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每逢清明节，都有无数人跳出来赞美传统，说中国人历来敬畏祖先、敬重逝者，美好情怀世代相传，老实说我对这些说法是一个字也不信。几年前于贵州旅行时，在锦屏县隆里古城偶遇出殡。当地人的风俗与平时所见不同，送葬队伍十分庞大，足有两三百人之多。前面的队伍敲锣打鼓，仿若仪仗，却又不是那种悲伤的唢呐声，反倒如喜庆一般。觉得好奇，便多看了几眼。 小城只有一条主街，所以游客只能站在路边石阶上等待出殡队伍过去。只见旁边一对夫妇捂住女儿的眼睛，嘴里说着“不要看，不要看，这些看了不好的。” 为什么“看了不好”？恐怕是怕“沾染晦气”吧。我相信，如果这对夫妇早知道会碰上这个场面，可能就会换个时间再来。 在现实中，很多中国人对死亡这个事情非常忌讳。平时遇到出殡队伍会觉得晦气，去墓地更是要做足辟邪措施。如果你闲着没事干跑去墓地，长辈多半认为你是犯了神经病，还会担心你撞邪。 这就造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很多中国人最讲究敬重祖先，但嘴上说得好听，一年到头也就清明时节去拜一趟祖先——当然，很多人会说自己心里有，不过我内心存疑。 网络图片 南方的闽粤桂黔等省份有在厅堂摆神台拜祖先的传统，每日上香，但如今的城市年轻人也很难接受新居装修时留一个神台位，所以这样的传统也越发式微。可以说，大多数人与祖先的“沟通”机会，也就是清明扫墓的那一天。而且即使是这一天，很多人似乎也很“嫌弃”，一边敬着祖先，一边担心碰上什么“脏东西”。 有一次，我在所居小城里探访古村落，出来后打算去另一个村，导航设置了一条最快路线，结果开着开着才发现，导航APP百无禁忌，让我直接穿过本地的公墓。若是换成某些人，肯定大喊晦气。我倒是跟导航APP一样百无禁忌，不但没有避开这条路，还中途停车，走上半山腰，在自家祖先的墓碑前拜了拜。 说实话，虽然我百无禁忌，但非清明时节去拜祖先，这还是第一次。偌大的公墓占据了几个山头，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一座座墓碑包围着我，记录着一位位远去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过往，可他们分明合力造就了巨大的天地苍茫感，让我心生敬畏。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与自家先人也建立了某种沟通，是以往未曾体会过的真正的沟通。同时我也在想，一座容纳了这么多逝者的公墓，每年只有清明时节才人头涌涌甚至塞车，平时时常空无一人，说明了什么呢？ 网络图片 这样的情境，让我想起了曾在波兰一座墓园里的经历，也是一段我曾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的经历。 作为一个百无禁忌的旅行者，我除了热衷寻访名人故居之外，还一向有逛墓园的爱好。我的朋友贾葭喜欢探访名人墓地，我也喜欢，但更喜欢的却是普通人的墓园。在欧洲旅行时，教堂旁往往有当地墓园，我总会进去逛逛。 西方人对死亡和逝去者的态度，与东方人大相径庭。东方文化给死亡赋予了很大程度的神秘感，也因此多了些禁忌。而西方文化面对死亡则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生者与逝者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界限和距离。 网络图片 也正因此，中国城市的墓园往往远离市中心，买房后发现对面山头有墓地而打官司的事件也并不罕见。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墓地是需要避忌的东西，是不能在日常见到的东西。但西方城镇的墓园并不会远离市区，往往在市中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许多墓园早已成为景点，比如布拉格的犹太公墓和高堡公墓。最著名的当属捷克库特纳霍拉的人骨教堂，它收藏了四万多具人骨，连教堂里的吊灯、圣坛、十字架和圣杯等都是由人骨制成，教堂外还有当地的墓园。在国内许多旅行攻略里，常称之为“恐怖教堂”，但说实话，我曾两次探访它，始终只感到神圣，从未有恐惧感。 我最喜欢的，是总能在墓园里见到当地人。而我所要提到的这段经历，便因人而美。 那是一个夏日傍晚，我驾车离开波兰奥斯维辛。因为当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里见到太多残酷的历史印记，我的心情难免压抑低落。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时，我临时起意，选择下车进去看看。 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地区，十点左右才会天黑，九点多方是黄昏，此时才七点多，依然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 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 这也许是奥斯维辛人的主要墓园。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就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一位中年女性侧身坐在一座墓碑前，正与墓中人私语。她与墓碑一起沐浴于阳光之下，见我走进来打破这片宁静，她冲我微微一笑，点头致意。 网络图片 那一刻，在集中营遗址中所压抑的情绪烟消云散，我真实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小确幸”。 我无意去比较东西方文化在生死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它有太多历史因素，早已根深蒂固，但我仍认为：一个对出殡场面、墓地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很难对自己逝去的先人有什么真正的尊重。如果我们将与先人的沟通变成一年一度、清明时节才有的“仪式”，那么这种“仪式感”也未必那么真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一锅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而我，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我并不是特殊，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 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将来的理想是当个家庭妇女，姜山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这是我理想或者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我也知道，完全当家庭妇女肯定会与社会脱节。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落后于时代。 这几年姜山全身心围绕着我转。我退役后，他去哪儿我就会跟着他去哪儿，不一定在武汉。姜山不喜欢小孩。他觉得小孩都太闹了，但我还是很渴望有孩子。 当我离开网球场时，我会和姜山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我们都一直很抵触将小孩交给父母带这件事。以前对国外的教育不了解，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看到国外的小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时，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如果将来真的退役有了小孩，我一定是全身心自己带。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我必须要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如果可能，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 我跟我妈聊天时，她会习惯用这样一些句式：你听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我心里说，那可不一定……当我有了孩子，我不能再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来教育他/她，我要给他/她足够的尊重和自由，我要给他/她说“不”的权利，我要让他/她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竞争者数量众多，资源有限，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容易产生攀比心，价值观容易扭曲。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 姜山也有同感。他觉得中国人的不自信是产生于家庭和教育，说得再实在一点，都是家庭造成的，因为父母老是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而且父母们总是采用说教的形式，不停地对孩子唠叨：“你该洗漱了！”“你该睡觉了！”“学习去！”一切行为都是在大人的约束下形成的，小孩自己就不知道做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就造成他的不自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除非父母敢采取放养式教育。 中国小孩的不自信来自于父母。为什么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自信？因为老外的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大家都看到外国人怎么带孩子，对孩子的主动性从不约束。孩子会觉得，只要不是违法的，或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我今天选择打网球，或者选择读书、打篮球、玩游戏，他都会很自信地自己选择，然后去做。 中国孩子遇事先想“我可不可以做”。这样长大以后，遇到事情都会根据惯性先问：“这样可以吗？行吗？”这两种状态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读完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同样读到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学识也许相仿，但他们的内在修养差别极大，他们以后的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应该来源于父母，根本不是学校教的。学校教的只是知识。我们小学课本最开始告诉你：爱人民、爱祖国，到大学才教你：不要随地吐痰。这其实完全是错误顺序。 我最恨自己打球时没有自信，长期在运动队，集体式的教育，导致自己做任何抉择时都总在犹豫，没有自信，不敢肯定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做完后会得到什么结果。运动员们可能更会被这个问题困扰，因为自己要频繁面对输赢，从小面对的东西特别直接。教练喜欢通过比较来打击球员的自信，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这也是不科学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 现在我们俩的家里就基本不放奖杯，不放任何关于网球的东西。就是不想以后小孩会有“我妈妈是谁，我爸爸是谁”的优越感。我也不会刻意跟孩子说你妈妈原来是网球运动员。 如果把孩子养在国外的话，我们就必须跟着孩子过来。我们俩想的是，小孩18岁以后自由选择一切，包括在哪里生活，我们都不会再去干扰他们的人生。 我们看过王志文演的电视剧《天道》，里面有句话我们很同意：养儿不防老。如果我们要孩子，那一定是因为喜欢孩子，自愿对他尽义务，并不是等我们老了希望他来赡养我们。我们俩的想法是，等我们老了就去敬老院之类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给自己的小孩带来负担。 （全文转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