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The Odyssey）全球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诺兰生涯最卖座电影
2026 年 8 月 11 日
8月15日，国新办就2023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 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今年8月起，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主要原因是是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 比如，近年来，我国城镇青年人中，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 2022年，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到6500多万人。 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比如，随着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在劳动力调查统计中，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针对这些情况，国家统计局将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更好反映就业情况。 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共同努力推动统计工作不断完善，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对此有网友建议： 8月起，统计部门工资停发，因为不干活了。 但也有评论表示： 他只是不公布，不代表不统计，只是变成了内部资料。 （应该还是有活可干的，说不定还挺忙） 自公开以来，青年失业率一直都是一项备受关注的指标。 本质上这是劳动力资源问题，之所以受重视，在于青年群体和社会稳定的巧妙联系。 联合国有一项研究，青年失业与当地社会动荡甚至战争都有关系。 这一点想必很多历史爱好者都会认可。 本世纪以来，全球公共管理者对青年失业问题都相当关注（我国也是如此）。 2018年，我国开始公开青年人口的单独失业率数据。 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青年往往面临教育与就业结构性转换问题。 5月数据，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 20.8%。 最新的6月青年失业率为 21.3% ，比5月还有所提高。 7月开始，就不给大家公布了…… 之前，财新更发了一篇文章，《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 据北大张丹丹教授的统计计算，青年失业率可能达到 46.5% …… （很勇） 事实上，由于可查证的数据有限，具体失业情况长期处于黑箱之中。 大家对目前常规的失业统计标准（一周工作一小时就不算失业）普遍存疑，按另外标准计算的失业率或许也有，但不知是否有公开的可能。 如今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以及相应的就业困难十分严重。 并且其与周期性失业交织在一起，情况有点复杂。 青年失业率破 20%，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数据了。 更离谱的是已连续几年维持这种高位，一年高过一年。 暂停发布失业数据，可以理解为一种“应对措施” ，背后动机可能带有一定“高级黑” 的意味。 引用一个老梗： 当我儿子回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考试成绩，我就知道他考得怎么样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消息汇编）
最近，医疗领域的反腐风暴席卷全国。 而一位医疗女贪官被抓后，她的忏悔视频也跟着火了。这位女贪官在忏悔视频中哭着表示，自己贪腐被抓后非常后悔，自己五十几岁的人了，后面可能要坐一二十年的牢，出来后怎么养老？ 看到这个视频后，很多人都懵逼了。 一个贪腐人员，被抓后不想自己的行为有多恶劣，不想着自己的行为害了社会上的多少人，而是想自己贪污被抓后出来还怎么养老，合着你这不是在忏悔啊，你这分明是在卖惨啊？ 自己给社会造成了这么恶劣的影响，出来后还想舒舒服服颐养天年，这是觉得自己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吗？不然凭什么要老天这么眷顾你一个贪腐人员？ 只想着自己的养老，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那些掏空积蓄去看病，甚至为了看病最终被这些贪腐分子整得家破人亡的患者们，又该如何养老呢？ 既然这些被抓的贪腐分子那么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那我就从我的经验出发，给这些贪腐人员支支招，告诉他们出来以后该如何养老吧。 以下就是我想出来的贪腐人员出狱后的几个养老的方法： 1、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或者把闲置的汽车拿来跑滴滴，然后把收入用来养老，这就是一种很不错的养老方式。 我之所以会想出这种养老方式，灵感完全是来自清华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许宪春： 我认为许教授说的这个方式特别好。 而且我们假设上面的那位女贪官现在是五十多岁，假设被关个十几年，那出来之后就是六十多七十岁，六十多七十岁，按照下面这位北大教授的说法，这个年龄，正是可以挖掘老年人口红利的年龄： 所以70岁出狱的这个年龄，按照这些专家们的说法，完全是正直年轻力壮的灿烂年华啊。 所以这些贪官出狱之后，只要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或者把闲置的汽车拿来跑滴滴，**这样灵活就业，其实就是一种很轻松的养老方式。** 2、还可以去拾荒，摆摊。毕竟很多权威媒体说了，老年人拾荒摆摊不仅可以赚钱养活自己，还很正能量。 六七十岁出狱，其实出来后完全还可以去拾荒或者摆地摊养老。这可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很多权威媒体说的。 例如这位91岁的拾荒老人，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资助他人： 这位老爷爷91岁了，都还能拾荒赚钱资助他人，你们这些贪官，出狱之后才六七十岁，这相对于91岁来说简直就是年轻人，所以有什么好焦虑养老问题的呢？ 还有下面这位老奶奶，都96岁了，还出来摆摊，这是多幺正能量的一件事： 所以说，一些贪官六七十岁出狱，这个年龄完全是一个很年轻的年龄，所以只要出狱后去拾荒或者摆摊，相信你们一定能像权威媒体说的那样赚到钱，而且不仅能赚到钱，还能成为媒体口中正能量的代表，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啊。 3、还可以去炒股。 这个建议，我是根据著名媒体人胡锡进的经历想出来的。 毕竟著名媒体人胡锡进最近大张旗鼓的进入股市后，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布自己在股市上赚到钱了： 实际上，胡锡进的年龄，也正好是六七十岁的年龄。 老胡一个六七十岁的人进入股市后，时不时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告知大众今天又从股市里赚到多少钱了，可见股市里的钱，还是很好赚的。毕竟胡锡进已经向大家证明了。 所以，胡锡进都能赚到钱了，你们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所以出狱后，应该拿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冲进股市，这样很可能就能赚到一辈子的养老钱了，毕竟胡锡进已经向你们证明了，你们难道还不相信著名媒体人胡锡进的话吗？ 所以，如今这些被抓的医药领域的大佬们，出狱完全没有必要焦虑。毕竟养老这种事情，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只要你们相信专家、相信媒体、相信胡锡进，那你们出狱后肯定就能轻松养老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7月以来，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公布了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海以12183元的缴费基数和7310元的基数下限高居全国第一，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人想交社保，不管收入多少，都得负担至少2558.5元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 社保，本来是给每个人托底的保障。有全职工作的人通常不会为社保烦恼，单位会承担大部分费用，然而，一旦失去工作，社保就需要花费精力和金钱才能继续维持。有人采取各种方式，挂靠、办理灵活就业，甚至自己开个公司，而现在，随着全国各地社保基数连年上涨，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们，身上的负担又要加重。 为此，许多暂时没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和自由职业者，开始权衡交社保到底有没有用，对于他们来说，退休还很遥远，社保最大的作用是和这个城市的连接——买房、买车，过上稳定的生活，社保都是一个基础。而现在，他们觉得，这个连接，似乎也没那么重要。 社保涨了 冉冉今年24岁，工作了两年，有10万存款。6月份，她裸辞了，想给自己一个gap year，体验一下自己喜欢的生活。 一番盘算后，存款还是够用一年的。但没了工作，社保也会跟着断，好在5月初，上海放开了灵活就业的户籍要求，她可以以灵活就业的身份自己交社保，每个月2282元，一年两万七千多，她把这笔钱预留了出来。 计划赶不上变化。7月1日，上海社保基数提高，灵活就业者每个月需要缴纳2558.5元。多出近三百块，都快赶上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了，这让她犹豫起来。“太高了，以后我不在上海长期发展的话，其实也不是必须在上海交社保。”在上海交一年社保，意味着存款会缩水三成，最终，她选择回家乡安徽交社保，每月只要1200多元。 在上海，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又想交社保，那2558.5元将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再算上两千元的房租、一两千元的餐饮和其他开支，6000元，是一个基础的生活成本。而在上海，有大约300万灵活就业人员，分布在网约送餐、快递物流、家政保洁、建筑装潢、网络电商等行业，大部分灵活就业者的月收入都不高，也就六七千元，而且并不稳定。 因此，即便灵活就业也可以自己交社保，很多打零工的人，也没有考虑在上海交社保或在上海退休，赚一些钱回老家，是更普遍的想法。根据上海市人保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全市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536万人，而在七普数据里，上海常住人口2487万，0-14岁非劳动人口243万，再除去在校大学生55万人、交了城乡居民保险的近100万人和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没有养老金的老人，在上海可能仍有四五百万的劳动人口并没有参与社保。 根据上海人保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上海社保参保人数已经出现下滑趋势，3月末比去年末减少10万人，5月份放开外地户籍灵活就业参保后，6月末回升了3万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留在上海，对社保也犹豫起来。没有固定工作的，更是非常佛系，有钱就交，没钱就不交，管不了那么多，社保一涨价，就更不想交了。 27岁的上海人蔡旻旻，最近几个月正在全职备考专升本。备考间隙，她在奶茶店兼职，一周去三天，每个月能赚七八百块，勉强够生活开支。蔡旻旻的社保已经断缴一个多月了，考试在10月底结束，她准备找到下一份工作再尝试能否补缴。她听说，断缴社保可能影响以后的养老金数额，但因为社保“太贵了”，几乎是她目前打零工月收入的三倍，没有犹豫就断缴了。 而25岁的内蒙人金昊，两年前大学毕业带着两万块钱来到上海，一直以零工为生。幸好大学时在家里要求下，考下了建筑行业证书，遇到项目，他去公司挂靠一阵，能交上几个月社保，没项目时，社保就中断。他不追求连续缴纳社保，因为压根儿没考虑过在上海买房买车的事情。 年轻人们还有很多选择，但对于已经交了很多年的中年人来说，即便突然没有了固定工作，也不能轻易断缴社保，沉没成本太高了，只能选择继续“熬”。 收到社保局寄来的信函时，徐文禾感觉，失业中年人的焦虑又糊一层。信里头提示她，7月起社保基数提高了。“这笔逐渐增加的硬成本啊，为了养老却不得不交。” 徐文禾今年38岁，年初从互联网公司离职。算起来，她的社保已经缴够了15年，可以享受在上海的退休待遇。但徐文禾不放心，她决定交满20年。她担心等到自己退休时，年限还可能延长。这种不安全感来自父辈的经历。徐文禾的父亲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后，开始缴纳城市社保，等到快满六十岁，才发现缴纳年限不够，只好一次性补缴了好几年的社保。 如果还能找到工作，许多中年人不会优先考虑办理灵活就业。原本，徐文禾想着，等处理完家事，自己还要回归职场，她先在朋友的公司做了代缴，保证社保的连续性。等到五月，又决定生二胎，她判断自己往后很难再找到工作，才转成了灵活就业。 和徐文禾一样，35岁的陈怡，交社保已经13年，准备再自己交两年，至少凑够15年。今年四月，她从行政岗位上被裁员。因为找不到工作，为了医保不断缴，她只能办理了灵活就业。 对于突然失业的中年人来说，多出两千多元的社保支出，生活的负重又增加了，他们也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找到，什么时候找到，相比社保，找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稳定的工作 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往往就不用担心社保的问题，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年轻人天然不稳定，容易跳来跳去，而中年人，则随时背负着失业的风险。 2021年，冉冉大学还没毕业，就进了这家公司实习。那时，因为“一体化管理”，她也被卷入公司的加班风气中。早上九点打卡上班，下班卡到能赶上地铁末班车为止，能延则延。最麻烦的是，公司规定一个项目组要一起下班，冉冉的时间常常耗费在等待组员的过程中。不加班的日子又都在出差，最久的一次，她在外地待了三四个月，每天的生活只剩下办公室、食堂、酒店三点一线。 冉冉是安徽人，地理位置的接近，让上海成为一线城市中，最顺理成章的选择。初来上海，陆家嘴的繁华也触动过她，但在相册里留下的光鲜很快就消散了。单程通勤超过1小时，“路上的繁华是一种与我无关的繁华”。 工作不止占据了她全部的时间，也开始侵蚀她的身体。有几次熬夜，心脏开始出现针扎一样的刺痛感。有一回在公司，她忍不住和熟悉的同事们抱怨，“加班太久了，心脏不舒服”。结果领导说了句，“正常，熬夜就会这样”，轻飘飘地回应盖住了心脏疼痛的恐慌。而领导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冉冉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但她知道，“这个环境把病态的事情当成正常，那只能说环境本身是病态的”。 想离职的念头越积越沉，直到今年3月，一次大面积返工，让她下定决心。“我不想一直等，我不可能永远二十多岁，还是想试试有生命气息的生活。” 陈怡原本没想过办理灵活就业。那是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她是待了七年的老员工。年初，领导曾经提醒她，今年会有裁员。“最后一天”来得很快，公司对所有处于哺乳期和休产假的员工进行了梳理，分别进行谈话协商。陈怡考虑，“过了哺乳期，保不准公司还会有下一波裁员，可能马上也轮到我。”她没有选择留下，拿了八九个月的赔偿，离开了公司。 早早拿赔偿走人，也是想抓住金三银四，迅速找到下家入职。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找工作的难度仍然超出了陈怡想象，面试基本没有到过第二轮。还有一些刺痛她的对话会反复发生： “孩子多大？” “1岁，我们家三个老人带孩子，完全不用我操心孩子的问题。” 对方会追问：“这种情况下你能接受加班吗？” 陈怡明白，对方这么问，已经表明了公司可能工作量特别大。她只好降低找工作的标准，也开始投递前台等岗位，但连简历关都过不去，“对方觉得太资深了，超出条件”。 没办法，陈怡只能考虑转行。她去一家中介机构当起了兼职，每租售出一套房，就能获得提成。虽然目前只成交了一单。但这成为了她的新事业，兼职不需要坐班，她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公司。 也有很多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在上海的自由职业者中，年轻群体越来越多。摄影师、撰稿人、画师，算是薪酬偏高的工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工资并不一定比在公司少太多。但风险也很明显：接单量并不稳定。 金昊是模特，主要接一些淘宝商演、展会等活动。他明显感觉到，市场竞争越来越大了。以往，他每个月平均能拿到1万左右的工资，但现在错过一单，就可能一两个月没有收入。光景好的时候，他的日程表上，未来几个月都被提前预约了。到了今年，朝不保夕的不安感越来越强，开始出现空档现象。 工作机会缩减的同时，竞争对象也变多了。刚入行时，遇到活动招募模特，10个人里头选5个。到最近，变成了50个人中选5个。一些奢侈品活动，被选中的难度会更大。今年三月，宝格丽展会选模特，100个人中选出8个。候选人要经历三道关卡，先筛选个人资料，再线上面试选出20个，最后线下定最终的八个名额。金昊被卡在线上面试，错失了1000块钱一天，持续40天的大单。 除了订单量不稳定，灵活就业者还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 艾影今年26岁，在决定成为一位自由摄影师前，她待过两家公司，最后实在不想上班，“坐在那里很占用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还有创造力”。因为喜欢摄影，理工科专业出身的她，转行到摄影。为了抵抗风险，她同时还在网上做家居博主，也接一些运营工作。她觉得自己属于幸运的那类，刚转行，就有朋友帮忙介绍客户，她也顺利得到了第一波客户的认可。 但一旦遇到变量，就可能意味着没有收入。去年初，她和男友在上海市区租了一间工作室，每个月房租一万五，押一付三，几乎搭进去了两人全部积蓄。结果遇到疫情，关门两个月，那期间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父母支持生活。 租下工作室后，两人注册了一个公司，社保虽然是以公司的形式交，但也是自己出，涨价后一个月5700块钱，还增加了许多开公司的隐形成本。 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人本身都是随波逐流，交不交社保，也变成一件随缘的事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医疗反腐，“性贿赂”成了最热的瓜。#医药代表性贿赂医生#的话题，阅读量达到了惊人的5.2亿，发布的媒体多达108家。 医生和药代（医药代表），这两个群体的从业人员，加起来至少超过600万人。媒体设计了一个猥琐的话题，然后一哄而上，将两个职业打翻在地，踩在泥里，任人践踏。 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各类关于“药代性贿赂医生”的小黄文，有“前药代自述”的，有“听朋友说”的，有“我有一个同学（邻居）”或“我有一个前同事”的，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龌龊的细节，内容劲爆，堪比限制级小电影。 平日里不敢谈性，压抑太久，一旦开了闸门，便是满脑子的马赛克，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 有自媒体大V，震惊体重现，把“震憾”“无T”“随时”一类吸人眼球的词汇全用上了，文章自然是妥妥的十万加。 又有某网络大V，用“性价比”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 性贿赂对于女性“性价比最高”，对于男性“性价比最低”。 也许在这位的眼里，以权谋私玩弄女性的衣冠禽兽，是可怜的受害者，无辜的“小白兔”? 世上最荒唐的，也莫过于此了。 中国的一些文人，一贯就是这副德行：纣王无道，妲己是罪魁祸首；安史之乱，杨贵妃就该死有余辜；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陈圆圆便成了红颜祸水，被千夫所指。 历史，就这样写满了荒诞和荒谬。让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背祸国殃民的锅，再骂上几句来装逼显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一些读书人究竟有多无耻，从这里可见端倪。 河南信阳，30余人向信阳市原公安局长李长根行贿以获取职务调整，也就是俗称的“买官”。 但是，李长根落马以后，向李长根“买官”的人，姓甚名谁，至今秘而不宣。而网上有消息称，那些行贿者，有一些甚至仍然在政法队伍中任职。 还是在河南信阳，上个月有媒体报道，一镇长涉行贿案件，还上了法院的判决书，然而并没有耽误他升官。媒体曝光了，至今也没有看到当地的回复。 湘雅二医院的刘翔峰，明明病人没事却说成是癌症，切一段正常肠子吓唬病人捞钱，媒体评论称“把病人当摇钱树，手段之卑鄙恶劣令人发指”。从丑闻曝光，差不多整整一年过去了，还没有看到后续责任追究的相关报道。 以上说的这几例，都来自媒体的报道。行贿受贿也好，医疗腐败也好，随便拎一件出来，都比所谓的“性贿赂”更值得关注。可再大的事，竟然都不如裤档里的这点事热闹。“性贿赂”成了医疗反腐中最热的瓜，是谁在有意带节奏？ 而这场网络狂欢，正在异化，从女药代，漫延至对所有女销售的羞辱。女人，长得漂亮的女人，又背上了红颜祸水的原罪。 我去看了另一个话题，#全国多地公布涉医药领域腐败举报方式#，目前的阅读量，却只有少得可怜的400万，发布的媒体只有9家。这正常吗？ 2021年5月20日，链家前董事长、贝壳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左晖因病去世，年仅50岁。 一些人在网上破口大骂，连“死者为大”的传统都不顾及了。 尽管在整个房地产链条里，中介是最低端的环节，但网络还是把对高房价的愤怒撒到了中介头上。 买不起房骂中介，赚不到钱恨资本，看不起病怪药代。 自古公公好威名，柿子专栋软的捏。互联网上的狂欢，从来就是如此。 我非常厌恶这样的狂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今天以一句网传微信妙语开篇 : 韭州大地，可割可弃。“九”是韭菜的韭州，“歌”是收割的割，“泣”是抛弃的弃。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下中国网民聚焦的事件：1，为保雄安而遭弃的涿州，以及河北两百多万等待救济赔偿的灾民，还有无数死不瞑目的冤魂；2，倒查20年反腐运动中即将被收割的各行各业专业人士。 一篇题为《漏船载酒泛中流》的网文这样写道：小半个中国泡在水里，河北灾民向政府讨公道，灾区满目疮夷触目惊心，各级官员对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而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竟然是自己接收，中共国一片哀鸿遍野的末世风景。天津告急，保定浸水，其他省份没有台风，也满城汽车耕水而行，证明都是人祸放大了天灾，正当雨季，长江与黄河流域还会发生不同的水患。灾民数十万之巨，家宅夷为平地，无处容身，政府如何安置？百姓的生财工具尽失，农民丢去土地，生意人血本无归，一家人如何活下去？城镇遭水劫，清理重建是大工程，地方政府囊空如洗，去哪里找钱？ 中央电视台指水患是雨多的关系，与泄洪无关，灾民集体到政府门前讨说法。政府讳言泄洪，因为泄洪是政府行为，造成的人命财产损失政府要赔偿，推给天灾，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在灾民看来，灾情的起因不弄清楚，日后政府卸责，民众便无处说理。 现在乡镇一级最多的是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回乡的农民工，正当血气方刚，本来对社会现实就一肚子不满，再加上灾后生路尽毁，政府不作为谎话连篇，再加上向政府讨公道还要被喷胡椒水，试问这一口气如何吞下去？ 灾区的政局必然恶化，官民冲突难免升级，河北出动武警对付灾民，各省市也要出动武警镇压各种社会动乱，终有一天，武警不够用，到那时，靠什么维持政权稳定？ 正如一艘船舱漏水的破船，中共在历史洪流急湍的波峰浪谷之间载浮载沉，正失控被冲下历史长河的入海口，更惨的是，没有人在远方搭救他们，中共靠自己也无以求生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毁灭，中共走到今日的困境，都是习近平一手一脚胡乱作为﹑倒行逆施造就的。习近平上台之初，少数仁人志士要求政治改革，大多数中国人仍沉迷于现世安乐。习近平极端倒退的国策，加剧中共与底层百姓的对立，旧的矛盾没有疏通，新的矛盾不断迭加，经不起一再激化，官民已到决裂的地步。官民矛盾的激化，从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开始。江朱胡温朝也有官民矛盾，但当时中共还有一定声望，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情况尚好，人民生活过得去，政府说的话还有人相信。轮到习近平，政府撒谎更公开更无耻，手法更低劣嘴脸更难看，结果是唤醒更多被洗脑的民众。 经济救无可救，外交空前孤立，民生凋蔽无以治理，因此习近平近来既不谈经济民生，也不谈外交，一心一意搞党内斗争和准备打仗。内防部下哗变颠覆他的地位，外防美国与西方步步压迫不给生路，满目苍凉，寝食难安，只想到“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的悲惨结局。如此的精神状态，岂有自信可言？又如何谈得上东升西降的大话？ 党内斗争伤党的肌体，准备打仗伤国之根本，两件事都不利于国计民生与江山整固，等于在那条漏船上凿更多大窿，让水进得更凶，船沉得更快。 网友@佛瑞德里希4th发帖说：有人说黄泛区不是一种地理，而是一种地位。没错，中共这次泄洪更是用事实证明了，决定洪水流向的，不是地理上的海拔落差，而是承受灾情的人们在权力等级上的落差。这次泄洪的操作，已经体现出了中共在面对危机时的最新行事风格。这次泄洪时，政府的操作若形容得粗鲁点，就象尿床一样——半夜悄悄把水放了。然后代价是无数在权力格局中处于较低地位的人，家园陷入污泥浊水。 面对由恒大、碧桂园等企业爆雷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中共的处理手法，是不让恒大破产，把无法处理的坏帐“拖”下去，把危机冻结在金融系统之内，风险是谁在承担？是银行，也就是把钱存在银行的普通储户。面对财政枯竭的危机，你看得到的，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堵住了想呼救想发声的嘴，然后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疯狂敛财。从谁身上敛？从居住在权力格局中低海拔地区的人身上。 另一种泄洪正在发生。政府正在悄悄的把财政危机的洪水，泄到权力的低海拔区。为什么现在大搞医疗反腐？在中共国这样的匮乏帝国内部，知识分子，靠技术吃饭的各种专业工作者，长期处于权力的低海拔区。财政危机的洪水，当然要悄悄往他们身上泄。不论你是怎么赚的钱，不论你那些“灰色收入”当初是怎样公开的秘密，全行业的通行做法，你积攒的财富都需要交出来。养肥的猪，要宰了。民企的第一桶金，几乎都是经不住“倒查三十年”的。在改开初期，在许多领域，政府都没来得及完善规章制度，当时有许多政府和民间做法都是在“大胆尝试”、“勇于创新”。严格说来就是违规操作。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让无数富豪涌现。同时也留下了无数违规操作赚取第一桶金的“黑历史”。这些所谓的中产富豪，靠技术吃饭，自认为“没有问题”的人，多是离官场稍远，对政治风险不敏感，深信中共各种宣传的人，他们的资产几乎全部放在墙内，他们的人生规划也基本全在墙内，就算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他们想的也是让孩子未来回到中国继承家业，走父辈已经走通的专业道路。他们，就是中共圈养多年，此时要屠宰的肥猪。 政府面对的财政危机，正悄然演变为一场覆盖全国的财产权风险。你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只因家底丰厚，也被“倒查三十年”，抓住你早期随大流的违规，把你多年积蓄统统罚没。洪水这种灾害，有个特性，就是无孔不入，当它汹涌而至，淹没所有低洼地区，你只有逃往高处，才能避过浩劫。中共正在把自身面临的财政危机，把由自己的倒行逆施、历史积欠构成的天量债务，悄然转化为一场淹没所有人财产权的洪水。这场隐秘的泄洪，已经让你的财产权浸入一片由中共官场特权暴行构成的污泥浊水。当你的工资不是你的工资，你的存款不是你的存款，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你的积蓄不是你的积蓄，当每一个原本天经地义的“是”，都需要你额外的争取才有可能得到确认，维护最基本、最日常的财产权就会成为你生活的主题。
他们在安全的时候好勇敢。 1 今天刷手机，在网上看到两个短视频，觉得特适合放在一起说一说。 一件事发生在杭州，有位网名“铁头惩恶扬善”的某音网红，日前冲进新东方培训机构的校区大闹，在严厉指责该学校“违规补课”之后，还现场打电话进行举报，还扬言说：“只要这家店敢开，以后我天天来。”然后把视频分段发到网上赚流量。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北京某苹果专卖店，一位红衣大妈现场摔砸苹果手机、平板电脑之后，大骂所有用苹果的都是美日走狗、汉奸。情到深处，居然现场叉腰来了一段诗朗诵：“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然后现场抽查所有来店顾客，会不会背这首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年初老谋子那部《满江红》里的秦桧成精了。 红衣大妈大闹苹果店，砸iPhone，大骂用iPhone的都是美国人日本人的走狗，当场激情背诵《满江红》《定风波》《木兰辞》，并且抽查路人背诗，最后被救护车强行拉走。 pic.twitter.com/J1kaQSUcnV — 猫神 (@maoshen04) August 10, 2023 与杭州而“铁头”哥惊人相似的，大妈在被救护车拉走时，也霸气的说了一句“等着吧，我会出来的！”——这一句，似乎又疑似《喜羊羊》里的灰太狼先生附体了。 说正经的，在看了这两段视频之后，我总觉得此二位虽然性别一男一女、事发一南一北，一个发抖音一个背古诗，但他们在气质上总有某种莫名的迷之相似之处，并让我产生的了非常强烈的既视感。 想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既视感来源于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说的那个名段：阿Q在被赵四老爷扇了那一嘴巴，质问“你也配姓赵”，心中一直郁郁。结果某天路上遇到个小尼姑，便突然伸出手去摸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如果把前后文都挡上，单看这段，你问阿Q欺负小尼姑，有什么明确动机么？似乎没有，那他一个未庄“灵活就业人员”怎么突然平白无故的想起帮庙里纠察起作风纪律问题了？一定要问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在接连挑战了未庄从赵四老爷到王胡、小D的所有阶层之后，阿Q发现上述人等他一个都惹不起，还总挨他们的欺负。可频繁受辱，心中却又积累了一股邪火要发，那发给谁呢，只好欺负小尼姑了。 其实尼姑和和尚有没有那一腿，对阿Q压根无所谓。有所谓的是他知道小尼姑与赵四、王胡、小D们不同，是无法拿他怎么样的存在。既然你没法拿我怎么样，那我就可以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肆意的找你的茬、欺辱你、嘲笑你，并且把它当做“战绩”嚣张的拍成视频，以换取同样压抑、有此心理诉求的人的浏览、点赞。 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虽然找茬的事由不同，但两个人临走时留的话都惊人的相似——“我会回来的”，“以后我天天来”。这其实是一种宣告，证明站在安全范围外欺辱他人以发泄这种事，的确是让人上瘾的。 网红“铁头”和红衣大妈试了一次之后，发觉这么干挺爽，而且无论新东方还是苹果店，似乎也真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大胆宣誓：以后要还来！——人家就迷上这一口了。 你看小说里的阿Q在壮起胆子捏了小尼姑那一把之后，不也觉得上瘾么。只不过阿Q还没有这两位那般无耻，不敢公然宣布“以后我天天查你和和尚那事儿”罢了。 然而鲁迅依然不客气的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Ｑ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同样的，无论头铁网红，还是红衣大妈，他们永远那样得意，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在此一刻灵魂附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这是最近挺火的某首歌里的一句歌词。 其实这歌词说了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学现象，那就是“代偿心理”。很多人在当自己追求某种东西追求不到，因而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他们就不再去追求原来的目的了，而是试图“重新”假设一个目的来追求，并在这种“追求”中尝试扮演自己在原有目标中无法满足的那个形象。所以勾栏里的小姐最喜欢装的三贞九烈，而去了势的公公最喜欢打扮的雄风威然。 这种代偿心理反映到现代，就是你会看到越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那些谁也惹不起、只能在村头镇口闲废的街溜子，只要你敢给他起个头，痛斥一下美帝日狗狼狈为奸、扰乱世界的狼子野心，他能兴奋的跟你从白扯到黑，没准说到激动处，也能朗诵个什么“靖康耻，犹未雪”出来。 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些让他们如此“义愤填膺”国际大事对他们这等人的生活真有半毛钱的影响么？他们是真去过美国啊，还是用得起苹果？ 别扯了。对他们生活真有影响的，其实是比这些鸡毛蒜皮的多的市井小事。 比如他单位的领导违反劳动法让他无偿996加个班，或者他家孩子的学校老师看人下菜碟、又在学校里给他家孩子穿小鞋了。 可是无论单位的小领导，还是学校里小老师，对于他这等小民来说，那都是惹不起的存在，他们如果敢在这种侵害自身权益的事情上义愤填膺、奋起反击，多半是容易遭到报复的。就连上下班挤公交，看见有无赖多占座位，他们都未必敢上去伸张正义。因为这年头有点小权就喜欢耍耍的人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哪片云彩下雨”——这是小民们苟且的生存智慧。 可是“威名”还是要“好”，生活中积攒的压力还要发泄。那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去新东方拍视频大闹，或者去苹果店朗诵《满江红》。反正无论是民资还是外企，他们与阔论者们厉声批判的美帝、西方、资本家们一样，是没办法拿这些人怎么办的。 他们明白得很，在他们卑微生活中所有能看得见的“云彩”中，只有这一片，是他们怎么骂也不会打雷下雨的。 是的，在这个心理发泄的食物链中，美帝、资本家、新东方和苹果店扮演了那个毫无威胁的小尼姑，可以让“今阿Q”们肆意表演他们现实中最欠缺的英勇形象。 在这种表演中，阿Q们笑了，十分得意，看客们也笑了，九分得意。只有涉事的新东方和苹果店里的员工哭了——好不容易熬过了疫情，这才开门做了几天正经生意啊，就来这么帮神经病闹腾，还叫嚣要天天来。真被他们得逞了，这生意还咋做？经济还要不要复苏、就业还要不要拉动了？ 求求这帮大妈和网红了，多少做个人。无论你打着什么样的大义名分，不要做一个“只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在免费的时候才慷慨、在愚蠢的时候才真诚、在浅薄的时候才动情”的人。这一点也不英勇，这很可笑。 而且，你就不怕这种事做多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么？ 3 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见证》。 这书里讲过当年苏联一些很有意思的古怪“民俗”——比如他说，当时苏联干部住的是单位分配的筒子楼，厨房是公用的，于是包括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在内的大量苏联人都养成了个习惯——趁邻居不注意，喜欢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到头来弄得大家都知道自己喝过别人的痰，也因此都会往别人的水壶里继续吐，因为不吐岂不是亏了？ 用今天的话讲，肖斯塔科维奇说的这种恶心现象，就是标准的“底层互害”。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联会形成这种古怪的风气，到底是为什么？须知肖斯塔科维奇和分到他旁边的那些同单位邻居，可都是文化人。 说白了，就是大家在明面上活的都过于小心翼翼了，在公交车上别人踩了你的脚，你都最好先问清对方是不是克格勃的再让他挪开。有很多人心中怀着戾气不敢发泄，就靠往别人水壶里吐痰这种恶心招数来互相使绊子。靠看着别人吃瘪，自己又绝对安全，获得一种病态的满足。 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段子提示我们的一点是，那些看似安全的互害式发泄，做多了迟早是会反噬自己的。阿Q在未庄之所以受了王胡、小D们那么多欺负，本质上讲是因为王胡、小D怕也是挨过赵四老爷的巴掌，却不敢对比他强的人反抗，只好发泄在阿Q这里，而阿Q又发泄给小尼姑，这个戾气也不会在小尼姑这里平白无故的消失。就像苏联筒子楼水壶里那痰吐来吐去，只会越来越多。 同样的道理，那些喊习惯了“抵制美货日货”、“资本家挂路灯”的人，他们跑去新东方或苹果店实际行动，或者看着这样的视频点赞叫好，打的心里算盘都是觉得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绝对安全的。毕竟打的是“爱国”“反资本”的旗号。 可是如果外资和民企的声音真的被他们这种胡闹这听的做不下去了，销声匿迹了。到时候这帮人又会跑到谁的水壶里去吐痰呢？他们自己的水壶里又会有多少别人的痰，那可就说不准了。 所以虽然这位“铁头”网红和红衣大妈在视频中的行为看上去滑稽可笑、有类疯癫，可我真的一点都笑不出来。 因为看着他们靠这些视频博得的流量、点赞数、以及大量说他们“勇气可嘉”、“至少本心是好的”的留言。我着实不知道，如今我们的身边，那些感觉自己嗓子里有痰，不敢在别处乱吐，就打着各种大义名分往别人水壶安全的吐的人，到底有多少。 最可笑、最可悲、也最可怕的，是这帮人，永远热衷以这种胡闹“表演英勇”——去不知，这种勇敢，恰恰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最欠缺的。 网红举报新东方； 大妈怒砸苹果店。 Q爷专欺小尼姑； 公公自古好威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2014年7月底，云南省纪委的案头摆上了一份京城来的审计材料，马上要提拔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出问题了。 大半年前，国家审计署开展对18个省存量资金审计时发现，很多单位账上都是亏空，唯独王天朝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账上趴着的现金名列云南卫生系统第一名。 《白雪公主》里早就语言，七个小矮人挺快乐的，反而是条儿顺盘儿亮的白雪公主，死去活来那叫一个惨。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有个最大的供应商，他们从来不参与竞标，但却和所有中标公司签了三方协议，规定大家都得到这家公司进货。经手价倒也不贵，也就加个： 八成。 这家只有一年历史的公司凭啥这么牛？答案很简单，因为它是王天朝女儿开的。后来的调查里，王院长的房产超过100套，还配有100个停车位，被人称为： 双百院长。 马上就要被提拔为云南食药监局党组书记的王天朝就这样落马了。他是个好爸爸，但就是忙起来的时候容易忽略其他爸爸。 在王院长落马前，曾经被省里的很多老干部投诉过。有的是因为医院强制他们到指定药店买药，有的带着老伴看病，明明是要吸氧，医护人员却给吸上了二氧化碳，老命差点交代在王院长手里。 有位叫杨维骏的老革命，战争年代单枪匹马劝降过云南王卢汉，后来又把省里的白恩培送进去。这样的人跟王院长投诉，王院长竟然不搭理他。 那一年，云南落马了很多医院院长，媒体们说医药反腐大幕拉开。这一拉就拉了很多年，2020年，云南楚雄中医院院长杨本雷的家里发现了很多大药罐，打开一看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钱，由于放得太久，都发霉了。 据媒体统计，上月底至今，全国已经有接近200位医院领导落马。他们搞钱的手段，看起来和双百院长也没啥不一样。 大幕又拉开了。 1 当年举报王天朝的老干部们可能不清楚，为什么医院会强制他们去外面的药房买药。 上世纪90年代，外资药企进入中国，除了先进的药品，他们还带来了医药代表制度。这本来是个好制度，医药代表有专业背景，他们向医生宣传公司研发的新药，同时也收集医生临床反馈，用以改进药品。 蚝腩记得知乎上有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诞生不了爱因斯坦和霍金，里面有个高赞回复是： 他俩会敬酒嘛？ 这当然是玩笑，科学家不用会敬酒，但医药代表就不一样了。 蚝腩看过一个统计数据，从2021年至今，广东前50名的药企，花了446亿在营销上，而研发费用不到30亿。这400多亿当中，有接近300亿是各种名义的“服务”“推广”“咨询”费用。 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蚝腩有个干了很多年医药代理的朋友老张，讲了一些门道。 一款药要进入医院有很多环节。首先是科室，这往往需要科室主任点头。但有的科室主任不过问具体业务，就得找到科室副主任和开处方的医生。只要能达成合作，一张处方里三分之一就可以是回扣。 可问题是，医护群体是很难腐蚀的，他们以前都是学霸，刻苦多年当上了医生，天天背诵祖师爷希波克拉底的祖训，道德自律点很高。 深知这点的医药代表们只能从人性的弱点上下手。 和医生一起抽烟喝酒烫头都是基本的。如果还拿不下，就看看医生们想不想评职称，想不想发论文，想不想出国留学，甚至，孩子想不想上重点学校。 总之，是要想尽办法敬上这杯酒的。 只有医生端酒杯还远远不够，医药代表还需要搞定药房和信息管理部门。这样可以拿到最详实的处方统计信息，俗称统方。 后来统方被禁止，但医药代表们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就像文章开头里王天朝那样，医生会推荐大家到外面的指定药店买药，这叫院外统方。 当然，这是台面下的手段。为了进一步稳固利益联盟，还需要更多台面上的手段，比如学术会议。 有些医学界的泰斗，看不上一般的低端药代手段，这时就需要凭借学术会议把泰斗们请过来传道授业解惑。 当然，泰斗们时间宝贵，咨询费用一定要安排，但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医学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特别讲究传帮带和出身，这个不难理解，哪个老师不愿意提拔自己的校友和学生？ 如果医药代表能和这些医学泰斗们搭上线，就意味着搞定了一家甚至多家医院的医生。 这些学术会议既然对大家都好，是不是要常开？广东医学会就规定，开学术会的时候，缴纳赞助费就可以指定医生给你站台。 这样的学术会，广东医学会一年开了500多次。 老张特别喜欢这样的会。2008年，他在浙江参加学术会议，招待标准是800一个人，很多医生不喝酒，经费实在用不完，最后大家一合计，迫不得已的医代们一人带走了一箱茅台。 就这样钱还是没花完，大家迫不得已打上出租车，围着城区跑了很多圈，才算把账都对上。 2 2013年，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李玉龙接待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王先生。 王先生开门见山地问李院长，咱们医院是不是要采购一台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他们公司刚好有。如果李院长点头，马上送上10万感谢礼。 李院长很好说话，让王先生去找检验科的胡主任。 蚝腩看过一位落马院长回忆说，医院新院区建设到哪一步，需要哪些设备，医药代表们总是能非常精准，踩着节点找上门来。 一位医院设备科的朋友说，医疗设备不同厂家都有不同的参数，同一厂家也有不同型号。医院采购时，首先要尊重临床意见，而不是像普通采购优先做价格选择。 因此，可以在招标时，直接按照内定中标公司货物的参数发布，私人定制。而后在招标环节，不符合参数的参标设备会被扣分筛选掉，由此让内定公司完美中标。 这样做的好处是，手续齐全，打分表，规则啥都有。不用找陪标公司，没有中标的公司也说不出话来，实现完美闭环。 就这样，李院长用这种方式，先后从医疗设备公司拿走了180万。 当然，江湖上还有很多规矩。几家市面上的医疗设备公司可以联合起来，表面上完全没有联系，事实上也的确分属不同实控人。但可以相互抬轿，价格至少翻一倍上不封顶，中标后大家按照比例分账。 中纪委此前公布过一个案例，3500万的设备，院长一个人就拿走1600万的回扣。而且采购设备，和维护是两条线。采购是一轮，维护又是一轮。维护涉及的相关零件更换，检修甚至可能超过设备本身的价格。 根据广东的那份审计材料显示，截至今年5月，广东省过去5年的10173笔大型医疗设备采购中，85%只有三家公司竞标或直接是单一来源采购。149家企业疑似为陪标对象。总涉及资金233.86亿元。 这些情况有关部门都知道。在不断的对抗中，很多医疗公司为了合规，会采取新的策略。比如包干制。 医药代表们会拿到超额的奖金和薪水，然后再用超出部分去做带金销售。出了事情，医药代表自己承担，公司自有规章制度在此。 这几天大家在网上看到，有广东医院发函，要求医药公司开除他们的几名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回复也很简单： 经查，一人从未聘用，一人早已离职。 我问老张，你干了这么多年，有人真的不爱喝酒吗？他说也许有，但不爱喝茅台的，他还真没见过。 3 一个学霸要想成为医生，别人读书，你在读书；别人毕业，你还在读书。别人娶妻生子，你依旧在读书。 好不容易熬到了实习，又是规培、各科室的轮转，实习，熬到30多岁，才能算是出头。而后还要不断学习，了解新的疗法、药品、阅读文献，撰写论文。 寒窗苦读，门诊看一个病人算下来，一分钟一块，还不如楼下Tony。即便成为了外科大牛，一场手术的收入也只有几千，还要好几个人分。 弄不好还会遇到医闹，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种医药倒挂的情况下，要求每一个医生抵御腐蚀，那就是不明白人性了。 在这张无形的网里，好像每个人都不那么舒服。 裁判文书网上有个案例。2013年，山东新泰医院作为医疗改革试点医院，被禁止药品加价。但医院不能没有药品收入。于是，医院找到一家央企医药公司，表示可以给他们供货权，但必须给回扣。 央企说我可是央企，你不能这样跟我沟通。最终，在医院的努力下，双方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每年都按比例分红，实现了共赢。 医院和药厂不想光明正大的赚钱嘛？他们也想，但是大家都无法走出这张网。 新药研发风险极高，周期很长，甚至可能完全打了水漂。而拿着仿制药，甚至传统医药新包装搞定医院的成本就要小很多。 有统计显示，去年我国上市医药公司里，超过38家营销费用占比超过50%。资本又不是傻子，账大家还是会算的。 医院每年的医保额度有限，花超了就要自己填坑。医生都是金疙瘩，你不给好待遇大家就跳槽去别的医院，这个账，医院的领导们也不难算。 人民网今天评论说，此次医疗领域反腐在力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是动真格的。 类似的风暴，2006年和2013年都有过一轮。药企的合规建设，一步步被逼着往前走。但医生这边，似乎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医药界一直有一个地狱笑话： “你认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公司的财税系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看到一段视频。 一位穿红衣的大妈，叉着腰站在一家手机店里，高声朗诵岳飞的《满江红》： “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 红衣大妈大闹苹果店，砸iPhone，大骂用iPhone的都是美国人日本人的走狗，当场激情背诵《满江红》《定风波》《木兰辞》，并且抽查路人背诗，最后被救护车强行拉走。 pic.twitter.com/J1kaQSUcnV — 猫神 (@maoshen04) August 10, 2023 据报道，这是近日发生在北京太古里的一幕。 红衣大妈大闹苹果店，怒摔砸店内iPhone，大骂用苹果的都是美国人、日本人的走狗、汉奸。 当场背诵《满江红》《定风波》《木兰辞》，并抽查路人背诗。 侮辱工作人员和群众是“鬼东西”“黑社会”“沙币玩意”。 据说，红衣大妈还称自己的弟弟是海军陆战队队员，要跟自己代表中国跟美国开战。 并扬言，自己如果有孩子，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为国捐躯。 红衣大妈最后被救护车拉走，可即便这时候，她还大声咒骂： “我诅咒你们全家。等着吧，我会出来的！” 这出闹剧太过于荒诞，一时竟不知如何说起。 这里面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社会观察样本。 在这位大妈身上，集中体现了某些爱国人士的几乎全部特质。 大妈那一身耀眼的红色，我想应该是特意选择的。那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颜色，不言自明地体现了大妈的爱国热忱。 王小波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我不知道这位红衣大妈是不是读过王小波，但这个道理，她应该无师自通。 把某种东西，当成一种更高意志的象征，应该是这位大妈的基本认知逻辑。红色象征爱国，那iPhone自然象征着美国，使用iPhone更象征着汉奸和卖国贼，她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言人，自然要用更有文化象征意味的古诗词，来拨乱反正。 只是她选择的古诗词，多少有些奇怪。就拿《满江红》来说，词里说中原沦陷，可我们现在大陆却是铁桶一块，她也不怕影射分裂祖国。词里的仇恨朝向的是金国，那可是现在的东北那嘎达，她也不怕伤害民族感情。 她的大脑做不出这么细致的分辨，就像她分辨不出，即使代表爱国的华为手机，也是需要长期使用美国芯片的。 你跟她说这些，都没用，她本来也没打算分辨，就像她也没想分辨iPhone到底是日本还是美国的。 她要的，不过是一种积极和振奋的姿态，一种和更高意志绑定在一起的热血体验。有了这种姿态和体验，她就可以把自己看作这种更高意志的代言人，因此就自己有权利去检验别人是否有相同的归属感。 因为和更高意志绑定在了一起，她体验到了一种崇高感，并因此获得了补偿。她充满着感激之情，准备不惜以任何想象中的代价去跟“汉奸”和“走狗”斗争到底。于是，战争和牺牲，被她挂在嘴边。 这种类似高潮的狂热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奖励，所以，那些更为理性也更为费力的常识和逻辑，自然就会被舍弃。于是，脏话和诅咒便成了口头禅。 最后红衣大妈被救护车拉走，成为这个事件中最为精妙的情节。它似乎在表明： 脑子发热，常识匮乏，逻辑混乱，是一种病，得治。 而让人绝望的是，红衣大妈最后喊出的那句“等着吧，我会出来的”，又似乎像是一个宣言，而且你也知道，她说得没错。 —The End—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