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赡康养：科学物理治疗，针对性康复训练，助力长者活力康养
2026 年 6 月 24 日
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担任议长的众议院迅速设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骂声充斥了中国的网路平台，比如“麦卡锡为对华鹰派提供了平台”、“‘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复活”、“‘弱主’麦卡锡切勿掉入自我编织的反华陷阱”，形形色色的标题不一而足，颇有“不信春风骂不回”之气势。其实，中国方面与其痛骂麦卡锡等鹰派，还不如研究一下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演变史中，堪称中美友好甚至接近“准蜜月”的那段时光（1972-2016年）缘何而来，缘何而逝，以便面对长期的“阴天”版。 阻击中国 麦卡锡只是顺势而为 麦卡锡这位共和党议长因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而被中国批判嘲骂，不过，北京千万别以为中美关系能够“一骂引得春风还”，因为麦卡锡那张“阻击中国”的清单，上列各项事务并非麦卡锡首创，而是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形成的对华政策趋势。 比如麦卡锡称，“我听两边同事说，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威胁很严重。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是川普当政时期尤其是2019年以来美国朝野逾半人士的共识。 麦卡锡向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们说：“你想结束我们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委员会将对此进行调查。”“你想阻止对智慧财产权的盗窃并将供应链带回美国？这个委员会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结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阻止中国在美的智慧财产权盗窃活动，是2019年3月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中国“千人计画”内的美国教授损兵折将，最后导致华人教授痛感美国外部环境的不友好，只好惜别美国回到科研环境远不如美国的中国。 其馀那些令中国愤怒的麦卡锡行动，诸如“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限制中国在美国的外宣活动和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在川普四年当中的后两年全都出台了，一律打包装入“注册为外国代理机构”这个筐中。限制中国在美购买农田这事，麦卡锡议长并非“罪魁”，2022年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份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购买农地。 麦卡锡将上述问题列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项目，打包给“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统一管理，是合乎美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始于川普时期，究其因是全球化陷入困局之后，美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重新定位的一种外交调整。北京要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与国家利益考量？如果中国有，美国当然也应该有。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维持友好是借哪个群体之力，这个群体在美国政界是否有延续性。 美国对华外交关键人物 北京按友敌划分 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阴天版”与“晴天版”交替出现，阴天版的标志是一位元美国政治人物被宣传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晴天版会出现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成为标志性人物。 司徒雷登——国共内战时期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1948年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一度收入小学教科书，尤其是那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小学生们过目不忘。 杜勒斯——第52任美国国务卿（1953年－1959年），被公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阐释者。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颜色”，“美国通过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 基辛格——第56任美国国务卿。中国人都知道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季辛吉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而秘访中国。基辛格的对华政策被概括为：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影响美国对华外交40馀年，也因此获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 蓬佩奥——第70任美国国务卿。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还从未对任何一位白宫官员进行如此无礼谩骂。 基辛格时代的对华外交：因一代中国通成势 基辛格一生访华近百次，2021年逾93岁高龄还曾访问中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北京刻骨铭心，赠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不过，1970年代以来中美国关系并非季辛吉一人之功，那是一代“中国通”共同努力推进的结果。这一点，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的‘中国通’们既是引导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引路者，也是中美两国决策圈相互沟通、增信释疑的桥梁。中美建交之后长达40年的友好合作，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们的付出与努力密不可分”。 美国第一代中国专家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稍晚于他们第二代中国专家如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都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代中国通不仅参与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还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深谙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美国“不战而胜”、“历史终结”所带来的那种骄傲，美国引领全球化和资讯化浪潮所带来的那种自信，使他们对改造并引领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成为负责任大国有充分的自信。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部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这些美国中国通当中的重要成员，著有《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2022年12月，他接受英文大纪元《思想领袖》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时，谈到当初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如何秘密帮助中国崛起：“我们在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有2300人，这一基本结构一直在继续——大使馆内有50个联邦机构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的对应机构科技部之间一度拥有60多项协议，便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迅速分享自己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同时资助中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大学。该团队负责（向中国）提供情报、武器、先进技术、贸易，帮助创建机构。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局，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疾控中心……” 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帮助中国崛起的热情于此可见，但白邦瑞并未谈到这热情从何而来。实事求是地说，直到世纪之交，中国还未脱贫，专业人士来美交流访问，都需要美国出资邀请，因此，在中国崛起这前，这些美国中国通们的热情主要与信仰相关。他们大都是“婴儿潮”一代，其“中国情缘”有信仰因素。1968年，推动巴黎红五月的青年、美国反越战青年、日本赤军当时信仰的精神导师与领袖号称“三M”：马克思（Marx）、玛律库塞（Marcuse）、Mao（毛泽东），示威者高举的各种领袖画像当中有毛的画像。很多“1968年人”因为崇拜毛而向往中国并学习中文，认为中国文革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亲近感移情到毛后的中国，才会在促成中美友好时、帮助中国崛起时不遗馀力。 如今时代变了，这代中国专家不少被称为“拥抱熊猫派”，在川普时期对华外交的调整过程中，已相继淡出美国外交界，因此，中国对美外交失去了一只非常重要的友军。在此情况下，北京必须立足现实，学会在没有友军说明沟通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对美外交，仅靠骂声无法重构“中美友好”。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原出处。※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最近，台湾海峡成全世界的关注焦点，由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北京宣布进行三天军事演习。从结果来看，这次实弹军演暗示未来对台战略：中国将来极可能以某种不构成直接冲突的程度来运用武力，比如用“围而不打，疲敌之师”的方式，对台湾施行极限施压。这种方式被一些专家称为“灰色地带”战争。尽管美国的军事分析专家还未谈到美国今后的对台政策，但美国实际上已从原来设定的“装甲兵”成为台湾安全的唯一“保护者”。 美国军方设定的美台关系为“装甲兵”角色 台湾与中国体量相差太大，尤其是整体军力相差悬殊。中国多年来对台湾虎视眈眈，但“武统”只挂在嘴上，这并非惧怕台湾本身的抵抗能力与意志，而是顾忌美国强大的军力威慑。由于美国国内政治起伏多变，军方直到近几年才推出成型的对台政策——“豪猪战略”（Porcupine Strategy），主张“美国应该充当装甲兵，而不是保护人”。 在此对“豪猪计划”略作解释。这个“豪猪战略”公开见之于媒体，是前北约司令、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2021年7月4日参加纽约WABC 770 AM-N.Y. 周日的“猫圆桌会议”（The Cats Roundtable）透露的。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扩军尤其是加强海军建设，针对台湾的意图非常明显。美国军方拟定了一个“豪猪战略”，在未来五年内，由美国负责提供武器与相应的军事装备，让台湾积累大量的防空、反坦克和反舰武器弹药，包括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和移动海防巡航导弹（CDCM）等低成本弹药，一套庞大的无人情报、监视和侦察（ISR）以及打击系统，它们有能力摧毁中国昂贵的海军舰艇和海军装备，能够打击大陆沿海目标的反击能力。所有这些，将不断增加中国赢得战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斯塔夫里迪斯说：“这被称为豪猪理论，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变得多刺且难以消化，中国就不太可能想吞并它。” 其目标可以这样概括：台湾成了“豪猪”之后，在战争的沙盘推演中，中国测算到攻打台湾，宛如面对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无从下口，也难以消化，最后就会放弃。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对这一战略心领神会，总结为“美国应该充当装甲兵，而不是保护人”。 豪猪计划配之以统合威慑 这个计划还有一个补充，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澳大利亚的智库洛伊研究所开发了“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 API），当考虑 API 的“联盟力量乘数”时，战略计算将发生显著变化。这个指标是联合军事能力与一个国家的自主军事能力的比率。这个联合军事能力主要是指盟友，主要盟友当然是美国。美国的行动可能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所说的国防部综合威慑概念相一致。据推测，综合威慑意味着在不放弃直接回应解放盟国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为台湾）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美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或俄罗斯会面。该战略还将军事要素与经济战结合起来（俄乌战争后的对俄全面经济制裁就是统合威慑）。此外，亚太地区其他美国盟友也将参与。 “豪猪战略”以五年为期，是参考了其他计划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将于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目标，因此台湾定于2027年按照“豪猪战略”完成计划，日本2026年完成新型超高音速反舰导弹的战略部署计划。与此同时，美英也正在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的AUKUS协议——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为了对付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威胁。在盟友们加强军备的这段时期，如同前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所说，美国军队仍然“非常强大和非常有能力”，有能力支援与保护盟友。 唯一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等到五年之后台湾及美国盟友们充分准备好后再发难。这点，美国拜登政府也有办法，以“战略模糊”设计对华政策，包括台海关系，让北京在此之前不会攻击台湾。从逻辑上推演，一切看似十分合理。没想到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让美国的对华战略模糊政策遇到极大的风险，甚至可能终结。 中国台海军演其实是预定戏码 针对中国军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4日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北京的挑衅行为是重大升级，是其改变现状的长期企图”，并宣布延长航空母舰里根号及其打击群在南海停留的时间，并推迟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勿庸多言，如果不是顾忌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很难设想这次军演会如何发展——世界都知道，俄乌战争的开局就是俄罗斯军演成为军事行动，北约与乌克兰也做了自认为足够的提防与准备，但目前已成尾大不掉之局。 关于佩洛西访台，目前美国几大主流媒体正在从后果方面反思，说得够透彻也不客气，本文想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佩洛西访台一个意外结果：台海关系格局改变，以前是中美台三角关系，今后台湾只是中美关系框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台湾只是没有多少自主性的谈判筹码。换言之，美国的“豪猪战略”仍然在实施，但美国却从“装甲兵”成了“保护人”——至少在2027年之前必须如此。 那么，回到一个问题：如果佩洛西不访台，中共是不是就放过台湾了？当然不会，只是步子会缓和一些，比如在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这件头号大事确定之前，可能不会有如此大规模演习。这样说的理由是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国防部宣布，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纲要》共6章59条，对基本原则、组织指挥、行动类型、行动保障、政治工作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部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规依据。 因为内容不详，人们只能从术语的创始国那里寻找解释。“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术语，20世纪90年代在美军的作战纲要等军事文件最先出现，随后被北约、俄罗斯及日本等采用，“非战争军事行动”通常包括军事威慑、国际维和、反恐怖活动、反走私、缉毒、戒严、防暴平暴、抢险救灾、支援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等——虽然中国未公布详细内容，但军事分析人士都知道是针对台湾的。 《华尔街日报》于8月6日刊登《中国实弹军演暗示未来对台战略：逼迫而非入侵》一文，认为这次为期四天的演习于8月4日中午在六个区域启动，这些区域实际上包围了台湾，相当于一次暂时性的封锁。因此，这次演习是一次释放信号的演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称：中国今后更有可能以某种不构成直接冲突的程度来运用武力，这种方式被一些专家称为“灰色地带”战争。 熟悉中国国共内战林彪所部东北野战军的“长春围城”（1948年5月-10月）这段历史，就知道这个所谓“灰色地带”战争就是“围而不打”，断绝城中粮食及各种生活物质供应，最后迫使敌人屈服。WSJ文中因此提到美国必须保证台湾的能源、药品及淡水等物质供应。 美国现在还在努力，想将中国拉回到谈判桌上来。不管最后努力的结果如何，也不论“豪猪战略”最后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在2027年台湾正式完成“豪猪战略”的布署之前，台海冲突的主角，不再是中国与台湾，而是中国与美国。如果要来个“战略场景想定”：从此以后，中美双方在台湾的主要精力今后可能就在如何实施“危机管控”。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域上，美国航母及舰群得长期守候，与中国玩“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毛泽东当年打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可能只差一个“敌疲我打”不会被实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俄乌战争虽然还未告终，但世界已经将眼光转到中国。西方国家正盯紧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关税豁免究竟什么时候成行，中国斥资2500亿元，购买近300架空客，这对于自1991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的德国、陷入高通胀之苦的德法两国，几乎有雪中送炭之效，正处于对华战略摇摆阶段的美国，那摇摆的钟锤很快将定出中心位置。 西方对华外交：以经济为中心 如果不沉溺于中文自媒体各种稀奇古怪的政变传闻，只看世界几大金融机构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就会明白西方关注的其实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而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后，VOA发表了一篇《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美国或需改变对华战略判断》，该文记者采访了数位华府智库人士，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筑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崛起，“美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是基于过去经济数据之上的、直线性上升的推断。” 意思很明白，美国对华战略的钟摆摆锤是经济，只是过去假定中国经济处于上升状态，现在形势变了，中国经济将进入衰落通道，因此得调整对华外交战略，意即是“战略竞争关系”，还是“竞争中有合作”抑或“合作中有竞争”，何者在前这一次序很重要。 这些智库人士的考量其实与白宫意见一致。拜登政府一年多以来，其实也多次说过，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为核心。只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太复杂，弄成了如同基辛格形容的这种状态——在英国《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7月2日刊登的专访中，在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基辛格指出，拜登政府似乎试图对话，但“美国政府通常会以一份有关中国不公正行为的声明作为开场白”。“强调台湾问题会产生对抗。我不知道对话会产生什么结果，但目前，我认为我们陷入了困境。” 美国对华政策看似摇摆实则有中心 西方世界主要是美、欧、加拿大、澳大利亚，还包括日本在内。尽管从去年以来国际格局形成多极化趋势，但西方世界在关键时刻仍必须追随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比如本次G7最大看点就是6月26日的G7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画了一张雄心勃勃的基建宏图——“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GII），目标是在2027年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6000亿美元基建资金，其中美国自己承担2000亿美元，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则要筹集3000亿欧元。但专业投资分析者都注意到这6000亿并非全是政府投资，是通过撬动私人资产，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效果如何，分析者情不自禁地提到美国政府前些年一直推行的“电力非洲”倡议。 根据《2018年电力非洲年度报告》的数据，“电力非洲”中的145个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中有一半是美国公司。美国出台“电力非洲倡议”的重要意图之一是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如何解决融资和投资回报的问题是私营资本投资的关键，“电力非洲倡议”也因此实施进程缓慢，因为私营资本对于投资非洲电力持观望态度，担心倡议大规模推进竞争性购电协议本身就蕴藏着违约和债务的风险。 G7会议召开的同时，正逢美国制裁五家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军工企业。7月1日，路透社发布一条消息（英文）：《美国官方消息：中国没有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要点是：美国商务部于6月27日宣布，将五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它们涉嫌在莫斯科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时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但路透引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员的话，美国政府本周早些时候对中国某些企业采取的执法措施只是针对这些企业个体行动，而不是针对中国政府。“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有系统地逃避或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路透这条消息让人联想到自6月8日以来美国财长耶伦女士关于中国关税的声明，她在国会听证会与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免除）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借此缓解处于几十年高位的通胀。 虽然目前尚无最后的消息正式公布，但耶伦作为财长在拜登政府的金融经济议题上的作用尤为关键，也因此，免除中国关税，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钟锤摆动中心。 国际金融的两个指标显示的动向 以下两个因素可能会加重免除中国关税这一政策建议的权重。其中之一是中国250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让欧洲飞机制造商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日交易。这块石头丢下去，波音的反应来了，该公司发言人称：“令人失望的是，地缘政治差异继续限制美国飞机出口，对中国的销售历来支持数以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波音敦促拜登政府考虑改变对华政策。 另一条则与美元霸权有关。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今年5月公布全球支付系统最新数据：在国际结算体系中，欧元份额已经涨至37.79%，美元降至38.85%，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为2.15%，保持全球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的地位。排名第三、第四名的是英镑与日元，日元比人民币只高不到0.6个百分点。 一直关心美元地位的三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人员6月1日在IMF的博客上发表联名文章《美元主导与非传统储备货币的崛起》（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该文指出，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降至59%以下，延续了20年来的下降趋势。美元失去的份额，四分之一转向人民币，传统上在外汇储备组合中并不重要的较小经济体货币，如澳元和加元、瑞典克朗和韩元，则占到了从美元转向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这比例在外部人看来微小得可以不予计算，但在IMF专业研究人员看来，表明了美国作用下降的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6月30日的消息证实了IMF研究人员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据报道 ，瑞银(UBS)在2022年4月至6月期间对30家主要央行所做的年度调查显示，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中对人民币兴趣升温，已经投资或有兴趣投资人民币的央行储备管理机构的比例从去年的81%升至85%。专业人士称，这是地缘政治纷争可能削弱美元主导地位的一个迹象。 拜登政府考量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复杂，加之今年俄乌战争发生后中国不肯与西方站在一条战壕，美国民主党有中期选举压力，断然做出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外界看到拜登政府班子对外公开表达的意见很不一致的原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对与中国的竞争关系直言不讳，在内政和外交上布下棋局，这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 三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大型抗中法案《美国竞争法》(America COMPETES Act), 以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先进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提升美国竞争力在全球领域中与中国的抗衡能力。 此前，《南华早报》刊文称，有中国外交专家认为，华盛顿针对中国的战略转移已经准备就绪，而拜登已就“极端竞争”放话；中国需了解华府制定中国政策的新面孔，这就是所称的 “新生代对华辣手”(tough new China hands)。 中国研究者点名美国对华政策“辣手” 《南华早报》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员樊吉社认为，美国拜登政府对付中国的新战略主要落实在四个方面，包括建立国内共识，加强外交、军事和经济同盟，将新政策的方向制度化，以及培养新人才。 樊吉社提到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他们都是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受到美中双边高度认可的关键人物。 樊吉社指出，强烈对比之下，美国现任国安顾问、拜登总统的中国政策主要操作人沙利文(Jake Sullivan)，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Kurt Campbell)，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科林·卡尔博士(Dr. Colin Kahl)等多名关键部门官员，则被认为是美国对抗中国的新生代“对华辣手”。 樊吉社说：“新生代仅仅观察到过去20年的中国。他们看到美国力量下降和中国力量上升……他们对中国更强硬，但是自己的信心却在跌落。”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中国战略部主任白邦瑞博士(Dr. Michael Pillsbury)告诉美国之音，美中关系上，汉克·保尔森和尼克松等这些老一辈对华专家，“在年轻一代研究中国的(西方)专家眼里已经失去了信誉，尤其在石宇(Issac Stone Fish)不久前推出的新书《美国第二》(America Second)中更是如此”。 “对华辣手”将索要公平自由和人权 沙利文作为国安顾问和拜登总统的中国政策主要操作者，2021年11月7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再谋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事实上，这被视为“明显区别于诸多美国前朝对华政策的标志”。 沙利文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两个大国能够在世界体系中共同运作，总之是“体现一个开放、公平和自由的印太地区；一个开放、公平和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其中，世界人权宣言所崇尚的基本价值和标准，需要在国际体制中获得尊重”。 沙利文指出，美国对华关系中应该获得关注的重点是，“我们是否与中国达成有效竞争的条件，以便美国能够依此在全球范围捍卫自己的价值，推进自己的利益”。 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在论及美国的国际作为时，也强调“竞争”概念。 坎贝尔今年年初接受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线上采访时称，“中美之间的主导模式将越来越多地由竞争来定义。而且，从根本上说，我们相信，可以以竞争为特征的方式与中国合作，但我们在某些领域进行竞争的同时，将在创新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自己社会的积极性。” 他也强调，美国将寻求采取措施，防止竞争的某些方面转向军事意义上的危险境地，或者导致美中之间无意中的碰撞。 与此同时，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称为“是什么货色”的美国“印太经济框架”让北京公开表达不爽。 今年二月，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台北说，在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中，美国“无意让中国加入”。 路透社引述康达的话说：“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正在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进行初步对话。他们与我们一样，也希望重回过去那种愿景，就是一个国家不受胁迫，并能够以不受阻碍的方式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目前不打算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印太经济框架。” 有分析称，康达表态的潜台词应该是，中国的出现破坏了该地区过去的美好；中国以“胁迫”方式“阻碍”当地国家追求利益的自由。 美国政策精英改变风向始于数年前 “哈德逊研究所”的白邦瑞博士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政治精英改变对中国政府看法的风向并非现在，而是开始于数年前。 白邦瑞指出：“拜登总统的许多顾问都对我在著作《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出的主意和对问题的分析表达了感谢。我认为，他们从拜登还在当副总统的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研究和实施那本书里提出的想法。” 白邦瑞在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称，中国包括孙子兵法和关于毛泽东战略在内的文字作品都强调“欺骗” (deception)，“中国式欺骗主要是为了诱使敌人在行动上出错，而不是为了完整实施自己的计划”，意即他们欺骗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对付敌人。 他认为，美国没有了解中国，甚至在诸多方面误解了中国，这些误解包括：接触带来全面合作；中国走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中国是脆弱的花朵；中国希望像我们，而且正是像我们一样；中国鹰派很弱小。 加拿大历史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齐慕实教授(Professor Timothy Cheek)告诉美国之音，对中国的误解“源于我们这边，而非中国。凡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读过中国有关文件的人都知道，中共从来没有承诺过，也没有暗示过，如果能够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实现民主。中共只说，它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这点它做到了。至于它会变成像我们一样的民主体制，则是美国和西方，甚至包括我个人的一种幻想……这显示，我们对中共政治现实的了解少得可怜……是我们这些西方人认为，中国还弱小，所以可以继续放纵一下他们的感情，因此避免过多批评中国政府。” 而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中称，“美国人的傲慢让自己相信，成为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抱负。” 美中合作50年，谁变了？ 美国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中心，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公布的调查报告《应对龙–跨大西洋的中国挑战》中称，“美国与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其行为和政策反应，都趋于相同……美国与欧洲现在面对的中共党国，与过去40年双方都寻求以伙伴关系合作的国家，已经非常不同。” 报告称，此后新冠的大流行加剧了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这份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姿态变得更加强硬，更加苛刻，更加蛮横，更具对抗性，更不容忍……在国内，中国也变得更加高压”。 台湾欧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裘兆琳博士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变化是明显的。中国GDP从2003年美国的八分之一到2009年的三分之一，2008年举办奥运年，神舟7号升空，2008年开始一度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便有学者开始说“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裘兆琳引用清华大学知名学者阎学通的话说，“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实力弱时采取的政策，将来实力强了会不一样，不是永久性政策。” 裘兆琳指出：“这是2010年说的……习近平掌权后，2013年突然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南中国海岛礁秘密军事化，到‘东升西降’提法……中国一改过去的魅力攻势，转为战狼外交……”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齐慕实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已经强大，而且更加强硬，西方无需继续放纵其感情……需要接触和批评同时进行。我们与之接触，也接受他们的不同，但要求彼此尊重。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共肯定要求我们视台湾为中国的叛离省份。但是，台湾有民主，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在中国国内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人权问题上，我们都不能对北京投其所好。” 美国胡佛研究所在不久前的播客节目中说，“美国精英(一度)喜欢谈论‘5000年文明’，但这种可能直接来自《中国日报》的说法，强化了北京的话语重点。” 有分析称，美国政府的“对华辣手”无论是“大辣”还是“小辣”，都说明，美国已经从过去对中共的不了解、误解和不切实际的玫瑰梦中醒过来了。
德国选民星期天（9月26日）参加联邦议院（Bundestag）的选举,结果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以微弱优势击败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属中间偏右的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和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组成的联盟党。 选举当局星期一（2021年9月27日）清晨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社民党获得近26%的选票，联盟党获得大约24%的选票。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拿到多数票，各政党谈判组阁将不可避免。 此次大选意味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的时代将终结。 德国多年来都是两党组成政府，这次选举后也可能出现三党组阁。在德国的议会政治体系中，所有政党都可以参与组阁的“探索性谈判”，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限制政党分别举行组阁谈判，但传统上是由最大党邀请其他小党谈判。而新选出的联邦议院必须在选后30天内，也就是10月26日之前举行就职仪式。 如果几个政党原则性同意结盟组阁，接着就正式展开谈判，磋商政策议题，待所有谈判结束后将讨论由哪个政党负责哪些政府部门，签署联盟协议。结盟组阁的政党接着推出总理人选，再由联邦议院表决。 德国上次大选在2017年9月24日举行，基民/基社联盟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联合经长久谈判同意组阁，直到2018年3月14日才正式表决由默克尔担任总理。 在德国8300多万人口中，6040万人有投票权。而这次选举共有47个政党和团体参加，是德国统一后最多的一次。不过，只有6个大的政党最有可能进入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 德国的联邦议院有至少598个议席，但是德国复杂的投票系统意味着实际议席可能会更多。即将结束的现届议会有创纪录的709席。即将选出的预计可能席位还要多。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这次选举的邮寄选票比例远远超出4年前上一次选举的28.6%的水平。
全球最富有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的领导人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的口号，谋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以抗衡中国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 据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领导人希望利用这次峰会向世界展示，全球最富有的民主国家可以提供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之外的发展之道，并谋求采取协调行动，回应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越来越强势的表现所带来的挑战。 报道表示，白宫说，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希望他们的计划“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将提供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到2035年所需要的40万亿资金的差距。 一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这不是为了对抗或与中国较量，但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还没有提出一个反映西方价值观、劳工标准及做生意方式的积极和透明的替代方案。 白宫补充表示，七国集团及其盟国将利用B3W项目，在例如气候变化、卫生及健康安全、数码技术以及性别平等等方面，调动起私人领域资金。此外，白宫将与美国国会合作，对现有发展援助提出补充，并共同催化出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基础设施投资。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公报表示，七国集团领导人意识到低中收入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巨大需求，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公开及合作的方式，帮助满足这些国家的建设具有劳工、环境、社会等高标准及透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 公报还表示，七国集团将设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发展出一些实际的建议，2021年秋季向峰会做出报告。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项目，发展从亚洲到欧洲及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协议，在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上合作，涉及数万亿美元的资金。 不过，许多“一带一路”项目受到外界的诟病，被批评涉嫌低劳工标准，不注重环保，并使一些偿还能力差的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从而受制于中共。
为期两天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终于结束，除了会谈内容照旧“一会各表”之外，有趣的是两国的出场者与看客们对双方胜负的判分几乎呈两极，更有趣的则是这场怪罪游戏中，美方指责杨讲话列举的所有内容当中，最让美方不愿意面对的那几句话，出场者与媒体都不列举。一场会议及事后余波为何陷入如此分裂的状态？其间因由值得分析。 一场会见，双方都自我感觉“胜利”了 美方除了指责中方不讲外交礼仪之外，认为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方达到了举行这次会议的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告诉他们我们对中国所采取和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的严重关切，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也有同样的关切。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还希望明确阐明我们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和世界观。我们也做到了这点。”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称：“我们清醒地来，清醒地离开。” 有关新疆、港台等问题，以及美国针对中国对待西方盟友的立场，美国曾多次公开谈过。将通过外交会谈让中国知晓列为会谈目的，除了美方认为中方完全不看任何美国官方声明，只有当面告知才算“专此布达”。沙利文的话则是十分正确的无用之语。 中方则认为自己挫败了美方。3月19日，人民日报@PDChinese干脆在Twitter上发推文称：“【两个辛丑年的对比】：“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美国不代表世界舆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仿佛中国又面临八国联军之威胁。大外宣媒体评称：上述这些话，在新浪微博上24.5亿阅读量、116万讨论量，全球媒体的集中报导，至少说明正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2+2会谈，已经确定无疑地“走进”了舆论舞台的中心，一副“离开中国不成国际话题”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两国反对者都认定自己反对的政府才是输家 中国在美的政治反对者多认为中方被美方大肆折辱，当然也重复了美方与美媒批评的中方不讲外交礼仪这点。甚至还将美方连饭局都不设视为极端轻视中方之举。当然也复述了美国指责中国官员“哗众取宠”，故意制造“戏剧效果”，只是为表演给国内人民看这一说法。 Geller Report于3月19日发表《拜登弱爆了，阿拉斯加会谈美方受羞辱》，评论中引述了多位人士表达的不满，比如章家敦认为中方态度倨傲，前来发号施令，美国居然能够忍受；还有人指责美国现政府太没骨气，更有人沉痛总结：美国“有像中国这样的外部威胁，但在国内，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和身份政治让我们变得四分五裂，自我厌恶。中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才在阿拉斯加用‘黑命贵’做谈话要点。因此，就像用全力对抗中国一样重要，共和党官员和任何愿意倾听的人都必须尽其所能结束国内的反美灌输”。该文还引用了前国务卿蓬佩奥在Twitter上就阿拉斯加会谈发表的评论：“力量能威慑坏人。弱点导致战争。” 但真正让美方出场者产生羞辱感并作出回应的话，美中双方都不提，媒体也自觉回避。迄今为止，双方都未刊出视频全部译文，只有香港一家FX68 财经花时间翻译后全文登出。 被双方有意不报导的话是什么？ 杨洁篪在严重超时的发言中有两段陈述： “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美国在推进本国民主方面所做的工作不仅应由美国人民来评价，也应由全世界人民来评价。……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美国要改变自己的形象，停止在世界其它地方推进自己的民主。美国国内很多人其实对美国的民主缺乏信心，对美国政府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只要对2020大选被民主党的反川联合阵线（捍卫民主联盟）的系统性窃选有所了解，尤其是了解到中方深度介入了美国大选并帮助窃选的相关事实（前情报总监在11月7日后有陈述），看过中国官媒与官方学者对此的评论，就明白“由全世界人民来评价”是指：全世界都知道民主党窃选，美国国内的窃选调查报告有好几份，就你们自己假装不知道；“停止在世界其它地方推进自己的民主”指的是：美国民主党将在国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全套方法都用在2020大选上了——中国官方学者确实如此评价过，相信这也是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常用话语。 布林肯对此心知肚明，因此针对杨的发言有如下一段回复：“我们在国内的领导能力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不断追求，如我们所说，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而这种追求，从定义上来说，就是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我们会犯错，我们会逆转，我们会后退。但纵观历史，我们所做的就是公开、公开、透明地面对这些挑战，而不是试图忽视它们，不是试图假装它们不存在，不是试图掩盖它们。有时这是痛苦的，有时是丑陋的，但每一次，我们都走出来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好、更团结。” 杨这段话与布林肯的针对性回复，中外媒体都有意忽略。这段暗含讥讽美国大选舞弊的话，于中方来说点到即止，尽管手上有证据，但只是用来敲打，引而不发远比撕破脸谈这事好得多；于美方来说，这是心头之痛，涉及到本届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于西方媒体来说，这是它们努力要掩藏的事实，从2016年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在有关川普的问题上，于他不利的夸大十倍百倍报，错了也从不道歉，《纽约时报》曾详尽地多次报导了1月6日国会山事件中斯尼克（Brian Sicknick）警官的死亡“真相”，被揭穿是谎言后悄悄撤稿了事。《华盛顿邮报》报导乔治亚州州务卿提供的川普要求其帮助找选票之事，也是谎言，同样只悄悄撤稿。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中，杨对美国大选舞弊的指责其实是倒掉的最大的一棵树，但美媒假作不见，拼命报导那些折断的小树与树枝。 中美都只看到对方的弱点 大选舞弊是美国左派对本国软实力的自我摧毁，蓬佩奥评价此事件指的“弱点”极有可能是这；民主党的极左社会经济政策将使美国的硬实力受到摧毁性打击，目前的通胀表明这一天会很快到来，只是美国的当权者对此视而不见。 习近平最近在两会期间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此前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谈到国际形势时，作出“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谈到中美关系时，习作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杨洁篪阿拉斯加会议发言，算是习近平对美“平视”理论的实战演练。 事到如今，有必要重温美苏冷战的经验。美国“冷战战略总设计师”凯南（George Kennan）曾说过，赢得冷战的关键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向全世界展示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只有解决了自己的事，“美国方能对其它国家的和平和有序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且让自身从中获得最大的裨益”。 凯南这段话，其实道出了美国曾经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成功之道：1. 解决好自己的问题；2. 帮助别国发展；3. 最后让自身从中获益。 阿拉斯加会谈没有赢家，中国没能让美国重拾奥巴马对华政策，美国则被狠捏痛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双方都有必要重温凯南那封列入史册的著名长电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大纪元）
虽然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与中国对口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首次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但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认为，拜登总统对美中两个大国关系得改善“是有好处的。” 与拜登相识40多年的科恩在参加北京主办的一个视频论坛上表示，拜登接任总统后，美国与中国的接触与川普时期相比将会变得更加专业化、更符合外交习惯、更注意风度。 刚刚结束的美中高级官员对话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两国之间举行的首次会谈。双方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会谈开始爆发的争吵引起外界对未来美中关系走向感到担忧。不少人甚至担心，这次会谈可能难以进行下去。 但是，曾经担任美国联邦政府顾问的戴维·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则认为，这次会谈实际上要比外面看到的情况要好。 参加这次会谈的两国官员在会后发表的评论显然出人意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方达到了举行这次会议的两个目的。 他说：“第一，我们希望告诉他们我们对中国所采取和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的严重关切，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也有同样的关切。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还希望明确阐明我们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和世界观。我们也做到了这点。” 中方代表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会后向媒体谈到会谈情况时说：“这次的战略沟通是坦率的、建设性的，是有益的。” 从会谈开始时针锋相对的争吵到会谈结束时作出“坦率”“建设性”，甚至是“有益的”和“达到了目的”评价，这中间的跳越之大实在超出人们的想象。 鲁宾斯坦是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的创始人。他虽然认为，这次会谈虽然有收获的，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一进展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好了准备。他估计，拜登和习近平至少在一年内都不会见面。 但鲁宾斯坦指出，这并不一件坏事。路透社引用他的话说：这是因为“他们（拜登和习近平）都在幕后争取，在峰会举行的时候能够拿出一些富有成效的东西。” 目前舆论对这次安克雷奇会谈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乐观派认为，两国接触比不接触要好。拜登上台后改变了川普执政后期两国各种对话平台全部关闭的状况。这次两国高级官员会谈虽然进行的颇为艰难，但毕竟是一个开端。只要坚持沟通就能够避免误判，这对稳定双边关系是一个利好消息。 悲观派同意布林肯在会谈开始前的说法，认为这次会谈不是中方所称的“战略会谈”，而是一次“一次性的活动”，如果中方没有作出任何妥协和改进，双方就不可能恢复任何沟通机制。 观察人士指出，令人值得担忧的一点是，中方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这次在会谈中向世界展示出的粗暴和不讲道理将会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留下怎样的影响，尚难预料。 杨洁篪说，美国的民主如何？要由世界人民来评价。王毅日前还说，中国做得好不好，要由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一位化名“CIA”的网友认为，杨洁篪实际上是来下战书的。在他会场发飙的同时，人民日报展开了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的宣传攻势，这显然是“一尊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 这位网友说，“美国政府从来不会对受到的羞辱沉默以待”，愤怒的美国将很快从中国的对手变成中国敌人。他认为，中国不会从中捞取什么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