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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砸锅卖铁”是最愚蠢的方式,直接卖锅不好吗?

最近“砸锅卖铁”这个词又火了,在多地的政府文件中频繁出现。 印象中父母经常喜欢说这个词,考上大学砸锅卖铁都要让你读。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疑问,为啥要砸锅卖铁?直接卖锅不是更好吗? 卖锅本来能卖10元,砸锅卖铁,不但多此一举,还让本来有用的锅变成一堆废铁,可能只能卖一块钱。 可能是父母辈经历过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运动,为了增加钢铁产量,把家里的锅砸了,融化成铁水,技术好点的地方可能会重新生产一些锅,技术不好的地方就炼成一堆废渣。 搞得好多家都没锅用,吃饭都是问题。搞得砸锅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谁都别吃了。 也许在那一辈的认知中,砸锅卖铁并没有什么不妥,于是在文件里又频繁出现。 其中青海德令哈和重庆璧山的文件在网上广为流传。 德令哈因为海子的诗而火,其中写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现在的诗人将其改为砸锅卖铁版本: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砸锅卖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砸锅卖铁。 我曾经路过德令哈,也写过一首词。 鹧鸪天 德令哈中秋正黄,阳光洒满路边杨。 因悲海子相思苦,更感荒原道路长。 余落日,剩苍茫。 远方山势久低昂。 荒凉大漠无人阻,任我驱驰任我狂。 美丽的小城,为何要砸锅卖铁呢?为了偿债何至于此? 回到这个词本身,砸锅卖铁,恰如拆屋卖砖,杀人卖骨,杀鸡取卵…… 以前看到过一些贼偷了仓库的饮料,结果全部都把饮料倒掉,只为了卖空瓶子。面对这种人,我们会呵呵一笑,骂偷饮料的人愚蠢,或者格局低。 偷水卖瓶和砸锅卖铁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也暴露了砸锅卖铁之人的智商和格局。 一个企业好好扶持就是下金蛋的鸡,但砸锅卖铁就是毁掉企业只为卖企业的厂房、设备等。这不就是杀鸡取卵吗? 昔人买椟还珠已贻笑千载,现在的人教育程度普遍比古人高,为何还要砸锅卖铁呢? 如果想表达决心,可以说破釜沉舟,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可以说精兵简政,别动不动就砸锅卖铁,砸谁的锅?卖的铁又归谁? 砸了今日锅,去还昨日债,谁为明日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官方辟谣了吗?我还是有疑问!

昨天一则官媒发布的辟谣消息顷刻止住了房屋养老金传言的沸沸扬扬,立马让许多人相信官方正式辟谣了。 苦命的我学的是话语分析,又是偏向批判理论这一头,备受强迫症折磨。看到朋友转发的消息,我第一时间习惯性地选择了怀疑。 我看到的辟谣消息来自《解放日报》的微信公众号。该消息就有关房屋养老金的传言,明确指出“上海辟谣平台从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获悉,该传言不实。” 因为有提到上海辟谣平台,说明这是两手消息。出于习惯,我便找到了《上海辟谣》,想了解一下完整的辟谣文本。不想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上海辟谣》网站上竟然没有这条消息。首页没有,“头条”没有,“权威发布”没有,“谣言终结”没有,“求证实录”没有,“辟尔摩斯实验室”没有,“涨姿势”没有,“捉谣记FM”没有,“辟谣报告”没有,“听他咋说”没有,最后一栏“我有疑问”也没有。查了“热门排行”,所列的十条辟谣竟然也没有!情急之下, 我键入了关键词,竟然得到的是0条结果! 网络图片 除了《解放日报》,还有《环球网》等许多官媒都转发了。他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吧?难道上海有两个官方的《上海辟谣》平台吗?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老夫虽然上了辟谣平台,但实在不懂如何查询或查询的路子完全不对! 假设我完全错了,《上海辟谣》确实发布了这条消息,但我还是忍不住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解放日报》说“上海辟谣平台从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获悉,该传言不实。”辟谣平台的消息来源似乎很可靠。 可根据话语分析的基本假设,消息的可靠程度与消息源的具体程度成正比。“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似乎是蛮具体的源头,问题是住建委或房管局哪个部门说的?谁说的?有文件吗?这样的引言源头交代能让人进行核实吗?且不说,我在上海辟谣平台上根本没有查到相关内容,消息源如此笼统,无法或难以核实的消息怎么能让我相信这就是官方态度呢? 其次,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内容,所辟谣的只涉及个别传言介绍的房屋养老金的具体收费!然而,收费这条消息为假并不能证明房屋养老金的其他传言为假。 网络图片 虽然我们懂官媒代表官方意志,但我们更有觉悟,能辨别官媒与官方并不是一回事。 其实,还有刊登在《中国建设报》的另外两篇辟谣文章也广为传播。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专家,如阎建军“ 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政府建,不给群众添负担”。政策出台,专家出来解释,指点迷津,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问题是,尽管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阎建军或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专家解读和官方辟谣却实在是两码事情。解读是个人的理解,本身并不体现官方的意志,最多体现的是这些专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长官意志的推测。就是推测错了,也不犯法或有悖道德。 关键是:他们的解释有官方授权吗?或者他们是否具体参与了房屋养老金的策划或论证?他们是否有看到具体的文件?都已经试点了,那一定有详细的文件。他们对试点了解多少? 从他们写的文章看,他们没有透露他们是否具体参与,既没有提到文件,也没介绍试点。他们的理解似乎是建立在一般语境之上的。阎建军所说的“除了公共账户之外,房屋养老金还设立了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基于已经运转二十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无需人民群众在现行制度之外另行缴存维修资金”这话,实际上是住建部的那句“房屋养老金制度里的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建立起来了”话的转述而已。他不必对此负责的。 即便是转述,我也还是有疑问。他的话也不完全一样。他说“无需人民群众在现行制度之外另行缴存维修资金”,他说的是的现行制度,即房屋养老金之前的制度。一旦养老金制度建立,所谓的“现行制度”应该就废止了吧?一旦实行新的制度,名头不一样了,涵盖的内容不一样了,人民群众缴纳的钱会有增加吗? 看到住建部领导有说“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这话的理解是需要具体语境的。任何时候要求业主多缴费,都可以解释为避免将来可能有更大的负担和利益减损。也就是说,为了不增加个人将来的负担,不减损将来的权益,现在多缴一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按照住建部的意思,这次试验的重点是公共账户。没看到文件,我也不懂经济。公共账户的资金从何而来?有专门的财政拨款吗?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大笔一挥: “目前,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的款项来自公共资金,按照‘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由地方政府探索资金筹集渠道。” 有点语文常识的人都知道,但凡只要用“探索”一词,这就表明这资金还没有着落。我的疑问是,如果地方政府探索不出筹集渠道呢?公共账户资金如果落实不了,那房屋养老该如何落实? 我这里讲的房屋都是商品房,也就是个人买下来的房子,是私人财产。我注意到尹飞有引用法律进行解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物上负担由所有权人承担的原理,该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自行承担。在区分建筑物中,就业主专有部分,应由业主自行承担;对于共有部分,则应当由业主共同承担。对于区分建筑物的共有部分维修资金,由于涉及众多业主,其筹集和使用、管理也应由业主共同进行,因此需要建立维修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管理机制。”  按照他的说法,根据法律,房屋各个部分的维修是所有权人或业主自行负责的事情。法律没有提到动用公共资源为私人所有的房产进行维修。那筹措不到或无法建立公共账户好像不违法啊!反之,动用公共资源倒需要找点法律依据。 其实,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不能沿用“房屋维修基金”的说法呢?“房屋维修基金”不是同样可以开设个人和公共两个账户吗? Zipf曾用“省力原则”(least effort principle)来解释人类行为。没有额外的收益,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改个名称呢? 看到了阎建军“房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公共账户,主要用于公共体检”这句话和相关讨论,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这应该是我小鸡肚肠的胡乱猜测和错误领会: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也许是改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专款专用的性质。业主现在所缴纳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该只能用于本住宅小区的房屋维修。一旦建立了房屋养老金制度之后,经费的支配和使用很可能与社保等类似,作为公共经费,不再只用于本小区房屋了。 回到辟谣的话题,住建部副部长的那句“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有了”的话只说明房屋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同一关系,并不能保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成为房屋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之后,个人所缴纳的比例不会发生变化。 官方的话还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我觉得很简单,只要官方,也就是由具体部门的领导或发言人发布一个说明,说明房屋养老金的个人账户缴纳比例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大家的担心不就没了?公共账户不就成了让业主心花怒放的锦上添花的美事了吗?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不是好些地方在搞试点吗?这又不涉及国家机密。公布一个试点方案不就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学问批判

关于房屋养老金,还有几个问题没说清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房屋养老问题,涉及面广,兹事体大,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 另一方面在于,在缺少前期研究论证的前提下,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展试点,步伐如此之快,难免引人质疑。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这三项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上海等22个城市目前正在开展试点。 住房养老金制度,是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之外,额外设立一个公共账户,类似于养老保险中的统筹账户,资金主要用于房屋公共部位的维修、保养。这一消息出来后,很多网友担心,这是变相征收房产税,会加重民众的负担。 针对坊间的疑问,8月26日住建部官媒《建筑杂志社》微信公众号发布社评文章称,房屋养老金不是房地产税,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出钱。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有了,试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个人买房时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后,不用额外再掏钱了。 这一表态让很多人悬着的心落了地,但并未完全平息质疑。 房屋跟人一样,随着年限增长,也会衰老。几年前一篇刷屏文章《当小区难以挽回地走向衰败》,所描绘的小区老龄化现状,曾引发强烈关注。那些外墙脱落、设施老化的老房子,不可能简单推倒重建,要维修、保养,就需要大量的资金。 并且,中国的商品房建设浪潮,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意味着大量的房屋,楼龄已经超过了30年,接下来,住房老龄化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维保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 所以,房屋养老金针对的住房老龄化情况,客观存在;未雨绸缪,提前完善资金筹措的制度体系,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公众的核心关注点是,公共账户的钱从哪里来? 有专家提到,既然是公共账户,使用的就是公共资金,如土地出让金、财政奖补等等。 问题在于,像土地出让金,也就是俗称的卖地收入,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阶段,近几年本就是在逐渐减少,受此影响,一些地方的财政收入严重缩水,未来哪来这么多余钱,来支持房屋养老金的建设呢? 另一方面,针对房屋养老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于住宅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如果再额外增设一个公共账户,可能会造成功能的重叠,合理性和必要性还需要充分的论证。 事实上,有个人账户属性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目前还远远没有到“见底”的程度,相反,这笔费用交钱容易,但申请门槛高、手续复杂,导致大量的资金沉淀,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网络图片 有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结余超过 1万亿元,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结余超过百亿元,但累计使用资金仅占累计归集资金的10%左右,成都和深圳分别约为4%和5%。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本身就是房屋的养老金。所以民众的一个疑问是,既然有大量的养老金,躺在资金池里闲置,现在为何要急着另辟蹊径,额外筹钱填窟窿?当务之急,不是应该优化审批程序,盘活沉睡的结余资金,让提取使用更加便利吗? 哪怕新的制度设计,确实做到了取“财”于公共资金,但不需要民众直接出钱,不意味着负担不会间接转移到民众头上。毕竟,财政资金切出来一块,在民生福祉方面的开支,相应的也会减少。 而且,公共账户真的建立起来了,如何监督资金的使用?有人就担心,会不会像过度医疗一样,出现过度维修的状况?有公共账户兜底,开发商会不会更加没有动力,去修建高品质、耐久性的住房?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房屋养老问题,涉及面广,兹事体大,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在于,在缺少前期研究论证的前提下,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展试点,步伐如此之快,难免引人质疑。 房屋养老金引发的担心,理应得到正视。哪怕真的有设立的必要性,也应该深入研讨、广泛征询意见,一步一步从容推进,切勿操之过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怎样把躺平的年轻人拉起来?

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因此当下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其中的关键是帮助他们(再)就业。 近年来经济风云变幻,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其中年轻人遇到的困难尤其引人注目。 前一段时间,某投资银行员工跳楼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位员工拥有高学历,上的又是顶尖985名校,而且一直拿着高薪,实际上已经冲进了金字塔的顶端了,完全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成功榜样”,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 01 当年轻人失去奋斗的动力 近期其他类似事件中的当事人,不少也是三四十岁的高学历年轻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曾经拥有过薪酬相当丰厚的工作,但是在因降薪、失业和投资失败等原因导致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后,却成了受挫感最强的一个群体,甚至在巨大压力下崩溃。 这些名校毕业、原本拿着高薪的年轻人的悲剧,之所以特别能够赢得人们的同情,是因为这种现象让人产生年轻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底层人实现阶层跃迁”这种预期破灭的唏嘘。 以往,这些优秀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名校、入名企、拿高薪并定居在大城市,说明还是有可能不凭出身、不靠关系取得成功的。因此生活是有盼头的。 但是连这么优秀的人也陷入困顿,更何况其他年轻人呢?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要么拼命考公(考编)求一份安稳工作,要么躺平甚至啃老。 网络图片 当然,这与时代变迁有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年轻人只要肯努力并能够抓住机会,即便成不了巨富,也有可能改变阶层。现在,即便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实现阶层跃迁也难上加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低谷也有可能孕育着新机遇并倒逼创新,因此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 这几年来,社会对年轻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这尤其表现为婴儿出生率的腰斩式下降),可能是他们一种无声的反抗。如何对年轻人“友好”一点?本文试图从社保制度的一个细节入手分析。不过,在讨论之前,为了聚焦问题,可能还需要先界定一下“年轻人”。 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清晰的不同“世代”概念,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只用“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事,许多人实际上是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都称为“年轻人”。 但是严格来说,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纪出生的人,是属于不同世代的。王明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这几年虽然人们普遍感觉到过日子都难了,但是对于不同年龄段,难的程度不一样。退休一代受影响最小,他们旱涝保收拿着养老金,依然逍遥快活地旅游、跳舞。 1964-1974一代,大多数都有了一定积蓄,基本完整享受到了时代红利,即使行业不景气,也可以安心等待退休。 00后的起步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他们尚年轻,可以从容调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机遇。 受打击最严重的其实是80后和90后。他们积累少,抗打击能力弱。他们要么面临结婚生子,要么是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最重。他们处于事业关键期,如果一个下行周期维持十来年,可能事业黄金期就过去了。 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但是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80后与90后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1980年出生的人到2024年已经44周岁了,1989年出生的人也35岁了,而35岁在中国具有众所周知的特别含义。因此尽管80后仍然可以说还是年轻人,但他们都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属于最典型的“压力世代”。相比之下,90后(特别是95后)中有一些人还不是家庭的真正的顶梁柱,因为他们的父母有不少还是壮年,因此90后万一失业了,如果放得下身段,还是有后盾支持的。 第二,00后也没有那么“从容”。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更难的,因为80后、90后毕竟仍有机会抓住时代的部分红利(或至少是红利的尾巴),而00后则更有可能落入类似日本的“冰河期世代”的窘境。 日本的“冰河期世代”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能跻身精英阶层的,是为数不多的、经过激烈竞争成功“上岸”的正式工,而更多的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因此无法保持父辈的阶层地位。 有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应届毕业生集中招聘”,即企业每年统一招聘应届毕业生、并集中开展职业培训的雇佣传统,导致“应届毕业生”身份成了求职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年轻人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便很难再找到正式工作。 网络图片 这种“往届生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 如果不能以应届生的身份正式就业,那么以后再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无法在毕业之后立即就业,雇主可能会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他又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雇主可能会觉得他不如应届生好管理、易塑造。中国的考公(编)、考研热,也与此相关。 因此,一个制度是不是对“年轻人友好”,也许最集中体现在了它对年轻人中头尾两个群体的“态度”上面:一是未能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就业的“头部年轻人”,二是35岁之后失业的“尾部年轻人”。 02 为什么说社保或许是促进年轻人就业的障碍? 上面讨论了,“往届生歧视”和“35岁歧视”的存在,使年轻人中一头一尾两个群体的(再)就业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本节将讨论,现有的社保制度,对这两个年轻人群体的(再)就业可能也不是特别友好的。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全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义增长5.8%;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义增长4.8%。 截至2024年7月16日,除了吉林、上海、湖北、西藏、新疆外,其余26省份均已公布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部分城市也公布了相应数据,例如2023年,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17.18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9.42万元。 社会平均工资是税前工资,将其换算成月薪,可以得到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1.43万元,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7800元。 网络图片 社会平均工资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其中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是:国家规定,各省份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 对于这个指标有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平均工资只是在职人员的平均工资,也就是说,失业人员是不统计在内的。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低薪员工大量失业,同时保住工作的高薪员工也降薪,但是最终根据仍然在职的人统计出来的平均工资反而会上升。因此,平均工资的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好事。 其次,按平均工资核定社保基数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就业。以某直辖市为例,从2023年7月1日起,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690元,而其2024年3月起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定为7310元/月和36549元/月。假设一个年轻人为了就业,愿意接受最低工资,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是多少呢? 根据该市的政策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由雇主承担包括由员工支付的部分在内的全部社保费用,雇主和个人都必须支付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用,雇主还需要支付工伤保险(费率为0.16%至1.52%,按最低的0.16%计),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全部社保费用为7310元乘以(16%+9%+0.5%+0.16%)+(8%+2%+0.5%)=2643.3元。这就是说,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与员工的工资基本相当。 社保费用占比幅度如此之高,很难鼓励雇主雇佣更多员工。 更一般地说,社保费用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种工薪税,根据平均工资来划定缴费基数,并要求实际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那些人及其雇主也必须至少按最低基数缴费,相当于对收入较低的人反而要多征税,这也许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不那么友好的,对实际收入低于最低缴费基数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轻人尤其如此。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对年轻人最大的帮助可能是帮助他们(再)就业。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稳定就业上,对稳定中国经济、帮助年轻人可能更加有效。 因此也许,通过提供财政补助、让社保对年轻人更友好一点来促进就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房屋养老金一定会变成“房屋税”的,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阵子,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房屋养老金了。消息稍微滞后一些的读者可能听说了一些“每平米收费100多元”之类的传言,消息稍微灵通一些的读者应该已经看到了有关专家的“辟谣”: 他们说房屋养老金不等于房产税,个人账户以房屋维修基金来建立,公共账户则由政府财政负担,通过各种方式归集。不会向居民收取费用,不会给居民增加额外负担。 一边大力放风,一边大力辟谣,作案手法可以说相当地老辣。 但是不好意思,我这人吧,就喜欢瞎说大实话,也是没有办法。 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 房屋养老金现在不是税,但将来一定会变成税。你别管它叫什么名字,名字可以有七十二般变化,但泼猴的本质不会变。 在论证房屋养老金的本质之前,咱们先来看看大家都很熟悉的职工养老保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保’。 社保真的是保险吗? 回忆一下,你买社保之前,有没有销售疯狂给你打骚扰电话?有没有朋友圈里的社保经纪逢年过节给你发祝福信息嘘寒问暖?有各种保险套餐、不同保险公司给你选择吗? 你生活中所熟悉的保险的这些特征,在社保里统统都是找不到的。因为社保的本质是税,而不是保险。 税收具有三大特征: 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社保,只要你在正规公司,但凡你想要在一座城市享有住房、教育、开车等公共服务,社保你是必须要交的。即便你自己不想交,你公司也不敢不给你交,因为查到就是违法。 社保必须要交,这是强制性。 有人说,社保账户里的钱终归是我的,等我老了还要按月发给我的,所以不是税。这就太天真了。 要记住两点:第一,你什么时候能领养老金,能领多少养老金,规则是由政府定的,而且规则是会变的,规则变化的时候是不需要经过你同意的。第二,钱是会贬值的,现在的1万元钱并不等于30年后的一万元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你现在交的养老金被现在的老人用掉了,你的账户上有个数字在累积,30年后按这个数字发给你,你连白菜都买不起。 自己交的社保,并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这叫无偿性。 固定性就更好理解了,社保缴纳基数是有最低标准(消费)的,社保缴纳比例有几个档可以选择,但是有最低标准的,你想只交1%意思一下,以后自愿少领退休金,没门儿。 以我所在的广州为例,五险一金的每月最低缴费已经超过1000元(公司➕个人)。 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社保,你说它到底是保险还是税? 再说回房屋养老金: 第一,很显然,等全面铺开之后,一定是所有城镇房屋都必须有一个账户,都得有一笔钱。这就是强制性。 第二,住建部已经说了,房屋养老金分为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很显然,无论是哪个账户,钱怎么花你都没有发言权,是不是总在你的房子上也不一定。这就是无偿性。 第三,钱不会凭空产生,政府财政的钱也不会凭空产生,最终肯定是依照房屋情况确定一定的交费比例,无论是买房子的时候交还是持有房屋的每年交,总之会有固定比例。这就是固定性。 那你说,房屋养老金,是不是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你给储户赋红码,我们写文秒被删

昨天写了一篇爆款,《从给储户赋红码的张琳琳身上,我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不到两小时就突破了十万加,然后就被删了。 删的很强势,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给抹杀了。处理依据是“互联网用户公众账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去读了这项规定,把那些条款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给自己买保险都没有这么仔细过,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到底错哪了? 我写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字违反规定了? 无论是张琳琳给1000多名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还是她升任郑州文旅局一把手,这都是公开新闻,我只是忠实的描述出来,不行吗? 她犯下了那么大的错,把健康码拿来做武器,做枷锁,做限制公民合法出行的工具,做讨好上级替领导分忧的手段,简直人神共愤。但组织上依旧没有放弃她,还提拔她成了郑州文旅局一把手——我从中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不行吗? 这些事都赤裸裸地发生在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了,然后老百姓就事论事地说两句话,不行吗? 难道非要把平台弄成老舍先生的《茶馆》,到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才开心? 更可况,我谈的还不是什么“国事”,只是一个被违规提拔的女官员而已,怎么就让那么多人心惊肉跳? 如果说违规,那请问:张琳琳的提拔走的是什么程序? 有媒体报道,在今年5月份,张琳琳便以郑州市文旅游局党组书记的身份出席活动。 甚至还有郑州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印象中张琳琳书记是3月上任的。” 而张琳琳被处分的通报时间是2022年6月22日。无论她是今年5月份还是3月份上任,都还不到两年,也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24个月。换句话说,她的提拔,是犯法的。 不是违规,是犯法,触犯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哎,事情就这么吊诡,犯法的人步步高升,成了文旅局一把手;守法的人不能张嘴,否则就是违反规定。 还踏马申诉无门。这个憋屈。 也许有人说,我的笔锋只能写到张琳琳这里,不应该攀扯她的上级——但诸位,两年前的张琳琳只是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的一个副部长,她即将要给一千多名储户赋红码——如果没有上面的授意,别说她敢不敢拍板做这个决定,她连这一千多名储户是谁都不知道,如何精准的给每个人赋红码? 这一千多名储户,又不是去她家里讨钱,她为啥要火急火燎地给这些人赋红码,让他们寸步难行? 但最后事情追究下来,张琳琳默默扛下了所有,没有多说一句废话,没有攀咬一个上级,这份坚定和忠诚,领导们全都看在了眼里。 俗话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为领导背锅者不可使其沉没于官场。所以张琳琳才有了今天的回报。 但不管多么感人,你们的提拔是违法的呀,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怎么,现在连抨击违法犯罪都要被限制吗? 好,那我不说了行吗?祝郑州文旅在一个犯罪分子的领导下,越办越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虬髯客好忙

“你国”与“我国”

近几年来,常看到有人把中国戏称为“你国”,起初颇感不惯,很多人更是反感、抵触,但我现在倒渐渐觉得,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毫无疑问,“你国”一词是对戏仿自历来惯称的“我国”。自近代以来,中国各政治组织的动员机制,多诉诸一种“我们感”(we feeling),即强调国民人人有责、且责无旁贷,务必为集体无私献身,以救亡图存、共克时艰。所谓“主人翁精神”、“人民当家做主”云云,固有一定的权利赋予,但究其实仍是动员手段。 在这样的集体主义氛围下,每个人都被假定应当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必须深明大义地“舍小家,为大家”。甚至统治精英与人民之间,也须一再强调彼此一家,“军民鱼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在强化这种人我不分的意识。既然彼此一家,无私奉公,那么个体利益也无正当性可言,故此须“狠斗私字一闪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既要你发挥主动性,却又“严禁突出个人”,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对?答案是:这里的“我”,不是作为私人的自我(ego),而是“作为集体一份子的我”,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换言之,这需要人们将社会的角色规范完全内化,自觉自愿地完成被赋予的使命。 回想下《大话西游》就能明白这一点:孙悟空本来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经,对师父唐三藏更是难以忍受,然而他最终开悟,戴上金箍,决意不顾艰险,承担起取经的重任。在儒家传统中,这被视为“成人”的必由之路:个体放下无约束的自我意识,主动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只是头衔而已,而是一种角色规范,用俗话说便是“做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也要有儿子的样子”。 “我国”的意味,由此也就意味着“我主动认同为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还隐含着“做一个合格国民”这层意思。不仅如此,就像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所说到的中国家庭政治中一样,每个人都要积累“道德资本”,也就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须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是有益于集体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网络图片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我们感”的唤起,本身需要激发人们认同奋斗目标,自视为其中一分子,国族自豪感、集体主义视角(“国家也不容易”之类)都由此而生。这被激发之后,的确强大无匹,但如今个体主义兴起、阶层分化、上层又未能及时响应权利意识,越来越多人遂察觉到这种“我们感”其实是极具欺骗性的——“你”和“我”并非不分彼此,甚至口口声声说“一心为公”的,其实也都难免带有主观倾向和自身利益。 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些话语产生动摇、怀疑,进而免疫,或觉所谓“我们”,其实和“我”无关;你说的“我们”,常常也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国”、“被代表”等嘲讽性的话,无不隐含这层自我意识。在一个主体性觉醒了的自我个体面前,要想再去诉诸这种“我们感”,变得比以前困难多了。 所谓“你国”,意味着这个“国”不再像家庭那样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样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组织:如果它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难对它产生认同感,那是你们的国,不是我的。在这里,已经不是“无论父母对你做什么,总归你是父母”那样无条件的认同,而变成了有条件的忠诚。 这种疏离感和主动认同的意识,对中国而言是非常现代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战争后的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才开始萌生。康梁虽然主张变法,但康有为的学生何树龄就曾将“大清”改称为“大浊国”,这可谓是这种用戏仿来表示自己在国家认同上的疏离感的先声。 但更为普遍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1979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轰动一时,后来据此改编的电影却遭禁演,就是因为它直白地表明了这一痛苦。杨奎松曾说,这段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但这毕竟是意识分化的第一步。 这种“爱”,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发纽带(就像我们本能地“爱父母”),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动认同。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来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归属于某处和‘参与’有实质的关系”——如果你在某一社群中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很难有归属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平凡世界的每日生活中与他人共在。 海外移民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她是刚从外面到达本地社群的人,原本没有资格进入,是否觉得自己属于其中的一份子,事关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复杂互动。一个人在海外仍保持“我的中国心”,虽然广受赞扬,但其实和“祖国的陌生人”一样,都是对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社群缺乏归属感。正如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所言:“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 网络图片 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即便是“我国”,其内在的意味也变了:它已经未必仅仅是个人无条件认同为其一份子的那个集体,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替换为新的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既然是我们的国家,那就应当响应我们的权利诉求”。 在当下撕裂的社会舆论场中,这一点可能很难被接受,遑论得到理解。很多人只是将集体倾向的年轻人简单地贴上“小粉红”的标签了事,但却未能解释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为何一方面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兴起、权利意识高涨,但另一方面却又更“粉红”了?即便仅仅看看周围,都能看到这两者在很多人身上交叠出现。 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心理变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这正指示着中国政治构造的重要调整,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正面临着从原先那种传统的模式向更具弹性的模式转变的关口。 在此不妨对比一下近代英美的情形。历史学家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一书中指出:美国独立战争时,站在英帝国一边的效忠派虽然选择了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他们构成复杂多样,作出效忠的逻辑也大不相同,他们“显然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相反,他们在流亡英属北美等地时,对当地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其诡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爱国者同胞们提出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乱表明,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国爱国者一样,与帝国官方彻底决裂。 英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而它的遭遇或许可以说正是后发国家也要经历的困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众的权利意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难免有些人激进,有些人保守,但即便是保守的那些人,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只是觉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些诉求。他们的差别只是寻求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来达成。 问题是,如果这个框架真的毫无变动的话,其实是无法响应其权利诉求的。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势必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满足其支持者。事实上,忠诚者所带来的挑战也许更严重,也更有可能实现: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诉求,那就是从内部变革制度框架,来响应自己的诉求。这将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全红婵和谷爱凌

刚蝉联奥运会跳水冠军的全红婵,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因为给妈妈买东西引发全网争议,居然还上了热搜。 8月22日,刚在奥运会广东省总结表彰大会上被记大功的全红婵,现身广州番禺万达的苹果授权专营店,买了一台iPhone 15 Pro Max。据店员说,全红婵进来就问什么是最好的,要“拿个内存大的”,说是要送给妈妈。 一堆人都对此不满,质问她“为什么不买华为”,“国产的质量也不差”,认为“公众人物就应该支持国货”,更进一步,“不爱国”、“给美国人送子弹”这样的话也汹涌而来。有的人甚至断言:“一点都不懂事,也许还小,不懂政治,将来也不会大出息。” 网络图片 新京报对此事的快评虽然呼吁《别道德绑架全红婵》,然而底下的最高赞仍然抵触全红婵不买国货: 我们喜欢全红婵,但是对于他买苹果手机这个这个我是很有抵触的,美国封杀华为,我们为什么要买苹果?虽然是他自己挣的钱,但是人不是要有爱国之心吗? 当然,也有人支持她,认为她这样做无可厚非。不过,如果说反对的人是咬定这“不爱国”,那么支持的人的论据则五花八门:有的人赞赏她“孝顺”,言下之意,只要想到给妈妈买手机,哪个品牌都不重要;有的人说那是她自己挣的钱,想买什么是她的自由;有的人纯粹厌恶道德绑架,还有的人甚至揶揄:那有本事你们送她一台华为手机啊。 网络图片 另一种策略是指出“别人也一样”:“各级政府都在用(丰田)考斯特做接待用车,你们怎么不去喷?”这搁置了全红婵行为的对错评判,而是讥讽指责的人只是在“拣软柿子捏”。 耐人寻味的是,反对者在给全红婵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但有一种支持的声音认为,这是亲痛仇快之举: 她也是个青春期女孩,有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各种喜好。她是承受多少辛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不要为了搏流量过度消费她好么?别让不良舆论毁了一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求放过!!!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运动员能“为国争光”,别的细节都不重要,而应该受到加倍爱护。据此,那些指控她的种种说法,并不是出于爱国,而只是动机不良的“搏流量过度消费她”。 不论如何,这样一件事竟然能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本身就证明时代发生了巨变: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爱国/不爱国”的民族主义善恶二元框架内经受严厉审视,而一旦被判定“不爱国”,就可能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网络图片 最近谷爱凌忍不住回怼黑子,究其本质也在这里。那些人为什么指责她?因为他们期待的不仅仅是她为中国夺得冬奥运金牌,还期待她是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人”。 根据这种身份政治的逻辑,试图出入于两种文化、保有两种身份是可疑的变节者,既然代表中国参赛、在中国名利双收,那就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爱国(当然是“爱中国”)立场。 谷爱凌在成名之后,这一争议就没断过,类似的段子在网上很多,都是讥讽她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性。在知乎上有人提问“如何反驳尺八是日本的”,一个高赞评论称,这是“反向谷爱凌定律:一种文化,在日本它是中国的,在中国它是日本的”。 网络图片 谷爱凌现在也怼了回去:“5年来代表中国参加41次世界大赛,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为国家队介绍3个主教练,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一回应虽然巧妙,却是错位的:她做出的贡献,是黑子们也不能否认的,但他们质疑的不是“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那是身份政治而不是贡献高低。 谷爱凌的说辞,所利用的其实是中国社会盛行的资格论:你什么也没做,就没资格批评我。这回避了对方批评的对错问题,转而质疑对方没有批评的资格。 在这些争议背后的关注点,和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像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强调的是跨边界流动、渗透所造成的身份叠合、模糊与纠缠,赞颂文化杂交,然而在我们这里,强调的仍是身份边界的清晰,这不仅表现为对政治“忠诚”和种族、文化“纯洁”的偏好,有时还表现为对“境外势力”和移民的恐惧、厌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爱国/不爱国”的争论,但反对者其实也无法正面去赞颂身份的流动、模糊,更多是在强调“爱护为国争光者”,又或“买苹果与爱国无关”,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相同的价值基底。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质疑者并没有真正被驳倒,因为“爱国”始终是无人敢撄其锋的大义名分。 为什么他们那样理直气壮地质疑?这不仅是对身份纯洁的偏好,还因为这样一种观念: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表现得符合公众期待。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全红婵”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全红婵”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公众人物必须在身份的纯洁性上、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都表现得无可挑剔,否则他们就无法成为投射自身想象的完美化身。换言之,根据这样的逻辑,一个人越是完美地符合公众期待,就越可能丧失自我。 全红婵曾说,成名后,社会的关注和争议让自己身心备受煎熬,我想,这首先就应该源于这种撕扯感:一个才17岁的孩子,难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才能符合公众极高的道德期待,那可想有多不容易。 这样的争议,不会就此平息,因为这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有赖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只有当一个社会更注重个人自我、赞颂身份的流动性和模糊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这恍如隔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维舟

人们需要一个叛逆的黑悟空,最好是体制内的

最近,人人都爱黑悟空,我也一连看了几天的游戏视频,但并没有多想玩一下这个游戏的意思。老婆转了几千块钱给我说,这么好的游戏你玩一下呗,我也婉拒了。这种感觉不是说想通过玩游戏获得快感,而是游戏本身已经给你带来了快感,特别是金箍棒抡起来呼呼作响砸在妖魔鬼怪身上的时候,想想就很畅快,这些年,我们实在是压抑憋屈的太久了。 或许是社会乌烟瘴气太久了,网络上又聚集着成群结队的傻逼,每天说着蠢话干着蠢事丢着老祖宗的脸,所以人们期盼大圣归来,亟需大圣归来,驱除人间妖雾,涤荡心中郁结,“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人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孙悟空,有的人渴望他的到来,有的人渴望成为他,当然,也有人渴望嫁给他,“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来娶我。”人们爱他,跟他的本领高强有关,没有多余的废话,金箍棒就是他的言论,他热爱自由,不畏强权,也有意愿和能力为自由而战,可以说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人最向往但自身往往不具备的品质。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好下场,“汝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这样的全身而退,这样的加官晋爵,在中国式的叙事里,是很少见的。 不论是《西游记》小说里还是电视剧中的孙悟空孙大圣齐天大圣,人们过于熟悉了,结局也过于光明了,人物形象过于金光闪闪了,“头戴凤翅紫金冠,身穿锁子黄金甲,脚蹬藕丝步云履,手持如意金箍棒。”新时代新青年,对孙悟空有了新的要求,人们希望他不要那么完美和高高在上,甚至形象可以黑化一些,就像这款游戏的名字《黑神话:悟空》,所以男主角我们姑且称之为黑悟空,什么紫金冠黄金甲不孕履,都可以扒了不要,但手中的金箍棒必须握紧,随时开打。这里的黑悟空,再也没有“我要这铁棒有何用”的迷茫,有的只是“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的决绝。 人们需要一个叛逆的黑悟空,最好是体制内的,这虽然是一个矛盾体,但人们就是这么矛盾。也正是因为孙悟空有了编制,官封弼马温,那他的反叛才有价值,否则成农民起义了。就像苏阳的歌《官封弼马温》里唱的那样,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从最初刚当上官的袍儿新,帽儿鲜,到最后知道弼马温是个芝麻官,只有职位没有权,不管粮来不管钱,于是弃官不干回到花果山,扯起大旗来造反,要当一个齐天大圣闹翻天。这里的造反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造反,孙悟空没有造体制的反,他造的只是体制内个别领导的反,哪怕是看似最高领导人,他也无法代表体制,因为那是西方世界,本质上,孙悟空造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很爱国。 人们越爱悟空,就对他的要求越高,希望他有思想,有内涵,不再是一个头脑简单快意恩仇,遇事只知道抡起棒子就干的泼猴。所以在后面的作品《悟空传》中,悟空变得像个哲学猴了,“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 我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你看,孙悟空不仅具有战斗力强大的金箍棒,还有了战斗力同样强大的思想武器,这才是如来和玉帝惧怕的,只要你还想考编,那就是自己人,但你要自成体系另辟路径,那就是真的造反了。于是就有了《西游·降魔篇》中的孙悟空,“手拿着两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来回砍了三天三夜,那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孙悟空,不再是降妖除魔的孙悟空,在体制的眼中,他是魔。 1997年,王小波说,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时隔多年,这话证明王小波是高瞻远瞩的,但也证明吉利话是没用的。人们说吉利话,是希望能如意,但往往效果不好,效果好的是如意金箍棒,有种枪在手跟我走的感觉,“如意金箍棒”只有短短五个字,却说明了世间万物的本质,如意不是乞求而来的,而是一棒一棒打出来的,这乌烟瘴气的年月,与其抱怨不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就像你在游戏里一样,人生如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吹哨人吴彦荣被行拘15天!为啥不抓坚果兄弟?

8月22日上午11点多,老吴只身前往内蒙乌审旗公安局,递交一份试图自证清白的材料,并请求乌审旗公安局撤回一年前的决定。按理说送材料这么简单的事情,去去就回了,但是老吴这一去就失联了…… 网友戏称这是“自投罗网”。 老吴家住陕西和内蒙交界的小壕兔乡,网友已经习惯称小壕兔乡为“小土豪乡”,好像这个名字也没错,事实上小壕兔乡位处中国著名的鄂尔多斯能源带,这一带有着巨量让人疯狂的“蓝色黄金”天然气、“黑色黄金”煤炭……是真正的“小土豪兔”(《饮用水铁、锰最高超标4.2倍丨陕西榆林小壕兔乡污染调查》)。但历史表明,凡能源聚集之地,往往腐败、权力与生意高度交织在一起,是一个特别考验官员人性的地方,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原副市长原公安局长王会师就获刑18年,原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杜梓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上一篇文章《不服者吴彦荣失联》里的一个高赞留言写道:“内蒙古?药酒医生的事情后,旅游都不会考虑。” 一个地方口碑崩坏了,远远不是从一件事情开始。 但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朝着瞠目结舌的地步发展。 8月22日上午11点多,老吴去内蒙乌审旗公安送材料失联,随后遭大量网友关注后,到了当天晚上11点58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给老吴妻子打电话,说老吴被内蒙警方送到陕西榆林公安这边来了。 “跨省抓捕”之所以屡屡引起网友震惊与关注,是因为中国各省执法从来都是划地为界,不轻易跨省执法。但没想到的是,老吴在内蒙失联,结果在全网的眼皮底下,内蒙警方亲自把老吴给送到陕西来了。 有网友问:这是甩锅吗?还是两地警方第一次紧急合作? 记得就是老吴作为当事人的陕蒙交界煤矸石污染事件里,在涉及金额高达6100万的全国首例煤矸石污染大案中(《6100万大案引出风电巨头涉嫌污染陕蒙交界。为表不满,全乡遭污染公路写满“拆”字》),污染在陕西,罚没资金6100万的是内蒙执法机关。按理说,哪里被污染了,罚没的钱就应该去那里治污。面对这一切,好像陕西榆林方面的执法机关也没有任何意见。 就这样,8月22日深夜,老吴被内蒙警方送到陕西榆林公安局。老吴亲友一脸震惊,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了什么…… 8月23日下午5点42分,陕西榆林手机尾号0963的警察叔叔再次给老吴妻子联系,电话通知家属:老吴将被行拘15天。 原因是“在路上刷红漆”。”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是坚果兄弟 网络图片 那到底是什么罪名? 老吴妻子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懂这些,也没敢问。警察叔叔也没有说。 警察还叮嘱老吴妻子,“外省的电话不要接”。 不得不说,警察叔叔真细心啊,还担心网友关注介入。 8月24日,老吴妻子一大早,再次去了榆林公安局,计划去拿通知书,想了解到底是什么罪名。见了警察后,拘留通知书是看到了,也签字了。但到底是什么罪名,她还是不知道。她不认识字。警察也不读给她听。也不让拍照,也不让带走行拘通知书。 就这样,不知道罪名的老吴妻子,又马不停蹄赶往郊区的看守所看望老吴。最终,她没有见到老吴。 老吴目前被关押在陕西榆林榆阳区看守所。 当一个吹哨人被捕,除了媒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2018年夏,吴彦荣因陕蒙交界重金属水污染事件,被陕西省榆林公安局跨省抓捕,关5天。(《一个4193票民选“环保英雄”的两次被拘留》)后来中央环保部介入,相关央企国企停产整顿,相关人员被处置,为全乡打深水井,一万多人的饮用水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2024年夏,吴彦荣因陕蒙交界风电巨头大规模污染事件,被陕西省榆林公安局拘留。8月23日,吴彦荣妻子说,下午5点多,榆林公安电话通知,将行政拘留吴彦荣15天。原因是在“在路上刷红漆”。 在此,我们公开呼吁关注此事的律师参与进来。为吴彦荣,为吹哨人的尊严与自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情况有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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