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当年的习近平在被公布出来的一百五十一名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幕后原因居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等人“挽救”的结果。临时决定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的差额比例缩小，才令习近平和比他得票数高两票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一同“当选“。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嫉恨李克强？》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因为在刚刚公布出来的按照得票数排名的“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一，习近平感觉倍受侮辱，在与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期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说起来，当年的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参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已经对他颇有青睐。一九九四年六月，江泽民到福建视察，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向江泽民特别介绍，江泽民一边和习近平握手一边侧身对贾庆林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好儿子，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六日，到深圳视察的江泽民专程前往探视了退位后一直在深圳和珠海两地休养的习仲勋，习近平被要求从福州飞往深圳陪同父亲接受总书记探望。 这次陪同父亲面见总书记的六个月后，中组部通知福建省委，决定调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赵学敏接替习近平的福州市委书记职务，任命习近平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专职）。自此，时年四十二岁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正省部级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并因此而被安排进入了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中央建议名单”。 一般来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对地方各省的分配名额都是中央委员两名，具体人选当然是在任省委书记和省长。中央候补委员一至两人，具体人选首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其次是从年龄角度有培养前途的在任副省级干部。而当时出现在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里，福建一个省就占了三名，除了习近平，还有已经在十四大上担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以及美岭企业（美岭集团）董事长，村支书苏新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一个重大政治背景就是邓小平刚刚在这一年年初的二月十九日去世。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里曾经介绍过当年邓小平尸骨未寒，列席中共十五大的部分前中顾委委员、常委便联名给江泽民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写信,要求对邓家众子女经营的各类公司进行清查。而且还特别要求中纪委要把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经济关系真正调查清楚,在党内公布。这份元老上书的内容在北京政界流传开以后,有人认为都是江泽民坚持要把邓朴方安排进中委才引出的乱子。 据当时效命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内部人士分析，当时的中共党代会代表们之所以用选票表达对邓朴方的不满，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游行队伍中喊出来的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一事记忆犹新。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源起于邓小平的残疾人儿子邓朴方当年成立的康华公司打着为全中国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依仗邓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甚至全国各地，全军上下纷纷为康华公司的种种经济行为大开绿灯，所谓倒彩电只不过是康华当时赚钱方式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门别类的子公司，孙公司到底打着为残疾人谋福利的旗号进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赚取了多少根本没有被用于真正的残疾人事业的昧心钱，至今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得清楚，算得清楚，当时的局内人已经开始用“康华共和国”来形容挂靠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下的康华公司了。虽然后来因为邓小平亲自发话关闭了康华公司，试图给外界以大义灭亲的感觉，但邓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国“官倒”之首和“中国官倒创史人”的恶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因此而令中共体制内人士而敢怒不敢言的就是康华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就如同康华事件无疑是当年整个中国经贸领域中最荒唐的事件一样，在政治领域里最荒唐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邓朴方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明确为正部级单位。残疾人事业当然重要，但残疾人部门应该是中国民政部或者卫生部下属机构在任何人看起来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因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发起人的一把手是邓小平的儿子，该机构就可以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那幺依此类推，邓小平的长女喜欢书画，中共政权是否就应该设立一个正部级的书画管理机构，陈云的妻子是“中国营养学机构的创始人”，那幺中国营养学管理和研究机构是否也应该是一个正部级单位？ 当时的江泽民显然是想用提升邓朴方的政治待遇来证明他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并非无情无义，因为十五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之前，江泽民即已经把邓朴方的弟弟，在以权易钱方面起步较哥哥晚，但却远比哥哥大胆的邓质方双规数日，同时将邓质方的商场搭档，与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处死缓的方式恐吓邓质方及其全家。处置完邓质方后，当时的江泽民还下令解除了邓小平三女婿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免去了邓小平长女婿吴建常的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当时的江泽民之所以如此敢为，也是因为邓家子女实在是猖狂得不象话了，邓质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数日敛资无数，在香港上市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诚亲自陪同高调出席记者酒会；邓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和进出口交易；邓大女婿吴建常掌控了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及其他所有贵金属的生产，开发和进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委以高职，但当时却随时以邓小平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话，动不动就回答一次外国记者关于邓小平信任江泽民之类的问题，令江泽民恨得几次摔碎了手里的茶杯。所以，江泽民当时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对邓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无奈。 而在逐个整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表现令他江泽民忍无忍的邓家众子女的同时，江泽民也要对邓家子女进行政治分化，特别是对共产党政权还多少有几份感情的邓朴方是江泽民当时的重点拉拢对象，具体方式就是要在中共十五上安排邓朴方当选中央委员。但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十五召开时，邓小平已经去世，所有十五大的与会党代表，对邓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大都认同邓小平倡导和主导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丰功，一方面痛恨邓小平纵容子女向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进行疯狂的政治和经济索取。所以，当他们各自在代表团讨论会上含着眼泪怀念邓小平的同时，却又在江泽民为首的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上纷纷给邓朴方的名字打上红叉，这一点是江泽民事先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时，在大会提供给党代表的所谓建议名单上，都会对所有建议人选进行详细的介绍．而对邓朴方的介绍材料中，当然不会提他当年主办康华公司，开创中共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倒之先河的不光彩经历，但却对邓朴方主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正部级单位特别强调，自然引起了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 十五大上交给各代表团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央建议名单一共是二百人，说明是要从中差额掉得票最少的七人，然后把剩下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交给大会进行正式选举（等额）落选的七人包括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汝信，时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王雪冰，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以及邓朴方。 他们当中的汝信因为年龄偏大，所以没有被放进中央候补委员预选人名单，而进入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的邓朴方、袁伟民、王雪冰、刘延东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中，依然得数甚低。 从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至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共党内一直流传着“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谁”的说法，意思是虽然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差额选举，但具体差额下去几个，则是在各代表团预选结果的选票统计出来之后，再临时由“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差额到谁”。 而十五大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计票的结果，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认为也应该“挽救”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自然都会随声附和，立刻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候选人名单基础上差额掉得票比习近平还少的三个倒霉蛋。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因为只是说明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这份候选人名单中在代表团预选过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过了半数的，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 在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委屈甚至愤愤不平是可以想像的。至于是否是因为受到邓朴方的政治牵连，笔者的看法是不排除，但也不尽然。 我们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是从一九八七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开始的，当时产生的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萧秧，十五届是习近平，十六届是江泽民保镖出身的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十七届是江泽民大秘出身的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十八届是李鹏儿子李小鹏。都是被党代表们不待见的人物。 再具体看看十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从得票数倒数第六至倒数第一，依序为王岐山 由喜贵 刘延东、袁伟民、邓朴方 习近平。 “太子党”占了六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十五大中的党代表们至少有一部分对以邓朴方为代表，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色家庭”背景者持有逆反情绪是肯定的。 这其中的袁伟民需要特别介绍两句。此人本已经是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原本应该是“顺理成章”。而在十五大中央委员预选中未能过关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此前的中国女排刚刚输了球。不过，在十五大屈居中央候补委员的五年之后，他还是在十六大上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但是，我们前面的内容中已经介绍了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中，福建一省就进去了三个，与得票数最少的习近平形成显然对比的是，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的得票数排在前五，而苏新添虽然因为被党代表们联想起当年的陈永贵大叔而失去一部分选票，但其得票数也还是比习近平高出不少。那么这比较之后，是否能够证明当时出席十五大的福建代表团中，也有不少人是把习近平的名字划了叉叉？ 不过呢，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政治局常委会里“共事”的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李克强小鞋穿的重要原因是“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因为从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整整二十年时间里，李克强无论是在政治坛资历还是真实学历上，都曾力压他习近平一头。 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发生的“民主事故”》里介绍了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是因为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人，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名是刘延东、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 这届团中央产生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三年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李克强被增选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请注意，当时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是排在来自军方的宋德福和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 李源潮是七七级，一九八二年一月，早七八级的李克强七个月毕业，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已经是团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厅局级。 而一九五五年出生，比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李源潮年轻五岁的李克强则是本科毕业后没离开北大校门即被直接任命为相当于正处级的北大团委书记职务， 同年底成为十一届团中央常委。 北大团委书记职务担任不到一年，李克强即被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相中，征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的同意后，李克强于一九八三年年中成为团中央的专职干部，具体职务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官至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当年底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待遇上继续为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大背景是刚刚结束了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行了中共执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新老交替，此前在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在筹备这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过程中，胡耀邦相中的中宣部部长接班人选，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被邓小平恩准，胡锦涛则被安排到贵州接替朱厚泽的省委一把手职务。 于是，在团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宋德福接替了胡锦涛的第一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增选张宝顺、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洛桑、刘奇葆、冯军为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团中央书记处由十人人组成，即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刘延东、李源潮、李海峰、何光伟、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一九八八年召开的团十二大上产生的领导班子继续保持这一排列。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讲话。足见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在中共政权内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说它是党中央的“后备军”，真的是毫不夸张。 也正是李克强从北大团委书记调任团中央任专职干部的那一年，笔者当时的一位朋友，与胡锦涛同时从甘肃调进团中央的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处长告诉笔者，团中央恢复建设之后，中组部即发文规定，团中央第一书记为正省部级，团中央书记处的前两名为副省部级，排名第三及往后的书记处书记都只是正厅局级，团中央候补书记则是副厅局级—-也可以是正厅局级。 如此说来，当时的李克强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排名第六，尚还属于正厅局级，所以这也应该是他在十四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党代表们差额掉的原因之一。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李克强最为年轻，排名在他之前的五个人里，最年轻的李源潮和张宝顺都出生于一九五零年，较李克强年长五岁。 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已经介绍过，虽然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实行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差额选举时即已经规定，从中央委员预选中差额下去的可以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名单，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是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时光又过了五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李克强顺利继任中央委员，习近平则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转正。如此说来，如果不是十四上的中央委员意外落选，比习近平年轻两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央委员的时间应该比习近平早整整十年。至于具体的官阶相比，当年李克强大学一毕业即官至正处级的同时，因为父亲的安排，在正营级秘书位置上退役的习近平被官升一级，成为河北正定县委副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副处级。 也就是说，李克强在中共官场上一出道就力压习近平一头。接下来，习近平官至正定县委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正处级，但与此同时的李克强已经是正厅局级的团中央学校部部长了。习近平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开始以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身份官至正厅局级，而此时的李克强享受正厅局级待遇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了。 一九九三年李克强官至正省部级的三个月之后，习近平终于熬成了副省部级，被中组部批准为福建省委常委。至于习近平晋升至正省部级的时间也是比李克强晚了整整五年。一九九九年八月，习近平被安排为福建省的代省长……。 综上所述，资历上不如李克强，是习近平嫉恨李克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自然就是学历上的对比了。 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习近平和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言谈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回到福建之后，贺国强又适时提醒他习近平，要“补上学历不足这一课”。贺国强特别忠告他，“文革”中没有高考，凭推荐上大学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哪个当时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自己不愿意凭考试进校门。但是确实，有些工农兵学员在恢复高考之后就抓紧给自己“补课”了。 贺国强特别给他习近平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和习近平一样以省委副书记身份成为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卢展功和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李源潮，说这两个人在文革中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恢复高考之后又都参加了高考，再学习四年后拿到学士学位。 贺国强也还特别提醒他习近平，不要在学历上被自己的同龄人比下去了。 在贺国强的提醒下，习近平靠着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的帮助，于一九九八年开始“攻读博士”。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发表于本专栏的《习近平靠录音磁带修成“法学博士”》。 海外中文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的文章，说是“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政治权力之争，实际上代表77年后的高考生与‘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智慧之争”。 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克强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据他当年的同学姜明安(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行政法学者)介绍，在北大学习其间，李克强学习勤奋刻苦，思想活跃，并且展现出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在恩师龚祥瑞(著名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学者)的影响下，李克强和他的几个同学都注重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曾参与翻译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任职团中央期间，李克强在北大在职攻读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影响颇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进一步评论说：与习近平同为知青出身的李克强是靠自己的本事，从安徽农村考进北京大学。大家知道，当年南方省份的高考录取线是大大高于北方省份的。所以我认为，李克强的学业是优秀的。而习近平只是1975年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是否定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习近平绝对不是那种优秀人物。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算是优秀的人物，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比他爸差多了。 大概是因为习近平对自己的大专文凭不够满意，所以，他利用同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希的关系，搞了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论文博士文凭。所谓论文博士，就是中国在1980，1990年代搞的，不需参加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也不必到校听课，只需做个论文，就可以了。 笔者这里需要指出一点， 陈希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不是校长。习近平在“攻读博士“之前的基础学历，首先是中学没有毕业，其次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经历连真正的”大专”也算不上。 笔者过去十几年里，已经陆续在多篇文章里介绍和评论过中共历届副国级以上官员中假学历和伪学历泛滥成灾的现象。文章中“表扬”了只有王歧山一人，一直是只满足于自己的“大学普通班”学历。 所谓“大学普通班”的说法，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七七和七八两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各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分外眼红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不但要求当局承认他们的“本科”学历，甚至还要求给他们 补发学士学位证书。当时的中央书记处还专为此事开过会，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复杂过程，如果要详细介绍的话，足以单独成书。这里只介绍一个结果，就是当局最终决定把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六年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给以“大学普通班”的雅称，以区别于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本科和两年制“大专”。 如上《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还说：当年李克强也搞了一个论文博士文凭。但是，李克强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的论文博士文凭还是有点实际价值的。因为，他的导师是厉以宁。厉以宁是搞西方经济学的，是搞股份制改革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开明人物。李克强在北大读法律学时就对经济学感兴趣。所以，李克强读北大的经济学论文博士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虽然都是所谓“在职”，但李克强的北大经济学在职博士学历和习近平的清华“法学”在职博士学历，也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刊载于本专栏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学学士李克强 、法学硕士王沪宁和法学博士习近平》一文。 如今的李克强已经靠老还乡。而此前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政坛资历和实际学历都曾压过自己一头的李克强小鞋穿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他习近平“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