满随意性，一纸公文消灭一个行业，毁掉一批上市公司并非神话，而是现实！种种不公正待遇令私营企业家发出“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的哀鸣，投资信心尽失，因而“润（RUN）”意顿生。如今，官方又透过打击移民公司，勒令交出移民档案企图刹止“润潮”。中国私人企业和国际外资企业都是私有制的产物，目睹私企悲惨遭遇，外企自然兔死狐悲，感觉中国投资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从而避之则吉。 第三，近年经济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有人违反中央第二份历史决议关于“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规定，鼓吹“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后邓小平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无疾而终，干部队伍中吹牛拍马之辈当红得道。正直敢言能干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乱划敏感词汇，乱订封号标准的言论、网络监控，导致社会上万马齐喑，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乃至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无阻，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惨重损失。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风，将科学问题的公共卫生政策探讨，无限上纲为制度之争，提出不切实际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口号，任意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业停产，企业的生产、流通、营运惨遭腰斩，居民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乃至居住权、财产权被恣意践踏，造成次生灾害远大于病毒本身，令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创，是中国继大跃进、文革浩劫之后的第三次大折腾，经济损失惨重、公民权利受到破坏、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后患无穷！又如最近的河北省水灾，违反“水往低处流”自然法则，让海拔较高的涿州为“保护”海拔较低的雄安新区，无端成了泄洪区。涿州市民被拍脑袋工程祸害，人命财产损失惨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四，经济上升期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中美友好关系放到重中之重地位。但近年中国经济下挫，却与战狼外交有直接关连：君不见前几年国内一片“厉害了，我的国”自嗨，明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动辄宣称中国在某某领域“为人类指明方向”。国际交往欠缺风度，撒野成性，四面树敌。尤其是去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不定性俄方行径为侵略，二对俄侵略罪行坚持不作谴责，三依然宣称“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会在各方面予以策应”； 连年推行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中欧、中英、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至几十年来谷底。与俄罗斯抱团取暖、单方面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部署武统台湾，在一系列事态演变面前，美国及盟友意识到，基于国家安全和对国际秩序的维护，有必要“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并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投资、交易予以脱钩，避免养虎为患。外交上亲俄反美令中国逐渐失去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实际上终结了改革开放，重回闭关锁国，其必然趋势则是中国经济大幅萎缩、失业压力山大、广大民众重新返贫。 企图回归改革开放前那原教旨社会主义，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盛行的毛泽东文革时代，以此求得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只会让僵化的斯大林体制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激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令外商惊悟危邦不入，则中国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将“火烧连营七百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大坍方，反令政权地动山摇的原因。 须知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才是最大的绝对的腐败，且是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工程等等腐败的总根子！药方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这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作者在文章结尾总结道：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问题是，从井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路风尘一路歌”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性思维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
1949年以来，严酷的政治运动频繁搅动中国大陆社会，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除六四之前的短暂时期）基本上难以保障。尤其近年，祸从口出，以言治罪的事例频发，宣传审查部门严密控制下的媒体上，鲜有反对意见出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虽然北京年年开两会，代表、委员提出的批评意见更加少见。但偶尔出现的敢言者还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被敏感的媒体捕捉到。 崔永元：实话好难说 2014年3月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报告中说，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宽松和谐的环境更重要。他说，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随即刊登署名刘海明的评论文章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3月2日批评那些“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的代表委员，认为代表委员应当铭记：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语；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 这篇署名文章写道，政协委员崔永元回复说：“说得很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不料，人民日报微博真的就转发了小崔的话。双方互动随后引发媒体热议。 但是，三年过去，崔永元遇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宽松。2017年3月，崔永元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追究农业部在转基因食品监管上失职的责任，但他在微博上发的有关提案帖子遭删除。他在央视的前同事还提醒说，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的提案。崔永元发微博称 “实话好难说”，并指删除其提案是给人民政协制度抹黑。他还上网重新发布遭删除的提案，让更多人“知晓有人阻扰我把群众的健康问题提出来。” 2017年3月3日，俞正声在政协报告中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但紧接着又加上了一道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声称“对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都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坚决反对，确保政协民主监督的正确政治方向。” 俞正声发表上述言论的两天后，3月5日，政协委员、前央视名嘴崔永元走出两会会场时被媒体团团围住。美国之音记者问他：你现在还做媒体（工作）吗？ 崔永元：“不做，（央视）把我开了。不光不做媒体，前两年对我下了封杀令，就是不允许报道我，不允许报道我的声音，我非常愤怒。正规的方式，就是开除我这个政协委员的职务，或者说你用更严厉的法律措施，如果你认为我违法的话，否则的话你说我是选拔出来的政协委员，到这个地方代表公众来履职的，结果你让所有的媒体封杀我，这有什么道理？我到现在都想不通这件事。” 这是崔永元最后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两会。他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提案充其量是跟人民的健康和饮食有关，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不大，更谈不上违背邓小平生前立下的这条规矩。 当时，崔永元对记者笑称，自己现在已经变成毕福剑了。 2015年4月，另一位央视名嘴、中共党员毕福剑在酒席上边唱革命样板戏边批毛，借以搞笑，不料祸从口出，遭人举报，丢了工作，还被限制离境。 2018年12月，崔永元微博爆料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在最高院丢失，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但是后来案情戏剧性反转，爆料的法官王林清被指为发泄对单位不满而自导自演。2019年5月10日，崔永元在个人微博贴出手书道歉声明，表示自己“轻信未经仔细证实的资料”，并认可有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结论。 2019年11月，有消息称崔永元被当局禁止出境，疑似遭到半软禁，失去人身自由。 罗富和：建议放宽网管 提案搁浅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素有“政治花瓶”之称的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曾经是全国政协的二十多名副主席之一，他之前还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7年3月，罗副主席对媒体表示，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这位资深的两会代表委员提交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认为“应通过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宽带及设置境外网站访问权限负面清单等方式，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满足开放发展的需要。 这位政协副主席在2017年两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网管实施的监管负面清单是不合适的。他说，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建议实施一些很精准的过滤或者监控，而不必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于政府是否采纳这些建议，将由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 这个提案相当理性温和，没有过分要求，甚至连善意批评都谈不上。当时，环球时报主笔单仁平也认为“全社会应当建设性回应罗富和提案”。但是，第二年两会，当局公布的全国政协副主席27人名单上，罗富和不在其列。 几年过去，中国网络管控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国大陆境内翻墙的网民自然有数。每到政治敏感期，就连常驻中国的外媒机构和外资企业工作中使用的翻墙软件，也经常遭受来路不明的干扰。 当前，中国网管的辖区从国内扩展到了境外。就精准度而言，近日因所谓“诋毁英烈”而遭到网上追逃的王靖渝事件显示，公安人员可以在旅居海外的王靖渝推特上发帖二十分钟内准确无误地直捣重庆他父母住处抄家“执法”。有人说这是精准到家了。 2021年2月18日，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中国外交推特账号数量为何暴增3倍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问道：“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通讯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有网民认为，这位发言人“问得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谁不让中国人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田北俊：因劝梁振英辞职而出局 2014年，香港自由党前主席、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田北俊由于批评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而被解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起因是，当年10月24日，香港发生雨伞运动期间，田北俊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即将沦落到不能管治的地方，他呼吁梁振英应该自行考虑辞职。 仅5天后，这个提议就导致这位香港政治人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被撤销，理由是他“公开发表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论。” 2016年12月9日，梁振英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家庭原因而放弃连任。 2017年3月13日，梁振英尚未卸任就开始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 历史记载显示，梁振英对于北京六四镇压的立场随着他的政治生涯变迁而出现转变。1989年6月5日，六四开枪第二天，梁振英在香港多份报刊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二十年后，梁振英再被问到六四问题时，就没有正面回应。据报道，2010年11月12日，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后，被问及当年强烈谴责中共的言论，他回答说：“对于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他把六四事件形容为“中国人的悲剧”。 刘梦熊：为人民鼓与呼，不做“鼓掌机器” 另一位出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一度大力支持梁振英竞选香港特首，但三年后他承认当初一时看走了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拍错手掌，烧错炮仗，投错票箱，撑错老梁。” 刘梦熊只干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就被下岗，而不像其他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的港区代表委员那样连任几届。 刘梦熊前不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五年，一如既往地本着“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来履行职责，宁可只做一届为人民鼓与呼的政协委员，绝不浑浑噩噩做四届“鼓掌机器。 1948年出生的刘梦熊原籍广东台山，文革期间当过五年下乡知青，1973年游泳偷渡到香港。当时有不少大陆人冒险逃港，有些人还没跑过边境就被警察开枪打死。敢于冒险的刘梦熊到香港后一直从事期货及外汇炒卖等高风险行业。 2019年6月爆发的港人发送中大抗争运动中，刘梦熊一方面强烈反对港独，另一方面公开支持香港抗议者并严辞抨击北京打压香港的自由。 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年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一直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认为“三聚氰胺毒奶粉泛滥成灾的时候，大陆同胞用脚向香港投下信任一票，跑到香港抢购奶粉，是对香港的诚信体系、契约精神充满信心的表现。” 2008年，中国爆发了毒奶粉事件，因食用掺入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婴幼儿病例多达三十万。受害儿童家长、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积极维权，得罪了利益集团，由原告变成被告，2010年3月30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秘密庭审，判刑两年半。 刘梦熊闻讯后认为赵连海遭遇了司法不公。他不仅在香港媒体上，而且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发言批评北京市官府欺压百姓制造冤案。 刘梦熊告诉美国之音，奇怪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尖锐批评发言没有收入当天的会议简报供会议传阅，而是另外印了一张单页，其实就是不想上报。 刘梦熊说：“会议也要求大家不要打横炮。你歌功颂德，说坚决拥护，完全支持，认真学习这些表态就没有问题了。这样一种氛围。但是正如李文亮医生讲的，一个健康社会不可以只有一种声音。何况你党中央本身也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呢。” 蒋洪：“两会炮手”声援批毛学者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是被称为“花瓶政党”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委员。他是为数不多的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敢言知识分子之一，在任期间几乎每年都发出对时政的批评或建言， 被誉为“麻辣委员”、“两会炮手”。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在选举新一届政协领导人过程中，蒋洪全投弃权票。 2017年两会上，蒋洪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打抱不平。201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当天，邓相超转发了数条讽刺毛泽东的微博，其中一条是：“如果他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死了。” 当局随后免去邓相超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和济南市政协常委等职，校方对他作出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等处罚。 蒋洪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要求全国政协重新审查山东省政协对邓相超的处理。他曾经对星岛日报表示，邓相超“无非是在微博上对文革和之前党的一些不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被政协和学校免职了。这其实对国家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这位敢言的政协委员还批评中国的财政预算“让人看不懂”，抨击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用车的三公消费成为一大公害。直言人大制度“是橡皮图章，我也有切身感受”。 蒋洪表示，虽然明知道提出有关邓相超的批评建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要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蒋洪委员的直率性格能保持多久，是个未知数。但是人们看到的是，邓相超至今没有恢复名誉，反倒是声援过他的山东诗人鲁阳去年却因自拍的一段批评习近平的视频而锒铛入狱。他妻子害怕当局报复而不敢接受外媒采访。 知识分子委员敢言 当权者尴尬 在2017年的北京两会分组讨论 “两高”工作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研究员张泓铭发言批评“两高”报告中只字不提被嫖娼殴打致死的“雷洋案”、民办历史刊物被当局非法接管的“炎黄春秋案”以及“邓相超案”。 张鸿铭和蒋洪在这一届政协委员任期届满后都没有继续连任，与香港的刘梦熊一样，属于“平安落地”。 为什么蒋洪、张鸿铭等一些“政治花瓶”里的敢言知识分子还能得到中共当局的一时容忍，而党内外其他知识分子如任志强、蔡霞、许章润、许志永因“不知敬畏”和“妄议中央”要受到严厉打压？目前无法找到合理的官方解释。人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局的一些说法与对知识分子批评意见的处理是自相矛盾的。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期间对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和青年代表说，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还强调，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习近平和俞正声所提到的“三不政策”是已故中共开明领导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提出的包容主张。后者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受到党内保守派元老整肃，郁郁而终。他的死触发了争取民主的天安门运动。 在北京的独立媒体人高瑜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比六四之后还悲观。 回顾文革黑暗时期，国家主席、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手持宪法，面对毛泽东的红卫兵为自己维权。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开除刘少奇党籍，将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表决时，人称“女将军”的中央委员陈少敏是唯一不举手的代表，她因此而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