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蝉联奥运会跳水冠军的全红婵,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因为给妈妈买东西引发全网争议,居然还上了热搜。 8月22日,刚在奥运会广东省总结表彰大会上被记大功的全红婵,现身广州番禺万达的苹果授权专营店,买了一台iPhone 15 Pro Max。据店员说,全红婵进来就问什么是最好的,要“拿个内存大的”,说是要送给妈妈。 一堆人都对此不满,质问她“为什么不买华为”,“国产的质量也不差”,认为“公众人物就应该支持国货”,更进一步,“不爱国”、“给美国人送子弹”这样的话也汹涌而来。有的人甚至断言:“一点都不懂事,也许还小,不懂政治,将来也不会大出息。” 网络图片 新京报对此事的快评虽然呼吁《别道德绑架全红婵》,然而底下的最高赞仍然抵触全红婵不买国货: 我们喜欢全红婵,但是对于他买苹果手机这个这个我是很有抵触的,美国封杀华为,我们为什么要买苹果?虽然是他自己挣的钱,但是人不是要有爱国之心吗? 当然,也有人支持她,认为她这样做无可厚非。不过,如果说反对的人是咬定这“不爱国”,那么支持的人的论据则五花八门:有的人赞赏她“孝顺”,言下之意,只要想到给妈妈买手机,哪个品牌都不重要;有的人说那是她自己挣的钱,想买什么是她的自由;有的人纯粹厌恶道德绑架,还有的人甚至揶揄:那有本事你们送她一台华为手机啊。 网络图片 另一种策略是指出“别人也一样”:“各级政府都在用(丰田)考斯特做接待用车,你们怎么不去喷?”这搁置了全红婵行为的对错评判,而是讥讽指责的人只是在“拣软柿子捏”。 耐人寻味的是,反对者在给全红婵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但有一种支持的声音认为,这是亲痛仇快之举: 她也是个青春期女孩,有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各种喜好。她是承受多少辛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不要为了搏流量过度消费她好么?别让不良舆论毁了一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求放过!!!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运动员能“为国争光”,别的细节都不重要,而应该受到加倍爱护。据此,那些指控她的种种说法,并不是出于爱国,而只是动机不良的“搏流量过度消费她”。 不论如何,这样一件事竟然能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本身就证明时代发生了巨变: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爱国/不爱国”的民族主义善恶二元框架内经受严厉审视,而一旦被判定“不爱国”,就可能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网络图片 最近谷爱凌忍不住回怼黑子,究其本质也在这里。那些人为什么指责她?因为他们期待的不仅仅是她为中国夺得冬奥运金牌,还期待她是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人”。 根据这种身份政治的逻辑,试图出入于两种文化、保有两种身份是可疑的变节者,既然代表中国参赛、在中国名利双收,那就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爱国(当然是“爱中国”)立场。 谷爱凌在成名之后,这一争议就没断过,类似的段子在网上很多,都是讥讽她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性。在知乎上有人提问“如何反驳尺八是日本的”,一个高赞评论称,这是“反向谷爱凌定律:一种文化,在日本它是中国的,在中国它是日本的”。 网络图片 谷爱凌现在也怼了回去:“5年来代表中国参加41次世界大赛,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为国家队介绍3个主教练,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一回应虽然巧妙,却是错位的:她做出的贡献,是黑子们也不能否认的,但他们质疑的不是“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那是身份政治而不是贡献高低。 谷爱凌的说辞,所利用的其实是中国社会盛行的资格论:你什么也没做,就没资格批评我。这回避了对方批评的对错问题,转而质疑对方没有批评的资格。 在这些争议背后的关注点,和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像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强调的是跨边界流动、渗透所造成的身份叠合、模糊与纠缠,赞颂文化杂交,然而在我们这里,强调的仍是身份边界的清晰,这不仅表现为对政治“忠诚”和种族、文化“纯洁”的偏好,有时还表现为对“境外势力”和移民的恐惧、厌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爱国/不爱国”的争论,但反对者其实也无法正面去赞颂身份的流动、模糊,更多是在强调“爱护为国争光者”,又或“买苹果与爱国无关”,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相同的价值基底。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质疑者并没有真正被驳倒,因为“爱国”始终是无人敢撄其锋的大义名分。 为什么他们那样理直气壮地质疑?这不仅是对身份纯洁的偏好,还因为这样一种观念: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表现得符合公众期待。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全红婵”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全红婵”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公众人物必须在身份的纯洁性上、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都表现得无可挑剔,否则他们就无法成为投射自身想象的完美化身。换言之,根据这样的逻辑,一个人越是完美地符合公众期待,就越可能丧失自我。 全红婵曾说,成名后,社会的关注和争议让自己身心备受煎熬,我想,这首先就应该源于这种撕扯感:一个才17岁的孩子,难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才能符合公众极高的道德期待,那可想有多不容易。 这样的争议,不会就此平息,因为这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有赖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只有当一个社会更注重个人自我、赞颂身份的流动性和模糊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这恍如隔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维舟
最近,人人都爱黑悟空,我也一连看了几天的游戏视频,但并没有多想玩一下这个游戏的意思。老婆转了几千块钱给我说,这么好的游戏你玩一下呗,我也婉拒了。这种感觉不是说想通过玩游戏获得快感,而是游戏本身已经给你带来了快感,特别是金箍棒抡起来呼呼作响砸在妖魔鬼怪身上的时候,想想就很畅快,这些年,我们实在是压抑憋屈的太久了。 或许是社会乌烟瘴气太久了,网络上又聚集着成群结队的傻逼,每天说着蠢话干着蠢事丢着老祖宗的脸,所以人们期盼大圣归来,亟需大圣归来,驱除人间妖雾,涤荡心中郁结,“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人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孙悟空,有的人渴望他的到来,有的人渴望成为他,当然,也有人渴望嫁给他,“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来娶我。”人们爱他,跟他的本领高强有关,没有多余的废话,金箍棒就是他的言论,他热爱自由,不畏强权,也有意愿和能力为自由而战,可以说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人最向往但自身往往不具备的品质。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好下场,“汝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这样的全身而退,这样的加官晋爵,在中国式的叙事里,是很少见的。 不论是《西游记》小说里还是电视剧中的孙悟空孙大圣齐天大圣,人们过于熟悉了,结局也过于光明了,人物形象过于金光闪闪了,“头戴凤翅紫金冠,身穿锁子黄金甲,脚蹬藕丝步云履,手持如意金箍棒。”新时代新青年,对孙悟空有了新的要求,人们希望他不要那么完美和高高在上,甚至形象可以黑化一些,就像这款游戏的名字《黑神话:悟空》,所以男主角我们姑且称之为黑悟空,什么紫金冠黄金甲不孕履,都可以扒了不要,但手中的金箍棒必须握紧,随时开打。这里的黑悟空,再也没有“我要这铁棒有何用”的迷茫,有的只是“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的决绝。 人们需要一个叛逆的黑悟空,最好是体制内的,这虽然是一个矛盾体,但人们就是这么矛盾。也正是因为孙悟空有了编制,官封弼马温,那他的反叛才有价值,否则成农民起义了。就像苏阳的歌《官封弼马温》里唱的那样,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从最初刚当上官的袍儿新,帽儿鲜,到最后知道弼马温是个芝麻官,只有职位没有权,不管粮来不管钱,于是弃官不干回到花果山,扯起大旗来造反,要当一个齐天大圣闹翻天。这里的造反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造反,孙悟空没有造体制的反,他造的只是体制内个别领导的反,哪怕是看似最高领导人,他也无法代表体制,因为那是西方世界,本质上,孙悟空造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很爱国。 人们越爱悟空,就对他的要求越高,希望他有思想,有内涵,不再是一个头脑简单快意恩仇,遇事只知道抡起棒子就干的泼猴。所以在后面的作品《悟空传》中,悟空变得像个哲学猴了,“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 我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你看,孙悟空不仅具有战斗力强大的金箍棒,还有了战斗力同样强大的思想武器,这才是如来和玉帝惧怕的,只要你还想考编,那就是自己人,但你要自成体系另辟路径,那就是真的造反了。于是就有了《西游·降魔篇》中的孙悟空,“手拿着两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来回砍了三天三夜,那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孙悟空,不再是降妖除魔的孙悟空,在体制的眼中,他是魔。 1997年,王小波说,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时隔多年,这话证明王小波是高瞻远瞩的,但也证明吉利话是没用的。人们说吉利话,是希望能如意,但往往效果不好,效果好的是如意金箍棒,有种枪在手跟我走的感觉,“如意金箍棒”只有短短五个字,却说明了世间万物的本质,如意不是乞求而来的,而是一棒一棒打出来的,这乌烟瘴气的年月,与其抱怨不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就像你在游戏里一样,人生如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8月22日上午11点多,老吴只身前往内蒙乌审旗公安局,递交一份试图自证清白的材料,并请求乌审旗公安局撤回一年前的决定。按理说送材料这么简单的事情,去去就回了,但是老吴这一去就失联了…… 网友戏称这是“自投罗网”。 老吴家住陕西和内蒙交界的小壕兔乡,网友已经习惯称小壕兔乡为“小土豪乡”,好像这个名字也没错,事实上小壕兔乡位处中国著名的鄂尔多斯能源带,这一带有着巨量让人疯狂的“蓝色黄金”天然气、“黑色黄金”煤炭……是真正的“小土豪兔”(《饮用水铁、锰最高超标4.2倍丨陕西榆林小壕兔乡污染调查》)。但历史表明,凡能源聚集之地,往往腐败、权力与生意高度交织在一起,是一个特别考验官员人性的地方,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原副市长原公安局长王会师就获刑18年,原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杜梓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上一篇文章《不服者吴彦荣失联》里的一个高赞留言写道:“内蒙古?药酒医生的事情后,旅游都不会考虑。” 一个地方口碑崩坏了,远远不是从一件事情开始。 但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朝着瞠目结舌的地步发展。 8月22日上午11点多,老吴去内蒙乌审旗公安送材料失联,随后遭大量网友关注后,到了当天晚上11点58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给老吴妻子打电话,说老吴被内蒙警方送到陕西榆林公安这边来了。 “跨省抓捕”之所以屡屡引起网友震惊与关注,是因为中国各省执法从来都是划地为界,不轻易跨省执法。但没想到的是,老吴在内蒙失联,结果在全网的眼皮底下,内蒙警方亲自把老吴给送到陕西来了。 有网友问:这是甩锅吗?还是两地警方第一次紧急合作? 记得就是老吴作为当事人的陕蒙交界煤矸石污染事件里,在涉及金额高达6100万的全国首例煤矸石污染大案中(《6100万大案引出风电巨头涉嫌污染陕蒙交界。为表不满,全乡遭污染公路写满“拆”字》),污染在陕西,罚没资金6100万的是内蒙执法机关。按理说,哪里被污染了,罚没的钱就应该去那里治污。面对这一切,好像陕西榆林方面的执法机关也没有任何意见。 就这样,8月22日深夜,老吴被内蒙警方送到陕西榆林公安局。老吴亲友一脸震惊,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了什么…… 8月23日下午5点42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再次给老吴妻子联系,电话通知家属:老吴将被行拘15天。 原因是“在路上刷红漆”。”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是坚果兄弟 网络图片 那到底是什么罪名? 老吴妻子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懂这些,也没敢问。警察叔叔也没有说。 警察还叮嘱老吴妻子,“外省的电话不要接”。 不得不说,警察叔叔真细心啊,还担心网友关注介入。 8月24日,老吴妻子一大早,再次去了榆林公安局,计划去拿通知书,想了解到底是什么罪名。见了警察后,拘留通知书是看到了,也签字了。但到底是什么罪名,她还是不知道。她不认识字。警察也不读给她听。也不让拍照,也不让带走行拘通知书。 就这样,不知道罪名的老吴妻子,又马不停蹄赶往郊区的看守所看望老吴。最终,她没有见到老吴。 老吴目前被关押在陕西榆林榆阳区看守所。 当一个吹哨人被捕,除了媒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2018年夏,吴彦荣因陕蒙交界重金属水污染事件,被陕西省榆林公安局跨省抓捕,关5天。(《一个4193票民选“环保英雄”的两次被拘留》)后来中央环保部介入,相关央企国企停产整顿,相关人员被处置,为全乡打深水井,一万多人的饮用水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2024年夏,吴彦荣因陕蒙交界风电巨头大规模污染事件,被陕西省榆林公安局拘留。8月23日,吴彦荣妻子说,下午5点多,榆林公安电话通知,将行政拘留吴彦荣15天。原因是在“在路上刷红漆”。 在此,我们公开呼吁关注此事的律师参与进来。为吴彦荣,为吹哨人的尊严与自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情况有点复杂
2017年初,当意外得知季风书园被设定的命运后,我们举办了一场283天的倒计时葬礼,努力做到优雅、从容。倒数第二晚,一场断电不期而至,读者们点亮手机,读诗、唱歌、跳舞、弹琴,给黑暗注入欢乐和希望。最后一晚,我们对所有人说:今夜之后,上海再无季风书园,但季风会不断吹拂,我们相约未来! 我们来了!在六年后,在一片新的土地,我们倾注心力,重启季风,也为华盛顿DC带来唯一一家中文书店。季风品味依旧,秉持独立立场,关注思想和未来,推崇自由与多元。书架上除了有大陆出版的社科人文书籍,还有台湾、香港出版的优质中文图书。英文书则聚焦于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经典及新著。 熟悉我们的读者都知道,季风不仅是一家书店,更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季风人文讲堂在上海的最后五年中举办了八百多场线下活动。如今,空间变了,但讲堂继续,让思想发声。“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季风吹进来的地方。” 2024年9月1日,新季风开张。有机会路过华盛顿DC,别忘了来看看我们。想念!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季风微读圈
英国小伙子杰凯选择到中国公司工作,并开始在社交网络上记录生活。三年间,他拍摄的个人照片从最初的朝气水灵,逐渐散发出班味,形容疲惫不堪,被网友们称呼为“洋牛马”。 杰凯也从“每天很累也很开心”,到逐渐怀疑人生陷入困惑,最后遭遇大厂裁员,走出了一条本地年轻人的典型职场路。 来中国工作的第三年,英国人杰凯学会了一个新词:牛马。 当时,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当游戏策划,一上岗就过上了连续加班的生活。几个月后,他在中文社交平台上记录生活,“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配图是三个月前他记录来中国打工的理由的帖子,上头有张自拍,他皱着眉,表情苦哈哈,头发被汗水打湿变得油腻。 网帖评论区,网友们对杰凯表示同情,甚至有一些想:“洋人来了变洋牛马”、“面相都变成中国人牛马的面相了”。牛马话题的留言点赞数超过1.6万,比杰凯原帖获得的点赞数还高了一倍多。 杰凯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语言学专业,学的是西班牙语和中文。牛和马,他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学校里老师没教过。 最后,中国籍的女朋友给他解开了谜题。原来在农业社会,农民们靠驱使牛马牲畜不要命地劳作来赚钱。因此,现在年轻的打工人通过自比牛马,自嘲是公司赚钱的工具。 听了这解释,杰凯猛然领悟:原来牛马竟是我自己。 英国人杰凯背井离乡来东方社会做“牛马”,和一段美好的回忆有关。2018年,杰凯读大三时从英国到北京某高校交换学习一年。杰凯说,那一年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种下了来中国工作的念头”。当然,也有想来中国陪女朋友的原因。为此,他毅然离开了英国东渡重洋,在一家游戏公司当上了翻译。 到这边工作的过程颇为艰难,当时受全球疫情影响,工作签证比过往更难申请。杰凯周旋了一年,才获得了入境工作的机会。这个过程,光机票和酒店的费用就将近5万元 ,好在拿到了结果。 杰凯的社交媒体主页至今挂着他刚进入职场时的视频。重返中国第二个月,杰凯安顿好生活,就录了段视频分享自己一路学中文的经历。面对镜头,杰凯眼神清澈,粉色的T恤衫衬得他面庞红润水灵,头发茂密蓬松。 图:入职前的杰凯 杰凯对新工作满怀期待,想到即将开启的异国生活,他感到兴奋。相比故乡英国,中国就业市场更广阔。英国就业市场趋于饱和,刚毕业的年轻人找工作发展空间小,也不容易涨工资。中国互联网行业蓬勃生长,很多企业具备旺盛的出海需求,也给了很多外国人工作机会。 为吸引外国人才,互联网公司还会主动开出更优渥的薪资待遇。在中国,热爱游戏的英国人杰凯不愁发展机会,一年后就从一开始那家中等规模的游戏公司跳槽到互联网大厂,从事游戏本地化团队的翻译工作,薪资也涨了两三成。 热爱、擅长,并且高薪,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工作。如果它不需要以劳动保障来交换的话。 进入互联网行业以前,杰凯曾模糊地听说过“大小周”“996”这样的概念。但他无法判断,这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入职大厂第一天,办理完手续,HR给他发了一个入职培养计划的文档。点开后,杰凯发现那只是一堆介绍公司的视频链接和资料,没有关于岗位和个人发展的介绍。在英国,针对新员工制定完整的培养计划,拥有一套成熟的体系以帮助员工在职业中找到满足感。 翻译并非游戏行业的核心岗位。入职第一天,杰凯便发现自己的岗位独立于其他团队之外,“哪里有需求就去帮忙”。刚上岗,杰凯就投入到支持各个团队的翻译工作中。他只能依靠自己逐渐摸索岗位和部门的情况。 这工作,工作量不大,天花板也不高。杰凯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各个团队交代的任务,将游戏界面中的中文,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什么主观能动性,“像一个工具一样”。 在周末收到工作消息,是另一个让他觉得自己成了牛马的具体时刻。 第一次收到消息是在一个周六下午,一个团队的主管在群里发消息,让他去对接一个海外团队的沟通需求。当时,杰凯正打游戏,看到消息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他有些惊讶,休息日不应该工作,这是常识。 在杰凯看来,这说明领导下达指令时,通常不会考虑员工处境:“他们不考虑是不是周末,也不会想到休息时间不该给你发消息。” 最后杰凯无视了那条信息,好好过了个周末,周一才处理了这项工作。 可让杰凯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本地的同事似乎总能保持24小时在线,随时回复消息。 有次周一上班,杰凯打开工作软件,发现周末凌晨两、三点,群内还有人在热聊工作。而等自己到岗时,这些在周末加班的人也早已就位,正趴在桌上补觉。 杰凯深受震撼,他觉得本地同事勤奋得仿佛不需要任何个人生活。 在英国时,他接触过一些中国留学生。那时候杰凯就感觉,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勤奋刻苦。英国孩子用暑假休息、玩耍,中国留学生会利用休假的时间“卷”成绩,热衷于弯道超车。 杰凯说,挤满暑期学校空位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学生。当地一些学校还专门针对华人小孩开起了补习课堂,聘用的教师,往往也是中国人。 在北京高校学习时,杰凯的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无论是下了课,还是吃完饭,同学们总是奔向图书馆,然后奋战到深夜。有时,杰凯邀请中国同学一起玩,也常收到“没空,在学习”的答复。 有次杰凯和其他留学生在学校的咖啡馆闲聊,他惊讶地发现,咖啡馆内只有自己这桌在“不务正业”。学生们的面前都放着一台电脑,埋头看书、记笔记。即便到了晚上,许多人手边还是放着一杯点好的咖啡。 优绩主义的轨道从东方人的童年一路延伸,牢牢地扎根他们成年后的生活。成人后,绩效、薪资和职级,代替分数成为新的评判标准。 一次,上级因为加班不够积极批评了一名新同事,指责他作为新人“不够努力,不合格”,暗示他要加班,并要主动“向上管理”。同事找杰凯诉苦。两人发现,有些工作并不需要当天就完成,但其他同事却都沉浸在“卷”中难以自拔,即便没什么工作也要在公司待到八九点。没干几个月,那位同事就辞职走了。 规则与规则之间存在着某些灰色地带,人身处其间。杰凯观察到,一些领导强迫本国员工加班,却不敢要求外籍员工“入乡随俗”。外籍员工不加班可以被理解,同事和领导会将其不愿加班的行为归结于文化差异。 可文化差异的保护作用,随着杰凯与日俱增的上进心渐渐失效,很快,他便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 2023年底,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杰凯主动向公司申请调岗,成为一名游戏策划。游戏策划岗更接近核心业务,可以完整接触到游戏从0到1的开发流程。 这无疑是个绝佳的学习机会。与此同时,杰凯也失去了不加班的“特权”。 申请调岗时,HR提醒杰凯:“可能加班情况比较严重。”说出这句话时,HR有些不好意思,随即又赶忙询问杰凯是否“有其他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经验”,接着,又忙解释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凭着对游戏策划的极度兴趣,杰凯加入了这个队伍。只是在一次和主管的交流中,杰凯提及了自己对加班的顾虑。当时,主管向他承诺:在不耽误项目进度的前提下,只要手上没有工作,就可以下班,绝不为了加班而加班。 主管没有欺骗杰凯,转岗后杰凯的确没有“为了加班而加班”,因为不加班工作永远也干不完。今年4月项目组最忙的时候,杰凯几乎每天都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连周六也被工作占用。 一切生活的爱好都停摆了。以前每个周末,杰凯都要打网球锻炼身体,这是他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但在经过6天的漫长劳作后,除了好好睡一觉,杰凯周末没有任何精力休闲娱乐。角落里的网球拍吃了灰,曾经健硕的肌肉也变了样,软趴趴地贴在身上。 照镜子时,杰凯发觉自己明显胖了起来。他的面相也发生了改变,双目失去光彩,脸部肌肉向下耷拉,在眼睛和嘴角周围形成两条泪沟和法令纹,整张脸像一个皱巴巴的土豆。 图 | 加班生活让杰凯眼里失去了光 杰凯也和同事们一样,过上了围着工作转的生活。在公司,很多人打招呼会问:“你最近几点下班?”同事之间习惯于交流加班的经历,此起彼伏的抱怨声中,有年长的同事说过,由于加班,自己一周都看不到孩子。但这些愁闷,最后总是在“没办法”的叹息中归于沉默。 “没办法”的理由有很多。要过上体面的生活、房贷的压力、备孕的计划…… 在英国时,杰凯曾对中国人对房子的执念感到好奇。国外的年轻人就算一辈子租房住,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后来他才了解到,对中国人来说,房子不仅仅是房子,还和户籍、教育等资源关联。 要想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成为人上人,就必须购买优势地段的学区房,为了买房子,就必须努力工作、赚钱。这样,一切严肃完美地形成了闭环,幸福和工作就这样强绑定了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中国同事牺牲眼前微小而确定的幸福,也要忍耐、工作,都是为了明天更大的幸福。 虽然理解了同事们的处境,杰凯还是难以认同这样的选择。 “一些人好像已经放弃了,觉得加班比花时间陪伴孩子更重要。但如果是我,钱可以少一点,创造一个陪伴孩子的环境是最重要的。” 小时候,杰凯和哥哥由父亲陪伴着长大。放学后,父亲时常会带着他们去公园散步,或是打网球、跑步。这些简单而美好的亲子时光,给杰凯留下了许多幸福的童年回忆。杰凯为同事们的放弃感到惋惜。 高强度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人问杰凯,是否适应了现在的生活状态。杰凯匪夷所思,他不理解,为什么人要适应这样的状态。 原本杰凯因为不愿和女友异地分居,来了中国工作。但来了中国上班,他反而没时间和女友吃晚饭。个人生活的余地,就在一顿顿缺位的晚餐中一点点失守。 加班最多的春天,杰凯和女友养了一只泰迪,名叫“皮蛋”。幼年的小狗成长速度极快,每隔几天就会解锁新技能。到了第三周,“皮蛋”已经开始摇摇晃晃地尝试走路。这些重要的时刻,杰凯都是通过女友转述得知的。皮蛋第一次打疫苗十分恐慌,第一次出门和其它小狗玩耍时十分兴奋,杰凯只能在脑海想象这些画面。不在场的遗憾,时常包围着杰凯。 主管曾告诉杰凯,等过了项目最忙的阶段,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下班时间。他始终期盼那天到来。为了长远发展,他可以忍耐短期过度劳动,但不能接受这变成常态。疲惫时,他就告诉自己,一切都会结束的。 实在受不了时,他也会向同事们抱怨说,如果无止境加班,他会考虑辞职。听他这么说,同事们总是相视一笑。没人会追问杰凯未来的打算。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英国人杰凯是大家里有退路的那个。 今年7月份,在连续加班7个月后,由于公司的内部调整,杰凯接到了被裁员的消息。有些可惜,但杰凯隐隐也松了口气。 任期最后一天,是原本杰凯和女友约定领结婚证的日子。确定离职后,他提前请了假,回了女友的家乡哈尔滨,度过了两周的悠长假期。 在哈尔滨,每天晚饭后,杰凯都会沿着河畔散步,傍晚的风轻柔地吹向他。两岸满是唱着歌跳着广场舞的居民,连时间也慢了下来。如果还在职的话,他只能周末抽空和女友匆忙到哈尔滨,办完证就赶回公司当牛马。 杰凯感到庆幸。毕竟他现在没工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2024年6月27日,大A又一次迎来了国家队进场。他们非常努力地护盘,把银行股买出了历史新高。 但沪指却再创新低,成交量也只有6000多亿,相比22年底直接腰斩。 包叔的好友兽爷说,救市的时候,拉小盘股其实是最有效的,但国家队坚决不买小票,就只盯着中字头的大票买,救的都是自己人。 这么一搞,场外资金似乎也不敢进来。国家队下场本来是好事,结果却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恐慌。 从足球到篮球,再到A股,国家队有一个老毛病: 带自己人。 现在,这股风吹到了房地产。 三个月前,领导在保交房工作会议中提到,在商品房库存较多的城市,政府可以以需定购,以合理价格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不久后,央行出来表态,将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来支持,意味着收储正式落地了。但央行的表态里有一个要求: 对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 但一视同仁,看上去有点难。 1 2024年7月11日,武汉安家保障性住房有限公司(下称“武汉安家”)成立了,隶属于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 8月10日,武汉安家的第一笔收储来了,他们买下了两栋楼,未来会改造成为保障房。 两栋楼分别属于招商愉樾和空港中心三期。开发商一个是央企招商蛇口,另一个是武汉本地国企。 有意思的是,这个招商愉樾的那幢楼,竟然是个写字楼。 根据官方的信息,将会对该楼进行改造、装修、配置家具家电,向市场提供334套保障房,平均面积40平。 这个写字楼,是招商蛇口的老大难项目。 2019年,招商拿下这个二环项目地块,4万多平的住宅地块很快就售罄了,剩下4万多平的商办消化却很困难,虽然有创想空间、行政公馆和总裁长租公寓这些概念。 武汉的商办项目是什么现状,包叔简单看了下。第一太平戴维斯说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武汉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是38.8%;克尔瑞说,武汉商办物业狭义库存现在是2700多万平米,去化周期: 超122个月。 交付仅仅一年后,这栋写字楼就出现在阿里拍卖网上,以1.4亿起拍价拍卖了;后来,这栋写字楼还挂在各地产权交易所上,均价已经跌到了1万/平。 招商已经为这个项目作为了重大亏损的准备,2023年的年报中,招商蛇口已经对招商项目集体存货跌价准备: 7880万元。 包叔问了武汉的朋友,得到的消息是,招商愉樾写字楼,政府可能是以每平不到6000块的价格收购的。 这个朋友之前曾经算过,写字楼改成保障房的成本其实不小。需要对写字楼结构进行评估,是否需要加固、改造梁柱;对空间重新划分,拆除不必要的隔墙,以适应居住功能;还需要进行电梯与楼梯、水电改造、公共区域装修等等。 这些后期改造,如果要达到拎包入住的标准,每平成本可能要再加: 30%。 他判断说,写字楼如果改成公寓,各种成本加起来,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对于招商来说,政府的收购价的确低于成本价,但在现在的情况下,写字楼部分小亏就是赚了。 武汉有人形容这次交易是: 变废为宝。 被武汉安家收储的另一个项目是空港中心三期的2号楼,位于远城区的盘龙城板块,武汉的睡城。 原先,这里有一个宏大的规划,包括可以比肩迪拜世界展览中心等世界会展标杆的国际会展中心,大体量住宅,以及商业、学校等相关配套。甚至还包括一个足球中心。 然而,因为开发商的资金问题,这些都被暂停了。 规划没能落地,板块内的房源也一直滞销,已经有3年没有纯新盘入市了。 包叔查了下,空港中心的武汉市昌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母公司的大股东是: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 而负责收储的武汉安家保障性住房,正是隶属于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说白了,交易双方是兄弟单位。 兄弟当年犯的错,现在以收储的名义,弥补了。 2 类似的事情,在珠海也发生了。 7月底开始,珠海陆续发生了这么几件事。 7月31日,华发股份公告,将子公司华奔公司名下所有的存量房产,以2.6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珠海安居集团; 几天之后,华发集团、珠海市安居集团与建行坐在一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行向安居集团提供200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支持,支持的业务中,包括安居住房业务; 8月9日,华发股份又宣布,把120亿的存量商品房和车位,卖给华发集团。 华发集团是珠海最大的国企,华发股份是他们的地产平台。更有意思的,珠海的安居公司: 也是华发集团的子公司。 事情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华发集团刚从银行拿到200亿授信,转手就买下了自家地产公司卖不出去的房子。 这些房子,未来会通过另一家子公司珠海安居的手,变成珠海的保障房。 这些房子的收购价格,似乎也是按市场价,不打折。 最早的那笔2.66亿元的交易,也是珠海安居对兄弟公司华发股份的支持。这批房子还是二手房,是华发股份为了快点卖掉自己手里的新房搞“以旧换新”买下来的。 从价格上看,珠海安居还让华发股份赚了一些。有研究机构对这次交易的评论是华发集团既是珠海市场收储主体,又是华发股份的大股东: 双重身份兼顾了双方利益。 放在平常,这样一个完美的交易完全没有任何可能。但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以收储的名义,以保障房的名义。 包叔看了下,珠海年财政收入不到500亿的城市,花120亿收储,不知道未来还钱会不会有压力。 3 收储这个词,是从土地收储转化来的。 1996年开始实行土地储备以来,中央政府的管理一直趋严。不断出台各种法律和文件,防止地方政府收储的失控,比如不允许地方政府把收储任务交给有关企业或融资平台。 土地收储虽然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但从一开始就强调: 公益性。 从领导和央行的安排来看,收储的本质是去库存,是为了帮助开发商周转。在民营房企深陷泥潭的当下,很多人寄希望于收储也许能帮他们一把。 但现实是,房地产收储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却并没有有力的监管,很容易变成地方政府对本地国企的解套、资助。 收储是一笔大投入,天风证券算了下,如果要通过“收储”将住房去化周期压缩至18个月以内,大约需要约: 7万亿元。 从A股国家队救市的经验来看,救市还是门技术活,活儿不好,不仅容易把国家队套进去,还容易站在整个市场的对立面。 房地产收储也一样。 收购库存房产,其实存在一个根本的商业逻辑矛盾——那些卖不出去的房子,真的会有人来租吗?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租金来吸引租客,那会不会影响租房市场?以武汉安居收购两栋楼的公告里说,这两栋楼是定位服务于区域新青年、新市民、教育、医护和企事业单位员工: 租赁需求旺盛。 需求这么旺盛,企业怎么自己不把这钱赚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包邮区
昨天就看到这个消息,但没有权威信源,就没敢写。 今天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才放下心来。 看看“贞观”的遭遇,我小心得有道理。 说的就是—— 2022年给储户“赋红码”而被处分的郑州团市委书记张琳琳,已任郑州市文旅局一把手。 网络图片 两年前,给储户“赋红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官方不得不出通报,处分了一些官员。 当时任郑州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因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我记得,那时,还有一拨人在那说什么通报问责只是第一步,后面可能会追究法律责任,还可能移交检察机关。 当时我在文章里就说,不可能还有后面的步骤了,自罚三杯,也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网络图片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才几年啊,昔日赋红码的张书记,摇身一变竟成为了文旅局一把手。 怪不得有储户愤怒地说: 我们900天,没有等到存款回家,却等到了张琳琳升官发财。 网络图片 但储户弄错了,之前团市委书记张琳琳是正处级,现在文旅局党组书记也是正处级,并没有升官。 而且,郑州市委组织部回应了,张琳琳履新的工作流程是没问题的,符合规定程序。 很多人质疑这个解释,但我是信的。 当初处分时,本来就留下了很大的操作余地,不过是“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又不是什么严重的处分。处分期一过,立马换个岗位继续发光发热,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何况,张琳琳明显是个背锅侠。2022年时,张琳琳正职是团市委书记,临时身兼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在郑州,这两个职务都不是什么大官,村镇银行的事闹得那么大,给储户赋红码这样重大的决定,不是张琳琳这样职务的人能够拍板决定的。 但因为她身兼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一职,估计也参与了赋红码一事,但绝不会是主要责任,大概率是替人背锅了。 正如作者龅牙赵所说,为同僚背锅者,不可使其溺毙于宦海。 昔日背锅侠,今日一把手,那真是既合情合理,又符合程序。 但问题是,这符合人心,符合公平和正义吗?有考虑过影响吗? 所以,问题的重点根本不在于,张琳琳的履行是不是符合程序,而是,当时的她,为何只得了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降级处分? 我记得当年有人自制“红码”,新闻说,犯罪嫌疑人涉嫌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可能面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反观我们的张琳琳书记,给那么多人随意赋红码,不但没被追究法律责任,也没移送检察机关,最后还美美地官复原职,不比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网络图片 但,张书记能扛事,点子活,无怨言,再次被委以重任,似乎是必然。 而且,郑州大有把她保下来之势。 张琳琳是2022年6月底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降级处分的,前者的处分期是1年半,后者的处分期是24个月,而张琳琳履行是今年3月,也就是说,张琳琳出任郑州文旅局党组书记时,已过党纪处分期,但仍在政务处分期内。 如此迫不及待官复原职,足见对张琳琳的器重。如今,又说张书记履行符合程序,她的荣华富贵算是保下来了。 至于议论沸腾,又能如何呢?只要官方不松口,愿意保她,大家热热闹闹讨论几天,热度一过,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并没有什么两样。 呵呵。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原本不想写袁凌,但昨天在某群里见到一个媒体行业的天问,就莫名想写几句。 这个天问是:如果一个地方的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落马,跟线记者会怎么看待自己写过的新闻与社论? 按照一般地方纸媒的规矩,跟市委书记与市长的文字记者各有一人,基本都是领导眼中最优秀的记者,而且报社内部的认可不够,还需要上面的全方位认可,才能承担此“重任”。在百度上随手一搜,宿迁、通辽和九江等城市都有数任市委书记落马,贵阳等则有数任市长落马。这些事情本不罕见,但在地方报社的层面,就颇有可能出现一个跟线记者历经几任落马官员的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我倒是没太多贬低的看法。这年头大家都是打份工,记者也是人,也得养家糊口。领导让你干这事儿,有多少人能坚持不干、自甘淡泊呢?终究不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仅仅是本职工作而已。有人会嫌那些稿子不好看,但这也不是记者本人能决定的。落马官员的那些事儿,小小记者参与进去的可能性很低,除非是那种真正长袖善舞的人。大多数人最多在内部提拔中占点优势而已,更何况能成为这样的跟线记者,原本就是领导眼中最强、提拔几率相对较大的。 但靠文字吃饭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顾忌,毕竟白纸黑字留下了印记。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人就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有时因言获罪,有时又因为阿谀留下骂名,要在中间取一个平衡,看着路很宽,实则不容易。当年冯友兰加入“梁效”,被妻子痛斥为“天快亮了尿炕”,固然可笑,但在那个历史情境下,也难免令人唏嘘。 做记者也是这样,调查记者几乎绝迹,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混碗饭吃,但今天吹捧的官员明天落马,去年大肆渲染的招商举措或市政工程今年没了动静,在各地都不少见。 当年新闻界有句话,说一个好记者的职业生涯,起码要留下一些几十年之后再看,仍然能让自己心潮澎湃、感觉不枉此生的报道。这个要求显然太高了,没有多少记者,能有勇气细细考究自己过往的报道,哪怕是一两年前的。 所以,靠文字吃饭的人,最应该敬畏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体面与尊严。别的行当原本也应该如此,但一个跑销售的,靠点头哈腰喝酒应酬换取订单,往往结果大于过程,不会留下太多痕迹,如果自己觉得值得或者无所谓,那就真的无所谓。写字的人不同,白纸黑字留下了,一时褒贬要承受,一世褒贬也要承受。我就有不少朋友,因为不愿舍弃体面与尊严而离开原本旱涝保收的媒体岗位或者机关单位。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体面和尊严十分无谓,但人生在世,各有所需,有些人求的无非是个安心。 袁凌就是一个安心的写作者。数年前,我就读过袁凌的作品,那是用尽心力的采访和写作,容不得取巧。我有不少朋友都认识袁凌,不过我一向随性随缘,倒没有搭桥结识的想法,但他这几年的书,我断断续续都读过。 前几天刷屏的那篇《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我没有转,因为并不太喜欢有煽情成分的流量式标题和文中的一些写法。 写作者穷不穷,其实因人而异。一来跟领域有关,畅销书作家肯定滋润,不太畅销但勤快的也能积少成多,二来跟时势有关,比如当年网络历史写作大潮就捧红了《明朝那些事儿》,穿越和盗墓等网络文学的风潮又让一批网络写手几世无忧,即使是严肃写作,前些年互联网大厂们有钱的时候,也建立了一系列平台。 但不管什么时代,袁凌所选的都是一条叫好不叫座的路——非虚构写作。 网络图片 真正的非虚构写作,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漂泊在路上的采访,与底层的细致接触,大量资料的梳理,还有字斟句酌的写作,加上漫长的出版审校流程,还要考虑审查因素,一本书能出来实在不容易。至于销量,读的人都会叫好,但大多数人一无所知,他的题材天生就与畅销书绝缘。 昨天还看到有人说,国家会扶持写作,袁凌为什么不加入作协、领取各种项目基金呢?这就是典型对写作完全无知者的想象,如果袁凌是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写出那些作品。而且,袁凌并非没有机会赚钱,2003年考取清华博士,32岁成为新浪网新闻中心副总监,都是成为普通中产的机会,但他另有所求。 从朋友们对袁凌的描述来看,他反而是这个社会上难得过得安心的人。 他并非真的贫穷,日子不是过不下去,他的年收入甚至比许多这两天关心或嘲笑他的人还要高。我的朋友张丰说得对:“袁凌要‘重新找工作’,是因为预感到图书市场滑坡,想找一份编辑的工作补贴生活,可以更从容地写作。他还有不少想写的主题,谈起那些,他的眼里就会有光亮。” 他固然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北京户口,但他仍然有一面墙都是书的书房。张丰还写道:“有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无比羡慕袁凌有一个和他志同道合,同样喜欢非虚构写作的妻子。” 对于袁凌来说,最大的困境并不是生活,也不是书是否畅销,而是有可能无法出版“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就像张丰说的那样:“这个社会已经有一套体系,确保以‘说出真话’为职业的人,不能过比较富裕的生活。” 我对袁凌最大的敬佩,是他作为一个名气极大的写作者,居然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这也成为许多人眼中袁凌“不懂社会”的证明)。可是,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坚持、自信与专注,才能拒绝社交媒体啊?起码,我就不可能做到。要是写了个十万加,我还会沾沾自喜一下,跟编辑探讨出版时,偶尔也会提到“如何好卖”,我这样的俗人,恰恰证明了某些人的可贵。 最重要的是,袁凌是安心的。他从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写作对象会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二三十年后,他仍敢于翻开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跟一位朋友探讨过“为何要写作”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很多年后,当自己的孩子翻开父亲的书时,仍然会对父亲有一份尊重而非鄙视。对于孩子来说,这远比钱更重要(当然,我是个俗人,表示钱仍然很重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专制与腐败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性的关系。 纳粹德国是20世纪最为典型的专制国家,其统治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专制体制必然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集中又会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 在纳粹德国,权力不仅高度集中于希特勒一个人,而且还集中在他的核心集团手中,形成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结构。 网络图片 比如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戈林,希特勒甚至曾经许诺,他死了就由戈林当元首。有了这种地位,戈林也就成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 戈林喜好艺术和名画,战后统计,他拥有的世界级名画就多达1500余幅,估值超过当时的2亿美元(合现在的美元币值约30多亿)。 喜好打猎的戈林,拥有至少六座私人狩猎庄园,以及包含镀金手枪在内的的豪华军械库。 网络图片 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因为他们攫取权力的方式就充满了腐败。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授权法》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剥夺了议会和司法的权力,将国家机器的各个层面都牢牢抓到纳粹党的手中。 网络图片 帝国议会遭纵火后移至克罗尔歌剧院开议,希特勒在台上演说推动法案。 在此之前,其实德国有着复杂的议会和权力制衡体系,而且也尝试过制衡希特勒,但都被希特勒通过修改法律一步步破坏殆尽。德国高层精英眼睁睁看着国家制度沦为希特勒一个人的舞台。 权力的绝对集中,导致内部监督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进一步使得纳粹高层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腐败行为也更是难以被揭露和制裁。德国民众一直笃信国家很清明,国家全是为了他们好,但直到纳粹倒台后,才知道那些惊人的腐败内幕。 这些腐败的形式,经常都是赤裸裸的。经济部长冯克在其六十大寿时,收到了52万马克的礼金。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其50岁生日那天,则收到了100万马克礼金。 100万马克是多少钱?当时德国人平均年收入大约只有1800马克。也就是说一个德国人500年的收入,不过是人家一个生日礼物罢了。 网络图片 正如其他国家的腐败一样,这些权贵的腐败数额,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除了权贵,纳粹的中下层干部也都是受益者。权贵吃肉他们喝汤,所以他们才坚决捍卫这套体制。 在希特勒上台后,追随他的那些纳粹党人也鸡犬升天,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帮助希特勒打下江山的老党员们被大量安排到政府公共部门,仅纳粹德国的邮局,就至少接纳了三万多“老战士”,享受体制内的优越待遇。 希特勒曾下过多次命令,用巨额拨款给纳粹“老战士”们以优厚的待遇。他明白,这些人是他的统治基本盘和打手。 但凡纳粹的“体制内人士”,都待遇优越,享受着高工资、高退休金、各种补贴和福利。然而与此同时,德国老百姓却在工厂里为微薄的工资而挣扎,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们的辛勤劳作,其实就是在供养纳粹统治集团。 网络图片 其实贿赂之类的腐败行为,都不算什么,纳粹权贵富可敌国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们对大型企业利益的垄断。 国企在纳粹德国成了私企——因为有大量的利益直接输送到权贵手中;私企却成了事实上的国企——因为权贵可以用权力寻租的方式,变相掠夺私企的利润和财富。 比如德国重工业界就与纳粹党的权贵们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著名的“钢铁托拉斯”和“化学卡特尔”等大型垄断企业集团,用贿赂和腐败之类的手段获取政府的巨额合同。 纳粹德国也有很多“白手套”——在政商关系越来越紧密之后,那些站在前台的企业家纷纷成为高级官员的代言人,官员则通过这些企业的回扣和分红获取惊人的财富。 戈林就直接或间接拥有400多家各类企业,那些企业家都成了他的“白手套“。对戈林这样的权贵来说,收受贿赂已经是无聊的小游戏,企业利润的直接输送,才是他真正的收入来源。 网络图片 这些结构性的腐败行为,不仅造成财富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纳粹德国的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疯狂的工业机器,但民众的生活却一路下坡。 其次,纳粹党还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言论限制,压制社会的批评声音和反对力量,为腐败行为提供保护。这样民众就无从知道腐败的真相,一直误以为纳粹党是纯洁而美好的。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是宣传口最重要的人物。他利用控制下的媒体和各种宣传机器,对德国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控制,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视为对德国和纳粹党的背叛而遭到严厉的惩罚。 网络图片 在高压之下,民众被逐渐剥夺了表达反对意见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利,社会的正常反馈机制也被摧毁。这样一来,腐败行为自然得不到曝光和遏制。 腐败有时候也会被揭发,比如纳粹党自己为了体现“公正透明”,惩处一些腐败分子作为党纯洁的明证。但这种针对个别人的处罚,根本没法限制纳粹党内大规模、成体系的腐败机制。 这是因为,腐败已经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组织模式。自下而上的贿赂升官手段,以及官员之间成体系的贪腐网络,让“不腐败就无法运转”成为纳粹党必须依赖的生存机制。 讽刺的是,纳粹的腐败行为还总是披上“民族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外衣,捆绑着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使得很多高层腐败者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因为其“忠诚”得到更大的权力和财富。 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下,民众也追捧纳粹党高层们,将他们视为国家英雄,却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腐败行为在掠夺民众的利益。 网络图片 总之,纳粹德国对于展现专制政权如何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权力的集中化,再加上缺乏监督机制、宣传机器的意识形态灌输、限制言论,这一切结合起来,让腐败现象泛滥至国家的各个层级、各个角落。 由此可见,制衡腐败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方的监督力量。 在一个没有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体制下,腐败注定会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痼疾。纳粹德国的教训,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警醒。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倪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