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日前，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公司，携程公司传出乌龙事件，公司全体员工收到离职通知。事件传出后，引发热议。 综合大陆社交平台消息，1月12日，话题“所有员工都收到了离职信”，“携程误发全员离职通知”等词条冲上微博热搜榜首位。 据网传截图显示，携程公司的员工收到的短信开头显示，“XX你好，感谢一路相伴”。在其内容中，称员工可以继续用手机号码登录内部沟通软件trappal，还可以从该软件上，获得更多的离职员工服务。 陆媒称，收到短信后，员工惊讶不已。携程内部的聊天群瞬间沸腾，相关截图迅速扩散到各大社交平台，引发外界关注。 有员工称，收到短信时，误以为公司启动大规模裁员，于是连夜整理工作资料。发现是乌龙事件后，还有员工发文质疑公司的管理规范。 事件不断发酵，12日晚上，携程公司回应称，这次事件是因为公司HR部门操作失误。事情发生后，公司已向员工澄清情况，告诉他们不存在全员离职计划，同时向受影响的员工致歉。 有知情人士透露，这次乌龙事件是因为携程内部沟通软件Trappal下线，在关停关联手机号绑定功能时，工作人员没有提前关闭系统预设的短信提醒。 对于携程软件频频失误，有网友吐槽，“携程不久前把别人订酒店的邮件误发给我了，吓我一跳”；“身边朋友把携程都注销了，说信息不知道泄露了多少”、“有人用我的身份信息在携程上入住了酒店，我当时人在广东，入住的却是在温州，凌晨收到入住信息后，打电话给携程，但他们说管不了，客服的态度也不行，我就再也不用了！” 2025年12月，携程宣布与柬埔寨国际旅游局合作，引发信任危机。12月25日，携程紧急发布声明，暂停与柬方合作。但许多大陆网民并不买帐。
今年上半年，中国42家上市银行上半年有4万多人离职，被媒体形容为银行业员工的“集体逃亡”。 据中国媒体不完全统计，8月迄今的一个月里，A股上市公司已发布1,100多份辞职公告，以金融行业最多，如中国人保董事长王廷科、中国银行行长刘金、浙商银行行长张荣森等。 东方资色统计，今年上半年，A股42家上市银行共减少4万多名员工（紫金银行未披露2024中期员工人数，未统计在内），其中的国有六大行合计减员2.5万人。 大型国有银行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员工数量减少最为显著，分别减少10,561人、4,980人、4,790人、4,224人。 股份制商业银行也不例外，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员工分别减少3,070人、2,289人、1,985人、1,122人，民生银行和光大银行也减少约600人。 而常熟银行减少4,293人，宁波银行减少1,669人。 东方资色9月11日报导，今年上半年银行减员4万多人的现象，直接反映银行业经营形势的承压，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以及监管政策变动等因素下，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受到了挤压。因此，银行采取裁员和降低薪酬的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 搜狐财经报导，从减员比例看，宁波银行以5.71%“遥遥领先”，截至今年6月末，宁波银行在职员工27,540人，较上年末减少1,669人，成为减员人数最多的城商行和减员比例最高的上市银行。 与上年末相比，邮储银行共减员4,224人，其中合同制员工减员3,880人。 截至6月末，邮储银行合同制员工“30岁及以下”31,360人、占比17.61%；而上年末，其“30岁及以下”员工尚有36,623人、占比20.13%。也就是说，上半年，邮储银行共减少了5,263名“30岁及以下”员工。 中国“微客财富”报导，最新的上市银行半年报赤裸裸地表明，银行业正在上演“集体逃亡”，而非正常的人员流动。 报导说，最让人心惊的是，逃最快的是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邮储银行半年就少了5,263名“30岁及以下”员工。看来，银行这个金饭碗已经变成年轻人的烫手山芋，他们宁可送外卖，也不愿意继续在银行“挥霍青春”。 流亡海外的中共前体制内官员杜文日前在其YouTube频道透露，中共金融圈的高管们，很多人都不想干了。有的金融机构管理层，出现多人一同提出辞职的现象。 杜文表示，这些高管密集辞职的背后，折射出中国金融体系深层次的腐败和系统性崩溃的迹象，也显示金融界高层对整个国家经济前景的彻底失望。这说明金融系统的彻底崩盘只是时间问题。
百度副总、公关一号位璩静对着镜头霸气侧漏“员工提离职我秒批”震惊江湖，没成想最终竟以她自己被秒批收场。 据说她的离职还挺戏剧性的，老板李彦宏震怒，老板娘马东敏“亮剑”。被老板老板娘“混合双打”击倒，璩静预定本年度互联网那“搬石砸脚”大奖，小金人定制中。璩静的戏份算是落幕了，企业公关同行们遥望她的背影，满脸懵圈和迷茫。 网络图片 企业公关的神秘面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被揭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1 “璩风波”刚闹起来时，就有业内人士表示担心——本来就处于企业边缘的公关部门会更加边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幕曝光，“公关一号位”不懂公关被群嘲，情况更加恶化了。 网络图片 堂堂央媒出身的高级科班生，竟然花大钱向网红学习视频流量秘诀，对得起多年的媒体业务训练吗？照葫芦画瓢，竟然搞成了网黑。璩静不仅以一己之力给自家公司制造了一起史诗级公关危机，更暴露了“公关一号位”业务能力低下的短板。这不禁让人怀疑，中国的大厂公关都是这样的水平吗？并不是。 从媒体走向企业公关的业内精英很多，但是他们的职业环境并不好。大型企业的公关业务定位偏差，造成了逆淘汰的职业环境，才会让璩静这样“傻卖力气”、“向上管理”的伪精英走上了与自身能力不符的高位。 中国大型企业公关的最大问题是“急”——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典型症状是公关和营销不分，公关成了营销的附庸。其实，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关的业务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创业之初，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品牌，你不就得大声吆喝吗？营销就是公关、公关就是营销，没毛病。但是，企业成长为行业头部，到达了生态位的顶层，营销和公关就不能混为一谈了。 营销和公关都是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互动，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受众不同、目标不同，操作手法也不同。 营销关注的是发现和发掘市场需求，针对的是客户或潜在客户，是商业信息的传播。而公关是培育市场环境，增进社会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是商业文化的养成和传播。 营销是一连串目标明确的商业运作，今天推出一个新产品、明天搞个促销活动。打了多少广告，增加了多少社会关注度，创造了多少商业价值，KPI明确、立杆见影。 公关则是长期的的环境培育，公众的好感度、美誉度需要润物无声的长期培育，投入产出比不是一时一事可以算得清楚的。 公关和营销混为一谈，是处理不好公众关系的。 02 中国大型企业崛起的时间不长，一切为营销服务的“铭印”还没有消除。无论怎么强调公关的重要性，还是无法摆脱砸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立竿见影的营销思维。 所以，公关部门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负面舆情发生时当“消防队员”，平时就是给市场营销打下手、吹喇叭的“龙套角色”。殊不知，日常的绣花功夫不到位，临阵磨枪救不了火。 比如百度上一次史诗级公关危机“魏则西事件”，平时对关键词竞价排名的争议没有充分及时的公关运作，相关机制缺乏透明度，更没有和公众充分沟通合理调整。这些基础工作一点不做，负面舆情一爆炸，公关部门裸奔进场，谈何救火？硬钢舆论质疑，没这个底气。 没有日常建立和维护的信用基础，临时发多少公告、言辞多么恳切，都是苍白无力的。进退失据，临阵磨枪的贡献约等于没有。这种场景在中国大型企业的公关危机中反复出现，不是危机公关无能，而是缺乏长期运作准备的必然结果。 不是公关部门没人懂这个道理，而是营销压到一切的思维下，公关日常难有所作为。“魏则西事件”爆发之前，公关部门想要直面争议、正面沟通，营销部门肯定不答应。这要是影响了卖广告的业绩怎么行？反正负面舆情爆发，千夫所指、股价大跌的后果，“未能妥善处理舆情”的大锅又不用营销部门背…… 公关部门日常跑龙套、遇事就背锅的边缘化，就成了璩静之流的舞台。跑龙套入戏深，“全员IP”的无效折腾能来事，主打个“向上管理”。遇事不能平事，但是在办公室里给媒体“扎小人”的夸张表演，能提供情绪价值，还是“向上管理”。这种业务水平能干到“公关一号位”，不是百度公关部门没能人，而是劣币驱逐良币闹小人。正经事干不了，不正经干事的“没事忙”脱颖而出，合情合理。 中国的媒体行业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也曾经历了黄金时代，也培育了一大批真正的人才。但是，这些真懂舆情、理解公众心理的媒体人才，没有在企业里真正发挥才能的空间。 中国的大企业还没有正确处理公共关系的意识。抓不住重点，找不到痛点，疼了白疼。 03 社会舆论对企业营商环境有多重要，这几年被民粹大潮反复折腾的大型企业应该最有感受。 网络图片 中国社会的商业文化、商业意识长期薄弱，错误的经济观念泛滥。雇佣即剥削、利润即罪恶的意识形态原罪意识泛滥。这些长期困扰中国的营商环境。中小企业缺乏公关能力，只能被动受害。大型企业应该有所作为。这种改造生态环境的公共关系运作，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用营销思维替代。 比如说，这些年很多大型企业斥巨资搞公益慈善，希望以此改善公众形象。然而，基础环境不改变，这种“品牌营销”式的公关劳而无功。因为，在愤世嫉俗的经济原罪视角下，这些公益慈善行为说好听点是“赎买”，说难听的就是“主动罚款”，道德价值约等于零。充其量是反派剧本里加了点“人性之光”的桥段，不过是剧情的点缀。天生的“大反派”，就不配有好结局。 所以，在民粹泛滥大环境下，大企业的慈善公益干再多，也无济于事。 如果公众不能了解经济运作的真相，企业的舆论环境就不会得到改善。这才是大型企业最重要的公关任务，是企业与公众关系的基础工程。 然而，营销思维主导下，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甚至有些大企业的公关操作，还主动迎合民粹，大打所谓的“民族主义牌”，段位拉低到了“香飘飘”之流。更有甚者，还有借民粹之风拉踩抹黑，把公关搞得乌烟瘴气。那些“能力超群”的害群之马，危害远甚于“德不配位”的璩静。 真正重视公关工作，发挥对舆论环境的长期建设性作用，不仅关乎企业长期经营的环境，更关系到中国营商环境的整体改善。因此，这已经成为大型企业的长期社会责任，无法回避。听任经济民粹主义大幅回潮，社会舆论环境恶化，大厂难有未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关胖本胖
近年来，香港公立医院流失了大量医护，尤其是在2019年反送中后。为了弥补缺口，港府特别前往港人喜欢移居的英国找寻替补。 据中央社报导，在港府的安排下，4月20、21日，医院管理局一连两天在英国伦敦及曼彻斯特举行招聘活动，约有300名当地医学生及执业医生亲身或透过网上参加。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22日说，他们在活动上介绍了香港公营医疗服务的最新情况，参加者反应踊跃，明白在新的注册制度下，可以更方便地循不同途径返港执业。 据悉，医管局在英国举办招聘活动的目的，除了吸引香港医学生在当地毕业后回港工作外，也希望吸引海外执业医生来港。 据香港星岛日报16日报导，过去3个年度，香港公立医院有1032名全职医生属非退休的情况下离职，以及有6049名全职护士属非退休的情况下离职。
在更为人熟知的语境中，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合同工”。明面上，他们与在编员工坐在同一个办公室，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或许低于在编同事，工作内容也可能更琐碎。即便如此，过去，他们坚定地相信，虽然没有编制，自己所从事的还算是一份稳定，甚至称得上“好”的工作——给政府打工，起码比外面的公司稳定。 然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清理规范编外人员”逐渐从传闻变成越来越广泛的行动。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他们心中的“确定性”被动摇了。有人虽然还在岗，却已清晰地感知到被解聘的风险，想出去拼一拼，但又恐惧于外面的不确定性，左右为难；有人在超过35岁的年纪被清退，人生好像一下子没有了余地，求职毫无竞争力；还有人做惯了“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连做实时会议记录都成了巨大的挑战。 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在“编外”这个并不牢靠的保护罩里工作了五年、八年、十几年甚至更久之后，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 网络图片 多地开展“清理规范编外人员”行动 被清退 2023年9月，秦雯工作第八年，和河北一家单位一年一签的劳动合同到期了，直属领导让她“先回家等等（续签消息）”——好像也是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秦雯听话地回了家。离开前，领导让她签了一份离职单，她并没有注意到，上面的离职原因写的是：自动离职。 几天后，秦雯所属的劳务派遣公司打来电话，通知她解约。她再想去工作单位找领导，已经不被允许入内，还被踢出了工作群聊。就连离职要带走的东西，她都只能托之前关系好的同事打包好送到大门口。没来得及和相处八年的同事们告别，她就“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她才意识到，几天前，领导的那一番话已经预示着，自己事实上“被清退了”。 进入2024年，各地对编外人员的清理规范工作依然在进行中。在福建龙岩一所学校工作的一位编外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摸底”了。她说，以前对聘用人员的统计，只需要报一下人数和以什么方式聘用即可。今年年初，当地人社局下发了详细的表格，要求统计聘用人员包含奖金、福利、补贴以及五险一金在内的年收入。 秦雯在社交软件上找到有相似经历的人，她发现自己好像更惨一点，其他网友虽然也被清退，但单位给了赔偿，还可以领到失业金。她去当地社保局咨询之后才知道，自己离职单上签的自动离职意味着，被迫离开这个工作了八年的地方，她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也无法领取法定的失业金。她感觉自己像是“被骗了”。 在东北一所高校做行政的女孩被学校以“背调”为由相威胁，迫使她主动辞职。学院领导对她感谢一番之后，很直白地说：不再续签合同，希望她主动离职，否则下一份工作背调的时候，就把这两年来，她在工作中的大小失误都说一遍。她不得已提交了离职报告，这份报告被逐层审查，连她写到的“工作认真负责”的内容，都没能被允许保留。 还有一些人，被迫周旋于谁留谁走的算计中，最终也无法改变结局。陈静文在统计系统下属的西南地区一个县城的调查队工作了八年，劳动合同与单位直签，调查队一共十一个人，她是四个编外人员之一。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她考了两次编制，都过了笔试，但在面试环节被刷下来，她只能先找个班上。她生活的县城企业很少，同龄的朋友除了在体制内工作，就是做生意，没有太多选择。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她觉得这个编外岗位也挺好，有交五险一金，还有时间带小孩，就这么干到了现在。 2023年6月的消息是，包括陈静文在内，四个编外的合同工要转成公益性岗位。在当地，这类岗位由人社局支付70%左右的工资，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本单位的工资支出。但根据规定，如果转成公益性岗位，社保必须停缴三个月，他们不同意。陈静文说，公益性岗位工资低，社保交得也很少，公积金、医保完全没有。 转岗的事情就这么搁置了。一个月后，陈静文和另一个编外的女生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这是一次看起来非常正式的谈话。在场的有三个领导，大领导明确表示，公益性岗位转不了了，财政紧张，必须辞退她们俩。 “你们是什么标准？”——对于陈静文的疑问，领导回答，按照工龄。 陈静文工作8年，在四个编外人员中，她的工龄排第二。她觉得，如果这是标准，不可能轮到自己。领导模棱两可地应付着她的追问，“也要考虑工作的重要性……”她无法认同，从会议室出来后，又一个人单独回去，表达了对清退的不满，她直言，这种标准不明的清退，就是在针对自己。 领导的态度突然变了。陈静文回忆，当时，其中一个领导把会议室的门关了。大领导随后解释，他们只想让另一个女生走，因为那个女生来的时间最短。之所以让陈静文一起，是担心只让另一个女孩走，女孩会有情绪，“事情就不好办了”。领导还宽慰她，非常认可她的工作，让她“放放心心地在这里上班”。 陈静文相信了领导的话，“我觉得领导说话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真实的，一个单位三个领导都在，应该不会骗人吧。” 网络图片 监利是近几年较早开展清退工作的城市 隐秘的、庞大的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陈静文收到的通知突然变成，工龄10年以上的不用清退，没满10年的转劳务派遣。她没有同意。8月底的一天，临近下班，她又被叫进会议室，领导开门见山地告诉她，因为她不同意转劳务派遣，单位要和她解除劳动合同，陈静文只拿了三万多元的赔偿。 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芳看来，像陈静文这类政府编外工作人员可以被称为“影子雇员”。她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员”与“同心圆”结构》一文中提到，这些人由政府以“聘用工”、“派遣工”等形式聘用，承担本单位的部分岗位职责，支出大多由财政预算负担，却缺乏固定编制。目前，很难找到关于编外人员数量的确切统计数据，大多只是估算，我国实际上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其中非编制管理人员超过2000万。 在一些地方，想要获得编外的岗位也要经过筛选。一个在江浙地区的县城司法所做社区矫正工作的编外人员说，她报考的岗位的考试内容、流程和考编几乎一样，难度虽然比考编低很多，但因为不限制专业，学历门槛低，大专以上就可以报名，所以各个年纪层都有，竞争也不小。她参加考试时，有超过250个人参加考试，最后只录取了8个人。 进入编外只是她过渡期的选择。2022年大学毕业，她在一个律所工作一年多之后，决定回老家考公。这个岗位刚好也在招聘，她顺道报了名，一边上班一边备考。她说，这份工作“性价比非常低”，工作内容虽然不复杂，但很繁琐，她要管理20多个服刑结束、回到所在地的缓刑人员，每日查看他们的轨迹、定位；出现异常第一时间核实；定期走访本人以及相关的保证人。工资每月一千多元，单位只负责社保和医保，没有其他福利。她所在的部门一共14人，只有3人是在编的。 在吕芳的研究中，“影子雇员”规模庞大。就某中部省会城市一个常住人口126万的区，截至2014年9月，全区1188名政府工作人员中，“影子雇员”的人数就达到了692名，超过半数。而行政编、事业编分别是186名、313 名。 基层政府具有较为明显的“编外膨胀”问题是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岳嵩在《“编外管理编制化”，能否抑制基层政府的“编外膨胀”?》一文中分析，“编外膨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属地管理的事务范畴不断扩张，基层政府的治理性压力越来越大，必然要通过增加人手来落实各类工作，但编制管理在机构改革的“精简”导向下坚持“只减不增”的原则。基于此，基层政府会以“编外”的方式招聘工作人员，来消解基层治理的负担。 过去几年，对编制的控制一直很严格。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要严格执行机构限额、领导职数、编制种类和总量等规定，不得擅自增加编制种类，不得突破总量增加编制。202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要精减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编制，要求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对于编外人员的管理，起码在政策层面，同样是趋紧。2018年的文件也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编外聘用人员，从严规范适用岗位，职责权限和各项管理制度。只不过，少见公开的清理规范行动。 深一度检索信息发现，近两年，较早开展清退工作的是湖北省监利市。2022年9月，当地官方账号就发布了“动真格，监利首次清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通知。当年3月，监利市委编办对市内的编外聘用人员数目做过一次排查，统计出编外人员的数量占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1/3。通知指出，清理清退是为了规范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用人行为，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通知明确，清退工作将持续到2025年11月22日。 进入2023年，湖北十堰、内蒙古鄂尔多斯、黑龙江哈尔滨等地都开始进行编外人员的清退工作。一些地方的清退也的确带来了成效。湖北十堰2023年4月发布了清理规范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共清理规范编外人员326人。这意味着，当地节省了大约1500万元的财政支出。 陈静文私下找人看过领导口中“缩编”的红头文件。文件只是提到，要减少财政支出，避免浪费，不能再招人，但没有明文规定要马上解聘合同工，她也无从得知清退的具体标准。 陈静文说，她从不拉帮结派，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律不多嘴——在体制内小心谨慎地周旋也没有真正帮到她。后来的进展更让她觉得“被社会狠狠地上了一课”，这次清退，最后只走了她和那个女生，另外两个“平常和领导关系好”的男同事，一个工作九年多，一个六年，既没转劳务派遣，也没有被清退。 秦雯也反思，是不是自己平时太“埋头干活，没有抬头看”，所以才会成为被清退的那个。失去了构筑在“稳定”之上的工作，她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哭。采访中，她细数着自己兢兢业业的过去，“回家都是24小时待命，随时等领导电话安排任务。”工作八年，她自觉“日常大家都很喜欢我，感觉（喜欢）不是假的”，她始终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突然地、丝毫不被尊重地就被“轰走了”，那些她以为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在她离开后，也逐渐不联系了。被清退后，她尝试过卖车险，也面试了物业客服的岗位。对方以她超过三十岁、年龄大为由，拒绝了。 广东一位工作了16年，同样也在2023年被清退的编外人员赵丽媛最想知道，“怎么界定、如何衡量清退谁？”更重要的是，负责清退的领导究竟有没有私心？据她了解，在她被清退后，此前离职的一位编外人员又重新回到了岗位上。 网络图片 近年来，编制考试的竞争也越来越大 得到的、失去的 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在山东一个“国家单位”工作了7年的吴晨晨，虽然还没有被清退，但一直“提心吊胆”。 7年前专科毕业，应聘这个单位时，她“非常天真”，对事业编、非事业编的界限认知模糊。她所在单位的用人合同有三档，最好的是在编；其次是和分公司签聘用合同；最差的就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签的第三方合同——她就是这种。但她相信，只要自己认真工作，一定会出头。 开始的时候，作为货场保管员，她在两年之内就拼到了班长的位置，大领导来检查，总是她负责迎接、讲解。 但后来她发现，去外地培训、开会的机会永远轮不到她。她想争取和分公司签合同，得到的回应却是，“你找不到人弄不到”。她想入党，拿着自己参加志愿活动、做公益的记录给领导时，对方答复她，选了另一个人，理由是“人家是在编的，就要优先考虑，你那些都没有用”。周遭的环境也越来越强势地提醒她有无编制的不同，换领导之后，事业编和非事业编原本统一的饭卡，也换了两种不同的颜色来区隔。 她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自己看似被需要，其实就是一个边缘的透明人，“别人看不见我。” 她只有过一次“被看见”的机会，但结果更差了。三年前，她被调到了本单位的应急部门做调度，去之前，领导允诺她当主管。很快，部门改革，没有了主管的岗位，她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值班员，至今如此。吴晨晨形容现在的岗位，“完全是一个闲职”，她负责应急、调度工作，日常“除了看监控也没什么别的活儿”。 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吴晨晨清晰地感知到编外人员面临的解聘风险，她很想出去拼一拼，但又害怕外头的不确定性——怕裁员，怕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稳定的体系工作了七年之后，尽管只是作为编外人员，吴晨晨觉得还是和外面不一样，毕竟现在是在给国家打工，虽然只有三千多块的工资，但起码“国家单位”不会突然倒闭。 只是，当她想要改变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最大的挫败感也来源于此，电话里，吴晨晨有点哽咽地说，“我不知道我这种比较差的人应该找什么工作”。 刚参加工作时，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专科学历而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自卑感越来越强烈。她想升本科，咨询后才知道，即便通过专升本的考试，升入本科之后，如果想要获得学士学位，还必须考学位英语。“想救一救自己”，但她总是无法投入学习，温水煮青蛙这么多年，她没学到什么新技能，考过几次本单位的编制，都失败了。 更沮丧的是，临近30岁，她发现，那个积极、阳光的自己消失了，“我的感觉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差”。在仓库保管员那两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货场经常刮伤，她也觉得值得。吴晨晨说，现在，哪怕什么都没干都很累，患得患失的，看不到希望。 稳定的过去再也回不去了。38岁的赵丽媛被清退后，来到一家小公司做前台，单休，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其他福利，她内心落差非常大。 在“体制内”的16年间，她享受着便宜的饭堂，早餐2块、午饭4块，还有可以午休的宿舍。工作也简单，负责迎接创文、应对突击检查等，大多是“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现在，做一份一小时的会议记录对她来说都很费劲，领导讲得太快，没重点，她跟不上，只能录下来，会后再整理。以前开会她都是“坐在那里玩”，现在“要认真听了”。她没办法适应，工作三个多月后，就从这家小公司辞职了。 被清退时，赵丽媛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赔偿，有人建议她“硬刚”，她不敢。爱人也在体制内，她怕影响爱人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她对“体制”心怀感激，几年前，赵丽媛身患疾病，严重到无法工作，但单位一直保留着岗位，每个月还给她发工资。现在，她只想再次进入“体制”内，考编制是不可能的了，她已经超过了35周岁的上限，但编外或许还有机会，她说：“不在乎钱多钱少，在外面太难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