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话谈

“大不了就去送外卖”，这句话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当真的一条人生退路——几乎没有门槛，不怕35岁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稳定赚钱，关键赚得也不少，月薪过万十分常见。 但现在，送外卖的人太多了，他们是失意又失业的职场打工人，是创业失败的小老板，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涌进外卖行业，让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义。 可是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了，他们，或者说我们，又能走向哪里？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况都不好”。比如美团乐跑，往日不限班次，单价虽然低，但单量多，骑手们想跑多久都行。但现在，乐跑开始限制骑手们的班次，划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骑手没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单量，会直接断线，吴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报名乐跑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富余。” 这样一来，更多的众包骑手，选择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上个月，美团的罗颂和丁长义收到通知，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他们的单子稍微多了一点，但单价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饿了么的冯祥说，以前，一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会从每单7块涨到每单8块，但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拿到每单8块的单价了。 而对于这些改变，一些骑手选择了接受，他们停止游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生机。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为一份工作，外卖骑手曾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罗颂所在的站点，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经历都能对应一个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它们吸引着有着不同人生路径的骑手，最终汇聚到这个池塘里来。 对于冯祥来说，选择做骑手，是因为它足够“自由”。26岁的时候，冯祥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过廊坊的京东方，做工人，但冯祥觉得“不自由”，连抽烟都不让。但送外卖不一样，没人管，冯祥刚到北四环当骑手时，路过鸟巢，就能进去转一圈，这让他感觉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最后一站。比如41岁的鞍山人丁长义。原本，他有过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单位做货车司机。但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赚点奶粉钱，于是白天跑货车，晚上去做代驾，半夜，疲劳驾驶，丁长义撞上了一辆小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他丢了工作，赔了5万，被吊销了驾照。 丁长义愧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个月，出来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东北的三线城市，要人的工厂也少”，他唯一的选择是去鞍山轧钢。去年，丁长义听说，在北京跑外卖能赚钱，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偷偷来了北京。这件事，直到丁长义被隔离、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时候，丁长义已经40岁了，只有跑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追究过往。 37岁的刘大海也是这样。而他选择做外卖骑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缺钱。几年前，刘大海从哈尔滨南下，去广东开烧烤店，选址失败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闭了，他亏了28万。这是他第二次欠债，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尔多斯的矿上拉煤，买了一辆车，贷款70万，结果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赚，他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骗局。 为了还债，刘大海来了北京。他考虑过做代驾，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得赔钱，他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自己负债几十万，“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对于刘大海而言，做骑手是没有门槛的、安全的、赚钱的，更重要的是，跑外卖对应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有努力就有收获，这能让骑手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产生“生活可以渐渐变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刘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车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饭钱，还能剩下5000块寄回家里。他一度觉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继续跑外卖，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创业。 正是这些优势，让骑手工作成为一种兜底的选择。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来许多，这让池塘显得狭窄，更磨灭了骑手这份工作的优势。 新骑手罗颂和田橙子，原本也是冲着这些优势来的。罗颂的经历则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为疫情，山东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罗颂开的鲁菜店倒闭了，这让罗颂感觉到极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万多的流水，结局却是亏了20万。他爱面子，也缺钱，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北京做骑手。有人问起来，在北京做什么？罗颂都模棱两可的回答：“上班。”他想着，赶紧把债还完，再回家。 而26岁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结伴来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两人已经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这四个地方周转过。 那个时候，两人都没有预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在湖南待过的那个电子厂，今年2月就没活儿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赚3000来块钱。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装卸工，而且工资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从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传都是骗人的”，田橙子形容，不仅工价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试，一个只招10个人的岗位，有70个人拉着行李箱面试，厂里的管理员还说，“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儿”。 在天津待了一个月，试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辈们一样，田橙子终于流入了骑手的池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骑手已经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经过最后一场暴雨中的挣扎，跑了7年外卖的冯祥，打算回家了。 冯祥并不适应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仅仅是为了可观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庄，加盟一家餐饮店，或许是喜茶，或许是鲍师傅，冯祥没有仔细调研过这两家店，但取单的时候，总看见这两家店排着很长的队。 除了开店之外，冯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外卖这份工作，能让冯祥得到“立竿见影”的工资，但也让他不忍心浪费时间去做别的事。冯祥说，几乎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跑外卖，“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效益”，如果是学别的技能、转行，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知识焦虑，当周围人提到“KPI”“CEO”这样的术语，他会凑上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学几个单词，能有一点点收获。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两年，冯祥和妻子协议离婚了，因为妻子觉得，冯祥一个人在北京跑外卖，却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羡慕自己的发小，他前几年开车做运输，赚了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陪孩子去三亚旅游、去游乐园玩，刷到发小的朋友圈时，冯祥觉得，自己虽然赚了几年钱，但“没选对行业”。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没有生活，变得颓废，两个月才理一次发。 如今，是该跳出池塘的时候了。冯祥算了算，现在自己每个月只能赚5000块，往家里打钱的时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两千，需要用之前的积蓄补上。他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能让自己重启一种人生。 外卖行业本就像一个蓄水池，骑手这个职业，很开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帮助一些面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也能为亟需获得收入的人缓解生存压力。但这份职业很难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实现了外卖行业的职业晋升，从骑手做到了站长、城市经理，有些人则完成了转换赛道的经验积累，完成过渡后选择离开，只有一直想赚钱的人会留下。但现在，月入过万已经很难，这个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还有刘大海，他还有债务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这几天下班，他绕着宿舍附近的小吃摊绕了好几圈，打算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刘大海觉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入行太晚，当然，他也听过一些江湖传说，“送三年外卖，能开着卡迪拉克回家”。 站长吴楠预料到了这些人的离开。他说，每年三月，总有一波人来，到五月的时候，总有一波人离开，他将其归因于“生态”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难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会选择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岁的田橙子，还需要在池塘里熬过接下来的28天——他已经交了700块租车费，800块房租，不能浪费，再怎么差，也需要把这个月撑完，再做打算。 等单的那个下午，田橙子点开了一集动漫，是他最喜欢的《吞噬星空》。在这部动漫里，他最喜欢一个叫罗峰的角色，点开百科网页，罗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让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别墅。田橙子说，这也是他的梦想。 一集动漫的时长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点开骑手界面，等待系统给自己派单。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