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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考编

341.6万人考公务员,中国“考公”人数创新高背后有什么隐忧

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341.6万,竞争比例突破历史记录。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公务员成为了稳定职业的首选,尤其在经济不确定和就业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增加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机会来缓解就业困境。然而,公务员工作虽然能提供稳定收入和保障,却也可能让年轻人失去与私企的竞争机会,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也面临工资支付困难的风险,因此,这为未来的公务员职务增加了不确定性。 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简称“国考”)于12月1日落幕,招录与报考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官方数据,此次国考计划招录3.97万个职位,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达341.6万人,竞争比达到86:1,反映出考试的激烈程度。 据中国官媒《北京日报》与中新网等报道,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近40万,而招录人数仅增加160人。这是自2021年以来,国考竞争比首次突破80:1。 面对经济不明朗 考公与事业编成为中国年轻人首选 现年25岁的甲思丁(化名)来自广东,在一家中小企业担任行政职,去年曾尝试过公务员考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提到他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同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此,考公务员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热门选择,他们认为公务员岗位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路径。 甲思丁告诉美国之音:“公务员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大学生毕业后的第一首选,因为目标明确,收入又不错,相对稳定,也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你总不至于想要去就业市场上去混一个不太确定的职位出来,搞不好你明年你就会失业啊。” 甲思丁表示,对于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公务体系的收入比许多私营企业提供的待遇要好。以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为例,普通公务员的年薪约为15万到20万人民币,此外还有额外的奖金和补贴。 除了公务员外,甲思丁指出,许多年轻人也选择报考“事业编”,即一些与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事业单位。尽管这些事业单位员工的薪酬和福利比一般公务员稍低,升迁也更依赖于内部规定,但其稳定性和福利仍使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考公的部分岗位竞争尤为激烈。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仅招录1人,却吸引了1万6702人报名。此外,从地区来看,北京和广东的报名考公的人数最多,均超过25万,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是西藏,竞争比接近150比1。 对此,甲思丁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尽管他和其他年轻人对公务员考试的激烈竞争早已有所预期,但真正让他们感到不公和剥夺感的,往往出现在面试环节。他认为,很多岗位的录取,最终往往取决于“关系”,导致某些职位呈现权力世袭的现象。普通考生即便在笔试中表现出色,也很难获得同样的机会。 甲思丁告诉美国之音:“笔试就算是第一,面试只要找得到关系,你也可以逆袭,不然你以为像什么中国烟草、中国电力、中石油,很容易会出现一家三代,从爷爷奶奶辈,一直到孙子孙女辈,他们每一代的人都可以稳定的考进这个优渥的岗位。怎么做到的?总不可能你一家三代都很会考试吧?” 中共为维稳考虑?公务员名额三分之二给应届毕业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开放的3.97万个公务员岗位中,约有2.67万个岗位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另外2.75万个岗位则分配给县级及以下的基层机构,两者合计占总招录人数的近70%。这一趋势反映了近年来招录政策更加侧重于吸纳应届毕业生和加强基层岗位的配置。 旅居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于公务员考试的放宽,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同时也有维稳的考虑,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公务员职位来降低这些风险。 唐靖远说:“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戾气特别重,各种“献忠式”的,开着车去撞人的恶性案件是层出不穷,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共它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维稳的角度,想要尽量的把这种社会矛盾,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这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血气方刚的,如果说他们要是大批人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话,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的因素。“ 唐靖远还提到,虽然公务员工资不高,但体制内的隐形福利和“权力变现”机会,使得一些人认为公务员是值得选择的道路。公务员通过权力转化为灰色收入,如腐败、权力寻租和内部福利,使得部分公务员的经济状况远高于正式工资水平。 他认为,多数年轻人考公的选择背后也反映了一种“躺平”心态。他指出,年轻人不再追求职业晋升和个人发展,而是更多地寻求基本的生存保障。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严重恶化的结果。 唐靖远说:“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把进入体制内去当一个公务员去混吃等死,当作自己的首要的选择,它就已经证明说,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的政策一定出了大问题,其实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经济学者因指出失业率等问题遭禁言 “考公热”在中国持续升温的现象,与经济形势、就业压力、学历贬值以及社会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近期,中国经济学者付鹏和高善文都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困境和高失业率的问题日益严峻。 付鹏在11月底于汇丰私人银行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中国当前的教育与就业政策,指出中国通过大学扩招来将年轻人留在校园,企图降低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压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导致了本科文凭的贬值。 付鹏还通过今年清华、北大本硕比1比3的数据进一步说明,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学历“内卷化”,硕士学位也可能步本科文凭贬值的后尘。他说:“如果三年后经济的问题还不改善,我估计开始鼓励你们(年轻人)读博了,读到30岁再开始就业吧。” 此外,中国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于12月3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会议中,引用各省城镇就业总人口的数据指出,在疫情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不能够正常地找到工作”,反映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冲击和严峻挑战。 由于公开指出中国经济和就业等问题,付鹏与高善文目前已被禁言,两人的微信账号遭到封锁,相关文章在中国网络上几乎已搜寻不到。 专家警示:公务员未必能保证长期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与企业中的高压和加班相比,公务员工作时间较稳定,且有固定的福利和“铁饭碗”保障,但部分地方政府因为财务压力,可能无法按时支付工资或面临更大挑战,这使得公务员工作虽然有保障,但也存在风险。 庄嘉颖说:“(当公务员)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中国政府可能之后,政策有些调整,可能希望说公务员转到其他工作,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有些人可能生活不习惯,或者说分配到一些地方政府财务、债务有比较大的挑战,如果说公务员要相对的保障,那方面的保障也可能会有打一点折扣。”

341.6万人考公务员,中国“考公”人数创新高背后有什么隐忧

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341.6万,竞争比例突破历史记录。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公务员成为了稳定职业的首选,尤其在经济不确定和就业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增加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机会来缓解就业困境。然而,公务员工作虽然能提供稳定收入和保障,却也可能让年轻人失去与私企的竞争机会,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也面临工资支付困难的风险,因此,这为未来的公务员职务增加了不确定性。 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简称“国考”)于12月1日落幕,招录与报考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官方数据,此次国考计划招录3.97万个职位,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达341.6万人,竞争比达到86:1,反映出考试的激烈程度。 据中国官媒《北京日报》与中新网等报道,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近40万,而招录人数仅增加160人。这是自2021年以来,国考竞争比首次突破80:1。 面对经济不明朗 考公与事业编成为中国年轻人首选 现年25岁的甲思丁(化名)来自广东,在一家中小企业担任行政职,去年曾尝试过公务员考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提到他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同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此,考公务员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热门选择,他们认为公务员岗位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路径。 甲思丁告诉美国之音:“公务员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大学生毕业后的第一首选,因为目标明确,收入又不错,相对稳定,也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你总不至于想要去就业市场上去混一个不太确定的职位出来,搞不好你明年你就会失业啊。” 甲思丁表示,对于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公务体系的收入比许多私营企业提供的待遇要好。以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为例,普通公务员的年薪约为15万到20万人民币,此外还有额外的奖金和补贴。 除了公务员外,甲思丁指出,许多年轻人也选择报考“事业编”,即一些与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事业单位。尽管这些事业单位员工的薪酬和福利比一般公务员稍低,升迁也更依赖于内部规定,但其稳定性和福利仍使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考公的部分岗位竞争尤为激烈。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仅招录1人,却吸引了1万6702人报名。此外,从地区来看,北京和广东的报名考公的人数最多,均超过25万,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是西藏,竞争比接近150比1。 对此,甲思丁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尽管他和其他年轻人对公务员考试的激烈竞争早已有所预期,但真正让他们感到不公和剥夺感的,往往出现在面试环节。他认为,很多岗位的录取,最终往往取决于“关系”,导致某些职位呈现权力世袭的现象。普通考生即便在笔试中表现出色,也很难获得同样的机会。 甲思丁告诉美国之音:“笔试就算是第一,面试只要找得到关系,你也可以逆袭,不然你以为像什么中国烟草、中国电力、中石油,很容易会出现一家三代,从爷爷奶奶辈,一直到孙子孙女辈,他们每一代的人都可以稳定的考进这个优渥的岗位。怎么做到的?总不可能你一家三代都很会考试吧?” 中共为维稳考虑?公务员名额三分之二给应届毕业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开放的3.97万个公务员岗位中,约有2.67万个岗位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另外2.75万个岗位则分配给县级及以下的基层机构,两者合计占总招录人数的近70%。这一趋势反映了近年来招录政策更加侧重于吸纳应届毕业生和加强基层岗位的配置。 旅居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于公务员考试的放宽,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同时也有维稳的考虑,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公务员职位来降低这些风险。 唐靖远说:“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戾气特别重,各种“献忠式”的,开着车去撞人的恶性案件是层出不穷,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共它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维稳的角度,想要尽量的把这种社会矛盾,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这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血气方刚的,如果说他们要是大批人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话,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的因素。“ 唐靖远还提到,虽然公务员工资不高,但体制内的隐形福利和“权力变现”机会,使得一些人认为公务员是值得选择的道路。公务员通过权力转化为灰色收入,如腐败、权力寻租和内部福利,使得部分公务员的经济状况远高于正式工资水平。 他认为,多数年轻人考公的选择背后也反映了一种“躺平”心态。他指出,年轻人不再追求职业晋升和个人发展,而是更多地寻求基本的生存保障。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严重恶化的结果。 唐靖远说:“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把进入体制内去当一个公务员去混吃等死,当作自己的首要的选择,它就已经证明说,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的政策一定出了大问题,其实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经济学者因指出失业率等问题遭禁言 “考公热”在中国持续升温的现象,与经济形势、就业压力、学历贬值以及社会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近期,中国经济学者付鹏和高善文都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困境和高失业率的问题日益严峻。 付鹏在11月底于汇丰私人银行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中国当前的教育与就业政策,指出中国通过大学扩招来将年轻人留在校园,企图降低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压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导致了本科文凭的贬值。 付鹏还通过今年清华、北大本硕比1比3的数据进一步说明,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学历“内卷化”,硕士学位也可能步本科文凭贬值的后尘。他说:“如果三年后经济的问题还不改善,我估计开始鼓励你们(年轻人)读博了,读到30岁再开始就业吧。” 此外,中国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于12月3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会议中,引用各省城镇就业总人口的数据指出,在疫情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不能够正常地找到工作”,反映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冲击和严峻挑战。 由于公开指出中国经济和就业等问题,付鹏与高善文目前已被禁言,两人的微信账号遭到封锁,相关文章在中国网络上几乎已搜寻不到。 专家警示:公务员未必能保证长期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与企业中的高压和加班相比,公务员工作时间较稳定,且有固定的福利和“铁饭碗”保障,但部分地方政府因为财务压力,可能无法按时支付工资或面临更大挑战,这使得公务员工作虽然有保障,但也存在风险。 庄嘉颖说:“(当公务员)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中国政府可能之后,政策有些调整,可能希望说公务员转到其他工作,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有些人可能生活不习惯,或者说分配到一些地方政府财务、债务有比较大的挑战,如果说公务员要相对的保障,那方面的保障也可能会有打一点折扣。”

斯坦福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一个多么残酷的选择

很多人从小就习惯于被安排,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选择,从而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上学、求职、工作,直至老去。 又到了毕业季,近来关于考公考编的新闻有点多。 这两天让人大跌眼镜的一个消息是,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苏某,出现在安徽省某县乡镇公务员考察对象公示名单上。 网络图片 随后,网友查询了苏某的就学经历,更是让人感慨万千。 简单讲,苏某是属于“学霸中的战斗机”这种类型的学生。高考成绩是学校理科第一名,本科毕业于中科大物理学院,获得郭沫若奖学金。据称这个奖学金含金量非常高,获得者大多去往国内外一流高校或研究所深造。 苏某在没有毕业前,就已经拿到了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邀请。后来他选择到QS大学排名全球第五的斯坦福大学读研,拿的也是高额奖学金去的。 所有这些光鲜的履历,与其当下选择回老家报考乡镇公务员,对比愈加强烈。学历是个“王者”,就业却成了“青铜”。从网上评论看,多数表示不理解、想不通。 此前,也有世界名校海归“上岸”乡镇、街道办公务员的报道。比如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生入职杭州某街道办,耶鲁大学毕业生成为郑州郊区某乡镇公务员,近日还有一名东京大学硕士,同样进入了安徽某街道当公务员。 于是有人发出灵魂一问:哈耶普斯麻的终点,难道也是考公吗? 01 我并不反对任何人考公或考编,如果要多说一句,我尤其不反对留学归来的毕业生考公考编。 同样是考公,海归和国内的毕业生对比,正常来讲视野可能更开阔一些,如果能把所见所学用于工作中,说不定更有想象的空间,能够激发更多的可能。 民国时期,留学海外归来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知道的许多不同领域的名人,都有“海归”这一身份。 近些年来,国内家庭自费供孩子出国留学的数量大增,毕业后回国就业的人数自然也随之增加。这些人在国外学到了各种知识,回国后进入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工作,对社会经济整体而言都是有益的,其中当然也包括进入公务员队伍。 过去总有人发问,为什么国内培养的人才,出国留学了不愿意回来?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回国,为何又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声音?难道留学回来,就不能参与到考公考编的行列吗?这从道理上就说不通。 网络图片 同时,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于每个人所作的选择,应当先从个案去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偏概全。某哈佛大学硕士考公,与某耶鲁大学毕业生考公,虽说都是考公,但这并不说明,两人是抱着同样的理由这么做的。 具体说到斯坦福大学出身的苏某为什么报考老家的乡镇公务员,目前本人并没有出来解释,网上的各种说法也都只能是猜测。其实,苏某本人说不定有非常合理的解释,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想不到而已。 我就注意到,有人说苏某并不是斯坦福的博士毕业生,而是硕士毕业生。根据资料可以确定的是,苏某于2016年赴美留学,而有人查到他一篇作于2022年的博士论文。这里就有两种不同解释,或者苏某的博士论文未通过,没有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或者从博士毕业到考公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在国外找工作、生活不顺心,诸如此类。 这些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不能排除不会发生。 至于他没有选择留在国外,或者回国后没有选择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也还有别的可能,比如“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家人不同意,等等。这些情况同样不太可能发生,同样也不能排除不会发生。 我的意思是,猜测归猜测,与苏某的个人选择不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作出选择,而别人的看法和感受,毕竟都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罢了。哪怕苏某毕业于斯坦福,哪怕这所大学出来的人,在全世界都可以“横着走”,而苏某却一心只想着考公,这又与我们何干?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 有人割肉离场,有人急于抄底,双方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默念一声SB。 以上都是一个意思,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理,在个人选择面前,不见得谁比谁高明。 02 问题就在于,回国报考乡镇公务员,真的是苏某的个人选择吗?换句话说,考公务员,真的是苏某的个人志趣吗? 这才是真问题,也是我没想明白的一点。 照理说,苏某一路走来,专业选择一直保持稳定,本科学的是物理学,留学读的也是物理学,为何报考的却是与专业毫无关系的乡镇公务员? 倘若苏某学的是人文学科,考公可能多少还能派上用场,但我相信乡镇公务员,大抵是用不上应用物理学专业知识的。也就是说,一旦走上工作岗位,苏某过去十数年学的专业知识等于归零了。 如果物理学不是苏某的个人兴趣,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以物理学为专业,这是他个人的悲哀。如果考公才是他的志向所在,那么出国留学研究物理专业,也是他个人的悲哀。 因为他的个人选择错位,这还造成了人才损失与资源浪费的后果。从此,物理学领域少了一个专业人才,而乡镇公务员队伍里,又多了一个不能学以致用的人员。 网络图片 虽说对于苏某的选择我表示尊重,而现在也还不能对苏某的未来下什么结论。但不得不说,苏某今年应该30岁了吧,这时候人生和职业拐了那么大一个大弯,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选择,又是何等不幸的教训。 说到底,这就是个人兴趣与专业(职业)方向不匹配造成的悲剧。 我经常在招聘面试的时候问应聘者:你个人有什么兴趣爱好吗?有些应聘者的回答,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有人说自己的兴趣是上网。还有人说,个人兴趣是,玩游戏。当然,上网、玩游戏也是一种兴趣。但这和我想问的“兴趣”,完全不是一回事。 偶尔碰到几个回答算是正确的应聘者,答案也是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就说招新媒体编辑吧,碰到有人回答自己的兴趣爱好是读书的,我难免会追问一句:那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有人就开始只支支吾吾,想半天也说不出一本书名;还有人承认,上大学后就很少看书了;有些人则只能回答,读过东野圭吾。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或者应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说实话,许多人的兴趣爱好都是被逼出来的,要么是父母帮忙选的兴趣爱好,要么是为了今后好找工作而选择的兴趣爱好。 本来,每个人在上大学之前,别的事情都可以放一放,怎么找到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才是大事。就算年少时茫然无知,到了大学阶段,总要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了吧。 网络图片 从小我们就被追问,你的理想是什么?其实,所谓理想,就是一个人愿意长期从事的工作。而这如果不是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又能够走多远,支撑多久?一辈子干着与自己兴趣爱好毫不沾边的活儿,这得多拧巴,多无趣? 好的教育,就是帮助一个人在学习中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而确立个人的志向与职业。但我们的现实往往是跳过了兴趣爱好这个环节,直奔“什么是好的工作”这个主题。 一说到兴趣爱好,父母立刻想到的是以后容不容易找工作、收入高不高这些问题;一到填报志愿,父母马上想到的是,这个专业有没有前途、竞争厉不厉害这些问题。“爱好是爱好,工作是工作”,“爱好当不了饭吃”,“工作和爱好可以两不误”,都是父母打击子女个人兴趣选择的理由。 就这样,很多人从小就习惯于被安排,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选择,从而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上学、求职、工作,直至老去。 我不反对任何人考公考编。但我要问一句:那么多人考公考编,都是出于个人志趣和选择吗?当然不是。 很多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03 除了“斯坦福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这事情,最近还有一则“选调生不满分配嘉峪关选择离职”的事,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这事情的大致来龙去脉是,武汉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女研究生顾某因对选调分配的地方嘉峪关市不满意,在校园网发表题为《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的“小作文”,吐槽“嘉峪关就是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我在那里被禁锢,动弹不得”(其实还有更激烈的措辞),最终在不到一年后选择离职(本人申请取消录用资格)。 网络图片 这事情讨论的人很多了,武汉大学有关方面也已作出回应。别的且不说,我觉得这其实又是一个兴趣爱好与专业、职业不匹配的悲剧性事件。 顾某本科在兰州大学上的是德语专业,研究生在武汉大学选的是德语语言文学,而她在“小作文”中自称“文学出身”,这说明她的兴趣爱好是文学。 爱好文学而本科选择了德语这个小语种专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而研究生转为攻读德语文学,好不容易和文学搭边,只是属于文学领域的一个专业方向,大概与她自己热爱的文学不完全是一回事。 问题在于,“文学出身”的她,作为2023年应届生,手里拿着“9个offer”,最终却选择了与文学毫不相关的考公,考选调。 考选调生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分配到哪里。她想的是,考选调生后能够留在自己的出生地兰州。原话是,“按照这个分数,再加上还算拿得出手的学校,就算省上再盲分,也能留在兰州留在家了吧”。 甚至,按照她自己所说,“我自己在多年来的读书生涯中其实一直并未把公务员这份工作列入职业规划中”。 一个爱好文学的女研究生,一个对考公并不热衷的应届生,最终却选择了去考选调生,为的是找一份能留在兰州而且“体面”的工作,这难道还不算离谱吗? 这至少是双重的错配。兴趣爱好与职业不匹配,这是第一重错配;择业方向与实际岗位不匹配,这是第二重错配。如果她上大学只是因为别的缘故(比如考虑招录原因)而选择德语专业,这可算是第三重错配了。 网络图片 我不知道,她的“9个offer”中有没有与德语或德国文学相关的职位,按理说这个方向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但是显然她直接就放弃了。这或者说明,她学德语或德语文学也并非出自个人兴趣爱好。 这意味着,悲剧的根源早就已经埋下了。 直至她被分配去所谓“钱少事多离家远”的嘉峪关市直部门单位,认为啥也没“捞着”,这才彻底崩溃,可是已经悔之晚矣。 一个人读到研究生毕业,还不知道自己想追求什么,哪怕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了,也听由父母亲友的安排,相信什么“公务员多好啊!工资高地位高”“一个姑娘家家的找个稳定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还怪得了谁呢? 多说一句,选调生被称为“公务员中的VIP”,与公务员不一样的是,它属于组织部门培养的后备干部(公务员属人事部门管理),在基层历练后,上升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作为选调生,也有明确规定要有两年时间在基层工作。 对这些信息,顾某应该是知道的。既然如此,因为没有被分配在兰州而怨天尤人,即便不是“精致利己”,也是非常不成熟。更可悲的是,她似乎没有为自己的爱好和理想而做过任何实质的努力。 04 斯坦福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也好,选调生不满嘉峪关分配选择离职也罢,作为个例都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忽视背后可能存在的共性因素。 “考公热”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话题,但我认为,兴趣培养与教育,个人选择的原则,也非泛泛而论,这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该怎样去过好自己的一生? 或许有人会说我奢谈什么兴趣爱好,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我“爹味”十足什么的。确实,年纪大一些,终于可以倚老卖老地说几句人生感悟了。 迄今为止,我的人生就是一个为兴趣与理想而打拼的过程。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还是打住吧。 让我们记住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其实,还有一句话更简短精悍,出自古希腊德尔菲神殿的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我后来把这句箴言加上了尼采的另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即: 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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