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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个社会真的不需要调查记者了吧,我总是这样想来宽慰自己。 网络图片 这张照片里的两位“民工大哥”是我印象中最后的调查记者影像。是的,这两位是打扮成民工企图混进东航321坠机事故现场采访的调查记者。 左边那位是和我同年入职南方报业的记者杜强,右边那位是他的搭档陈玮曦,都是有着多年现场突破经验的“老手”,但还是被机智的公安干警迅速识破,驱离现场。 当前正在上映的,由贾樟柯监制、张颂文出演的致敬调查记者的电影《不止不休》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张颂文饰演的资深调查记者带着一腔热血的实习记者(白客饰演)前往山西采访矿难,他们先是装扮成民工潜入矿场摸底,然后又装扮成遇难者家属混进宾馆采访,最终发出头版头条报道,将被隐瞒的矿难真相公之于众。 网络图片 电影中有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穿上老乡提供的衣服后,张颂文感觉要混进煤矿矿场还差一口气,带着白客就地趴在土路上摩擦,蹭出满身煤灰,真正融入新闻现场。这种细节必定是真正做过一线调查采访的资深记者参与编剧才设计出来的。 只可惜,这样的场景只可能发生在20年前。现在要是还有调查记者这么干,迎接他们的除了封锁现场的民警,还会有舆论铺天盖地的铁拳: 你们潜入事故现场是不是在干扰救援,居心不良?! 你们乔装打扮采访悲痛中的遇难者家属,是不是吃人血馒头博流量?! 嗯,这一套针对调查记者的组合拳我可真是见得多了。它打倒的不是调查记者本人,而是支撑调查记者新闻理想持续燃烧的那个信念: 社会需要真相,而真相能推动公平正义。 我们媒体这个行当从来不缺理想主义者,30年前有,20年前有,现在也有。 采访关隘重重?别着急,再想办法突破。当年为暗访黑砖窑用奴工事件,装扮成智障人员流浪多天被拉走的调查记者崔松旺算一个。 被黑恶势力威胁?不要紧,早习惯了。当年调查派出所民警收保护费、采访假种子坑害农民事件被死亡威胁的我,腆着脸也算一个。(备注:下图中被伤害的记者不是我) 网络图片 辛苦做出的报道发不出来?也行吧,下次再挖猛料。上面提到的杜强和陈玮曦,谁还没经历过十次八次被毙稿,可谁也没有因此放弃,可以算两个。 调查记者收入不高,没关系,还年轻可以先为理想打拼几年。如果这份职业还有荣耀,可能正在阅读文章的你也会愿意成为其中一个。 但是当新闻理想失去了社会基础,那是真的不行了…… 很多业界专家都认为是媒介变革导致了调查记者的凋零,也有很多读者认为是媒体尺度收紧压缩了调查记者生存的空间,这当然都很有道理。 但我想指出,真正让调查记者数量清零的致命一击,绝对是新闻理想在公共舆论领域的破碎: 追寻真相的努力不被尊重,真相本身不被受众认可,新闻理想成为一个羞于启齿甚至带有现实危险性的词,让调查记者最终清零。 是的,调查记者不是变少了,而是清零了,或者套用生态学的专业词汇,叫功能性灭绝了。 你别跟我杠说哪个媒体还有调查记者的头衔,或者哪位同行还在坚守,我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努力,而是陈述一个惨淡的现实: 近三年的重大社会事件,比如东航坠机事故,河南村镇银行爆雷,徐州铁链女,唐山烧烤店打人、上海疫情封控等事件中,再也没有一篇由调查记者经过现场采访发出的调查报道了。一篇都没有。 电影《不止不休》的原型之一,《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报道作者是南方报业的媒体前辈,调查记者韩福东。这名热血汉子,已离开媒体多年。 网络图片 公映一周,取得5000万票房后,《不止不休》已经肉眼可见地凉了下去,连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张颂文都没能带飞…… 缅怀也好,致敬也罢,有调查记者冲在一线追寻真相的那个时代,回不来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一 2年前,在《站台》的豆瓣短评区,一位影评人在他的短评最后留了一句话,更准确说是一个期待,说希望2020年的平遥国际电影节可以放映修复版的《站台》。 微博截图 现在2020年到了,这件事没有发生,贾樟柯不仅没有在平遥放映《站台》,反而解散了自己,离开了平遥。 但处于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即使这件事没有发生,放映这部片的概率,相比2年前,也已经变的更加渺茫了。 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贾樟柯的怒意,眼泪,不甘心都是来自什么,我们只能隔着屏幕看着新闻感到茫然,悲怆,觉得这是电影的最冷之夜。 微博截图 但其实有点好笑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网络上大部分的人都在怎么看我们这种情绪? 你看贾樟柯退出平遥电影展那条热搜就有数了,在我们圈子里,行业内,这是炸天的新闻了,微博热搜上呢?也就是20开外,没几个小时就立刻不见了。 特别是昨天平遥回应这件事之后,热搜上的比贾樟柯那个高不说,底下的人都在说啥呢你们猜? 说贾樟柯卖惨,说贾樟柯公知,说你们这些搞艺术的就是喜欢放下碗骂娘。 微博截图 “自以为是用的真好啊,说的就是你们这些搞文艺的。” 微博截图 这好像中间是有一道大裂谷似的,搞电影的在这头,等着看搞电影的人闹笑话的人在那头,隔岸围观。 我们说天塌了,这不公平。 他们说,你们有病吧,小题大做,带个屁节奏啊? 他们不会知道,为什么好好一个电影展,四部好好的片子,不可以在放映的排期表上用真片名,只能用代号。 微博截图 为什么现在在电影展看个电影还要跟地下交易一样,要有接头暗号。 为什么贾樟柯这种老实了一辈子的导演,会不开心,会哭,会谁也不通知的撂挑子不干了。 为什么谁家媒体写篇关于平遥,关于贾樟柯的文还会变成一个红色的惊叹号。 他们不在乎,但是我们能不在乎吗? 不能啊。 昨天听反派影评,波米说了一个观点,我听的特后怕,他说再这么弄下去,可能有一天电影展,特别是一些专门服务艺术电影的节展,会变成一场自己跟自己玩的过家家。 越来越多电影没法公开放映,只能内部学术交流放放,那这个行业就是封闭的了。 真别跟我犟什么明明院线还有那么多大片可以看。 我也就不再重复什么电影的原始属性是艺术这种屁话了,不想吵了,反正吧,就是这种割裂感越来越重了。 二 这种感觉在我昨晚重温科长的《站台》的时候,达到了一种非常夸张的浓度。 大约就是这个浓度的关系,加上这些破事,当我再次看完的《站台》准备写这篇文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太能够理智了。 我不想再那么仔细地去写科长的什么文学性叙事,回忆式镜头,什么时代情绪,什么主题思想,我也不想去说了。 我只想罗列一些琐碎,一些和艺术一样特别不起眼的时刻。 它们容易显得没那么重要,就像当下许多人对于艺术的态度一样。但是有时候,我觉得那偏偏是昏暗世界里唯一会发的光。 我一直觉得《站台》就是再给我们看这一束光,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其实和我们现在都一样的,在时代的狂飙突进里知道文艺是个什么东西,然后逐渐觉醒个体意识。 所以《站台》里面,我总能感觉到一种对于“艺术无用”的抵抗。 比如三个年轻人在百无聊赖时,二勇会问另外二人,“乌兰巴托是哪儿啊?苏修再往北呢?”随着不断往北的执拗询问,他知道了最北是海。 视频截图 这是一个地理题吗? 不,这是一个哲学题。 那是几个被困在小城里的人,他们爱唱歌,爱听流行音乐,好奇那些他们见不到的东西。 所以他问的实际就是未来,是向往的远方,就像抽离日常之外的一点渴望,一点追求。 答案不是海,是离开小城。 尽管最后三人兜兜转转,在出走流离后仍回到汾阳,好像宿命决定一切,问题和答案都殊无意义。但有过追问,或许本身就是意义。 视频截图 至于什么是个体意识啊,贾樟柯也直接告诉我们了—— 崔明亮和母亲看电视时,里面播放的是有反叛精神,要闹私奔的情侣。而得知父母感情破裂的明亮,对母亲说“不如你们离婚吧”。 母亲没有说话,依然看着电视里对情人温柔说话的女孩。也许这时她也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视频截图 这种“想”不就是他娘的个体意识吗?(你就当我在骂人吧) 那些在迪斯科音乐里笑的特别开心的文工团成员。 视频截图 那个跟着苏芮的《是否》偷偷跳舞的女孩。 视频截图 他们是快乐的,这就是那个年代久久压抑后喷发的个体意识。 电影最后,放弃理想,成为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者的崔明亮,多年之后,再听到那些迪斯科老歌如果还会掉眼泪。 那也还是个体意识,虽然好像会有那么点难过。 三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电影为什么叫《站台》。 这最初是一首歌,是那会的一首迪斯科舞曲,90 后没准还在父母在你听到过,副歌经常在我小时候的街头商场放。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如果念到刚刚这句话的时候你能唱出来,那你应该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等待”。 这些搞艺术的小青年在等什么吗? 好像也没有明说,但是当火车开过站台的时候他们总是听着汽笛声,追着火车跑。 视频截图 贾樟柯把火车当成了符号,那是这群青年人能望到的最远方向,那是出去的路,是被火车压出来的通途。 远方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明信片上正在改革开放的“广州”什么样他们也不知道。 视频截图 他们只知道知识和艺术是重要的,不能放下的,是以前的大部分人不曾重视过的,而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这些,那便是如金子一般宝贵的。 视频截图 虽然最后他们还是被迫放下了。 为什么放下都已经写在时间里面的,我无意去重复了。 他们只能如崔明亮般回到原地,或如尹瑞娟在新的地方重复旧的苟且,再或者如钟萍,流失人海永不再见。 电影最后一幕是崔明亮家里的茶壶烧完水响了,像极了当年的火车汽笛声。 背后身后是带着孩子的尹瑞娟,打着盹的崔明亮,他们再也不会因为这些汽笛声被叫醒了。 视频截图 四 《站台》是一部充满了无力感的电影,就好像预言了一种当下,他拍的是山西小城,而现在的山西小城又何其类似当初。 就好像平遥的那些年轻人大都不知道这个影展在放什么,什么是艺术电影,对于他们来说短视频远比电影有魅力,那个晚上的平遥巨变,他们知道吗?关心吗? 电影是个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在很多人那甚至都并不是一个问题。 电影可能只是一部短片的拼盘,是无所谓的玩具,电影可以是战利品,可以是吉祥物,有时候,还可以是一笔带过的牺牲品。 但我想告诉你们,电影还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后的窗口。 所以电影不能被你们踩在脚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原文标题为:就他妈无语,真的)
中国名导演贾彰柯到北美宣传他的电影《海上传奇》,这一部描绘上海变迁的电影纪录片里,访问许多名人的“上海记忆”,试图述说这座城市的百年沧桑。贾彰柯对于满场的观众表示,聆听个人生命经验的细节,才能理解历史,因为“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在场的翻译是八岁就离开中国的华人,她一下子不找不到恰当的措辞,就将这句话翻译成“历史是模糊的”。没想到,台下一位年龄不超过25岁的中国女生,突然站起来打断贾樟柯的谈话,高声说道:“翻译在篡改导演的讲话”。 突兀的声音让所有人都愣住,这名中国女生接著宣称:导演说历史是抽象的,而翻译却故意翻译成历史是模糊的,这让西方观众以为中国不重视历史,什么都是模糊的,是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楞在一旁的贾樟柯说,他一下子没想明白“抽象”与“模糊”的差别,也忙著理解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是否有必要上纲上线说成故意抹黑中国?就在他走下台之后,这名年轻女生继续拉著贾激动地说:“你的翻译是不是台湾人?看样子应该是,她故意歪曲你的讲话,抹黑中国,应该是‘台独分子’。” 贾樟柯说:不,她是天津人。女孩的低龄让贾樟柯吃惊,他在微博写道:“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心?” 来到晚上的电影放映,又是一位二十岁左右怯生生的女生,放映后她问贾樟柯:“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 贾樟柯回应,他是在拍上海某个侧面,“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没想到女生突然愤怒说,贾导演有没有考虑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 贾樟柯也激动地说,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13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可以无视吗? 女孩轻蔑地接话称: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贾樟柯说他被女孩的话惊成了傻子,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贾樟柯写道。 斐济台湾代表处日前举行国庆酒会,两名中国外交人员闯了进来,说是要拍照搜证,遭台湾外馆人员拦阻,双方推挤拉扯,中方竟暴力相向,导致台湾外馆人员脑震荡住院。消息传回台湾后,朝野群情激愤,震惊这种行为不只是“战狼外交”,而是“流氓外交”。其实,这与贾樟柯在海外碰到的中国小粉红是同一件事。 原本,外界以为当中国变有钱,生活改善了,越来越多中国人能出国留学,接触到民主自由之后,民主制度会慢慢降临到这个古老大国;但事实上,这种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从来没在中国生根。在近年出版的《无声的入侵》与《大熊猫的利爪》两本书里,分别描述了中国锐实力对澳洲及加拿大的渗透、影响以及威吓。又例如在去年九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才发表声明,抗拒美国FBI鼓励美国大学监管中国留学生的作为;但两个月后,该校却以“无法保障与会者安全”为由,取消了一场国际人权组织在哥大举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 民族主义不但是共产党巩固其政权正当性的工具,也成为许多缺乏政治参与途径的中国人,证明自己“会生气”,继而发泄不满的情绪出口。而这种揉合了国耻意识、悲情色彩以及复仇心理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更是一种畸形且棘手的构造;台湾人在应对它时要格外小心,切忌因一时的情绪随之起舞。 (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