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言论

过去几天海南电视台遭遇了奇怪的麻烦。 主持人肖程皓其个人账号的直播中说出“日本地震是报应”这样的“不当言论”，对机构媒体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错误”。电视台作出对其“停职”的处罚，并不算太严厉，但是仍然遭遇粉丝的反弹。 主持人似乎还“因祸得福”，一夜涨粉几十万，粉丝总数超800万。很多粉丝留言，要求他出任海南台台长，还有人扬言要向上级举报台长，这让局面处在某种奇怪的僵持之中。 在世界新闻史上，这可能都是值得留下的一笔：当机构要处罚一个员工时，如何看待粉丝的反弹？机构还拥有对其职员的管理权限吗？ 个人和机构：电视台有权处罚肖程皓吗？ 第一个困境是电视台和自己的主持人，正处在一种新的关系中。肖程皓是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说出那番争议言论的，但其个人认证信息又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播”。 这是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台，在短视频和直播时代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肖程皓的“粉丝”，并不是海南台的“观众”，只有极少数人通过电视信号收看海南台的节目。 电视台作为传统媒体，收入和受众都在快速流失。电视台营收困难，我了解的四川卫视主持人，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工资，在网上也不时有电视台发不起工资的新闻。电视台要转型做新媒体，自己开发APP，无法找到观众。 最终，电视台不得不和抖音、快手和微信视频号这样的视频平台合作。把自己的节目简单搬到新平台，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类似“混合所有制”的局面：电视台准许其主播、记者利用机构媒体的身份在平台上开设账号，自己搞直播。 电视台的打算是，如果主播个人能够在流量时代获得关注，电视台也多少能够分得一杯羹。有的电视台自己成立MCN机构，和主播们签约，代理他们的广告、带货等权益。有的电视台反应慢，但是主播成功后，仍然可以为所在机构引流。抖音这样的机构，对此当然乐见其成，电视台和主播的大量入驻，无论如何都提高了平台的公信力，淡化了平台“草根自媒体”的形象，给粉丝一种可靠的印象。 但是，这种新局面却为电视台带来一种管理难题，他们是否还完整拥有主播的“所有权”？相似的问题，在报社的记者、编辑利用机构身份办微信公众号时已经出现。如果个人的“自媒体”获得真正的成功，就会出现矛盾。当肖程皓的粉丝达到800万甚至突破一千万的时候，“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海南电视台，又能做出怎样的处罚呢？ 网络图片 电视台的苦涩在于，如果员工的自媒体不能成功，机构的收获就很有限；而一旦成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己的掌控。 经济利益如何分配，还可能通过事先的合同进行约定，而这种“不当言论”造成的冲击，应该如何处罚，应该是双方都没有料到的。 主播和粉丝：相互塑造和绑架，滑向“极化”的深渊 这一事件发生后，肖程皓还没有公开接受采访，或者进行一个直播来谈自己的感受，说明他还很在乎自己的机构身份，尚没有做出“单干”的打算。 他的超800万粉丝，是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危险。一个人在抖音上拥有如此多的粉丝，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粉丝对他是真正的“情感认同”，也就是所谓“铁粉”，这很有利于带货。 但是，如果只在乎这种经济效益转化的可能性，也是短视的。因为在粉丝的“绑架”下，不得不把自己的言论极端化、粗鄙化进行到底，不断去触碰底线，最终可能会遭遇平台封号。 肖程皓一定能够感受，“粉丝”是一种巨大的、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粉丝和主播”，与以往“观众和主持人”的关系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主持人”代表的是机构，其价值观和言论都不是自己的，而“主播”则是“自媒体”。 同样，观众可以欣赏主持人，但这种欣赏是远距离的；敬一丹、白岩松这样的主持人，只有自己出书的时候，才能真正发现和观众的联系。而“主播”则是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粉丝通过购买来表达的爱，他们已经是“家人们”。 视频平台的“主播”和粉丝，是高度一体的。人们强调粉丝画像，并且利用大数据，掌握粉丝的心理。“主播”和“粉丝”是一种共同塑造下的合谋关系，双方会不断强化“情感联系”。主播会讨好粉丝，不然粉丝会“取关”，而粉丝也会反过来塑造主播，让他知道哪些内容、何种风格是有流量的。 这种所谓“互动“，也是“日本地震是报应”这种“不当言论”出现的原因之一。一个人可以“反日”，但是媒体人使用“报应”这样的词，至少是不得体的、没有文化的。然而，他知道自己的粉丝喜欢这样的表述，知道粉丝仇恨日本，而越是仇恨日本的表述，流量就越大，这种“越界”也就具备了某种必然性。 网络图片 肖程皓触碰到了这个庞大的粉丝群体，可能让他心动、兴奋，但也会灼伤他。他的言论，已经到了引发外交争端的边缘，如果日本方面就此抗议，根据当下的媒体管理办法，对他的处罚一定比停播严重。粉丝要求他更进一步，要求海南台让他当台长，这种炙热对他来说一定不是好事。 当然，这不是说抖音上的观众都喜欢这样的语言，前不久对董宇辉的支持，就能告诉我们在抖音上也有另一种口味的观众——但是，董宇辉也不得不去讨论他的“丈母娘式的粉丝”，重复和强化自己的“才情式直播”。 平台的困境：大数据和兴趣分发，如何更有责任心 到目前来看，似乎抖音这样的平台，是天然的赢家？ 毋庸讳言，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从传播的角度，目前已经取代传统媒体。如今即便是六七十岁的人，也都在看抖音，而较少打开电视机了。这不仅是商业模式的变化，而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这一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有一点是肯定的，抖音将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台”，而是要承担相当的道德、伦理责任，守护传播的底线。 在电视上不能播出的东西，现在可以播了，这是一种言论市场的扩张，抖音上入驻的绝大部分是“自媒体”，是“素人”，不可能用对待机构媒体的尺度，来约束他们。 现实是，抖音的审核条款，可能比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严格，但上面的“不良内容”仍然是惊人的，这是因为创作者和内容都是海量的，这让监管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 空洞地呼吁提高“主播”素养，并不能解决问题。就肖程皓这个案例来说，抖音可以探讨的是“电视台主播”入驻平台后的管理问题，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应对。抖音利用了他们的“机构身份”，来提高平台公信力，因为“电视台主播”听上去会比普通视频播主“觉悟”高。 抖音对他们入驻初期有流量倾斜，在内容审核上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偏好”，这其实意味着，一旦“主播们”越界，抖音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网络图片 而一个更根本的困境是，由大数据和“兴趣”来推动的分发机制，一定会鼓励各方面内容的“极化”。不管是哪个门类的内容，只有“极化”才能有出头之日。每隔一段时间，抖音都会处罚一些账号，比如，那些为了迎合流量摆拍演绎的“家庭伦理”视频，人们会当“新闻”来看，但在求证后发现是假的。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这种内容分发机制本身。但大数据和基于兴趣的分发，就是这种新兴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立身之本，这才是让人困惑的地方——在“大数据”中增加责任和约束力，是否会动摇这些平台的基础？或许这是肖程皓事件中最深层次的困境，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效的办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