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大陆社会高度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10月25日在贵州中级法院重审，对拐卖高达17位儿童的余华英判处死刑。 大陆媒体报导，余华英2004年曾以假身分受审，被以犯拐卖儿童罪判刑入狱，2009年获释。2022年6月，被拐儿童之一的杨妞花长大后报案，余华英再次被捕，也使其罪恶不断被揭开。 公开资料显示，余华英因拐卖11位儿童，2023年9月一审被判死刑，她提出上诉。2024年1月8日，贵州高院认为，原判遗漏余华英还有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裁定发回重审，如今是重审一审宣判。 该案发回重审后，贵阳检方追加起诉余华英另拐卖李某等6名儿童的犯罪事实，即被拐儿童从11名增至17名。贵阳中级法院重审查明指出，余华英1993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已故）、王某文（另案）做案，共拐卖17名儿童。 2024年10月25日，贵阳中级法院一审宣判，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余华英拐卖的17名儿童来自12个家庭，已经全部找到，其中有5个家庭均为一次被拐走2个孩子，有的孩子被她拐走后中途被遗弃。 这17名被拐卖儿童中的杨妞花父母双亡；受害者家属陈丙连，在儿子丢失的地点摆摊27年寻找，丈夫抱憾而终；受害者家属罗兴珍的儿女虽被找到，但并未相认。 余华英拐卖的17名儿童，第一个是她自己的儿子，以人民币5,000元卖到河北邯郸。
十多年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上官正义，那时他在反扒。 11月6日，上官正义公开举报湖北一家医院贩卖出生证明，而且还贩卖婴儿。今天上午，我立即联系他，做了一个对话。 谨以此文，致敬上官正义，以及还在关注社会正义的义士们。同时，今天是记者节，也告慰曾经的自己。 问：在哪里呢？ 上官正义：我在湖北。 问：现在这个事是什么进展？ 上官正义：已经提级侦办了，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处理。昨天襄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约我见面，这个医院在当地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我要求只见公安局局长。医院院长已经被采取刑事措施，关联的人员也已经被控制。 问：我看你前天发布微博前，还去医院，劝院长自首？ 上官正义：我本想向襄阳市卫健委主任反映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让我走信访渠道。信访的意思是我有诉求我要找你，我现在是举报你有问题，这两个不同概念。后来他就说，那你去纪检监察吧。这是个民营医院，我去找监察也不合适啊。后来他们又说领导在开会，然后我就走了。就去了医院，跟我联系的是院长的儿媳妇，我告诉对方，让投案自首。为什么要去劝她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让她去投案自首的话，她掌握这么多信息，主动交代出来的话会比较好一些，配合公安机关，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我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说院长在忙，她的儿媳妇下来之后呢，就甩手走了。后来，院长电话我，约我见面，我说我已经离开了，我说让她赶紧去投案自首，这是她唯一的出路。我说我已经快到武汉了，她说到武汉见我，所以这些人，还存在侥幸，我的理解是，可能还想通过一些私下见面，来摆平这个事。我觉得这个医院能够存活到现在，背后有人撑腰。 问：你觉得医院有什么后台？ 上官正义：还不太清楚，至少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是有难咎其责的。我上门来给你举报，你不管，有没有包庇？面临老百姓上门举报，这么明确的一个线索，不作为。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你们的监管在哪里？ 问：我看到前天凌晨的时候，有湖北的警察跨省去找你，当时是什么情况？ 上官正义：我去卫健委，领导不见我，去医院劝对方自首，也没有结果，我就发了微博。当天晚上，我们不敢在襄阳住，就赶到河南邓州，到了凌晨4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看到有两个穿便衣的，和三个协警。他们让我去派出所，我说你们穿着便装，是不是警察，而且协警也没有执法资格。我要看证件，他们给我，一看是襄阳市公安局。对方说，要找我了解情况，我说我只见你们公安局局长。后来，他们对接了局长，我昨天上午就去了公安局。 问：这家医院卖了多少出生证？ 上官正义：我掌握的有十多份。最恶劣的不是这个，是他们贩卖婴儿。9月份卖了一个，以11万的价格卖给了四川的客户，10月份卖了一个，以16万的价格卖给了广东的客户。 问：这个事情的背后是有团伙在操作？ 上官正义：有一些团伙，他们分工很明确，中介负责在网络上招揽生意，通过抖音的这些平台。山东这个中介，联系的是医院院长的儿媳妇，由儿媳妇进行审核之后，才会交给这个院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操作。他们利益链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 问：那这些中介现在有被抓吗？ 上官正义：不太清楚，警察很重视。他们不光是贩卖这个真的出生证，也伪造假的出生证，山东的中介，卖了一张假的出生证给陕西省洛南县的一户人家，我去了洛南县，这家也承认孩子是买来的，我就去四皓镇派出所报案，值班的教导员立马打电话给户籍员，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听懂了他的方言。对方户籍员说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已经上了户口了。但是这个教导员一挂电话之后，转头告诉我，他不知道情况，让我们明天再去。 问：你之前一直打拐，解救过多少孩子？ 上官正义：没有统计过，在解救这些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身份都洗白了。所以我在2014年之后，基本上侧重于打击买卖户口、出生证这一类，这是根源，把这个环节堵住，那别人买了孩子上不了户口，是治理拐卖儿童的根本。最近的这起案件，是我今年的第三起贩卖出生证明的大案件。 问：办理出生证的这些婴儿，来源是什么？ 上官正义：正常的孩子出生之后，怎么可能要去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呢？这些孩子，就是买来的孩子上不了户口，所谓的抱养的、领养的孩子上不了户口，他们才会冒这个风险，才会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洗白身份。 问：我看你10月11号已经在微博上公布了有团伙贩卖出生证明，这都将近一个月，没有警察来找你了解情况吗？ 上官正义：直到11月6日我在微博上公布了详细证据和情况，警察才和我联系。 问：抖音有没有联系你？ 上官正义：没有。我之前也一直在呼吁，抖音是有责任的啊，我们平时发个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违规，这个那个敏感词，但是这些贩卖出生证明的，却没有被封号。 问：卖孩子的又是谁呢？ 上官正义：有一种情况，是大学生怀孕了，小女孩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医院就通过各种话术，告诉对方，把孩子卖了，还给她一些营养费，那小女孩一听，这不是好事吗。 问：这么多年打拐，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无力，或者很无奈。 上官正义：基层政府部门的推诿、不作为。 问：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你一头热，孩子的父母是自愿把孩子卖了，也有人愿意买，医院愿意办证，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反倒是你在一直在纠着这个事。 上官正义：孩子不是商品，不能以这种方式明码标价去买卖的，他享有最基本的这个权利。有些孩子还没出生，就被中介层层转卖，就被别人沦为商品在兜售了。 问：现在去偷孩子的事情还多吗？ 上官正义：很少了。 问：你这卧底一年多，还发现哪些医院有卖出生证的情况？ 上官正义：还有广东佛山和广西南宁的，具体名称不能说。我是想通过这些案例，能够推动卫生主管部门从制度上去完善很多东西，你看今年国家出台了第七版的出生证明，提高了防伪技术，但是呢，人没管住。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要加强法治意识教育。 问：你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线索的？ 上官正义：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就在抖音平台，发现有大量的这个买卖。 问：你能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一年多时间，你卧底的大概情况吗？ 上官正义：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在线上，和中介进行沟通，然后开始取证进行线下的调查核实。 问：你现在的正式工作是什么？ 上官正义：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可能会根据这个找到我。 问：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上官正义：跟你说个实话，最近这三个月，一直在外面，孩子生病住院，我都顾不上管。我自己又生病了，还不敢告诉家人。外面的事情做了，家里没照顾好，会有一些愧疚。 问：你愿意接受别人的捐赠吗？ 上官正义：别捐了吧，有基金会支持过我，但基金会报销是有标准的，我在外面卧底，经常要扮演大老板，要吃好的，住好的酒店，要不然怎么取得别人的信任。 问：你做过侦察兵，对现在的事情，是不是有帮助？ 上官正义：这倒没有，我是自学了犯罪心理学。我经历这么多案件，我喜欢去研究，每次成功之后，那我想，对方为什么会相信我，我会把整个过程捋一捋，哪些需要改进。其实人之常情，哪怕他是犯罪嫌疑人，其实他的心理也是很简单，也有他缺失的一面，所以抓住人性的这么一个弱点之后，就和他沟通。 有人说我勇敢、胆子大，但其实是需要讲智慧和谋略的。我去和别人说，要留证据，比如这次的医院，我如果没有证据，我敢去举报吗？ 问：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让警察既爱又恨？帮警察做了很多事，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上官正义：我还不好说。比如说昨天，我还问襄阳的公安机关，我说我通过微博曝光，给你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说你们站在哪一边？他说，当然站在我这一边。有这句话我就够了。我相信每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嫉恶如仇，但是在面对这些拐卖犯罪的时候，除开这些人贩子，所有人都会站到我这边。我是给他们工作带去麻烦，但是我相信，他们骨子里面也是挺恨这些人的。 问：十多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反扒，抓小偷抓了有多少？ 上官正义：有几百个吧，没统计过。 问：你现在关注的售卖出生证明的，打击过多少了？ 上官正义：应该有上万了，你看之前举报的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就有4885份，他们说是盗窃，我一直不相信。现在到了法院了，我一直问他们，怎么判的，就是不告诉我。 问：你十几年了，反扒反传销，现在打拐，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后来有找过你吗？ 上官正义：有的，有的出狱了联系我，我问他们，恨我吗？他说之前确实恨，后来在里面也想通了，觉得我在他关键的时候拉了他一把，虽然受到了处理，但是不能继续往下走了。 问：十几年来，你一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情，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上官正义：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家里的那种贫瘠，需要有人关心。我是有强烈的自我强迫症的那种，如果我知道了，哪怕投入再大，我都会去帮助到底。其他的没有什么高尚的想法，什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想的那个不是我想的事情，我觉得我做好我当下的自己。 我曾经是军人，我很爱国，爱这个社会，更珍惜自己的当下。我们的社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我的方式去修复它，让它变得更美好，这是我的初衷。 问：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上官正义：最近我的身体不是很好，睡眠特别差，我白天要做事，晚上要去跟他们斗智斗勇。 问：你的家人支持你吗？ 上官正义：还好吧。我去哪里，都不告诉家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近的事，是他们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的。 问：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自己遇到生命危险了怎么办？ 上官正义：我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不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危险。我始终觉得，我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我做的是好事。我相信世界都是温暖的也是善良的。当然，真的是有那一天来临的话，谁也挡不住 还有，我买保险是买不到的，我要买高危险，但是保险公司的条款，是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如果我不选高危，我将来就属于骗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孙春龙和平工作室）
4月7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案一审宣判，丰县欢口镇董集村村民董志民，因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有期徒刑9年。参与拐卖受害人小花梅的另有多人，其中5人被判8年到13年不等。小花梅系云南省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人，1998年被时立忠、桑合妞二人拐骗至江苏东海县，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一名徐姓当地人，从此开始了悲惨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8年被贩卖至江苏，到2022年酝酿成新闻事件，24年间小花梅并不是一个被隐藏起来的“黑户”。董志民买下小花梅之后，顺利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并且成功在欢口镇落户。换言之，在小花梅取得合法身份过程中，当地婚姻登记、户籍管理部门不仅失察，更是将小花梅苦难“合法化”。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小花梅”受害案的关键帮凶。 小花梅被转卖了3次，第一次价格5000，第二次价格3000，第三次价格5000。一个人被明码标价贩卖，固然令人唏嘘；但一个被贩卖的人轻松取得合法身份，更加发人深省。我们看到，正是有了一层合法的身份，董志民才敢堂而皇之地在抖音上直播，利用网友们的同情心赚取救济与打赏。小花梅取得了合法身份，这一点在案件中至关重要。 小花梅案一审宣判，只是一个迟到的结局。在迟到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参与了迫害。有关部门将小花梅身份合法化，是小花梅悲惨人生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小花梅事件酝酿成一个网络热点之后，丰县第一份通报甚至说“不存在拐卖行为”。丰县处置问题如此简单草率，不单是因为办事颟顸，更是因为有恃无恐。小花梅身份在2020年就合法化了。 小花梅案情看起来复杂，其实证据链十分清晰。2000年，在没有小花梅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欢口镇民政部门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并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因为1999年小花梅已生育了第一个孩子。2020年，董志民申请低保，又顺利在欢口镇办理了小花梅落户手续，从此小花梅有了一个合法的名字“杨庆侠”。在此之前，小花梅生育了8个孩子。 小花梅案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她从云南到江苏，被辗转贩卖3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贩卖者24年没有受到惩治，甚至已经过了追诉期。另一条线索是她从一个明显没有身份信息，很容易判断出是被贩卖人口的人，被抹掉原来的名姓，包装出另外一个合法身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应是人权保护者的诸多部门成了残害小花梅的帮凶。这两条线索是锁住小花梅的双重铁链。 我们还看到，哪怕是最严苛的计生部门，在小花梅身份合法化过程中都形同虚设。2013年，小花梅生育第三子之后，欢口镇将为完成相关指标，将未结扎的董志民、小花梅列入已结扎人群，此后小花梅又生了5个孩子。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代表社会管理失控，而是管理权力一直在被滥用。这种滥用正是导致小花梅悲惨人生的动因之一。 人们称小花梅为“铁链女”。从2017年开始，董志民用铁链将小花梅锁起来，小花梅长期遭受精神与身体的虐待。1998年，刚到江苏丰县欢口镇的时候，小花梅还能与人交流，2022年她已患上精神分裂症，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二级。实际上，小花梅身上的铁链何止一条，有贩卖人口的犯罪线索，有虐待拘禁的罪恶铁链，还有权力滥用的管控链条。 小花梅案是个案，但小花梅案中的这些链条并非个案。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有马体）
看到一则报道，寒意顿生。 报道大意是，1987年，13岁的郭芳丽在上学路上被人贩子从陕西拐卖到山东菏泽，被迫与买家李某生育一子，两年后郭芳丽被解救回家。 2022年3月，警方对此案立案调查—不知道为何隔了30多年才等来这一天———又过了一年， 2023年2月20日宣判。被告人赵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时，法院驳回了郭芳丽的民事精神伤害赔偿请求。 这短短的叙述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对你自以为是的安全感形成无情暴击。 我试着解读如下。 其一，郭芳丽是在上学路上被人贩子拐卖的。 这是一个很令人崩溃的细节。 很多家长一定叮嘱过孩子，不要去偏僻的地方，不要天黑许久才回家，不要……但这又如何呢？上学路上照样布满陷阱。 请记住，铁链女事件中，那个曾引起全网关注的叫李莹的四川女孩——她美丽的容颜令人痛惜——也是在上学途中失踪的。而且，她家住市区，并非荒郊野岭。 这说明，孩子被拐卖的风险正侵入你生活的核心区域。 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到放学之际，中小学校门口总是挤满了家长吧。 其二，**郭芳丽**被迫与买家李某生育一子，两年后被解救回家。 请注意时间点。郭芳丽被拐卖时才13岁，报道称，生子时才14岁。 刑法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那么，此案中的买家呢？那个逼迫13岁的孩子跟自己上床的男子呢？ 关于人口拐卖，很多人呼吁买卖同罪，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需求制造了供给，没有人收买被拐儿童，也就没有人贩子会处心积虑地拐卖儿童。也有人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滑向“重刑主义”——具体到这一事件而言，我认为买卖是一回事，强奸14岁以下幼女又是一回事。 两种恶，全占了。 这样一个买家，怎么可以就此放过？ 其三，人贩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还请注意这样的描述：“被告人赵某某在本次犯罪后又多次犯罪，且对本案的犯罪事实当庭翻供，不认罪，不悔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大，应依法予以严惩。 也就是说，被他拐卖者，被他毁掉的人生，不止郭芳丽一人。 而且态度恶劣，当庭翻供，不认罪，不悔罪。 即便如此，也不过领刑12年。也许还会因表现良好减刑，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叫严惩吗？ 要知道，这是一个河南某大学生捣鸟窝获刑10年半的国度。 “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量，体现在哪里？ 其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郭芳丽的诉讼请求。 报道称，郭芳丽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金为80万元。 13岁被拐，整个人生被改写，不能为自己争取一点赔偿吗？说实话，任何赔偿都不能赎买她所经历的苦难，这一点赔偿金，只能说是为社会挽回一点必要的尊严而已。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推已及人的同理心，比如，如果当事人换成这个案件某法官的女儿，这样的诉讼请求不知还会不会“驳回”。 面对这一二三四，不知你有何感想？ 我知道，在一次次“注意力”透支的情况下，与拐卖相关的新闻已经难以获得应有的热度，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你不去关心它就不会发生，一旦发生，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力所能及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希望它能被更多人听见，希望，这种对人贩子——我其实并不喜欢这个词，它将人当成商品——的惩治的高举轻放，能够被改变。 否则，在上学路上、在更多你自认为足够安全的场所，会有更多的失踪悲剧发生，这种导致骨肉分离的命运的杀戮，会继续悄无声息、猝不及防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展开。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