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

文/清箫   上期讲到诗之本在于言志，诗可以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诗要有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同时反映现实生活，诗人可以透过诗讽谏时政。此外还谈到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性灵即真性情，诗应是诗人真性情的表现，言志的同时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既在字句之内，也在字句之外，来自诗人的气质，譬如李白，他的诗词妙在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举例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绝妙诗词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简单回顾。下面讲的内容以上期为基础，继续探讨诗的审美，以及我们怎样作出好诗。 诸位或许已见到本期标题：“水中月，镜中象”，可能看起来有点模糊，难道诗的最高水准是这样的吗？非也。在讲什么是“水中月，镜中象”前，我们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图：Adobe Stock） 诸位不妨回顾一下，当感到一首诗很好时，究竟诗的哪一部分令我们觉得好？文采或许是其一，但如果细想，会发现真正使你难忘的不在言内，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带给你的联想，这是中国古诗的一大魅力。诗是精华语言，注定不能将全部想表达的意思写出，古体诗尚能写很长，而绝句和律诗长度固定，终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诗都有一个共同点：“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绕梁三日，使读者回味无穷。 刘勰《文心雕龙》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讲的隐和秀，即文外与文内之美兼得，隐意为“重旨”，即能以简约的辞表达丰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谈到文外之意，其《诗式》讲道：“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总结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讲诗贵在象外。《二十四诗品》还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谈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馀味绕梁。梅尧臣论诗也颇重视言外无穷之意，他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为神，和水中月、镜中象异曲同工，写诗只写形是不够的，有了神，诗才真正活起来。 （图：Adobe Stock） 为何说诗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镜中象呢？我们抬头看月亮，天上的那个月是实体，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凭借科技登陆月球，但水中月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观存在，当人带有主观情感看它时，景物便被赋予新的意义，诗人笔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间所感所见，将其以诗再现，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诗人能将其写得含蓄深远，馀味无穷，介于可言与不可言之间。读者读后，虽心领神会，却发现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果想复述给别人，非用此诗句不可。水中月、镜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实际上永远都无法触碰到，这种感觉与可言和不可言之间相似。不需要精确，应留给读者馀味及联想。   （图：Adobe Stock） 严羽《沧浪诗话》对此讲得很精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所说的兴趣不是指爱好和趣味，而是指诗人内心情感的兴发，有时是看到某景物后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非寻章摘句得来，所以无迹可求。因为抒发真情，独一无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达到言尽意永。 举例详说，譬如杜甫写过一首〈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描绘老子庙的壮丽，其中一句写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谓神来之笔。细想，为何碧瓦会在寒气之外呢？冬季寒气充满天地间，任何一物都逃脱不了低温，而且寒无象无形，怎能分内外？但这就是诗人感受到的，杜甫见到如此壮美的建筑，心中觉得温暖，碧瓦也显得温暖了。 （图：Adobe Stock） 叶燮《原诗》有评：“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属于他的想象。不需多言，读者就可以领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若读者转述给别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达他的意。叶燮还有一段观点，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杜甫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诗家语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图：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诗〈春望〉，家喻户晓，我们来看前两联，也是言外意味深长——“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遭受蹂躏，杜甫眼见昔日繁华的国都破败，触景生情，写下该诗。说“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馀都荡然无存。说“草木深”，杂草丛生，虽不直接写人，但读者可感受到人烟因战乱而稀少。至于花鸟，本是乐景，却令诗人伤感，以乐景更衬哀情。寥寥四句，写得含蓄深沉，令人难忘，最触动读者的部分在言外。   （图：Adobe Stock） 我们再看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经典。这两句没有一个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看似平淡，却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鸡表现声，月表现色，茅店反映远离故乡的山区，霜反映冷，人迹说明有比诗人更早出行的人，仅十个字就能使读者脑海产生许多画面，感受到早行辛苦与羁旅愁思。这是梅尧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典范。 另有两首诗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典范，即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评道：“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为何评价如此高？以下分别赏析。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李白此诗抒发知音难逢、怀才不遇的伤感，自然而无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无片云”写开阔景色，这类环境容易激发怀古之情，诗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后借谢尚与袁宏的典故表达怀才不遇之感。结尾想象次日之景，挂帆离去，枫叶飘落，更衬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图：Adobe Stock） 〈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 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孟浩然这首也写得自然无痕。“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写具体景，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都未逢”用语平淡，委婉表露不满之意。之后“始见香炉峰”，“始见”二字含蓄地表现惊喜之意。望见香炉峰，孟浩然不禁怀念起曾在庐山建造东林寺的高僧慧远，他仰慕慧远，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馀夕阳之下，寺庙钟声。“日暮空闻钟”忧郁而深远，一个“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怅之情寓于景中，下笔素淡，却情思悠远，馀味无尽。孟浩然透过怀念慧远，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诗中未直说理想，而蕴含于字里行间。 （图：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怀古〉和〈晚泊浔阳望庐山〉都在寓情于景方面写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点引导读者联想和感悟，这一点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两首诗都没有惊奇文字，简单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语平淡也无妨，诗重在直奔上乘，形为轻。作诗不宜太实太满，而要留白，讲究虚活。字句就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真正沟通的是心灵，不同读者的领会各不尽同，无关乎第三者，贵在心有灵犀，相视会意。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叶燮所谓“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可谓上乘。这不等同于晦涩模糊，用语依然应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文/清箫   谈到诗和诗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会否觉得诗很遥远，诗人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是诗人特有的语言，而是大众的语言。 现在我们都知道，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诗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谣和口语。中国最早的古人当心有感想时，便将心志与情感诉说出来，这便是诗。如果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可以嗟叹；如果嗟叹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还不足以表达，可以尽情跳舞。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与音乐本是一体，表达的有个人的悲喜，也有对天神与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我们再看《诗经》，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许多出自民间，其中“国风”可谓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图：Adobe Stock） 所以诗的本质为言志，最初是音乐的语言，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诗表达思想情感，《礼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先秦时代的诗言志与政治和教化紧密相关。举例说，《左传》记载了一个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故事：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使赵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会上赵孟请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这七名大夫各从《诗经》中挑选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们想表达的未必与诗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贴近的诗句用。赵孟听后心中有数，宴会结束后，他预测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将被杀害。为什么呢？赵孟解释道：“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原来，伯有引用的诗是《鹑之贲贲》，有讽刺君主的含义。 那时诗的言志带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创作诗，而是从他人的诗中断章取义（此处断章取义是中性词，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点引用的是《鹑之贲贲》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四句，该诗本来旨在谴责卫国国君，伯有断章借以批评郑国国君。   （图：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晋国公子重耳之间也有一场国宴，也体现出赋诗言志与外交的关系。席间，秦穆公选取《诗经》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该诗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迎接诸侯来朝的盛况，天子要赏赐他们，虽然身边没有可赐之物，但也要赠给他们骏马和车。秦穆公吟唱此诗的意思是即将向重耳赠礼，所以重耳随后降拜表示感谢。 诗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诗最早也承担助夫妻和睦、鼓励孝道、矫正不良风气的教化使命。《毛诗序》还解释了诗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对风的阐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政府以风教化百姓，百姓以风讽刺政府，吟诗者不会因此获罪，听到诗的人将以此为戒，可见诗归正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风，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阐述王政兴衰的原因。   （图：Adobe Stock） 如果国政衰败，诗歌便会“变风变雅”，此时史官会为人伦败坏而悲伤，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叹，进而吟诗讽喻君主，怀念旧风。然而诗的变化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却依然符合礼义规范，此七字也是后世诗应守住的文学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诗原是和社会上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语言，也是一种乐语，其本质为言志。“言志说”一直影响后世几千年，不断有文学家提醒作诗不宜偏离言志的传统。在我们鉴赏古诗与学作诗之前，了解诗的起源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比学技巧方法更重要。诗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诗，就像开心或忧伤时哼几首歌，情至深厚时可以手舞足蹈；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时赋诗讽喻，为社稷尽一份责任。诗是自由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也应如此。   评诗的标准与作诗的原则 衡量诗的高下，欣赏哪一类诗，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将其标准作为学者共同的准绳。 然而文学一定需要标准，可以主观，但须严格。孔子删定《诗经》，标准是“思无邪”；萧统编纂《文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并总结了他的评诗标准：“声凭宫征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不介意风格，只看重清新，并要求声调清亮。各有门槛，不胜枚举。   （图：Adobe Stock） 观点见仁见智，却总要有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孔子所言“思无邪”便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相近，《诗经》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还有四字，即兴、观、群、怨，颇受古人看重，有评者认为以此四字足以评价各代诗作的得失优劣。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原话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讲的是诗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兴”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孔安国注解为“引譬连类”，朱熹注解为“感发志意”；“观”指观察社会盛衰与政治得失，郑玄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解为“考见得失”，共同点是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群”指诗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会团结和睦；至于“怨”的意思，不是单指抱怨，而是人能透过诗讽谏时政，这与“下以风刺上”意思相近。 （图：Adobe Stock）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诗的最高准则，“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还有一段论点：“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意思是，一首诗如果能在感发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会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则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会的诗句中感发志意，则更加周密；具有团结作用的诗句若能讽刺时政，便会使读者难忘；旨在讽刺的诗句若能使人团结，感情就会深挚。总之，诗的兴、观、群、怨是一体的关系，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诗经》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 （图：Adobe Stock） 写近体诗时，严守格律当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诗还要求对仗。但严守规则的同时，万不可牵强附会，须知内容与思想为上，不应受妨碍。吴可《藏海诗话》甚至建议“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对仗，而是对仗可以稍宽。近体诗的对仗分工对和宽对，有些诗虽未做到工对，但依然不失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对仗的，但“天下计”和“老臣心”可以构成对仗，都是2+1结构，这便是宽对。杜甫此诗堪称千古绝唱，馀味不绝，字字珠玑，试问那一联宽对影响到其价值了吗？一切形式都为内容服务，一切字句都为情意服务。有追求辞藻华丽、堆砌典故者，和对仗求甚工都属于本末倒置。即使炼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气变弱。 无论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五点都非常关键：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诗就像诗人生命的延伸，也有灵魂、气质、躯干、脉络、容貌。性灵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诗的本质是言志，既然是诗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指人的气质及诗的风格气韵，体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脉即贯穿诗的脉络，韵度即韵味与气度。   （图：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诗说》有一段精辟的总结：“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值得学者参考。 诗的气象来自诗人的气质，每个诗人的气各不相同，与性格、天赋、成长经历、教育、见闻、境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相关，非一年半载形成。若想作出好诗，不单要多读书，还要养气，培养独一无二的气质，切不可模仿他人。谢榛《四溟诗话》谈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 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诗人不同的作品风格，反映各自的内在气质。 提及盛唐，许多人都会想到李白，他的诗真可谓再无人超越，后人实在学不来。这大概是因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气象，由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与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风道骨、想像力、生活游历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加之学识渊博，自然养成。后世只学到字句，却学不到他的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段评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的虽是词，但诗也同理，贵在气象。以后再欣赏李白诗时，不妨调整思路，不急于逐句解读分析，先静心感受气象。好诗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