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话谈

40岁那年，王小波怀念起一只猪。 这只猪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是20多年前，他在云南插队时的事。 他说，猪的命运是被人设置好的，比如公猪负责长肉，母猪负责下仔。 但这只猪与众不同。 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像山羊一样敏捷，不喜欢猪圈，喜欢到处游逛。吃饱后，就跳上房顶晒太阳，还模仿汽车响、拖拉机响。 最后，它模仿工人收工的汽笛声，被定成了破坏生产秩序的坏分子。 领导决定对它进行专政，出动20多人，持枪兜捕它。 饶是这样，它也没被打死，而是找到一个空子，跑了。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最后写道。 多年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成了王小波的精神向往与自况。 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黄金时代》中，王小波这样说：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所有人都这样，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过着缓慢受锤的日子。 王小波于是愈加怀念这只猪。 01 学会欣赏特立独行之前，王小波随过大流。 1969年，他17岁，青春骚动，满脑子想着战天斗地。 他坐上北京始发的临时列车，前往遥远的云南陇川县插队。 那里是边境，对面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去解放受苦人。 不少同学都过去了。 王小波很受刺激，正式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 他后来回忆说，考虑的结果是“不能去”，理由则是： 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年月里，都没干“傻事”，以后王小波更不会干“傻事”了。 只是在别人眼里，他干的或许才是傻事。 搞得他后来只能自嘲或他嘲： 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1997年，元旦。王小波写了《写给新的一年》，又回忆起知青岁月，另一件荒诞往事： 凌晨经过一家小医院，在朦胧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排队。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 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 据说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 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那一阵子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 这短暂的打鸡血热，曾风靡全国，忽然间就没人再打鸡血，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王小波说，“好像是我在做梦”。 但这种愚昧的“信仰”，隔三岔五还会倒回来。鸡血换成超声波，超声波换成气功。 “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王小波说。 也是在这一年，4月11日，寂寞的王小波，寂寞地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 02 越是全民狂热，越需要找回常识。 1997年4月11日之前，王小波并不出名。他的作品，只在朋友、文学编辑、部分高校学生等小圈子中流行，用现在的话说，他并未出圈。 充其量是个非著名作家。 所以他去世后，过了好几天，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张晓舟才知道消息，写了个豆腐块《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见报。 上版前，版面编辑问张晓舟：“他真的著名吗？” 据说，这是国内的媒体第一次报道王小波逝世的消息。 在有限的知名度内，王小波的杂文，又比他的小说出名。 1994年后，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专写杂文，普及常识，以幽默的说理赢得最早一批拥趸。 但王小波认为，自己的小说远远高过杂文。李银河回忆说，“有许多人觉得他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他特别不爱听”。 1989年，经过做生意的二姐夫的帮忙，王小波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原名《唐人故事》，“秘传”二字，是编辑为了吸引眼球加上去的。 这本被包装成民间故事模样的小说集，定价2元，错字连篇，属于自费出版物。 此外，在他生前，他的小说基本就只在港台出版过一些。他的代表作《黄金时代》，在香港出版时被改名《王二风流史》，以黄色小说的面目示人。 在内地，他的小说出版困难。退稿，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1980年代末，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朱伟，把小说稿退还给王小波，还想委婉地说些什么安慰语。王小波淡淡一笑说： 也就是大家流传着看看，也许还有看看的价值。 王小波仍寄希望于国内出版社、杂志社能够出版他的小说。他的朋友给他帮忙推荐，找了很多出版社和杂志社，人家的回答永远是：“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 赵洁平当时是华夏出版社的部门主任。她读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决心要把这部小说集出版。于是趁总编辑外出期间，终于让《黄金时代》在国内正式出版。 这是1994年了。 事后，赵洁平受到严厉指责，心力交瘁，大病了一场。 更惨的是，这本书出版后，没有正规发行渠道，根本卖不出去。 那段时间，王小波和赵洁平总是推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两捆书，到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 卖了3年，直到王小波去世前，这本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还没卖完。 03 生前寂寞，死后爆红。历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但王小波至死都没想过，自己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那部18万字、想象力爆棚的《红拂夜奔》，看过的人都叹服。 但在杂志社和出版社之间，兜兜转转了数年，仍是退稿的宿命。 年轻的文学编辑李静，把这部手稿拿了去。 她所在的杂志主编，一开始说，太长了，要大幅度压缩，压到1/6篇幅。 王小波照做了。 临发表了，主编告诉李静，刚开了会，以后发表的小说，不许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思想倾向，所以……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李静绝望而不知趣地问。 “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杂志为止。” 于是，压缩版《红拂夜奔》，又被判了死刑。 那时候，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心血耗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压在箱底，难见天日。 倔强的他难得妥协，结果发现，妥协没用。 他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写作：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李静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他去世前9天。王小波给她看刚办来不久的货车驾驶执照，说： 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 说完，提起一只旧塑料暖瓶，把李静送到院门口。他说：“再见，我去打水。” 李静后来撰文回忆说： 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那是王小波君留给一个热爱智慧和有趣的年轻人的最后的背影，一个寥落、孤独而伤感的背影。 04 孤独和寂寞，像是与生俱来。 王小波曾自嘲说：“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的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起我身上。” 1952年，王小波出生前，正值“三反五反”运动。他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任教育部干部，被打成异见分子，开除党籍。 王小波在家庭突生变故中降生。取名“小波”，一方面是记录这一事件，另一方面寓以“大浪化小波”，盼着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 波浪终会过去。但王小波在娘胎中就受到刺激，先天发育不良，严重缺钙。 他哥哥王小平说，小波后来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跟母亲妊娠期受的刺激不无关系。 据王小平回忆，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使人怀疑他的脑袋是否有毛病，连我姥姥和我妈都管他叫“傻波子”。 但王小平一直坚信，这个弟弟是“大智若愚”，说他自带一颗“艺术的内丹”。 兄弟俩日常的乐趣，是冒着挨揍的风险，偷书看。 王小波后来讲述过这段时光：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在云南插队那两年，王小波得过急性肝炎，得过疟疾，腰也受过伤。 但他说，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寂寞里枯坐的经历： 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他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兰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兰色。 他的诗人气质，或许在这个时候，在祖国边陲，在天地间无尽的寂寞里，养成了。 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 05 今年是王小波逝世28周年。围绕着他的身后名，大众接受存在着明显的两个阶段： 大概头十年，他是作为一个反叛天才、权威解构者、自由主义者被接受；近十多年，在年轻的群体中，他主要作为“撩妹高手”被接受。 一切崇高意义被消解，这倒很“王小波”。 他与李银河的爱情，不断被言说，成为浪漫的象征。 1977年，李银河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产生了见见作者的冲动。 第一次见面，吓了一跳，没想到长得这么丑。不如不见。 第二次见面，王小波主动找上门，借着聊文学，聊着聊着，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一愣，说：“没有。” 王小波直截了当：“你看我怎么样？” 当时二人身份悬殊。李银河说她是《光明日报》编辑，文章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影响很大，王小波只是一个街道工人，社会底层。 王小波通过一封封感情炙热的情书，打动了李银河。 期间，因为嫌弃王小波实在丑得拿不出手，李银河闹过分手。王小波写信挽回了这段感情： 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咱们扯平了。 认识3年后，两人“神人”，在1980年结婚。王小平回忆说： 按照我妈的说法：“他们在一块儿吃什么，吃精神吗？”按照小波丈母娘的说法：“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我毫不怀疑，他们二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极其丰富，极其高尚的精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事。 恢复高考后，1978年，王小波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因为他父亲定的家训是“不准学文科”，所以他选择了唯二的理科专业之一。 王小波后来在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中阐述道：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父亲年老时，曾告诉王小波，“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同一部恐怖电影”。 王小波要到脱离体制，辞职独立写作，寻求小说出版时，才感受到父亲一样的痛苦。 此时，他的人生，仅仅如同一部爱情电影。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