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陶洛诵：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
2026 年 8 月 10 日
因为最近IP地址的改变，不少朋友询问我最近的动态，我觉得有必要告知大家，毕竟我经常会抨击民粹大V一边赚着爱国生意钱一边偷偷移民，既然出去了，就应该说一下，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一直认为，出国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你不要一边喊着跟“邪恶集团”拼了，一边拖家带口买房移民，这就有点无耻了。我对国外国内的内容都尽可能客观呈现给读者，所以坦坦荡荡。 关于“润”这个字，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符号和标签，每当身边有人出国，大家都会说他“润”了。我也欣然接受这种说法，不过这不意味着我是带着苦大仇深出去的，仅仅是想在年轻时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过走出去，不代表我会更换国籍，我所办理的项目是奥地利配额移民，在申根区五年内生活4年两个月获得欧盟永居，也就是绿卡。我不会放弃中国国籍，因为我的事业、家人、朋友还在这里，而且我依然关心这片土地的事。 从功利角度看，奥地利是一个高福利、教育医疗优质、环境极其优美、安全指数世界前五的国家，也是这个星球上假期最多、生活节奏最慢、最不“卷”的国家，我在中学阶段被卷出了人生阴影，所以果断让下一代选择这里。 在奥地利，生育子女有补贴，每个月几千人民币不等，补贴到18岁，夫妻双方如果有人全职带孩子，当地会发8000元每个月的工资。另外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博士全部免费，且教育质量不逊于私立学校。 我将定居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作为一个人口只有300万不到的“小”城市，是经济学人和多家杂志社榜单中全球第一宜居城市，也是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最向往的一个城市。 奥地利和瑞士一样，是永久中立国，在欧盟中没有太多政治影响力诉求，所以在难民政策上非常严格，也没有过多的政治因素纷扰，国民与世无争。这也是我选择奥地利的原因之一，这个我未来会详细出一期内容介绍。 不方便的地方在于，首先作为高度发达、人均GDP接近6万美金的国家，物价不会便宜，这里的房租和中国一线城市类似，房价比广州低一些，生活成本两倍于广州，一个月吃穿行娱开销在6000rmb左右过的会比较舒服。 还有就是语言问题，奥地利的官方语言是德语，但奥地利也是全世界英语普及度第二高的非母语国家（英孚调查数据），所以英语在这里完全可以自由交流。但如果想融入，而且日常中购物、生活，还是需要学些德语。 另外我的配额移民项目在拿到欧盟绿卡前的五年里，是不能在当地工作的，当然你可以自己找工作，把签证改成工作签。这些原因也使奥地利移民成为小众移民目的地，配额移民一年只有400名额，中国只有20左右。 此外，奥地利对我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这里有一大堆规则需要适应。德国人的严谨和规则感世界闻名，但奥地利人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停车、养狗、租房、倒垃圾都有一大堆规矩需要遵守和学习。 不过熟悉我的读者都了解我的“小强属性”，这些问题我一点没在怕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对我来说不仅是挑战，更是一种人生乐趣，我相信我会很快融入。 我是在11月初，从广州出发到奥地利的。细想这些年在国内的生活，新鲜感已经到达了阈值。但我依然很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在飞机起飞的十几分钟前，我仔细回想在广州的点点滴滴。 我想起广州那些美味的馆子、有趣的朋友、包容且好脾气的市民，还有珠江两岸灯火通明的夜生活，以及那些漂泊四海、打工养家的农民工们，这座城市给予我太多记忆，不可能从我生命中抹去。 如果说广州的基调是生活、赚钱、美食，北京则是全中国聪明的人最多的地方，我在去广州前在北京生活了8年，那里有志同道合的友人最多。北京是一个可以高谈理想、主义、情怀的城市，无论它有多少缺点，这都是无可替代的。 还有一座城市我没有长期生活过，但却是我在国内最想定居的城市——上海，上海是一个大熔炉，吸收五湖四海的多元文化标签，熔炼成自己的特质。这是内地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都市，也是中国繁荣和开放的标签。 很多人之所以充满狭隘的仇恨与偏见，究其原因在于，他这一生没有机会能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生活，一旦你接受了那种多元文化带来的乐趣，你就无法退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维也纳和上海，都是这样的城市。 这些回忆中怎么能少了我老家——大同，那个唯一能让我放空一切的地方。记得在北京读书，第一次回老家，那种熟悉感带来的精神放松一下涌上心头。我自此明白了，老家就算再差，那种从小带来的熟悉感和安全感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 何况，大同还是一个文化古都、美食名城，是最符合我味蕾的地方，也是我家人和祖先所在的地方。我是一个长大了，想要感受更多彩人生的游子，背井离乡为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但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留给故乡，故乡也永远有一个位置属于我。 我不是抱着苦大仇深的心态远走他乡，相反我淡化掉那些不快，只带着那些美好的记忆，更好地热爱生活和世界，在自我修行的过程中，也去帮助更多的人，回馈上帝赐予我的美好，在有限的人生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
01 新闻始末 近日，某媒体发表了一则文章，文章标题就显得别具一格，颇有种阴阳怪气的味道，标题为“断缴社保的年轻人都是怎么想的？” 占据文章最多篇幅的是一位网名叫刘放假的年轻人之自述：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的TA，自2020年离职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上班，在结束了小半年的大理之行后，TA毅然回到北京，直到2021年的十月份，TA开始写稿挣钱，同时还不得不肩负着每月2600元的社保支出以及3000块的房租压力，为了改善自己的状态，TA不得已每周去做心理咨询以及学习舞蹈和参加舞会。 不得不说，文章用细腻的词句刻画了一个一般收入年轻人的大致心理状况，生动刻画了一位年龄在20-30岁左右的青年的生活景况。 02 对社保的态度 此外，文中还语重心长地列举了断缴社保的种种危害，乃至有了一种浓重的说教意味，文章还引述了不少年轻人对缴纳社保的态度，具体地说，普遍是既爱又恨，一方面恨的是社保所带来的切实的经济负担，一方面所幻想的是社保不仅仅是一种保障，还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之一。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断缴社保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然而，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角度来探讨一下。首先，现实的压力让年轻人难以承受。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很多年轻人面临着就业难、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等问题。尤其是一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往往只能选择无社保的灵活就业，以应对生活的开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位给他们缴纳社保，那么他们的工资将会进一步减少，生活压力将变得更加沉重。 许多专家则一直这样表示，社会保障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责任和承诺，也是公民对国家的一种信任和依赖。断缴社保的年轻人，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未来生活质量和安全感，也会削弱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提高年轻人缴纳社保的意识和能力，让他们能够为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买单。但事实真的如他们所愿吗？ 03 采访记录 非常有幸，笔者也采访到了几位因为不同原因断缴社保的年轻人。 第一位是看似收入中等，但花销也大的一线城市服务业从业者。正如他说的那样，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未来的保障成了最先被抛弃的东西。在收入不稳定，生活压力大的当下，他只能保证让自己好好活着。 第二位则是一位因疫情原因离职，至今未找到工作的前设计院打工人，在离职后的一两年，他的存款还是比较富余的，但伴随着社保方面的支出肉眼可见地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后，他决定不交社保，只为让自己现在的生活过的好一点，不要再沉浸于交社保、上班的无聊循环中。 第三位就显得理性的多，作为一位前银行职工，他总有着一种对时代发展和生活的前瞻判断，如他所讲，断缴社保只是因为失去了信心，对社保的回报和意义的不信任，他觉得没必要指望猪八戒吃完米山面山。 第四位是个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与其说是他自愿放弃社保，倒不如说是糟糕的就业形势逼着他遭受这样的待遇，目前他正在准备劳动仲裁。 04 一点评述 很喜欢文中的这样一句话：“交社保就是我向妈妈展现我生存能力的证明，好像我只要能交得起社保，日子就没那么落魄。” 问题是文章中的这位主人公真的生活落魄吗？每周一次心理咨询、舞蹈学习、参加舞会，不工作，每月五千多的固定支出。这些真的是落魄生活的样子吗？ 先抛出一种看似真实的非常状态，然后说成是年轻人的一般窘境，不去描述事情真实的样子，反而只执著于某种同一的自我形象中。断缴社保的年轻人难道都是这个样子吗？ 那真正落魄的生活不正是连负担社保都成了奢望吗？专家想让他们能够为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买单，可为什么总有些人的生活还未开始就早已沦为了负债，他们早就被剥夺了未来，同样，在更大的未来中也早就没有了他们的位置，他们早就成了幽灵。 当然，生活没有那么落魄的人们也不必因为更惨者的境遇志得意满起来，仿佛自己可以置身事内的形式置身事外，他们也会遭遇自由的深渊，虽然能赚到钱，但又没到手头十分宽裕的样子，虽然感觉自己现在衣食无忧，又担心起自己的老年健康与大病治疗，那即使起劲地缴纳了社保，可问题是未来真的如你所想吗？ 所谓的一般年轻人，不过是骑在底层无产身上作威作福的底层小资产阶级罢了，断缴社保也即是说原先还缴过一段时间社保，也就是曾经对社保有过幻想，但即使断缴了，他们不是仍然对此心怀期冀吗？ 问题是代价由谁来背负，谁要为此负责？社保为何会沦为某种有条件的特殊待遇，而非切实的普遍保障，到最后反而来倒逼人们背负这未欠的债务。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五年四班劳动委员）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美关系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外交政策磋商、海洋事务磋商、气候变化会谈、军控与防扩散磋商、新一轮经贸对话、美国加州州长访华强调合作和友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人民日报》整版报道《传承飞虎队精神，厚植中美民间友好根基》，新华社定调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是对两国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对历史负责…… 总之，中美关系似乎正在进入蜜月期。 网友总结得好，“收到，暂时先不恨美了，等上面通知”。 春江水暖鸭先知，网友都看透的事，司马南那么聪明，怎会感受不到。 有人借着这股风，说司马南的某些言论，对中美关系有破坏作用。司马南赶忙甩锅，避重就轻地表示： “我是力促中美关系友好”。 网络图片 “反美斗士”表示自己一直力促中美关系友好，这个弯竟然能拐得如此丝滑，让人叹为观止。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忘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话。 “美国那个鬼地方，你倒找我钱我都不去，有啥意思？” “社会治安要学成美国那个奶奶样，日子还怎么过啊？” 但你不得不佩服司马南，有一种无数人梦寐以求随时重来的“松弛感”，说话做事从来不会造成任何精神内耗，没有任何负担。 前脚刚批判完美国奶奶样的治安差得令人发指，后脚就能为美国小镇这么多年没有刑事犯罪的良好治安状况而感动。 他还冒着被夹头的风险，去了自己曾说过的“倒找钱都不会去”的国家，不但买了房子，而且还欣欣然受邀参加美国独立日晚宴。 在这个节目里说“我什么时候反对美国啊？”，在另一个节目里又言之凿凿地说“我确实反美”； 在这个节目说“有人造谣我在美国有房产”，在另一个节目里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在美国买了一个小房子。 在这个节目里说“我们家没有人在海外生活”，在另一个节目里又反问“就算我们的家人在美国，又怎么样呢？”。 在这个节目里刚批判完赚钱后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在另一个节目里就承认“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在美国学习”，偷换概念地反问“在大学里受教育这有什么错吗？” 果然是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有网友说得好：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我觉得不对，还有一部分人，很可能是由变色龙进化来的。 如今，司马南更是进化到，一三五反美，二四六挺美，星期天澄清。就这个叼盘的功夫，胡锡进都要自叹不如。 当初，司马南认在美国买房，遭舆论围剿后，胡锡进发文帮腔：“在美国买过房子，投过资，就不能批评美国了”？ 而看现在这个情形，胡锡进却摇身一变，把矛头对准了“害国者”。 网络图片 在美国买过房子，投过资，当然可以继续骂美国，只是在美国买房、生活和投资，骂美国，与真诚这三者，就是一个不可能三角。既要又要还要，往往不可得兼。 当然，司马南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之间游刃有余，就充分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反美、恨美、挺美，还是如今的力促中美关系友好，不过是利益驱使，见风使舵，以图左右逢源，赚得盆满钵满。 反正我们这个社会的傻子如此之多，不去欺骗他们，都对不起他们的热忱和虔诚。他们如饥似渴地长大了嘴，你塞一根劣质香肠，他们就会把你当做拥有整个美食城的上帝。不但奉你为主，还要为你谱写赞歌。 这一切的沉迷，还不容质疑。正如网上流传很广的那句话所说： 动上层人的利益，如同要他们的命；改变底层的人观念，如掘他们的祖坟。然而底层的观念，正是上层人利益的来源。试图说透这一切的人，就成了双方共同的敌人。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弄虚作假的人，混得风生水起，而真正善良、正直、始终如一的人，却往往在现实世界一败涂地。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谁能够见风使舵，谁就能够左右逢源。谁能够难得糊涂，谁就会无比幸福。 公号“律侠普法说”：能不能准确评价司马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智商检验测试题。 就算是能准确评价司马南，又能如何？不妨碍粉丝高喊： 司马老师言之有理，分析透彻，句句属实，仗义执言，旗帜鲜明，真知灼见，爱国正义，满满的正能量！ 这个世界还是属于司马南。 不要问司马南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真正让人惊奇的是，这样的司马南，竟然只有这一个。 再仔细想想也不对，“司马南”不止一个，只是不一定叫这个名字而已。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快！快！快！别抄了。” “我不抄党章能行吗？” “怎么不行？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 “报社的摄像机，网站的录像头，电视台的镜头，都对准我了。” “我憋了40年，能不急吗？” “去年你还找过小姐……” “额的妈啊！我那是中了‘钓鱼执法’，罚得我倾家荡产啊！” “不罚你，警察哪来的奖金找小姐？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你咋这么清楚？” “我是鸡，也是组织上的人。不然会嫁给你这个屠夫？” “你，究竟唱的哪一出？” “明天的新闻”新婚夜抄党章，党性更比情欲强“都写好了，就等一张我俩的玉照了。” “额的妈啊，敢情是”婊子从良，全靠党的春风细雨；屠夫罢刀，依赖党的一腔温情。横批：宇宙终极真理。“ “屠夫还有文采？” “要是北京户口，我高考的510分早进北大了。他XX，快上床。” “任务还没完成——党性高于一切，档事服从党性。我正抄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我就谈谈党史。伟光正的党史就是一部臭不可闻的档史。党的鼻祖是马克思，他把私生子栽赃到恩格斯身上。” “原来我党栽赃之技，来之老祖宗的阴风爪。” “鼓吹暴力的列宁，是个以嫖娼为乐的梅毒分子，最终不是死于枪伤而是梅菌。” “这梅菌敢情比反华势力还厉害。” “那个冷面杀手斯大林，在玩弄女演员时把她丈夫给灭了。他娶了情妇的女儿娜杰日塔并告知她就是自己的女儿。于是他妻子兼女儿自杀了。他另一个女儿逃到美帝国主义的怀抱。抄到哪了？” “正抄到毛主席……” “毛泽东这个淫棍一点也不输给鼻祖。不但身体力行还吟诗作赋。连全世界的猪坚强都知道‘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他的性体验。” “张屠夫。管住你的档管住你的嘴。不管档，上电视，不管嘴，去大牢。” “抄到哪了？” “抄到三个代表猫头鹰，李瑞英，宋祖英了。” “这淫贼更厉害。鼻祖玩的是同辈或下一辈女人，他玩的可是下下一辈，也就是孙女辈女人。宋妹子，哪一个来背你呦？你的江爷爷来背你呦！” “你还唱上了？” “你到底抄到哪了？草泥马呀！我生下来党要管，唠个嗑党要管，写个文章党要管，举个牌党要管，站个街党要管，瞅个片子党要管，听个电台党要管，买把菜刀党要管，哼个曲子党要管，上个坟公个祭党要管。党侵犯良家妇女，党侵犯孤儿寡母，党还专门对幼女雏女下手。草泥马！我40岁好不容易娶个婆娘，还是党派来的推手。管天管地管生管死，管嘴管眼还管我们档里那点事。我X你共产党十八代祖宗……” “你这个龟儿子。如果你想活，你就乖乖地爬起来，抄党章拍玉照。”窗外传来一声怒吼。接着，一道森森的白光射进来。
在我们这片土地，想要维护点自己的利益，你必须无牵无挂。 首先，就不能有孩子，有了孩子，你的骨头就不硬气，就很容易被人拿捏。 其次，也不能有父母，他们会打电话给你父母，在老人惊慌失措的眼神中，你所有的勇气都会丧失。 再次，你也不能谈恋爱和结婚。你可以不顾自己，但对方还要工作，还有父母，甚至对方本人就是你的阻力。 最后，你甚至不能有工作，领导会找你谈话，逼你就范，没有哪份工作会包容你的不安分。 当父母逝去，还未恋爱和结婚，更没有孩子，又没有工作，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恭喜你，你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不顾身了。 否则，你就会面临佳木斯那位遇难学生妈妈那样的压力。 当一位遇难学生的母亲想要为儿子讨一个说法，她发现她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失去孩子的悲伤。 “我所有的东西都规划好了，学子宴什么样，婚礼什么样……现在TM什么都没了，我给我儿子办葬礼，葬礼！” “拿我们家两个公职人员工作压我，现在我可以跟他爸爸离婚，我跟他舅舅断绝关系了……压我呢，不好使了，这个事必须一刚到底，工作不要了，我工作不要了。” 这是她的控诉，也是她的决绝。 更是她的代价。 这位妈妈正在不断失去，失去孩子，还可能即将失去丈夫和兄弟，以及自己的工作。 更悲伤的是，她如果想要为已失去的讨个说法，就得继续失去本就拥有的。 这是最新版本的悲伤和荒诞，它由不成比例的手段和结果组成。 也就是说，即使她已鼓足失去一切的勇气，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真相： 在“最新的系统性舆情处置模式”面前，不断的失去，却不一定能成功兑换到想要的正义。 更可能的是，在这世上还要继续活人，肉体凡胎，悲伤和勇气都不彻底，往往半途而废。 妥协是必然的选择，或者说没得选择。 不然能怎么办？面对危危高墙，一意孤行的鸡蛋，唯一的结局就是破碎。 而且，这种破碎是没有意义的，流下的蛋液，也不过给高墙糊了一层包浆，让它更牢固。 失去就只是失去，当你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工作，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和世界的联系。 即使得到了想要的正义，那巨大的失去，也早已掏空了活着的意义。 什么时候，对基本正义的追求，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但这已经是我们不断面对的现实，是反复上演、早已看惯的熟悉剧情，是人间游戏的出厂设置。 所以，我们是旁观者，也是演员，更是NPC，发生在佳木斯这位妈妈身上的，也可能随时降临到我们头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魏春亮说）
近日，一组中国经济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来自海关贸易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下降6%，出口下降5.6%；进口下降6.5%；贸易顺差收窄2.7%。10月单月贸易顺差收窄30.8%。另据多家外媒援引中国商务部的数据，9月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728亿元，同比暴跌34%，创2014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外国企业4～6月在中国投向建设工厂等方面的直接投资为4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87%。另据格隆汇数据分析显示：2023年三季度，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118亿美元，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该项数据首次为负。截至9月底，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这种罕见的情况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减弱。 网友@老蛮频道发帖说：外资的撤离，已经无可挽回。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发布的数据，3季度的外商对华投资，终于呈现出净负值的情况。-118亿美元。从加入世贸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负值。这意味着外企资金的净流出状况，已经非常恶劣了。与前几年动不动就单季度五百亿八百亿美元的投入相比，更是恍如隔世。那个中外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一定是中外对抗的时代。官方这么多年的对外仇恨宣传，终于结出了硕果，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就在中国经济陷入深度危机，外资中资私企纷纷逃离的严峻形势下，习近平是如何应对的呢？首先召开中央金融会议，国安刀把子出手维稳金融，严禁唱衰市场，把市场管死，然后，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全面推进枫桥治理模式。就在市场急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环境的档口，习近平的作为进一步向中外投资人发出反向信号。正如网友@Air Ferry发帖所说：共产党频繁出台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盘活经济国安竟然出来恐吓，一方面给私企松绑却炮制出公私合营进一步措施，一方面与美国修好却派张又侠访俄，一方面在新加坡呼唤吓跑的企业回家看看却推广更恐怖的枫桥经验！ 网友@昆仑发帖说：颠覆和谐模式，枫桥经验预示底层互斗铸就顶层安全：（今天）三大常委会见枫桥经验代表，从最高层向全系统发出最清晰的信号，枫桥经验和模式，将是今后群众工作的主要思路与方式，这无疑是对和谐社会工作模式的颠覆，同时又是毛氏路线的回归，预示着一个全新的群众工作场景将推广到全国。同时我们看到，陪同的人员，陈文清，王小洪，张军，应勇，清一色政法专政力量，刀把子在手，才是枫桥经验的精髓和特色。什么是枫桥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国家执法权，由国家行政机关释放到基层群众组织，底层社会组织的领导，掌握了行政裁量权和法律裁决权，群众之间的所有纠纷，不再由国家基层政府出面，而是由群众内部进行裁决，处理。此刻重提枫桥经验，是因为全国经济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过将底层群众间的矛盾扩大化，政治化，斗争化，才能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聚焦，让民众相互消耗在内斗之中，斗争代替发展，是枫桥经验再现江湖的根由。枫桥经验的本质是什么？是国家执法权的扩大化和滥用化，执法权被不具备执法资质的人和组织掌握，意味着国家专政力量增强扩大，意味着国家执法队伍的野蛮增长，意味着基层专政将走向失序、失控。枫桥模式对中国政治有何作用？答案是底层互斗，自然就会铸牢顶层安全，底层因为互斗，而失去了对顶层的力量威胁。这是每当国家层面有重大困难出现是，类似枫桥经验就会沉渣泛起的原因，他是高层转移底层矛盾的乾坤大挪移，最终都确保了顶层的政治安全。枫桥模式具体是什么场景？民众陷于自我斗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看似一拨群众在斗另一拨，实际上是自己斗自己，群众陷入自我斗争的闭环。当群众斗争进入白热化时，高层就会介入来降低温度，进行裁判，再打一拨，拉一拨，永远将群众提线在手中…从会见如此高规格看，枫桥经验将很快向全国推广，中国人的二茬罪，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网友@YaxueCao发帖说：中共过去几年一直在发展“治安型社会组织”。在浙江诸暨枫桥经验发源地，在联防队、治安员、网格员、治安信息员等已经长期存在的基层治安结构基础上，有各种由派出所主导的调解中心、红色物业、红色四点半学校、救援志愿队、民生义工团等。一些省市走在前面，比如上海，现在有三大由政府主导的所谓社会组织，从事“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功能。各大城市过去几年在发展所谓的“义警”，遍布街道、商铺、企业、工厂等每个社会角落。他们在公安领导下从事形形色色的监控和维稳。比如说，深圳宝安区现在每45人中就有一个“义警”。习近平一直强调枫桥经验，不是为了对付“黑几类” — 构成黑几类的人是政治敌人，由警察、国安直接应对。枫桥工作法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人盯人式的管控，这需要动员和组织起大量普通中国人。 （全文转自法广）
广东广州，中山二院乳腺外科，一团队学生集体患癌，晚期。 这个实验室是专门研究肿瘤的。大老板宋尔卫，是个院士；小老板是苏士成，是个杰青。 其中一个博士后留院的女学生，因腹痛去医院检查，确诊胰腺癌肝转移，已经恶化到最高程度，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确诊报告见下方） 然后这位女博士就被苏士成踢出了各个群，昨天微博也被注销了。可怜本来就没有多久可以活，连发声都不允许。 至少6人，多个博士和博士后，都小于30岁，都在同一个导师的实验室，都是罕见型癌症。 胰腺癌是著名的癌症之王，五年生存率不到5%，晚期确诊等于宣告无法救治。胰腺未分化癌，一般发生在老年，半数在70岁以上。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在30岁的年轻人身上，而且绝不可能同时发生在好几位年轻人身上，必定有原因。 同一实验室集体患癌，还都是罕见癌症晚期，还是在专门的肿瘤实验室，极大可能是安全事故；学生成了小白鼠。查询以苏士成为作者的癌症研究文献，大概二十篇，是基于癌症患者和癌细胞组织的研究，其中有强致癌性的造模药。 这个宋尔卫，他的儿子高中就发了3篇SCI，指导老师就是苏士成。然后宋院士的儿子也顺利进入中山医院。苏本来也是宋的学生，明显的学阀操作。 导师压迫学生早就是研究生、博士生屡见不鲜的新闻。即使在这个人人卷王的时代，把生命都赔上绝对是不合理的。 虽然学校有个声明“网传信息不实”。但目前看来，病例报告属实，聊天记录属实，多个信息渠道交叉验证可信度极高。院方也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从之前压热搜和踢人的动作来看，医院和导师方问题很大。 最近知乎有个非常热乎的话题“如何看待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院长宋尔卫院士儿子中学发表 3 篇SCI，其科研水平如何？”，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事，我们先了解一下大概的背景。 已下均为宋尔卫院士儿子中学期间参与发表的文章 2017年 中科院一区 单位为广东省实验中学 作者贡献包括：实验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论文撰写和回复。 2017年 中科院3区 单位为广东省实验高中 作者贡献为样本收集。 2018年 中科院2区 单位为广东省实验高中 作者贡献无 目前，宋同学（宋尔卫儿子）现为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2022级研究生。各方网友表示，这种学术“传宗接代”已见怪不怪。 有一些网友也抱有不同的想法，认为大多数抨击其学术不端的人不能用一般学生的视角去看待院士的孩字，那部分人只想发泄情绪，不管真相，他们会说院士培养自己的孩子就是错的，就是不公平，就是学阀。 目前只看这三篇SCI就去盖棺定论，这是不够理智的，SCI主要看一作、通讯，共一甚至只看排名第一的。而宋同学都是三作，属于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要是真的想要送他文章，按照宋院士的能力，给他几篇一作是轻轻松松的。如果没有其他证据，靠这些说明其学术不端未免有失偏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生活鹅）
看到一个“夜班媒体人”救助贴，说是救助了几十个夜班编辑。我点开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单位的，一个美编，那时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编辑。最初决定加入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两点，白天还有时间看书，真是理想的职业。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并不是每天凌晨2点都能下班，有时候要等到四五点，而且你等的东西，又都是绝对无聊的。有一天凌晨4点，我在报社下面等出租车，一辆汽车停下，下来两个人抢走了我的背包。 里面有下雨换下来的袜子，还有克尔凯郭尔的书。这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书会这样流通。 10年报纸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编辑。中国的编辑有一种双重性，既是“新闻人”，又是“审查者”，当我发现后一种比重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就丧失了动力。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先是去报社的新媒体，然后是去做杂志，2019年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户和自由人。 这是“职业生涯”的结束，却也是“真正新闻人”的开始。疫情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区杀三只猫的消息（它们的主人阳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成都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来写这个。 那一瞬间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组深呼吸才从床上下来，打开电脑。我知道新的时刻开始了，如果我写这个，会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疫情中成都还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不会有人写也不会有人评论，现在我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 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从媒体辞职两年后，自己真正成为了“新闻人”。我不得不集编辑、记者、评论人角色为一身，战战兢兢，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有些话评估再三，还是不得不从文档中删除，这让我想起在报社受到的那些训练。 坦白说，真正成为一个新闻人，滋味并不太好受，压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变得“危险”，让人讨厌。 但是也因为这些写作，我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一个标志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进了他们的群，“以后不管怎样，跟着我们你都会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头，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 想起2005年刚到报社工作的时候，还有来自纽约时报编辑的培训。记得当时报社有领导还向纽约时报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时，“本报”做的版面，纽时的同行发出赞叹——那时真切感受到“新闻”是一个行业，有全球通用的语言和范式。 前几天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专门去新闻学院参观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 后来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挡住了他的名言： Our republic and its press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 able, disinterested, public-spirited press, with trained intelligence to know the right and courage to do it, can preserve that public virtue without which popular government is a sham and a mockery. A cynical, mercenary, demagogic press will produce in time a people as base as itself. The power to mol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journalism of future generations. 我们的共和国和它的新闻媒体将共同兴衰。一家有能力、公正、秉持公共利益的新闻媒体，具备训练有素的智慧去认知正确之事，并有勇气去实践，可以维护公共美德，没有这些美德，民主政府就是虚伪和嘲弄。愤世嫉俗、唯利是图、煽动民众的新闻媒体最终会培养出与其本身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未来一代新闻媒体的手中。 即便是把它们翻译成中文，读起来也多么陌生啊（也让人心惊肉跳）。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有什么样的媒体，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民族——媒体人的责任就是这么大。“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子女后代的新闻从业者手中。”这不是褒扬，不是期待，而是一种诘问。 必须批判普利策老师，不然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经常反过来思考，并且为自己辩解，“大环境……所以我只能……”我们假装不知道，媒体人不但是环境的一部分，还参与了环境的塑造。估计今天有不少人又会开心庆祝“记者节”，特别写下这篇添堵的短文。 如果重新回到2005年，还会选择到报社当夜班编辑吗？如果我知道这一切，可能还会如此选择，尤其是辞职后的时光，即便是18岁最天真时的我也会认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十多年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上官正义，那时他在反扒。 11月6日，上官正义公开举报湖北一家医院贩卖出生证明，而且还贩卖婴儿。今天上午，我立即联系他，做了一个对话。 谨以此文，致敬上官正义，以及还在关注社会正义的义士们。同时，今天是记者节，也告慰曾经的自己。 问：在哪里呢？ 上官正义：我在湖北。 问：现在这个事是什么进展？ 上官正义：已经提级侦办了，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处理。昨天襄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约我见面，这个医院在当地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我要求只见公安局局长。医院院长已经被采取刑事措施，关联的人员也已经被控制。 问：我看你前天发布微博前，还去医院，劝院长自首？ 上官正义：我本想向襄阳市卫健委主任反映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让我走信访渠道。信访的意思是我有诉求我要找你，我现在是举报你有问题，这两个不同概念。后来他就说，那你去纪检监察吧。这是个民营医院，我去找监察也不合适啊。后来他们又说领导在开会，然后我就走了。就去了医院，跟我联系的是院长的儿媳妇，我告诉对方，让投案自首。为什么要去劝她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让她去投案自首的话，她掌握这么多信息，主动交代出来的话会比较好一些，配合公安机关，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我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说院长在忙，她的儿媳妇下来之后呢，就甩手走了。后来，院长电话我，约我见面，我说我已经离开了，我说让她赶紧去投案自首，这是她唯一的出路。我说我已经快到武汉了，她说到武汉见我，所以这些人，还存在侥幸，我的理解是，可能还想通过一些私下见面，来摆平这个事。我觉得这个医院能够存活到现在，背后有人撑腰。 问：你觉得医院有什么后台？ 上官正义：还不太清楚，至少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是有难咎其责的。我上门来给你举报，你不管，有没有包庇？面临老百姓上门举报，这么明确的一个线索，不作为。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你们的监管在哪里？ 问：我看到前天凌晨的时候，有湖北的警察跨省去找你，当时是什么情况？ 上官正义：我去卫健委，领导不见我，去医院劝对方自首，也没有结果，我就发了微博。当天晚上，我们不敢在襄阳住，就赶到河南邓州，到了凌晨4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看到有两个穿便衣的，和三个协警。他们让我去派出所，我说你们穿着便装，是不是警察，而且协警也没有执法资格。我要看证件，他们给我，一看是襄阳市公安局。对方说，要找我了解情况，我说我只见你们公安局局长。后来，他们对接了局长，我昨天上午就去了公安局。 问：这家医院卖了多少出生证？ 上官正义：我掌握的有十多份。最恶劣的不是这个，是他们贩卖婴儿。9月份卖了一个，以11万的价格卖给了四川的客户，10月份卖了一个，以16万的价格卖给了广东的客户。 问：这个事情的背后是有团伙在操作？ 上官正义：有一些团伙，他们分工很明确，中介负责在网络上招揽生意，通过抖音的这些平台。山东这个中介，联系的是医院院长的儿媳妇，由儿媳妇进行审核之后，才会交给这个院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操作。他们利益链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 问：那这些中介现在有被抓吗？ 上官正义：不太清楚，警察很重视。他们不光是贩卖这个真的出生证，也伪造假的出生证，山东的中介，卖了一张假的出生证给陕西省洛南县的一户人家，我去了洛南县，这家也承认孩子是买来的，我就去四皓镇派出所报案，值班的教导员立马打电话给户籍员，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听懂了他的方言。对方户籍员说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已经上了户口了。但是这个教导员一挂电话之后，转头告诉我，他不知道情况，让我们明天再去。 问：你之前一直打拐，解救过多少孩子？ 上官正义：没有统计过，在解救这些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身份都洗白了。所以我在2014年之后，基本上侧重于打击买卖户口、出生证这一类，这是根源，把这个环节堵住，那别人买了孩子上不了户口，是治理拐卖儿童的根本。最近的这起案件，是我今年的第三起贩卖出生证明的大案件。 问：办理出生证的这些婴儿，来源是什么？ 上官正义：正常的孩子出生之后，怎么可能要去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呢？这些孩子，就是买来的孩子上不了户口，所谓的抱养的、领养的孩子上不了户口，他们才会冒这个风险，才会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洗白身份。 问：我看你10月11号已经在微博上公布了有团伙贩卖出生证明，这都将近一个月，没有警察来找你了解情况吗？ 上官正义：直到11月6日我在微博上公布了详细证据和情况，警察才和我联系。 问：抖音有没有联系你？ 上官正义：没有。我之前也一直在呼吁，抖音是有责任的啊，我们平时发个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违规，这个那个敏感词，但是这些贩卖出生证明的，却没有被封号。 问：卖孩子的又是谁呢？ 上官正义：有一种情况，是大学生怀孕了，小女孩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医院就通过各种话术，告诉对方，把孩子卖了，还给她一些营养费，那小女孩一听，这不是好事吗。 问：这么多年打拐，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无力，或者很无奈。 上官正义：基层政府部门的推诿、不作为。 问：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你一头热，孩子的父母是自愿把孩子卖了，也有人愿意买，医院愿意办证，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反倒是你在一直在纠着这个事。 上官正义：孩子不是商品，不能以这种方式明码标价去买卖的，他享有最基本的这个权利。有些孩子还没出生，就被中介层层转卖，就被别人沦为商品在兜售了。 问：现在去偷孩子的事情还多吗？ 上官正义：很少了。 问：你这卧底一年多，还发现哪些医院有卖出生证的情况？ 上官正义：还有广东佛山和广西南宁的，具体名称不能说。我是想通过这些案例，能够推动卫生主管部门从制度上去完善很多东西，你看今年国家出台了第七版的出生证明，提高了防伪技术，但是呢，人没管住。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要加强法治意识教育。 问：你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线索的？ 上官正义：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就在抖音平台，发现有大量的这个买卖。 问：你能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一年多时间，你卧底的大概情况吗？ 上官正义：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在线上，和中介进行沟通，然后开始取证进行线下的调查核实。 问：你现在的正式工作是什么？ 上官正义：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可能会根据这个找到我。 问：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上官正义：跟你说个实话，最近这三个月，一直在外面，孩子生病住院，我都顾不上管。我自己又生病了，还不敢告诉家人。外面的事情做了，家里没照顾好，会有一些愧疚。 问：你愿意接受别人的捐赠吗？ 上官正义：别捐了吧，有基金会支持过我，但基金会报销是有标准的，我在外面卧底，经常要扮演大老板，要吃好的，住好的酒店，要不然怎么取得别人的信任。 问：你做过侦察兵，对现在的事情，是不是有帮助？ 上官正义：这倒没有，我是自学了犯罪心理学。我经历这么多案件，我喜欢去研究，每次成功之后，那我想，对方为什么会相信我，我会把整个过程捋一捋，哪些需要改进。其实人之常情，哪怕他是犯罪嫌疑人，其实他的心理也是很简单，也有他缺失的一面，所以抓住人性的这么一个弱点之后，就和他沟通。 有人说我勇敢、胆子大，但其实是需要讲智慧和谋略的。我去和别人说，要留证据，比如这次的医院，我如果没有证据，我敢去举报吗？ 问：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让警察既爱又恨？帮警察做了很多事，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上官正义：我还不好说。比如说昨天，我还问襄阳的公安机关，我说我通过微博曝光，给你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说你们站在哪一边？他说，当然站在我这一边。有这句话我就够了。我相信每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嫉恶如仇，但是在面对这些拐卖犯罪的时候，除开这些人贩子，所有人都会站到我这边。我是给他们工作带去麻烦，但是我相信，他们骨子里面也是挺恨这些人的。 问：十多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反扒，抓小偷抓了有多少？ 上官正义：有几百个吧，没统计过。 问：你现在关注的售卖出生证明的，打击过多少了？ 上官正义：应该有上万了，你看之前举报的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就有4885份，他们说是盗窃，我一直不相信。现在到了法院了，我一直问他们，怎么判的，就是不告诉我。 问：你十几年了，反扒反传销，现在打拐，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后来有找过你吗？ 上官正义：有的，有的出狱了联系我，我问他们，恨我吗？他说之前确实恨，后来在里面也想通了，觉得我在他关键的时候拉了他一把，虽然受到了处理，但是不能继续往下走了。 问：十几年来，你一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情，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上官正义：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家里的那种贫瘠，需要有人关心。我是有强烈的自我强迫症的那种，如果我知道了，哪怕投入再大，我都会去帮助到底。其他的没有什么高尚的想法，什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想的那个不是我想的事情，我觉得我做好我当下的自己。 我曾经是军人，我很爱国，爱这个社会，更珍惜自己的当下。我们的社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我的方式去修复它，让它变得更美好，这是我的初衷。 问：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上官正义：最近我的身体不是很好，睡眠特别差，我白天要做事，晚上要去跟他们斗智斗勇。 问：你的家人支持你吗？ 上官正义：还好吧。我去哪里，都不告诉家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近的事，是他们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的。 问：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自己遇到生命危险了怎么办？ 上官正义：我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不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危险。我始终觉得，我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我做的是好事。我相信世界都是温暖的也是善良的。当然，真的是有那一天来临的话，谁也挡不住 还有，我买保险是买不到的，我要买高危险，但是保险公司的条款，是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如果我不选高危，我将来就属于骗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孙春龙和平工作室）
2013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除夕不放假”的得与失》。 因为当时也出了新规定，除夕被踢出春假长假序列，也不再具有法定假日的身份。 当时新闻舆论和专家们的说辞，认为“除夕不放假”是隐形福利，相当于是偷偷摸摸给国民增加待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民色彩。十年之后，专家们拿出的还是这套说法，看来专家们学术水平并没有进步。 对此，中国青年报进行评论。 第一，“除夕不放假”的皆大欢喜，是以削弱制度的权威性为前提的。如果“除夕不放假”指向的只是个别群体，比如说仅仅指向公务员，那后果可想而知。 第二，在劳动者弱势的背景下，如果一些资方就是“不解风情”，不肯除夕放假，那一些劳动者只能望眼欲穿了。 第三，中国青年报直接呼吁，“既然听懂了民意，也愿意顺应民意，倒不如大大方方，将春节假期多加一天。” 12月13日，除了中国青年报，新华社也进行了发文，标题是《近九成公众不满“除夕不放假”：不近人情》。 在关于“如何看待2014年放假安排”的调查中，接近6万人参与了这项调查。88.4%的被调查者，不满意除夕不再是法定节假日，支持者仅为8.1%。 转眼到了2014年，也是执行除夕不放假的第一年，这件事被拿到了两会上热议，因为蔡继明作为人大代表，也是除夕放假的首创者，中国青年报对其进行采访，并刊登了标题为《除夕不放假是“长官决定”》的文章。 蔡继明的原话是，“没有经过立法机构，到了最后决策时，就是‘长官决定’，这靠不靠谱？” 2014年12月10日，又到了年底，新华网这样评论：如果把问题换成“你是否愿意除夕在单位上班”，相信99%的人都会选择“不愿意”。也就是说，“除夕放假”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今年除夕不放假，人们对调休也是怨声载道。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时间拨回1998年，总理定下了公务员工资三年内翻一番的目标。不过在当年，却遇上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又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财政上有些困难。 1999年，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在年夜饭上，向总理提议：“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 这个提议，得到其他人的一致赞同。 从起草方案到最终决策，终于赶在 50 周年国庆前夕，正式下发文件。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调休，获得了长达七天的五一假期，黄金周的概念就是这时候来的。 三个黄金周，老百姓增加了假期，服务业得到了消费，也实现了民意的丰收，真是赢麻了。 随之而来的各种衍生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旅游质量大幅下滑。于是另一种声音随之出现，黄金周的存废之争开始打响。 虽然保黄派的声音很大， 但2007 年还是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这三个节日，与周末放在一起连休 , 从而形成“小长假”。 从此，万恶的调休制度就出来了。假期还是比原来的假期要多出一天，但人们感觉这样比以前更累了。 假日改革课题组的组长蔡继明教授，在政策实行后，遭遇了网暴，不仅被称为“菜叫兽”，他的个人电话号码及家庭住址，也在百度帖吧被网民扒出并曝光，不断接到骚扰与恐吓电话。最后，蔡教授不堪其扰，将百度公司告上法庭。 有些事情啊，我们不能学西方，导师列宁就说过： 自由派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 2006年，当时中国准备颁布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刚出来，就遭到了“人民富豪”们的炮轰。 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在发言时就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欧盟商会给全国人大写报告，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紧接着，美国商会也公开表达：“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 商业教父柳传志也表了态，他说：“《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还是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此，劳动合同法不得不进行重大修改，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变了，用老马的话说，资本主义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都是铁血般的雇佣关系，伴随着监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大型监狱，老板微信遥控指挥，7×24小时在线工作，一个不注意，或者稍微回复慢一点，就被骂得狗血喷头。 说是放假，实际哪有一次真正安稳的假？于是，家就成了人们的港湾。 人们为什么要回家呢？这就不得不提起春运，知乎上有一个问题，问中国的火车站为什么要修那么大？ 这有两个版本的答案，理性一点回答，那就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农民依然还在交这笔改开税，他们像候鸟一样往返，不知疲倦，三代农民为中国建设，付出了泣血的代价。 如果感性一点回答，那就是中国的火车站必须大，只有大，才能装下这股强大的迁徙意志，甭管你是自诩品味小布尔乔亚，还是不知愁滋味的学生，或者是什么老板，除夕这天，我们就是要回家。 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就是这么质朴的道理。 是什么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故乡？就是除夕的力量，对此，你可以无视，可以傲慢，可以不讲道理，但这股力量，它就是客观存在。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丰言疯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