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陶洛诵：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
2026 年 8 月 10 日
与毒地隔条马路 刚装修好还没散味儿，李飞就搬了进来。84平米，三室两厅，他早就打算好了，等过几年爸妈退休，就把他们接来，可以住一间，亲友做客也有客人房。 房子在一层，阳光不算好，但遛狗方便，也不会再吵到楼下。他特意为金毛和泰迪选的这里，一个人在苏州工作，它们是他孤单时重要的陪伴，每天等他回家，早上醒来也在床边。因为狗老掉毛，以前在城里都只能租民房或阁楼，每月房租1800，还得担心把房东的屋子弄乱，留下味道。 2019年成为峰誉庭的业主后，房贷和装修贷每月一万多，跟他开服装店最稳定时期的收入持平。他一下变抠了，不再去饭店吃饭，买超过10块钱的东西都要犹豫。第一次感受到生活艰辛，但他觉得值得，是“为了自己的家在奋斗”。 爸妈催他成家，托人介绍相亲对象时，会很骄傲地说，儿子靠一己之力在苏州站稳了脚跟。房子装好后，他们从辽宁老家开车来看他，爸爸开了一天一夜没睡，东北特有的火锅、好多床被子……塞了满满一车。但他们不算满意，因为早上六点多就能听见高铁声。 家里就李飞这个独子，爸妈都快60岁了，一个下岗后当司机，一个干洗碗工，总是省吃俭用。家乡是四五线小城，住在老一辈留下的老房里，条件没这边好。妈妈挺喜欢苏州的，爸爸虽然嫌潮湿，也和南方人的性格不对付，但有时很想儿子。 突然间，自己的家出现在新闻上，李飞不敢告诉爸妈。现在，爸爸已经退休，公司出了问题迟迟拿不到退休金，不久前在电话里跟他说，也许过几天就可以了，到时候给你还房贷。 这几年，他的计划一直被打乱。疫情来了，他的小店收入急剧下降，无法覆盖房贷。去年养了11年的金毛忽然去世，他把店铺转让出去，也没告诉爸妈。他35岁了，周围的朋友事业有成，结婚生子，他尤其羡慕交了十多年社保的人。大家再聚在一起嘻嘻哈哈时，李飞只想谈怎么挣钱，挣不到怎么办，他们都说他变了。 李飞的小区峰誉庭和另一个住宅区锦园，没有在“毒地”名单上，但和17号污染地块只隔着条马路，最近处相距20米。后者是精装房，更贵，只卖出一二十套。而峰誉庭一共6栋楼，大约700户，前3栋楼是苏钢厂职工的安置房，后一半是商品房——据多位业主讲述，里面住的大部分是外地人，八九成在30岁左右。 事发后，两个小区建了沟通群，300多人在里面。早在前年，雷丁中学（2号地块）没有如期开学，大家就发现了端倪。但学校离小区有一两公里，就没在意。去年4月，业主们看到消息，经督察组调查，4块地存在污染风险。大家还没意识到多严重，打12345无果，最后不了了之。周边的配套商场没如期开业，但仍在施工。有人路过，看到关于污染的红色警示牌，心想，也许里面是在治理呢。 直到今年，被爆出污染的地块变成了7块，很快又成了14块。陆家嘴集团称苏钢集团存在一系列侵权行为，引发舆论，随后苏钢回应，称是陆家嘴在开发施工作业时不规范造成二次污染。业主们看着双方相互推诿，谁都不信，只觉得不好的情况一步步向小区蔓延。 李飞说他搬来后开始胃疼，疼得受不了时要半夜去医院挂水。他认为之前身体不错，小病都扛着。好几个业主也在怀疑，自己的胃病与此有关。群里一直在讨论，以后怎么住，健康怎么办。他们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化学名词，看不懂，上网查。 有人自费去体检，检查结果没事，但还是担心有致癌物质，且癌症有潜伏期。一个29岁的女业主体检出血常规超标，每天失眠，要吃安眠药。以往她每天白天开窗通风，现在只敢开一个小时。她和丈夫今年在备孕，打算年底前要上孩子，现在担心胎儿也会染病。和她一样，有几个女业主最后暂停了怀孕计划，“走一步看一步吧”。家人催生催得紧，她过年不想回家了。 小区变得安静，楼下玩耍的小孩都被叫回了屋子。李飞买了空气净化器，花了几百块，“求个心理安慰”。遛狗时碰到同龄的狗友，叹了很多气。狗友将狗送给了亲戚，辞了工作回老家。他快崩溃了，好不容易在父母的支持下买了房子，现在出门要戴两层口罩，在家只敢喝买来的桶装水。他说住进来后自己开始失眠，流了几次鼻血。 想到父母的艰辛，以后的生活，他哭了几天。妈妈看到新闻，打电话安慰：“我们岁数还不算大，还能再赚点钱，日子起码过得下去。”他说，妈妈已经有很多白头发了，讲到这他哽咽住了。 一个高性价比的“家” 以前李飞没想过买房、在哪里定居。在苏州念完大学几年后，他提出要开家自己的服装店，爸妈掏出了十几万投资。这是笔不小的开销，但他们只说了句，尽力就好。李飞也因此很有压力，想着一定要做好。 店在姑苏区，六七平米，没什么准备工作，说开就开了。跟往常一样，他没什么规划，但他喜欢这工作，每天“屁股不着凳子”地忙活了近10年。2018年全国房价上涨，熟客提醒他，你怎么还不买房，再不买又要涨了。他想，对哦。 手里钱不多，只能挑偏远一点的地方，他看中了太湖旅游度假区那块儿，才知道非苏州户籍的人，在苏州买房要连续缴纳两年社保。等他通过技能考核，办好集体户口时，已经错过了那处房子。 第二年，他看到了峰誉庭，一下心动了。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对着沙盘，详细讲了这座“百万方大城”的规划：商业综合体有办公楼、公寓、商场，雷丁是国际化学校，幼儿园就三四所，还有白豸山公园。锦绣澜山这名字也霸气，据说一共要建5个小区。他看过附近的楼盘，都以这边为卖点。 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当时苏州新房均价两三万，峰誉庭只要1.4万，“非常、非常匹配我”。他没再看别的楼，但峰誉庭的开盘时间从5月推迟到10月，价格也变成了均价2万。李飞有些犹豫，想了想，等都等了，不买以后涨了要花更多钱。他调研过，不远处的一个新楼盘均价也要2.3万。 买！房子一共152万，首付近50万，装修贷了20多万，他掏出开店以来攒的所有钱。 大学毕业后，他去北京工作过，是通过爸爸的关系，进了家国企。待了两个月，他实在不喜欢稳定的生活，坚定离职，回到苏州重新做服装行业。爸爸强烈阻拦，说要断绝父子关系，动员了很多亲友来劝他。李飞知道，爸爸下过岗，希望自己能给他争口气，一直以来都想他留在辽宁，进企业、单位，或考公务员。 以前李飞一犯错，爸爸不忍心揍他，就会揍自己，这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高考没考好，只能上大专，爸爸要他复读，或者读师范以后当老师，他不愿意，随便填了个苏州学校，选了园林专业。爸爸阻拦他，闹到亲戚都知道，李飞觉得烦，只想快点逃离。 最终，爸爸是妥协的一方。每年就是下达任务要他带女朋友回去，说以后有孩子了，直接扔给他们，什么都不用他管。后来他要开店、买房，都给予了支持。但爸妈没有买房经验，帮不上忙，说只要路不是泥巴路就行，让他自己注意。 峰誉庭在虎丘区浒墅关镇，是苏州偏远的西北角，距市中心近20公里。附近只有公交，没有地铁站，有业主到市区上班，单程要1个小时。大部分年轻人不觉得有什么，在高性价比面前，这里“相当于刚需入苏的首选之一”。 同在2019年，一对来自河南的情侣也在峰誉庭安了家。他们大学毕业后留在苏州工作，租了3年房，每月房租3000，每年涨300，实在受不了。在他们看来，峰誉庭房价不算特别低，但“五年一个城”的宏伟规划太吸引人，以后多繁华啊，孩子上学也方便。他们办了乔迁宴，很快在这里结了婚。“终于有了安身之处，能不开心吗？” 另一对90后情侣没房子，父母不同意结婚，着急之下在峰誉庭买了房。当时他们在浒墅关各处比对，看了十多套，最后定下这就因为是现房，期房等不起。而且，楼间距大，他们买了6层，夏天有风，冬天阳光温暖，“有家的感觉”。 得知家变成了“毒地”，李飞的第一个念头是“倒霉”。搬来后，他就常这么想。刚买房时，他好好设想过怎么布置——一定要有个落地窗，有张舒服的沙发，雨天时可以喝着热茶，看窗外绿化带上的花花草草。但现实有很大的落差，李飞要拆阳台上的栏杆，小区不让，说不安全。来回争辩，一波三折，落地窗最终都没有达到他满意的状态。 还没搬进来时，他被保安拦住要停车费，他解释自己是业主，没想到对方说你买不起就去退房。李飞说，这些是原来安置房的物业，“做很多决定，都没有通过我们业主的同意，后来申请换成了陆家嘴的物业，但一点事儿不干，卫生也不打扫”。 业主们都没筹备起自己的业委会，社区给的理由是，每一栋楼都得有代表，但前面三栋是苏钢的职工，老人们不懂有什么用。年轻人去投诉多次，都被拒绝。后来小区外要建变电站，离小区只有几十米，李飞说大家担心有辐射，去阻拦，陆家嘴公司说合同上写了。 李飞想起，签合同时，销售指哪儿就签哪儿。虽然没跟他提醒过什么不利因素，但他很放心。“陆家嘴是很大的国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这是业主群体的普遍心理。 他渐渐失望，安慰自己：认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万幸没有烂尾，房子挺好的，还能住。每月的贷款压得喘不过气，但想到父母，他给自己鼓劲，再坚持一两年，黎明就要到来了。没想到，又曝出“毒地”的消息。 想走走不了 11月16日下午，在小区门口，一个女人蹲地上大哭。她想给孩子转学，转不了，房贷压力也大。她说，自己就是老师，好不容易从外地考过来，早知道读那么多书都没有用，早知道不要考到这边来。视频被发在业主群里，大家都感慨“好心酸”，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服装店转让后，李飞开始去商场上班，在护肤品店当销售，能有公积金，减少点贷款压力。他同时去服装店干兼职，还做微商，继续卖衣服。每天早出晚归，几乎全年无休，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很愧疚，狗这么多年跟着自己也受罪了，天天关笼子里。 但还是还不上贷款，不久前他又跟爸妈借了2万块。买房前，他觉得成家麻烦，失业后，他也顾不过来想这事。每天，他给自己打气，装修贷还完，压力就小一些了，房贷利率也降了。买房时在高位，贷了100万要还近230万，每月房贷6400多，第二年降了200，到了上个月，渐渐降到5200。 “毒地”曝光后，峰誉庭小区的房源也很快从各平台下架。11月10日，中介黄碧云所在的门店接到了公司打来的下架通知电话，没说原因。9年前，她从安徽来苏州工厂打工，干了5年，实在熬不动夜班了。工友们说，做房地产蛮好的，她就转行做了中介。为了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自己也咬牙买下这里的房子。这里离浒墅关中心小学步行只要五六分钟，适合两个女儿就读，全家也可以团聚了。 最近，她很久没开单了，连带看都没有。不单单是峰誉庭，她说整个镇都受到影响，有附近楼盘的二手房，降价十多万，客户还在观望。原本谈得差不多，定了双方见面的，也取消了。另一个附近的中介称，有看中了房子的客户退单了，包括租房的人。 个人交易也不行。11月16日，黄碧云打电话给几个银行，得知银行都不接受以峰誉庭小区房屋做抵押贷款。倒是有浙江或其他省外的客户，专门打电话过来，要买这小区的房子。黄碧云说下架了，对方不死心，想趁机捡漏，买来投资。电话那头问：便宜的有没有卖的？有没有1万的？有没有5000的？有的话让我联系。 今年二手房行情不好。以往金9银10，但这个秋天不行。10月底，黄碧云在朋友圈挂出一套峰誉庭的二手房，每隔两三天就打次广告，4天之内房子的标价就降了11万。 工作不顺，家里的房子也出了问题，39岁的黄碧云不知道怎么办。她的房子总价175万，首付50多万，她拿不出来，一半是向兄弟姐妹借的，到现在都没还清。丈夫是货车司机，常年在浙江，跑冷藏，基本住车上。买房后，丈夫贷款买了辆货车，刚跑两三年。车子快40万，每月车贷1万多。今年生意不好，油价又贵。 黄碧云最怕每个月还款日，要是断了会影响征信。有时钱周转不过来，又向家人借。最近，有业主去体检，查肿瘤抗体就要1000块。婆婆胃上有息肉，上个月在老家调理好了，一来苏州这边就疼，她也陷入怀疑，但体检费太贵，他们一家人都没去。 有条件的人走了，当地的业主回了父母家。大部分的人想走，走不了。黄碧云说，一家人租套公寓，起码要3000块。这些背着房贷的年轻人没有多余的钱，被问到收入和开支，他们的答案很一致：只够日常生活。 那对着急买婚房的90后夫妻，妻子做服务行业，月工资5000多。丈夫收入高不了多少，还会工作调派，之前大半年常驻外省。房贷加装修贷每月一万二，父母也无法帮衬：家里还有个弟弟。河南夫妻也搬不走，双方父母都是农民，帮不上忙。 去年以来，陆家嘴绿岸项目方承诺过出具小区的检测报告，一直没见到。业主们自发找律师和检测机构，没人接。大家都想退房。诉求提了几天，层层沟通。11月16日，业主代表、社区和绿岸相关负责人举行了三方会谈。截至目前，没有进展。业主群和沟通群变得安静，大家渐渐沉默，能做的只有等。 如果退不了房，李飞打算断供。曾经，很累时，想想还有一个房子，有个家，一切都是值得的。去年，他想过卖了房子回老家去，问了好些中介，算了算，加上装修要亏50万元。他现在很不甘心：“倾尽所有（换来）的让你安身的一个地方，现在你没有办法安身，这一切值得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前几天公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讨论郑州小夫妻“亮亮丽君”的故事，有读者却在评论区反映郑州的三孩奖励根本没法领取，难掩失望之意。 本来以为是莫名其妙的恶搞，却发现确有其事。据河南商报报道，9月1日起，《郑州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办法》全面启动，新生儿入户郑州市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奖励2000元、5000元、15000元。文件还规定，幼儿3周岁之前，夫妻双方每年各享10天育儿假，女职工“产假可申请至一年”。 这个文件看上去非常具体有可操作性，也可以理解成郑州市为了提升未来城市竞争力提前布局。 但是，现实操作却出现了问题。 有人向街道办申请补贴，街道办称有这个政策，但是没这笔钱，还要等通知；问落户的派出所，派出所说自己只负责上户口；打市长热线，回复称转给卫健委——真正的职能部门。卫健委回复：还要等实施细则出台。 有人在单位申请产假和育儿假，这个单位的回复更绝：这是市里的政策，我们是县城小单位，和我们无关……就好像这个县城不属于郑州市管似的。也许这个单位还可以这么说：文件里只说“提出申请”，没有说必须批准，那么单位不同意也就没事了。 在河南商报官方微信公号的评论区，网友回复大多集中在育儿假和产假上，“钱就不指望了，能多休息一下也行。” 这是多么好的市民，但是市民的善解人意，更衬托出相关部门的草率。 郑州卫健委回应称还要等实施细则出来，看似有道理，然而这个文件的名称，就有“实施办法”四个字，而里面内容也非常具体，包括奖励金额和育儿假天数都写得明明白白。 这就是一份“实施细则”。 查看9月初媒体的报道（文件标明9月1日开始实施），这份文件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只要生孩子就给钱”，在生育率走低的情况下，人们期待郑州市的刺激措施能够见效。当地有关部门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反响”，两个月过后，又说还要等具体细则，说不过去。 当时媒体把这份文件解读为郑州市的人口新政，它有一揽子方案，看得出是一份严肃的文件。我们也很难简单得出结论，这份文件是从沿海城市复制或者没有经过相关领导审阅同意，就擅自发布的“不成熟的草案”。 我们揣测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卫健委和财政部门没有沟通到位，财政并没有准备好这笔钱？ 最近几个月，地方财政吃紧时常见诸报端，这种“普惠性”的政策，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官方统计，去年郑州市出生婴儿9.8万人，即便按照最低每人2000元，政府也要拿出2亿，考虑到今年的现实，在9月份突然要再挤出这笔钱也不容易。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当地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回应市民关切，给出解释，比如从明年元旦开始领取补贴，具体到什么部门领取都要交代清楚。 这是挽回政府声誉和口碑的必要措施，而不能用一个“等待细则”搪塞过去。 同时，对育儿假和产假如何落实，也应该有详细说明，它只是一种“建议”，还是“要求”？如果是规定，郑州有没有制定这个“女职工休一年产假”政策的权限，它和现行劳动法规有没有冲突？企业因为女职工休产假造成的“损失”，是否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 这么深究下去，我们在这份严肃文件中能够感受到某种“不严肃性”。或许真有这种可能：有关部门在制定这个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切实考虑实施问题。 每个部门都要进步，都要完成自己的年度业绩，而制定和改善文件，既是重要的工作，也是要考核的指标之一，可以列入自己部门的“年终成绩”。 但愿我们的猜测是错的。不过，现实中确实存在一种“文牍主义”的倾向。文件出台越来越多，有些部门工作仅仅停留在“从文件到文件”，制订、修改、完善、请示、批示，开会贯彻执行，然后束之高阁。 很多文件本身不具备可操作性，只是“原则”或者“精神”，这除了造成相关部门公务员的困乏，也没有很大害处；有些文件前后冲突，给相关执行环节带来解释和执行困难，普通百姓也是云里雾里看不清楚。 各种文件越来越多，最终造成“文件的通货膨胀”。但是大多数时候，“文牍主义”造成的是一种认知壁垒，普通人接触不到，也体会不到文件的“妙处”。要提醒的是，这种文件造成的壁垒有时候会成为潜规则诞生的温床，因为能看到文件和“领会”文件的，都是少数人，有些利益，就在文件的“掩护”之下得以输送。 相比之下，郑州这份促进人口增长的文件，反而是“清新的”。制订文件的言之凿凿，加上过于细致的补贴方案，让当地有关部门陷入一种“解释的被动”。 “直接发钱”看起来痛快刺激，是否真的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提高生育意愿则未可知；它的有效期是多少年，换一届领导是否还算数，也是一个疑问。 但是对市民来说，这一切都过于抽象和遥远，人们要求“立即兑现”。这种真正的“实践性”恰恰是“文牍主义”的挑战，让文件显出了漏洞。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汽油发动机对人类社会出行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衰退只用了五年。 这套燃油和活塞的组合打败了最初的对手——马，跨越两次世界大战，驱动今天全球超过 13 亿辆汽车运转，直到新能源的时代来临。2017 年到 2022 年，全球燃油车销量减少了五分之一，中国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瑞银证券预期，2030 年，全球每卖出 100 辆新车，47 辆是新能源车。 汽车公司争相承诺推进电动化。2022 年全球销量前 15 的车企里面，有 12 家宣布了在部分或全部地区停售燃油车的时间表，占全球总销量的 67.9 %。丰田、福特、宝马规划的时间是 2030 年，大众、通用、奥迪、雷克萨斯是 2035 年前后。就连兰博基尼也说要向新能源转型——豪华跑车通常被认为是燃油车最后的堡垒。 比亚迪抛弃燃油车已经一年半，它现在是中国销量最高的车企。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 2022 年评价，“不久之后，我们将以看待蒸汽机的方式看待燃油车”。 有人为新能源改造传统汽车世界欢欣鼓舞，有人在被改造的那个世界。技术变革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同时燃油车时代的一些重要工作也在逐渐被边缘，甚至被取消。 受冲击最大的职业之一是发动机工程师。陈宇说，像他一样还留在这个行业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代发动机工程师了。因为公司慢慢不愿意投入新的研发项目，团队里岁数小点的工程师能走都走了。 陈宇大学毕业进了一家传统车企，负责发动机供应商管理，最多时对接 200 多家企业。今年，这家车企宣布，2027 年后不再推出新的燃油车。 担忧是普遍的。知乎上，“发动机工程师” 自动联想的词条里，前五条有三条是 “失业”“还能干几年” 和 “转行”。一位猎头说，现在智能、芯片、大模型才是企业招聘的热门领域，至于发动机工程师， “哪还有做这个岗位的猎头？” 一个年轻的、入行三年左右的工程师拿不准该往哪跳槽，唯一确定的是必须走。他撂下一句话，“劝人学 ‘机’，天打雷劈”。 一位高校老师回忆，十年前，他所在的学院招生，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是王牌，报考的学生够多，有余裕筛选。2019 年后，生源要靠从别的学科调剂。一些内燃机专业的学生还没毕业，就开始寻求转方向的建议。 一位发动机工程师在一家世界知名汽车企业度过九年，第十年时决定离开，去做智能驾驶。老同事们已经走了一半多。他说，这个行业就像一艘正在进水的船，虽然还没沉，但它肯定会有那一天。他熬不到退休，得先跳船。 也有人选择平静接受。今天中国汽车市场三分之一的销量是新能源车，不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二吗？一位在发动机公司工作近二十年的工程师说。他不认为自己的职业会消失，但也明白 “黄金时代” 已过去，下半段职业生涯必然下滑。 留在旧世界 李永记不清那是 2017 年还是 2018 年，他以一家头部车企发动机技术工程师的身份到一所排名靠前的 985 大学讲课，内容是公司最新一代发动机项目。他认为项目和课都是当时市面上 “相当高的水准”，然而，台下三十多个学生，没有一个是内燃机方向。 从学生的表情中，他看出对方不感兴趣，也不认识那些零部件。李永说，重点大学的高材生都是聪明人，他们已经不再选择自己的路。 他也是从那所大学毕业，当时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都选了内燃机。校招进入这家传统车企的发动机部门后，他待了十四五年。 前十年，公司的销量高枕无忧，然后新能源渗透率突然拔高，2020 年还是 5.8%，次年就涨到了 14.8%。老板宣布为电气化和数字化投入百亿计美元，内部资源开始从燃油车往新能源车倒。 公司每年评晋升，一级差出一两千块钱。李永一来就参与最复杂、难度最高的发动机项目，第二年就升了级，是晋升最快的年轻人。之后也顺遂，连着升三四级。要感谢做的是发动机，受公司重视。 最后一次晋升停在大概七年前。再往后，年年参加，回回落选。他资历深、绩效也高，被打回来的理由大多是智能化领域能力不足。他说，现在已经没想法了，“我们这种人” 去也评不上。“另外那种人” 指的是电动车相关部门，一个电池部门的年轻人比他职级更高，刚刚工作了三四年。 这两三年，发动机部门的老同事们陆陆续续走了七成，剩下的不到三四十人。一部分先从发动机技术岗位转去做项目管理，然后再跳到其他行业。有人去做混动技术中的发动机，有人去供应商管生产或销售。 倒不是没有项目干。一代发动机开发需要两三年，每隔两年左右做性能改进。前一代发动机保住了十年饭碗。新一代发动机正在开发中，未来两到三年不用愁，但再往后，不好说。改进也要成本，如果公司觉得没必要再改进呢？李永和那些离开的同事一样心里没底。 燃油车时代，没人不关心发动机。每年 “中国心” 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入榜企业会发喜报。评选办了 17 年，李永所在的车企也曾经上榜。但 2022 年起，这个奖项的名字改成了 “‘中国心’ 年度十佳发动机及混动系统”，“十佳” 里六个不是纯汽油发动机。 这两年，陈宇和供应商开完会寒暄，总免不了绕到发动机还能用多久的话题。生产曲轴用钢的厂家忧虑，合同还能签多久？陈宇不知道如何让对方安心，他自己也没答案。 现在有答案了。今年，这家车企宣布，2027 年后不再投放燃油新车。好在，混动车还会继续生产，有个缓冲。 他最近刚学到一个诀窍。上半年，团队里的年轻人纷纷交辞呈，他问对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走？对方说，6 月份之前跳槽，正好算上去年还不错的年终奖，找下家时好谈价格。毕竟今年公司燃油车的销量比去年更差，奖金肯定比去年少。工作二十年，他没换过公司，没机会懂这些技巧。 一边离职，一边也有新人进。陈宇和李永所在的公司都倾向校招。李永来的头几年，公司门槛高，默认是 985 大学的硕士，偶尔有本科生进来，大伙还新奇。最近两三年，211 大学的本科就不错了，有一些新同事 “学校名字都没听说过”。 张朝伟就是在这种时候转行进了一家知名发动机供应商公司。他是李永形容的那种条件，二本学校，非发动机专业。 大学毕业，他在一家 “说出来也没人知道” 的小公司做车身设计，天天画图，一度想要离开汽车行业。他觉得汽车电子方向前景好、收入高，但门槛也高，翻别人的经验分享得到了一条路：先去做发动机标定，攒些软件经验，再往嵌入式方向转，“曲线救国”。 这是他第一回听说有标定这个岗位。投完简历，这家名气挺大的发动机企业就通知他面试，一共两轮，大都是基础知识，比如什么是爆缸，问了有没有操作过一些软件，他直说没有。 主管问，你能在这里干多久？张朝伟回答，人不可能一份工作干一辈子，但能保证至少两年不走。 他就这样过了面试。如今回忆起，他认为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发动机工程师的离职率比较高，来应聘的人少，所以门槛变低了。他所在的组里大概两种人，一种是资深的工程师，干了十多年，不愿意挪地。另一种就是像他这样入行不久的年轻人， “刷” 一下简历就走。 一次在公司附近闲聊，张朝伟听到同事感叹，他们现在也变成 “小厂” 了。前几年，公司把燃油部门单独拆出来，成立了新的子公司。而在母公司的官网介绍中，它的愿景已经改成了 “推进全球汽车的电气化转型”。 只要不在意同事的离开、待遇的差别和以后，留在旧世界的人过得也舒坦。事都是做熟了的，经验多，效率也很高，一切按部就班，李永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五点半回家。张朝伟的领导来得更晚、走得更早，领导没有换工作的心思，领导心平气和。他比领导可焦虑多了。 “能走的都走了” 面试前，王小文自信做好万全准备。公司，是仔细筛选过的自动驾驶初创公司，有前景。对方需要有整车厂背景的候选人，所以不会太挑。做项目管理，对照岗位要求修改个人简历，猜测对方关心什么、涉及哪些背景知识、希望自己是什么性格，用三天整理成一份文档。 再往前，报过课、买过书、考过项目管理的证书，花了几千块钱，陆续学了快一年。 他一共面试了三家公司，最终拿到了一个 offer 。王小文告别发动机工程师，转型做自动驾驶公司的项目管理。 跳槽之前，王小文想了两年。他在车企做发动机标定，日子清闲、熟悉、没有太大压力。自动驾驶行业刚开始热起来，同事就有离开，但他没心动。起念头是因为危机感，2018 年，公司里有消息说新一代发动机开发项目要取消，以后就没有新项目了。这个项目后来没砍，但王小文感觉到管理层对传统燃油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他所在的公司宣布了 2030 年全面转向纯电动车的计划。 离开要冒险，转行需要冒更大的险。他犹豫不决，和同行聊，他们发现以前的发动机开发是做加法，越做越复杂、越精密，现在是做减法，琢磨怎么又小又省。张朝伟有同感，除了给出口车供发动机，他们一半任务是给混动系统做发动机。追求高性能的燃油车，会采用油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的 “缸内直喷” 技术，但混动系统用的大都是技术更简单、价格更低的 “歧管喷射”。 在混动系统里，发动机不再是核心，就像他们这群人。转行吧？隔行如隔山，未知最让人恐惧。做发动机工程师的年头越长，离开的负担越大。 说没有想过跳槽，肯定是假的。陈宇和李永都找前同事聊过，打听薪资、待遇和工作节奏。打听回来，又犹豫了。毕竟现在日子愉快。而跳去新能源的同事工资是高了，但过得太 “卷”。 但这两年，陈宇开始把 “脉脉” […]
近日，席卷中国北方的不明肺炎引起世卫组织的关注，周三，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请求中国就媒体的相关报道和全球疫情爆发监测系统“新发疾病监测规划机构”（ProMed）的报告提供更多的信息。经济观察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随着北京市进入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儿童医院内科门诊人数急剧攀升。 2023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北京，一名男子在儿童医院外用轮椅推着一名盖着毯子的儿童。在新冠疫情首批信号在中国出现将近四年后，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在儿童中，呼吸道传染病大增。 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李豫川向央广网介绍，目前医院内科日均接诊患者超7000人，远超医院承载能力。李豫川表示：“目前，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已取代支原体，成为本次感染高峰的主要病原体。” 就此次来势凶猛的不明叠加病毒传染病爆发，卫健委并没有做出更多说明，也没有提供更多信息，更没有在国家层面提出协调方案。 网友@手工先生发帖说：有些事是注定的，时隔一年，在别人摔过的地方又摔了而已。曾经预言这些事的人被扣上了“诅咒派”的帽子，预言这些事的文章被贴上了“无可靠信息来源”的标签。事实证明“吹哨人”都没有好下场。其实不光是北京，很多地方都这样，紧邻的石家庄“河北省儿童医院”也是同样的盛况。 高德地图显示，每天医院门口的交通流量都是红色甚至黑色。 网友@SweetDevil发帖说：坐标北京近郊学校，今天学生的卫生老师被警告了。原因是学校总体上报的发烧学生数多，解决方法就是让少报点。请假不上学的的可以写流鼻涕 打喷嚏 各种感冒都行，只要不写发烧就行。不承认事实，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问题的人。明明一个班十多个甲流确诊，还是不承认有流行病。就非要天下太平才是壮哉我中华吗？为什么那么在乎发烧？发烧为指标已经是老黄历了吧？阳过的都知道发烧完才是开始啊。由此可见我国政策的严重滞后性，文件下来就要一直执行下去，并且只会加码不会撤销某个政策。反正就是我不能承认我错了。 网友@牧之野发帖说：首先说卫健部门，根本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这也根本不是什么“谁是谁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问题，这次北方大规模病毒+肺炎，受害者主要是孩子。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他从业十年，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即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里的号最多也就800。而到了现在，晚上1000+甚至1200+是常态。以我自己带孩子就医以及最近身边孩子家长的亲身体验来看，这一波混合病毒，完全够得上应该大力宣传提醒的级别。可是，我们什么也听不到，都是些不痛不痒的术语解释。放眼街上，根本没几个人戴口罩。儿童医院甭管什么级别的医生，现在都要求上一线。孩子生病非常不容易好。生病治疗花费非常的贵。我不知道南方情况怎么样，我只知道，这回又是北方，又是北京。支原体、合胞病毒、腺病毒、甲乙流、新冠、手足口等等呼吸道病毒大杂烩，至少是十年级别的凶险。到现在，甲流又来了。不少孩子阿奇已经耐药了，每天都有洗肺的。这本不应该发生。呼吸道疾病高发，戴个口罩很难吗？戴个口罩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了吗？这不是掩耳盗铃么？我不知道卫健委是怎么理解问题的。之前也提醒过带孩子打流感疫苗，今天再次郑重向大家提个醒，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戴好口罩，勤洗手。好多事不便说，但你心里要明白。真怀念吴老师在的时候。《从现在开始起，戴好你的口罩》《戴好你的口罩，就算是为吴尊友老师送别吧》。 网友@浩然发帖说：我在2023年2月就说过，要警惕大魔王支原体肺炎。因为支原体肺炎发病前期不易察觉，发病后不容易好，好了还容易复发。如今在我们这里肺炎支原体更是对一线药物阿奇霉素有80%的耐药率，耐药后，对儿童来说可选择的药物就不多了，目前儿童医院已经是人满为患，加床都没了，目前流感疫情已经起来了，后面新冠疫情就要来了，新冠，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手足口，支原体肺炎，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呼吸道传染病，在这个冬天，会给我们一次相当强的震撼。我一般不会挂人，但是最近某些自媒体做的太过分了，上来就说支原体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不用治疗慢慢就会好，拿出2020年以前的数据一通输出，丝毫不考虑病原体的变异和耐药性以及新冠对人体肺部造成的损伤，还有免疫系统的伤害，真是误人子弟。。。2022年年末东方某大国火葬场炉子都烧坏了，这才过去仅仅10个月而已…占总人口10%的长新冠患者在看着这个世界呢…另外，长新冠的威力刚刚显现，不是因为新冠对我们仁慈，而是我们才放弃抵11个月而已。然而因新冠死去的几千万甚至上亿人连反驳的权利都没有了。洪水，地震，高额的房贷，低迷的经济，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和已经爆发的瘟疫，早已被996甚至007拖垮身体，历史就是一次次轮回，不知道下岗或者失业会不会像新冠一样大流行。有些人注定要成为代价。
01 “我们城市里的安检过度普及了，这是非常巨大的资源浪费！”说起来，这已经是胡锡进第二次公开抱怨：中国的安检太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我们现在的城市摄像头，已经多得让人感到不适。 和摄像头相对应的，就是安检。去地铁，要卸包放包，还要喝口水检验。去公园，要刷身份信息。去大学，甚至还要预约！但在10多年前，这些是统统不需要的。过度安检真的好吗？如果一件事情连中肯的老胡都难以认可，那么群众更不会认可。 胡锡进说：“在社会愈来愈安全的情况下，安检、保全的加码投入是不合时宜的，且中国的犯罪率尤其恶性犯罪率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中，安检网只是心理安慰，且效果难免畸形。” “追求绝对安全反而会破坏社会免疫力，使集体心理变得脆弱，这对国家从长远看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于老胡的这番话，我举双手赞成。并且我进一步认为，在当下，取消大量的摄像头和安检，对促进经济恢复，宣誓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有着标志性的作用！ 02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进一步强调：要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但前几年，我们却看到微观干预越来越多，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越发严重，市场主体苦不堪言。如何重新振奋人心？各种利好的文件，已经发不少了，但从股市市场的回馈看，似乎效用并不明显。一些民营企业仍然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动辄容易风声鹤唳。 在此情况下，我认为社会必须要拿出一个能够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来向公众乃至世界证明：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来越大！拆除大量不必要的安检、摄像头，在形式上，就是最好的开放大门之举。这是最直观的指标，也是最强烈的宣誓。 纵观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大学是设置门禁的，也没有什么公园会让你“扫码进场”，甚至很多景点连围墙都没有。都说城市是文化高地，那城市之间，就不应该有如此多的藩篱，阻碍市民的流通。但不得不说的是，今天我们还不仅仅是过度安检，现在绝大多数大学，已经不能自由出入了！ 闸机森严，摄像头遍布。疏离之感，让人心寒。久而久之，开放的氛围就消失了。 03 当然，总有人借口什么安全问题。这实在是杞人忧天，甚至是懒政怠政！一些领导怕出一丁点安全上的事故，从而影响仕途，于是拼命投资所谓的安全建设。一些人因为一年不到一起的小事故，就说要把整个学校，整个小区管起来。把所谓安全问题，秩序问题等当借口，给绝大多数人制造生活的不方便，经济的不通畅。因噎废食啊！ 这些人大概忘了，中国早在很多年前，就是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安全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摄像头，没有门卫保安的情况下，也没出多少安全问题。现在有了安检，有了摄像头，更安全了吗？有句俗话说得好：安检，防君子，不防小人。有些领导因过度采购安检设施，大肆吃回扣，都够送自己的子女出国了！ 现在想想，也不光光是胡锡进，民间反馈这些问题很多年了。但事情却在向反对的那个方向愈演愈烈。醒醒吧！如果对自己人都不开放，何谈对外开放呢？对外开放，说起来是件很容易的事儿。但实施起来，总会遇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重重封堵。 这一次，我愿意和老胡站在一起，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些标志性的改变，给市场以信心，给世界以开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因为一条蛋炒饭视频，美食作家王刚再次引发争议。 都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可王刚却在蛋炒饭这道家常美食上栽了两次。 视频截图 虽然有网友掷地有声的质问“凭啥不能发蛋炒饭视频？哪条法律写了不能在这个时间发？不能发那请明明白白写到文件里，比如我就不知道是啥原因”，但即便是秒删视频后，王刚还是被很多网络大V认为“这是刀尖玩火”。 相较于3年前的10月24日因发布“扬州炒饭”视频惹出的风波，显然，这一次王刚更加意识到潜存的风险，秒删视频之后的11月27日深夜，面容憔悴的王刚在自己拥有超过330万粉丝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2分46秒的道歉视频。 在视频中，王刚除了一遍又一遍的道歉，表示视频对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和很不友好的体验”，也主动澄清忙其他事情的自己没有参与到视频的发布中，并认为这是他做大的过失。 不止道歉，在这条视频中，王刚还向大家做出了两个保证，第一个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所有的视频都亲自发布”，第二个是“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也不拍蛋炒饭”。 即便在道歉中王刚还提及了自己在朝鲜参战了6年的外公，以及他本人对外公的敬仰和外公对他的教育，王刚的这条道歉还是再次被敏感的网友揪出了槽点，“如果你是真心道歉，那么建议你删去第二个保证，这种有低级红高级黑嫌疑的话语很容易落人口实。” 对于“逼得一个厨子说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了”一事，有网友认为这是“上纲上线”，甚至发牢骚说“全网以后都屏蔽蛋炒饭最好”。 一道全民认可度很高的家常美食被赋予了更多额外隐喻，以至于近乎演进成了某种忌讳，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王刚本人也在3年前为扬州炒饭道歉时坦言，自己“也是看到评论才了解到这个情况”。 客观而言，围剿王刚带来的后果就是让蛋炒饭的隐喻知晓范围扩大了，已经有网友在评论中怯生生的提问，“我们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蛋炒饭了？” 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这事儿最吊诡的地方在于：全网都在骂王刚犯了忌讳，但没有任何一个博主敢于向粉丝解释王刚为什么犯了忌讳，似乎所有人都在心照不宣地玩一种规则怪谈类的游戏。” 事实上，王刚不只是在10月、11月两个月份发布蛋炒饭视频，过去的很多年中，这名有着超高人气的美食作家和成功商人曾经多次在不同月份发布各种类型的蛋炒饭视频，必须要说，似乎看上去王刚很喜欢做蛋炒饭，就像他之前所言，为了做好扬州炒饭的视频，他还专门去扬州“交流学艺”。 由于这些视频发布的月份分布在5月、9月、10月、11月，被搞晕了的网友只能发问，“所以到底是几月不能发啊？”更有网友惴惴不安地追问，“蛋炒饭都不让做了？” 确实，到底几月不能发蛋炒饭并没有一个明文规定，但包括王刚在内的一些人却因为被认为是在不合时宜的节点发布了蛋炒饭而惹出了麻烦，即便3年前雷斯林就在“为你写一个故事”公众号写下了《王刚做扬州炒饭被骂“政治隐喻”，就离谱》一文，但3年之后王刚再次被质疑，似乎这个隐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 有网友说“这个世界终于疯了”，其实，比起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我更想不明的是，“到底一个怎样的社会，才会把一个厨师逼得再也不做蛋炒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江湖挑灯看剑，原文已被删除）
孤陋寡闻如我，刚刚才发现，几个月前，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一次会议上连甩三颗“重磅炸弹”，直击当下教育的种种瓶颈。 但内心的震撼并不因此而减弱。他说—— 第一，我们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课程始终重解答题目却轻解决问题。我们的理科课程落后世界70年，大量内容是200年以前的知识，这些情况为什么不能改变？ 第二，为什么青少年的课外科普活动往往只停留在兴趣层面，缺少科学知识、方法、技能和科学精神的培育？怎样让孩子从有兴趣超越到有志趣，这个路径还不清晰。现在中小学校园里的科技设备越来越“高大上”了，但科创活动却仍缺乏高思维、深体验。 第三，社会上出现了大量魔幻影视、魔幻游戏和魔幻书籍，对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了产生了反作用力，对此，广大教师和家长引起重视了吗？倪闽景表示，思维多样化是创新的本质，而科创能力是一项“童子功”，需要从小打下扎实的功底，因为这个“童子功”过了高中阶段再练，就很可能来不及了。 每一枚“炮弹”的当量都很大。尤其是第一枚——他不说，我相信很多人打死也不敢相信，“我们的理科课程落后世界70年，大量内容是200年以前的知识”！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叫曹则贤的研究员的惊人之语，他说，“世界上有85%的数学和物理从未传到中国”！我也可以肯定，至少有85%的人不曾听到他的这一断语。 更多人熟悉的是对中国教育非常乐观的论调，有人放言说，到2049年中国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心，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到那个时候，一是中国的标准将成为世界的标准；二是中国将成为全世界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三是世界教育的发展规则，中国有更大的发言权，能够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四是中国版的教材、汉语发音的教材能够走向全世界。是不是听了非常振奋，觉得非常铿锵有力？ 可是，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和曹则贤研究员的“炮弹”，已经将我的自信心、自豪感炸得人仰马翻，巨大的焦虑挥之不去——如果他俩说的是真的，虽然在文科领域我们已遥遥领先世界了，有学者已经研究出英国人美国人都是咱们的后裔，可是，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怎样才能更好地攻克卡脖子技术？ 当然可以考虑留学——在国内，是没办法及时接触世界前沿科技信息与知识的，参见汶川县人民法院某女法官的普法，这里就不放图了——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报效国家，是一个解决办法。不过，不久前，一些人认为留学生有间谍嫌疑，一些地方甚至不许留学生参加进入体制内的考试。 这可如何是好？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只是对这种现象表示着急。 文章来源：常识流通处
继恒大之后，又一颗大雷爆了！ 近日，被誉为“中国最大民营金融财团”的中植集团，对外发出致歉公告，称目前总资产账面金额约为2000亿元，债务规模约为4200-4600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中植旗下多个金融产品已发生实质性违约，许多投资人讨债无门。根据最新消息，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对中植集团所属的财富管理公司进行犯罪立案调查，对负责人解某某已经刑事拘留。 许多人对中植集团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家极为低调的企业，充满了神秘色彩，其创始人名叫解直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唯一一次被曝光，是与歌星毛阿敏的婚姻。 说起解直锟，可真是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80年代，解直锟只是伊春市某印刷厂的一名普通工人，解直锟通过承包这家企业，攫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此后相继投资建立了服装厂、水泥厂等企业，并且开始接手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资产。 此后，解直锟精准地捕捉到房地产业的发展机会，进军海南房地产市场，在海南炒房热潮中大赚一笔。此后，解直锟又把手伸进了水利和公路基建等领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此时，解直锟发现了最赚钱的行业——金融，开始了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控股或参股了多家持牌金融机构，与央企合作，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最终将中植集团做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 你要以为，解直锟是个从底层白手起家的富豪，那就错了。解直锟家族背景可不一般，他的哥哥解植春，曾在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并在后来成为光大、中投、中央汇金等的高管，是国内金融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解直锟从伊春起家时，在当地政商两界都是极为活跃的人物，曾任伊春市五营区区委、区长助理、伊春市五营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在政商关系上长袖善舞的解直锟，此后在做大中植集团时，也特别擅长借助权力的背景，塑造企业的金字招牌，为企业扩张铺路架桥。 公开信息显示，中植集团把许多曾在重要部门任职的高级别官员，纳入麾下，最为知名的就是“八大首席”： 原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大法官颜茂昆，曾任中植集团董事局总裁（原首席风控官）。 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牛占斌，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运营官。 原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王允贵，曾任中植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原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副主任刘辅华，曾任中植集团首席合规官。 原北京税务局副局长张磊，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财务官兼新闻发言人。 原公安部经侦局司局官员陈海波，曾任中植集团首席风控官。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罗音宇，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资源官。 原中国证监会机构部法律部副调研员武建华，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财富官。 能让这么多牛人，为自己效命，解直锟堪称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人了，解直锟打造的这批前官员身份的高管阵容，就是央企恐怕也难以企及。 然而，长袖善舞的解直锟，以及他那超豪华的高管阵容，并未带来企业的基业长青。 2021年解直锟去世后，中植集团开始走下坡路，这艘原本光鲜的资本巨轮，露出了越来越多深不可测的坑洞。但中植集团一直在强撑，坚称自己没问题。 如今，中植集团终于爆雷了，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债权违约事件之一，有人甚至认为，由于中植集团管理的资产规模庞大，引发市场震荡或将超过恒大集团。 不过，中植集团的高管们大多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全身而退，最惨的是那些购买中植集团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无数家庭辛苦积攒的财富将灰飞烟灭。 谁，又该为这一切负责呢？ 文章来源：鱼眼观察
国家统计局11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2%，是7月以来再次出现下降。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货紧缩，再次发生争议。 什么是通货紧缩？是指一个国家总体价格水平下降，即物价普遍下跌，同时发生的还有经济衰退、消费需求不足、失业率增高等情况。 通缩在经济学上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至今世界上尚未有哪个国家成功战胜过通缩，都是被通缩搞得非常惨。 最典型的通缩，就是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以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 大萧条有多惨？饿肚子的人都不在少数，无数人的资产一夜间变成负债，普通人基本找不到任何工作。美国后来是重新富强了，但大萧条那些年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日本在90年代被通缩这个魔咒控制之后，经济30年基本没有增长，虽然今年重回增长趋势，但是否能说走出通缩，还不一定。 试想一下中国接下来30年不增长会怎样？ 跟日本可没法比。日本当年陷入通缩的时候，人均GDP可是超过美国的，所以现在日本30年不增长但仍然属于发达国家前列，真正体现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中国2022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产业质量也远不如日本当年，如果这时候陷入通缩，后果肯定是不敢想象的。 对一些大病来说，在早期就会有很小的征兆，但有时候这些迹象被忽略了，有时候会讳疾忌医，有时候是给的早期干预手段不对，最后成了真正的大病，要么得大动干戈治疗，要么就真死了。 通缩的判定标准，按照主流看法其实简单， 经济学家一般普遍认为，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出现连续的下跌，即标志着通货紧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中国经济就已经通缩了。这是单一要素的通缩判定标准。 另外还有一种全要素判定标准：通货紧缩不光出现物价下跌，还会伴随货币数量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会出现经济萧条。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也可以被认为进入了通缩前期状态。 不过中国经济因为巨大的体量，确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再加上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很强，而经济理论一般都是针对纯市场经济环境，所以硬套通缩这个概念，也未必可取。 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既然上面已经说了这几个中国经济的特殊性，那就从特殊性出发，会比较切合实际。 再来看看PPI。统计数据显示，10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在连续三个月收窄后，同比下滑2.6%，降幅较9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这是PPI连续第13个月下降。 这就很有讨论的价值了，为什么消费者这头的价格下降，还伴随着生产那头的产品价格下降呢？如果说物价下降还能解释为主要是猪肉降价造成，那“双降”现象，就能说明问题没那么简单了。 双降，显然是因为经济的“老毛病”未除，就是产能过剩。就是说生产的太多了，但有效需求还是太弱。 根据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152.1GWh，累计同比增长38.1%。但同期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约293.6GWh，同比增长36.8%。今年上半年动力电池的产量接近装车量的两倍，就是说产量明显高于市场需求。 这就是一个关于产能过剩的现实例子。 综上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再看看GDP的增长是怎样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第四季度也普遍预计将会超过5%。 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GDP数字如此美好，物价和出厂价格却是下跌的？这GDP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按常理说，GDP和物价指数应该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同步增长才对。 这时再结合我刚才说的产能过剩，就该有答案了：GDP其实还是生产过剩和政府投资带来的，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复苏。那些生产过剩的电池之类，就是GDP的主要推动力。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事实上还在进一步恶化。 可以说，生病的中国经济今年根本就没吃对药，多年来的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积弊还在扛着GDP这面大旗前行，但背后的有效需求“后备军”不仅没有及时跟上，甚至还被落下更远了。用扩大产能和政府投资来“饮鸩止渴”维持GDP高增长的现象还在继续。 这时候争论通缩没通缩，还重要么？ 现在再叠加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就算启动财政政策开始“放水”，也未必能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多半是填补了债坑。这样一来，能用的刺激手段其实就更少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断是否通缩，而是怎样防止掉进深渊一般的萧条寒冬。 美国是怎样走出这三年的“经济底”？可以看看美国的老百姓是怎么说的——都在使劲儿花政府发的救济金。 我在网上甚至看到不少人说陆续发了几万美元，都没花完。美股也在这三年继续走出牛市，让股民赚到了钱。给老百姓钱，让老百姓可劲儿花钱，强行让经济循环起来——这就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办法，简单粗暴但有效。 中国的消费特点虽然不一样，但发一发大规模的无限制消费券总是可以的。如果还把精力放在等待海外需求复苏，用来辩解没有通缩，而不是赶紧“治病”，等到真正发病的时候，恐怕将是一场空前的大危机。 “扩大内需”喊了20多年了，现在，是必须实践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秋后“告状” 每年秋后，10月收了玉米，重新犁地种下麦子，农忙一过，河南省驻马店市后楼村村民刘喜珍就要上乡里，再到县里，一级一级地反映情况。和她一道的，通常还有村里几十位老人，年龄大都60岁往上了，个个面容愁苦，闷闷地坐在一旁，眼睛失神。 这件事老人们已经持续了7年，“政府门口的保安都眼熟我。”可年年没有结果。刘喜珍说，他们只是想讨回自己的养老钱。 7年前，村里老人的积蓄被尽数投入到一家基金会，说服他们投钱的是村里的信贷员，承诺的年利息为2%—5%不等。在2016年，这样的利率比银行高不了多少。后来据基金会的人说，钱被拿去投资郑州的养老公寓，但资金链很快断裂，不仅利息见不着，连本金也还不出来了。 刘喜珍62岁，出门见客时，她会特地换下沾满泥土的长靴和黑裤，换上白衬衣和卡其色风衣，淡淡扑一层粉，涂上口红，以示郑重。但一提起那笔消失的金钱，她的眼泪浸湿了好几张餐巾纸。 她在基金会里存了39万，是全村损失最多的。其中大部分是她和丈夫年轻时跑了一个又一个工地，挑水泥、搬砖、筛砂攒下来的，还有几万是儿子和女儿交给她的，一夕间，这个家的全部储蓄就像砂石落入混凝土，看不到一点踪迹。 她急得有一个星期吃不下饭，也喝不下水，晚上睡不着，就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转圈，眼睛发直，一句话不说。丈夫跟她说，那会儿都以为她要神经了。第二年，她就长了乳腺结节，得动手术。没过多久，甲状腺也生了病，需要开刀。医生一看她病历就问，你生什么窝囊气了吗？ 唯一幸运的是，丈夫和孩子们并不责怪她。在后楼村更多受害家庭里，把钱交出去的老人成了全家的罪人。一个70岁的老人存了29万，那是他在村里干保洁，一个月挣700块，加上43岁的儿子在全国各地搭建舞台，纯靠卖力气攒下的钱。因为这事，儿媳妇至今没再踏进过他家大门。“我就怪我自己。”他有些无措地搓着手。 另一个存了8万块的53岁大娘说，她和丈夫年轻时到广州的制衣厂打工，挣了钱回来盖房子，“剩下的全部积蓄都搁里头了。”钱没了之后，“我家掌柜的天天骂我，还打我。”她过去会还手，如今却不敢了，“那是我做错了。” 62岁的江桂芳也曾到信贷员家里询问，在得知钱没了那一刻，她脑袋嗡地一声，“啥念头也没了。”整个人浑浑噩噩，不小心从二楼平台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折了右腿，膝盖上至今留着一道泛白的疤痕。 丈夫破口大骂，从此不搁家待着，“每两年回来一次，待一星期就走。”15万里还有1万是93岁老父亲的养老钱，弟弟知道钱没了，将父亲往她家里一扔，也不再管了。 她翻着手里的一堆会员证，红外壳，底下烫金字“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如今在网上搜索，还能看到基金会的官方介绍：成立于2013年2月，是致力于为全省老年人提供爱心事业服务的公募基金会，登记机关及业务主管单位为河南省民政厅。 第一页填着会员信息、会员积分，一元等于一个积分，存一万就是一星会员，最高等级是五星。但除了名头，这些积分没有丝毫实际用处。会员证上加盖着基金会的公章，“你说俺咋分辨？”江桂芳抹着眼泪说。 每个人的家里都能翻出一堆相似的会员证，他们恨不得撕烂这红本本，可如今，这又是他们积蓄存在过的唯一证明。有人拿塑料袋装好，缠紧，仔细放进柜子，不必要不愿拿出来看，“看了糟心。” 信贷员之死 后楼村像油画里几笔抹出的模糊颜色，白色平房，红砖围墙，漆红或蓝的大门，门前是连绵的刚割完麦子的黄土地——刘喜珍时不时就能抬起手，指着其中一家，准确地报出他们的损失金额，还有因钱生长出的怨恨和争吵。 村里曾经统计过受害人数和金额，“差不多100来户，没了600多万。”刘喜珍说。每个人都会提到同一个名字——孙凯林，“就是相信他呀。”不止一位老人愤愤道。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相对落后的储蓄方式，这里没有银行网点，也不流行网上银行。留守的老人要么腿脚不便，要么三天两头在地里干活受伤，对他们来说，骑电动三轮车上乡里或县里的银行是个麻烦事。 穿梭在各个村子间的信贷员填补了需求，存钱、理财、贷款等等都能轻易解决。 后楼村的人都还记得那辆摩托和制服，“夏天是绿色短袖，冬天穿的大袄，邮局的，帅得很，成天骑个摩托。”老人口中的孙凯林40来岁，1米8高，白白胖胖，是邮政银行的一名信贷员，勤快、嘴甜，熟悉乡村的行事规则。 他总时不时地往村里各户人家跑，尤其是每年秋收后，买了玉米或收了小麦，还有过年时，外出打工的都陆续回来了，家家户户手里都有些闲钱，他总会主动上门，帮忙办理存款业务，“根本不用跑去镇上存。”取钱也方便，刘喜珍说，“打个电话，说取多少多少，他骑个摩托就给你送过来了。” 村里老人大多习惯使用现金，一位随叫随到的信贷员很难不赢得大家的喜爱。一位80多岁的老太，每次做了好吃的，遇到孙凯林上门，总会特地给他留上一份。老太在他那里存了8万块。 更让村民感到信任的是，上一任信贷员是孙凯林的父亲。“他爹做事没得挑。”刘喜珍说，付存款利息时，他爹从不迟到，“1毛都保证给你送回来。”孙凯林的父亲干了一辈子，没出过一点差错，每笔账记得清清楚楚。后来老信贷员退休，孙凯林接了班。 孙凯林给刘喜珍的利率是2%，存期一年，同时告诉她，钱存在基金会里还能当人身意外保险使。刘喜珍想着，家人还在外头打工，这也能作为一个保障，其中几本会员证，她特地用丈夫和儿女的名义登记上了。 然而存期还没满，信贷员孙凯林却毫无预兆地死在一个值夜班的晚上。 或许是为了心里好受点，村里许多老人认为，孙凯林可能是心里有愧，自杀的，但其实没人能确认这一事实。有村民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上邮政银行，第二天上班的员工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找来钥匙一打开，他已经死在单位了。 家属对外称其因病死亡。在刘喜珍看来，自杀才符合事情发展的规律，“那么多钱，他兜不住了，压力肯定大哩！” 有人甚至是在孙凯林死后，才知道自己的钱没存进邮政银行，而是被私自挪进了基金会。当时，存款条都是手写的，说年后再补机打的。“太相信他了啊。”一位家里被骗了29万的人说。 出事后，刘喜珍也到孙家询问，孙凯林的妻子刘丽拿出一沓红皮会员证，信誓旦旦跟她保证，“姨，没事，大家的本都在这呢。”会员证上登记的实际经办人也是刘丽，她说，“我掌柜的死了，我还在呢。” 刘喜珍说，那天她见到孙家的大床下露出一个提包，“都是钱。”但听了刘丽的解释后，刘喜珍不好意思再继续要钱，“我还是好面子，不好撕破脸。”每次想起这事，她总忍不住扇自己几个耳光。 消失的办事处主任 在广大偏远的基层农村，孙凯林这样熟知每家经济情况的信贷员是最末梢和关键的一环，后楼村的遭遇也并非孤例。 河南西峡县检察院在2022年曾发布通报，2013至2020年5月，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在全省非法吸收群众存款1.9亿元。而吸收存款的方式甚至并不复杂，挑选那些本来就拥有高信用度的人，在县城、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人情最重也最好用。 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于2013年成立，此后在省内各个县市设立办事处，据南方周末报道，基金会至少设立了18个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多是县城退休干部。 65岁的高奇是河南周口市商水县的一名会员，他介绍，商水县办事处主任曾经当过乡里的党委书记，“人挺实在。”主任有时会组织饭局，高奇就是在一次饭局里听到基金会的介绍，“说是慈善基金会，民政厅批的，为老人服务，要建养老公寓，而且利息比银行高一点。” 高奇陆续存了20来万。他后来也索性加入基金会，帮忙揽收群众存款。在办事处里，高奇这样的角色被称为“义工”。高奇说，前几年利息兑付一直没问题，“到2021年总部说没钱了。”据他所知，商水县办事处主任也没拿回自己存款，今年7月还带着其他“义工”写联名信。 仅商水县涉及的存款就有4000多万。高奇说，存款的人甚至包括县银行原副行长，原民政局局长，“你说我们骗人吗？我们也受害啊。” 一份公开的判决书显示，基金会曾在驻马店市确山县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招聘了四名确山县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拉存款，其中一位供述，“我吸收了大概二百多人、六百五十万左右。大都是我老家的群众，他们投资三五万至十几万不等。” 每吸收一万元资金，信贷员会得到二百元的利息差，也是劳务费。确山县办事处主任供述，将近一年时间，“我总共获得的收益有几十万元。” 也是在这份判决书里，该主任提到，2015年10月，“基金会资金断裂，无法兑付群众本金及利息。”这是最早暴露的受害地区之一。但在2016年，后楼村的村民们还被劝说着将钱存入基金会。 直到2020年，河南省民政厅将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2年开始，各地公安局对县级“老基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立案调查。 刘喜珍更想知道的是钱去哪了？过去县里曾安排人陪他们到郑州，找基金会总部的人协商。她得到的答案是，钱被投入建设郑州的一处老年公寓了。 多份刑事判决书大致记录了这些金钱的去向。根据一位赵姓证人供述：老基会与一家名为河南省合融养老产业集团的公司关系密切，“我是合融公司的董事长。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是合融公司的合作伙伴，合融公司是基金会的用款公司。” 据供述，基金会募集的资金通过合融公司投资到河南新乡、焦作、商丘等地的城乡改造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其中投资最大的是位于郑州航空港区的老年公寓，这一项目曾经作为标杆登上过当地新闻报纸、网站。 但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判决书中提到，从2015年开始，“房产没有销售出去，资金还没收回来，我们的资金链又出现断裂。”而老年公寓从2016年立项，但一直到2019年才正式开建。之后也并不顺利，河南省民政厅曾在2022年回复刘喜珍一份信访处理意见书，其中提到，“该基金会报告，航空港区养老院项目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影响，项目运行困难。” 这几乎可以表示他们手上的还款方案成了废纸。刘喜珍说，2018年，基金会用车抵消了部分存款，她被迫接受了一辆市价12万多的小汽车，“说给我顶23万。”但很快，车也不够了，还有400来万存款还不上，基金会又和后楼村村民签订了养老公寓的使用权回购合同，明确三年后合融公司会按市价从村民手中回购公寓，用于还款，“到2021年就完全没动静了。” 种子与苗 刘喜珍不懂背后的各种纠葛利益，只知道钱是从信贷员孙凯林妻子刘丽手上流出去的，“只要能找到刘丽，问出钱给谁了，给到哪了，这个钱就好要。” 她堵到过两回刘丽。第一次是大年三十，孙凯林去世没几个月，刘丽还回村里过年，刘喜珍和村里十几号人堵在了她家门口。民警过来调解，不了了之。 第二次，刘喜珍打了刷在墙上的要账公司电话，对方跟了三天，在医院堵住了探望公公的刘丽。最后又闹到派出所，刘丽一句话不说，一头撞到墙上，被紧急送到医院。这之后，村里再没人见过刘丽。 刘喜珍曾经是村里最出风头的人，每晚会站最前面，领着女人们跳广场舞。现在她垂着头，认为自己“做错了”，再不去村里的活动了。 很多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出事前，他们不怎么跟子女商量钱的事。“我不敢跟儿子说，想留着养老呢，可是弄成这了。”刘喜珍压低声音，“儿子不知道我有多少钱，他跟我要，我就能少少地给。” 他们是被信息时代抛下的一群人。谈话中途，一位存了11万的65岁老人接了个电话，手机漏音，那是个银行推销电话，很明显的机械音。可他还是温和礼貌地说，“好，好，我这边还有点事。”机械音没有中断，继续说下去，他也耐心地听到最后才挂断。 村民们的“秋后告状”持续了7年，且还将继续下去，他们都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再挣一笔养老钱了。“我是6万，干了10年。”一位50岁的村民说。他在东莞的流水线上做玩具，一个月拿5000块工资。他要赡养80多岁的老人，儿子似乎有精神类疾病，他不能确认，他一直没时间，也没足够的钱带儿子看病。 前阵子种下小麦，刘喜珍的丈夫揣了200块上驻马店打工，丈夫已经65岁，很多工地已经不收他了，这回还是托了熟人关系。工期一个来月，能挣几千块钱，“差不多够我们俩过完年。”刘喜珍一身病，每晚得喝两碗药才能睡觉，前段时间还摔伤了胳膊，已经没法出门打工了。 56岁的齐大娘催促着刘喜珍，尽快再去一趟乡里，问问钱的下落。这几天地里干旱，大家都在忙着给麦种浇水，齐大娘不在意。她说，地里不浇水，种子可能出得不好，但只要种了下去，怎么都能出苗，来年都能看到收成。 但家里那笔至今看不到踪影的积蓄不一样，她生怕再等，讨回钱的希望就更少一分。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