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相前得力助手因腐败被判处24年监禁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本周二截至的2021年人口普查中，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引发热烈争议，一些宗教领袖认为现在是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在2021人口普查表格中，居民们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住在哪里，家庭是什么样的，独自生活还是多代同堂，以及收入是多少。但有一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具争议性，那就是关于宗教信仰。 人口普查 在表格中，关于宗教部分的问题是，”这个人的宗教是什么？What’s the person’s religion?” 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宗教信仰的问题是选答题，如果一个人信仰“无神论”、“不可知论”、“理性主义”等非宗教信仰，他们应该在 “其他（请说明）”一栏打勾。 全国非宗教游说团（National Secular Lobby，NSL）的Paul Willis副教授认为，这一点非常奇怪。“无神论什么时候成了一种宗教？”Willis副教授对news.com.au说，“当无神论者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会有多困惑呢？这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无神论者勾选“其他”，然后写下“无神论”作为他们的宗教，而不是“无宗教”，那么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中，他们将被算作有宗教信仰。 Willis教授表示，这可能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其实措辞很重要。 “你可以说，谁在乎呢？然而，政府将把这些统计数据用于资助宗教学校、宗教养老设施等的决策。” Willis教授认为，如果把“一个人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都被列为宗教，这将进一步降低了宗教数据的准确性和价值。 于此同时，基督教领袖认为，宗教统计数据将真实的宗教信仰人数严重低估了，因为一些有信仰的人可能会因为缺乏选择而勾选 “无宗教”。 这些宗教人士认为，人们通过学校、医院、老年护理院和慈善机构与教会发生联系，应该可以算作该宗教的信仰人士。 公共基督教中心的高级研究员Barney Zwartz也对时代报表示，宗教正在被遗弃，但精神信仰仍然存在。他认为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即 “无宗教信仰者”一定是没有宗教信仰。但事实并非如此。 Zwartz认为，人们标明 “无宗教”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原因是冷漠的世俗主义者，占54%–他们对任何宗教或非宗教立场没有承诺，可能对宗教信仰持开放态度。 哲学世俗主义者–包括大多数无神论者–是最小的群体，占12%。 另外两个群体，均为17%，是无宗教精神信仰者（即有精神信仰但不认同任何宗教教派）和精神折衷主义者。真正的增长似乎是在那些被认定为有精神信仰但没有任何宗教教派的人中，而且谁也无法猜测他们每个人可能会在哪个普查框中打勾。 新州一国党领袖Mark Latham 告诉天空新闻主持人Peta Credlin，鼓动澳洲人在人口普查表上勾选 “无宗教”的宣传活动，存在“大量误导信息 ”。 Latham说，“人口普查问题中没有任何偏向宗教的内容。’这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是由这个人决定的，你不一定非要去教堂才有宗教信仰。” 在2016年的人口普查中，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勾选了 “无宗教信仰”，总的来说，与基督教信仰有关联的人口占据52%。 8月10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夜进行的人口普查会点算澳洲的每人每户。华人知名商界和社区领袖 Jason Yat-sen Li (李逸仙) 说：“人口普查资料用于作出影响社区的各项决策。 澳洲华裔填表人数越多，我们社区的规模在记录中就越大，我们的呼声音在作重要决策和政策时也越大。 让我们确保澳洲华裔在人口普查中都得到点算！” 澳洲统计局（ABS）温馨提醒华人社区居民，填写人口普查表有困难的，网上有中文协助。粤语和普通话都有：https://www.census.abs.gov.au/mandarin
注意，本文既然命名为“人口之惑”，那就意味着整体数据中，存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之处。为了彻底说明问题，我必须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讲起。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天发布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1-8号公报数据，它们在官网的截图长成下面这样： 网页截图 （官网地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sj/） 根据这次的普查公报，我们得到了一些关键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万人（不含港澳台），较2019年的140005万人，大幅增加1173万。注意，2019年的数据为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除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外，这种人口抽样调查每年都会进行，逢5的年份为1%抽样，其它年份为1‰抽样。由于近年来我国全面实现了个人信息的电子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公安部门打开电脑，可以查阅全国每个人的详细户籍登记信息、手机信息及社保信息等。这套个人电子信息系统有效协助了人口抽样调查的开展，相关调查可以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以及搬迁人口这种变数上，因此每年的数据可信度都很高。就今时今日来说，出生之后完全不办户籍登记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即便是超生人口，也可以先办一个出生证，罚款可以以后再说，隐瞒人口的意义不大。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将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总人口、15-64岁人口、65岁以上人口数据摘录出来，并入1990年至今的大表内。到这里，不和谐之处就体现出来了。 网页截图 我国历年的新增人口，1990年为1629万，此后逐年下降。从2000年开始新增人口下降到了1000万以下，为957万。2010年的新增人口继续下降到641万。注意，这些年份都有人口普查，新增人口数的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后，我国分步放开了二胎，所以新增人口数量有所反复，2016年达到了阶段性峰值809万，但是此后又开始迅速萎缩，2019年的人口增量只剩下467万。考虑到2016年后我国全面实现了户籍信息的电子化，这意味着2016年之后的抽样人口数据已经非常可信了，放开二胎之后的人口再次进入萎缩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2020年的普查数据横空出世，当年度全国新增人口1173万！这真是石破天惊，让人目瞪口呆。1173万，较2019年的新增人口467万，足足增加了151.2%！就这种增幅，实在是犀利到令人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了。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量，我们当然有必要挖一挖根由。有意思的是，15-64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并没有增长，而是出现了下降，从2019年的98910万，下降到了2020年的96776万，年度降幅2.16%，这导致2020年扣除在校学生之后的适龄劳动力占比下降到了63.1%，倒退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这种降幅是符合我们的一贯理解的，毕竟每一年的新增人口都在下降，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导致劳动力的总量下降。所以扣除在校学生的适龄劳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的93566万之后就一路下降，2020年持续下降到89019万，相当于2007年的劳动力水平，这是非常正常的数据。 然而恶搞之处在于，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据突然出现了暴增：2020年的数据为19064万，较2019年的17603万，增加了1461万。而此前老年人口的年度增幅也就是900万这个区间，2020年即便是多一点，1000万出头也就是了，达到1461万这个数量级，让我实在是无法理解。2020年新增的年满65周岁的老人，也就是1955年出生的老人。1955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突然暴涨了一轮吗？当年度较1954年多出生了几百万人口？基于这个疑问，我查阅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里的195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顺手截了个图（见下图）。结论非常清晰：1955年的人口出生率32.60‰，远低于1954年的37.97‰；人口自然增长率20.32‰，也远低于1954年的24.79‰。1955年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较1954年有了大幅下降。所以，2020年突然增加的1641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我个人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网页截图 这里必须说一下，1955年我国总人口61465万，当年度出生人口2004万。我把这个数据加粗，放大，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数据，我们待会儿还会用到。 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分析人口增量的由来。毫无疑问，人口增量=当年度新出生人口-死亡人口。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目前的普查公报里没有发布，或许未来会在普查详细数据库里发布，总之现在还看不到。不过没关系，我们精通数学，并且有此前历年的数据，我们可以自己算出来。 本次普查公报发布了2020年的人口年龄构成表，见下图： 网页截图 关键数据在于0-14岁的总人口数，25338万。恰好，我搜集了此前每一年的人口出生数，从2006-2019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2738万，我们假设其中任何一个儿童都不会夭折，全都是健康宝宝，天使宝宝，扣减一下，我们就得出了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25338万-22738万=2600万。一个非常吉利的数据。 好吧，现在2020年的年度新增人口有了，1173万；出生数据也有了，2600万，那么，2020年的死亡人口数据也可以反算出来了：2600-1173=1427万。 接下来我们把这组数据同样放进1990年至今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表，供各位感受一下： 网页截图 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突然就达到了18.41‰，恢复到了1990年代早期的水平。这个数据我就不多解释了，总之就是非常厉害。关键是死亡数据，2020年死亡了1427万人，远远超出此前接近1千万的水平。死亡率8.30‰，也是远远超出近十年千分之五以下的平均水平。这是怎么回事？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死亡数据，与老年人口数据之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逻辑上的不自洽。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新增了1641万，当年度我国死亡人口1427万。今时今日我国死亡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年轻人的死亡率还是非常低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相信，毕竟这是常识。所以，这意味着，2020年一定要有超过3千万的老年人口补充进入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个群体，才能实现老龄人口的数据增长，才能实现数据逻辑的自洽！ 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1955年我国出生人口为2004万，即便这些人在随后的穷折腾里平安喜乐的活了下来，一个都没有中途夭折，然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也完完整整的熬过了90年代初期的通胀潮、90年代后期的下岗潮，然后一个不剩的干到了退休，并活到了现在，也远远凑不够3千万的数！ 所以，就2020年的人口数据而言，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逻辑上的强关联的。尝试对任何一个数据进行优化，都会对整个数据逻辑链条带来巨大冲击。就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言，我个人缺乏平复这种冲击的能力。希望我大中国能除了我之外，还能再诞生一位数据大咖，可以分析整个人口数据链条，将我上面的这些疑惑之处，全都完美的解决。如果有的话，希望各位能在本公号后台给我留言，让我看到。谢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数据归集处，原文已被删除）
各大城市已经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十五个特大城市户籍人口均呈现女多男少的态势。这是因为大城市更适合女性居住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专家指出，一个地方的男女比例其实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 研究显示：经济越发达，女性人口越多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一直难产，但是各大城市的统计年鉴最近却已经陆续发布。2019年的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在内的中国十五个特大城市户籍人口均呈现女多男少的态势。性别比例最失衡的是佛山，户籍人口中男性占女性人数的94.71%；男性人数占比最多的是深圳，达到99.68%。有分析指出，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越容易呈现出女多男少，女性似乎更容易留在大城市。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人口专家易富贤在推特上说，老龄化越严重，就越女多男少，香港女性比例最高。妇女比男人长寿6-7岁，是少子化、老龄化最大受害者。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大城市女性人口溢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造成的。他说，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中国长期以来男婴出生总数高于女婴，但由于大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重男轻女思想淡化，女性在大城市得以有喘息的空间。同时，大城市经济发达、尤其是服务行业中对女性员工的需求高，吸引了大量农村女性人口向城市流动。 “现在在中国农村还涉及到对女性的歧视，比如新年女孩子不能上桌吃饭等等。这些深度歧视会让女性感到在农村没有希望。女性有另外一种优势在于适应力，包括语言能力、对家的依赖等。家庭现在把她们往外推，这样女性流动程度、尤其是流动到城市的比例会很高，”夏明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分析说，人口性别分布不均主要受传统的婚嫁观念影响，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对女性更有吸引力：“中国的男性几千年来都是习惯于与同一阶层或更低阶层（的女性)结婚，这样的话男性的选择就非常多，他可以在大城市选择，还可以在小城市，甚至在农村选择。女性的选择面（相对较窄），特别是这几十年来，女性要嫁给比自己能力更强、地位更好、收入水平更高的人，这个情况一直都有。” 夏明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失衡导致人口性别分布的不均，如果不综合统筹推动农村全面发展，整个社会将进一步陷入经济发展两极分化、性别失调的恶性循环，从而引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夏明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大家讨论的两大现象，一个是光棍现象，一个是剩女现象。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下性别的选择，比如杀女婴，尤其是农村里甚至有三千万男性找不到老婆，这种压力使中国农村出现贩卖人口、走私妇女的现象。” 经济发展分化和人口性别失衡互相为因果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群男女性别比超过110：100，而在正常情况下，人类新生儿性别比例理应趋近于1：1，最高不超过107：100。自2015年开放二胎政策实施以来，二胎出生男女比例动辄130、160以上，有些地区一度达到260。据有关部门预测，中国2015至2045年间每年男性过剩人口将达15%以上，到2050年，仅50岁以上未婚男性将至少有3000万人。性别失衡将超过老龄化成为中国最大的人口问题。 仅在经济欠发达的江西，全省男女比例就高达120：100，性别失衡导致江西成为“婚姻挤压”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近些年，江西高额结婚彩礼全国闻名，“未成年女性早婚”、“越南新娘”现象屡见不鲜。 夏明认为，解决性别出生和分布失衡问题，必须从解决城乡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和户籍制度入手：“中国政府不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想把农民就地消化，但违背了经济的规律。每个人的移民走向是和就业机会有关的，更多的就业岗位不可能在县级城市里。国企改革后，县级城市的工业体系崩溃了，（不可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包括全面发展农村生产，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为农村提供充足的公共财政支持，但十几年来收效甚微。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中国农民工总量仍保持高位，达到两亿八千万余人，农村人口流出导致大城市人口爆炸，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七普数据迟迟不出，有专家表示，不仅是出生率和性别比不乐观，对农民工进行统计的工作的复杂性可能是推迟发布人口普查数据的原因之一。
本周，由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难产，用中国统计局官话说是需要时间修正，反而引发国际国内的热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极权政体的统计报告需要作官方修正是意味着什么。正如网友“于叫瘦加油”发帖所说：“当孩子考试成绩出来支支吾吾的时候，大家就都懂了。人口普查结果也差不多，央妈都提前发愁人口了。大家都能明白吧。” 近日，知乎上有关人口普查的热议被严格控评删帖，以至于有网友发帖说：“敬爱的知乎删帖机器。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 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视为居心叵测。 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 种罪行。 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声音就是谎言。” 可见中共对难看的人口普查数据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多么惧怕。那么他们惧怕的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并非数据本身，而是隐藏在数据背后多年的巨大的权力腐败可能被戳穿，正如一直公开揭露中国人口统计腐败数据造假的人口学家易富贤近日发帖所说：人口政策人命关天，人口领域的腐败的危害性远远超过政治和经济腐败。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说：“中国人口统计已经进入了用后一个假象掩盖前一个假象，再用后后假象掩盖次前一个假象的怪圈，当越来越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怪圈后，承认真相的阻力就越来越大。 人口普查最大的问题是在数据修正。2000年普查低于预期，反复补查也只有12.4亿，后面额外增加了2000多万人，公布为12.658亿。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很容易重报，但仍然低于预期，就大幅调高数据以“符合预期”，公布为13.397亿人，其中福建省公布的数比原始汇总数多了10.8%。 易富贤在推文后还附加了两份以往统计数字造假证据，一份来自湖南某基层社区计生员写给省计生委的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我是一名社区计生专干，自从省里搞了全员人口信息采集工作以来，我们基层计生专干可以说是加班日常化．我们也辛苦了好几个月，本以为做好这个工作是为给今后人口管理提供个好平台。哪知我们的辛苦努力最后都是白费劲，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我们在移交工作中删除了不少人员，导致总人口和育龄妇女数的减少，这时上级领导又不肯了，又改变口径，一定要我们将总人口数，育龄妇女数提上来，要和去年年报数一样，一个都不能少，以为我们个个都是张艺谋啊。也不知这口径是省里领导改的还是市里领导改的，接下来又是加班加点围绕数字做文章，不管是哪里的，管他重复不重复，真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计生工作的奇迹啊！好不容易完成上级领导要求的数字任务，本以为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又来新任务了，要求已婚育龄妇女数要达到总人口的20%，怎么可以要求我们达到？我所在的社区是个典型的老龄化社区，一年的出生人数远赶不上死亡人数，2010年这过去的7个月，我社区的出生才12个，死亡29个，要我社区达到20％的已婚育龄妇女数，那就只有做假。反正我们已经在增加总人口数时脱离了实际，育龄妇女数也就是造假出成绩了，看样子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只有将造假”进行到底了。我们离诚信计生越来越远了！ 我们基层计生专干的眼前是一片黑暗！ 另一份来自湖南岳阳市下辖区人口普查员的信件内容是这样的：尊敬的领导， 我是屈原管理区的某社区人口普查员，今天是11月10号，也是人口普查登记的最后一天，照理应该是最轻松的一天， 但是我作为一名普查员，心里反而有些不安。本来10月底我们按上面规定，对辖区人口进行了全面摸底造册，凭良心讲感觉数据100％准确 。但是前两日，负责人突然交给我社区一份名册，要求我们按照上面的资料重新制表，首先我以为是自己工作生误，影响了普杳结果，需要重新返工，但看到资科后才明白，我们摸底的数据和这个名册有很大差距：摸底人口数比资料数少约20％以上，这份表册包含了不少已经死亡迁出甚至莫名其妙的姓名；当我表示疑问的时候，负责人说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反正是上级的要求。通过我与其他普查员的交流知道了其中内幕，屈原管理区历来人口根本就是个虚数，在册人口大大超过实际人口，此举就是让辖区达到一定人口基数，具体目的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今天我向上级报告，并不是因为反工心烦，而是出于普查员的良心和职责，对作假表达强烈反感，我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