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雙語課】如何用文言文講述《羅密歐與茱麗葉》
2026 年 6 月 21 日
随著川普就任47届美国总统，其“强力抗中”的态势已经清晰明朗。中国将面临史上最大规模的川普海啸。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终止中美对抗，采取战略收缩，以躲避川普风暴的来临。 一，什么叫“川普海啸”？ 1，战胜中国 川普海啸是指对中国的“灾难性打击”；这不是一次性的“海浪拍岸”而已，而是一波接一波的巨浪袭击。换言之，川普的对中政策不只是关税贸易战，它还包括半导体、人工智慧、电动车、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共进行“我赢你输”的末日战争，特别是全面杜绝对中国的技术投资，关闭中国工业发展的动力引擎，与中国进行“经济断钩”，对中国进行“战力辗压”。换言之，川普海啸不只是防止中国弯道超车，而是把中国“逼出跑道”。所有这些战略都是为了制造一种“中国衰败”，一如当年瓦解苏联一样，实现对中国的“政权灭绝”。 2，行刑式枪决 川普的对中战略不同于拜登政府的老牛拖车，其中的差别在于，拜登的政策是“管理竞争、避免冲突”，川普则是“无畏冲突、赢得胜利”；这意谓川普不再采取“战略博弈”，而是“战略绝杀”，也就是根本不再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而是战败者。换言之，川普的对中战略是一种“行刑式枪决”(execution)，让中国从此倒地不起，不给中国任何喘息或逃脱的空间。 我把川普时期的对中战略称为“新暖战”，不再是慢条斯理、歹戏拖棚的“新冷战”。既不是拜登政府对中国“慢而不死、锁不断气”的半绥靖主义，也不是半生不死的新冷战。 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 二，当前中国的现况是：三大危机 1，经济增长疲软 包括房地产崩溃、银行债台高筑、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物价持续下跌等等，这一切都是“停滞性经济衰败”的重大指标。 2，政治合法性流失 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一种“内部塔西陀陷阱”，除了一些“脑残粉红”之外，多数的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只是处于无力抵抗、消极抵制的无奈状态。换言之，中国政府已经无法赢得多数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 3，社会控制失败 最近一连川发生珠海广场撞人、无锡校园刺杀事件，证明中国人的民怨已经到了“炸锅”的地步。不只是自己躺平，也叫别人躺平。这证明中共的两个失败：洗脑失败，也就是“不再听党的，也不再跟党走”。这些无差别攻击事件，虽然目前只是一种“孤狼式攻击”事件，但是在无处申冤、积怨深重的气氛下，许多人会采取“向社会讨公道”的极端行动，一定会产生两种效应：社会同感的“蝴蝶效应”，以及社会反抗的“共伴效应”。 川普正是利用中共这种“衰弱期”，打蛇打七寸。而这也是美国战胜中国最后一次的历史机遇。 三，中共释出“战略诈欺”的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中国驻美大使谢锋11月15日在“2024香港中美论坛”致辞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谢锋强调：“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愿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双方要妥善管控分歧，不能重复大国冲突的旧历史”。 实际上，谢锋所谓的“交往基调”已经不存在。川普任命卢比奥(Marco Rubio)为国务卿，以及美国国会“抗中鹰派”头号人物麦克．华兹(Michael Waltz)为国安顾问，证明川普已经关闭中美对话的大门。未来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与美国相向而行，不是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但是面对这种现实，谢锋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因为“无话可说”，只好运用忽悠、蒙骗、诱拐的诈骗策略，来迷惑美国、软化美国。 第二个讯息是，习近平在秘鲁的APEC会议与拜登会面时指出：“希望中美两个作出明智选择，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暗批美国在两国关系上一直走在“不明智的错误道路”上。换言之，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习近平还是采取强硬的态度。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在会议通报上引述习近平的说法：“‘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中国外交部还指控：“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国“抹黑、污蔑、甩锅推责”。 但是，注意哟，习近平还说：中方愿意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合作！这就是习近平的黑白脸、阴阳海策略。这种“假朋友、真对抗”的诈骗手法，川普若是相信，那他就不是川普！美国已经被骗了40几年，现在不会再上当！ 既然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打新冷战”；既然认为美国在抹黑、污蔑中国，那中方要如何与川普合作？我这里倒想问问习近平，究竟是你的“主权肥大症”和“领土扩张狂”比较重要？还是与美国改善关系比较重要？究竟是中国不明智？还是美国不明智？如果中国继续军机扰台、继续欺负菲律宾、继续武装支援俄罗斯，继续做所有你否认的事，请问美中之间怎么合作？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习近平为何又要“明知不可能而为之”呢？理由有三： 1，习近平希望川普能够继承“拜登路线”，也就是“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避免冲突”等等，因为，只要中美不冲突，中国就有喘息和趁机坐大的机会。 2，习近平先把好话说在前头，来个先礼后兵。如果川普不合作而中国采取报复，那就休怪中国不客气了！ 3，习近平认为中国还有筹码可以反制美国。无论是采取关税绕道、贸易报复、汇率贬值或抛售美元等等。这是中共一群“御用国师”给习近平的建议，于是习近平认为中国比美国还要强大。 习近平已经没有选择 首先，拜登路线已经终结，不可能在川普时期再度出现。即使这次是最后一次拜习会，但连“临去秋波”都没有，因为水波不兴！所以，习近平的期望已经落空。 其次，川普要看的是中国的“后兵”而不是“先礼”。川普早就知道，中共一定会报复，如果美国也反报复，那也不要怪美国不客气了！ 最后，习近平没有什么筹码反制美国，除了“奥步”以外。面对川普海啸，中国只有一个选择，叫做“战略收缩”！包括停止军机扰台和围台军演，停止霸凌欺负菲律宾，停止武装支援俄罗斯。若非如此，结果将是“美中对抗无上限”。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过去一周，中国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正在提醒人们，在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虽然一直以所谓“善治”的治理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但是其社会和政治的败坏来得更快、更糟糕，潜藏的社会动荡带来的代价更大、更直接。 11月8日周末引爆中国社交媒体的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以及11日晚在珠海发生的汽车撞人致35人死亡的事件。前者发生在中原，是数万名在校大学生的集体行动，后者发生在中国南方沿海，属于一起“独狼式”的社会报复性质的刑事案件，两者貌似毫不相干，分别跨越青年和老人两个群体，却神奇地几乎同时发生，暴露出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气氛。 蔓延中的社会绝望 那就是，一个幽灵正漂浮在中国上空，不是十九世纪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也不是中共干部的集体躺平，而是民间社会的绝望气息。特别对数千万在校大学生和同等规模的刚毕业年轻人、对另外数千万临界退休尤其是50-65岁的中年男人群体来说，或许还有更多其他人群，都面临着几乎相同的艰难处境：找不到出路。 这种暂时看起来算是特定群体的社会绝望感，颇像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气氛。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登出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封信是一位青年工人和一位大学生合写的，代表着当时这两个群体在文革后的迷茫，刚刚启动的改革并不足以给他们提供人生的信心和愿景。 此信一出，果然天下大哗，在坚持马列主义教条的教师爷们的训斥杂音外，便是中国广大青年的共鸣声，然后掀起了一场属于青年们自己有关生活、人生、社会的大讨论，区别于中共意识形态干部们醉心的所谓真理大讨论，一代年轻人借此渐渐苏醒、康复，从文革创伤中走了出来。 然而今天，在新冠三年之后，在短暂的“白纸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是一种压抑已久的不满、愤懑和迷茫、绝望的混合与共情，盘踞在许多人的心里，如同一条潜龙在四处游荡却找不到出口。 在两年前发生富士康工厂暴动而点燃“白纸革命”的郑州，这个有着类似富士康模式密集型大学的城市，大学生数量超过一百万，其中规模最大的郑州大学更是远离市区，校内生活枯燥，学生们似乎也从这种枯燥无味、充满管制的大学生活中窥见到了未来的命运，一个或许直通富士康工厂或者快递骑手的未来，才有从最初四个女生夜骑到开封吃包子然后引发连续两个周末的万人骑行。 这些因循守旧害怕违规几乎憋坏的青年学生们，一直找不到或者不敢逾矩地尝试更多事情，仿佛听到时间齿轮的倒转，最终发现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夜行50公里到开封，虽然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也是最安全的冒险，却能收获学生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从老鼠跑轮一般疲惫的集体夜行中努力感受“在路上”的浪漫，减缓他们对未来的焦虑，犹如20世纪初德国青年人的“候鸟运动”所带来的短暂快乐。历史上，这些一个世纪前的“候鸟”们，大部分后来都转向爱国主义狂热而死于一战战场，幸存者则加入了战后极右翼的“自由军团”，为纳粹兴起做了贡献。 而对更多分散的中年人尤其是50-65岁的中年男人来说，在中国当下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时刻则有太多的可能在一夜间被主流社会体制甩出成为弃男，等于对一个人的人生的否定，很容易陷入找不到出路的绝望境地。或许，他们也是那些郑州大学生们现实可见的未来归宿，而另一个归宿的镜像则是2023年总数高达26万的自杀人群。 这种情形下，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懦弱也不容易变成挑战体制的勇气，结果只能以自杀了结，或者寻求仅存的男性气概，其极端就是将社会报复作为一种同归于尽的集体自杀。因为当他们发现被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抛弃和否定后，整个社会便被看作自身悲剧的共谋，他们最终选择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将那些更弱小的人群如儿童、妇女、和无防备的陌生人当作陪葬品。如此才能解释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到今天中国越演越烈的社会报复性、无差别屠杀，虽然这些屠杀工具通常很简单，不是刀就是汽车，或者是用于自焚的汽油。 明知故问的社会根源 奇怪的是，在珠海撞车杀人案后的很短时间内，中国领导人罕见地在24小时内发出指示，要求追查社会根源。不到一周，从郑州到珠海，从郑州开封警方从护送转而禁止夜骑到中国领导人对撞人报复案做出有史以来最快反应，显示了这可能是两个月前深圳发生刺杀日本儿童案第一次震动北京高层、然后被迫修改对日外交政策后的第二次震动，意味着北京可能被迫面对社会问题，检讨和修改相关政策。 不过，中国领导人的如此追问，恰如他数月前在山东日照与企业家座谈追问“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怎么这么少”，简直就是一个颇具反身性意义的笑话。这是明知故问，更是推卸责任，再次试图以所谓”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枫桥模式掩盖根本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问题。 对这些恶性罪案后面的民生疾苦，高居庙堂之上的中国统治者和手机后面的普通民众，向来不以为意，更乐意掩盖真相，如同珠海体育中心现场阻扰BBC记者播报的“便衣”。他们以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网格化管理体制加上大数据系统就能防患于未然，以为他们可能继续“动态清零”或者“枫桥模式”手段将类似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方面，中国的维稳体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一个庞大的维稳分类体系和对应名单。过去这一名单主体主要是访民、民主异议人士、特定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在册精神病患和吸毒人员、复转军人和”两劳释放人员“等，而今这一名单急剧扩张，并从所谓“五失人员”延伸到“八失人员”、“三低三少”人员，即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和经济收入低、权利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疏导渠道少的人，也就是社会边缘化和底层人群，均纳入维稳体系的监控之中。 另一方面，在被惩治者、被矫正者与特定宗教、民族、职业群体之外，维稳分类和名单的扩展，其主体其实是中国社会体制制造的各种受害者，无论是贫困和底层人群，还是金融“暴雷”受害者、或者向司法体系求助的受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最终进入到行政系统——“老大哥”的监管，其中逻辑就是：作为社会矛盾的受害人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一个个体一旦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中沦为受害者，就意味着被体制打入另册。无疑，这对所有社会矛盾的受害人来说不啻为更严重的第二次伤害，也让他们陷入社会孤立。 更关键的，在伤害与二次伤害的同时，在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恶化的同时，在所谓维稳分类名单急剧扩张的同时，这些绝非偶然个案的连续增加，都说明了中国的国家危机有多么严重——国家机器已经不能也不愿意提供最低限度的正义。理论上，国家的性质和基本功能就是正义供给。但是，今天中国社会尤其是华北、东北、西北的整个北方与中原，相关研究表明，几乎“家家都有冤屈”，刑事审判二审被改判无罪的比例近乎零，行政审判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以行政主体胜诉为结果，连民事裁判都越来越难被接受、被认可，裁判权威越来越低，整个司法体制基本上无法满足中国社会的正义需求。 所以，如果今天回首十几年前一个以“良治”为借口取消公民社会、取消媒体监督、取消党内制衡、取消司法独立、取消民主化选择等等而一味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坚决不改”，那么，中国频发的所谓极端案件的社会根源就再清楚不过了。 换句话说，中国执政党过去十几年鼓吹“党在法上”造成法治倒退的恶果正在显现，中共所信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教条在实际运行中正在发生极大的背离，这种背离正在瓦解以此为基础的国家体系，还将付出极其沉痛的社会代价。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曾言“干部子弟是一场大灾难”，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出自于毛泽东女儿李敏的回忆仍不时验证。自中共建政以来，部份干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权的勋贵一般，极力保持自身的优越性与关系网路，有些人受限于教育与心性的限制，贪念与腐败也随之而生，借由政治影响力获取财富，最后身败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话的理解所谓的中共“红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党”，就好比一间企业的的原始股东与董事会成员，政权是由他们的父执辈所创建，而其中的党与国家领导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范围更广，并且能自成体系。例如，出身广东省梅县的叶剑英，有著指挥广东战役的功绩，在广东当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称为“广东王”。其子叶选宁虽然名义上只是少将军衔，实际上能影响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且被“红二代”视为精神领袖，更统有1980年代干部子弟的海外情报网路系统，即使在江泽民时期也无法动摇其地位。 因此，所谓的“红二代”或是“太子党”并不是一个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所应当跟风甚至钦羡的群体，尤其是正从党国体制走出的社会，更不应以封建心态将其视为特殊阶级。这种反现代思维的风气在部份媒体的加工之下，实则是对台湾民主化的嘲讽，威权的神话与符号崇拜仍然是难以祛除的魅影，更何况薄熙来夫妇的不法罪行放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堪的丑闻。 薄熙来在重庆表面上“唱红打黑”，实则是收取巨贿，其妻谷开来谋杀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没有法治与人性，何况是民主与自由。家族所积累的财富则有著辽宁与重庆百姓的血泪，承袭其血腥财富者在台湾成家，而且还是在所谓的“民主圣地”，陈定南先生等人若有灵，不知如何看待台湾人对于威权神话的想像。 从政治或权谋的角度来看，薄家的政治符号早已失去正当性与号召力，薄一波虽然是“党与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过就是“六四”的刽子手，难以借由其符号引起自由与民主的共鸣。“红二代”中同样因大案闻名的还有副总姬鹏飞之子姬胜德，他曾任职解放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副部长，曾涉及20世纪末最大腐败的赖昌星案，也曾经推动取得乌克兰退役的瓦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 从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来看，薄瓜瓜与大多数的海外干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认同“一个中国”以外的价值。他们的红色血脉或许慢慢有著自由主义的成分，但是民族主义的结构仍旧延续，很难期待他们能有台湾认同，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中国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国”，处事方式也大多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温良恭俭让的台湾民情难以与之博弈。 薄熙来自幼在“红二代”群体鹤立鸡群，有著身高与外貌的优势，但也由于其傲气凌人，在同辈的人缘并不佳。他自幼生长于大院之内，以及部队的学校，实际上也不理解真实的工农兵生活，参与红卫兵的斗争心更让旁人感到不安。中越战争期间，他也未如其他干部子弟参战，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学者还曾亲自上阵负伤，无论文名还是武功的实绩都在薄熙来之上。薄氏夫妻的大案与恶名，很难将正面地的影响力难投射到后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内部和海外成为神话或是传说，甚至对重庆和西南地区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来主政期间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才是让他们苦不堪言的灾难。 薄熙来身涉大案，但是北京并未将事态扩及其家人，宽容之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著显著不同。薄熙来本人的监狱生活也算养生，衣食无缺且无劳动，还能有闲暇以书法自娱，这也使得他的遭遇难以被叙述成悲剧人物。薄熙来的另一个儿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异母之兄在中国仍旧平安无事，2023-2024年期间，还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红三代”之中还算正面好学。 薄熙来出事期间，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无事，其他亲朋好友也平安无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层网开一面。至今即使北京对他或多或少有监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未与外国相关单位合作，这些举动确保他能长期在海外过著相对滋润的日子，如今能前来台湾也不足为奇，为回报北京网开一面，他们也难以为台湾相关单位所用，最多聊点家族琐事和茶馀饭后，仍会避免描述具体事迹。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干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们也尽可能低调度日，或为营商或是专注于充实文化生活，尽量不让自己陷入复杂的事物之中。反过来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关联人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争取对象，但是似乎并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为者的形势。 1980年代至今从中国离开的干部子弟或是太子党家族如今大多无意于权，有意于仕途者也早已回国向北京宣誓表态。如同1949年后离开台湾的大家族远赴海外后的模式，重视培养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历史的叙事权，对于政治核心已无太多想法。若要借由他们的馀热扶持成类似于南北朝后梁的政权，他们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生活因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范围活动，不可能反向成为密使，危害到自身现有的宽裕。 将过度的想像投射在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甚至立场作风都有问题的政治神话，恐怕只会带给我们不必要的灾难。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川普的强势回归对许多国家来说，似乎正应验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尽管预感会受影响的国家都在准备川普明年一月上台后的对策，但中国当局在当下到美国政权正式交接这两个多月的政策空仓期，可能格外忙碌，必须在内政外交诸多方面进行部署，以迎接特朗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可能的再次动荡。 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着墨不多。本次美国大选，原先预期的中国议题并未发酵，然而，川普抛出的关税议题则极具震撼性，他表示将向全部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达六成的关税，并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正告北京，如果中国进入台湾，将对中国产品征收150-200%的关税。当然，他也不忘“奉承”习近平几句，赞习是个有能力的领导人，吹捧他和习是“老朋友”。 川普2.0对中国压力更大 包括中方在内的学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川普2.0对中国的压力更大。假如川普的关税竞选主张不打折扣地落实，美中贸易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几乎等同两国贸易断开，这也正是如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这样的美国对华鹰派的主张。莱特希泽是川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正是他主导了美国对华贸易战。他主张美中两国经贸完全脱钩，而莱氏有可能再次出任贸易代表一职。除了对华高关税，此前亲共和党的保守派智库建议川普上台后，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如果这个建议也得以落实，对中国经济无疑雪上加霜。 川普团队中的对华鹰派不仅会在经济上寻求同中国脱钩，也大概率寻求美中技术上的广泛脱钩，从拜登政府目前的“小院高墙”转向“大院高墙”，例如在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的芯片技术上，不仅禁高端芯片卖给中国，成熟芯片也不准卖给中国，并在外交上减少同中国的接触，在台湾等安全问题上加剧与中国对抗，也对美中之间的人文交流实施更多限制，降低两国的民间交往。而在地缘政治上，同美国可能在其他领域和地区收缩战线相反，在印太地区会加强与美盟友的合作，继续推动印太战略以制衡中国。 总之，在很多中国官方学者和观察家们看来，重返白宫后的川普和他内阁中的超级鹰派，会对中国持非常敌对的立场，进一步强化同中国的竞争，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围堵和遏制中国，未来四年美中关系将出现大幅波动，紧张升级、对抗加剧，甚至可能爆发重大危机，而双方在全球治理和双边关系的合作则会大幅减少，合作领域和议题被压缩。 习贺电含蓄警告川普 对于美中关系这幅危险的图景，中国当局当然也预感到。习近平在给川普的贺电中特意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并表示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习的贺电虽然秉持的是当局对美关系的一贯看法和立场，然而，在国际舆论都认为川普当选将对中国更不利的此时，强调“合两利、斗俱伤”，也含有一种对川普含蓄警告的意味，也就是，如果川普新政府硬要向中国挥舞高关税大棒和技术围堵，同中国展开全方位对抗，中国也准备好了迎战。 从中国官方舆论和鹰派学者释出的讯息，能够让人明显地觉察到这点，概括其大意是：二度回归的川普看似来势汹汹，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不过是重复第一次那几板斧而已。川普第一任期之所以打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个措手不及，主要是没料到像他这样一个反建制的人会当选，从而没准备好他会不按常理出牌，包括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但在经历他的四年和拜登的四年用关税政策、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以及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和围堵后，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被打垮，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以及中国在无人机、太阳能电池板、石墨烯、高速铁路和电动汽车、锂电池等关键技术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反而证明被美国遏制得越狠的地方，成了中国发展越快、自主创新越强的地方。中国人对美心态也变得成熟而强大，面对川普再次祭出的关税威胁，社会表现出淡定，中国有充分的应对之策和手段，不怕和美国打关税战。 确实，从中国当局强调的底线思维看，即便川普一上任就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征收高关税导致美中贸易全部中断，以目前中国出口美国5000多亿商品产值算，损失也就2.6个百分点的GDP，占比似乎不大，是中国可以承受的。一些评论者正是这样宣传的。 可倘若如此来看问题并采取对策，实际是非常短视且不负责的。因为它把民众为此要承受的代价在这种底线思维中全部勾销了。底线思维是表明一种最怀的、最极端的情况假设发生时应采取的对策的思维方式，现实中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概率虽然极低，但政府的施政还是要极力避免它的发生。因为最坏的情况一旦像假设的那样出现，受害最大的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而是其人民。民众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将要为此负出最大的代价。在中共建政70多年里，不是没发生过吃树皮草根乃至人吃人的事情，许多活着的人还有这种记忆。 对中国商品征收六成关税或导致经济零增长 和川普打贸易战当然不可能再出现此种骇人的后果，但这不表示当局用底线思维去应对其关税大棒就可以处变不惊。表面上，两国贸易完全脱钩，中国损失的不过是2个多点的GDP，可是，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2个多点的GDP损失的是中国一半的增速。不仅如此，如果美中经贸完全脱钩，受此牵连，其他国家的贸易，像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对象东盟和欧盟等，肯定也会减少和中国的贸易，而不像中国一些学者设想的那样可以通过加强和它们的贸易联系来弥补和美国打贸易战的损失。换言之，中国损失的GDP不只是现在测度的水平，可能还要高，再考虑对中国国内产业、企业、市场和民众的心理冲击，也许中国的GDP增长就接近0，甚至负增长。这还只是从经济角度权衡。事实上，贸易战引发的经济萧条一旦到如此程度，它影响的还有金融、社会人心和政治，会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广泛的收入剧降和失业威胁会不会导致社会抗议，以及政治系统又会起什么反应变化，这些情况也必须考虑进去。 因此，川普上任后美中贸易战的开打绝不像中国官方舆论轻描淡写的那样“没什么好怕的”。这也就是为社么当局虽然放出这种舆论论调，但实际应对却是加倍小心、做周全准备，包括最近人大常委会批准了10万亿的化债规模，对外资的单边开放，以及尽可能的推进一些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举措。川普的关税威胁有可能为中国带来一个“格外好处”，即让中国的长期发展获得改革动力。 习近平固然政治上保守顽固，但也要看到，如果川普将关税威胁落到实处，当局将不得不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提振经济，特别是提振国内消费，使中国经济转向真正依靠消费而非出口，但这样就必须推动一些议而不决的经济改革从速出台，以激发国内经济增长的活力，此乃所谓受危机驱动的改革，也算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传统。一些经济学者正是这样建议当局来应对川普的关税威胁。 观察家们评估，川普上任初期由于要处理移民等内政问题，也许不会一步到位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因为这样会推高美国的通胀，造成美国选民大量失业。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2023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将在五年内给美国带来1.6万亿美元经济损失，并使美国失去70多万个工作岗位。美国目前的通胀虽然显著回落，但还是高于2%的政策目标，且有反弹趋势。特朗普正是靠选民对拜登政府的经济不满（其中包括高通胀）而把他送入白宫的，他也许需要考虑对中国征收高关税对选民带来的通胀和失业问题。 不管如何，川普2.0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如果把台湾问题纳入考量，也许两国确实会发生严重冲突。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第15届中国航展于11月12日至17日在珠海举行，根据官宣，这届航展首次集结三款隐身战机，除了首次亮相的歼-35A，还有第一次来中国的俄罗斯的苏-57（Su-57），以及中共歼-20（J-20）。在连日来中共官方高调宣传的喧嚣中，这届航展事实上却充斥著嘲笑、抄袭的疑问和腐败气息。 苏-57遭小粉红嘲笑 俄罗斯最新型的苏恺（苏）-57战机11月3日抵达中国珠海金湾机场，并在11月7日进行了适应性飞行。苏-57的北约代号是“恶棍”（FELON）。这款被克里姆林宫誉为“全球最先进第五代隐形战机”的新锐，还未正式亮相，就引发恶评不断，意外成为中国小粉红网友的笑柄。 前往航展的航空迷用手机近距离拍摄了苏-57前所未见的细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身和机翼上数以百计的螺丝，而不是隐形战机设计中通常使用的铆钉。这不利于雷达隐形能力的发挥。 《保加利亚军事网》（BulgarianMilitary.com）11月4日指出，苏-57最新亮相只是进一步损及自身声誉，因为几乎已经证实，它并不具备隐形性能。 今年6月，乌克兰官方曾指，无人机损坏了两架俄罗斯最先进的苏-57战机。 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拍摄者发现停在中国珠海机场的苏-57存在诸多工艺瑕疵，包括机身螺栓外露、零组件接合不完美等问题。其粗糙的外观与组装品质遭到中国小粉红猛烈抨击和嘲笑，有人认为苏-57根本不能和中国新登场的歼-35A同场展出。 歼-35A被官方专家吹成“世界第一” 11月5日，中共空军正式官宣“歼35A将亮相中国航展”。官媒连日来极力吹捧歼-35A。 歼-35A号称中共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歼击机。这次公开亮相，意味著中共空军将同时拥有两款隐形战斗机：歼20和歼35A。中国成为继美国空军装备F-22和F-35之后，全球第二个同时装备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 对于从此前的歼-20到新亮相的歼-35A，中间跨越了十几个序号。中共军事专家傅前哨认为，“新机一定能够抗衡国外的同类型对手，甚至要对他们形成碾压性的优势。”傅前哨甚至声称，“我个人认为歼-35A目前的隐身性能排世界第一。” 有陆媒则宣称，“台军最先进战机在歼-35A前毫无胜算！” 共军歼系列战机有抄袭传统 如同中共歼-20以及之前的歼系列战机，歼-35A未登场已遭海外网民质疑抄袭美军。 中共派出大量水军，在自媒体发文，使用类似“歼-35高调亮相，美国媒体难得说了句公道话：不存在抄袭”之类的标题，意在搅混水。但有海外网友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海外网友石山钟说，“中国空军发布的歼-35A图片，这次不仅抄外形，连名字也一起抄了？难怪中国军工天天遮遮掩掩，过于先进不便展示。原来主打一个抄啊！不过说实话，这个外形抄的有点丑。就和小米抄保时捷一样，盗版的终究是盗版。” 新出场的歼-35A到底如何涉抄袭，仍没有实据。但中共盗窃技术、抄袭、侵犯版权在国际上臭名昭著，在军事技术上更是如此。 2019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批评中共长期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并指中共第五代战机和F-35战机看起来完全一样，指控中共窃取该项技术。 俄国一些专家前几年一直指控中共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山寨”了俄美技术。对此中共官方并没有有力的反驳。 歼-20于2017年3月列装中共空军，被官方媒体称为亚洲最先进的战斗机。2018年11月，当时在正举行的中国珠海航展上,中共对外展示了歼-20,并进行了飞行表演。官方媒体当时也大力吹捧歼-20。 俄罗斯塔斯社当时发表文章的标题为“勉强够到第五代中国不断拷贝俄罗斯最好技术设计而造出第五代战机”。文章称，实际上进行表演的三架歼-20战机仍然安装著俄罗斯的AL-31F发动机。 俄媒分析说，虽然北京对外宣称可以替代俄产品的国产涡扇发动机研制成功，但稳定性仍然无法达标。因为AL-31发动机是苏联时期专门为苏-27战斗机设计的，安装这种老款发动机肯定无法令歼-20达到第五代战机的要求。 塔斯社的文章还写道，新型战机的设计并非完全是中国自己技术思想的成果，而是成功仿制了俄罗斯和美国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其中一些是非法获得的。 俄罗斯政治军事评论人士康斯坦丁．杜舍诺夫说：“歼-20拥有大量仿制或完全复制俄罗斯米格1.44试验机的技术和美国第五代战斗机F-22和F-35的技术。但中国人也在进步，以前只是完全山寨拷贝俄武器装备，但现在已经能够成功地把从多国拿来的技术拼凑到一起。” 俄罗斯国际航空沙龙MAKS名誉主席、俄联邦功勋试飞员玛佳麦德•陶巴耶夫说，苏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被中国获得，但“他们只拥有更多的数量和落后的质量，因为我们没有给出最先进的技术。” 俄塔斯社军事观察员维克多•利托维金评论说，“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山寨货’总是要比原装差一些。” 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15年1月曾报导，中共间谍从美国窃取有关F-35隐形战斗机的机密资料数据，多达50TB。中共获得这些数据后，已经将其应用在歼-20战斗机上。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空军的科技，原本来自于前苏联，自己进行仿制，苏联垮台后，中共曾有一段时期获得美国科技，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受到制裁，之后因俄罗斯需要金钱，中共能从俄罗斯获得不少科技。 据中共官方资料，新亮相的歼-35空军型飞机，和其它歼系列一样，由特大央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沉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生产。事实上，中共空军使用的各种型号战机绝大部分由该公司研发和制造。 位于中国东北的沈阳飞机制造厂一直是中共战斗机的基地。从最早的歼-5、歼-6，到后来的歼7、歼-8，再到歼-11、歼-12、歼-15、歼-16以及歼-35隐身战斗机，全部出自沈阳飞机制造厂。但许多人抨击、指责沈飞，只会抄袭与模仿。比如歼-15仿制于乌克兰的苏-33，歼-16则是以苏-30为原型机逆向研发而来。因为“辽宁”号航母是从乌克兰买来的，最适合它的舰载机自然也是乌克兰的苏-33舰载机，沈飞又仿制苏-33，推出歼-15。也正因为这些历史和现实，沈阳飞机公司始终都逃脱不了抄袭、仿造质疑。 目前全球只有四款第五代隐形战机已投入使用，其中F-35和F-22战机由美国拥有，中共制造了歼-20（J-20），俄罗斯则拥有苏-57（Su-57）。 这次中共最新展出的隐形战机序号从歼-20一下跳到歼-35A，应该是因为政治需要，透过这次亮相航展展示中共的所谓成就。但实际上按中共偷技术和强制外企转让技术的传统，歼-35A也跑不出“山寨”技术。至于高调的宣传，只是给小粉红打爱国主义的鸡血，狂热一阵子而已，真正上战场才能见分出高低。 生产战机的央企老总落马 中共的歼系列战机，不但涉及抄袭丑闻，还有腐败问题。设计生产歼35空军型飞机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原董事长谭瑞松今年8月30日落马。 谭瑞松曾任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7月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保密委员会主任，2012年4月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并任董事。2018年5月，谭瑞松出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2023年3月卸任。 在去年以来以火箭军腐败为代表的军方大案，已掀下数十名将领，包括两任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军工企业高层也纷纷落马，谭瑞松是其中的一个。由于谭瑞松曾任集团保密委员会主任，他是否涉贪的同时，也有泄密问题，目前不得而知。 在新战机亮相前后，老总就落马。这种情形与负责首艘国产航母辽宁号研发的两个中船重工高层，孙波和胡问鸣，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落马类似，至少给这些还没上战场的军中重器蒙上不吉利的阴影。 直接生产战机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也被揭露诸多丑闻。 2014年，原中航沈阳飞机工业公司一名车间办公室主任因无意中发现公司贪腐大案，他向上举报后被打击报复，不得已向海外媒体揭露黑幕。据称，在沈飞公司中几乎每个厂都存在将工厂生产项目外包加工，甚至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飞机零部件根本没有生产，钱款已经被提走了。” 更可怕的是，由于军方战机经常出现一些故障，有很多军用飞机存在诸多隐患问题。 歼-31据称是沈飞公司研制的“第四代隐形战机”。当时官方专家自诩这款战机未来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该内部人士透露，此前沈飞利用俄罗斯军工生产线和技术组装苏27战机，后来取消合约自行制造歼11战机。而在2007年沈飞公司生产国家重点型号军品歼8、歼11战机部分零部件期间，从公司外招进的8家个体工厂，整体进驻沈飞八厂，建成厂中厂。这些临时工人没有资质认证、没有培训、没有上岗证，居然大批量生产国家重点型号战机的零部件，导致发生多起重大事故，于是有些飞机部件拆换下来，由这些个体厂长用钱摆平。而有些则被装配在飞机上，留下飞行安全隐患。 这些消息后来没有下文，举报人后来不知所踪。 另外，2012年11月25日，作为歼-15项目负责人的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在国产航母辽宁舰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此事也留下了疑团。 种种贪腐丑闻和离奇事件，对战机制造的质量其实是有影响的。就像彭博社引述美国情报揭露中共火箭军的丑闻说：一些导弹装满了水而不是燃料；在中国西部的导弹发射井区，发射井井盖无法发挥功能，让导弹有效发射。 这些腐败细节与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北洋水师相彷。如果连最新式的隐形战机也是偷工减料，或有其它未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习近平到时真要武统台湾，在战争中他的政权就真有点悬（危险／机会不大）！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这次民主党面临近30年来最大的惨败，共和党一方赢得选举人票、参院、众院、多数州长、全国普选票。但民主党的铁杆们除了嚎哭诅咒之外，极少有人反思。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民主党就养成了一种不能失去政权的政党意识，不仅将国会、媒体当作政党斗争工具，还进入一种选举依靠舞弊、司法武器化、将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的恶性状态。这种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思考自己为什么失败。 我个人希望这个百年老党的精英们能够思考并付诸行动，将这个严重奥巴马化（Woke化）的政党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本文先从竞选策略分析这个党全面失败的原因。 沉溺于身份政治的情绪价值难以自拔 拜登在今年6月与川普辩论中失利，其实主要原因并非他“年老痴呆”，主要是他执政三年半乏善可陈，不仅“拜登通胀”（Biden Inflation）曾达到40年未有之严重程度），还给美国深种祸根（新增2000万非法移民、10万亿国债）。这些劣绩在左派控制的媒体平台上可以被美化掩盖，但如果要辩论，肯定一败涂地。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拜登辩论失败背后是左派理念的失败》（上报，2024年7月5日），不再赘述。 拜登辩论失败之后，民主党高层强行换人，不仅不从从能力与德行方面考虑，连党内推选这道程式也省去，换上与奥巴马关系亲近的哈里斯。但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党内初选（Vote）只是被党内高层指定（Choice）的候选人，被媒体称颂的优势只有两点，一是女性，二是黑人与亚裔（其实只有印裔是真实的），均是美国新身份政治认定的优势，算是为被新身份政治荼毒的左派选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至于哈里斯的政绩，掰著手指头从加州总检察长到其任美国副总统，都找不出几样实绩。在她成为民主党高层选定的总统候选人以来三个多月，所有的公开讲话与媒体采访，无不一败涂地。以至于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1月1日密西根州马斯基根高地为哈里斯举行的集会上只能表示，川普执政期间“经济更好”，但人们仍然应该投票给哈里斯。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优势提供的情绪价值，黑人并不买帐，称她模仿黑人口音只是为了选票。女性优势也安慰不了选民，各族裔选民无论男女都做了视频接力表达：我们不在意哈里斯是否女性，我们只在意她是否有能力领导美国。但恰好在领导美国这一点上，哈里斯完全没任何优势，从她接棒之后，她的经济政策只是没贴上拜登标签的拜登经济政策。2020年拜登大谈的进步主义经济政策比如国家经济主义、气候环保绿能因被选民厌弃不能再搬出来，除了照抄川普一些作业如小费不交税、恢复液压石油开采之外，只有一个空泛的“机会经济”。 玩身份政治走火入魔的美国民主党，完全不考虑总统这个位置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他们著迷的身份“优势” ，2016年希拉蕊落败，她本人归因于“玻璃天花板”。这次哈里斯败选，左媒第一时间声称“美国还没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总统”。因此，民主党要想挽救自身，得从身份政治的自我迷恋中走出来。 低估了美国人对2020盗选模式的警惕 奥巴马等敢推出无德无能的哈里斯，是出于民主党2020年窃选的成功经验：不在于有多少真实的合格选民投票给民主党圈定的候选人，只在于控制好计票权。美国民主党阵营通过2019年成立的捍卫民主联盟建立了八爪鱼式的巨大网路，通过天量邮寄选票与六大战场州延迟开票（最晚的长达1个多月），辅之以七十八天政变计画，成功地将拜登送进白宫（参阅本人《窃选者的炫耀》系列，2021年3月6日），http://heqinglian.net/2021/03/06/show-off-by-pick-thief-1/ 食髓知味，今年民主党仍然想重施故伎。从选前三个月开始，七大战场州当中的四个州例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乔治亚、亚历桑那就宣布要延迟计票，大选结果要5-15天之后才能公布。2020大选舞弊的重灾区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公开宣布：“不排除选举结果需要数天时间才能确定，更加不排除，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很正常”。并公示了盗选路线图（熟悉2020年该县选举情况的就知道这是2020年的盗选经验）： “选举日晚8点只有70%-75%的预投票选票结果被公布” （预留25%-30的造票空间）； “随后的晚间会陆续公布大选日亲自投票的计票结果”（所谓“陆续公布”是为了营造透明计票的假像）； “绝大部分选票会在11月6日晚7点前统计完成” （“绝大部分选票”之外，得计算一下需要造多少票来填补差额，达到“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一目标） 马里科帕郡是美国人口第四大郡，占亚历桑那总人口的61%。2020年，拜登在此赢得4.5万张选票，从而在亚利桑那全州超出川普所获选票1万张。这个县一直被诟病是偷盗大选的重灾区，这位马里科帕县的选举官几乎是对外公布了该县将按差额完成灌票的路线图。 2020年模式辅之以J6对川普支持者的大规模镇压，确实让美国人经历了少见的政治恐怖，但却引发了共和党阵营对2024年大选盗选的警惕。共和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在RNC高层换将，Laura Trump（川普的二儿媳）出任RNC联合主席，投入巨额资金，在全国征召了23万志愿者监票，并聘请了5000名律师，七大战场州当然是重点投入。 据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 11月初公布的资料，多达3位元数的诉讼中，赢得了一些重要胜利，例如密西西比州法院裁决，允许在选举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收到缺席选票计入。此案由司法观察、RNC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此外，不少民主党掌控的州与战场州被迫达成案件和解，删除不合法选民名单，仅洛杉矶县就删除了120 万个名字，纽约州删除了 45万个名字；宾州1 个县就删除了 69,000 个名字；肯塔基州删除了50万个名字；北卡清理了大约 400万个名字。 乔治亚州亦是2020年的舞弊大州，2024年该州州务卿亦公开宣布将有占选民总数25%的海外选票要延后计算，此案经乔治亚州高法裁决，州内任何地方的选举官员都不得在截止日期之后接受和计算选票，打破了该州的窃选计画。 结果是：不仅民主党原定的盗选计画被成功狙击，导致民主党只能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州内胜选，还坐实了2020舞弊的指控。2024大选是两党搜寻动员每个可能的选民付出最大努力的一年，但结果发现，哈里斯团队攒足劲花费三倍于川普的竞选经费，却只得到7025万票，比拜登2020年的8100万选票少了整整1000万，：X（前身为Twitter）上的多篇帖子声称卡马拉·哈里斯主要在不需要选民身份证的州获胜。每条帖子都展示了哈里斯和川普赢得选举人团选票的地图，以及需要出示带照片身份证件、需要无照片身份证件和不需要身份证件的州。虽然民主党一方努力辩护，但无法消除人们心头的疑云。 过分相信选举造势的作用，忽视了真正的民意 长期以来，民主党偏离美国民众具体感受，无视底层人民在物价、福利、移民上现实的经济生活问题，在宏观资料和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操控，以为巨额资金+媒体助阵+民调造势+投票不验ID这种模式仍然是赢得选举的必胜宝。10月下旬，民主党支持者中的富豪纷纷与川普接触，铁杆左派媒体也开始转向，例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与《今日美国》等知名媒体纷分宣布不支持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任何候选人。10月28日川普纽约集会气势如虹，即使形势如此不利于民主党，左派媒体还是齐齐推出11份民调，调高哈里斯领先优势，希冀努力营造的回音壁效应能够帮助她获胜。 但是，这些民调只能安慰民主党的铁粉，民主党的政治高层其实并不相信民调。2020年独家披露七十八天政变消息的左媒Axios报导，众议院民主党人对 11 月5 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一位众议院民主党人说。新民主党联盟主席（New Democrat Coalition Chair）安妮·库斯特（Annie Kuster (D-N.H.) 表示，她“正在查看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其实，提醒民主党对民调不要乐观的不止这一位。另一件是 8月20日DNC大会上，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的最大金主”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的负责人昌西·麦克莱恩（Chauncey McLean）发言，称据他们采访了约37·5万美国人的民意调查，没有其他公开民调显示的那么“乐观”，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在关键州的竞选中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分析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所显示的权力的愚蠢与骄横，还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左派的政治方向性谬误。也许，用被称为“民主党党报”的《纽约时报》选后的几篇文章做总结最合适，《一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政党遭遇惨败》，《绝望、分裂和指责：民主党面临“黑暗的未来”》。 这场选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美国民主政治回归常识的一场选举。这些被操控的媒体在大选后难得地开始关心美国民间疾苦，华尔街日报：一位选民说，“我们太累了。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太累了，好比过去四年一直有人用脚踩在美国人民的胸口上一样。” 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人民还未左倾到不可救药的状态（气候环保lgbtqi+这类情绪价值的话题被置于现实中的厨房餐桌与生活安全之后），终于用选票将民主党踢走，当然，这还得归功于川普这位特殊人物的存在，否则，这无数个零的集合也找不到这个1.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介绍了根据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在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的规定，于2015年6月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周永康即使获批保外就医或假释无望，刑满出狱的时间从理论上讲也可以早至2028年6月，有盼头。 1989民运史上的”失踪者” 我们知道，从当年江泽民把陈希同送进秦城开始，陆续又有陈良宇、薄熙来，郭伯雄、令计划、孙正才、苏荣等副国级官员先后被胡锦涛和习近平送进秦城。他们中只有陈希同和陈良宇两人是获判有期徒刑，其他都是无期。 陈希同被宣判有期徒刑16年的时间是1996年7月，2006年5月被保外就医，住在秦城监狱里的时间不满8年。他是在保外就医的7年后去世的，足见被保外就医时并未病入膏肓。 需要多说一句，陈希同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是所谓“数罪并罚”。其主刑“贪污罪”的唯一依据是没有把对外交往中收受的总价值55万6千余元的“贵重礼物”上交国家。 陈良宇是于2008年4月11日被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三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当时官媒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一审判决书中那句“刑期至2025年7月25日止”，但进入秦城之后通过减刑，实际服刑时间只有14年便被释放回家。 而被判无期的副国级官员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领刑时间是2013年9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服刑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领刑时间都是2016年7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服刑8年；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的领刑时间是2017年7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里服刑7年；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领刑时间是2018年6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住满6年。 一位前中共司法部官员透露，他在退休前曾获准参观过一次秦城监狱，并进入副国级官员的监区一探究竟。参观后的最大感慨就是比想像中还要好的食宿和医疗保健条件，让首长们在这里颐养天年，绝对有利于长寿。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无论是被判有期还是无期， 即使没有假释和“病保”的机会，也都能健健康康地活着出去。至于被判死缓者，只要未被附加终身监禁，理论上也只需要比被判无期徒刑者的坐监时间多上个七八年。 我们知道未来肯定是要到秦城报道的副国级领导人，截止目前还只有出生于1954年的魏凤和与出生于1958年的李尚福这两个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都比周永康、郭伯雄、苏荣和薄熙来年轻。如果也是在今年底至明年初被判无期徒刑的话，按13年计算，魏凤和最早可以在84岁出狱，李尚福则可以在80岁出狱。 今年7月，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有前辈之鉴 中共两位前防长获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文章的最后虽然说了“无论是李尚福还是魏凤和，即使是被最终落实的受贿犯罪金额高达数亿，军事法院也至多以死缓伺候，在此前提下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被直接砍头的可能性等于零”，但如今在围绕被判终身监禁官员做文章的过程中，又把过去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军纪委开除郭伯雄党籍、军籍的通报内容与如今对魏凤和及李尚福的通报内容对比，才觉得魏、李二人获判死缓甚至还被附加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应该是大于和郭伯雄一样只被判无期的可能性。 当年对郭伯雄的通报中说他“……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如今对魏凤和的通报内容则是说他“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 对李尚福的通报内容是说他“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 对比之后，不觉得魏凤和与李尚福的罪孽要比郭伯雄深重得多吗？ 自习近平的反腐模式开启后，中纪委开除贪官党籍的通报内容中只要出现 “极大“、”极其“，以及”极为”、”特别“等字样，就意味着这位被开除党籍者面临的司法处理结果很可能就是死缓附加终身监禁，只判死缓都是被”法外开恩“。本文后面要举的傅政华等人的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由此说来，两位前防长，特别是魏凤和，确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第一个要在秦城监狱里把牢底坐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目前秦城监狱里在押的十八个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里，正省部级只有4个，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再加上一个日前才去报到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这个数字总有一天会增加，而笔者感兴趣的是，目前正在中纪委留置所里接受审查或者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正省部级贪官里，有没有被习近平认为不判终身监禁不足以立党威的呢？ 截止本文完稿，已经官宣落马正在等待中纪委发落，以及中纪委已经发落完毕正在等待司法处理的正省部级领导人有：农业农村前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苟仲文、陕西省政协原主席韩勇，台盟中央原常务副主席李钺锋，湖南省政协前主席李微微，西藏自治区前党委书记吴英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齐同生，以及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的前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对它内部大小贪官的处理程序都是“先纪后法”，而中纪委宣布开除他们党籍并移交司法的通报中，是不会透露他们事实上已经被查证落实的经济犯罪金额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犯罪金额是和他们的被一审判决结果同时对外公布的。 那么，从中纪委将党内贪官开除党籍、移送司法的通报细节中，是否可以分析出这些人日后被司法处理的大致结果呢？ 先以本专栏前篇文章中介绍的18个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们为例。 傅政华被定性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孙力军被定性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影响极坏，应予严肃处理”。 王力科和刘彦平一样，都是被定性为“……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赵正永被定性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典型，其行为严重污染破坏了陕西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性质特别严重，影响极其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孙德顺则是被定性为“……系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的典型，应予严肃处理”。 除了如上几位，入住秦城监狱的其他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们，中纪委开除他们党籍的通报中都只是使用标准定性，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上中纪委网站随便输入几个近些年来陆续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的正、副省部级贪官的名字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包括和如上傅政华、孙力军、王力科、赵正永等一样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前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刑云、前中国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民、前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以及去年7 月因为受贿金额只有区区3千多，不及孙志刚受贿额二十三分之一所以只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黄毅，虽受贿金额已达1.48亿但也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云虎，上个月才被最高法院宣布逮捕，其受贿金额需要等到一审宣判才对会对外公布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今年8月已经被提起公诉，目前处在一审开庭等待期的宁夏自治区政协前主席韩勇等，中纪委开除他们党籍的通报中的定性表述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目前已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等待司法处理的唐一军等人，虽然中纪委开除他们党籍的通报中只说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性质恶劣”，不说是“特别恶劣”；只说是“情节严重”不说是“特别严重”；只说是“影响恶劣”不说是“影响极坏”或“影响极其恶劣”，日后的司法处理结果照样有可能是死缓甚至还附加终身监禁。 另外，中纪委对如上所有人等的通报内容中，全都有“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一句。日后对比一下对这些人的司法处理结果，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巨额“，可能只是区区几百万，但也可能是几个亿到十数亿。 如上列出的唐仁健、苟仲文、李微微，吴英杰、齐同生等正省部级贪官目前均处在被中纪委调查取证阶段，放在日后文章中介绍和分析。至于李钺锋，日后专门介绍和分析如何在“党外人士”中反腐的文章中会有涉及。下面只分析一下唐一军。 和傅政华一样也是司法部长出身的唐一军日后被一审判决的结果，和傅政华及孙志刚一样获刑终身监禁，或者和董云虎一样只被判了无期的可能都有，和黄毅一样只被轻判个十几年有期徒刑的可能很小，就看他唐一军将被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是多是少了。 本专栏今年8月23日刊登的《夜话中南海：许家印主席与孙志刚书记和唐一军省长的故事》中就已经断言“日后对唐一军‘双开’的中纪委决定内容中，也会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形容之”。 果不其然，今年10月7日宣布开除唐一军党籍的通报中给唐一军开列的犯罪内容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和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配偶失管失教；毫无纪法观念，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职务提拔、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笔者把中纪委对唐一军和孙志刚两人的通报内容对比了一下，除去大致相同的内容，唐一军首先是多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罪名。而孙志刚未曾犯下此罪。 今年4月初，大外宣《星岛日报》刊登了《唐一军落马内幕︱任辽宁省长与恒大许家印关系密切 助控股盛京银行留千亿烂账》一文，揭露唐一军在宁波为官时即纵容家人干预工程，当地人对此意见很大。还有人称，唐一军妻子在幕后经商，性格十分强势霸道。 而中纪委的通报中所说的“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证明了大外宣此前文章所言不虚。 也是在今年4月份，墙内网易刊登《30亿大坏账，贵州银行被恒大坑惨了》一文。即使把这30亿的坏账都归罪于当年亲手把许家印“引进”贵州的孙志刚，也只是唐一军“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导致的盛京银行千亿烂账的零头。而他们两人各自从许家印那里得到的回报数额应该也是不成比例。仅从这个角度推测，唐一军本人及伙同亲属共同贪污受贿的金额应该是相当的巨大，即使没有打破由孙志刚创下的8.13亿元的正省部级领导人最高贪腐记录，依然会有到秦城监狱里陪同孙志刚把牢底坐穿的可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今年8月27日的文章《省委书记第一贪孙志刚该当何罪？》中介绍了如今也在秦城监狱服刑的中共最高法院前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2015年主持修改了刑法之后，又起草了《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外）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墙内网站的一篇文章据此分析说：经梳理以往的判例发现：官方的底线是10亿，超过这个数额，必死。反之，基本都不会死。（所以受贿金额8亿余元的）孙志刚面临的最大可能是：死缓，终身监禁。 而笔者当时写出的看法是：孙志刚无论是被判死缓、死缓附加终身监禁还是死刑（斩立决），都是有“法”可依。虽然习近平上台以后还没有下令处死过一个省委书记或更高政治级别的党内贪官，但是孙志刚的与“众”不同，不但是他已经打破了省委书记乃至正国级、副国级官员们以往的犯罪金额—-用“巨贪”二字都不足以形容，更因为相较于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等，他孙志刚在担任贵州省长和省委书记期间的胡作非为，不但令当地“党心涣散”，而且招致民怨沸腾。所以，现如今的贵州省委书记徐麟向习近平递奏折称“不杀（孙志刚）不足以平民愤”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事违笔者所愿，孙志刚，这位截止目前的中共省委书记第一贪，到底还是被习近平刀下留人了。 一个星期前的10月29日，墙内媒体中最特立独行的财新网又一次赶在新华网发此消息的几个小时之前抢先以《2年来贿金第四巨贪 贵州原书记孙志刚将”牢底坐穿”》为标题抓读者眼球。 报道中说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总共受贿人民币8.13亿余元的孙志刚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认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被告人孙志刚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有重大立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说明一下，笔者过去文章中强调的孙志刚的犯罪金额只是在所有中共正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贪官中遥遥领先，但如果把范围扩大至习近平上台以来陆续查处的所有中管干部里，孙志刚的犯罪金额只能排第四。经济犯罪金额高于孙志刚者依序是华融集团原董事长赖小民（17.88亿余元）、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9.795亿余元）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何泽华（9.4447亿余元）。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靠军工吃军工” 军工硕鼠知多少？》中已经介绍了熟悉中共“反腐”套路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了中纪委和几个省级纪委对具备所谓“领域性特征”的落马贪官习惯以“靠X吃X”概括其主要犯罪内容，诸如，“靠金融吃金融”、“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以及“靠教育吃教育”、“靠矿山吃矿山”、“靠扶贫吃扶贫”……等等。就在“靠军工吃军工”的何文忠被中纪委宣布双开的头一天，“靠金融吃金融”的典型代表，中共央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刚刚被判处了死缓附加终身监禁。 不过呢，从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看，范一飞与本文所介绍的也是“靠金融吃金融”的中管干部孙德顺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与孙志刚“一笔难写两个孙”的孙德顺，被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比孙志刚的受贿金额还要高出1亿6千多万元。 孙德顺是在中信银行行长职务上退位之后才被中纪委倒查的。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罪状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项：“为有关企业在获取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9.795亿余元”。而从他那里拿到巨额贷款后再“返还”给他巨额回扣的首犯就是许家印，在孙德顺被一审宣判的当天，墙内搜狐网使用的新闻标题就是《给恒大许家印贷款的行长，被判死缓了！》。 至于何泽华，则是所谓“靠烟吃烟”的典型代表。此人是 2003年7月被中组部从地方烟草公司老总位置上提拔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在此职务上一直干到2014年3月退休。至2023年1月被中纪委宣布接受调查审查时，退休已有近9年的时间。 截止这个何泽华被查，因“靠烟吃烟”落马的中管干部已达4人，包括2019年2月时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洪顺在任上被查；2021年5月时任中央纪委派驻国家烟草专卖局纪检组组长、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潘家华被查，2023年10月23日已退休5年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凌成兴被查。而何泽华任职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2003年7月—2014年3月）的11年间，与这三个“烟草虎”均有工作交集。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何泽华的受贿金额是其他3人犯罪金额总和好几倍。 孙德顺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时间是去年1月10日，何泽华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时间是今年5月29日。而如今的孙志刚已是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的第18名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除了他以及前面说过的范一飞、孙德顺、何泽华，还有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受贿金额2.4亿外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前天津市公安局长、市政协副主席武长顺（贪污 3.42亿余元，受贿8440万余元，挪用公款1.01亿余元，直接或指使公司人员行贿1057万元）、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邢云（受贿金额4.49亿）、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受贿金额7.17亿）、中国华电集团前总经理云公民（受贿金额4.6866亿）、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受贿金额1.17亿）、前江苏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受贿金额4.4亿，行贿金额9731万）、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受贿金额6.46亿）、前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受贿金额3.52亿）、前辽宁省公安厅长、省政协副主席李文喜（受贿金额5.46亿）、前中纪委驻国家安全部纪监组长刘彦平（受贿金额2.34亿）、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前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王滨（受贿金额3.25亿）、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蔡鄂生（受贿金额4.09亿）、前辽宁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王大伟（受贿金额5.55亿）。 再强调一下，这个18的数字仅是指陆续被判处死缓还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也就是有资格在秦城监狱里把牢底坐穿的那部分人。不过呢，这个18的数字应该很快就会被打破。就在孙志刚被宣判之后的三天时间里，就又有两名犯罪金额超过了两亿元的中管干部被开庭审理。10月31日，湖北襄阳中院一审开庭审理了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捍东受贿、滥用职权、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案。刘捍东被控25年来共受贿2.45亿余元。 因为法庭上宣布的起诉书中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的定性，所以刘捍东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的可能性也许会大于仅仅只判死缓的可能性。 11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副部长级干部骆玉林受贿、内幕交易案在山东青岛中院开庭审理,其被控受贿额为2.2亿余元。 检方指控骆玉林从1997年至2023年先后利用担任青海国资局长，原青海经贸委党委书记、主任，原青海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亿余元……。 此前中纪委在开除骆玉林党籍和公职的通报措词十分严厉，说他的行为“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所以，骆玉林日后的最好下场是只判死缓，最终领刑死缓附加终身监禁也有相当的概率。毕竟已经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如上18人中，也有比他骆玉林受贿金额还少的。 笔者注意到，财新网在报道骆玉林一审开庭的文章里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此人是于1996年6月出任青海国资局长，其涉嫌犯罪时长或达27年，但其中19年是在青海任内。 为什么如此强调呢？因为“懂的都懂”。当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当时是青海省分管经济的副省长，骆玉林的顶头上司。 回过头来续说孙志刚。他被一审判决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当天，大外宣《星岛日报》以 《前贵州书记孙志刚受贿8.13亿判死缓 庭审曝光气定神闲》为题解说中共央视的视频画面：“孙志刚身穿深色中山装迈著稳重步伐进入法院，坐在被告席，依然是地方诸侯的气度，神情冷静。” 的确，笔者多年来追踪了那么多央视给了镜头的中共贪官，在法庭上敢于抗争的只有薄熙来一人，而法庭表现最为淡定从容的当属孙志刚。相比而言，省委书记第二贪赵正永的“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应该是会被秦城监狱里的狱友们耻笑的。 笔者比较了当年对赵正永和如今对孙志刚的一审判决书内容，发现一个重大区别就是赵正永的“赃款赃物均已查封、扣押、冻结在案”，而孙志刚的判决书中则说“对查扣在案的孙志刚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其实，就在赵正永的一审判决下达之前，中纪委就已经抢先对外宣称“赵正永案扣押的涉案资金和物品，均已收缴到位；查封的涉案房产和冻结的公司股权，将按照司法机关判决进行处置。此外，赵正永违纪违法财物已由纪检监察机关全部追缴到位”。 笔者当时在中纪委网站上看到这则消息的第一反应正如该网站上此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所说：“大贪巨贪就当了个财物保管员，何必呢”。 虽然我们不知道孙志刚那8亿多元的受贿金额中有多大份额是他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之后仍还需要被“继续追缴”的。但从常理判断，反正已经是要把“牢底坐穿”了，人家孙志刚本人及亲属凭什么还要配合当局的所谓“继续追缴”呢？这也许就是孙志刚在一审法庭上神情自若的原因，“总之还是赚到了一些”！ 而相比孙志刚的毕竟还是把那8亿多的受贿款的一部分“打了埋伏”，从而惠及后人，“竹筒倒豆子”的赵正永真的是个“冤大头”。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当初对赖小民的一审判决书中也有“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的说法。可你都把人家的脑袋砍下来了，还怎么去“继续追缴”那“不足部分”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月24日，新华社发文《检察机关依法对何文忠决定逮捕》，说是记者24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科”）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已被河北省检察院作出逮捕决定。 在此之前，新华社与中纪委网站同步，先是于今年4月7日发布了“何文忠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继而又于上月11日发布了“何文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 照理，中国电科虽然规模大得吓人，但也只是副部级央企，其副职只是正司局级。而新华社这样的一级党媒对落马的正司局贪官污吏被处理的每一步给予特别关注的情况并不多见。 而这个何文忠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他是中共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大面积塌方式腐败”案爆发以来被中纪委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的第一人。 中纪委在宣布对何文忠“双开”的通报中为他罗列出的主要罪名是：“……利用职权违规提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搞钱色交易；私欲膨胀，‘靠军工吃军工’，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熟悉中共“反腐”套路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了中纪委和几个省级纪委对具备所谓“领域性特征”的落马贪官习惯以“靠X吃X”概括其主要犯罪内容。墙内澎湃新闻一年前曾刊登《紧盯“靠X吃X”式腐败，让整治重拳更精准》一文，说是“靠金融吃金融”、“靠足球吃足球”，这是近日公布的刘连舸、杜兆才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分别用到的表述。网民们对这一“新闻眼”关注度比较高。中纪委在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立案审查调查的通报中，说他“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金融吃金融’……“。在对国家体育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的调查通报中说他“公器私用，‘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除了如上两“靠”，所谓腐败案件体现出的“领域性特征”，也还有“靠教育吃教育”、“靠矿山吃矿山”、“靠扶贫吃扶贫”……之说。总之都应该是纪委系统的刀笔吏们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中国老话生发而来。当然，在中纪委网站上出现最多，被中共官媒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靠金融吃金融“。就在“靠军工吃军工”的何文忠被中纪委宣布双开的头一天，“靠金融吃金融”的典型代表，中共央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刚刚被判处了死缓。 笔者到中纪委网站大致搜索了一下，发现截止到这个范一飞，陆续被冠以“靠金融吃金融“罪名的“金融虎”已经有好几十位。依此类推，何文忠开了头之后，陆续也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军工虎”被中纪委以冠以“靠军工吃军工”的罪名，比如何文忠曾经的顶头上司，中国电科前董事长陈肇雄和前总经理吴曼青。 就在何文忠被官宣批捕的次日，墙内财新网即刊登了陈肇雄和吴曼青“已被带走”的消息。但不知当时是受到何方压力，财新网披露出如上消息的数个小时后，该消息稿就被“404”了，及时转发财新网此稿的新浪，腾讯，通信人家园等相关网页也被迫同步。好在也是在第一时间转发了此新闻的墙外大外宣及《明报》等至今还是把这则新闻挂在网上，其中《星岛日报》、《联合早报》等所使用的标题中规中矩，而《明报》使用的标题则较为耸动：《军工电子主力军 中国电科塌方腐 副总经理涉受贿被捕 财新：前董事长总经理双双受查》。 说起来，称得上是“巨头“，直接服务于“国防事业”的中共央级军工企业集团共有10家。而这十大巨头中，只有中国电科敢自称是唯一为包括火箭军在内的解放军所有军兵种提供服务，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的军工集团。该集团包括47家国家级研究院所、17家上市公司在内的700余家企事业单位；拥有员工20余万名，其中55%为研发人员，持续多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国防企业集团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4月该集团的时任副总经理何文忠被查的消息一出，几乎所有关注此消息的墙外媒体，都将此人的落马与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的塌方式腐败案联系在一起。 说明一句，无论是中国电科还是其他军工集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就是它们与包括火箭军在内的各军兵种及各大战区之间的“中间商”。 本专栏前面文章中介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导弹发展论证与应用工程专家“、火箭军研究院总工程师肖龙旭是全军模范共产党员，而何文忠则是全国模范共产党员。另外，这个何文忠还曾经入选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因为他利用自己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最前沿科研成果”助习近平成功封控了14亿“疫民“。 早在10年前，肖龙旭就已经被中共官媒宣传为“在国际上首创了‘地地导弹发射新的控制理论与技术’，实现了导弹的随机快速发射……。相关报道文章吹嘘正是因为有了肖龙旭，中共战略导弹“个头儿”变矮了，“身材”变小了，而弹头威力、反应时间、命中精度和机动性能却大大提高了，发射成功率达到了100%。（因为）精确度也比过去高得多，以致外国媒体说中国导弹具有“点穴”之功。 而肖龙旭完成如上“世界无敌的重大武器科研成果”的那段时间里，何文忠的职务是中国电科集团下属的第11研究所所长。 这个所说起来是中共建政之后成立的首个电子元器件和材料研究所，如今该所的“主责”就是研发可用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固体激光器和红外探测器技术。 所以，当年的肖龙旭与何文忠及它的研究所曾经合作“攻关”应该是很可能的事情。肖龙旭在取得如上令中共火箭军“世界无敌”的重大科研成果后，即成为火箭军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而何文忠在去年5月被中组部任命为中国电科集团副总经理之前，已经担任了数年时间该集团的总工程师。接替的正是吴曼青。 这个吴曼青是在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技术工程专业连续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毕业后选择进入了不穿军装的军工系统，只花了12年时间即晋升为研究员高级工程师，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电科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兼电子科学研究院（总体研究院）院长。2017升任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和“社会安全风险感知与防控大数据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此后仍还继续兼任了一段时间的集团总工程师。 中共官宣材料中的吴曼青是“雷达技术和网络信息体系专家，我国数字阵列雷达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奠基人和引领者”。说他“自主创新了数字阵列技术，推动雷达体制的持续创新，成功研制国际领先水平的空警500预警机雷达，推动合成孔径雷达技术与应用实现重大突破，积极推进网络信息体系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实战应用。” 正是因为曾对中共军队的雷达技术进行了“划时代的突破”，所以不穿军装的吴曼青当时还被委以军方的一个重要职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雷达探测技术专业组组长”，并于2007年“当选”十七大代表，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年44岁。2012年又被安排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吴曼青的职务又得到晋升的首要原因就已经不再是他对国防尖端科研的“巨大贡献”，而是他把自己在网络信息方面的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习近平政权的“维稳”大业。据说正是因为他的那个“社会安全风险感知与防控大数据应用”之国家工程主持人的身份和工作成绩而再受“组织上”的青睐，于2018年8月被安排升任中国电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官至副省部级。 自此把专任和兼任多年的集团总工程师重担交给了如今正在等待宣判的何文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昊曼青已经于2022年7月“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继而便辞去了中国电科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职务。就在财新网披露出他已经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之后，中国工程院官网上至今仍还保留着他的信息，这和工程院官网在得知肖龙旭被全国政协撤消委员资格后立刻将肖龙旭的信息完全清除的作法大不一样。 不过呢，虽然财新及墙内一众媒体都被迫删稿，可中共官方，特别是中国工程院院方至今都没有出面对外“辟谣”，所以什么时候在中国工程院的官网上再也找不到吴曼青的名字了，才算是“靴子落地“。 至于曾在中国电科与吴曼青同为何文忠顶头上司的陈肇雄，则是一个比吴曼青更有故事的人。此人是当年的78级大学生，也是在同一所大学里本、硕连读，而后就是长期在中科院从事技术工作，直到1997年开始担任计算机技术产业方面的行政及党委负责人，2005年官至副省部级的十大军工企业巨头之一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总经理。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里科学技术专业领域，特别是军工领域出身的地方省级领导有一大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张国清、袁家军、马兴瑞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这其中的袁家军从军工企业领导人转为地方省级党委常委的时间是2012年3月，而仅比袁家军年长一岁的陈肇雄则是比袁家军早两年就进入了地方省级党委常委。他当时是从军工企业总经理位置上平调至湖南省副省长的，两年后就地升为省委常委，继而便是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说起来离正省部级就只剩半步之遥了。但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被中组部调回北京，改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长。 懂的都懂。凡是从地方省委常委和常务副省长位置调京改任国务院一个普通部的副部长的，除非当时即已经被内定为正部长的接班人，否则就等于是晋升正省部级的前景基本落空。 果不其然，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近5年，已经年满59岁的陈肇雄被安排转任中国电科董事长、党组书记。 也就是说，这个陈肇雄当年被安排到中国电科老总的位置上，以令他的退休时间延后3年，就是一种典型政治安慰。至于当年他为什么在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转眼又不被中组部从正省部级干部培养对像名单里剔除，笔者并不清楚个中原委，但是仅与前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的晋升路线对比一下，就能够得出陈肇雄不可能不心理失衡进而心生反骨的结论。 陈肇雄是2015年10月被从湖南调回北京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此时，比他陈肇雄年长5岁，中国航天科工董事长出身的计达哲也是该部的副部长之一。 不过陈肇雄只与这个许达哲在该部共事了一年时间，人家许达哲反被调至湖南任省委副书记 ，继而又是省长、省委书记，直到年满65岁时退居二线。如此近距离的比照，当时的陈肇雄百分之百分会心生怨愤。而中共官场里像他这种因为错失晋升机会而怀着对“组织上“的强烈报复心理赶在退休之前”大捞一笔“者，为数甚多。 几乎可以肯定，日后中纪委宣布对这个陈肇雄的处分通报中，一定也会和何文忠一样，被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至于其他也将会被中纪委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者，至少还应包括我们本专栏上月的《肖龙旭 中共火箭军窝案的第N个落马人》一文中点名的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和前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刘石泉，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也是该集团下属的负责导弹研发的第三研究院的前副院长），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小军， 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前主任龙飞、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前副院长冯杰鸿、兵器工业集团装备保障部原部长李照智、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韩树旺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工厂很难”、“厂子快办不下去了”。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感受到电商平台之间低价竞争的惨烈，而作为生产一线的工厂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们走访了浙江诸暨和山东沂水的数十家源头厂家。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选了中国百强县。它们最有名的地方产业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轻工业：传统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 南北两地有很多差异。比如，江浙一带的厂家通常更早受到电商的影响，干脆是先想做电商，再去开厂；而山东一带则更晚入局电商，进入电商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无奈之举。共同点是，无论是诸暨还是沂水，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厂，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博，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现在，生命线还未断，但生命线已如悬丝。 工厂开不了空调了 汽车驶过浙江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时分，一路铺面卷帘门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在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控制下，室外体感气温已经接近40度。但推开工厂大门的瞬间，闷热的气流还是扑面而来。 这座袜子厂在楼里，一栋楼就是一座独立的厂。顺着外置的楼梯往上爬，简陋的三角钢焊接的楼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响，每一步都感觉楼梯将要散架。猫着腰进入一个小门，三楼五百多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层层叠叠的纺机——14台为一组，一共5组70台，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纺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大部分纺机都停止运转了。他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耳机里什么都不放，隔离了纺纱机的隆隆声响。 这里的袜厂是不开空调的，不能开，也开不起。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开不起的经济账袜厂老板黄雄则是这么算的：“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黄雄告诉我们，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后，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诸暨是浙江绍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袜子产业发达，“走错门都是做袜子的”。在诸暨，每年将生产出250亿双袜子，占全国销量的70%，全球1/3的袜子也来自于这里。 但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没有老板敢囤货了。家里有几十万双袜子、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来越难卖，“以前出个10个款，能起来五六个，现在出10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其他的都卖不动的”。 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根据2008年出版的《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一双袜子的毛利润在1.2元左右。但现在，“能挣5分钱就是暴利了”。至于高端袜，以前利润约有10%，现在“有的还挣10%，有的挣2%、3%，有的连1%都不到。” 黄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我们在浙江、山东走访的产业带上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断崖式的下滑。”一位山东沂水食品厂的老板说。在沂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28天，再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你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一位老板娘说。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都可以被缩减。 生意在开倒车 诸暨当地的商家和工厂老板们发现，电商平台的某些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成了低价“大逃杀”。 工厂的逻辑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利润低到什么地步？“一个环节赚一分钱”。王凯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厂”的老板娘，她告诉我，翻袜环节赚一分钱、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一双袜子赚5分钱。但是，如果量足够大，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那就是150万的年收入。对于当地的小老板而言，这个数值已经不菲。 纯棉袜子吸汗、透气，柔软不臭脚，在消费处于快速发展的2010年代，纯棉袜子已经成为绝对主流。棉又分很多档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双棉袜的含棉量也有区别，有60%，有80%。 但是，袜子里只要有棉，一双袜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块以上。 如果成本要压到1块以下，就需要用到涤纶。涤纶袜更便宜，但材质硬、易起球、易发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费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质的细微差别，这种复古的材质正在重新找回市场。在当地，工厂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数倍于纯棉袜子。 周鑫是黄雄的邻居，拥有另一家童袜厂。他一直痛恨涤纶袜，他称之为“垃圾袜”。这几年没挣到钱，他觉得是因为“涤纶的来搞”。当涤纶袜以低价占据市场时，他生产的棉袜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扰乱市场”的过程。“有些消费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气。 周鑫还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铺里的商品图片，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他一摸就知道，这是涤纶。消费者不能用肉眼和触感直接分辨，他强调说“可以用火烧”。如果是棉的，烧出来是纸的气味，涤纶袜点燃之后，会发出塑料烧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专门在某平台上买了销量第一的涤纶袜，录视频“烧给客户看”，可是，隔着网线的消费者怎么闻得出是什么味道呢？周鑫专门找了一个朋友用画外音告诉观众：“着起来了，着得很厉害哦。这是纯棉做的袜子吗？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烟是乌黑乌黑的！” 与此同时，抄款、盗图的风气盛行一时。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出来了，“就跟狼一样，哪里闻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当地人强调。“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画，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与紫色相间的库洛米。当仿品出现时，他们也无处申诉。 大家更喜欢做平台上已经“卖爆了”的款——打开某平台的app，搜索“袜子”，首页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厂家正在竞相生产的。不过，款式虽然相同，图片也一模一样，质量却可能大有区别。 另一家的供货厂的老板赵振东告诉我，“一个产品起码要做两种到四种不同质量的”，把各个档次都覆盖到，以供不同客户挑选。“卖得好的，四个质量，四个价格”，“客户来了，我都直接问：你是要品质还是不要品质？” 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样品。“都是涤的。”他说，“涤的就是跑量，适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压货的，只有客户订才做。”棉袜不压货，这是他的另一个策略。 赵振东承认，这都是一些求稳的做法。而使用这样的策略，不过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坚持，自己绝不做涤纶袜，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卷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不是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总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袜子的克重、股数、针数、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有了20克的袜子，就会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袜子，又会有14克的。” 产业升级卡住了 像周鑫这样的老板，本来希望在“产业升级”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升级差一点就成功了。 2010年后，大唐袜业开始向着差异化、质量取胜的方向发展。“时尚潮流风”、“商务风”、“运动风”等不同赛道也开始逐渐被区分出来。机器升级换代，“电脑机”能做几百个花型，“一按就出来了”。 舍弃低端走量的小厂也是当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关停“三合一”小厂（集生产车间、仓储、员工宿舍于一体的厂，易有消防隐患）、淘汰燃煤锅炉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这么做的时候，社会非议很大。”一位政府人员告诉我，“肯定会真刀真枪地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在堵他们的路，或者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伤亡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和改变。 但现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点。厂家朝不保夕，早已没有充裕的资金升级，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转型。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厂家不愿意更换新的机器了。在过去，几乎每一次机器换代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厂长说，那时候更换机器是“没办法，一定要换”的事，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但现在，我们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一度政府对一体机的补贴力度高达40%。问题在于，一体机生产的是高端的袜子。可是现在，高端袜最难做，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花大价钱更换做高端袜的机器。今年，一体机的补贴力度已经降到了10%。 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原本也“一腔热血”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厂长很快发现，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做高端举步维艰。 品牌需要营销，需要广告，需要媒体影响力，都需要钱，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发现“是个无底洞”，终于“扛不住了”。两年前，一位常有新点子、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放弃了线下商超，招来了专门的电商负责人。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像厂家们放弃的的“品牌梦”。 9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正在举办诸暨大唐第十八届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自1999年开始，早年每两年办一届，这几年每年都办。长年来，展会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订单的主流渠道。 在博览会现场，有的企业在宣传自己开发出了不勒脚踝的新技术，有的企业在宣传新中式的礼盒包装——更舒适的技术、更做文章的营销包装，已经是袜子这类日用品最大的产业升级空间了。 令人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向我推销蚕丝被，话术如出一辙：我们马上要收摊了，把这些被子便宜卖掉就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推销的人告诉我：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户签下大订单后免费赠送的礼物。但今年，展会上客户稀少，往来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没人。因为没有签大订单的客户了，商家只能尝试把赠品推销给往来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从下午一点呆到四点，他们的被子一直没有推销出去。第二天，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袜业市场，还在卖。 白牌工厂困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囤积了大量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中低端小厂，被称作“白牌”。所谓“白牌”，指它只有生产功能，没有品牌功能。 白牌厂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货”。“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产，让品牌商家去贴牌售卖，成为大工厂的一个外置器官。“供货”，则是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产品。两者的利润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袜子的白牌厂，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需要依靠“走量”赚钱。 在步入电商时代后，“白牌”一度成为“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比大工厂更加灵活。得益于电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这些源头厂家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白牌厂也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对于厂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户、经销商们应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产就行——看起来，这个“外置器官”独立了。 但当大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才发现白牌厂的脆弱。 作为大工厂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外贸易能消化的产能也比过去有所缩减，内销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厂可以通过研发、市场、运营等部门的创新，为自己争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白牌厂却无计可施。 同时因为资质不够，白牌厂往往难以接到线下实体的大订单。即便想做，也因为低端的生产线生产已久，又早早削减了自己的线下渠道，即便临时想转型，也来不及了，白牌厂已经无法匹配多数线下中高端配给的需求了。 就连看上去最后的出路——直播，他们都没有办法做。诸暨袜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一只鱼，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资金达上亿元，请到王宝强做代言人。对于大部分小工厂而言，不可能砸得动钱。此外，直播“没法控制卖多少”，前一天某一款卖爆了，卖出了1000单，工厂加速生产，第二天又没量了，但已经在运行的产线却无法停下来。 最终，摆在诸多白牌厂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它们必须参与一场低价战争：加入市面上卷低价的电商平台，或变本加厉地以低端走量的逻辑继续做代工和供货。不管哪种方式，都是通过让渡更多的利润，来换取一种确定性。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不是没有订单，就是订单不稳定。假如工厂一会儿停摆，一会儿重开，一会儿需要解散工人，一会儿又要重新招人，临时工比长工贵，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只有机器全开，达到产线饱和的状态，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一位工厂老板形容。 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将产品销出去，那就要亏钱了，“做了亏2000，不做亏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饼厂老板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月饼的成本，再怎么计算也不可能低于3块5，为什么可以卖到一块钱？“我们买回来吃了，确实是月饼。”一位老板百思不解。 那个厂家可能是在清库存。一家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老板简哲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形势好的时候，一些老板搞不清自己一年具体赚多少钱，只知道赚钱了。因为“没有人会专门养一个会计坐在家里做帐”，他们通常把财会功能低价外包出去，外包财会的主要功能是把税理清。他们也不会找人及时地盘点库存，但“只要还有库存，钱就还不是你自己的”。 这些老板们从来不会告诉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钱。他们只告诉你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单，比如以前“一天四五万单”，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千单了”。 一开始，由于单量够大，就算利润再低，总还是赚钱的。就算部分产线亏本，但只要达到生产线饱和的状态，总有少部分产品可以卖钱。“为了养活工人，就要把机器开起来便宜做。”黄雄这样解释工厂的逻辑。 除了压成本、亏本清仓，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之所以可以被卖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老板“算不明白账”。他们“看着差不多就做了，实际上是亏的”。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这些规则就如天书。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对厂家更严苛，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加入电商平台后，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实操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里可能罚款。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成本叠加的“蝴蝶效应”。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运输成本已经支出；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要缴纳品质问题的罚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整改结束已经入库迟到，需要缴纳迟到的罚款；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会导致链接显示库存不足，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如果价格过低，也会导致爆单。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决定在平台清货，他只有200单要清，店铺小二告诉他，清货要降价。老板从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终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但他库存只有200单。发不出货，就必须承担罚款。每单8元，总共缺货1800单，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万5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资才有可能达到8000）。他们很少叫苦，他们更喜欢说“习惯就好”。但是，再简单的工作，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后来穿布鞋，再后来穿拖鞋，再怎么换，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了。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300块——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山东沂水，产线萎缩得更加厉害。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7、8天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逃出内卷 形势比人强，低价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轻易阻挡它，对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触到了一种叫作“半托管”的新模式，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所谓半托管，就是相对于平台对货品有全部处置权的“全托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厂不太擅长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订单、物流、营销环节，工厂有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尤其是决定生死的定价权。这种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个产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内，产品的长期销量也比较稳定，工厂卖家薄利多销的模式能持续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这种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宝的淘工厂。周鑫一开始也没搞懂，平台让渡出了部分定价权后，怎么与其他平台竞争低价。但仅退款数量的明显减少，让他明白根子在用户身上：淘宝成熟用户居多，对劣质产品的容忍度明显更低，这就给价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半托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价值，在于工厂不具备的市场洞察能力。由于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在访谈中，不少厂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场调研，没这个条件”。而平台可以借助自己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对市场的判断、对消费者的洞察，帮助工厂真正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举个简单的例子， 5双袜子一包，有时候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双的颜色——这一个微小的调整就可以让商家的单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并不需要一味去卷低价。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果品类，但淘工厂重新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赠礼物”的需求，为它添上包装，添上“禁止焦绿”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网热卖，单链接热卖10万+。 “大家都说中国是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认为中国是产能错配。”一位工厂老板向我转述跟淘工厂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洞察到，而许多不匹配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却被大量生产。 这个小二所对接玩的具厂，此前一直不敢把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开款中去。玩具看起来是标品，实际上是非标品，种类非常繁多。如果开10个款，能爆3到5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确打爆链路、又节约了运营成本后，商家的确定心非常强，他就愿意去主动去开款。 形势好的时候，工厂倒闭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库存”。当时，厂家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策略上更冒进。但如果货囤得太多，来年出不掉，厂家将会承担巨额亏损。 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定性”对厂家至关重要。参与半托管模式的工厂可以根据销售情况来定制生产。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库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访过的几个产业带上，都有工厂在“偷偷”做淘工厂。工厂老板们很小心，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好，就会怕被同行发现，甚至亲兄弟都不让知道。怕知道了，都挤上去做，又开始卷起来。 他们真的是卷怕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