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川普2.0即将回归，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美国这边亮出的牌基本是“王炸”级别，除了川普在竞选时期强调的“对中国产品增加60%-100%的关税”之外，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于11月19日向国会递交了2024年度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美中经济与技术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包括首次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以及启动类似“曼哈顿计划”的人工智能（AI）研发项目，因为这都是“未来时”，中方的反应相对低调。 PNTR地位是美国手中的“王炸“ USCC首次明确建议国会取消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享有的PNTR地位。这一政策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美中贸易关系的基石，但委员会认为中国未能兑现其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承诺，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经济胁迫等行为破坏国际贸易体系。 USCC言及的行为均是事实，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五年观察期过后，是美国欧盟与中国反复谈判的重点。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国的美欧日本，因担心中国产品不惜亏本大量倾销，在中国入世15周年之时均拒绝赋予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此后矛盾愈演愈烈，2023年4月4日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RTÉ）《黄金时段》节目组采访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TO体系的创立者）。在采访中，克林顿谈到，他对于自己在任时的决定中最感后悔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当初让乌克兰弃核，另一件是让中国加入WTO。 USCC的报告强调：“我们政府的更迭不应让中国有任何可乘之机，也不应让人对这样一个共识产生任何怀疑：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威胁。”媒体评论多认为，如果国会采纳该建议，美国国会将重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年度审查。更有论者言之凿凿：中国商品将面临显著升高的关税，其贸易地位也将降至与朝鲜、古巴和俄罗斯等国家相同的水平， 贸易战开打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未降 贸易战这事儿，说起来容易见效难。川普在竞选中宣称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之时，我就在X上指出：首先，鉴于美中目前的经济关系，这作为普遍税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基于美中经贸关系现状得出的判断：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为6335.2亿美元（中国进口总额为1551美元，出口总额为4784.2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即美国对华贸逆差）为3233.3亿美元；2019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处于波动之中，此处以最近的数据为例，2023年全年较2022年同比下降逾11%，但全年中美贸易额仍然高达6644.51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总额为1641.6亿美元，出口额为5002.91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61.3亿美元。 6年过去，川普1.0开打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数据显示：3361.3亿美元（2023年）-3233.3亿美元（2018年）=128亿美元——这一小幅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川普任命的财政部长与商务部长均是美国财界一时人选，不可能不考虑川普增加中国关税这一政策目标，当然更不可能不考虑中美贸易这一现状，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将是他们面临的重大考量。 川普2.0的对华贸易将进入随机状态 川普表示,他希望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至100%的关税的说法,是美国商界特别关心的政策主张。在预计到川普将重回白宫的大选前夕,美国零售联合会(NRF)发表报告《拟议关税对进口产品的影响估计: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行用品》( Estimated Impacts of Proposed Tariffs on Imports: Apparel, Toys, Furniture, Household Appliances, Footwear and Travel Goods),指出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会大幅提高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游用品的价格,一旦实行,美国消费者每年可能损失460亿至780亿美元的消费能力,或每户损失362至624美元。报告提到,美国零售商无法消化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从而导致许多消费者不愿或无力购物。该报告的结论是:虽然关税可能令部份生产商和美国财政部受惠,但消费者的成本将超过这些收益,美国经济将遭受净损失。 这一消息被美国多家媒体持续报道，关税问题自然成了川普当选之后最受关注的政策焦点。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作为重要的执行经济、监管政策的财长人选，他的关税观点更是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贝森特11月15日投书福克斯电视台谈论对关税政策的系统性看法，被媒体反复分析引用，最主要的是两点： 1、关税既是一种增加收入的工具，也是一种保护美国战略重要产业的方式。贝森特举例说，美国2023年进口了约3.1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其它国家出口最重要的市场。“我们的规模赋予了我们拥有市场实力和发号施令的能力——其它国家需要我们的程度超过我们需要他们的。我们拥有这种力量，也需要使用这种力量。……如果战略性地使用关税，可以增加国库收入，鼓励企业恢复生产，减少我们对战略竞争对手工业生产的依赖。” 2、关税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在贝森特看来，关税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他表示，无论是让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向美国出口开放国外市场、确保在结束非法移民和拦截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还是阻止军事侵略，关税都可以发挥核心作用。 但他主要论证恢复关税这一主张的合理性，这是针对全球化理论取消关税派的回应，具体对中国征收多少并未论及，当然这也不是美国财长直接负责的项目。在这点上，被提名为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负责人、领导美国的关税和贸易议程的霍华德·卢特尼克是（Howard Lutnik）的意见应该透露了未来针对中国关税税率的动向。据《纽约时报》在《特朗普对华政策是否比其鹰派内阁人选所暗示的更为灵活？》（Is Trump More Flexible on China Than His Hawkish Cabinet Picks Suggest？11月20日）所言，卢特尼克已表示，他支持更有针对性的关税，而不是川普和他的一些强硬派顾问们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普遍关税。卢特尼克还特别说明，川普“想与中国做交易”。考虑到卢特尼克曾在今年9月对CNBC表示，关税是一种谈判工具，只应用在与美国制造的产品有竞争的外国产品上，可以大致猜想出今后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可能不在美国零售商重视的那些生活用品上，主要在战略性竞争领域与中间产品上。 当选总统川普11月25日在Truth Social贴文，称由于麻醉品等非法药物的涌入，美国将在现有所有关税基础上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在另一条贴文中，他还宣称明年1月20日他就职后，将签署必要文件，对从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该计划宣布后，立即招致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的强烈反弹。 综上所述，川普2.0政府将把关税视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工具，这等于否定了WTO体制的成员国关税减免互惠协议。因此，凡与美国有较多经济来往的国家，基本会遇到美国增加关税的问题，中国当然更不能幸免。既然关税成为美国外交的战略工具与重要谈判手段，中美经贸关系将进入随机调整状态，一切全看美国需要及美中两国阶段性谈判结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川普2.0即将回归，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美国这边亮出的牌基本是“王炸”级别，除了川普在竞选时期强调的“对中国产品增加60%-100%的关税”之外，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于11月19日向国会递交了2024年度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美中经济与技术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包括首次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以及启动类似“曼哈顿计划”的人工智能（AI）研发项目，因为这都是“未来时”，中方的反应相对低调。 PNTR地位是美国手中的“王炸“ USCC首次明确建议国会取消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享有的PNTR地位。这一政策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美中贸易关系的基石，但委员会认为中国未能兑现其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承诺，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经济胁迫等行为破坏国际贸易体系。 USCC言及的行为均是事实，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五年观察期过后，是美国欧盟与中国反复谈判的重点。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国的美欧日本，因担心中国产品不惜亏本大量倾销，在中国入世15周年之时均拒绝赋予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此后矛盾愈演愈烈，2023年4月4日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RTÉ）《黄金时段》节目组采访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TO体系的创立者）。在采访中，克林顿谈到，他对于自己在任时的决定中最感后悔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当初让乌克兰弃核，另一件是让中国加入WTO。 USCC的报告强调：“我们政府的更迭不应让中国有任何可乘之机，也不应让人对这样一个共识产生任何怀疑：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威胁。”媒体评论多认为，如果国会采纳该建议，美国国会将重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年度审查。更有论者言之凿凿：中国商品将面临显著升高的关税，其贸易地位也将降至与朝鲜、古巴和俄罗斯等国家相同的水平， 贸易战开打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未降 贸易战这事儿，说起来容易见效难。川普在竞选中宣称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之时，我就在X上指出：首先，鉴于美中目前的经济关系，这作为普遍税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基于美中经贸关系现状得出的判断：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为6335.2亿美元（中国进口总额为1551美元，出口总额为4784.2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即美国对华贸逆差）为3233.3亿美元；2019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处于波动之中，此处以最近的数据为例，2023年全年较2022年同比下降逾11%，但全年中美贸易额仍然高达6644.51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总额为1641.6亿美元，出口额为5002.91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61.3亿美元。 6年过去，川普1.0开打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数据显示：3361.3亿美元（2023年）-3233.3亿美元（2018年）=128亿美元——这一小幅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川普任命的财政部长与商务部长均是美国财界一时人选，不可能不考虑川普增加中国关税这一政策目标，当然更不可能不考虑中美贸易这一现状，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将是他们面临的重大考量。 川普2.0的对华贸易将进入随机状态 川普表示,他希望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至100%的关税的说法,是美国商界特别关心的政策主张。在预计到川普将重回白宫的大选前夕,美国零售联合会(NRF)发表报告《拟议关税对进口产品的影响估计: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行用品》( Estimated Impacts of Proposed Tariffs on Imports: Apparel, Toys, Furniture, Household Appliances, Footwear and Travel Goods),指出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会大幅提高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游用品的价格,一旦实行,美国消费者每年可能损失460亿至780亿美元的消费能力,或每户损失362至624美元。报告提到,美国零售商无法消化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从而导致许多消费者不愿或无力购物。该报告的结论是:虽然关税可能令部份生产商和美国财政部受惠,但消费者的成本将超过这些收益,美国经济将遭受净损失。 这一消息被美国多家媒体持续报道，关税问题自然成了川普当选之后最受关注的政策焦点。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作为重要的执行经济、监管政策的财长人选，他的关税观点更是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贝森特11月15日投书福克斯电视台谈论对关税政策的系统性看法，被媒体反复分析引用，最主要的是两点： 1、关税既是一种增加收入的工具，也是一种保护美国战略重要产业的方式。贝森特举例说，美国2023年进口了约3.1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其它国家出口最重要的市场。“我们的规模赋予了我们拥有市场实力和发号施令的能力——其它国家需要我们的程度超过我们需要他们的。我们拥有这种力量，也需要使用这种力量。……如果战略性地使用关税，可以增加国库收入，鼓励企业恢复生产，减少我们对战略竞争对手工业生产的依赖。” 2、关税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在贝森特看来，关税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他表示，无论是让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向美国出口开放国外市场、确保在结束非法移民和拦截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还是阻止军事侵略，关税都可以发挥核心作用。 但他主要论证恢复关税这一主张的合理性，这是针对全球化理论取消关税派的回应，具体对中国征收多少并未论及，当然这也不是美国财长直接负责的项目。在这点上，被提名为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负责人、领导美国的关税和贸易议程的霍华德·卢特尼克是（Howard Lutnik）的意见应该透露了未来针对中国关税税率的动向。据《纽约时报》在《特朗普对华政策是否比其鹰派内阁人选所暗示的更为灵活？》（Is Trump More Flexible on China Than His Hawkish Cabinet Picks Suggest？11月20日）所言，卢特尼克已表示，他支持更有针对性的关税，而不是川普和他的一些强硬派顾问们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普遍关税。卢特尼克还特别说明，川普“想与中国做交易”。考虑到卢特尼克曾在今年9月对CNBC表示，关税是一种谈判工具，只应用在与美国制造的产品有竞争的外国产品上，可以大致猜想出今后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可能不在美国零售商重视的那些生活用品上，主要在战略性竞争领域与中间产品上。 当选总统川普11月25日在Truth Social贴文，称由于麻醉品等非法药物的涌入，美国将在现有所有关税基础上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在另一条贴文中，他还宣称明年1月20日他就职后，将签署必要文件，对从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该计划宣布后，立即招致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的强烈反弹。 综上所述，川普2.0政府将把关税视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工具，这等于否定了WTO体制的成员国关税减免互惠协议。因此，凡与美国有较多经济来往的国家，基本会遇到美国增加关税的问题，中国当然更不能幸免。既然关税成为美国外交的战略工具与重要谈判手段，中美经贸关系将进入随机调整状态，一切全看美国需要及美中两国阶段性谈判结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1月10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三天，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宣称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他们太大了，比我们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马英九更强调说，习近平是台湾可以合作、“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的对象，并指台湾人民“可能会接受两岸统一”。 习近平在国际社会早已声名狼藉，他在新疆打造了超过纳粹和苏俄的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的超级集中营，将香港的自治消灭殆尽、让香港沦为警察城市，马英九居然还要相信习近平，这种执念已经不是古老的“农夫和蛇”的预言所能解释的了。就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也不敢接招，与之划清界限，避免与之同台。但伤害已不可挽回，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说法，至少让国民党掉了几十万票。 静极思动、不甘寂寞的马英九，利用其基金会，继续推进所谓的两岸交流。2023年7月，马英九基金会首度邀请陆生团来访，并由桌球名将、北京大学硕士生丁宁担任团长。曾夺下2016里约奥运桌球女单金牌的丁宁，与政治大学桌球队师生的交流，备受台湾民众关注。2024年11月，马英九基金会再度邀请陆生团来台，明显扩大在体育方面的交流，团员包括身为中共党员的桌球名将马龙、射击名将杨倩。访问团走访了多所大学和中学，所到之处，媒体云集，颇为吸睛。 台湾认知战专家、中原大学资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刘文斌指出，能够来台的陆生团员，都经过中共精挑细选，长得漂亮、长得帅、谈吐佳都是基本门槛，而经过去年首度来访后，中共一定也察觉到，进行体育交流，较能深入台湾人心。 台湾智库谘询委员吴瑟致受访表示，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要来台湾，一定有政治许可，有官方特殊允许，此事明显是中共安排，由马英九基金会做“牵头”动作。马英九基金会扮演重要平台，马英九也乐于做这样的角色，表面上形塑成两岸民间交流，中共则透过这种方式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涵。 吴瑟致指出，中共可以对台统战渗透的对象很多，一般民众、网红、政治人物、有社会影响力人士等，都是中共锁定的目标。近年来，中共要求对台湾各领域达到精准统战效果，包括棒球、篮球等热门体育项目，都要跟台湾产生对接的机会，并企图拉拢台湾体育人才赴中发展，甚至建立两岸之间交流和赛事举办，实际上都是在做统战。体育统战跟宗教统战一样，比较容易进入民间社会，台湾政府难以防堵。毫无疑问，中共从来不认为“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对中国来说，体育就是政治服务的。 中共昔日在香港成功实施的“白蚁战略”，如今又在台湾重演，台湾民众有起码的警惕之心吗？台湾构筑起了民主的防御机制吗？1966年，周恩来派其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访问团。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记录》记载，吴荻舟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可见，中共对使用白蚁战术来“拿到全世界”充满信心。香港确实就成了中共的囊中物。 请吴柳芳来台湾，彰显台湾的言论自由与网路自由 台湾若要反制中共的统战和认知战，不妨请另一位中国体育名将——前体操冠军吴柳芳来台湾，一定能碰撞出真正的火化。 吴柳芳在其运动生涯中获得过多枚体操金牌，退役后事业发展不顺，“当老师被拖欠薪水，当教练却被抢了编制，为了生活才回杭州做主播”。她原本是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小网红，靠在抖音帐号里跳舞受打赏为营生，虽然穿著清凉跳热舞，却一直未能大红大紫。她每天播满6小时才能拿到底薪3000多元人民币，吃饭都了问题，“赚钱很难”，“为了生活，我就是想改命”。 前奥运冠军管晨辰嘲讽吴柳芳“擦边”、亵渎了“体操这个神圣的事业”、其“行为价值导向有问题”，吴柳芳的帐号“56学姐”被平台处以“禁止关注”。在压力之下，吴柳芳不得不删除全部穿著清凉的跳舞视频，只留下7个穿著严实的视频。不过，因祸得福，经过这一番争议和查禁，吴柳芳反而被更多人知道，两天之内涨粉200多万，变成了大网红。其实，吴柳芳被“正义魔人”斥责的“清凉穿著”，并不比她在体操赛场上的专业服装“露”得更多，因此有人嘲讽说：“赛场体操少穿叫为国争光，直播舞蹈多穿叫抹黑走光。” 遭遇到跟吴柳芳类似命运的，还有前击剑运动员秦雪及游泳名将刘湘。曾在亚洲击剑锦标赛上获女子重剑个人赛季军的秦雪，是重庆大学一名教师，也是有170万人追踪的网红。有人批评说，她发布许多穿著黑丝袜、性感的短片，质疑有色情“擦边”嫌疑。对此，秦雪回应，自己并不想红，“只是想赚钱，我有一个3岁的女儿要养”。 曾打破世界杯纪录的游泳名将刘湘，也被好事之徒扒出在社媒帐号发布穿著泳衣的撩人视频和照片。刘湘回击说：“怎么分享我的生活和我热爱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游泳不穿泳衣，难道穿棉裤羽绒服吗？”刘湘说，她从五岁开始游泳，她很爱穿泳衣的自己，自己也很爱看穿泳衣的女孩子们，她的自媒体内容就是想将阳光、积极、健康热爱生活的观念传递给更多人，让游泳更加科学、有趣，“我是做错了吗？”女生展现真实的、运动健康的自己，这就是她的生活态度。“如果有人问我，以后还敢发穿泳装的视频吗？我的回答是，当然！” 鲁迅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中国民间的“正义魔人”与网管、中宣部狼狈为奸，剥夺吴柳芳等前运动员合法做直播谋生的权利，正显示出中国退役运动员的生存困境，以及中国缺乏基本的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 中国很多运动员，在其事业巅峰之际，被捧为民族英雄；但退役后，立即被弃之如敝履。比如，体操名将张尚武在街头卖艺乞讨；举重名将邹春兰因服用过多，无法怀孕，后来去当搓澡工；拿了60多个冠军的举重运动员才力贫病交加，33岁就英年早逝。台湾民众只看到风光无限的丁宁、马龙、杨倩，却不知道中国的举国体育机制让无数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运动员从小被灌输“为国争光”的强烈的、单一的价值观，这套价值体系轻易捆绑和奴役了运动员。他们在体育比赛中体验到的，不是“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精神，而沦为被国家主义压榨的蝼蚁。此前，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周洋受访时首先感谢爹妈，却被领导批评教育“要先谢国家”。 台湾民主化后，体育也解严，台湾的棒球荣获世界冠军，在国际上展示了台湾人健康、自信、活泼的面貌。若是台湾邀请吴柳芳等人到台湾访问，不仅可以让在这些中国被打压的退役运动员和个体职业者体验到台湾的自由与活力，更可让台湾民众通过他们的故事和遭遇认识到中国的真相——谁愿意跟这个连穿泳衣的自由都没有的伪善与专制的国家统一呢？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2024年1月10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三天，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宣称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他们太大了，比我们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马英九更强调说，习近平是台湾可以合作、“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的对象，并指台湾人民“可能会接受两岸统一”。 习近平在国际社会早已声名狼藉，他在新疆打造了超过纳粹和苏俄的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的超级集中营，将香港的自治消灭殆尽、让香港沦为警察城市，马英九居然还要相信习近平，这种执念已经不是古老的“农夫和蛇”的预言所能解释的了。就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也不敢接招，与之划清界限，避免与之同台。但伤害已不可挽回，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说法，至少让国民党掉了几十万票。 静极思动、不甘寂寞的马英九，利用其基金会，继续推进所谓的两岸交流。2023年7月，马英九基金会首度邀请陆生团来访，并由桌球名将、北京大学硕士生丁宁担任团长。曾夺下2016里约奥运桌球女单金牌的丁宁，与政治大学桌球队师生的交流，备受台湾民众关注。2024年11月，马英九基金会再度邀请陆生团来台，明显扩大在体育方面的交流，团员包括身为中共党员的桌球名将马龙、射击名将杨倩。访问团走访了多所大学和中学，所到之处，媒体云集，颇为吸睛。 台湾认知战专家、中原大学资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刘文斌指出，能够来台的陆生团员，都经过中共精挑细选，长得漂亮、长得帅、谈吐佳都是基本门槛，而经过去年首度来访后，中共一定也察觉到，进行体育交流，较能深入台湾人心。 台湾智库谘询委员吴瑟致受访表示，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要来台湾，一定有政治许可，有官方特殊允许，此事明显是中共安排，由马英九基金会做“牵头”动作。马英九基金会扮演重要平台，马英九也乐于做这样的角色，表面上形塑成两岸民间交流，中共则透过这种方式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涵。 吴瑟致指出，中共可以对台统战渗透的对象很多，一般民众、网红、政治人物、有社会影响力人士等，都是中共锁定的目标。近年来，中共要求对台湾各领域达到精准统战效果，包括棒球、篮球等热门体育项目，都要跟台湾产生对接的机会，并企图拉拢台湾体育人才赴中发展，甚至建立两岸之间交流和赛事举办，实际上都是在做统战。体育统战跟宗教统战一样，比较容易进入民间社会，台湾政府难以防堵。毫无疑问，中共从来不认为“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对中国来说，体育就是政治服务的。 中共昔日在香港成功实施的“白蚁战略”，如今又在台湾重演，台湾民众有起码的警惕之心吗？台湾构筑起了民主的防御机制吗？1966年，周恩来派其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访问团。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记录》记载，吴荻舟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可见，中共对使用白蚁战术来“拿到全世界”充满信心。香港确实就成了中共的囊中物。 请吴柳芳来台湾，彰显台湾的言论自由与网路自由 台湾若要反制中共的统战和认知战，不妨请另一位中国体育名将——前体操冠军吴柳芳来台湾，一定能碰撞出真正的火化。 吴柳芳在其运动生涯中获得过多枚体操金牌，退役后事业发展不顺，“当老师被拖欠薪水，当教练却被抢了编制，为了生活才回杭州做主播”。她原本是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小网红，靠在抖音帐号里跳舞受打赏为营生，虽然穿著清凉跳热舞，却一直未能大红大紫。她每天播满6小时才能拿到底薪3000多元人民币，吃饭都了问题，“赚钱很难”，“为了生活，我就是想改命”。 前奥运冠军管晨辰嘲讽吴柳芳“擦边”、亵渎了“体操这个神圣的事业”、其“行为价值导向有问题”，吴柳芳的帐号“56学姐”被平台处以“禁止关注”。在压力之下，吴柳芳不得不删除全部穿著清凉的跳舞视频，只留下7个穿著严实的视频。不过，因祸得福，经过这一番争议和查禁，吴柳芳反而被更多人知道，两天之内涨粉200多万，变成了大网红。其实，吴柳芳被“正义魔人”斥责的“清凉穿著”，并不比她在体操赛场上的专业服装“露”得更多，因此有人嘲讽说：“赛场体操少穿叫为国争光，直播舞蹈多穿叫抹黑走光。” 遭遇到跟吴柳芳类似命运的，还有前击剑运动员秦雪及游泳名将刘湘。曾在亚洲击剑锦标赛上获女子重剑个人赛季军的秦雪，是重庆大学一名教师，也是有170万人追踪的网红。有人批评说，她发布许多穿著黑丝袜、性感的短片，质疑有色情“擦边”嫌疑。对此，秦雪回应，自己并不想红，“只是想赚钱，我有一个3岁的女儿要养”。 曾打破世界杯纪录的游泳名将刘湘，也被好事之徒扒出在社媒帐号发布穿著泳衣的撩人视频和照片。刘湘回击说：“怎么分享我的生活和我热爱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游泳不穿泳衣，难道穿棉裤羽绒服吗？”刘湘说，她从五岁开始游泳，她很爱穿泳衣的自己，自己也很爱看穿泳衣的女孩子们，她的自媒体内容就是想将阳光、积极、健康热爱生活的观念传递给更多人，让游泳更加科学、有趣，“我是做错了吗？”女生展现真实的、运动健康的自己，这就是她的生活态度。“如果有人问我，以后还敢发穿泳装的视频吗？我的回答是，当然！” 鲁迅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中国民间的“正义魔人”与网管、中宣部狼狈为奸，剥夺吴柳芳等前运动员合法做直播谋生的权利，正显示出中国退役运动员的生存困境，以及中国缺乏基本的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 中国很多运动员，在其事业巅峰之际，被捧为民族英雄；但退役后，立即被弃之如敝履。比如，体操名将张尚武在街头卖艺乞讨；举重名将邹春兰因服用过多，无法怀孕，后来去当搓澡工；拿了60多个冠军的举重运动员才力贫病交加，33岁就英年早逝。台湾民众只看到风光无限的丁宁、马龙、杨倩，却不知道中国的举国体育机制让无数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运动员从小被灌输“为国争光”的强烈的、单一的价值观，这套价值体系轻易捆绑和奴役了运动员。他们在体育比赛中体验到的，不是“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精神，而沦为被国家主义压榨的蝼蚁。此前，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周洋受访时首先感谢爹妈，却被领导批评教育“要先谢国家”。 台湾民主化后，体育也解严，台湾的棒球荣获世界冠军，在国际上展示了台湾人健康、自信、活泼的面貌。若是台湾邀请吴柳芳等人到台湾访问，不仅可以让在这些中国被打压的退役运动员和个体职业者体验到台湾的自由与活力，更可让台湾民众通过他们的故事和遭遇认识到中国的真相——谁愿意跟这个连穿泳衣的自由都没有的伪善与专制的国家统一呢？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官方11月28日证实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苗华被“停职检查”，但否认国防部部长董军被查传闻。多家外媒提到《上报》2月份刊发笔者的文章《习近平军中还有沉默“巨虎”》，文中点名苗华大肆卖官，是“军中第一腐”，而苗华是董军的靠山。连日来海外热炒苗华落马，包括预测其未来下场，但笔者感觉有些分析不够到位。 现在外界普遍认同苗华是习近平的亲信。现年69岁的苗华祖籍江苏，生于福建福州，因为早年曾长期在驻福建的南京军区31军服役，和同期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关系紧密。苗华在习上台的十八大后仕途加速，由“陆”转“海”，跨兵种调任海军政委。他2015年7月晋升海军上将军阶（担任正大军区职不到2年，同时晋升中将军阶不到4年），属破格提拔，可见习对他的信任。2017年苗华担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升任军委委员，2022年连任。 有意思的是，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掌军以来，至今逾十二年，帮他掌管军中人事的两任“大总管”——张阳和苗华，均已被查，前者被官方指“畏罪自杀””。 张阳苗华出事均因卖官 有关苗华出事的原因，目前众说纷纭。11月上旬曾爆苗华被抓的中共前海军中校姚诚近日透露，当局正在调查苗华的问题，约谈了海军前两任政委秦生祥、袁华智和国防部长董军，他们都做出了不利于苗华的供词。 笔者认为，苗华是习的亲信，跟前外长秦刚一样，习是极不情愿去处理他的。苗华出事，一定是习不得不处理。最有可能原因是被已落马的将领“咬”出来。 已落马的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被官方通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或暗示向人买官。李尚福可能向谁行贿呢？之前有人猜张又侠或别的人，但是实际上，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虽然不能拍板用人，但是负责物色、推荐和审查人选。 2017年11月23日自杀死亡的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人称“张麻袋”，就是因为好用麻袋收钱卖官得此名号。苗华也一样，全军所有的政委，都是他的马仔和眼线，军中升迁都要他点头，才向习呈报。他因为有习做靠山，大肆卖官敛财。有可能李尚福供出向苗华买官。至于海军前两任政委秦生祥、袁华智和国防部长董军等人被约谈，据说做出了不利于苗华的供词，也会涉及送钱给苗华，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导致苗华出事，就是由内斗引发。就像外交部内斗，秦刚被王毅这派举报一样。苗华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都是福建帮，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纪委书记张升民是陕西帮。那些没有钱交给苗华，长期无法升迁的将官，有可能集结起来向张又侠、张升民告状，要整倒苗华。 习对苗华案定性：问题严重，从轻处理 苗华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笔者认为，目前已看得出来，习近平可能担心让自己的人马心寒，所以这次要徇私护住自己的亲信苗华。 11月28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涉嫌严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 按被网民称为“帮规”的中共纪委工作条例规定，对官员的处理有所谓的“四种形态”。 第一种是轻微违纪问题，处理方式是所谓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等；第二种是一般违纪问题，或违纪问题严重但有主动交代，处理方式如严重警告，或单处、并处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等；第三种是有严重违纪问题，或构成严重职务违法的，处以降职或撤职、开除公职，调整享受待遇等；第四种是严重违纪涉嫌犯罪，将开除党籍和公职，调整或取消享受待遇，移送司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官方的进一步解释中，其中停职检查，是针对相关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已不适宜担任现职或者妨碍审查调查的临时性处理措施，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且期满后不影响适用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公务员等。 对照中共自己的“帮规”，这次官方通报苗华被查的措辞有些内在矛盾：苗华被指严重违纪，理应属第三种形态，应处以降职、撤职或开除公职；但对苗华仅作停职检查，这是属于处理较轻的第二种形态，6个月内可能就能平职调整，而第二种形态，本来还有几种并列的选项，如直接责令辞职、免职，官方没有使用。 这种处理措辞表达的意思，就是提前定性：苗华问题严重，但从轻处理。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半年之内，苗华最大可能是被调离原职，像前外长秦刚一样，另安排一个不必曝光的闲职，从此不知去向。他不太可能像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一样，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直至移送司法，最后蹲大牢，根本原因就是亲疏之分。 当然，凡事无绝对，也不排除当局在对苗华的“停职检查”过程中，由于已落马的一众军老虎，还有最新一批受苗华牵连被约谈的下属，都为了保命而做出对苗华不利的供词。按照“严重违纪”的定性，再在处理苗华时上升到“第三种形态”，处以降职或撤职、开除公职。但要说进一步升级到第四种形态，也就是“双开”及入狱，这就已超出习近平的极限。 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笔者前边分析的，习近平从一开始就以“党中央研究”的名义，拍板敲定，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就按第二种形态从轻处理苗华。 自由亚洲电台的高新先生日前拿当年也是先被宣布“停职调查”，然后又被重处的薄熙来做对照，认为当局可能循此方式，最终从重处理苗华。但笔者认为情况相差太远。 2012年3月15日新华社先公布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同年4月10日新华社称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2012年9月28日官方开除薄的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处理。一年后薄熙来获判终身监禁。 同样先被停职，最终被判处死缓的还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他被停职审查是在2011年2月28日。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薄或张，被停职审查都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而所谓四种形态处理，是习上台之后搞出的花样，现时的“停职检查”与当年的“停职审查”内容已大不一样。薄被宣布停职，是和立案调查并用，而张曙光被停职，是被进行审查。 如果要突破习的心理极限，严惩苗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党内元老派的支持下，对习逼宫，逼习对苗华重重治罪，习为了保住表面的权位，不得不牺牲苗华，让他把牢底坐穿。 苗华落马的三个后效应 在李尚福落马后，现届军委第二虎苗华落马，带来对中共政局巨大的冲击力。 第一，无论苗华的命运最终如何，都盖不住习近平自己的危机。 苗华落马对习的负面影响很大。上次李尚福出事，习还可以怪罪他人乱推荐，因为李不是他的早年旧部亲信，现在苗华与他的关系密切，领导责任无法撇清，所以习的军中权威一定大受影响。军队所谓“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的口号会成为空话。 第二，军委“塌方”内讧加重 习近平第一任期（十八届）有两名军委委员倒台，包括房峰辉和张阳。房峰辉后来被官方认定是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马仔，是野心家，被判终身监禁，张阳则上吊了。房和张都传闻涉及谋划政变。 习的第二任期（十九届）军委成员中，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卸任后不久落马，魏也是十八届军委成员，他并且是习上任后首个晋升的上将。习的第三任期（二十届）已落马的军委委员则已有李尚福和苗华。 今年7月9日，本来是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的何宏军，升任常务副主任并同时晋升上将。这是一个特殊安排，就是苗华当时已确定要停职，军委人事大权由何宏军实际掌控。在苗华被“停职检查”后，何宏军目前应该从“分管日常工作”进入到“主持工作”了。 在李尚福和苗华落马后，这届军委已缺两人。本来，按修订过的人大组织法，人大常委会可以开会任命军委委员。但之前新的国防部长董军长时间未能进入军委，最近又卷入落马传闻；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即便能坐正，很可能像国防部部长一样，不能进入军委。 中共军中有力的两大帮派，正是以张又侠为首的陕西帮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为首的福建帮。近期中共军队动荡，军委内部势力也进入极不平衡的状态。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称，现在军中最大的看点是“两虎相争”——张又侠和何卫东的内讧。 据信两人的矛盾从去年7月军委装备发展部倒查装备采购招标腐败开始，当时习近平同意张又侠的意见，避开张任职这一部门的时期，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落马只是作为个背锅者。何卫东对此颇有微词。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军方代表会上提到发展所谓“新质战斗力”后，何卫东趁机在分组会上称要打击“虚假作战能力”。《南华早报》报导了此事，但中共官媒仅提到“新质战斗力”。 何卫东批评军队的虚假战力，可能与采购有缺陷的装备以及训练期间部队中的欺骗行为有关，而装备和训练恰好都是张又侠分管的。如此，何卫东有点挑战张又侠的味道。在张又侠和何卫东持续内讧之下，这届军委情况更不妙。 第三、苗华落马，还有一个更大的负面影响在军队中层。 早几年在徐才厚、郭伯雄先后落马的关键期，一封“总政知情干部”的公开信曾爆料说，徐才厚、郭伯雄把持军队时期，民主测评制度成为他们操弄买官卖官排斥异已的工具，经过筛选，那些有黑钱、会花钱、敢送钱的人，很快就会进入备用名单。 习上台后军中大清洗，数百贪将落马，但当年徐才厚和郭伯雄留下的军中卖官机制，已经烂掉了的所谓民主测评和后备干部制度在习时代仍然沿用。低层军官继续顺著腐败未变的机制，一级一级往上爬，成为军中骨干。 在苗华当上军委政工部主任后的7年间，中层将官们都要抱他大腿，透过政工干部级级行贿。很多在职军官已经像网购那样“在网银上支付”买官。在苗华落马，接下来政工系统肯定要搞大清洗，“交货期限”将严重滞后。那些买官的各级将官，大部分还没成功拿到职位，等于是白白送了钱，会心生怨气，这种影响很深远。日后习近平若要对台开战，这些中层将官恐将上演倒戈，临阵哗变。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官方11月28日证实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苗华被“停职检查”，但否认国防部部长董军被查传闻。多家外媒提到《上报》2月份刊发笔者的文章《习近平军中还有沉默“巨虎”》，文中点名苗华大肆卖官，是“军中第一腐”，而苗华是董军的靠山。连日来海外热炒苗华落马，包括预测其未来下场，但笔者感觉有些分析不够到位。 现在外界普遍认同苗华是习近平的亲信。现年69岁的苗华祖籍江苏，生于福建福州，因为早年曾长期在驻福建的南京军区31军服役，和同期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关系紧密。苗华在习上台的十八大后仕途加速，由“陆”转“海”，跨兵种调任海军政委。他2015年7月晋升海军上将军阶（担任正大军区职不到2年，同时晋升中将军阶不到4年），属破格提拔，可见习对他的信任。2017年苗华担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升任军委委员，2022年连任。 有意思的是，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掌军以来，至今逾十二年，帮他掌管军中人事的两任“大总管”——张阳和苗华，均已被查，前者被官方指“畏罪自杀””。 张阳苗华出事均因卖官 有关苗华出事的原因，目前众说纷纭。11月上旬曾爆苗华被抓的中共前海军中校姚诚近日透露，当局正在调查苗华的问题，约谈了海军前两任政委秦生祥、袁华智和国防部长董军，他们都做出了不利于苗华的供词。 笔者认为，苗华是习的亲信，跟前外长秦刚一样，习是极不情愿去处理他的。苗华出事，一定是习不得不处理。最有可能原因是被已落马的将领“咬”出来。 已落马的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被官方通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或暗示向人买官。李尚福可能向谁行贿呢？之前有人猜张又侠或别的人，但是实际上，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虽然不能拍板用人，但是负责物色、推荐和审查人选。 2017年11月23日自杀死亡的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人称“张麻袋”，就是因为好用麻袋收钱卖官得此名号。苗华也一样，全军所有的政委，都是他的马仔和眼线，军中升迁都要他点头，才向习呈报。他因为有习做靠山，大肆卖官敛财。有可能李尚福供出向苗华买官。至于海军前两任政委秦生祥、袁华智和国防部长董军等人被约谈，据说做出了不利于苗华的供词，也会涉及送钱给苗华，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导致苗华出事，就是由内斗引发。就像外交部内斗，秦刚被王毅这派举报一样。苗华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都是福建帮，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纪委书记张升民是陕西帮。那些没有钱交给苗华，长期无法升迁的将官，有可能集结起来向张又侠、张升民告状，要整倒苗华。 习对苗华案定性：问题严重，从轻处理 苗华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笔者认为，目前已看得出来，习近平可能担心让自己的人马心寒，所以这次要徇私护住自己的亲信苗华。 11月28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涉嫌严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 按被网民称为“帮规”的中共纪委工作条例规定，对官员的处理有所谓的“四种形态”。 第一种是轻微违纪问题，处理方式是所谓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等；第二种是一般违纪问题，或违纪问题严重但有主动交代，处理方式如严重警告，或单处、并处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等；第三种是有严重违纪问题，或构成严重职务违法的，处以降职或撤职、开除公职，调整享受待遇等；第四种是严重违纪涉嫌犯罪，将开除党籍和公职，调整或取消享受待遇，移送司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官方的进一步解释中，其中停职检查，是针对相关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已不适宜担任现职或者妨碍审查调查的临时性处理措施，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且期满后不影响适用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公务员等。 对照中共自己的“帮规”，这次官方通报苗华被查的措辞有些内在矛盾：苗华被指严重违纪，理应属第三种形态，应处以降职、撤职或开除公职；但对苗华仅作停职检查，这是属于处理较轻的第二种形态，6个月内可能就能平职调整，而第二种形态，本来还有几种并列的选项，如直接责令辞职、免职，官方没有使用。 这种处理措辞表达的意思，就是提前定性：苗华问题严重，但从轻处理。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半年之内，苗华最大可能是被调离原职，像前外长秦刚一样，另安排一个不必曝光的闲职，从此不知去向。他不太可能像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一样，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直至移送司法，最后蹲大牢，根本原因就是亲疏之分。 当然，凡事无绝对，也不排除当局在对苗华的“停职检查”过程中，由于已落马的一众军老虎，还有最新一批受苗华牵连被约谈的下属，都为了保命而做出对苗华不利的供词。按照“严重违纪”的定性，再在处理苗华时上升到“第三种形态”，处以降职或撤职、开除公职。但要说进一步升级到第四种形态，也就是“双开”及入狱，这就已超出习近平的极限。 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笔者前边分析的，习近平从一开始就以“党中央研究”的名义，拍板敲定，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就按第二种形态从轻处理苗华。 自由亚洲电台的高新先生日前拿当年也是先被宣布“停职调查”，然后又被重处的薄熙来做对照，认为当局可能循此方式，最终从重处理苗华。但笔者认为情况相差太远。 2012年3月15日新华社先公布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同年4月10日新华社称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2012年9月28日官方开除薄的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处理。一年后薄熙来获判终身监禁。 同样先被停职，最终被判处死缓的还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他被停职审查是在2011年2月28日。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薄或张，被停职审查都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而所谓四种形态处理，是习上台之后搞出的花样，现时的“停职检查”与当年的“停职审查”内容已大不一样。薄被宣布停职，是和立案调查并用，而张曙光被停职，是被进行审查。 如果要突破习的心理极限，严惩苗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党内元老派的支持下，对习逼宫，逼习对苗华重重治罪，习为了保住表面的权位，不得不牺牲苗华，让他把牢底坐穿。 苗华落马的三个后效应 在李尚福落马后，现届军委第二虎苗华落马，带来对中共政局巨大的冲击力。 第一，无论苗华的命运最终如何，都盖不住习近平自己的危机。 苗华落马对习的负面影响很大。上次李尚福出事，习还可以怪罪他人乱推荐，因为李不是他的早年旧部亲信，现在苗华与他的关系密切，领导责任无法撇清，所以习的军中权威一定大受影响。军队所谓“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的口号会成为空话。 第二，军委“塌方”内讧加重 习近平第一任期（十八届）有两名军委委员倒台，包括房峰辉和张阳。房峰辉后来被官方认定是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马仔，是野心家，被判终身监禁，张阳则上吊了。房和张都传闻涉及谋划政变。 习的第二任期（十九届）军委成员中，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卸任后不久落马，魏也是十八届军委成员，他并且是习上任后首个晋升的上将。习的第三任期（二十届）已落马的军委委员则已有李尚福和苗华。 今年7月9日，本来是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的何宏军，升任常务副主任并同时晋升上将。这是一个特殊安排，就是苗华当时已确定要停职，军委人事大权由何宏军实际掌控。在苗华被“停职检查”后，何宏军目前应该从“分管日常工作”进入到“主持工作”了。 在李尚福和苗华落马后，这届军委已缺两人。本来，按修订过的人大组织法，人大常委会可以开会任命军委委员。但之前新的国防部长董军长时间未能进入军委，最近又卷入落马传闻；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即便能坐正，很可能像国防部部长一样，不能进入军委。 中共军中有力的两大帮派，正是以张又侠为首的陕西帮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为首的福建帮。近期中共军队动荡，军委内部势力也进入极不平衡的状态。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称，现在军中最大的看点是“两虎相争”——张又侠和何卫东的内讧。 据信两人的矛盾从去年7月军委装备发展部倒查装备采购招标腐败开始，当时习近平同意张又侠的意见，避开张任职这一部门的时期，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落马只是作为个背锅者。何卫东对此颇有微词。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军方代表会上提到发展所谓“新质战斗力”后，何卫东趁机在分组会上称要打击“虚假作战能力”。《南华早报》报导了此事，但中共官媒仅提到“新质战斗力”。 何卫东批评军队的虚假战力，可能与采购有缺陷的装备以及训练期间部队中的欺骗行为有关，而装备和训练恰好都是张又侠分管的。如此，何卫东有点挑战张又侠的味道。在张又侠和何卫东持续内讧之下，这届军委情况更不妙。 第三、苗华落马，还有一个更大的负面影响在军队中层。 早几年在徐才厚、郭伯雄先后落马的关键期，一封“总政知情干部”的公开信曾爆料说，徐才厚、郭伯雄把持军队时期，民主测评制度成为他们操弄买官卖官排斥异已的工具，经过筛选，那些有黑钱、会花钱、敢送钱的人，很快就会进入备用名单。 习上台后军中大清洗，数百贪将落马，但当年徐才厚和郭伯雄留下的军中卖官机制，已经烂掉了的所谓民主测评和后备干部制度在习时代仍然沿用。低层军官继续顺著腐败未变的机制，一级一级往上爬，成为军中骨干。 在苗华当上军委政工部主任后的7年间，中层将官们都要抱他大腿，透过政工干部级级行贿。很多在职军官已经像网购那样“在网银上支付”买官。在苗华落马，接下来政工系统肯定要搞大清洗，“交货期限”将严重滞后。那些买官的各级将官，大部分还没成功拿到职位，等于是白白送了钱，会心生怨气，这种影响很深远。日后习近平若要对台开战，这些中层将官恐将上演倒戈，临阵哗变。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若要说韩国157分钟的超短命戒严对世界上哪个国家冲击最大？台湾一定排名在前三。一方面，台湾与韩国在历史、地理与文化上极为亲近，两国同样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都曾经被日本殖民，都同样面临的强大的外患威胁。两国一度是兄弟之邦，现在则有瑜亮情结，彼此不但产业结构相近，连人均GDP也互相较劲。 不仅如此，此次尹锡悦总统发动戒严的理由，包括删减国家预算大幅削弱国家机构运作的能力、恫吓法官瘫痪司法运作、铲除亲朝鲜势力等等。都在台湾的朝野对抗 似曾相识。更巧的是，韩国的宪法法院一个多月前也发生提名人选遭国会杯葛以致难以运作的情况，先前还有台湾的公法学者建议援引韩国的案例，直接变更审理规则以延续宪法法院的运作，这一切，台湾人实在有很强烈的既视感。 俗话说，下棋至少要想三步。只是，尹锡悦的戒严令短短不到3小时就夭折，显示他连第一步都没想清楚。这件闹剧不仅在野党议员反对，同党议员都不挺，舆论一片骂声，美国没被知会，就连总统府秘书长与高阶幕僚都请辞切割。如此孤注一掷的行径，若非尹锡悦已经陷入疯狂的状态，就是总统的决策系统被少数人封闭起来，同温层太厚，只听得到他想听的声音。 不管真正原因如何，这件伤人伤己伤国家的戒严令，都让人感叹民主的脆弱。值此，也再度让人记起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mond）在《妖风》一书里对“民主”的谆谆告诫： “民主的文化也是中庸的文化。当政治被对立阵营的‘虔诚信徒’主导，民主就无法运作，因为这些人会视妥协为背叛，将不合意的事证贬为造假。民主也需要礼义与互敬，如果相争的政治人物将彼此诋毁为妖魔鬼怪，民主的游戏规则就会迅速紧绷，通常还会达到暴力的程度，危害民主的稳定。” “民主需要信任其他公民的正直与善意，容忍不同的观点，也因此需要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抱持一点谦虚和怀疑，在智识上保持开放能促进宽容。” “支撑民主的是人民对民主正当性的无条件信仰，一国的人民和政治人物即便在自己中意的政党、候选人和政策落败时，还是要无条件认同民主是最好的政体：若非如此，民主的运行就会如履薄冰，从而使任何危机都可能将其颠覆。” 什么叫“对民主正当性的无条件信仰”？就是共同体里的所有成员都相信有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不但在选举赢的时候相信这套游戏规则，就算在输的时候也信奉这套行事原理。当人们不再相信民主就长远而言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当民主不再具备宽容、弹性与节制时，而不断地妖魔化你的政治对手甚至他们的支持者，那民主的麻烦就大了。 在尹锡悦演出这场戒严闹剧之后，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等等人声称要透过修法防止独裁。修法本就是立法院的权责，问题是修法是不是合乎民主宪政秩序？而当修法案依宪政运作规则被宣告违宪时，立法者是不是懂得限缩自己的权力？说得更白一点，当立法者不恪守机关的宪法忠诚义务，甚而试图终止特定宪法机关的运作时，如何能要求其他机关遵守它立的法？而当一个国家的走到这种“到底谁怕谁”的大违宪时刻，就是民主宪政崩解之时，离戒严与政变也不远了。 民主不总是往前走，民主也会衰退。台湾到底离韩国这157分钟的短命戒严有多远？关键不在台湾的民生经济是不是比韩国好，也不在于敌国外患的威胁有多强烈，甚至不在于政治领导人的心性如何？关键在于这共同体的成员是否对民主宪政有共同的认知，以及当有任何政客有意无意地逸出这条线，民意是不是能见微知著、防范未然，适时地给予纠正及惩罚。保护民主共同体是所有人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是局外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若要说韩国157分钟的超短命戒严对世界上哪个国家冲击最大？台湾一定排名在前三。一方面，台湾与韩国在历史、地理与文化上极为亲近，两国同样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都曾经被日本殖民，都同样面临的强大的外患威胁。两国一度是兄弟之邦，现在则有瑜亮情结，彼此不但产业结构相近，连人均GDP也互相较劲。 不仅如此，此次尹锡悦总统发动戒严的理由，包括删减国家预算大幅削弱国家机构运作的能力、恫吓法官瘫痪司法运作、铲除亲朝鲜势力等等。都在台湾的朝野对抗 似曾相识。更巧的是，韩国的宪法法院一个多月前也发生提名人选遭国会杯葛以致难以运作的情况，先前还有台湾的公法学者建议援引韩国的案例，直接变更审理规则以延续宪法法院的运作，这一切，台湾人实在有很强烈的既视感。 俗话说，下棋至少要想三步。只是，尹锡悦的戒严令短短不到3小时就夭折，显示他连第一步都没想清楚。这件闹剧不仅在野党议员反对，同党议员都不挺，舆论一片骂声，美国没被知会，就连总统府秘书长与高阶幕僚都请辞切割。如此孤注一掷的行径，若非尹锡悦已经陷入疯狂的状态，就是总统的决策系统被少数人封闭起来，同温层太厚，只听得到他想听的声音。 不管真正原因如何，这件伤人伤己伤国家的戒严令，都让人感叹民主的脆弱。值此，也再度让人记起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mond）在《妖风》一书里对“民主”的谆谆告诫： “民主的文化也是中庸的文化。当政治被对立阵营的‘虔诚信徒’主导，民主就无法运作，因为这些人会视妥协为背叛，将不合意的事证贬为造假。民主也需要礼义与互敬，如果相争的政治人物将彼此诋毁为妖魔鬼怪，民主的游戏规则就会迅速紧绷，通常还会达到暴力的程度，危害民主的稳定。” “民主需要信任其他公民的正直与善意，容忍不同的观点，也因此需要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抱持一点谦虚和怀疑，在智识上保持开放能促进宽容。” “支撑民主的是人民对民主正当性的无条件信仰，一国的人民和政治人物即便在自己中意的政党、候选人和政策落败时，还是要无条件认同民主是最好的政体：若非如此，民主的运行就会如履薄冰，从而使任何危机都可能将其颠覆。” 什么叫“对民主正当性的无条件信仰”？就是共同体里的所有成员都相信有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不但在选举赢的时候相信这套游戏规则，就算在输的时候也信奉这套行事原理。当人们不再相信民主就长远而言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当民主不再具备宽容、弹性与节制时，而不断地妖魔化你的政治对手甚至他们的支持者，那民主的麻烦就大了。 在尹锡悦演出这场戒严闹剧之后，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等等人声称要透过修法防止独裁。修法本就是立法院的权责，问题是修法是不是合乎民主宪政秩序？而当修法案依宪政运作规则被宣告违宪时，立法者是不是懂得限缩自己的权力？说得更白一点，当立法者不恪守机关的宪法忠诚义务，甚而试图终止特定宪法机关的运作时，如何能要求其他机关遵守它立的法？而当一个国家的走到这种“到底谁怕谁”的大违宪时刻，就是民主宪政崩解之时，离戒严与政变也不远了。 民主不总是往前走，民主也会衰退。台湾到底离韩国这157分钟的短命戒严有多远？关键不在台湾的民生经济是不是比韩国好，也不在于敌国外患的威胁有多强烈，甚至不在于政治领导人的心性如何？关键在于这共同体的成员是否对民主宪政有共同的认知，以及当有任何政客有意无意地逸出这条线，民意是不是能见微知著、防范未然，适时地给予纠正及惩罚。保护民主共同体是所有人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是局外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