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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公共空间的身份核验与技术监控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一名外地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在北京游玩的短短5天内,经历了6次安检、15次刷身份证,出行节奏被不停打断。 网名“粤西秋风”的游客表示,在北京,无论是景区入口、地铁换乘,还是部分公共区域,几乎是走哪刷哪,行程被多次打断。 不少网民对此表达不满,有人直言“这已经不是正常社会”,也有人认为,如此高频率的核验,不仅是安全检查,更像是在“筛查”。还有评论指出,出行过程正逐渐变成“被不断审查的过程”。 长期在北京活动的访民感触更深。 长期在北京上访的李女士说:“我刚从北京回抚顺,这次查得比以前多。像天安门广场、中南海附近、前门这些地方,访民基本都会被查,去这些地方都要过安检。” 她补充:“地铁现在基本都要安检,很多地方还要刷身分证。像访民这种群体,只要是需要刷证的地方,一般都过不去。如果你是‘重点人群’级别就不让你走,直接把你拦下来,然后交给地方政府带走。” 大连访民马先生说,“现在北京到处都是人脸识别系统,天网覆盖很密,人一出现基本就被系统识别,知道你是哪里人,有没有上他们的黑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还出现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化管理。有酒店工作人员透露,某些身份证号段的旅客入住时需要额外登记,甚至向警方通报。比如,北京朝阳区商务酒店的服务员称:“(入住旅客的)身分证号码如果是65开头,一般要额外登记,有时还要向派出所通报。” 据他透露:“65开头代表新疆,比如6501是乌鲁木齐,6528是巴音郭楞,6531是喀什。即使户籍在新疆的汉族人入住也要通报,藏族人则不准入住。”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当前已形成由视频监控、人脸识别与身份核验构成的多层网络,覆盖交通枢纽与核心区域,个人行动轨迹在一定程度上被持续记录。 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框架推进,旅馆、交通、通信及网络平台等多个领域的信息,已逐步与公安系统实现对接,形成更为一体化的实名制管理体系。 北京维权人士李先生称,北京核心区域与交通枢纽已形成密集核验网络,景区、地铁及公共空间层层设卡,同时配合视频监控与人脸识别系统,个人移动路径被持续记录。 他说,北京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极权的治理模式:“北京其实没什么好玩的,这里的警察让每一个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很多维权人士住所楼下经常停着警车,你一出门就跟着你。听说维稳经费已经少了,国保也很不情愿,整天骂骂咧咧。” 网络活跃人士叶岚(化名)表示,“城市管理正在从空间防范转向对特定人群的精准监视。当局采用人脸识别与身分数据的结合,效率比人工检查更高。我们每一个大陆公民就像是整天都戴着‘电子镣铐’。” 她认为,中共这种高压统治不仅切碎社会生活的连续性,也制造出“随时被盯着”的现实感受。在极权下,“大多数人的心里,不再支持共产党统治,更不需要国王”。
作者:拜怀德 国人的社会称谓恰似一面棱镜,折射着五千年宗法制度的余晖。身边往来的老少朋友除过老师、医生、工友、发小、乡亲外还有许多曾在不同官场里任职与卸任的朋友。对于普通朋友按我目前的年龄辈分则随意称其名呼其姓名则可,而对于有官员身份的人,则按社风与对方习惯性的心理要求必须称其官名,如:杨主席、秦处长、刘县长、王书记等。我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遵循这一原则。长此以往,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字,有的误认为官名就是他们的真名字。如果真有人喊他们的真名字,他们反倒会从心里感到不适,产生一种逆反不悦心理。尤其像皇帝一样显赫的大人物,普通老百姓胆敢当面直呼其姓名,必然视为大逆不道,估计气得毛都要炸起来,必遭心理报复。可见,每个称谓都暗藏着一套社会密码,这些密码的变化在人际交往中构筑起隐形的金字塔,让每个国人都深陷称谓的迷宫里。 这种官场称谓的异化最令人玩味。如,某位杨姓官员在任时,“杨主席”的称谓如影随形,久而久之竟成了他的第二张身份证。当乡音未改的发小在街头偶然碰见,唤其真名“杨建国”时,那双习惯于接受恭维的耳朵竟生出刺痛的错觉,脸色骤变,怒冲冲拂袖而去。这让我想起《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荒诞,原来官衔加身真能重塑人的声带与耳膜。更吊诡的是,某些卸任官员依然沉溺于往昔的称谓幻影中,恰似退位的君王一样,仍要百姓行三跪九叩之礼。 市井间的称谓生态则呈现出另一种生存智慧。菜场小贩的“叔叔阿姨”的语调里裹着甜蜜的蜂蜜,百姓之间的“老张老李”里酿造着世事人情。这些看似随意的称呼,实则是民间自发生长的平衡术——既维持体面又不失亲切。临潼人懂礼貌,相互见面,以年龄论辈分,叔长叔短,大哥贤弟,爷爷奶奶,姐姐妹妹,一声称谓马上拉近了距离。我到电信局查话费,营业员小崔姑娘以孙女的方式用电话与上级管理人员交涉,纠正了多收费的错误,真叫人舒心。尤其到了小吃市与菜市场,销售者深谙和气生财之道,看见来客,好像碰见熟人一样,老远打招呼,笑嘻嘻叔叔阿姨叫个不停,教人不买都不好意思,不由自主打开钱包,这既是人情也是本能。 知识界的称谓游戏更具黑色幽默。工程师被尊为“X工”,医生称”X大夫”,这些职业标签在异化中又保持着某种纯粹,倒是一些顶着“教授”头衔却腹中空空的学阀,他们的称谓犹如皇帝的新衣,在学术殿堂里上演着称谓的通货膨胀。这让我想起钱钟书《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原来称谓的泡沫自古有之。 传统称谓文化的断层更值得深思。昔年士绅阶层的“仁兄台鉴”,“令堂高寿”,“令爱年方几何”等词汇基本消失,即便见面躬身之礼至今仅在东瀛犹存,而我们这里却早被斗争哲学碾作尘泥。 称谓本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而今却异化为身份政治的晴雨表。当我们用“黄县长”替代“黄卫东”时,失去的不仅是语言的温度,更是对人性本真的敬畏。如果有一天,工程师与保洁员都能坦然互称“师傅”,退休省长与市井老叟互称“老哥”时,也许这就是真正文明开始的征兆。 当然,人应该相互尊重,对于年龄大的长辈应礼貌性地对应称呼,对于德高望重的学者应该根据身份礼貌性的尊称,不可直呼其姓名,这是一个人受教育的良知与本分,但原本肉体凡胎的人因各种机遇因素当了个官,则忘乎所以,自视为老子天下第一,斤斤计较自己的爵位,甚至一起长大的发小也要献媚尊称其官名,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陈腐堕落。 我不是什么“长”也不是什么“书记”更不是什么“主席”,是个自食其力的工程师,八十多岁的人了,大家习惯地称呼我为“拜工”,这个称谓很实在也很受用,既是对我的尊敬,也是证明我是个凭手工技术吃饭的劳动者,此生不虚。 社会众生相,受良好教育的人不分身份贵贱总和颜悦色以对方年龄身份相称谓,而浅薄的人则瞪着眼“喂!喂!”,喂来喂去不,一副没教养的样子,真叫人心生厌恶。尤其一些所谓权贵者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对一般人则冷冰冰直呼其名,连对父辈以上老人也是傲慢地“老吴,老田”相称呼,似乎这样才能显示自己高贵与伟大。与之相反,一些小人物,为了巴结大人物,见有身份的领导,有事没事,赶快靠拢,低头哈腰,油腻腻地称“X主席,X书记”,摇尾乞怜的样子形成荒诞的对仗,共同谱写着称谓失序的变奏曲,真叫人不适。 称谓的表象清晰地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的阶层,人群中,明眼人一看形象和人们对其称谓与目光,就基本可以判断不同的身份和阶层。通过称谓,基本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吃什么饭超度余生的,判断生命的虚与实及人生经历。 人应不分贵贱,相互尊重,一视同仁,礼貌待人,看来,这一目标非一时可以实现也!
麻省理工学院(MIT)一名中国留学生发现自己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SEVIS)中的纪录在4月初被删除,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官裁决她可以暂留美国,免除被立即遣返的风险。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有一千多名国际生的签证被联邦政府突然取消。对此,联邦当局几乎没有解释,只是笼统地称,为了“国家安全”。 涉事女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22岁,于上周五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就其SEVIS纪录被取消一事提出诉讼。 除她之外,还有多名留学生也选择类似措施,且有成功案例。比如,上周,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联邦法官暂时恢复一名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博士生的F-1签证。 4月15日,法院开庭,美国法官帕蒂‧萨里斯(Patti Saris)裁定,在4月23日下次听证会之前,移民局不得逮捕或拘留这名学生,终止她的数据库身份,或将她遣送出去。 据称,涉事女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本应于今年5月从该校毕业。她原本计划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 美媒称,根据涉事女生的诉讼状,她的签证早在去年10月就被联邦政府吊销了。具体原因可能与她和前男友发生争执,从而引发的刑事指控。但涉事女生称,该项指控在后来被认为没有根据,且在没有定罪时就被驳回了。女生称,当时她知道自己应该到美国驻外大使馆办理下一个F-1签证,同时提供指控被驳回的证明和法庭纪录”。 涉事女生称,由于她被告知签证终止不会影响她在美国的身份,只要她的SEVIS纪录仍然有效,她就可以留在美国。所以她并未太过在意。之后,她的SEVIS身份被终止,但她对此丝毫不知。 另外,她从到到尾,都没有收到国土安全部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事先警告或任何正式通知。 麻省理工学院并未参与这起诉讼,在采访中,学校称,该校共有9名学生或应届毕业生被撤销签证和SEVIS身份。 路透社在4月16日称,来自印度的21岁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生克里什‧伊瑟达萨尼(Krish Isserdasani)称,去年11月,他在从酒吧步行回家的途中,与人发生口角,后因扰乱治安而被捕。 报导称,当地的地方检察官拒绝对伊瑟达萨尼提起诉讼。但在4月4日,大学通知伊瑟达萨尼,他的数据库纪录已被终止。 对于大量学生被取消身份一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4月初的新闻发布会中,拒绝透露更多个案细节,也拒绝透露被吊销学生签证的学生人数,只是强调国务院此举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