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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看台上的另类审查 观众被要求遵守保密规定

疫情笼罩下的北京冬奥会,取消了向公众售票,改为由当局精心挑选的特定观众参加。受邀当观众的中共国企员工向美媒爆料,他们被要求遵守保密规定。  冬奥会看台上的那些人究竟是谁?  北京冬奥组织者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天表示,大约邀请15万人现场观看奥运会。这些人包括外交官、商人、学生、当地居民和赞助商等。  《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日前相继就北京冬奥会看台观众这一话题发表了文章。  华日在文章中说,和同在疫情期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相比,北京的防疫政策要严格得多,但同时冬奥会组织者也不想让看台看起来空无一人,因此邀请一些观众现场观看,但被挑选观众的确切身份带有一定保密性。一些受邀的中共国有企业员工被告知,他们必须遵守保密规定,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或未经授权就与外界讨论他们观看比赛的事情。  冬奥主办方对于从闭环外进入赛场的为数不多的中国观众进行了一系列的严格检查,让他们与闭环内人员从不同的路线前往、进入和离开比赛场地,确保不密切接触。  但华日也表示,即使看台上坐了一些观众,不向公众售票还是意味着比赛场地的气氛没有往届冬奥会那么热烈,这一次没有成千上万的粉丝挥舞旗帜,争相与喜爱的运动员合影,而是齐胸高的金属路障和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将闭环系统内的人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  防疫要求极其繁琐 符合条件的观众难找  华日说,观众在进入任何场馆前都必须先通过严格的健康检查流程,包括出示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据知情人士说,接种中国国产疫苗的人员还被要求必须打过加强针。  此外,观众在比赛开始前的14天内不得离开北京,并在观看比赛的前四天内出示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看完比赛后,住在北京的观众和共同居住人必须接受长达一周的健康监测,并且出行范围基本限制在住处和工作地点之间。据其中一位人士表示,这些公共卫生要求极其繁琐,很难引起公众到现场观赛的兴趣。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华日,一家奥运赞助商连符合资格使用这些门票的员工和客户都难以找到,因为能满足相关公共卫生要求的人少之又少。  美联社也报导了北京对观众严格的防疫政策。外国商会和奥运赞助商公司的员工表示,他们收到了参加2月4日开幕式的邀请。报导说,参加奥运仪式和观看体育赛事的观众被要求打新冠疫苗加强针,并提供在看赛前两次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观看比赛后还要再进行两次检测。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他被邀请但无法参加,因为现在接种疫苗加强针还为时过早。  报导还说,在进入奥运场地前,观众必须出示一个用来跟踪他们的行动和健康状况的手机应用程序。  一家奥运赞助商的员工高佳(Gao Jia,音译)收到了开幕式门票。她说,观众们聚集在一家酒店接受安全检查,然后被带到北京北侧的奥林匹克公园,然后步行三公里(两英里)到国家体育场。她要求美联社不要透露她的公司的名字。

国企女员工偷卖10套安置房 8年间单位竟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安置房只能分配,不能买卖。而一位名叫杨玲的女子,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不仅私自隐匿下10套安置房未上报,更是伪造安置房的相关手续,拿到产权证后将国有资产变卖获利,而在她私下操作的8年之间,单位竟对此一无所知。 据凤凰网报道,杨玲原本是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一名公务员,1997年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07年6月,杨玲就职于一家国有企业——龙腾公司,该公司早前参与龙泉驿区清新小区的安置房承建工程,工程完工后,龙腾公司接管了其中26套安置房的保管工作。而杨玲便是在负责保管小区的大房产证和办理小区分户手续。 杨玲趁着公司管理人员的频繁变更,擅自更改每月上报的数据报表,将“26套”未分配安置房更改为“16套”,自己隐匿下10套安置房。从2014年6月开始,她便利用保管小区大房产证和熟悉办理产权业务流程的便利,一并伪造了安置房的相关手续,并将材料交至房管局。房管局经审核向杨玲发放了产权证。最终杨玲在其中共获利260余万元。 事情直到2019年才被发现,在被杨玲变卖的其中一套安置房的房主李某,来到清新小区查看分配给自己的房屋时,发现自己的房屋居然住上了陌生人,居住者还向其出示了房产证。这时杨玲案至此才渐渐浮出水面。 后来经过警方对杨玲出售的房屋逐一走访,对购买房屋的人员进行询问之后,取得了书证和证人证言。证据显示,安置房的产权在尚未分户至各安置户前均归属于国有公司,而杨玲在办理房产权证时都是利用了职务便利。 2019年9月11日,龙泉驿区检察院将杨玲案起诉至法院。2019年11月25日,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杨玲有期徒刑八年。判决后,杨玲没有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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