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福利院

兰妮说，她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缘起于2002年。  兰妮的中文名叫龙兰。1970年，她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农村里。她母亲生了五个女孩，她排第四。没生男孩的母亲，常被人说“没崽生”。 当时她家里条件很不好，经常开锅的米都没有。她爸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挣五个人的口粮，晚上八九点还在割稻子。 因为家里太苦了，母亲想给女儿们找个好人家收养。能吃饱，总比跟着她挨饿要强。一对无法生育的教师夫妻愿意收养，但她父亲不舍得，对人家说，你收养可以，但不能改她的姓。 那对教师夫妻不愿意。父亲就把小龙兰抱了回来。多年后母亲还说，当初应该让你留在那：  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念大学了。 龙兰的大姐也被收养了好几年。六七岁时，赶鸭子不小心把一只鸭子打死了。她父亲跟收养的人家还有来往，正好去看她，大姐也知道亲生父亲是谁，闯了祸怕被打骂，就跟着父亲回来了。 那户人家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考上了大学。大姐这些年过得不算好，母亲一直很后悔，说大姐留在那户人家的话，肯定比现在强。 她二姐本来也找了户人家收养。但那户人家远在新疆，二姐不愿意去，最后也没走成。五姐妹就这样，一起长大。 1987年，龙兰初中毕业，辗转进了广州沙面一家礼品店打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当时在沙面。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涉外收养正式开始。一些国外的收养家庭，至少要在有本国领事馆的城市停留一周，给孩子办签证。在广州的，大多入住白天鹅宾馆，他们抽空在领事馆附近逛，习惯买些纪念品回去。 打工积攒了一些经验，26岁那年，兰妮在附近开了一家小礼品店。大多数顾客就是收养了中国孩子的外国人。她觉得这些外国家庭很有爱心，同时很不理解孩子的亲生父母： 怎么舍得把孩子丢弃。 2002年年初，兰妮店里接待了一位美国的单身父亲，他来广州给收养的第二个女儿办签证。几个月后，他从美国联系了兰妮。 他说，女儿之前所在的福利院想给孩子们买空调。他帮忙募捐到一些钱，要带去中国，想找兰妮做翻译。 那次旅程，他还顺便想要一张二女儿婴儿时的彩色照片。收养二女儿时，费用单上有项50美元的公告费。福利院说是婴儿被捡拾时的寻亲公告。他想要一份拷贝，但对方说有规定不能给收养家庭。 他觉得很遗憾，两人想到可以去找公告的原件。找了好久，最后在一个藏在小巷里的仓库翻到了。那是一份他们没能在街边报刊亭找到的报纸，《广东公安报》。 他们想到，其他收养家庭可能也想保存类似的公告，于是买下一大堆报纸。 两年后，兰妮和他结婚了。她收集旧报纸的习惯，从那时一直保留下来。 1 按民政部规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民政部门应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60日内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找不到生父母。 大部分寻亲公告刊登在法制版面或社会题材版面，也有部分刊登在中缝。早期的公告是纯文字。广东省的公告从2001年左右开始带婴儿照片，湖南、江西则从2003年开始有。 网络图片  2003年广东省公告 大部分寻找丢失孩子的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狭小的生活圈与报纸绝缘。而报纸上，孩子的姓名大都由福利院重起，出生日期是估计。 2002年之后，兰妮也去了美国。她每次回国，都会去各地图书馆查当地报刊，平均一个城市要花两三天收集这种公告的扫描件。 她收集到了50多个城市的公告。从《羊城晚报》《湖南日报》《长江商报》，再到《云南日报》《安徽青年报》等。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四川、云南公告 有些小报刊连图书馆都没有陈列。她得扫街询问。找到报社后，一口气买好几年的报纸，从中挑出刊登公告的那些，塞满行李箱。 回国的行程通常是一个月。收集完报刊，兰妮回家休息一个星期，陪陪母亲。十七八年里，她前后去了21个省和北京、天津、上海。每趟下来都像大病一场。 起初，她单纯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其他收养家庭没有能力去找，报纸会定期销毁，也许就永远错过了。 找的公告多了，她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 比如，每个孩子只在报纸上出现一次，她没见过重复刊登的涉外收养公告；又比如，会有好些大龄男童的捡拾信息。有些男孩6、7岁甚至11岁了，说在某个广场或市场捡到，没写任何健康问题。她想这么大的孩子，肯定知道家里人叫什么。 为什么还送到福利院，然后送养到国外？   网络图片 被捡拾的大龄男童 公告后来透露的信息，越来越多。 2 回到美国，兰妮把每个孩子的信息输入到电脑。出生日期，捡拾日期，捡拾地点，送养时的名字。 原资料也保存着。仓库那里有7个文件柜，每个文件柜一列6个抽屉，大部分报纸都保存完好。 因为收集的资料太多了，把所有数据输入电脑这个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条目数多的： 有广东省30233条，江西23959条，湖南18876条，广西13338条。 另外，湖北也有 8555条，安徽有7584条，江苏有7241条，河南有7172条，重庆7030条，浙江2304条。仅这十个省市，就有12.6万条数据信息。 很多公告看上去像很正常的偶发事件。比如有些孩子写的是，在养老院门口捡的。 可一旦根据公告的捡拾日期地点汇总到一起，形成大数据，一些巧合显露了出来。 比如2005年3月至8月的半年之间，江西上饶一家养老院门口陆续出现了16个初生儿，她们被收养时都姓： “灵”。 两年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还是这个养老院门口，平均每十天，都能捡到一个不满月的婴儿。 为什么这些家庭，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地方遗弃孩子？ 还有更密集的。2002年的12月14日到31日，抚州的“荆公路办事处”，半个月捡到7个初生儿。 网络图片 含“荆公路办事处”的公告 不同地区的数据各有风格。 比如，贵州很多孩子的信息是谁谁家门口捡的。有的寻亲成功后发现，孩子当年是从这户人家被直接抱走的。湖南喜欢写镇政府门口、卫生室门口和隔壁的中学门口。 打开江西的数据，则会不停看到，福利院门口、民政局门口，偶尔出现街边和医院。不过，有些小乡镇的计生办和民政局，跟镇政府往往在同一栋楼。也就是说，好些地址，其实是同一个地址。 2005年，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出现了。 在此之前，涉外送养公告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女孩，通常在9个月到两周岁之间。 2005年之后，男孩逐渐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越来越多七八岁、甚至快到14周岁的孩子。 带有先天疾病的比例也变高了。总体数据量逐年下降。 现有的数据里，有36个孩子捡拾自广西全州县，其中至少4个孩子的捡拾地写的是全州计生部门。 全州的邓小周家说儿子1989年生，一岁左右被抱走。而根据兰妮的寻亲经验，中国被国外家庭收养的孩子基本上是1991年及之后出生的。 一幅大得惊人的拼图，随着十几万块碎片归位，全貌隐隐浮现。 3 兰妮家一共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 大女儿是她先生和前妻1998年收养的，二女儿是她先生独身时期收养的，都来自广东的福利院。 2005年，已经完婚的他们，在河南的福利院收养了三女儿。 那时她只知道这些孩子没有父母养，想给她们一个家，成为母亲，大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允许涉外送养的国家有很多，从韩国、泰国、越南、保加利亚，到非洲各国。海外家庭普遍认为，中国的程序相对简便，费用明确。 90年代初是中国福利院里儿童流向的一道分水岭。1991年开始，中国一度成为最大的送养国之一，跟17个国家建立了跨国收养合作。 官方的数字是，有超过15万中国孩子被海外家庭收养。 海外收养家庭要进入收养流程。首先要联系本国的收养中介，提供年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健康证明等，缴纳费用，向本国政府部门提交申请，接受背景调查，获批后公证，档案送往中国审核。申请提交之后，一般要等一年到两年多。 1992年4月，《收养法》实施。外国人依照该法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 2003年，民政部下发《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按照此规定： 涉外送养的，必须是孤儿或弃儿。 收到全国各地福利院提交的证明之后，北京的中国收养中心会根据国外收养中介提供的领养家庭的照片及信息，来做配对。 在至少一年以上的程序后，海外家庭会收到中国收养中心的文件： 我们已经帮你匹配了一个孩子，来自某某福利院，叫什么名字，哪一天出生。 从这天起，这个家庭就开始等待启程通知。 出发前，收养家庭需换好人民币现金，因为要签署一份自愿赠与协议：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35000元。 海外收养家庭抵达后，通常前往省民政厅办理手续。在那里，福利院将孩子交到收养父母手上。 交接手续完成后，福利院提供孩子的弃婴捡拾证明和护照。少数孩子进去时会有出生证明，如果亲生父母当年给孩子留下了出生条，也有的会保存，给收养家庭一个复印件。 签证办好后，这些孩子跟随收养家庭登上飞往异国的航班。 4 被收养儿童的身世往往是这样陈述的—— 证明 邵燕妮（女）99年4月8日出生，于99年5月6日在邵阳市东风路23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曾运秀捡拾，于99年5月6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入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明 邵福高（女）2002年2月18日出生，于2002年2月18日在邵阳市宝庆中路155号门口发现遗弃在该地，被邵阳市居民张兰秀捡拾，于2002年2月18日由邵阳市广场派出所送于我院抚养，至今查找不到其亲生父母及其他亲属。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2002年7月18日 这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长大后从捡拾证明中了解自己的身世。一个带门牌号的捡拾地，一个实名的捡拾人，看起来事实确凿。 有些孩子想要寻亲，兰妮因此收到不少孩子寄给她的收养文件。她发现，有些证明跟刊登在报纸上的公告信息不吻合。 上文中的邵燕妮，报纸寻亲公告上她的捡拾地是隆回县民政局，但收养家庭收到的证明，捡拾地却在邵阳市。 被海外收养的孩子中有一部分，曾被亲生父母临时安置在其他人家代养，最终由于罚款问题而失散。 如果非常幸运地，收养信息准确记录当初来源于哪户人家，孩子十几年后仍可能凭此找到曾经的代养家庭。 不然，在DNA匹配出现之前，往往是说不尽的曲折。“邵燕妮”，原名杨叶，家住隆回县滩头镇龙石村七组的杨能善是她的亲生爸爸。杨家一直没停止过寻女。 在杨能善的叙述中，1999年，他在广州打工，镇计生办的人员带领三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员将他家团团围住，从他妻子怀里将杨叶抱走。 2018年的一通电话录音里，他们追问当年的经手人，对方言之凿凿：杨叶没有送出去，就在滩头。 DNA已经比对上亲生父母的另一个女孩，“邵福高”，原名刘欢，家在荷香桥镇聂家村七组，是刘期柏的第二个孩子。 2002年，刘欢被镇计生办送走后杳无音讯，刘期柏十几年来借债寻访。2013年，他被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5 2002年离开江西一个福利院时，小宇有一份成长报告。报告告诉她的收养家庭，女孩被村民捡到时，身穿棉袄和兰花围裙，头戴一顶宝宝帽。 一张红纸条，留下了出生日期。 小宇让带她的阿姨印象深刻的是，她笑起来声音很大，爱听音乐、反应快、特别合群。 虽然不懂中文，小宇的养母将这几张A4纸单独收藏，有时候取出来摩挲。但二十年后，在加拿大长大的小宇对我说，哪怕家里并不避讳，她从来都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世，害怕冒犯了收养她的父母，害怕显得没能融入这个家庭。 “小时候我努力让自己更像白人，上高中后见到其他亚裔，想跟他们交朋友，就拼命模仿纯正的亚裔。” 18岁之前，每当小宇想到亲生父母，她都不敢告诉养父母她想找他们。她怕发现他们已经去世，又怕中国那么大，根本没有找到的可能。 “没有来处”的困惑，缠绕着这群年轻人。兰妮家的大女儿从小到大都想找亲生父母，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当年没有把她留在身边。哪怕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也好，她对兰妮讲。 这种困惑旁人难以感同身受，每则被收养孩子回国寻亲的报道底下，评论总是争着劝退，“不要找了”“没有必要”“养恩大于生恩”。 兰妮几千人的通讯录中，寻亲的孩子身处世界各地。虽带有同一个身份标签，这十几万个收养了中国孩子的海外家庭里，亲子关系或许也有千百种模样。 如果收养父母不支持寻亲，年轻的孩子语言不通也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无法迢迢万里回国。有些孩子会特别执着地频繁给兰妮发信息： 你帮我找到亲生父母了没有？ 兰妮认识一位被收养的女孩，寻亲多年患了抑郁症。最终DNA比对成功找到亲生父母，依然走不出来。还有部分认亲至今没能进行。 找到，与彼此接受，是两回事。 但能知道孩子的下落，毕竟是幸运的。至少大部分父母不必再耗尽余生盲目在国内寻找。有一个父亲寻了二十多年女儿。实际上女儿七八个月大时，已经被辗转送到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