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凡诺维奇被解雇后 搭档泪洒《今日秀》直播现场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国的农历新年过完，接下来，还有一月，全国两会就要登场。今年两会因为换届，受到的关注可能也是近年最高。当局前不久公布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名单。外界已从名册中看到了将要在两会上公布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政治动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隶属团派的胡春华将出任政协副主席；同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常委韩正则料接替要退下来的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第八号人物。 胡春华两次遭习“羞辱” 胡在中共二十大前曾被普遍看作明日之星，一度进入未来总书记的候选人行列，各种预测都把他列为常委人选，可惜，他在二十大不单未能入常，连政治局委员也未保住。习宁愿打破常规，不在本届政治局安排25人，只给他一个中央委员。背后原因暂不去猜测，但对胡绝对是一大“羞辱”。因为他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今年刚60岁，既相对年轻，且履历经验都丰富，正是可以为习效力的好时光。官方也没宣布他有什么违纪违法问题，却直接从政治局委员贬为中委，明显是要让他退居二线。 有一种看法认为，胡虽“意外”落选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但习或许会让他出任国家副主席做补偿，并安抚团派。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这两个被视作团派的领军人物，外界原本预测他们在二十大还会留任，未料也都裸退，再加上胡的“出局”，团派的大溃败，已经引起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对习的不满。二十大尾声，又上演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一幕，不管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让更多的人对习的霸道心生愤怒。团派算是跟习结下梁子。从习的角度言，他虽然不重用团派，可也犯不着将团派变成仇家，毕竟还都是党内同志，不指望他们帮忙，可也不要添乱。然而，若团派成为仇家，就很可能给他“添乱”，故与其花时间和精力防范团派“添乱”，不如化解矛盾，减少团派对他的“敌意”，而给胡安排一个没有实权、却有很大荣誉和礼仪性质的国家副主席，对团派也有交代。 从胡在二十大后的几场公开活动看，似乎一如既往的勤勉，向习表忠，没有看出失落、失望的情绪。习去年12月出访沙特后，也点名胡出访阿联酋和伊朗，以胡的分管领域，这次外访并非要他去不可，因为胡的这次使命，主要是对这两国做解释工作，此前习对沙特的访问双方在伊核问题上的表述让伊朗不高兴。这是否可以看作习有意要胡接任国家副主席的迹象？后者的角色就是代表主席去作一些沟通联络的事务。但是现在，胡在政协委员的名册里，表明习并不想将国副的职务“赏赐”给他，非但如此，也不让做人大副委员长。尽管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政治地位一样，都是副国级，但人大毕竟是名义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副委员长有立法权，实际政治地位比政协副主席还是高一点。习这种安排，说白了就是要胡坐冷板凳，是对他的再次“羞辱”。 习如此待胡确实有点不好理解，因为无论从资历还是职务看，胡都构不成对习的挑战，他巴结习还来不及呢，仅仅因他身上的团派标签，似乎习没有必要再三“羞辱”他，只有一个解释说得通，即胡在政治上曾经做了让习生气的事，被习抓着把柄，但这种事又上不了台面，习不能公开拿来作为处罚胡的根据，于是就用此种方式惩罚他。 当然，事情或许也没这么复杂，习既不因胡的团派背景也不因他的能力问题把他晾在一边，实是常委名额稀缺，习的亲信都照顾不过来，也就不可能有胡的份。入不了常，而他又做过两届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局委连任两届后不得连任，所以胡只能到人大或政协去养老，算最后发挥一点余热。不让他做国家副主席，则可能是考虑到在王岐山后，习不想破坏该职位由上届某个要退下来的常委出任的“惯例”。 假如是这样，习为什么偏偏选中韩正而不是李克强或汪洋二位中的一个做国副？论形象和外交经验，他们二位也不输韩。也许是在看了习对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后，两人心灰意冷，不愿与习再共事，为他抬桥。即便如此，以习一手主宰二十大议程看，他完全可以打破上届常委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所谓“惯例”，毕竟王做国副，也是习他一手“导演”，以前不是这种做法。坊间留传一个说法，习本在19大要王岐山留任常委，继续做“铁帽子王”，但考虑王已超龄，他又不想破坏“七上八下”规矩，或者他那时还没能力破坏这个规矩，就要王来做国家副主席，成为不是常委的第八常委，以表彰王在过去五年对他集权立下的汗马功劳。不管此说真实性如何，王因年龄该退不退，确有“奖赏”成分在内。按此逻辑，习大要韩接手国副，也应该是韩过去五年的工作让习比较满意。 韩正成国家副主席或有牵制团派之意 韩在上届常委排名第七，正式职务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虽然韩在国务院系统以及经济工作上有很大权力，但国务院上有总理，下还有其他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所以经济工作无论干得好或者坏，都轮不到他做第一号责任人。换言之，习不是因经济工作看中韩的。 除经济工作外，韩也主管港澳事务，以及负责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2018年4月他接替张德江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2020年2月，该小组更名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韩续任组长。他还接替张高丽出任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德江在18届中共常委里排行老三，以人大委员长身份主管港澳事务，按理在19届常委里由同样排名第三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接替张主管港澳事务才对。但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韩，不是因为韩同他的关系超过了栗同他的关系，显然是习觉得韩有能力处理好港澳事务。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信任。 韩做港澳领导小组组长期间，香港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反送中抗争运动。尽管港澳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出自习，但韩作为主管领导，直接负责处理此一棘手难题，当局在香港推出国安法后把抗争运动平息下去，韩的态度和表现很可能得到习的认可。 北京冬奥会本是一件为习撑门面的体育盛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没有习的份，但冬奥会办得如何为习长脸。对这种国际体育赛事，当局向来强调要办出精彩不能出任何差错。不料赛事举办期间疫情还在大流行，为冬奥会的举行增加了很大难度。最后采取闭环管理的方式让本届冬奥会成为没有观众的最无聊的一届冬奥会，可至少没有因此而导致北京疫情大爆发，这在当时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冬奥会本身。习对此应该也是满意的。 此外，习要韩做国副或许也考虑了派系因素，即用韩来牵制团派不满。比起李和汪，韩同习的关系要近一层，二人曾在上海短暂做过同事。2007年3月，习因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事件从浙江调任上海，接替陈任市委书记，其时韩是上海市长，两人共过几个月的事。随后习上调北京成储君。韩、习在这几个月应该未建立过深交情。韩被外界看作江氏人马。虽然他的政治起步于团委书记——韩做过2年上海团市委书记，但这只是个过渡，他不属于团派，而属于江派。他在成为常委前的全部从政履历，都在上海，这在中共高层非常少见。而上海是江派大本营，没有江、曾加持，韩不可能做到主政上海，但他也被认为相对务实，是个实干人物，所以亦能为习接受。 习慰留韩可能有用江派牵制团派用意。习清楚他在二十大对团派特别是对胡的安排，做得太绝，得罪他们是肯定的。虽然他不担心团派在台上敢对他做出什么不利举动，可如果有江派站在他这一边，也是好的。坊间多认为习同江派的矛盾很深，过去可能是这样，现在未必如此。从习高规格为江办葬礼，对江的盖棺论定和邓等同来看，习明显在向江派示好。也有知情者透露，去年在江派第二号人物曾庆红家里，看到习曾在一起的近照。现在江已去世，曾习修好，习在因疫情而权威严重受损的当下，争取江派支持，用它来压制团派，安排韩正做国副，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3年农历新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写信，信中主要内容，并非祝贺新年，而是借新年之际，特意感谢金正恩所做的一件事：当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于上年11月30日去世之后，金正恩是最早给北京发唁电并到中国大使馆悼念的外国领导人。 毕竟，对一个已经退休二十年的前中共领导人，外国政要未必需要表达悼念，甚至，未必还有多少记忆。除非习当局私底下活动和催促，否则就没有几个外国政想到要发唁电。其实，金正恩带头发唁电和悼念，也未必就是他的主动行为，未必就不是北京方面私下请托的结果。 习近平专为此事写信感谢。这个细节显示，习近平对外国人悼念江泽民很在意。其实，这里体现的，并非习近平有多在意江泽民，而是习近平有多在意他自己的权力来源，渴望他的权位得到外国领导人和外国政府的承认和背书。从超规格、超规模悼念江泽民到在意外国领导人表态，习近平的潜台词是：他是江泽民指定的接班人，承认江泽民就是承认习近平；尊重江泽民就是尊重习近平。从江泽民延伸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就是习近平权力的合法来源、甚至于，就是他超期连任的合法依据。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回头审视习近平致江泽民悼词（2022年12月6日）中的那个关键段落，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当时引发错愕和议论纷纷的段落如下：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他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党中央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请求。2004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 外界普遍认为，这段文字对习近平不利。理由是，习近平既然谋求连任和长期执政，何必赞扬江泽民遵循任期制适时退休？对习近平而言，岂不是自打耳光？有人以为，是秘书班子为习近平准备的悼词，习近平只负责读稿，而没有留意内容。此说当然大谬不然。因为，中共奉行极权主义铁血秩序，一切都严格按脚本演出。所有重要文稿和悼词都经过高层、尤其最高领导人一审再审，体现他们的意思，绝无丝毫差错可言。 针对江泽民的这个段落，不仅存在于习近平的悼词中，在早先的讣告中就有，可见有意而为。只是，对外界而言，出乎意料。习近平意外称赞江泽民按时退休的这个段落，究竟要表达什么？ 简单的解读，那就是，习近平似乎向世人表白：自己虽然连任第三届，但并非恋栈权力，只是仿照江泽民：江泽民实际掌权15年，1989年至2004年。其中，头三年，1989至1992，是从赵紫阳手下中途接手；之后才是正规的两个任期：1992至2002；最后两年，仅超期续任军委主席一职，2002至2004。果如此，习近平似乎暗示：他只打算做三个任期，再做五年就退休，共15年，依江泽民模式。 当然，几乎无人相信习近平表达了上述意思。但逻辑解读他悼词中的这个关键段落，直接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此。或者说，作为一种可能性，不妨留作外界参考。 或许，另一种解读更为成立，他想表达：江泽民退休，实际就是为习近平接班和长期执政奠基。但江泽民退休，不是胡锦涛继任吗？且慢，习近平这里的意思是，胡锦涛只是为他过渡。这是习近平话语中的弯弯绕。 习近平的逻辑或如下：其一，当年的中共元老陈云说过一句话：“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所谓“我们的孩子”，指的是太子党或红二代。其二，江泽民上位，是陈云和李先念这两位保守派元老推举的结果，邓小平勉强接受。其三，江泽民当政后，贯彻陈云“遗训”，故而隔代指定身为太子党和红二代的习近平接班。 由此，习近平企图兜售这样的历史逻辑：从陈云的“遗训”到江泽民的指定，出身太子党和红二代的习近平就成了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唯一守护人，故而“合法地”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 陈云的原意，应是太子党或红二代集体上位，他还有“每个（元老）家庭安排一个孩子（上位）”的提议。但习近平打倒了薄熙来（薄一波之子）、排挤了刘源（刘少奇之子）、陈元（陈云之子）、刘亚洲（李先念女婿）等大多数太子党和红二代人物，作何解释？至于江泽民，固然指定了习近平隔代接班，但未必就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 – 根据江泽民的个性和他身处的历史背景，大概率地，他反对习近平三连任。习近平的诡诈就在于，如今大权在手，任由他在党内解释，想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别人不敢反驳。反正，陈云和江泽民皆以作古，死无对证。 其实，即便陈云说了那样的话、即便江泽民指定了习近平隔代接班，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习近平所谓权力合法性依据和自辩，何其虚假、虚弱、苍白而不堪一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年伊始，国际组织和华尔街金融圈开始讨论，中国能否再度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任期只剩两个月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专门跑到“世界经济论坛”，试图迎合这些“国际舆论”，重振外资的信心。然而，无论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那些国际权贵，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还是中国政府以及它的“经济吹鼓手” 刘鹤，都回避谈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基本问题：中国经济有没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如果这样的困境是无解的，那怎么能指望今后中国来拉动全球经济？ 一、“崛起”碰壁 曾几何时，中共的喉舌们不断鼓噪，声称中国已经“崛起”；然而，“崛起”论言犹在耳，过去几年里却不再听到来自北京的此类喧嚣了。这个转变源自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此困境并非疫情所致。实际上，中共渲染“崛起”之时，便忽视了即将到来的经济困境，这是内生的顽疾，而疫情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实际上，2019年是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在那一年，李克强“稳经济”、“稳就业”的号令，就让人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寒意；与此同时，“崛起”论也悄悄地从官方宣传话语中淡出了。但许多中国人并未理解这一逆转的原因；而华尔街也依然被“崛起”论和表面繁荣所迷惑，至今仍不愿意相信，强势的中共政权其实无法挽救经济滑坡。 本世纪前20年中国的“崛起”，经济上主要依靠“一个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和一个产业（房地产业）”；技术发展上仰赖从美国“窃取”知识产权；军事上则依靠组建航母舰队和增大核威慑。于是，对美国的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美国的贸易反制；大规模的技术盗窃，使美国开始阻断中共肆无忌惮的技术间谍活动；而中共那美国指向的扩军备战，则点燃了中美冷战。与此同时，支撑中国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也行将破灭，让经济“荣景”原形毕露。 2019年就这样成了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20年的繁荣；而美中经贸谈判的反复拉拔，则标志着延续几十年的中美蜜月之终结。这个国运的转折，始于中共的“崛起”谋略，也终于这个“崛起”谋略；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国运，成也“崛起”，败也“崛起”，因为“崛起”谋略带来了短暂的成功，同时也挖下了国运的陷阱。 二、“中国模式”：雾里看花的困惑 目前，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期待。不少人希望，中国经济还能象过去20年那样一帆风顺。中国民众当然希望今后的日子能够好过，而台商则希望在大陆的生意可以顺利经营。然而，希望未必能成为现实。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让中共搭上WTO的便车，大批外企进驻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从此，全世界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繁荣的神话。相信这个神话的人多半认为，中国经济会一直这样繁荣下去。而许多外企、包括台商都觉得，中国经济繁荣这块大饼那么大，十几亿人的市场，又一直繁荣下去，如此机会怎可放弃。于是，抢进中国市场，就成了一种时髦。 20年来，相信中国经济会长期繁荣，几乎成了多国政界、财经界和媒体的一种教条。政治经济评论人士要是讲一些相反的观点，往往会被中国的官方、小粉红以及各国力挺中共的人，扣上“唱衰中国”的帽子，似乎中国经济繁荣这种想象，属于不可质疑的定律。 如果把中国经济看成是一个到医院看病的病人，他萎靡不振，浑身都痛，医生是给他开点止痛药，还是做全身检查？持上述第一种看法的人会说，他一向身体很好，连止痛药都多余；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会认为，它只是太累了，开点止痛药，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而持第三种看法的人会说，还是做全身检查，查一查病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病人”早已患上癌症，而且已经扩散；而病人自己却坚持认为没病，一直通过吸毒来延缓发作。现在，这个“病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已经引发一系列难以治疗的症状。 那么，中国经济这个“病人”的“癌症”到底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不思饮食，用经济分析的术语来讲就是消费疲软；其病根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太大，濒临破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致命“癌症”，而且无法根治。目前中共对这个经济“癌症”的做法是保守疗法，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到不能切除了。 三、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远超合理边界 衡量一个国家房地产是否过度发展，可以看一个指标，即房价和居民收入的比例。中国现在虽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但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房价已居于全球最贵之列，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房价÷家庭年总收入）远远高于纽约、巴黎和东京等城市。中国100个主要城市住宅的平均价格当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几个一线城市的住宅价格，2010年是每平米约2万元，2021年已上涨到每平米4.3万元；二线城市的房价也从2010年每平米的8千元涨到14,000元。房价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 为了让读者们对房价收入比有一个直观的概念，这里列举台湾北部都会区边缘的相关数据作为对照。新北市西南的树林区房价是每坪35万台币，新庄区是45万台币。如果按一家三口，两个大人就业，家庭月收入平均10万台币计算，若一个家庭购买30坪的新房，那树林区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分别是8.8和11.3，即房价大约是家庭年收入的9到11倍。 而中国省会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17万人民币，如果在省会城市买和台湾30坪一样大的房子，每平米的价格以4万人民币计算，其房价相当于400万人民币以上。所以，中国省会城市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24，即房价是家庭年收入的24倍。 这样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国省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台湾的差不多两倍半。 四、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证据 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大约最多可用三分之一到归还房贷上。在大部分国家的商业银行里，当客户申请房产抵押贷款时，银行都会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可贷款数额。 台湾树林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说明，购房家庭可以30年还清贷款，这是大部分国家的居民贷款买房时的可承受底线。而中国的民众要想还清房贷，要么是家庭收入今后30年内突然增加2倍半，要么就是另寻其他亲友掏腰包援助。显然，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如今中国的普通家庭再也难以承受高房价的原因。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出合理边界，这就必然造成中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困境。这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业的扩张到头了，再也卖不动了。尽管去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力图挽救房地产业的萧条，但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型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统计的结果是，去年12月55个城市的房价下降，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全年下降四分之一。 中共为了挽救经济，总想把民众兜里的钱挖出来，多多买房。但民众现在真有持续的购房意愿吗？这可以从全国银行的住户贷款总额的变化情况看出来。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民众当年新借的住房贷款，每年大约是近6万亿到8万亿人民币，这就是房地产公司每年销售业绩的金融来源。 但是，居民当年新借住房贷款的数额，两年前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了，2021年比2020年减少22%，2022年又比2021年下降55%；2022年与年度新借住房贷款达到高峰的2020年相比，整整少了65%。很明显，不管中国的房地产业怎样拼销售，这整个产业去年比2020年少了六成贷款购房的客户。这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的证据。 五、百业萧条看商业 去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鼓励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这个政策的背景是，2022年是中国大批个体工商户经营亏损、乃至倒闭的高峰年，对于这种状况，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全都回避报道，以免招来当局的封杀。 个体工商户的运营关系到3亿人的就业，究竟那些破产倒闭的个体工商户如何应付未来的生计？这个答案可以从银行的居民存款数额的变化当中来寻找踪迹。中国所有银行的住户存款当中，既包括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也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存款。通常，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主要是养老、防病的安全型金融资产，相对比较稳定，以定期存款为主；而个体工商户的存款则多半是活期存款，因为他们要应付商业活动当中周转资金的收支。 如果某个年份全国银行的定期存款突然反常地大量增加，这样的变化与不经商居民的关系相对较少，而很可能与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流向有很大关系。2022年就是全国银行住户个人的定期存款反常大增的一年。从2019年到2021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每年都相对稳定；但2022年这种存款的增加突然比上一年大幅度跳增。这里讲的不是存款余额，那是存量，是历年存款数的积累；笔者分析的是流量，即当年存款余额的增加数。 2022年当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数，比2021年定存的增加数多了三分之二，5.5万亿元。那么，这些钱是谁存的？显然，并非来自不经商的居民，因为去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扣除物价上涨之后，实际增长2%，这些居民并没有突然多余出来的闲钱；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多存的这5.5万亿定期存款，是退出商业活动的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金。假如平均每个个体工商户存入20万原来用于生意的周转金，那这5.5万亿的定期存款意味着，2022年有差不多两千多万个体工商户歇业了。 正因为去年是个体工商户的倒闭高峰年，那些生意做不下去的人，纷纷把手头平时保存的现金全都存到了银行里；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存成定期存款，则意味着，短期内他们不打算把经营资金再重新投入商业活动，而只想收一点微薄的存款利息来补贴家用。 六、从房地产支柱垮塌看中共国家战略的错误 这就是中国当前百业萧条之下，对经济动向最敏感的个体工商户，用实际行动在表明他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不只是“一叶知秋”而已，而是“千树万树落叶飘”。 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银行业受垮塌的房地产业拖累而倒下来；与此同时，去年所有省市的财政均收不抵支，从今年开始，财政危机即将上演。在这种局面下，中共当局当然不便再唱“崛起歌”了，那首“歌”再也不能吸引民心，反而成了对当局的绝妙讽刺。 中共“崛起梦”的失败，与其国家战略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崛起本不该成为国家战略的目标。中共为了国内政治需要和国际野心而鼓吹“崛起”论，结果走上了破坏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逆行之径；而它在国内则饮鸩止渴，把早晚会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当作坚强的经济支柱，最终害国害民。 中共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政权的强固和崛起，而不是国家的成败；它控制着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和社会当作其政权及其领袖实现“崛起梦”的基础和工具。因此，它并不真正关心国家在中共的崛起追求当中，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对国民的洗脑和政治高压，也封杀了国民问政。这个政权一如既往地为所欲为，即便其国家战略错了，买单的总是没有资格问政的国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担任议长的众议院迅速设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骂声充斥了中国的网路平台，比如“麦卡锡为对华鹰派提供了平台”、“‘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复活”、“‘弱主’麦卡锡切勿掉入自我编织的反华陷阱”，形形色色的标题不一而足，颇有“不信春风骂不回”之气势。其实，中国方面与其痛骂麦卡锡等鹰派，还不如研究一下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演变史中，堪称中美友好甚至接近“准蜜月”的那段时光（1972-2016年）缘何而来，缘何而逝，以便面对长期的“阴天”版。 阻击中国 麦卡锡只是顺势而为 麦卡锡这位共和党议长因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而被中国批判嘲骂，不过，北京千万别以为中美关系能够“一骂引得春风还”，因为麦卡锡那张“阻击中国”的清单，上列各项事务并非麦卡锡首创，而是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形成的对华政策趋势。 比如麦卡锡称，“我听两边同事说，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威胁很严重。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是川普当政时期尤其是2019年以来美国朝野逾半人士的共识。 麦卡锡向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们说：“你想结束我们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委员会将对此进行调查。”“你想阻止对智慧财产权的盗窃并将供应链带回美国？这个委员会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结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阻止中国在美的智慧财产权盗窃活动，是2019年3月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中国“千人计画”内的美国教授损兵折将，最后导致华人教授痛感美国外部环境的不友好，只好惜别美国回到科研环境远不如美国的中国。 其馀那些令中国愤怒的麦卡锡行动，诸如“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限制中国在美国的外宣活动和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在川普四年当中的后两年全都出台了，一律打包装入“注册为外国代理机构”这个筐中。限制中国在美购买农田这事，麦卡锡议长并非“罪魁”，2022年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份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购买农地。 麦卡锡将上述问题列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项目，打包给“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统一管理，是合乎美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始于川普时期，究其因是全球化陷入困局之后，美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重新定位的一种外交调整。北京要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与国家利益考量？如果中国有，美国当然也应该有。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维持友好是借哪个群体之力，这个群体在美国政界是否有延续性。 美国对华外交关键人物 北京按友敌划分 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阴天版”与“晴天版”交替出现，阴天版的标志是一位元美国政治人物被宣传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晴天版会出现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成为标志性人物。 司徒雷登——国共内战时期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1948年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一度收入小学教科书，尤其是那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小学生们过目不忘。 杜勒斯——第52任美国国务卿（1953年－1959年），被公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阐释者。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颜色”，“美国通过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 基辛格——第56任美国国务卿。中国人都知道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季辛吉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而秘访中国。基辛格的对华政策被概括为：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影响美国对华外交40馀年，也因此获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 蓬佩奥——第70任美国国务卿。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还从未对任何一位白宫官员进行如此无礼谩骂。 基辛格时代的对华外交：因一代中国通成势 基辛格一生访华近百次，2021年逾93岁高龄还曾访问中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北京刻骨铭心，赠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不过，1970年代以来中美国关系并非季辛吉一人之功，那是一代“中国通”共同努力推进的结果。这一点，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的‘中国通’们既是引导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引路者，也是中美两国决策圈相互沟通、增信释疑的桥梁。中美建交之后长达40年的友好合作，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们的付出与努力密不可分”。 美国第一代中国专家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稍晚于他们第二代中国专家如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都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代中国通不仅参与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还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深谙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美国“不战而胜”、“历史终结”所带来的那种骄傲，美国引领全球化和资讯化浪潮所带来的那种自信，使他们对改造并引领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成为负责任大国有充分的自信。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部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这些美国中国通当中的重要成员，著有《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2022年12月，他接受英文大纪元《思想领袖》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时，谈到当初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如何秘密帮助中国崛起：“我们在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有2300人，这一基本结构一直在继续——大使馆内有50个联邦机构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的对应机构科技部之间一度拥有60多项协议，便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迅速分享自己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同时资助中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大学。该团队负责（向中国）提供情报、武器、先进技术、贸易，帮助创建机构。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局，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疾控中心……” 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帮助中国崛起的热情于此可见，但白邦瑞并未谈到这热情从何而来。实事求是地说，直到世纪之交，中国还未脱贫，专业人士来美交流访问，都需要美国出资邀请，因此，在中国崛起这前，这些美国中国通们的热情主要与信仰相关。他们大都是“婴儿潮”一代，其“中国情缘”有信仰因素。1968年，推动巴黎红五月的青年、美国反越战青年、日本赤军当时信仰的精神导师与领袖号称“三M”：马克思（Marx）、玛律库塞（Marcuse）、Mao（毛泽东），示威者高举的各种领袖画像当中有毛的画像。很多“1968年人”因为崇拜毛而向往中国并学习中文，认为中国文革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亲近感移情到毛后的中国，才会在促成中美友好时、帮助中国崛起时不遗馀力。 如今时代变了，这代中国专家不少被称为“拥抱熊猫派”，在川普时期对华外交的调整过程中，已相继淡出美国外交界，因此，中国对美外交失去了一只非常重要的友军。在此情况下，北京必须立足现实，学会在没有友军说明沟通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对美外交，仅靠骂声无法重构“中美友好”。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原出处。※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选举制度”确实为民主治理做出了基本贡献，但在政争趋向极端，选民意识形态走向两极化，很容易会出现“选一个会赢，但我并不那么喜欢的人当总统”心理，这或许不完全符合民主真义，却又是难以忽视的现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因拜登和川普再又强化了这样的情境。 共和党方面，尽管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被多次点名挑战川普，比对不同民调，他也的确有和川普一较高下的条件，但德桑蒂斯刚高票连任佛州州长，声势位居高端者，通常会更小心翼翼布局下一步，因此迟未表态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选民同样也在观望他是不是真有超越川普的爆发力。 于此同时，诸如前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近来相继出版了个人回忆录，虽都被指是有意问鼎总统，可两人和川普的支持度仍有段距离，就算他们政治形象都比川普好，也不若川普执政期间争议缠身，甚至到今天还在为国会大厦暴动、海湖山庄档案事件纠缠不清，但回归选举现实，个人形象争议较小的蓬佩奥和彭斯，反而一直处于媒体边陲位置，不像是可以和民主党一拼的人。亲近川普的媒体屡屡主打“川普是最可能赢回白宫的共和党人”，对共和党选民来说，欣不欣赏川普是一回事，但不能说没有“西瓜效应”。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民主党。去年美国期中选举前夕，《纽约时报》和“Siena College Institute”发布了民调，发现只有26%的民主党支持者赞成拜登连任，超过六成民主党人希望2024提名其他人。原因当然和拜登年岁太高有关（竞选连任时已达82岁），期中选举过后，拜登民调暂时止跌，不过个人支持度也仅在45%上下，反映了除了年纪，他的施政也没有获得多数肯定。 于是，媒体便开始寻找可能的替代方案。首先是拜登副手哈里斯，去年9月，政治分析机构“Morning Consult”曾公布统计，在不与拜登竞争下，哈里斯是民主党2024潜在竞争者民调最高的一人（28%）。但她当下民调表现却比拜登还差，如果出马竞选，只靠个人基本盘将相当危险。 另外，在女性总统话题上，讨论度最高的就是民主党纽约州议员科尔特斯（AOC），若她2024参选，2025就职时，将刚好达到总统最低年龄35岁门槛。不过，选民对她的顾忌并非她太年轻，而是她在自己深蓝选区之外，从未受到检验，有政治观察家预言，AOC极左色彩也许能在纽约州大获全胜，但她可能在大选时输掉其他40个州。 其他被点名的民主党老将则有希拉里。过去以来，不乏政治盟友鼓励她是时候摆脱隐形模式，为2024暖身，希拉里则早于去年中，就透过《金融时报》强调自己不会参选，因为“挑战拜登非常具有破坏性”（指对民主党选情）；至于另名老将桑德斯虽然透露自己不排除再次竞选总统，但如果说拜登太老是不利连任因素，那比拜登年纪还大一岁的桑德斯就更没有讨论意义了。 另外，56岁的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可能竞选总统的新闻，也在新年过后登场，但他的问题和共和党的德桑蒂斯一样，就是全国知名度不够亮眼，尤其就像洛杉矶时报一则专栏提到的，纽森的形象太普通，也太一帆风顺，缺乏竞争美国总统必然具备“曾经克服高强度逆境的故事”。而40出头的美国交通部部长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虽然有很好的学经历，媒体缘颇佳，被视为民主党极具潜力的明日之星，但从一个中等城市市长（他曾任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晋升交通部长，然后选总统，却不是美国总统养成的典型管道，况且他在没有拜登参与初选下，个人支持度仅10%。 接著，在媒体一路从副总统、政坛老将、资深议员、地方首长到年轻新秀点名后，终究回到最核心的现实面，也就是在所有公布的民调中，以川普为假想敌，今天选举，拜登仍是最有可能击败川普的一人。于是，民主党支持者看待2024，在还没有走出川普阴影的今天，关键就愈不会是“我想选谁当总统”，而是我只想“选一个能打败川普的人”。 “选一个会赢，但我并不那么喜欢的人当总统”，如此心态不是现在才有，过去或是战略、战术妥协，但如今彼此背后皆有愈来愈输不得的压力恐惧，就民主政治而言，一个国家借由选举以形塑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性，只能说正在明显大幅削弱中。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和美国有关台海战争的应对谋划，双方已进入到了兵棋推演阶段。虽然各自军方的兵棋推演是保密的，但非军方的兵棋推演本身说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确实已经离现实越来越近了。那么，这场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中共能得手吗？美国最近的一场非军方兵棋推演给出了重要结论，即中共必败。而结合中国海军近年来披露的一些军舰训练方面的资讯，或许还可以判断，中国海军如果近年内发动侵台战争，其结果可能比美国智库的研判结果还惨。 一、应对中共的台海威胁 法国国家情报机构的网媒“情报在线”（Intelligence Online）最近报道，习近平对台企图愈加明显，去年12月指派曾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熟稔台海宣传议题的高翔，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从而与中宣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以沙盘推演各种意外状况，“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后国际祭出大规模制裁、企图让中国深陷经济孤立时所带来的后果”。 美国国防部对中共的战略企图抱有清醒的认识。去年12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出席在加州举办的第9届里根国防论坛时发表长篇讲话说，美国的“《国防战略》对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有着清醒的认识，这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起。近几十年来，它的军队已经开始了一个飞速的现代化计划。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并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其地区和国际秩序、以满足其威权偏好的国家。所以让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他还表示，“这始于美国具有战斗力的威慑力。我们将保持并加强我们的作战优势，使中国永远无法得出侵略符合其最佳利益的结论。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我们的预算，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正在对研发和锻造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我们正在对美军进行现代化、训练和装备，以应对印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国防部终于在注意力和资源方面，向亚洲进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转变。” 二、美国智库对解放军攻台的兵棋推演报告 美国的非官方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今年1月9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下一场战争的首战：中国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 通常，兵棋推演的目的是检验双方各自的弱点，找出适当的应战策略。因此，对假想的战况会尽可能考虑到发生事先未能预料的意外后果；这也就是对敌情做出充分估计。这次兵棋推演中总共仿真了24种战况，其中的绝大多数战况都对防守方采用悲观假设，即假定共军舰队的作战实力与美军相当，而美军又反应不力。 据上述报告披露，兵棋推演的结论是，如果共军2026年入侵台湾，将会出现共军完败、美军“惨胜”的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台湾/日本击败了中国的常规两栖入侵，维持了台湾自治。然而，这种防御付出了高昂代价，美国及其盟国损失了数十艘船只、数百架飞机和数万名军人。台湾的经济遭受重创……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中国也损失惨重”。 华府的这家智库在研究报告中特地说明，它对中共海军的实力评估，是按照中方“展示的战力（demonstrated capabilities）”为基础。所谓“展示的战力”，也就是中国媒体宣传的海军战舰的单艘吨位、火力装备以及军舰数量。在这样的前提下，这次兵棋推演得出了上述结论。 三、中共的“三无”战舰能上阵？ 然而，根据中共媒体披露的海军一线战舰的若干资讯，笔者发现，中共海军的真实实力不只与美军实力相差太多，而且与一支海军正常作战所需要的实力也相差甚远。 中国海军攻台，主要靠海军把大量水陆两用坦克等重装备和大量兵力运到台湾的海岸，实施有效的登陆作战。这样的跨海运输，主要依靠数万吨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来完成。那目前中国海军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即准航母海南舰的训练状况如何？按照中共媒体的介绍，这艘主力战舰处于“三无”（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状态。 所谓的“三无”，按照重要性来讲，第一重要的是“无专业人员”，军舰的设备越复杂，越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舰员来操作；其次的难题是“无资料”，就是新建的军舰使用了很多新装备，但舰员只有设备制造厂提供的基本使用手册，却没有适合作战使用的操作条令和规则，没办法正常训练新兵来操作军舰，因为此类军舰是第一次使用，根本没有老兵；第三个难题是所谓的“无经验”，在前两个难题掣肘训练的状况下，舰上官兵全都没有操作此类大型复杂军舰的必要经验。 这个“三无”的说法，是海南舰2019年9月下水时，时任舰长闾勇军讲的。按照常识，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舰长，用上三年时间，从零开始来训练所有舰员，已经是非常紧迫了。于是，这个舰长先阅读堆起来有几米高的各种使用手册，再从零开始，编写舰上各部门的操作条令，再一个一个部门地训练新兵；然后，再从训练中发现的问题里摸索修改作战条令。 在此过程中，还出现水兵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舰上设备，因此主动要求被调离岗位的情形。这说明，即便是从头开始训练所有舰员，仍然可能因舰员能力不足，而无法完成必要的训练和基本操作。 四、海军作战与陆军有何不同？ 海军与陆军有两大不同。其一是，单兵功能以及作战模式不一样。陆军虽然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战斗，但士兵射击的动作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的枪发生故障，或者射击精度太差，不致于影响到战场态势。而海军则完全不是这样，军舰上一个岗位一个人，每个人的任务不同，而每个岗位都很重要。如果有舰员的训练不合格，军舰可能就开不动，或者舰上的火力就不能正常发挥；而更危险的是，军舰上任何一个部门的操作失误，都会成为整艘军舰的灾难。 其二，陆军是在固定战位上射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相对比较容易；而海军则永远是360度全方位地应对三维空间的移动目标。军舰在作战中，要同时应付空中、水面和水下随时可能的袭击，为此，舰只必须始终保持高速机动（转向），而对方舰只也是如此；这样，军舰在快速移动中打击对方的快速移动目标，对射击瞄准、双方舰位相对变化的计算，难度非常高。 所以，军舰上的各部门，比如航海、轮机、火炮操作、导弹操作、通讯、电子指挥中心、抢险等各个部门，各自职能完全不同，专业分工非常细，技能要求非常高。许多关键部门的水兵必须非常熟悉自己的职责，并且经过不同战斗状况下应对难题的训练；否则，军舰开出军港后，就无法履行舰队下达的演习和作战任务。 由此可见，军舰的运转，要靠全体舰员作为一个完整的集体来支撑；军舰上的任何部门运作不力，都会影响到整艘军舰的功能。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于美国阿拉斯加州西面的阿留申群岛海战中，那智号重型巡洋舰因中弹起火，轮机部门有舰员操作时拉错一个电闸，造成军舰火炮系统断电，全部舰炮因此失去了瞄准能力，军舰瞬间就变成了战场上只能挨打的靶子。更悲惨的情形是，在联合舰队的马里亚纳海战中，旗舰大风号装甲航母被潜艇的鱼雷击中，本不致命，但抢险部门的军官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舰体内蒸发中的燃油挥发气体密度过高，发生舰体大爆炸，于是全舰快速沉没。 五、“山东号”航母面临训练难题？ 对海军来说，官兵训练不足，是整艘军舰、乃至整个舰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国家的海军舰员，对有能力、经验丰富的舰长，都非常敬重，因为那是作战胜利和军舰安全的保障；反过来，能力不足、经常犯错的舰长，就很难取得舰上官兵的信任，而舰长的训练不足，更是全舰官兵的灾难，在战时尤其如此。 前面提到的海南舰舰长闾勇军刚开始训练本舰的舰员，才1年多时间，仅仅摸出了一点门道，就在2021年4月被调去担任中共第二艘航母山东号副舰长。这个调令说明，中国海军的航母，也同样确少合格的舰长、副舰长级别的高级指挥官。 山东号航母的舰长来奕军原来是东海舰队护卫舰大队长，不懂航母作战。此人虽然可能接受过担任航母舰长的培训，但对航母官兵的训练可能不在行，因此就调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长去担任中共第一艘作战航母的副舰长。显然，中共不但缺乏有经验的舰员，也缺少有经验的舰长。然而，闾勇军只有训练舰员的经验，同样也不懂航母作战。因此，航母山东号的正副舰长都是作战外行；而航母的各级官兵也同样对航母作战一无所知。 最近中国官媒又披露了一个舰长不合格的问题，即海军的护卫舰也出现了“装备等人才”这样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舰长的训练难以完成；而舰长之所以训练不足，又是由于护卫舰舰员的训练程度太低，结果一些舰长没办法指挥自己的军舰完成正常的出海训练任务。为了让护卫舰舰长们有机会得到指挥能力的初步训练和体验，只好采用“借舰训舰长”的办法；让那些自己的军舰不能有效执行任务的舰长，跟随别的可以执行任务的军舰出海，轮番得到指挥方面的基本训练，好让这些菜鸟舰长不致于太无知无能。 以上状况说明，中共海军的实力，不能用军舰数量来衡量，也不能单纯用军舰吨位的大小来判断，更不能用远洋海军国家那种成熟海军的水准来衡量。因为，中共海军仍然是一只“菜鸟”，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变成合格的“老鸟”。“菜鸟”如果上阵犯台，那大家可以想见，有时候可能中共军舰不是被击沉的，而是发生故障、无力排除而退出作战。更何况，在激烈的海战中，要求舰长每一秒钟都要在复杂的战况中做出正确及时的决定，那些从来不懂真实海战的舰长和官兵们，又如何避免覆灭的命运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12月7日，中共由三年极端封控突然转为全面放开。结果，大瘟疫汹涌而来，席卷全国。中国，只有中国，呈现种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堪称诡异。 其一，大部分人口快速感染，成为阳性。按照中国御用专家们的说法，全国感染率或高达90%，即10亿人感染。整个中国，只用了三周时间，就赶上了其他国家三年才达到或达不到的感染率。创下另一项中国速度。 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封控期间，人们动辄大排长龙测核酸，人挨人，人挤人，却甚少阳性；而解封之初，大多数人足不出户，并未与外人接触，却迅速阳性。这等现象，不只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就连人烟稀少的农村、甚至荒无人烟的太行山上，就不能幸免，那里的人们也一夜阳性。人们不禁要问：病毒从何而来？空气和水怎么啦？谁在撒播病毒吗？是隐形的魔鬼还是隐藏的人为？ 其二，大量人口死亡，尤其大量老年人死亡。同时让世人见识，高喊了三年生命至上、健康至上的习当局，竟在医院、医护、医疗方面毫无准备，从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的三年大灾难，一跃而入放开后的另一场大灾难：医院爆满，太平间爆满，火葬场爆满，墓地爆满。曾经为测核酸大排长龙的中国人，转瞬间又到殡仪馆大排长龙。大多数遗体得不到像样的成殓，甚至得不到及时的火化和安放，落入生前没有尊严、死后也没有尊严的可悲境地。当代中国，号称盛世中国，如下成语居然尽都排上用场，而且恰如其分：尸横遍野，尸积如山，死无葬身之地。 关于死亡数字，当局一度坚持只有四十多人；在民意和国际社会压力下，当局改口说出59938人，指一个月内的死亡人数。但就是这个数字，中外都无人采信。其实，即便是这个接近6万的数字，至少也需要乘以10或者100。根据香港感染者0.7%的死亡率推算，医疗条件远逊于香港的中国内地，即便套用0.7%这个比例，10亿感染者中，至少有700万人死亡。如果以1%的死亡率计，则有上千万人死亡。 其三，就在中国人大量感染、大量死亡的时候，美国、德国、台湾等伸出援手，表达愿意提供从药物到疫苗的全面援助，但尽遭中国政府拒绝，甚至傲慢地回答“中国有制度优势”。中方与美国辉瑞公司谈判进口辉瑞特效药，谈判迅速破裂；中方谎称辉瑞药价格太高，但辉瑞公司披露的真相却是：中方出价太低，低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甚至低于萨尔瓦多。但世人尽知，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唯一宣布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富裕国家，竟然舍不得花钱、或花不起钱进口救命药！ 如果把所有这些诡异加在一起，潜台词是什么？习当局宁愿坐视大量人口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拒绝援助，仿如责怪美欧等国多管闲事；谈判破裂，等于故意拖延时间，坐等大量人口消亡。套用小粉红或老粉红的说法：某某某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联想到中国已是一个高龄化国家，老年人越来越多，曾经有“未富先老”的说法。莫非，有人要借病毒之手，大量消减老年人口？从而缓解中国的高龄化、让整体人口趋向年轻？更关键的是，老年人大量死亡，还省了国家（政府）的巨大负担：一举抹去呈天文数字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莫非，这就是有人要下的一盘很大的棋？ 果如此，则无异于一场人口灭绝。老年人，是中国人口的一部分。故意坐视老年人消亡，就是有意灭绝这部分人口。然而，正如极端清零酿成中国社会的次生灾难一样，蓄意坐视老年人口大量死亡，也必然酿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场次生灾难。 如今的中国老年人，即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从改革开放中走过来，不少人有存款或有房产。而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沦入低收入、失业、躺平。一类情形是：父辈的退休金、养老金成了得以依靠的家庭来源，部分年轻人成为“啃老族”。眼下，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量离世，等于让很多家庭失去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余荫庇护。当“啃老族”失去经济靠山，必埋下贫困和动乱的种子。 另一类情形：中国人流传“家中有个老、胜似一个宝”的说法，意即，老人可以帮忙照看孙辈，让年轻夫妇专心工作、挣钱而无后顾之忧。但随着大量老年人口的提前消亡，部分年轻夫妇失去老人照看孙辈的指望，必加速年轻一代不婚、不孕、不生孩子的躺平模式。 如此下去，就是继续中国人口递减、高龄化加剧的恶性循环。当局的算盘或事与愿违。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人口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议论纷纷。最近的统计说明，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也就是停止增长，开始下降了。西方和中国的企业界关心的是廉价劳动力会不会继续维持。这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也就是赚钱的机会没有了，必须转移世界工厂了。 对中国的工薪阶层来说，有两种可能性。工人减少了，有利于提高工资，摆脱廉价劳动力的困境。另一种结果是，企业外迁，减少了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的竞争将继续维持低薪工作，工薪阶层的状况没什么改变。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共建国之后人口随着政策变化带来的结果，从而可以稍微预测将来工薪阶层的前途。 建国初期和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中共学习苏联鼓励生育，人口迅速增长。期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饿死几千万人，人口数量有一个挫折。但刘少奇的恢复期和文革初期，人口政策不变，仍然继续高速增长。这为二十年后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廉价劳动力，打下了基础。 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过穷日子似乎无法为伟大的共产党圆谎。于是，以聪明的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一帮官僚们，就想出了一个甩锅的对象：说是人口太多国家养不起，要开始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既然是一项政策，就要养一帮官吏。这个专业官吏的利益群体，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规模。这逐渐演化为一胎化和暴力堕胎，形成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导致了三十多年后人口增长下降，老龄化提早到来。以至于现在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危机提前到来。 人口问题还有另一个分支，就是劳动人口和家庭结构。中国共产党为了降低劳动力价格，实行低工资、双职工政策。开始是为了增加政府积累，压抑工资增长。改革开放后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有利条件，所以继续维持下来。这完全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造成现在养儿难的现实问题。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人口的增长。 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将会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将无法维持现有的经济结构。在技术进步缓慢，资金和企业外迁的形势下，失业问题也会增加。国内市场会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会和人口下降持平，或者达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 因为上述的原因，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第一重要的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产生和维持都和一党专政有关，它的存在也是维护一党专政的基础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回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庭结构。把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重新结合为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没有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人口增长。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更加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家庭和亲属网络的依靠，人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这就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存在的基础。 综上所述，解决人口问题，就会触及到专制政府的存在的基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工薪阶层将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承担主要的后果。马屁文人们将会描绘出新的美好前景来忽悠老百姓。请大家警惕，防止继续被中共欺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时运高，又给我看到屈颖妍（香港激进亲共人士）一篇“潮文”，她指“黄丝手足”（泛指香港抗中人士）移居英国，仍搞年宵市集，卖中式传统美食、港式小吃、贺年装饰、挥春、利是封等等，于是大发议论： “一群弃国者、叛国者，以身为中国人为耻，口口声声‘我不是中国人’，但到头来，一个农历年，已令他们在自己的基因面前跪低，不认不认还须认，如果不是中国人，贴什么挥春？过什么兔年？” 凭常识也知道，庆祝农历新年的决不止中国人，光是亚洲，就有台湾人、越南人、韩国人、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等。当然，我们不会期望一条长期散播假资讯、近乎文盲的中共文棍会讲常识，但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的，就是“中国人”身份问题。 坦白说，从前我也习惯自称中国人，因为我素来喜欢中国语言文学（但不代表我喜欢所有中国文化），但近年考虑到一个问题，就决定不再随便以“中国人”自居了，必要时，也只会用“华人”两字。什么问题呢？我担心自称中国人，有人会误以为我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本栏读者应该留意到，我行文时写“中国”，时写“中国”，这绝非笔误，而是刻意为之。“中国”两字源远流长，历来有多重含义，包括指中原地区、中国人、京师、朝廷，也是“神州”、“中土”的同义词。尽管大清国人偶尔也用“中国”称其国家，但“中国”作为官方国号，是近百年才有的事。要证据吗？可看看大清皇帝写给美国总统的信。 例如光绪皇帝在1896年3月2日致函美国总统卡夫兰（Grover Cleveland），开首写： 大清国 大皇帝问 大美国 大伯理玺天德好 “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的音译。在此信的满文版，“大清国”是“Daicing Gurun”——这才是官方国号。前人用“中国”两字，如上所说，具多重含义，实际意思视文理而定。以我观察，民国前“中国”用法，大致等同“中土”、“神州”，表示区域，而非国号。 可知从前你自称“中国人”，不过表示你是在中国这片土地出生、居住的人，或比较宽松地代表“华人”、“唐人”。所以，明末遗民和同时代的大清国人，理论上均可自称“中国人”（尽管他们一般不这样讲），跟他们是否支持某个政权无关——假如大清国尚未灭亡，香港“黄丝手足”即使反对大清政权，相信也不介意自认是“中国人”的。 然而上世纪一个黄俄政权占领中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以马、列为师的黄俄党，在中国立国后，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水摸鱼简称“中国”，并声称世上凡自认中国人的，必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这样的“逻辑”等于说，你爸爸若叫陈大明，那么只要我改名陈大明，你就得叫我爸爸。荒谬吗？但这样荒谬的大话，却有人讲足七十多年，还骗了很多笨蛋。 更不幸的，是英文“Chinese people”跟“中国人”同样含混，一时表示华裔人士，一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黄俄政权觑准这种日常语言的含糊性，巧加利用，以便统战，结果“中国人”和“Chinese”的意思都被严重扭曲了，成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用语。 明乎此，就知道我写“中国”是逼不得已——为了区分传统意义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只好把后者写成“中国”，而前者意义既受“污染”，则尽可能避而不用。一言以蔽之，“中国”和“中国”之别，就是“Hong Kong”和“Xianggang”之别。若要在本质上正名，今日“中国”的真正名字，该为“黄俄移民共和国”才对。 （全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