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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才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陕西省洛南县24日被爆脱贫造假,贫困户根本没住在安置点;村民迄今没水可用,被迫跨省挑水。官员一问三不知,还抢手机赶记者。 陕西洛南县在秦岭南麓的山区,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2月宣布脱贫。 官媒央视新闻24日报导指出,按照脱贫攻坚的要求,乡村需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等的“五保户”进行集中安置。但洛南县灵口镇上河村的五保户集中安置点,现在却住著修河的工作人员,而且一直没有通水,水池已经废弃,水管上的水龙头也已不见踪影。 原来,这些被安置的贫困村民因为安置点没水可用,被迫另觅住处。 当地村民指出,为了迎接上级脱贫攻坚的验收检查,这些五保户集中安置点的修缮工作都是匆忙进行,水都没有接通,村里的干部就急著让五保户们集中居住进去。而随著洛南县摘帽脱贫后,这些五保户的生活状况早已无人问津。 据报导,这里许多贫困户无水可用,但家门口却贴著一张“商洛市洛南县农村饮水安全明白卡”,宣称这里的饮水、供水达标。 村民程线军说,几年前,他咬紧牙关、东拼西凑买来一辆拉水用的机动三轮车,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吨水。报导显示,村民必须骑车半个多小时跨省到河南一个蓄水池拉水,而且明显能看到很多的杂质。但有车拉水的人不多,大多数村民还要花钱请人拉水。 据报导,村民拉回来的水,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由于取水困难,村民们只能省之又省。即便是洗衣机里的废水,他们也不舍得直接倒掉,还要拿个盆子接著。 灵口镇三星村村民乔春娥说,家里从来不出水的水龙头,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她指著一个长满青苔、直径不到两公尺的水池称,这就是周围十几户人家的水源。 据报导,央视记者和当地部分民众来到洛南县扶贫开发局,工作人员称:“水不是我们管的事情,是水利局管。” 记者又跟随村民来到洛南县水利局,几名工作人员却一问三不知,其中有人拨通灵口镇乡镇干部的电话,电话那头,干部反问记者:“你是谁家的亲戚?”随后就匆匆挂电话。 报导指出,在洛南县水利局门口有一个展板,在脱贫攻坚具体工作措施这一栏清楚地写著:坚持巩固“两不愁三保障”安全饮水突出问题解决成果。但看见记者在拍摄水利局的大门,一名工作人员抢走记者的手机,并要求记者立刻离开。 央视24日播出调查报导后,在中国大陆网路引发热烈回应,多地网友举报这种脱贫的形式主义到处可见。 在微博相关新闻讨论串,有洛南的网友指控,该县搞了很多没必要的门面工程,花费巨大,光迎宾大道的两排豪华路灯就一个人民币5万元;领导根本不把真正贫困的百姓当一回事,每次都是应付一下检查,应付完了就不管。 洛南另一名网友指控,到现在县长还在不断修路,这几年隔断时间挖一挖修一修,“路就没见好过,坑坑洼洼的”。 许多网友质疑,多地实际上是“脱帽不脱贫”,中央设定时间全面脱贫,不承认有贫困户存在,这跟当年的“大跃进”有什么两样。 尽管相关新闻阅读量已经破亿,但疑似因为负面评论太多,微博至截稿未把它列入热搜榜。 对此,陕西省政府24日晚宣布,立即成立调查组对所报导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今天是全国贫困县全面脱贫的日子,按照今天国内媒体的统一报道,随着贵州省的6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中国已经不再有贫困县了。 作为在某贫困县出生长大的人,这个名词伴随了我出生直到现在。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会跟着媒体们的报道欢欣鼓舞,但是对我的内心来说,老家依然还是被遗忘在中国速度之外的一角。 贫困县里自然会有很多贫困户,这次脱贫任务开始之后,各个贫困县就层层下达了扶贫任务,对象是各村的贫困户,而扶贫人员则是各级公务员。但是在扶贫任务最热火朝天的时候,应该在课堂里上课的教师也被派到乡镇扶贫,而扶贫内容不过是帮助有手有脚的贫困户打扫院子叠衣服,然后拍照留念…… 按照国家定制的脱贫判断标准,其一是收入。根据地区不同这一标准略有不同,但是大体上是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左右即可脱贫。这一标准后来每年会重新调整,到现在大概是年收入4000元左右。是的,你没看错,是“年”收入,人均,4000元。 而对于被派到乡镇扶贫的教师来说,他们很多人的月收入也只有2000元,也就是说,站在他们的扶贫对象面前,谁比谁富裕还真不太好说。 当然后来这一乱象被叫停。我记不清是李克强还是谁说了一句:教师的战场是教室。于是教师下乡扶贫的操作才被停止。 扶贫工作的另外一项内容是检查扶贫成果。在我老家,负责检查的人员是本省二本院校的大学生。每年年终,也就是大雪漫天的季节,他们要住到农村,挨家挨户向贫困户提问扶贫相关问题,比如你们今年有没有受到扶贫帮助,帮助你们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拿到了多少补贴之类。 不得不说学生们确实都很吃苦耐劳,他们在下乡之前就被叮嘱不可以收受地方政府提供的任何好处,有一个流言是某地政府在学生们的枕头下都放了一部iPad,但是没有一台被带走。而且在我老家,冬天的农村冷的像冰窖,没有供暖,但是好在还可以在公共澡堂洗到热水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就像是一次社会实践。 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件事:因为国家级贫困县会享受一些津贴,所以各县也会努力去争取一个贫困县头衔。本地的A县和B县就在某一年同时竞争一个名额。后来富裕一些的A县胜出,穷到叮当响的B县却出局。后来别人问起B县县长失败的原因,他无奈的说,因为我们实在太穷了,拿不出钱去打点关系…… 再跳回前面说的学生检查扶贫成果。这些学生检察员们必问的问题之一是让贫困户说出扶贫小组成员的名字。而有些贫困户家里只剩下年迈老人,不会说普通话,记忆力严重衰退。于是在检查到来之前,扶贫小组组员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去教这些老人背扶贫小组成员的名字。实在背不下名字,那就把姓氏背下来。 那么多贫困户,在初期少不了浑水摸鱼的:明明家里条件不错,却因为利用上各种私人关系被评上了贫困户,享受贫困户津贴。不过后来这种事情少了很多,一来会被人举报,二来审查工作也严格了很多。 但是有些贫困户,却是因为懒惰无法脱贫。 有一户兄弟俩,在扶贫第一年,按照扶贫小组的建议养了一群土鸡。年底县里帮他们把鸡卖掉,让他们挣了将近两万块,大大超出脱贫标准,成功脱贫。 但是到了第二年,扶贫小组却发现他们没有继续养鸡,一年下来零收入。问其原因,回答,两万块不少了,够花很久了,今年不需要干活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有更可笑的是,扶贫单位给贫困户捐献了猪仔,希望他们一年下来能把猪养肥卖钱。结果扶贫小组中午刚走,猪仔下午就进了锅。贫困户还很高兴:今晚可以吃猪肉配酒喝了。 猪仔:不是说好了要养我的吗??? 昨天说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回复说早就听过同样的故事了,毫无新意。 这我也没办法,毕竟正是这些毫无新意的故事,在中国一些被人忽视的角落反复上演。 扶贫小组一般是三到五个公务员,一个小组负责一个村子。在我老家组长需要是副县级别才可以担任,组长同时也会成为扶贫村子的第一书记。但是一个县城不可能把副县长都派去当村长,于是很多临近退休的副县级公务员就会被派下乡,在职业生涯的末年成为“光荣”的村支书。 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当村支书必须副县级,找些刚工作的年轻人来做不好吗。后来了解了一些才明白。有些村子的整个村委,都被同一个家族把持,文化程度不高,还养成了一些风扬跋扈的臭脾气。刚工作的小孩子不但会被看不起,还有可能吃暗亏,只有让高级别的人来才能镇住他们。 有一个村子拿到了某局提供的一小笔购买办公物品的扶贫款,因为扶贫资金使用审查非常严格,村委不能拿钱去吃喝,又不知道怎么花,最后甚至懒到不愿意去接受这笔钱。后来扶贫小组组长骂了村长一顿,让村委领了钱买了桌椅板凳,再搬到村镇小学里“临时存放”,把这笔钱顺利用掉了…… 中国这次扶贫的标准,除了收入,还有住房和穿衣两个标准。具体细节不太记得了,下面说的可能有出入:大体上是房子不属于危房,衣服是春夏、秋冬各有两套换洗衣服。在我老家,穿衣不是太大问题,很多单位组织了募捐旧衣服,以至于后来太旧的衣服捐赠都没人愿意接受了。 但是住房是一些人的大问题,特别是老弱病残。有些贫困户在2018年仍然住着土坯房。这种房子,慢慢会倾塌,而老弱病残还没有维护的能力。捐献房子更是不太现实。后来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希望贫困户的亲属接收他们。即使不能永远接收,至少在检查组来的那段时间,希望亲属们能提供一个混凝土的天花板。 在中国有些山区,饮水也是大问题,但是我老家恰恰相反。淮河流域需要担心的是洪水泛滥。每次洪水,老家都有一片区域可能变成蓄洪区,村民们连夜搬离,为保护上游的某省牺牲掉自己的家园。这次扶贫,倒是有很多蓄洪区贫困户被搬迁到了新的安置区,希望以后他们不需要再连夜搬家,能有个安稳一些的家。 前面这些乱七八糟的,希望大家不要往墙内、朋友圈里转,谢谢! (全文转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