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媒带火沙丁鱼 澳洲超市出现抢购潮
2026 年 8 月 12 日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当好家、理好财、过好日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户部催缴欠款的剧情非常精彩，现如今这一幕极其罕见地在武汉上演。 5月26日，武汉市财政局、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长江日报》发布一整版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详细列举截至2018年底259家债务单位名称、借款本金余额，这些单位既有下属的区财政局、科研单位，也有国企、上市公司和少数民企，借款数额少则过万，多则过千万，总额超过1亿元。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财政局的钱不还，而且还有下级欠上级的钱不还，实在魔幻，出乎意料。 网络图片 据分析，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近些年武汉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 据武汉市财政局数据，2020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30亿元，同比下降21.3%，2021年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约1579亿元，2022年又降到1505亿元，同比下降4.7%，今年一季度收入为508亿元，同比下降8.5%。 在这个背景下，颗粒归仓，确保国有资产利益不受损失，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数据时代用数据说话，宏观上有两个20%非常值得关注。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0328.8亿元，同比下降20.6%。 其中，国有企业同比下降17.9%，外资企业下降16.2%，私企下降22.5%。 从行业领域来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87.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高达99.4%，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则增长34.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30.1%，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0.7%。 另外，4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失业率数据显示，16-24岁年龄阶段失业率为20.4%。在校学生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一般不纳入失业率计算范畴，待到6月底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后，肯定会对年轻人就业数量和指数带来巨大压力。 工业企业利润降低超过20%，年轻人失业率突破20%，这两个20%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也具有现实警示性。 企业利润上不去，吸纳就业能力降低，新的就业人群接续涌来，“六保”压力仍不轻松。 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件大事关系国计民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至关重要。 当前，疫情感染“复阳”人数增多，专家继续在提建议，有些地方尤其是高校紧张的不得了，可是总体感到大多数人对疫情普遍呈迟钝麻木状态，并非他们漠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是疲了、倦了、累了，还有比生病发烧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工作和收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劳拉维尔德坎普教授认为，疫情的影响不会很快过去，就像留在身上的伤疤，会存在很长时间，包括对人心态的影响，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对企业的影响，等等。 以新冠疫情为标志，我们迈进了一个极端不确定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个体在群体、权力、体制和技术面前，显得极其卑微弱小。 5月27日，英伟达（Nvidia）创办人黄仁勋参加台湾大学毕业典礼时说，“2023 年毕业的同学们，你们即将进入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世界，就像我毕业时遇到个人电脑和晶片革命时一样，你们正处于 AI 的起跑线上。每个行业都将被革命、重生，为新思想做好准备。” 其实，不仅新毕业的年轻人将被革命和重生，在疫情疤痕正在结痂，各类不确定性叠加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场源内思想深处的革命和重生，都需要认清大的趋势，掌控把握好事业与人生，惊涛骇浪过后，仍然能够充满希望地航行。 经济学家孙立平判断，今后若干年当中，我们会面临着一个时间可能不短的经济收缩期。得出这个结论，主要基于三点理由： 一是国内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二是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三是疫情效应的释放。 经济收缩必然需要过紧日子，而且紧日子不是一天两天，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也是长期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沉淀冷却才能孕育新的涅槃。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牢牢不变的东西需要紧紧抓住。 一是人的主体地位。 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福祉。以人为本，维护每个人的权利，尊重每个人的价值，绽放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整个社会创造力的源头所在。 二是对外开放的自信。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与外人做生意，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消弥价值差异，融入主流文明，让朋友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多。 三是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民营经济是藏富于民的重要形式，共同富裕的基础所在，对民营经济别指责、别争利，少干扰、少打搅，提供一视同仁、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真正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为自豪。 四是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 公平不绝对，绝对不公平，越是过紧日子越需要把蛋糕分好，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平衡不同群体诉求，向低收入人群补血，提升中等收入人群获得感，畅通阶层上升渠道，让人看到未来和希望。 五是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不干实事正事，半点马列都没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利器，多研究些问题，少争吵些主义，不喊口号，不唱颂歌，不说假话应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操守。 每个人都是时代中的一粒尘埃，尽管渺小却可以赋予无限精彩。 大多数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仅仅这活着就充满了伟大的意义。 风雨过后，并不一定会出现彩虹。 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且努力地活着，如此即是感恩不尽的幸运。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燕梳时评，原文已被删除）
不接受批评质疑的企业，叫民族企业可能不太合适，可以叫特权企业。——项栋梁基本常识 最近长城汽车实名举报比亚迪汽车油箱问题的事情引发了我的思考。面对长城汽车的举报，比亚迪是这么回应的： 网络图片 前面说技术的部分我就不讨论了，汽车方面我不懂，再说有法规和标准管着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最后几句，比亚迪说 中国品牌成长至今，也相当不易！希望大家多做有益于行业，有益于中国品牌的事情！ 明明是讨论汽车产品质量的问题，怎么就扯到了中国品牌呢？嗯，这里就是人类暂时比人工智能厉害一些的地方了，比如我就能读出其中的潜台词： 我是中国品牌的代表，是民族企业的代表，你说我家产品的坏话就是伤害民族企业，就是抹黑中国品牌。 当然，民族企业、民族品牌这些可不是我虚构的，而是比亚迪自己宣称的。 网络图片 奇怪了，这年头的规矩是民族企业不可以批评，民族品牌不接受质疑？想了想，舆论场上现在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风气……你批评一下民族企业，马上有人说你屁股歪了，你质疑一下民族品牌，少不了有人骂你是汉奸美狗。 民族品牌成了无坚不摧刀枪不入的挡箭牌，难怪那么多企业拼了命往自己身上贴这个标签。 不过我觉得吧，就算是官方盖章认证，或者全民有口皆碑的“真•民族企业”，咱们高看一眼就是，产品性价比相近的时候优先支持一下也挺好。做得不好的时候，该批评还得批评，想质疑也可以质疑。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追求上进的民族，代表我们的民族品牌自然也要不断精进，不断完善。不接受批评和质疑的那不叫民族品牌，而是特权品牌。 吃补贴长大的企业，叫民族企业可能不太合适，可以叫民脂民膏企业。 ——项栋梁基本常识 还有一些企业，不对，应该说还有很多自称民族品牌的企业，嘴上说的都是为国争光，心里想的全是国家补贴。 以某自称民族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例： 2017年到2020年，该企业一共获得了国家新能源补贴137.5亿元，而这四年里面，该企业净利润合计126.9亿。 这生意做的……可以说是相当硬气了！ 当然，有一说一，对特定行业进行补贴是国际惯例，有的是为了支持环保，有的是为了扶持新兴产业，只要公平公正，企业拿补贴可以理直气壮。 但是吧，既然你企业的发展是靠国家补贴扶持起来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全体纳税人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你是不是应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是不是应该在遵纪守法的框架内做出更好的产品来回馈用户？ 咱也不要求你吃公家的嘴软，最起码，如果做错了要虚心承认，做砸了该诚心道歉，总不能说国家补贴养大了你就该无限包容你吧？ 那不叫民族企业，那叫败家玩意儿。 伤害人民健康的企业，叫民族企业可能不太合适，可以叫致癌企业。 ——项栋梁基本常识 还有一类自称民族企业的，我谨代表我个人，中华民族的一员，表达强烈抗议和反对。 网络图片 你个生产国家一类致癌物的酒厂，怎么好意思自称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呢？ 这么些年，你家产品为国家医保基金做出的贡献，为国家交通安全做出的贡献，为亿万家庭关系和谐做出的贡献，为官场风清气正做出的贡献，你心里没点数吗？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需要你这样的企业来传承发展，还是中华民族的科技发展需要你的酱香科技来领衔？你拿着这民族企业的招牌，不会烫手吗？ 什么企业配得上称为民族企业？ 说实话，什么企业可以称为民族企业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 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公民控股的企业都可以称为民族企业吗？好像不太对，那民族企业也太烂大街了。 是要为中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企业才可以称为民族企业吗？这标准听起来靠谱一些，但要给企业的贡献做量化对比，只怕还得比纳税金额，那是实打实的贡献。可这样一来，中烟集团就妥妥地成为民族企业代表了，这传出去好像也不太好听。 那是中国独有或者技术领先的企业才可以称为民族企业吗？这么算是将民族自豪感和企业绑定在一起，也有一定道理。可环顾一圈，除了大疆是独步天下之外，其他行业想找个全球领先的可真不容易…… 要说中国独有的，那还真是不少，同仁堂、东阿阿胶、连花清瘟、鸿茅药酒这些的确是中国独有的，但这些企业说到技术的时候总喜欢去追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这放到国际上就难免有点尴尬。 又或者，在国际市场上受了欺负，受了打压的企业可以称之为民族企业？这也有点道理，屈辱历史带来的同仇敌忾向来是凝聚民族的强大力量。但是这几年看到某品牌的操作，我总是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受： 消费者看到你受打压，有同情分，选择购买产品表达支持，那挺好。但你作为品牌方，以自己受到打压来自居民族品牌，炒作不买你家产品就是不爱国，这就不太合适了吧？往小了说这是吃相难看，往大了说这叫爱国情感绑架。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只要你给CCTV交广告费足够多，它就把你评为国家品牌。比如这个瓷砖行业的中国国家品牌，请大家不要在意名字这些不重要的细节。 网络图片 这么做当然来钱很快，皆大欢喜，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合法。 网络图片 所以说，民族企业、中国品牌这些标签，还真是挺难认定的，国家也不出台个官方标准给咱们参考参考，搞得大家喊起民族企业来心里也不踏实。 征求下大家的意见，你觉得，中华民族的民族品牌，哪家企业担当得起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刚刚，最新统计局数据出来了，有点魔幻。 外贸出口、社零总额、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全都增长。 但有一个让猫崽吓一跳的数据——失业率。 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4月份，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0.4%，首次破20%！ 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年轻人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爬升（1月无数据），从去年底的16.7%，上升了3.7个百分点。 数据反映的情况是，年轻人就业难，很难！ 五位年轻人，就有一位失业。 一般来说，7%的调查失业率，被视作失业预警红线。我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常年超过7%，穿越红线。 后台粉丝经常会问到，为什么这个统计的年龄区间是16-24岁。 按照统计局的指标，就业人员是指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 所以16岁以上，没有在读书，就可以视作是劳动力了。 年轻人失业率畸高，但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甚至还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原因在于，中老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下降了。 4月份，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 为啥独惨年轻人？ 以前，互联网和房地产企业是年轻人初入职场的就业选项。 但这两年，民营房企艰难存活，裁员成片。之前我们统计了房企2022年员工人数的变化，34家房企裁掉了12.76万人。 和裁员的比例相比，房企扩招少之又少。具体可以看这张图（数据统计截至4月9日）~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而互联网巨头也在不断降本，调整架构，也裁掉了不少员工。 比如阿里，昨天有消息称，达摩院自动驾驶业务调整，该业务约70%的员工（近200人）被裁。 当然更重要的是。 在对后市不确定，不准备扩大生产的时候。 裁掉老员工需要成本，不招新员工不需要成本。 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也说：“目前就业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青年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稳定和扩大青年人的就业仍然需要持续加力。” 再来看看地产销售，看起来不错，触底反弹。 但是也揭露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网络图片 你看： 商品房销售额39750亿，增长8.8%； 但销售面积却还是跌的，下降0.4%。 面积少了，总价多了，是房价大涨吗？ 其实残酷现实是：便宜的房子卖不出去了，能卖的都是贵房子。 看，4月末的商品房待售面积，已经升到64487万㎡，同比增长15.7%。 房子的库存又增加了！ 好地段和差地段，好房子和差房子，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以前老家卖两套房，可以在一线城市凑个首付。 以后可能就要四套、八套…… 最后，说到最近比较热的通缩问题。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也说，目前中国不存在通缩情况，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有近9亿的劳动力，劳动力素质不新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挑战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他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说财猫，原文已被删除）
今天，看到朋友圈在转发一张售书截图，内容如下：现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函28册宣纸线装） 收藏版，外文出版社线装书局 售价9990元。有网友@David Wu发帖说：这是公开索贿！此乃史上最大的腐败！国有出版社公款出版私人出版物还要求公家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图书馆拿公款购买收藏。其任内出版的个人出版物版税数亿元，书记处有没有给他汇报过？他是否有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个近万元一套的宣纸线装《习选》售书截图在朋友圈引发关注，正值中办主任蔡奇操盘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选”运动，早前人们已经看到中共宣传部门组织文化届名流手捧“习选”摆拍的图片在网上传播，而参与摆拍的人也都算是文革劫后余生又再度披挂上阵的老将，不能不令人悲叹！有点历史感的人自然会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学毛选”运动，也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5月22日，以在北京残暴驱赶低端人口上位的现中办主任蔡奇在北京召开《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出版座谈会，蔡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可谓颂圣登峰造极，金句不断，一时间，蔡奇颂圣语录全网疯转，蔡奇说：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推动中国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要“学出政治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实干精神，学出深厚情怀，学出斗争本领，学出清醒坚定”。 他还说：不少同志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主题教育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开讲“第一课”，聆听之后都是醒酸灌顶的洗礼、触及灵魂的叩问、不忘初心的感召；无论是讲意义的振聋发联、讲目标的拨云见日，还是讲问题的语重心长、讲对策的鞭辟入里，都让人深受教育，真理的味道、思想的力量、领袖的魅力深深触动人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一经掌握群众，就会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学下去、悟进去，就一定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一定能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蔡奇的讲话如果说说者无意那么听者有心，网友@嫩刘五方发帖说：明捧暗讽，反正一尊那智商也看不懂。网友@中文熟推机器人发帖说：蔡奇，刘少奇，二奇斗艳。网友@yuese发帖说：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吹毛的圣颂，后来的下场呢？ 的确，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刘少奇是怎样被毛泽东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弃之如敝履的。 网友@量子跃迁发帖说：蔡奇的这段舔文，是歌颂习近平的登峰造极之作，其他五花八门的歌颂奇文都相形见绌了！蔡奇如此起劲的吹捧，其用心和意图，路人皆知。网友@Samuel651118发帖说：习思想？还是学蔡思想？网友@捉妖师发帖说：当初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称呼他亲爸爸，斯大林一死，第一个挑出来批判的就是赫鲁晓夫。网友@春如狗发帖说：蔡奇老贼，胆大包天高级黑。什么东西能入脑入心入魂？是血吸虫。钻入人体，潜伏于血管，拼命吸收营养成分。1958年中国消灭血吸虫病后，毛主席曾作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让习主席思想入脑入心入魂，就是把习主席比做血吸虫，就是暗指习主席是吸附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应该要像毛主席诗里那样，烧掉。其心何其歹毒也！网友@正清乐安发帖说：因为贪婪，在它一次赞美后有了利益，就会一直歌颂下去，根本停不下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无耻，只是不愿意放弃赞美得到的巨大利益，不愿意面对不歌颂的后果，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也是专制下的必然，更是独裁者的助推剂，绝对权力是死循环，是一条不归路，是人类文明史的万恶之源。 网友@Glory Belongs to Ukraine发帖说：金庸早就知道，预言了 “三尸体脑神丹”的妙用。入脑入心入魄入魂。但也没有预料有人主动要吃。蔡奇想必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吃“三尸体脑神丹”的高手。 网友@ALOG209发帖说：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发展，稳定，强大的力量源泉是“解放思想”，而不是什么“统一思想”，后者只能导致中国的崩溃和灭亡，这是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证明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网友@张杰发帖说：蔡奇要求中国人学习习近平著作要入脑、入心和入魂。这个要求如何做到呢？我想只有给大脑安上学习芯片。但中国芯质量不过关，一旦黑客侵入将笑果的段子植入，蔡奇只有跳河的命了。可悲！ 网友@中华民国光复者发帖说：习近平不断学毛泽东，搞“造神运动”! 中国民间信仰是历史人物去世之后才神化供人祭拜（如岳飞庙、关帝庙等）而习近平还没有死就想把自己塑造成神确实搞笑。连习近平端过茶杯也能成为“文物”，可见中共内部吹捧习近平的“高级黑、低级红”真不少！ 网友@XQ67590681发帖说：凡是吹牛拍马的颂圣者，他 吹捧领袖的热情，与他对人民群众的蔑视都是成正比的。北京市的人民都看到，蔡奇吹捧习近平如何不竭余力，他对北京市低端人口的凶狠就无人能及。这个酷吏终有一天将会受到人民的严厉审判。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圣颂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也是中国政治特有的技巧，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官僚在圣颂方面远远不如新崛起的一批拍马高手。很多人还记得十多年前蔡奇开过微博，且以敢言开明形象赢得不少网民的喝彩，在向权力中枢靠近时，超众的语言表达能力显然为他加分不少。比如上个月，蔡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就妙语连珠，为党国高官树立了前所未有的圣颂标杆。 比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引，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是又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实际上，早在六年前的十九大北京团的发言中，蔡奇就率先发出了圣颂的声音，是他率先公开喊出了“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且率先引用了文革中流行度最高的赞美毛泽东的一句话，称习“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 去年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蔡奇更是公开喊出了更多精彩的金句，把其他省市领导都远远抛在后面，比如“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让我们深受感召。总书记日夜思念关注着人民情怀，让我们深受教育……”“为我们掌舵领航的，就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一句句嘱托言犹在耳。”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的蔡奇，其地位和影响力在党内仅次于习，如此高超的圣颂技巧，党内从上到下好像还没人超越他，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快就会有更厉害的圣颂高手脱颖而出，这是中国政治的必然规律。 网友@疯狂宇宙发帖说：以前，我对中国古代的昏君和奸臣没有概念。现在，看看习和蔡，终于明白了。 网友@寂寞如灯发帖说：这一出出摆明了是奔千秋万载去的，用人民的鲜血浇灌出的果实，果然是最毒的！ （全文转自法广）
网上流传一张图，看后的感觉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如图所示。这是一张成都某区公办幼儿园网报未满一览表。 网络图片 其中，排在第一的幼儿园，计划招生人数为175人，报名人数为36人。排名第二的计划招生125人，报名人数26人。余下的更加惨不忍睹，好几家幼儿园报名人数为0——这不叫断崖式下跌，叫直接清零了。 由于跌幅太多夸张，有人怀疑这张图表的真实性。 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统计，目前报名尚且结束，甚至刚刚开始，最终的统计结果，肯定不会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由于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幼儿园已经出现关门潮，是事实。今年年初，《中国新闻周刊》就推出了相关报道。 我认为报道中的关门潮还只是预演，高潮尚未到来。看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为1700多万，到了2022年，降到了956万。2023年，有人估计只有800万，降到1929年的水平，相比五六年前直接腰斩还不止。 山东在2003年立下到2022年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恭喜，提前实现了。 2003年4月的一份报纸 人口出生暴跌，会带来系列连锁反应。这根传导链条，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长。 网络图片 幼儿园倒闭、幼师失业只是这根链条的第一环——此前报道，某地某幼儿园关门后直接转型烧烤店，幼师卖起了烧烤。可能很快，这样的事情就不具备报道价值了。 幼儿园之后，中小学呢？大学呢？ 今年大学毕业生超千万，而如果人口出生数下降的势头不能得到遏制，再过几年，也许把所有孩子填进大学，还会出现近一半的缺口。 母婴店呢？童装玩具行业呢？培训机构……呢？ 当然，很多人最关心的是，房子呢? 所有这一切，撑得住吗？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韩国的情况。 2022年，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中，韩国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五。 韩国生育率已经连续第五年低于1。按照悲观预期，韩国总和生育率恐将在2025年降至0.61。而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达到2.1以上，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水平。 也就是说，考虑到夭折等风险因素，一对夫妇要平均生育2个以上的孩子，才能保证总人口水平不至于下降。预计到2070年，韩总人口或将从5100多万人减少到3766万。 因低生育率导致学龄人口减少，截至2020年，韩国遭废弃空置的中小学校累计达到1400多所。 在高考报名人数已经低于大学招生人数的现实下，近5年，韩国地方大学已有20多个专业全部消失。2023年的招生中，报考人数为0的专业激增至26个。 今年，至少有55所韩国地方大学将面临倒闭危机。韩国媒体用凄美的句子写道，“这场倒闭潮将由南到北，和樱花开放的花期同步。” 与之相对应的是韩国的房价暴跌。 在首尔江南区，一套面积仅25平方米的公寓，售价曾高达3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76万元）。但现在只要23.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31万元），降了8.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 在附近其它高级住宅区，甚至还有公寓降价超过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21.9万元），价格骤降30%-40%，成交量更是暴跌70%。 着急的开发商，甚至开始房送奔驰，送香奈儿包包，送金条，仍然无济于事。 韩国房价暴跌虽然是多重因素促成的，但人口下降无疑是其中致命的一击。 韩国的学校倒闭潮与房价下跌潮，可能为我们提供了预演——我们的房价下跌已经开始了，有人说我们的楼市是秘不发丧，但大家都能感受到其间的寒气。 而学校呢？ 这几年师范类专业大幅扩招，等他们毕业时，面对的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 我一直认为，时下很多大学所开设的专业为早该被市场淘汰的垃圾专业，纯属误人子弟，浪费教育经费与他人青春。今天，他们还能通过强行搭售等方式将考生塞入这样的专业，再过几年，像韩国一样，当越来越多的专业报考为0的时候，又当如何？ 人口下降，多米诺骨牌效应将次第展开，你准备好了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梁建章先生有些焦虑。身为携程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这些年，他更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今年的情况让他觉得有些糟糕，“生育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了”。 他的焦虑来自一组数据。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人口数据，他“有点震惊”——截止202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近6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有人将2022年称之为“人口下降元年”。这一年的新生人口是956万，仅有2016年的一半。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生孩子了？ 他预料到了人口负增长，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从2007年去斯坦福大学念经济学博士开始，他就把人口和创新作为他研究的首要问题，“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人口问题的认知，都有各自的盲区”，在新书《人口战略》中，梁建章说，“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并不清楚人口的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政策是一个敏感话题，缺乏讨论”。他相信自己的多重身份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也认为做学术和做企业一样，都是在为社会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他有两个微博账号,一个是“携程梁建章”，有25.6万粉丝，不常更新；另一个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有83万粉丝，保持稳定的更新频率，每隔几天，他都要发表文章，有时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有时发一些数据分析，或者隔空与一些专家、网友“打个嘴仗”，然后再辟谣一些对他言论的“杜撰”。 他不遗余力地“催生”，提出的建议有时显得过于激进，这时常为他招致批评，但这些似乎不会挫伤他表达的热情。这是他少有的超过1小时的访谈，因为此时此刻，他愈发察觉到发出警示的重要性。 我们和他聊了聊，人口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了？女性的生育与职场困境该如何解决？以及，一个人口学家如何理解不育的个人选择？ 以下，是《人物》与梁建章的对话： 人口负增长的警示 人物：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只有956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你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梁建章：有点震惊。虽然这么多年，我对人口的预测是有预期的，二胎政策放开到现在，人口出生数量从180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1000万以下，这条曲线在预料之中。但是回头看，也不过就六七年的时间，短时间内下降几乎减半，并且是在和平繁荣的阶段，即使是我也是有些震惊。日本之前也出现过出生人口的下降，但是没有短期下降这么快。 人物：从人口学家的角度来说，人口出现负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公众的讨论中，你认为哪些内容或危机是被大众忽略掉的？ 梁建章：现实层面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老人的福利是靠年轻人提供的，如果两个人都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家里四个老人，赡养负担很重，你根本照顾不过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 但很多人还没能理解的事情是，人口的下降不仅仅是劳动力的问题，也是创新和综合竞争力的问题。 大部分人只关注人口总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总量也只是略微下降，总量的略微下降掩盖了新出生人口的剧烈下降。马上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有一半的小学、幼儿园，招不到学生了。更大的影响是，二十年以后劳动力会减半，各方面的需求也会减半，无论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需求减半了之后，国家的竞争力与创新力的影响就不止是减半。如果整个社会创新力不强，那么社会财富在全球的饼里面就会分得更少。 人口本身会带来规模效应，四个人比两个人更强，人多的时候是规模正效应，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合作，市场规模越大，就能分摊更多的成本。如果四个人减到两个人，规模效应减掉的不止是一半。这对未来中国的创新力，二十年以后是巨大的影响。 人物：你在新书《人口战略》中预判，按照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低预测的情形下预测，我们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这种预测的原理是什么？如果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这是基于生育率的预测，而生育率的预测要考虑到背后的成因，目前中国导致低生育率的证据还在加强。 现在中国影响生育的最高的成本是教育、房价以及社会福利。我们预测中的高预测、中预测与低预测的不同点其实是基于对未来生育福利的预测。中国房价高，短期内无法解决，福利也比其他国家小，教育的内卷程度目前只有韩国能比。目前韩国的生育率低于1，一对夫妇平均生不到一个孩子，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为1.1，但韩国现在在生育福利上不断投入，有可能会回升一点，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会接近于韩国。 人口优势会在100年内丧失很好理解。100年是四代人，2022年中国出生了956万人，如果人的平均年龄是80岁，以减半的速度下降的话，一代人是四百多万，两代人的话再减半，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两三百万人。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是14亿，两代人是1/4，三代人是1/8，以此类推，这就意味着一百年以后，总人口可能还有四五亿，但人口的（衰减）趋势一定是奔着2亿人去的。 尼日利亚现在只有2亿人口，但由于尼日利亚的出生率是中国的5倍以上，按照这种趋势，在十年之内，尼日利亚的出生人口就会超过中国。而按照育娲人口的预测报告，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大国地位会成为一种历史。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中国一对夫妇平均生1.1个小孩，这已经低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1.5的生育率的警戒线。而北京、上海的生育率甚至只有更替水平的1/3，这是非常不乐观的。如果没有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那人口大国的地位肯定会不保。 人物：你的书里有一个词汇，生育率下滑惯性。这会导致什么？ 梁建章：它有一定恶性循环的作用，如果这个社会都习惯了没有小孩或者只生一个小孩，那对多孩家庭就不会那么友好。房子只造小户型，酒店也不会提供很多家庭的房间。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人物：你也会拿日本的数据与中国对比，但其实房价也好，教育也好，在日本同样也是非常高成本的。为什么中国这样的情况会让你更担忧？ 梁建章：房价要跟相对应的收入一起来看，日本的房价除了东京的黄金地段，其实没有那么贵。虽然东京的房价跟中国的一线城市差不多，但比不上深圳、上海、北京。其他城市的房价比中国还是便宜一些，尤其在对应他们的收入之后。日本的教育比欧美卷，但是没有中国那么卷，日本小学生的习惯培养也要比中国好，你在日本可以看到小学生们背着小书包独立地上学，独立地做家务，养得很精细化。现在日本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比以前更积极，福利也更好。以往日本都被认为是最坏的榜样，事实上我们的问题要比日本严重得多。 虽然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结婚不生育，但他们的家庭如果有小孩，一般都是两个以上，平均生育数量是1.3—1.4，韩国是0.8，中国在两者之间，中国的大城市比韩国更差。未来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会往大城市汇集，行为也会更接近于大城市，情况是要比日本差很多的。当我们的生育友好程度能够赶得上日本，进一步需要向北欧国家看齐，那才有可能避免像日本经济出现的状况和问题。 人物：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生育环境？在中国，一对夫妻养育一个子女，平均要花费的成本是多少？ 梁建章：中国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更客观的计算方式是用生育成本减去福利除以人均GDP，北欧国家得出的结果是两三倍，中国和韩国要六七倍，这也就意味着要花六七年的收入才能养得起一个孩子。当前中国抚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平均是50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平均生育成本已经接近每个孩子100万。生育成本直接影响生育率，所以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人物：你是否观察过中国的生育率地图？我们观察到，中国的一线城市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只有0.7-0.9，北京出生率全国最低。从区域上看，北京低生育率的原因与东北不尽相同。生育率与哪些因素呈正相关？ 梁建章：东北的城市化率高，整体的经济不是太好，收入比较低。这对年轻人来说，压力会大，因为年轻人承担了新的产业与新的就业机会（的功能），这部分增量缺失之后，经济发展就更停滞，年轻人流失得也多。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流出路径是去一线城市，在新的城市，他们作为外来的年轻人，生活成本与购房压力是很大的。 这么来看，虽然东北房价和生活成本与一线城市比起来没那么贵，但经济不景气，人口流失，留下的人收入也不好，抚养孩子的压力也大，生育率就比较低。这其实是一个自反馈。 能跟东北对比的是广东，广东经济很好，年轻人机会也多，虽然也有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但整个广东地区的生育率还是要比其他地方好。 人物：你的影响生育率的三大要素里还提到了教育。鸡娃是中国特色吗？ 梁建章：鸡娃不是一个坏事，说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重视，但如果引导去无效地考试，那就是坏事。教育这些年确实卷得越来越厉害。教育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现在硕士已经变成以前的大学文凭。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高考的问题，一个学生在中学期间至少是用两年的时间去复习应付中考和高考，而现在的信息化程度本身就提供了工具，许多知识是未必一定要他们记忆的。另外，让一个孩子十几岁就完成了对人的选拔，教育效率很低，所以高考相关的体制需要改。 精英女性不生育对社会的影响 人物：你好像很少提及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一些年轻人选择不生育或少生育可能是因为成长中的创伤、对未来的期望落空等等原因。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好像生活在一个庞大又难以喘息的“机器”里，因此丧失生育的意愿。对此，你怎么看？ 梁建章：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了。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她们不一定会选择传统的结婚的这条道路。我觉得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办法，不可能回到女性不独立、靠结婚才能生活的状态。 单身女性要生孩子更不容易，一个人养家的压力比两个人养家压力更大。如果养孩子没有成本，大家一定会觉得养孩子比养猫养狗要更有成就感，这是人性本能。单身女性整体教育水平其实是社会中的精英，她们如果不生孩子的话，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对社会都是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人物：所以你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女性受教育后的生育意愿降低，而这个困境是无法避免的。 梁建章：对，传统家庭肯定会越来越少的，非传统家庭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社会能做的，只能是为她们提供各种福利，降低养育成本。这也要牵涉到非传统家庭的小孩社会认同与法律问题。如果福利跟上去，同时采取辅助生育、精子库等手段，社会上也逐步认可，满足单身生育的意愿，那对生育率是有帮助的。 人物：还有许多女性不生育或者少生育，是觉得生育会压缩她们在职场的竞争力。在中国更广泛的就业环境里，育龄女性依然会在就业市场遭到隐秘的歧视。如果鼓励这些受到良好教育且有工作能力的女性生育，她们又该如何平衡职场困境？ 梁建章：女性的确时间的紧迫感与压力都很大，孩子的照顾、升学考试的任务也压在她们身上。原来可能20岁就能工作，现在硕士毕业就到了25岁，留给她们职业发展和组织家庭的时间非常短，她们要同时兼顾，到35岁之前只有10年的窗口期。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建议高考改革，缩短学制。 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女性的职业生涯并不一定比男性的机会成本高，现在的工作主要靠脑力，而不是体力，女性的寿命又更长，生两个小孩可能影响两年，但从整个职业生涯来说，职业生涯的时间并不会比男性短。 那企业要在这段时间尽可能地帮女性提供更好的环境。如果这个时间段里连续生两三个，也会有规模效应，抚养两三个小孩的成本与一个小孩不是成倍数同比例放大的。一旦过了孩子最小的阶段，能够提供更好的托儿所，以及保姆的支持，直到孩子上幼儿园，女性的成本就能降下来。等这10年窗口期平稳地度过去，女性和男性的职业发展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人物：从企业的实践来讲，你在携程施行3+2的混合办公模式，且给女性更多的生育保障。这些制度的推行顺畅吗，是否会遇到一些阻力？在实践中，你会发现我们距离生育平衡和女性权益保障，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梁建章：携程（推行这些政策）一开始也比较困难，因为是一个新的尝试，大家不太了解会有什么效果，虽然国外有的公司已经是这样了。3+2的混合办公模式六七年前我就倡导去做，先是在局部的部门推广，效果还不错，但往全公司推的时候，还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主要是管理人员的怀疑态度比较大，虽然我是公司的一把手，也很难强推。后来有了疫情，大家不得不尝试和习惯远程办公的方式。在这个阶段，企业内部还是有争议，我们就先在几个部门试点，随机抽人在家办公，做对照实验，看这些人的工作效率与流失率，结果各项数据都很好，还节省了员工的通勤时间，提升他们的环境幸福感，最终管理层才下定决心去做推广。这一点从时机上确实要感谢疫情。后来大家也慢慢适应了这种方式，开始沉淀成一种新的公司文化与优势，这对我们的招聘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给女性的辅助生育、生育基金以及带薪假期。表面看，这些给女性的生育福利成本是比较高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没完全放开，要经理级以上，但员工也会综合考虑到她的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也能提高对公司的忠诚度。这对企业很好。我希望其他企业也能够考虑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应该拿出一大笔钱来鼓励生育吗？ 人物：这些年中国出台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从一孩化政策到二胎放开再到现在的鼓励三胎，四川等地也在推行单身生育合法化。为什么生育率还是在下降？ 梁建章：因为我们现在生育福利很少，也没有说哪个地方可以不用排队进公立几乎免费的托儿所，也没有拿到生育的奖金。只是局部会有地方提出生孩子一次性奖励几千块钱，最多几万块钱，跟几十万的成本相比这并没有太多。即便奖励，要每个月几千块钱才有用，一直扶持到18岁。真的要提高社会福利还是需要拿出GDP的3%—5%来做这个事情。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用GDP的百分之几来解决最大的问题，我以为是非常有必要和值得的。 人物：GDP的3%—5%，这甚至会超过教育与医保的财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我们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鼓励生育吗？ 梁建章：这个问题的思考逻辑是，人口问题是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事情？人口大国变成人口小国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不能接受，那愿意花多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GDP的5%只是一年的增长，如果用一年的增长来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年不要过今年的生活水平，今年去过去年的生活水平，把省下的钱花在有孩子的家庭身上，这个钱并没有浪费，只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我们对基建的投入要比其他国家高大约10%，未来中国也不需要那么多基建了，没有那么多人口再造那么多新城有什么用？资源重新分配后，整个社会是有这样的资源去容纳更多的小孩的。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你的孩子刚刚结婚，说不生小孩，那你愿不愿意拿出你一年的工资，而不是5%，给你的儿子、媳妇说，生一个小孩就给你我一年的收入，帮他们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你肯定是愿意的。一个小家庭可能没那么多钱，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尚且能够整合，整个社会应该也是有这个钱和意愿要去做这件事的。 人物：世界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里，仅有美国是发达国家。这其中，甚至还有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与经济、创新、创业的正相关关系似乎又失灵了。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创新的关系？ 梁建章：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发达国家里人口最多的，也是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创新中心。而中国长期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直到2023年，印度人口才超过中国），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 我们可以用印度来对照，它也是个人口大国，也经历了跟我们一样的时期，计划经济、对外贸易也比较封闭。在它起步初期，基础设施和基础资源是最重要的，那个阶段甚至连教育还没有普及，创新在这个阶段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政策的主导作用是重要的，他们最重要的是学习和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与基建。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再多也是贫穷的，人口再少也是贫穷的。改革开放后，施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人口多才会成为优势，最开始可能只是廉价劳动力，但他们可以进行基础建设，等整个国家向中等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规模效应才会凸显，创新就越来越重要。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规模优势是最大的，欧洲、德国和原来的日本，都可以集聚一些产业的集群与创新。 中国现在正在向这个阶段过渡，印度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没有中国有效率，所以相比之下，未来中国的人口的效率会越来越被放大。但这个优势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在下滑。 而人口的质量与数量分不开。小国家不可能造火箭，要造芯片也很容易被掐死。现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也在发展，会降低一部分对人的需求，但也需要人的不可替代性。我们需要天才的产生来带动创新的产生，一千个人中筛选出的天才和一万个人筛选出的天才是不一样的。 “企业家更容易理解人多是个好事” 人物：作为企业家，你为什么一直会如此关注人口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 梁建章：2007年我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主要是想在经济学术研究方面做一点贡献。学校就在硅谷，当时的硅谷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很自然的我就把创新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完发现人口和创新之间具有这么大的关系，但当时的中国还在施行一胎政策，非常矛盾。当时我提出这些观点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也不太允许讨论，统计的数据也不够真实，就感觉自己有责任去改变这个事情。 人物：这跟你的企业家身份有关系吗？对企业来讲，用户就是人，当中国的人口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家是不是最先焦虑的群体？ 梁建章：企业家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多是个好事，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也没有那么深。现在政府也开始理解了，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抢人。老百姓可能没有这么宏观的视角，但年轻人很快就能看到老龄化社会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尤其会受到剧烈影响。 人物：很多人认为你的建议中看不到年轻人的个体困境和“具体的人”，你怎么回应？ 梁建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当然会有每个人自己的偏好。我也不是说每个人必须应该有多少个孩子，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和平均意义上去讲，基于大部分年轻人是想要的情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降低生育成本，使得有这个意愿的、愿意有好多孩子的人，减轻他们的阻力，如果这些人都能够被满足的话，那就没有问题，正循环就还可以继续。 人物：现在在企业家和研究者之间，你怎么平衡精力？这个身份各占多少？ 梁建章：7:3的比率，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公司。疫情以后，旅游行业有很多很多新的机会，我们整体的业务发展得很不错。越是开放，越是走得多，跟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交流，就会产生更好的想法。 人物：你最近思考的一个小问题是什么？ 梁建章：最近会思考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怎么样既减少压力又能够对人口有益，比如高考改革，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把大学普及化，但把人的筛选从高考转移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这样很多女性的择偶生育期也可以提前。也在思考AI的问题，这应该会对教育行业有很大的促进空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终于有一座城市允许房子降价…… 网络图片 房企降价属于市场行为，这个简单明了的判断被房管局说出来，居然有石破天惊之感受。也算是二十一世纪目睹之怪现状了。 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样的： 昆山市某房地产擅自大幅度降价，被住建局认定为扰乱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要求立即整改。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怎么换个城市就不一样了呢？ 当下中国，有三个迫切需要标准答案的问题： 1.都说房子是特殊商品，那房子的定价到底是不是市场行为？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需要给个准信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需要确定性，总不能一会儿是市场行为，一会儿又必须政府指导，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会让大家很为难，让经济很受伤。 2.【居者有其屋】到底是不是国家管理房地产的目标？ 近年来，房住不炒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也贯彻到了各级政府的房地产管理政策中，大规模炒房哄抬房价已经难上加难。那么，现在还在买房的自然都是刚需家庭。 房子价格降下来一些，让原本买不起的一批人买得起房，更多人能够实现居者有其屋。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降价促销也能让房地产商回笼资金投资新的项目，或者解救烂尾项目，怎么看都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当然，我知道前几年在高价位买了房的人会不开心，认为自家资产贬值了。可你又不是炒房的人，自己住的房子，价格降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砸了承重墙…… 3.房价跌下去，天会不会塌下来？ 房价下跌会引发资本市场连锁反应的说法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也不算是危言耸听，还是有点道理的。降价狠了，会引发房贷违约，牵连银行的安全，影响金融稳定。 问题在于，金融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稳定过啊……大A股从5000点跌到3000点会不会影响金融稳定？疫情封控会不会影响金融稳定？该发生的时候也没人能挡得住啊。 金融系统怎么就偏偏不能承受房价下跌的冲击呢？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房贷规模太大，一旦异动属于核弹级的威胁，这就靠点谱儿了，经济问题，总归是可以回到定量分析的桌子上来。 那么，房价跌多少是在国家金融安全承受范围内的，有没有测算过？总不能说跌一个点就会天塌下来吧？真要是把金融系统搞得这么脆弱，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自己先面壁思过三年？ 而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房价下跌当然会带来威胁，但宏观经济也有相应的应对调控手段啊。货币工具可以用，信贷工具可以用，土地供应也可以调节，怎么就对国家应对风险的能力那么没有信心呢？ 跌几个点需要配套怎样的应对政策，跌到几个点必须强力干预，总归可以有个数字的。有了定量分析，自然就能制定科学应对的调控政策，强行禁止降价交易算个什么事呢…… 其实吧……还有一个建议，我有点懒得提，因为知道提了也是白瞎，没人听。 道理其实很简单，地方政府想要保障房价不下跌，其实你也可以做点让房子增值的事情啊： 把教育配套搞好一点，把交通配套搞好一点，把房屋建设质量严格监管起来，质量好，配套好的房子，价格想跌下去也难啊。 你们愿意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国泰航空的事情你们知道了吧。 几个空姐，在操作间叽叽喳喳，歧视大陆人不会说英语。明明她们自己听得懂中文，但是乘客努努力，在用英语跟她们交流，把blanket说成了carpet(地毯），她们就说没有。在后台吐槽，说不出来blanket就不配拥有毛毯。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一部分香港人歧视大陆人的事情被放到桌面上来讨论。 网上有国泰的前空姐爆料，这在国泰的空姐里面是普遍现象，是每天发生的，只不过为什么现在才爆出来。 在她们眼里，坐经济舱的大陆人是穷鬼，而做头等舱的大陆人又是暴发户，反正没有一个好人。 但是其实，她们也没有端正自己的态度，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而已，收入未必有多高。 我觉得开几个人是好事，不过依然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今天简单聊几句。 第一，你不可能阻止别人从内心里歧视你。 即使全世界的普世三观都在讲不要各种歧视，但是没有用的。 人家关起门来，一样会一起吐槽你。 中国这两年虽然富起来了，但是在发达国家看来，国人整体的素质还是没上来，吵吵嚷嚷的。 我在日本坐电梯，整个电梯一般都很安静，没有人说话。一旦有人说话，一听就是说中文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是大陆普通话，有的时候是台普。 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怎么想？ 不过，他们依然要挣大陆人的钱，所以只是表面上比较谦恭而已，假客气。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知道他们内心瞧不上你，你会依然希望让他服务你么? 如果你选择了让他服务你，如果他做得不好，你会不会投诉他，甚至故意挑他的刺，让他的奖金受到影响。 我觉得国人在海外，就是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在日本遇到两次。 一次是坐电梯的时候，一段非常短的电梯，我上去以后，没注意，站在中间，而不是站在左边（日本都是靠左）一个老头，从后面冲上来，大喊一声LEFT，把我顶开，冲上去了。 还有一次，我去一个稍微高级点的餐厅吃饭，到了以后，带着我去门口，给我看门口的告示，上面写着男士不可以穿短裤进去。执行地非常严格，我只能下去从新买了条长裤。真的很尴尬，我的裤子也不是特别短，是一条七分裤而已，不知道这么执行，有没有一个原因，是我不会说日语，一看就是歪果仁，导致人家故意刁难我。 第二，要改变别人的歧视，从国家层面，要做的就是强国，从个人层面，就是提高个人素质，多出一些优秀的人才。 在海外，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在后面支撑，华人才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也只有越来越多华人在国外的重要岗位上站住，华人也才可能被更多人看见。 而个人素质这种事情，一两代人很难改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来个二三十年，我估计就会很好很多了。 像国泰航空这种事情，在大陆人自己的地盘上，我们当然说了算。 但是，在歪果仁的地盘上，很难说人家不和稀泥，这个时候，只能靠华人自己团结，或者国家出面来施加压力。 不过，投诉他们，在互联网上曝光他们，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因为无论如何，从表面上，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不鼓励歧视的。 第三，除了种族歧视，生活中的歧视还有很多。 个子高的歧视个子矮的，长得好看的歧视长得丑的，有钱的歧视没钱的，正常两性取向的歧视LGBT的，甚至还有职业的歧视等等，很多很多。 其实内心里的歧视，是无法消灭的，只能从表面上看起来大家乐乐呵呵的。 大家要做的，还是要一边强大自己的这个群体的力量，一边公开挑战这些歧视和不公。 跟歧视自己的群体的人干！ 只不过，如果大A的股民，要是真的别的国家的股民歧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跟谁干呢？NND! 只能骗骗自己，别的国家的散户，是不是都不炒股，早就被市场消灭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卫斯理观察）
让我们谈谈中产，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如何自处，如何安顿自己安顿家庭，如何重新梳理自己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最近又有不少大厂传来裁员的消息，社交媒体上又是一派忧心忡忡。 经济大形势是怎么样的，懂的人也都懂了，不想懂的人继续坚持；大厂的现状前景如何，知道他们之于中国经济重要性的继续惶惶不安，仇视资本的也请继续仇视。 如何理解经济，如何理解这个世界，道术已为天下裂，我们不仅不共享一个价值观，连基本事实都早已存在平行世界。 对于看空经济的人而言，继续看多的人其实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否则，你想卖房卖给谁，你想换汇就会遭遇挤兑。 还是让我们谈谈中产，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如何自处，如何安顿自己安顿家庭，如何重新梳理自己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01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与中年中产失业，谁更惨？ 各有各的不堪，但大学生的困境更多是社会造成的，与个人关系不大；而中产则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的决策失误，或者说，理财观甚至是世界观出现了问题。 这几天，传播最多的一个段子是：很多原本年薪百万的高级中产被裁后，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百万级的工作，只能屈就五十万级的工作，这样一卷，原本年薪五十万的那批中产可能就此丢掉了工作。 其实真实情况远比这个复杂。那些年薪百万的高级中产失业后，他们原本倒没有太多孔乙己长衫式的包袱，即使是五十万年薪，在全球范围内也算高收入了，所谓心理调适只是个极小的问题。 但问题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收入最高峰的时候，按照百万元的预期收入，买了房，借了数百万甚至近千万的房贷，每月的月供动辄三五万。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大幅降薪，根本不是心理上舒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每个月的月供都要还不上了。 今年3月，就有一位大厂的高级专家被裁后，写信向市长求助：“我是18年买房，每个月房贷有三万多，最近面试找工作是很难，没有合适的薪酬。” 问题当然不是出在（曾经）年薪百万上，减薪或失业也不是中产自己的问题，更多是时代和经济大环境的问题。 问题出在中产们误以为年薪几十万、上百万可以永远延续下去，甚至不断增长，直至财务自由。更大的问题出在，中产们基于自己最乐观的收入预期，大额消费，不当举债，没有任何风险意识。 这两天，有网友调侃中产称：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不构成投资建议。 真够损的，但道理是对的。还是用股市的话来说，中产们将非经常性收入、一次性收入、经济周期性收入，当作了经常性收入、可持续性收入。 有些年薪百万的，在贷款买房时，甚至还会将自己未来的加薪预期计算进去，你问他月供五万是不是太多了，他说等到几年后年薪两百万的时候就不多了，他不想延迟满足，现在就要住大房子。 你说他们这些想法有错么？好像也没错，2018年以前，中产收入、房价不就是这么螺旋交替竞争性上升的？早早地买个大房子，坐等升值，坐等收入上涨，然后过几年还能再买个二套房，这不就是经典的中产致富大法么？ 02 买房如此，教育竞争也是如此。 上民办学校好不好，上国际学校好不好，当然好，这没有什么争议。 但问题是，很多中产就和买房一样，无视自己的收入和资产情况，早早地为孩子规划了一条国内上双语，高中或本科留学的国际教育路线。 比买房风险更大的是，国际教育有着“不可逆”的特性，甚至可以说是不归路。你全家收入五十万加，孩子从小学起上一年十几万学费的双语学校，上了一半，当你发现自家钱不够花的时候，会异常尴尬：继续上吧，没钱；中途回体制内高考路线的，孩子会极其不适应，这就是两种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相当于从小学起练了多年篮球，中学转回足球队。 民办教育很好，国际路线更好，但前提都是有足够的钱，不能一讨论未来，你就拿预期来说事。 我甚至听过这样的说法：就算以后减薪了也没关系啊，我们手上有房子，大不了卖了房继续供孩子读书，有第二套卖第二套，没第二套也可以卖了租房住啊。 我非常欣赏这种为了孩子教育付出一切的精神，我想这些人也看到了国内教育的弊病，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先行者了。可就是他们，仍然陷于一个逻辑陷阱里：谁告诉你未来房子就一定值钱了，谁告诉你房子一定可以随时卖掉了？ 这还是一种预期，一种基于过去中国房价年年上涨，有极强流动性的预期。 但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孩子的未来，自己家庭的财务，全部堵在这个并不牢靠的预期上。 打个比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是觉得国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吧？但为什么放在工作上，放在房子上，你就又转入另外一个思维模式：中国经济没有问题，会一直好下去，会没有波动地一直好下去。 我承认，这种逻辑冲突几乎是我们普通人无解的，但首先，你得认识到这种冲突，然后重新思考自己的财务、家庭和生活。 03 房贷近千万、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国际，就是这个时代（高级）中产的经典“作死三件套”。他们要乐观到何种地步，才敢将自己和家庭置于这种高风险的财务状况之下？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人经历了可能是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经济扩张期，这当然是好事，也让他们特别是中产们养成了一种很不健康的预期管理：收入会越来越高，房价会越来越高，日子会越过越好。 我非常同情这种乐观，在本质上，没有乐观，就没有人类这个物种。 但这种乐观更多指向的是乌云总会散去，人类社会总会回到正轨。但具体到个人生活和预期管理，这种乐观是极其荒谬的。 说白了，这不是乐观，这不是预期管理，这是赌博。 一个人因为现在年薪百万，所以借了上千万的房贷，给孩子上几十万学费的学校，这就是赌博。 赌赢了，皆大欢喜；赌输了，就是烟消云散。有一个词，我始终不忍说出口。 2018年之前，中产的乐观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缺乏更多的思想资源去预测未来；但2018年之后，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内反资本舆情的形成，你竟然还可以保持非理性乐观，大幅举债，那就真的不只是环境的问题了。 很多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 有些人很有意思，道理都懂，平日朋友圈也喜欢转发各种经济分析，貌似很理性，但具体到自己身上，就觉得大环境不佳与己无关，自己、工作和房子将足够幸运穿越经济周期。 这是何等地自负。 当然，如果是那种到现在都认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人，我连劝都不想劝了。 其一，他们的认知，可能就决定了他们没办法成为高级中产，没办法面临中产的烦恼。 其二，他们的乐观对其他人或许也有好处。所有人都悲观的话，你想卖房子，卖给谁；你想换汇，就会形成挤兑。 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乐观者，只是我不希望你成为那个今年乐观，明年不知所措的预期管理失败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