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普查临近 未按时填报最高每日罚364元
2026 年 8 月 9 日
民营企业讨要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反倒被抓一事，经过一天多的舆论关注，当地政府终于出来回应了。 水城区通报说：2016年至2019年，贵州鸿瑞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艺珈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恒建设集团分别承建的野玉海景区10个项目，项目实际负责人均为《中国经营报》所称女企业家马某某。10个项目中，经法院判决或审计的项目8个，金额11775.52万元，目前已支付11538.9万元；未审计项目2个，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资料金额约4557.19万元，目前已支付3131.7万元。上述10个项目共计金额约16332.71万元，目前已支付14670.6万元，支付比例89.82％。综上，“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欠企业约2.2亿元”，以及“区里要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2亿余元的债务”的报道均不属实。 有趣的是，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刊发报道前曾多次联系水城区，但该区拒绝回应。如今报道刊发出来了，官方却又出来指责媒体报道失实。 水城官方通报的这些细节，让有些官场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 一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朋友提醒我注意以下细节：朝新啊，当地的通报说10个项目中经法院判决或审计的项目8个，金额11775.52万元，目前已支付11538.9万元；未审计项目2个，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资料金额约4557.19万元，目前已支付3131.7万元。你注意一下，这么短的时间支付率这么高，一般的企业老板根本做不到，除非这个老板是这个县委书记的亲爹。 他这是玩笑话，但玩笑中透露的信息很重要：以一个县委书记的经验看，一个财政困难、政府债务畸高的地方，不可能在工程验收审计后这么短时间里能支付清这么多的工程款。如果真的几乎全部都支付了，那这个地方绝对是应该受到全国表彰的诚信区县。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水城区提供任何支付了这么多工程款的证据。也就是说，官方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他们说的这些信息，而媒体的报道却依据的是各种司法文书、政府文件。 既然水城区不出示证据，媒体也暂时没有对地方政府的回应进行新的报道，那我只好出示我拿到的证据了。 我也担心自己写错文章啊，所以从律师处拿到了一些政府文件和资料。我拿到的文件和资料记载的信息，真的不是水城区官方通报中说的那样。 比如，2021年1月12日水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给六盘水市减负办的情况报告中说，马老板承接的野玉海景区四个工程未拨付的工程款就有1.131亿元，“反映拖欠事项属实，账款金额属实”。马老板的相关公司承接的另外五个项目，合同总价1.296亿，支付工程款3802.89万元，“反映拖欠事项属实，账款金额待项目审计金额而定。”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不举例了，看得头疼。总之，这份盖着官方印章的汇报材料应该不是假的。这份汇报材料显示，水城区的几个国有企业拖欠上述这些项目的工程款就接近2个亿。为什么水城区回应媒体报道的通报说项目工程款已经支付了约89.82%呢？是不是又耍流氓？ 另外我手里还有盖着水城区玉舍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区属国企）公章的《六盘水市水城区玉舍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关于马艺伽伊实施项目审计还款计划及审计事宜》等材料，其中都明确记载着所拖欠的工程款。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关注，明天我可以再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当下的媒体生存环境很不好，我真的不相信中国经营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如此严厉地监督地方政府。看到这些官方内部的文件和材料，我才明白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能这么直接地批评地方政府当老赖、耍无赖。原来，媒体的报道都是依据的官方内部文件和材料。 现在，我们还是希望政府是诚信的政府，不是耍流氓，那么，请水城区出具各个工程的验收审计证据和支付记录，尤其是要出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89%的证据。 工程款到底付了多少、到底拖欠多少，双方说法差距太大，总有一方在说谎。现在，我出示我手里的证据，也请水城区出示证据。 我怎么感觉水城区又要把“官方通报”的名声搞臭一次了。总这么玩，将来谁还信“官方通报”啊。 网络图片 疫情期间，当地官员到马的公司调研。 另外一件事我很好奇：2016年—2019年才三年，这个马老板在当地拿到了10个项目，如此高的中标率，企业是如何做到的，马老板过去与水城区乃至六盘水市地方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中有什么故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衣者朝新
昨天关于“何伟卖车”的文章没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必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已经有一些人联系了帮何伟卖车的朋友，大概率能够成交，非常感谢大家。 其实我也有一个私心：如果实在没人买我就买下来，作为有杏书店的一个“流动书摊”，上面放何伟的书，可以开到一些地方。 我自己买过所有何伟著作的英文版，全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前些年淘宝店铺还可以买英文原版书。 在他的所有书中，我最喜欢《甲骨文》。这本书中写到陈梦家的故事，他在《1984》出版不久就读了该书的英文版，文革开始不久，他看到一些场景，认为某种生活要来了，就选择了自杀。 我硕士读的是现代文学，早就知道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他1949之后的经历却是我忽略的。也是在《甲骨文》中，我读到了巫宁坤和他的《一滴泪》的故事，后来到处找《一滴泪》这本书。 这说明，何伟是懂中国的。 疫情开始，他在《纽约客》上的文章称赞了防疫管控，这让很多朋友感到不爽。我当时也很失望，后来能够理解了：他是在为美国读者写作，心中作为对照的，可能是美国的“乱象”吧。 何伟是爱中国的。这种爱现在看来有点不合时宜，美国人怪他，一些中国人也怪他。 他的《寻路中国》在中国最受欢迎，可能是书名的原因。很多中国人也都在“寻路”，过去一百多年，大家都在寻找方向，这也是中国人热爱宏大叙事的原因。 但是何伟对宏大叙事没有太大兴趣。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同学，是何伟在涪陵师专当外教时候的同事。她昨天转发我的文章，告诉我：在涪陵的时候，何伟和“同事们”其实没怎么成为朋友，大家因为种种原因，对这个外国人有所警惕。 和他成为朋友的，是他的学生和他接触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后来他一直关心自己当初的学生，就像一个普通而热忱的老师一样。这是理解何伟最重要的一个角度：他关心的是中国普通人，而他也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中国拥有这么多读者。他对中国的理解，是“正确的”吗？或者是“深刻的”吗？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国是如此复杂，并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他对中国的理解，拥有广泛的共鸣。 他的意义也在这里：给中人一个视角，“原来我们在一个美国人眼中是这样的。”很多人因为这个视角，获得了某种灵魂出窍的时刻，有温暖有鼓励，也有珍贵的幽默感。 对读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刻。就像周有光先生有一次强调的，“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但是，作为中国人，出国很难，外语又不好，你如何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呢？何伟就是老天给大家的那双慧眼。 这种“外部视角”当然也有局限。但是我仍然认为这很珍贵，而且心存感激。 最近在读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一些书。她1948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当时圣约翰大学（周有光就是从这里毕业）的老师。1950年，裴宜理和父母一起到东京，等读大学才回到美国。她在一本书的前言中谈到，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使用了“回到故乡”这样的说法。 她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一些人也不认可。但是，她博士研究的是“华北革命”，中国刚开放国门，她就申请到南京大学访学，到“淮北地区”实地调查，这真的很可贵。 我愿意把这理解为“人类身上珍贵的天真”。 我在哥大访学，有一次拜访黎教授，他已经很多年不能到中国了，但是一直在帮助到纽约的中国人，帮高耀洁解决在纽约的各种生活难题（刚来的时候甚至陪她买面包），申请低保，组织一个学生小组，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帮助高医生。 我问他一个很“中国式”的问题：你帮助过这么多中国人，谁最让你失望？ 我想，一定有忘恩负义、或者后来变得不太体面的人。他笑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让我失望。这就是“珍贵的天真”。如果有这种“分别心”和功利心，他就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对中国人“无差别”的爱。 我认为何伟身上也有这种天真。如果没有这样的天真，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去呢。 有一次见到Ian Johnson，他知道我从成都来的，告诉我：“我和Peter是好朋友。”“哪个Peter？啊，是何伟，Peter Hessler。” 车卖掉，可能，他以后就变回Peter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他们不懂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用词，无法理解我们关注的世界。他们的世界就是挣钱、供小孩读书。 1 临近春节，我回到老家，一个四川的三线城市，与朋友约在新城区的美食街吃饭。我曾经就读的中学就在这里，十年过去，街坊邻居变化不大，让人倍感亲切。 美食街主街建于20多年前，当时市政筹建科技新区，把原住居民动迁到这里。2005年，新区修建新学校，从省会城市请来老师，大力招生。入学名额一部分凭考分录取，一部分作为福利，留给附近三个村的适龄儿童。我是凭考分进了这所学校，不少同学的父母就是周边村子的叔叔阿姨。 我和朋友吃过饭，一边散步，一边闲聊。一个阿姨在旁边听着我们的谈话，凑到跟前。我一下认出她来，惊喜地喊“秀阿姨！” 秀阿姨是同学静的妈妈，她的样貌没怎么变，只是多了不少皱纹，头发白了。冬天风冷，寒暄了几句她就拉着我们走，说“去烤火！” 秀阿姨领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卖部，杉爷爷和几个女人正围坐在一个铁皮桶周围，木柴熊熊的烧着。杉爷爷和女儿开的这家小卖部，不在美食街主街，没那么吵闹，因为是自建房的一楼，不用交房租，得闲时他们在这里打牌、闲聊。杉爷爷是同学奎的爷爷，烤火还有两个阿姨，也都是熟人，一个是同学轩的妈妈，一个是比我们小两届的学妹梓的妈妈。 “我开始真的没认出来哦！”秀阿姨用四川话特有的夸张语调说，“小娃娃又长得快，哪认得到？听她们说到豹妈以前开的干洗店，我才说，肯定是我静娃哪个同学。” 轩的妈妈接茬：“豹妈那个干洗店关了好多年，满打满算就开了4年。” “所以说嘛，要不是同学，哪个晓得噻？”秀阿姨说。 一群长辈开始询问我们在哪工作、有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些问题让人头疼，我们就岔开话题，问同学们今年回不回。得知轩过几天回来，奎在成都谈了女友，梓今年不回……问到秀阿姨的时候，她把头一偏，气愤地说：“她就莫回来了！我当莫这个女子（女儿）！” 我有些惊讶，问她：“静怎么了？” 静是个学习很厉害的姑娘。初一时，我和静在同一个实验班，初二她升去了更好的实验一班，后来考取了国内Top3的大学。我们初中时关系非常好，我经常到她家玩，到高中就慢慢生疏了。 秀阿姨说：“她现在洋盘（神气）了哦，在大城市挣钱，天天说忙，都不回来。疫情后就回来了两回。”说完瘪了一下嘴。她说的四川土话有一种弯酸刻薄，语气中对静的不满很明显。我和朋友对视了一眼，劝道：“大城市是很忙的，我在上海也经常加班，加到晚上十一二点。” “过年都不回来，我养这么个女子有啥用？”她有些轻蔑地说。 梓的妈妈劝道，“你快莫这么说，两个月之前人家静才回来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囊个。” “十一月份她嬢嬢过世！她不回来？她不回来我就不认她了！”秀阿姨说，“而且，回来了才几天？三天！我不信她有那么忙，她就是不孝！” 轩的妈妈也点头，“所以嘛，我不想我家娃儿成绩好，成绩好，考出去，把家都忘了。不然你说养个娃儿爪子喃？不回来，不照顾家里，生病了都莫（没有）人管。我还不如养条狗！” 这话让人不舒服，我反驳她，“但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呀，小孩又不是为了爸妈而存在的，小孩又不是保姆护工。” “那我养他爪子（做什么）喃？他不给我拿钱，不照顾我，我有娃儿和莫娃儿有啥区别？”轩的妈妈说。她的表情里含着轻蔑，嘴像扁嘴鸭那样平直、紧绷地收缩在一起，显得很严肃。 秀阿姨附和道，“就是啊，我就跟养了个白眼狼一样，一年到头看不到她几回。” 她问我和静有没有联系，“你问她还回不回来，不回来以后就都莫回来了。” 其实我和静联系得很少，但我还是尴尬地应下了这个要求。 2 我拨通了静的微信电话，转述了她妈希望她回去的想法。一个外人进入到他人的家庭关系，我感到有些尴尬。但静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她在一线城市，父母不可能追过来，只好向她周围的朋友施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问。 我对她们母女关系的印象还停留在初一。当时一个同学请我去她家里玩，不远处就是静的家，我顺道去打了个招呼。静在楼上写作业（自建房有三四层），她从二楼的窗口探头看到我，很开心地说，“我们来玩球球。”她从二楼抛下一个手掌大的球，她抛我接，再抛上去，她接住，如此往复。她母亲就坐在一楼门口的椅子上，看着我们笑。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说起往事，静有些感慨：“你竟然还记得……但你记得我妈当时说了什么吗？” 我努力回忆，大约想起来了，“秀阿姨让你下楼来玩，说在楼上这样和同学玩，不礼貌。” “对，那天你走之后，她因为这种她口中的不礼貌，把我打了一顿。我第二天都不是骑自行车去上学的，因为痛。”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好一会儿才问：“为什么？” “因为你是城里人（老城区），她觉得那样丢了她的脸。”静说。 静的父母奉行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当时他们关注静的只有学习，学习不好就是打得不够多。他们和周围村里的人都这样认为，也这样做。 小学时，静跟着村里的孩子在村口看电视，从电视里学到了“隐私”的概念。她买了个日记本，在上面记事，都是一些很细碎的事情，那天学了什么，心情开不开心。对一个十岁的小孩来说，那是她腼腆又澄澈的自我天地。 她告诉父母不要动她的日记本，父母口头上答应了，但依然进她的房间打开日记本。这被静发现了，他们吵起来。她爸提着一根棍子，准备打她。静拼命吼叫，说父母侵犯了她的隐私。听到这话，她爸愣了一下，反问：“隐私？啥子是隐私？” 静说， “就是我有我的东西，你不能碰。” 她爸突然笑了，轻蔑而残忍的笑。他说：“你是我女子！你的东西都是我的。隐私？我看你还说不说隐私！”他扬起棍子打静，静挨了几下打，拼命跑出来。邻居听到动静，远远地喊静的爸爸不要打了，但她爸不听，一直追着她打。 距离她家两公里外，有一个低凹的大湖，湖边有一侧是崖壁，山上的泉水经由崖壁落到湖里。泉水很甜，村里人都专门过来接水。静一直跑到崖壁边上，正好有五六个人在接水。她躲到一个有亲缘关系的奶奶身后，哭着说：“我爸要打我，他一直打我。” “娘（姨），你莫听她乱说，她自己做错事，我肯定要打她。”她爸争辩说。 那个奶奶卷起静的袖子，看到她手臂上被棍子打出来的伤痕，说：“打两下就算了，你未必（难道）真的要打死她啊？” 她爸命令她过去，她不去。崖壁的路很窄，被几个乡亲挡住，她爸也过不来，最后只能离去。离去前他说：“你最好莫回来，回来我就打死你！” 静很害怕，那天她去了邻居奶奶家住，后来又有几个老人说项，她爸才没有再打。在静心里，恐怖的种子已种下了。 3 初二那年，老师在开家长会前让我们写一封信，向父母表达爱意。静在信里写下了她对父母的爱，同时也写下了父母做过的让她伤心的事，她希望他们改变动辄打骂、情感忽视的行为。 家长会有个环节是让家长读信，静在窗边垫脚看到她爸看了信。家长会后她问爸爸，看完信有什么想法。她爸却说：“你写那么长，哪个看？没看懂！” 静的成绩很好，但过于腼腆，物理老师认为这样会限制她的发展，特地和她爸沟通，希望父母能给她更多信心和支撑，但她爸却说：“老师你莫听那娃儿乱讲，我们还不够支持她啊？我们都供她上学了！她喃们不体谅下我们不容易呢？她一个小的，未必还要我们这些老的来体谅哦？” 物理老师知道没法改变什么，只能算了。 我们关系最好的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静都会告诉我，父母的行动如何让她难过得睡不着。2008年地震后我们开始住校，在宿舍楼中间辟出来的半圆形露台，我们常常聊到深夜。她会提起父母做过的让她伤心的事，她也反思，是不是没有看到父母的付出。我劝她要相互理解。 “我尝试理解，他们理念落后，他们不懂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用词，无法理解我们关注的世界。他们的世界就是挣钱、供小孩读书，能供到什么地步算什么地步。我拿这些细腻的情感去烦扰他们，是不是‘何不食肉糜’？”静说，“我后来意识到，理解应该是相互的，否则他们只会训斥我，为什么现在不乖了？” 因为静成绩好，她父母觉得“很有面子”，除了打骂，对她的干预倒也不多。后来住校了，静的处境更好些，回到家她也可以借口“我要学习”躲进自己的小天地。 高考填志愿时，父女之间爆发了一次大冲突。她爸不许她报大城市的学校，觉得地方太远，开销又大。那时志愿已是在网上填写，因为无法达成共识，静就按自己的想法填了，心想木已成舟。到最后一刻，她进网站确认，才知道她爸给她改了志愿，她又改了回来。 为此事两人吵了起来。静问她爸，为什么改她的志愿。她爸吼道：“你晓不晓得，一线城市读书有好贵？！而且，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你成绩好就真好？你去了那么好的学校，肯定扛不住压力。” 静气得说不出话。她四川话说得不怎么好，她小时就觉得很多人脱口而出的话没有逻辑和道理，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她读了很多书，但这也导致她的言语体系都是以普通话建立的。她知道她爸的话立不住脚，若用普通话，她可以很好地反驳，但她爸厌恶她说普通话，觉得她“装样”。她只能愣在那里，浑身都在发抖。 她爸见没有反驳，就放软了声气说：“静娃，你就在四川报个学校，过得去就差不多了。你要好好（多好）的东西安？差不多算了，我们家就这样。” 静不知道说什么，只说“反正我把志愿改回来了。”她爸非常生气，又要打她，她直接出门去了朋友家住。 4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周围的叔叔阿姨都称赞静厉害，“静娃一天天不喃们说话，哪晓得考那么好哦！凶（厉害）！”她爸觉得有面子，整日笑着，也不阻挠她了。只是，每次给她拿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都说自己不容易。父母不会用转账功能，每次都要从银行取现金，交给她。她妈看她爸拿出一摞钱，瞪大了双眼说，“这么多钱啊！”然后撞了撞她的胳膊说，“这么多钱嘞，你要记得爸爸妈妈的好，晓得不？” 静点头。她知道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一直教育她要感恩，她一直都记得。 后来，静在一线城市工作，她爸说家里自建房要装修，让她给钱。尽管手头也不宽裕，静也给了。对于刚毕业的她来说，那是将近半年的工资。此后她的生活变得拮据，很难存下钱来。有次因突发情况，看病花了2000，一下捉襟见肘，连吃饭的钱也没了。她找父母借钱应急，父母却反问她：“那你的钱喃？”她说因为给了装修的钱，没什么积蓄。父亲却说，“你少怪我们！你自己不好好计划钱！在上海挣一万多月薪，还问我们要钱？你肯定还有钱，就是来哄（骗）我们的。”她只好说“好的”，然后挂了电话。 静先买菜自己做饭，撑了几天，后来只好吃公司的零食填肚子。周末时，她一人躺在出租屋，感到胃部火烧，饥饿感阵阵泛来。后来实在熬不下去，她给一位朋友发了消息，说明前因后果。朋友直接给她打了2000块。她握着手机，缩在床上，哭了很久。 “我以前以为，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所以他们对钱很在意，但他们依然是爱我的，毕竟供我上学从小到大。但后来他们开火锅店，经济条件好一点了，情况依然没变，我才意识到，我爸想要的是控制。”静说，“就像他问什么是隐私时的那种口气，我的一切都要由他控制。” 父母的控制欲也逐渐增强，一周打一次电话变成一周两次、每天一次。家里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告诉她，让她零散地给钱。语气不够柔顺，父母就会说她不孝，跑那么远根本不能回去看他们。 疫情的某一年，她打算回家看看，却碰上四川疫情严重，返乡人员要登记。她和母亲语音聊天时说，准备请年假回去，她妈马上说，“你莫回来，你莫害我们！” 静无力地笑笑，她意识到，他们所谓的想念原来是假的。后来，她没什么大事就不回去了。 有一次隔了两年她才回家，有亲戚来串门。一个表妹阴阳怪气地说：静姐你终于回来了啊，我们盼了你一年又一年，你发达了哦。静想反驳，抬头看了看她爸，只见他面色冷下来，吼了一声：“吃饭！” 亲戚走后，她爸骂她：“你看到莫得？你跑那么远，他们喃们说？我都抬不起头！养了这么多年，养了个白眼狼！” 静意识到，她父亲要的，只是在亲戚面前的“面子”，他把所有压力都转到静身上。 我向秀阿姨求证这些事，秀阿姨的嘴角撇到一边，说：“嘿，她才小心眼嘞，这些事说了无数遍了，一天天就记到这些小事。村里哪个家长没打过娃娃？就她记得清楚。我们小时候哪个没挨过饿？几天不吃饭被她说成啥子样子？” 我感到无奈，只有苦笑。 我很难去责难秀阿姨，他们有他们的限制，金钱上的、心理上的。她说，当初为了让静上学，他们一周就买5元钱的菜，没肉，饭也吃不饱。 过去那一层叠一层的痛苦记忆，让两辈人的理解和沟通变得很困难。离开秀阿姨家的时候，我感觉无力，没办法帮到他们。我能感受到秀阿姨的思念，也能感受到静的痛苦。恐怕只有时间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隔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
短剧财富神话的背后，是演员、服装化妆师、导演等岗位的高强度劳动和艰难生存。 春节前后，一部名为《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的短剧在人们的手机上刷屏。上线一周后，其在抖音上的话题播放量超过4亿。据报道，这部82集的竖屏短剧拍摄耗时仅10天，后期投入约8万元，却创造了上线当日充值超过2000万元的财富神话。随着短剧的爆火，资本蜂拥而入，行业热火朝天。但在各种“8天充值破亿”等神话背后，却是7天拍摄100集、每天20小时的高强度工作。 1月初，演员邓友在社交平台上透露，仅他认识的人中，过去一年就有5人因短剧剧组的高强度工作而猝死，包括副导演、化妆师等工种。“捉襟见肘的预算和拼命压榨的周期让大家都疲于奔命，特别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底层，完全就是耗材。” 近日正午采访了短剧行业的几位演员、经纪人、服装化妆师和导演，以下是他们对工作压力的控诉和对这个火爆行业的反思。 小羊：演员的焦虑，不只是赚不到钱，还有容貌 我2019年从表演专业毕业，2021年参演了第一部网剧。在疫情影响下，影视行业进入寒冬，那一两年我几乎看不到网剧、网络电影开机的组讯，更别说接到工作了。一直到2022年七八月才出现转机，短剧正是从那年夏天开始流行的，我也重新拥有进组演戏的机会。 如今的短剧拍摄周期通常是6至8天。因为场地、设备都按天计费，为了节省成本，剧组只能不断压缩拍摄时间。我曾遇到把10天的戏份压缩到5天内拍摄的剧组。怎么压缩呢？整个剧组连续工作24小时、休息6小时。那部剧集的男主角凌晨一点半结束拍摄，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做妆造，只睡一个小时，他直接崩溃了。 拍摄的工作量是恒定的，现场还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不熬夜不可能完成拍摄任务。在剧组里过劳是常态，我曾经遇到一部剧——先是连续拍摄20小时，休息3小时，又继续拍摄22小时，然后休息4小时，再工作26小时。 连续熬夜工作，所有人都状态不佳。我有些演员朋友在短剧里担任男主角或女主角，累到后来，连一句台词都背不下来。因为主角的戏份和台词本来就很多，再加上连续长时间工作，所以，拍的时候必须有人在旁提示台词，提醒一句说一句。连续熬夜之后，脑子特别疼，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有些剧组会和演员约定加班费，但在连续熬夜之后，加班费最终都变成了医药费。 作为演员，如果真的熬不住了要求休息，势必影响工作机会。有良心的甲方和制片人会适当体谅，但大部分资本方不在乎工作人员的身体状况。他们只会觉得，“我都给钱了，你少睡一点又怎么样”。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演员和剧组互相指责。演员认为，经纪人和剧组压榨工作人员，不仅不允许休息，还克扣工资。剧组和经纪人则认为，这个演员不敬业，并希望其它剧组能够“避雷”此人。 作为小演员，我们想要休息的话，只能少接一些通告。说得好听一些，是能够自己支配时间，但是，如果有进组的机会，谁不愿意赚钱呢？我工作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接到4部短剧，但2024年1月我一部戏也没接到。演员要面对“今天有工作、明天就失业”的可能，所以非常焦虑。我没有签约经纪公司，一直是单打独斗，工作也很不稳定。 我曾向前辈请教，我为什么难以获得更多机会，是我的演技不好，还是资历不够？但得到的答案很相似，主要是因为外貌形象。演员的焦虑，不只是赚不到钱，还有容貌。行业里比较能接受“白幼瘦”的第一印象美女，但我并不是这种类型。所以，我能够获得的角色大多是女二号、女反派。而角色的重要程度直接与片酬挂钩，尤其在短剧这个行业里，只有成为爆款剧的主角才能涨片酬。一部剧火了，只有男女主角能够获得加成，其它角色吃不到红利。 我有很多朋友开始考虑转行到收入更稳定的行业，但我从没想过转行，一方面是自己喜欢表演，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目前找不到比当短剧演员更赚钱的工作。演员受压榨的情况的确很严重，但这个行业也为很多新人创造了出镜的机会，提供了“饭钱”。我参演过的短剧有70%已经播出，最火的是2023年夏天上线的《我真不是昏君啊》。目前我能做的，只有努力获得更多不同的角色，让选角的人和导演看到我的更多可能性。 千千岁：就算充值破亿，也不会影响演员薪资 我2014年入行，当经纪人已有10年。我带的演员刚结束一部短剧的拍摄，这个剧组每天早晨八点开工，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收工，剧组的拍摄周期是七天。我后来才知道，七天不是短剧剧组连续工作的上限，而是人类身体的极限。我曾经见过一个演员，拍摄到第五天被拉到医院抢救，幸好抢救回来了。竖屏短剧剧组真不拿人当人看。 正儿八经的演员也不愿意出现在竖屏短剧里，因为短剧投资低，制作粗糙，短剧的受众群也一直在下沉。竖屏短剧主要是没有资源的新人演员在参演，但也不是所有演员都能获得参演的机会。竖屏短剧有特定的演员偏好，“男频”短剧的男主角不一定要是“花美男”，但通常要外形硬朗，女主角需要“白幼瘦”，同时有“人妻”气质；“女频”短剧的女主角可以有各种风格，但男主角必须长得帅气高大。 竖屏短剧的演员很少有出演横屏剧集的机会，所以，他们的出路是出演爆款剧。我听说，有的爆款的演员日薪最高能达3万元。但爆款的主角只是少数，大部分演员的工资都比较低。竖屏短剧的投资通常在30万到70万，演员的预算在总投资的3%到5%。大部分演员只能获得固定片酬。竖屏短剧上线之后是否充值破亿，并不影响演员的薪资。只有少部分预算紧张的剧组能够接受演员以片酬入股。举例来说，一部短剧总投资是30万元，某演员的片酬是1万元，演员可以不拿片酬而拿到这部剧3%的股份。短剧上线之后，这个演员就可以按3%的比例获得分成。 大部分演员都是因为对行业抱有幻想才入行，可现实很残酷。行业内科班出身的演员很多，非科班出身想当演员的人也很多，而能够开机拍摄的剧组又有限，演员都面临无戏可拍的情况。即使和经纪公司签约，也不能保证演员有固定的收入。对于没有人脉、没有流量的演员来说，没有戏拍就意味着颗粒无收。 三九：拿最低的工资，挨剧组最狠的骂 我叫三九，是剧组的服装师和化妆师。我曾跟过横屏网剧、网络大电影的剧组，也在《上新了！故宫》等综艺剧组里负责演员的服装和造型。在各种剧组里，熬夜工作很常见，只是短剧剧组熬夜格外严重。毕竟，要在7到8天里拍摄一百集，虽然每集只有几分钟，但总长度和一部网络大电影相近，而网络大电影的拍摄周期通常是一个月。我曾经连续工作28小时，从早上五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我也遇到过连续一个月每天只休息一个小时的剧组，后来有一天我实在起不来床，就不干了。因为底层的服装师和化妆师没有和剧组签订合同，所以也没有被追责。 同样，因为没有和剧组签订任何合同，能否拿到工资、能拿到多少工资，都看运气。服装造型从剧组开机前一周开始筹备，工作包括确定演员在整部剧中所有的服装、妆容、造型。开机之后，服化也需要在现场调整造型和妆容。剧组里有专门负责演员服装造型的组长，组长对外招聘服化的大助、二助、小助。越高级的人负责的演员越重要，在剧组的权力也越大。大助也叫“主盯”，既要在现场负责主要演员的妆容造型，也要监管和安排其它服装师、化妆师的工作。 有时候，拍完一部戏，组长会以各种理由拖欠工资，而底层干活的人找不到维权的对象，也没有维权的途径，工资就要不回来了。就算能拿到工资，也是从上往下层层克扣的工资。举例来说，组长向剧组上报的预算是，每个服装师、化妆师6000元每部剧。组长可能找那些没有经验的从业者，以提供学习机会为由扣除5000元，只给新人1000元。更有甚者一分钱也不给，只提供往返剧组的路费。还有一种情况，组长不想费事，只对外招聘大助，让大助自己决定二助和小助。这种情况下，大助就会直接向想要机会的人表明自己要吃多少回扣。服装师、化妆师这种幕后工作者，能否得到工作机会，靠的就是人脉，所以，层层克扣避免不了。 我在短剧剧组里通常担任大助，短剧的大助平均每天收入是300至400元。服装师、化妆师上升的极限是组长，但成为组长需要长时间的人脉积累。大部分服装师、化妆师都熬不到组长就转行了，毕竟二三十岁还可以熬夜，到四五十岁就不能连续十天半个月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接短剧剧组的工作了。拍短剧能赚钱，但对我们来说，赚得不多。而且剧组管理混乱，演员有工会来保障权益，但幕后工作者没有。在短剧剧组里，幕后是最高危的职业，服装师、化妆师更是剧组的最底层，不仅待遇最差，也是承受最多谩骂和指责的人。其他工种都认为服装师、化妆师是“现场没事人”，都觉得我们碍事儿。但假如我们离开现场，演员又不乐意。我们拿最低的工资，挨剧组最狠的骂。 马鹏：其实短剧在救赎整个行业 我2004年入行，最初是演员。2023年5月，一个制片人朋友着急拍一部竖屏短剧，但原定的导演突然有事无法进组，他就找到了我。此前我从没当过影视剧的导演。 我后来去进修过导演专业。竖屏短剧的导演和拍横屏的导演还是很不一样的，前者需要操心的事更多。举例来说，横屏的网络大电影投资通常是300万元，给服装师、道具师、摄影师等各工种的预算更高，这样就能组建更专业的团队，所以各部门能给导演提供很多有效的参考意见。而竖屏短剧的预算低，报酬也低，只能请到经验较少的人，这些人在大的项目里可能只是助理。他们不会有自己的见解，只能听导演安排。比如需要一个道具，在网络大电影的剧组里，道具师能够给导演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而竖屏短剧剧组里，导演甚至需要自己提供参考图。 拍摄头两部竖屏短剧的时候，我平均每天工作20小时，连续工作5天。而现在，我会尽量压缩工作时长，通常每天拍摄16至18小时。我从没听说有哪个竖屏短剧的剧组能在16小时内收工。 我没亲身碰到过剧组人员过劳猝死的情况，但多少有所耳闻，我觉得这是必然的。除了拍摄时间，有些工种在拍摄之外还要做很多准备。比如演员，收工之后要卸妆，拍摄之前还要化妆。虽然竖屏短剧对于内容质量的要求相对比较低，但也有质量的底线。所以，既要保持长时间的工作，又要保证一定水准，工作人员过劳很难避免。短剧的每天拍摄时长，会从20小时下降到16至18小时，这其实是从业者自发的行为，因为大部分人都扛不住高强度的连续工作。 剧组的拍摄时间不会再往下降了。即使听说有人猝死，剧组的制片人也不会下调工作时间。他们的想法是，这么下去可能出事，那就等出事之后再进行赔偿。但在出事之前，还是得按照预算来决定拍多少天、每天拍多久。 即使出现这些过劳现象，我仍然觉得，短剧火起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是好事。因为资本市场对于长视频并不看好，传统的电影电视剧很难融资。而竖屏短剧是影视行业中的蓝海，一部竖屏短剧投资是网络电影的十分之一，从筹备到上线最多不超过两个月。所需资金少、回款周期短、可预期的利润高，竖屏短剧必然会成为投资人的选择。如果没有竖屏短剧，这些资金不可能进入影视行业。我担任导演的竖屏短剧《豪横大宋之武大郎传奇》去年8月上线，总充值已超过700万元。 竖屏短剧也为很多从业者提供了机会。入行5年以内的人其实得到的机会并不多，因为从2018年到2023年年初，能够开机的剧集和电影寥寥无几。如果没有竖屏短剧，很多人就只能转行。而且，从业者的演技和各种技术，都需要在剧组里不断磨练，没有剧组开机就意味着很多人没有实践提升的机会。短剧至少为这些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能够交得起房租、吃得起饭。所以，其实短剧在救赎整个行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
律师、律师助理等10余人为女企业家代理债务执行，被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1月，女企业家马艺珈伊、侯某某（原北京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某律师【北京某某（昆明）律师事务所】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9名律师助理被取保候审。 上述人员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为发布微博、抖音和转发，以及邮寄针对水城区政府某领导的举报信。 目前，该案已移送六盘水市水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马艺珈伊曾为六盘水市承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央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幼儿园等10个政府项目，但被拖欠工程款。 相关材料显示，至少有4笔经诉讼确定的债务总额为6954.63万元。而企业统计认为，另有项目欠款15247.66万元，即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欠企业约2.2亿元。而地方政府一份汇报文件则承认有9000余万元欠款。 2022年，马艺珈伊名下公司针对发包方拖欠工程款的诉讼进入执行阶段后，侯某某（原北京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某某（昆明）律师事务所唐某律师为马艺珈伊跟进执行。 去年9月起，侯某某、唐某向各级部门反映，并通过微博、抖音发布信息，批评水城区政府与水城区法院非法解冻，导致无法执行。侯某某去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交涉时，曾被法警戴上手铐——他把上述视频发布在微博和抖音。 当年11月20日，唐某在律所楼下和马艺珈伊协商案情时，被水城区公安局抓走。亲友证实，此后水城区政府再次和马艺珈伊谈判，要求以1200万元平账，剩余所有欠债一笔勾销，被马艺珈伊拒绝。 同日，微博账号“侯某某本人号”发求救信，称自己是一名法律人，原北京某律所执业律师，曾从事律师工作十年。团队成员、马艺珈伊、唐某律师已陆续被抓，“我现在也被全国搜捕，定的是寻衅滋事。在这里，我想澄清的是，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 侯某某说，在代理执行过程中发现执行法院存在众多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便通过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发声，但执行法院“不仅不予以纠正，反而联合当地公安，使用刑事手段，抓捕债权人负责人、债权人代理人”。 七天后，马艺珈伊被刑事拘留。此后侯某某也被抓获。 《中国经营报》报道说，多方证实，马艺珈伊等人被抓前，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她和代理律师拒绝，随即案发。 今年1月，马艺珈伊、侯某某、唐某等人被批准逮捕，9名律师助理被取保候审。 刑事拘留和批准逮捕的罪名均为寻衅滋事罪，所涉事项即律师等人曾在微博、抖音发布相关债务、诉讼信息。律师还曾将举报水城区政府某官员的信，邮寄给了这名官员本人。举报内容则涉及欠债不还、非法解冻、大量资金去向等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侯某某曾从事刑事侦查等公安工作，成为律师后专注执行、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业务领域，为多家法律平台特邀讲师，并创办“侯小律法律大讲堂”，曾主编《执行、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办案手册》。 唐某亦专注于执行与不良资产处置法律事务等，其曾是原某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原德宏州某地检察官、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原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专家库成员。 2月26日，“法度law”联系到侯某某的辩护律师，其表示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方向是作无罪辩护，但也要等阅卷后再具体决定。 同日，“法度law”就此寻衅滋事案致电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桃红，但电话未接通。 “法度law”亦致电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谭建，询问是否为该案承办检察官时，对方并未否认，但告知“法度law”，需先拿证件到政治部登记，通过以后才能了解相关情况。 随后“法度law”两次拨打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电话，电话没人接听。 “政府欠债，应该还钱，你抓律师和企业家干什么？”关注到此事后，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昊宸律师公开写文发问，“就想问问作出抓人决定的领导：你们这么搞，以后谁还敢帮政府做工程？有谁还敢借钱给政府？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多大损害？有没有想过你们正在做的事情，等于打了多少国家政策的脸？再问问对马艺珈伊批捕的检察官，马树山案的前车之鉴犹在，你们却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仰到哪儿去了？” 王昊宸律师在文章中说，期待马艺珈伊及其律师的案件能够看到最高检领导的亲自下场监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法度Law
近经常有朋友问，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前景？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 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应当认识到，狂飙猛进的、超常规的补课式发展，已经告一段落。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新的基座的基础上。这个基座是什么？我想最主要的有三个东西：有效的法治，有限的权力，正常的社会。有了这个基座，经济不见得能够像原来那样突飞猛进，但可以使其发展建立在一个更健康更持久的基础上。能否形成这个基座，这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首先是法治。究竟什么是法治？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重振经济的措施，包括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等，但收效甚微。为什么？不是文件少，政策力度不够。可能我们得意识到一个问题了，将经济运行建立在文件政策基础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法治，是真正的法治，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才能重建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 这不是说政策不重要，什么时候政策都是重要的，而是说，法治是真正的基座，政策要在这个基座上起作用。 那究竟什么是法治？有人首先想的可能就是法律，于是人们经常呼吁要制订什么什么的法律。想得更深入一点的，也不外乎就是法律要健全，或者要有法必依。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甚至关键都不是在这里。 法治和法律不能简单等同。首先，没有法律条文也可以有法治。许多国家有不成文法，有的国家甚至有不成文宪法，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其次，有法律也可以没有法治。如果法律是由权力任意指定、任意解释、任意执行的，就不是真正的法治。 那法治是什么？法治体现的是规矩至上主义，是法律替代权力实行的社会治理。 再说有限的权力。强调法治不是说权力不重要，强调规则不是说政府的可以弱化。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但要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权力要在规则之下，权力是规则的维护者和运用者。第二，权力及作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因此，权力的关键不在强弱，而在性质与特征。 我们这些年的问题在哪里呢？是权力的迅速扩张，是权力跨越边界的迅速扩张，是权力对经济事务的过多直接参与。这是造成今天很多问题的重要原因。那权力为什么会迅速扩张？是因为越来越笃信举国体制，这样就必然会越来越相信权力，越来越不信任市场，以为依靠权力的力量才可以更有利于一些最重要目标的实现，才可以克服市场的弊端。 其实，市场体制是什么？可以说，是一种基于自知之明的安排。也就是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一个经济体系，承认我不可能会比市场做得更好。不但不能做得更好，有时造成的问题可能会更大。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为市场制订规则，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做。 与法治相比，权力最大的特点是任意性。在过去那种简单的经济体中，权力有时还能勉强应付，但对于现在这种及其复杂的经济体来说，权力的直接介入的结果往往是对经济运行扰乱。当然，权力也会纠错，但权力纠错的方式往往是烙大饼。烙大饼体现的是权力的任意性。所以前些天我强调说，现代社会治理依赖的是明确、透明、稳定的规则体系，而不是收放自如的权力技巧（见《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 第三点是正常的社会。这一点看似很虚，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正常的社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要有很强的活力，要有起码的宽容度，要有鼓励创新和做事情的软环境。 早在2022年初，我就曾经说，现在与其说需要改革，不如说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要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这个看起来很稀松平常，很简单底线，但其实非常重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将其称之为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是社会的灵活性。正是社会中的这种灵活性，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但可以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太紧绷了。这几天，有人又在炒作对莫言的起诉。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些自媒体在博眼球，这样的事情多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变坏了。这种事情就犹如马路上的那些小石子，看起来不大，没有大的妨碍，但多了，车就跑不起来。 现在，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初期阶段，社会的活力直接决定我们的创新能力。最近世界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有了一种明显的急迫感。我们能不能跟上这场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前几天我发表了《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一文，讨论了科技创新的软环境。创新需要不仅仅是硬件。 再重复一遍在讨论足球时我引用了无数遍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几十年前有人说过的。 文章来源：老孙荐读
刚刚，看到了这张足以载入刑事辩护史册的照片。 网络图片 这张图片的来源，是朱孝顶律师在微博发布的一则消息。朱律师称，与自己搭档辩护的廖宝忠律师在今天下午到河北黄骅市看守所会见一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胡艳男时，被安排到律师第一会见室会见。会见过程中，突然有东西掉落到地上，胡艳男和廖律师查看后，发现是一只录音笔正在一闪一闪地录音。该录音笔系从胡艳男坐的铁椅子底下掉落，明显是某些人员在律师会见前刚刚被偷偷贴到铁椅子上，用于监听会见。 朱律师还说，此前，“胡艳男被羁押在黄骅市看守所一直受到各种不正常对待，被警告‘胡艳男及其律师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和《律师法》第三十三条都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是不需要普法、看守所和办案机关也一定会知道的常识。 平时在某些特殊案件中，作为刑辩律师，我也知道自己的会见可能会被监听，但像黄骅这次直接抓住窃听律师的铁证的，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一回。 对于置放录音笔的行为，其实很多会见室本身就是实时监控，只不过有的不能实时传递声音给监控室。并且，真正希望获得律师录音的，必定是幕后的办案人员而非看守所，通过置放录音笔，更容易把律师说的内容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办案者，不需要再进行传述。我相信这可能是使用录音笔的原因。 朱律师在微博中说，这个当事人被监听的案件，涉及金额数亿，河北沧州本不具备管辖权，但依然强行以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为此，他们一直在申请改变管辖。 沧州原本有没有管辖权，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窃听行为真的是当地办案机关作出（我相信大概率如此，否则看守所有什么动机去这么做呢？），那么作出这样极其恶劣的违法行为的当地司法系统，肯定是不适宜再管辖这个案件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天贵州女企业家的案件，水城区政府发的公告说女企业家的罪行是给他人车辆安装定位器。按照贵州的这个标准，私自安装窃听设备的沧州办案人员，罪责明显更重。就看不同的地方，是否会使用相同的惩罚标准了。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个监听嘛，你们律师会见时说的话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律师会见是否受到监听，关乎整个刑事辩护制度的存亡。试问，如果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沟通会被办案机关实时知悉，当事人对律师还敢说出真相吗？还敢反映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吗？律师还能够刨除一切顾虑为当事人提供辩护建议吗？如果会见可能被监听，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刑事辩护系统的失能。 哪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隐私被侵犯得很习惯了，也绝对不能认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放任这次的严重事件随着时间流逝就这么过去了，就可能是在纵容这些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必须严肃调查此事的幕后主使，依法依律严肃追究其责任。 要知道，同样的恶劣行为发生在美国，那可是直接会导致总统下台的。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同文化AllForQueer
前些天，有人起诉莫言，说他歪曲历史，抹黑英雄什么的。 我在朋友圈里连着刷到好几篇文章，都在力挺莫言，痛批这件事。当然，我的朋友圈没什么代表性。如果去抖音之类地方看看，力挺起诉者、痛批莫言的说不定更多。至少我逛知乎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骂莫言，呼吁有人管管这个吃里扒外的坏蛋。 那几篇力挺莫言的文章，我大致翻了翻，虽然道理说的都对，但读完以后，还是不免有种巨大的荒谬感。 都2024年了，还要写文章争论这些道理，不该觉得很荒谬吗？ 这些争论实在是一点都不新鲜。我小时候就听到过类似的争论。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张艺谋老师翻拍成了电影，获了一些奖，很多人就在骂。不是一个两个，真的是很多人在骂。不过他们骂的主要不是莫言，而是张艺谋，说他崇洋媚外，说他抹黑中国，说他别有用心，等等等等。用的词儿跟现在骂莫言的差不多。当然，也有人写文章为张艺谋辩护。而他们讲的道理，跟我在朋友圈里刷到的那些文章，也差不多一模一样。这种争辩一直持续到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再往后基本就尘埃落定了。经过一番折腾后，整个社会似乎渐渐取得了共识：这些电影是好的，那种诛心式的攻击是错误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大家已经永久性地跨越了痛骂《红高粱》的阶段。那些道理孰对孰错，早就一清二楚，再也不用啰嗦了。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两次争论中，骂的理由几乎一样，辩护的理由也几乎一样，只是时间上隔了三十多年。这还不够让我惊愕吗？ 说起来，这是我的问题。我活在一个巨大的错觉里。我曾经以为大家达成了很多基本共识，但并没有。我曾经以为很多常识性的观念只有历史价值，但也不是。就像王小波的杂文，我一度觉得写得很有趣，但是内容都是老生常谈而已。我这么想也并非没有理由。当时整个社会对王小波的杂文都是一边倒地赞赏，但并没引发太大的争论。四平八稳的常识能引发什么争论呢？ 但是，现在如果再爆出《花拉子模信使问题》、《思维的乐趣》《积极的结论》这样的文章，就很可能引发争论，很多人就会不认可，甚至会骂。我猜想，以后有些年轻人再读王小波，甚至可能会受到思想上的震撼：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问题！ 人上了岁数以后，读书的时候往往是一边读，一边忘，常看常新。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也有点像上岁数的人，常识会不断变成冒犯，老生常谈会不断变成先锋新知。一本书，几十年前读起来震撼，几十年后读起来再次震撼。一个道理，几十年前让人醍醐灌顶，几十年后再次让人醍醐灌顶。灌顶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醍醐的保质期未免太长了些。 几十年甚至可能都说短了，有时候甚至可能上百年。就像现在网上有些年轻人相信西方伪史论，说是西方那些发明，什么蒸汽机啊，万有引力理论啊，工业革命啊，都是从《永乐大典》里偷来的。其实类似的说法在清末就有。当时就有人说过，洋人那些东西都是从中国偷去的：力学是从《墨子》那里偷去的，数学是从《九章算术》里偷去的，天文学是从《天官书》偷取的，等等等等。后来，大家都把这些说法当笑话看，就算有些人客气些，也不过是说这些人“托古改制”，想要减少洋务运动的阻力。可谁能知道，一百多年后，这些东西又会打包成《永乐大典》，卷土重来呢？ 前一段，张雪峰对文科说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话。当然，那些话并不正确，我也不赞成。但是我看到有文科生反驳张雪峰说：你说文科无用？当年要不是文科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理科能有这么大的发展？这个反驳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诧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常识，怎么还需要当成文科重要的成就呢？理工科学搞出了这么复杂高深的成就，而文科生说我们也很厉害，我们提出了真理要靠实践检验！这听上去真是很荒谬。 我并没有贬低人家的意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就是要不断发现常识，不断重申一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不断将老生常谈谈了又谈。王小波常读常新，已经灌过一百次的醍醐随时准备灌第一百零一次。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原地打转，但要想保持原地打转，都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这个过程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它考验的不是智力。这不需要太高的智力，它考验的是耐心和勇气。大家都觉得中国式父母唠叨，但他们再唠叨也唠叨不过咱们的常识输出者。他们必须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把同样的道理用不同方式说了又说。可是他们真的不能停下来。 这让我想起《爱丽丝镜中奇缘》里，红皇后对爱丽丝说的一句话。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真是很不容易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
最近最热的地方就是贵州，山火刚灭，六盘水就爆出一个更火的新闻。 网络图片 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艺珈伊，为贵州六盘水承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央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幼儿园、小学等10个政府项目后，持续讨要工程款8年。 2023年年末，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听证会召开当天，她被地方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而且，在她被拘留之前，为她代理的律师和助理，已经有10余人被拘留了，罪名同样是寻衅滋事。 记得去年年底在微博上还看到侯志涛律师发视频求助称：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本人可能已经被六盘水迫害而牺牲，也可能自杀，也可能被非法羁押…… 网络图片 当时看到这个侯志涛律师的视频的时候，就觉得很悲壮。哪怕你北京来的律师，照样龙入浅滩被虾戏。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此事的后续，不但律师进去了，女企业家也进去了。 此案在六盘，律师发冲冠。 昔时人已拘，今日水犹寒。 当地政府到底欠了这位女企业家多少钱呢？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该企业统计为2.2亿，政府文件承认的都有9000多万，算下来也不多啊，修一公里高速路就要上亿资金，上次贵州还有人中了6.8亿大奖。 可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给呢？ 还有一个细节，这位女企业家在被抓之前，水城区政府，当地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她和代理律师拒绝。 敬酒不吃吃罚酒吗？随即寻衅滋事罪就掏出来，律师和企业家先后被捕。 2.2亿的债务，想1200万就打发了，一个零头都没有。很多项目都是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还不是地方城投债。 看来是钱下来了，被人截胡了不想给她。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地政府欠女企业家2亿多，只愿还1200万，人家女企业家不肯，就抓律师和企业家，罪名是：寻衅滋事。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各大官媒都报道了，不知道阳光能不能照到六盘水。 即使山高皇帝远，可现在法治社会了，不能这样搞啊，不想给钱就动用公检法来拘留当事人和律师。 台下何人状告本官？ 你们是想把水城搞成鹅城吗？ 看来《让子弹飞》还是拍得太保守了。 前不久唐山迁西老干部马树山举报县委书记被迅速抓捕审判一事已经让人很震惊了。 现在六盘水抓律师，抓企业家，不上点手段，你们是不知道厉害，用这种手段逼人就范。 以刑化债，高啊，不得不服啊！ 这样的老赖谁惹得起？ 在绝对权力面前，你要钱还是要自由？想不明白，就进去好好想，想明白了再出来。 中央不是说要保护民营企业家，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吗？怎么为了两亿多吃相就这么难看，相比之下中彩票就温柔得多。 现在官媒能报道这件事，相信这是个好的信号，建设法治社会，在越偏远之处越是任重道远。 多年的反腐新闻告诉我们：官员里面有坏人啊！ 六盘水当地为何肆意妄为，这背后是否有什么腐败，这次一起曝光吧。 就像贵州的山火，捂了那么多天，一样捂不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朋友圈看到消息，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托朋友卖掉他在成都的本田SUV。“里程10000出头，非常新。” 真的是让人伤心的消息。 何伟在成都买下这辆车的时候，心中想的一定是要在中国住很久，要去很远的地方。谁能想到，这辆车很快就到了路的尽头。 《寻路中国》的封面，是一张何伟和白色汽车的合影，那是他租的车，奔波于中国的城乡之间。书名有双重含义，既是自驾意义上的找路，也是为（或者帮）中国寻找出路。 过去十几年，何伟是最受中国人喜欢的作家之一。写下《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后，他去了埃及。那时在网上看到一篇访谈，他说喜欢住在中国，如果要选一个的话，他希望是成都。 他真的来了，其实2019年之前，实现这样的梦想不是什么难事，一些你能想到的美好的事，总会发生。他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飞往成都，在飞机上，女儿读的是小说《1984》。现在看来，真的是一个隐喻。 不过，那时何伟非常乐观。他把两个女儿都送往成都的公立小学，小朋友和中国孩子一起受教育，包括上政治和思想品德课。他的女儿，据说也学习了《朱德的扁担》。 有一次见到他的太太张彤禾，问她是否会担心教育的后果，她说，他们都不担心。 何伟经常带着两个女儿沿着锦江河边跑步，而成都的空气经常都不达标。他在《江城》中写了在涪陵的生活，那时他就坚持跑步，而彼时涪陵的空气，想必更差——他不怎么在乎PM2.5，在这个意义上，他相当中国化了。 所以他才会说，他喜欢的不是未来的，而是现在的中国，是当下活生生的中国人的生活。疫情中他为纽约客写的文章，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有点辩护的味道——在美国，他也被一些人认为过于“亲中国”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天真的人，最终却不得不离开中国。他在四川大学教写作，课程很受欢迎，也极大提高了所在院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学校选择“不续聘”，不帮他续签工作签证，时间紧迫之下，他最终不得不仓促回到美国。 或许也不完全是川大的错，而是时代氛围出现了转折。中美关系紧张，中国也关闭了成都的美领馆。在课堂上拥有一个美国出生的杰出的非虚构作家，让川大感到不安，也是正常的事情。 现在想想，成都这个城市曾经一度非常迷人。 美领馆领事夫人庄祖宜，和她的乐队朋友在成都街头唱歌，人们既没有因为她的身份而过度围观，也没有感到有什么敏感。她是一个美食家，而成都则自称是美食之都。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她是谁，只是为音乐感动——她们唱的是儿歌。 而在川大的讲台上，学生们也可以安静听何伟讲他的写作理念。记住，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这个城市在一段时间内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开放、包容，更重要的，其实是自信。 但是这种美好的东西，要破碎起来又无比容易，甚至无声无息。疫情中曾看到让人心酸的一幕：一个美国小伙子在桐梓林，弄了一个广告站在那里，寻求有人收养他的狗。他不得不回美国，而狗无法带走。可能，他也和何伟一样，本来在成都有相当长的计划。 或许再过几年，很多人都会忘记，有一个天真的美国作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呼吸过混杂着PM2.5和火锅香味的空气，像一个普通成都人一样穿过这个城市。 何伟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那辆车一直在成都某个小区的车库等着他。现在公开出售，则意味着他开着这辆车探索中国的想法，正式结束了。 10000公里，真的很新——刚刚上路完成磨合，还有多少故事等着书写呀。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