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民生无小事！ 沸沸扬扬的重庆燃气“换表增费”事件持续发酵。 近日，重庆多个区市民集体反映，2023年下半年自更换新的智能燃气表后，使用量未增加，燃气费用却增长了不少。 4月10日，重庆燃气集团回应称，收到个别客户反映燃气费用高、怀疑气表计量不准的情况，“对此，我们秉着高度负责的态度，逐一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置，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4月12日，重庆燃气集团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新更换的气表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具有检定合格的标识”，且“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未发现已复核气表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但上述行为未能平息舆论风波。 网络图片 目前，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重庆燃气集团、凯源燃气等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工作。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公众的疑惑不会散去。这些天，重庆市民晒出的燃气账单，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有人反映“新表比飞机都‘跑得快’，家里没什么人，换表之前从来没有上过100元，现在每个月几乎都得200元”。 重庆20万更换了燃气表的居民用户发现，他们的燃气费用，上涨到了原来的2倍不止。 有市民表示家里今年3月份的燃气费用增加了5倍多。更有甚者，有市民发布视频显示，小区停气后，打开水龙头，燃气表仍然在转动，惊呼离奇。 “七年前换了房子，搬进去后电表从几十度涨到几百度一个月。现在最少一个月是421度。这事疑惑好几年了。” 还有人拍视频佐证，家中没人，但燃气表自动在走。 在网上，关于质疑和声讨重庆燃气的舆情迅速引起广泛共鸣和声浪。但重庆燃气公司称，燃气表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对此，有人认为，可能是他们人为地将燃气的浓度或气压调低了，导致气量增加，这种手段堪比入室抢劫。 网络图片 我看了下重庆燃气的财务数据： 2020年净利润3.76亿。 2021年净利润4.56亿。 2022年净利润4.02亿。 2023年快报净利润约4.93亿。 从数据上看，2023年的前三季度是低于2022年的前三季度利润，低了约1个亿。 而2023年的第四季度利润却大幅增长，同比增长约824%，达2.19亿，占了全年利润的44%左右。 第四季度利润的暴增，和重庆“换表增费”的时间线高度重合。 网络图片 一边是居民燃气费用出乎异常地翻倍，一边是涉事企业大赚特赚，天然气却没多卖多少，这种巧合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重庆燃气事件的发酵过程说明，光靠燃气公司自查自纠，或让市民和燃气公司来回扯皮，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舆情闹大了，重庆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重庆燃气公司：万一查出点问题，你说这算是违法所得，还是财务造假呢？ 其实燃气，自来水，电力等都是关于民生的相关企业，他们一旦业绩大幅上涨，那么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他们业绩越好，老百姓就掏的越多，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希望全国都彻底查一查。这是触碰社会底线，更是从群众口中夺食！ 一定要查出这些蛀虫，必须将其绳之以法才能平息群众怒火！ 这不是个例，在全国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甚至在水表，电表上有没有可能做了手脚。 今天又看到媒体报道，在问政四川平台上，有人说自己的房子1年没住人，却出现了燃气费用及违约金。疑似是成都的网友晒出欠费截图，称自家更换新表后，短短20天内竟有高达17000元的天然气费用。 同样是更换新表，同样是费用异乎寻常地暴涨，如果这些反映属实，需要跟进投诉、联合调查组进驻的，可能远不止重庆一地。 我们国家计量仪表，是有强制合格证和检验制度的，走表不准，这么大的批量，是如何能躲过监管的？监管有没有渎职、腐败？这个问题也是核心。 面对水电燃气这样关于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更应该有当地政府来回答、厘清，让每一户有疑问的人家都得到满意的解释，不能让人多花一分冤枉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不开来当保洁了？” 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 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 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 张晓的手/受访者供图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江岳觉得，他们这帮做保洁的年轻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后，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最终在保洁的“苦”中收获到了自己渴求的价值。 1、一份“纯粹”的工作 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 这是陈浩凡团队2021年年底在B站上传的第一个保洁视频。三四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与深色背带裤，手脚麻利，分工明确，视频里的短短一分半钟，屋子便焕然一新，变得既整洁且温馨。 陈浩凡今年27岁，安徽人，2018年从部队退伍。在进入保洁市场之前，他在教培行业做过几年销售。据他观察，退伍军人选择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练或销售。不久疫情来袭，教培行业生存困难，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长们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卫生方面有更高的诉求，而传统家政无法满足，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 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我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 年轻的保洁员们与堆满垃圾的屋子/图源：马俐管家 保洁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陈浩凡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潜力大，门槛相对较低，况且部队卫生要求严苛，搞卫生恰巧又是他擅长的领域，值得一试。2021年，他拉了三个退伍的朋友一起，筹了十几万，注册了“超级管家”公司，并经营起自媒体账号，将清洁过程配上欢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进而获取客源。 年轻人爱看这类视频，能从清洁前后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压”，“90后”江岳也爱看，尤其爱看“马俐管家”的视频，他喜欢看把东西打扫干净的过程，也喜欢里头年轻的保洁员们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2022年7月，他决定加入这个保洁团队。 江岳厌倦了复杂的办公室生态。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设备公司做销售，对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怨言颇多。譬如，A领导跟B领导不和，但是两个领导同时安排下来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没法不得罪任何一方，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同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下级巴结上级，类似的事见多了，他觉得没劲。 他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虽然身体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纳师，实际做了清洁师，享受把脏乱的屋子收拾整洁带来的成就感。他这两年被调到了运营岗，但单子多起来，他也常去一线参与保洁。两份工作薪资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区间内，但做保洁“更纯粹一点”。他的同事也都是“90后”“00后”，彼此玩得来，偶尔干活会开启“PK模式”，看谁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数量更多，无论输赢都觉得开心。“没有那么多组织框架，大家就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子做好，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对应的回报。” 垃圾旁，墙面上爬着几十只蟑螂/图源：马俐管家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截图 “（他们）基本都是看过视频，觉得工作很解压，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江岳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除开占相当大比例的退伍军人，还有搞销售的、搞业务的、外卖骑手、进厂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员构成中，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50%，大多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经历。 江岳没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转行的原因，但要说这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体很累，但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乐意吃保洁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洁 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 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 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 张晓发布的小红书帖子 张晓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六点起床，吃过早餐，七点前抵达离学校１公里的地铁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在客户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到达。跟客户确认过需求，张晓便进入房间，从天花板、墙壁，再到柜子、各种死角，最后再进行收纳、收拾垃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搞干净，到用白手套随手擦拭都不见灰尘的地步。有时上午搞完卫生，他下午就得赶回学校敲论文或参加学术讲座。 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 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 《不止不休》剧照 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 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 《不止不休》剧照 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 “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 “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 ２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3、酸痛，臭味，与成就感 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 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 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 为了赶上下一单，张晓买了两个菠萝包在路上吃/受访者供图 陈浩凡对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深有体会。他至今记得第一个收费的单子，他和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两点，睡四个小时，然后五六点又起床赶路到客户家中接着干。这一单的收费是两千元，验收完成的那天夜里，四个人又饿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边摊有卖烤全羊，于是花一千多点了一只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压清洁视频吸引前来的江岳，发现实际面临的工作环境比视频中“还要恶劣几十上百倍”。同事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单，垃圾在门口堆得半人高，搞卫生得爬进去，由于老鼠太多，屋里甚至还有蛇。 最可怕的是气味。高温的夏天，狭小的空间，垃圾发酵的味道直窜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没法阻挡。一整天待在里头，人几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实打实的。 张晓在进行清洁工作时，时常会遇到害虫/受访者供图 张晓本身有通过打扫卫生消除坏情绪的习惯，工作时也“把别人家当作自己家”，每当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房屋，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张晓“看了也觉得开心”。客户特别满意时，还会额外给他转个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 成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即时的，干得多挣得就多，干保洁的年轻人喜欢这套简单的逻辑。 对于江岳而言，保洁的意义还在于增长见识和帮助他人。 虽然是只占极少数的情况，但他确实遇到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譬如患有囤积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着许多动物尸体的中年男人，长期闭门不出、家中堆满外卖垃圾的年轻人。他起初觉得不解，怎么会有人把家弄成这样？后来发现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 他碰见过一个住在老小区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保健品、洗衣液、调料品，光是酱油、生抽就几十瓶，许多早已过期变质。他站在那里，看到老人的手机屏幕里充斥着各种买东西的群，“很明显就是上当受骗那种”，后来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沟通问题。那一单做了三天，老人不愿意扔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灰尘擦掉，摆放整齐，又细细地叮嘱对方如何维持卫生。 张晓从客户家中清理出来的垃圾/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们陆续回访过几次先前服务过的屋主，发现一些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个家里脏到“包浆”的老爷爷有意识地改变了卫生习惯，不再被邻居抱怨。习惯是很难扭转的。相当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洁过后又囤积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内，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4、留下的，离开的，徘徊的 近几年，随着服务者地位与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正逐渐被人们重新定义，从业人员开始迎来年轻力量。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月嫂、外卖员、保洁等中国蓝领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蓝领与白领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 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 《不虚此行》剧照 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 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 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 张晓在客户家中清理阳台灰尘/受访者供图 今年３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总理先生，听说德国已经合法化大麻了，那我们去德国留学是不是必须吸大麻啊？” 这样的提问，发生在德国总理朔尔茨与同济大学学生交流会上，很有代表性，也很值得讨论。（上图为现场图片示意，非提问者） 首先，从逻辑层面来看，这当然是个愚蠢的提问。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把大麻合法化，并不是强制推广，不存在必须吸食大麻的问题。 所以朔尔茨总理的回答也是重申了这一常识： “嗯，是的，德国确实已经合法化大麻了。但合法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降低非法交易和滥用的情况。至于留学嘛，当然没有必须吸大麻的规定啦！” 朔尔茨还表示，他已经快66岁了，从来没有吸过大麻，也不鼓励任何人吸食。 就像烟草和酒精在中国合法，也绝对堪称泛滥，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来华留学生必须吸烟喝酒，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然后，在分析这位同学提问方式愚蠢的同时，也需要肯定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值得关心的问题。 大麻合法化与否，既是中德两国之间的法律差异，也是社会文化差异。 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将吸食大麻的行为合法化，是基于在当地大麻事实上无法禁绝的现状，希望通过合法化以及纳入公开监管的方式来对大麻进行限制和管理，背后的文化根源在于公众接受政府的能力与职责有限，不要求政府承诺一个“绝对干净的完美社会”，也是警惕政府通过追求“大麻清零”而过度干涉公民生活。 而中国规定吸食和贩卖大麻违法，是基于一个竭尽全力打击毒品，无限压缩吸毒贩毒生存空间的决心和目标，背后的文化根源是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饱受鸦片等毒品摧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中国公众也普遍更愿意为打击毒品犯罪而让渡自由、隐私等权利，政府制定严格的禁毒法规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 所以，我们中国人当然可以基于自己的经历和价值观来反对大麻合法化，但也不用觉得其他国家允许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是愚蠢邪恶的，就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至少，德国的朔尔茨总理不太可能比同济那位提问的学生见识更少能力更差。 最后是一个公共场合沟通方式的问题。由于相关教育的缺失，很多中国学生其实特别不擅长提问，即使是中国最顶尖一批高校的学生也好不到哪去。 在演讲交流的场合，最常见的问题是把提问的机会当成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站起来说了一大通自己的（不同）想法，根本没有与演讲嘉宾沟通交流达成一致的打算。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对演讲嘉宾发表反对意见，关键是表达反对的方式，应该是基于事实和逻辑指出嘉宾的错误，继而要求演讲者补充论据或者重新论证，这样才有机会澄清事实和道理。 另一种常见的问题是以“攻击”为目标来提问，这也是本次同济大学这位提问的同学犯的错误。 简而言之，这位同学的“提问”其实是为了表达对德国大麻合法化的反对，并不打算倾听德国制定相关法律的考量，也并不打算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大麻的危害，纯粹就是为了展现“我们国家把大麻管得很严格很好”的优越感。 或许，这是一种我理解不了的当代年轻人的自信吧。 这样的学生，建议还是不要背井离乡去留学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过去一年多来，各地医院的产科陆续传出被关停或合并的消息。与之对应的是，2023年国内出生人口902万，和2016年放开二胎后的生育高峰相比，产科分娩量少了八百多万。 2月28日，知名妇产科专家段涛公开呼吁，“救救产科！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一时间，网友开始辩论起到底是产科，还是重压下的年轻人更需要被拯救? 喧嚣声中，作为一个最早感知到出生率变化的行业，有一批人已经被轻轻拨转了方向。 基层产科静悄悄 事情发生前总有预兆，王晴早有察觉，也做了一定心理准备。但春节后返岗，听到科室主任宣布，医院产科即将停止服务，那一瞬间，她还是觉得，“非常受不了”。 王晴27岁，是某一线城市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的产科护士，已经工作了8年。消息公布后，同事们起初还开玩笑，“我们医院的出生证明以后都是限量版了。”但很快，孕妇建档工作停止，之前订购的、药厂还没来得及发货的产科用药都陆续退了，再后来，护士长说剖宫产包，还有其他无菌包都不用再消毒了。王晴意识到，“我真的见证了（我们医院）产科即将落幕的历史时刻。” 幕布当然不是在瞬间落下的。大约是一年多前，产科的工作已经很不饱和，她开始兼任部分内科的工作，给老人拿降压药、输液。2023年的最后几个月，产科每月的接生数量跌至个位数，到今年2月，产科宣布关闭前，“我们只接生了一个，然后就没有了。” 在广西东南部某乡镇卫生院，助产士梁丽娜“今年还没有开张”。过去15年，她一直在这里的产科工作，同时管理医院的接生登记本。她清晰地看到登记本上的名单越缩越短，“以前每个月最低都能有30多个产妇，能保证至少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生儿。”后来这个频率变成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如今妇产科唯一还算热闹的时段是早上，偶尔有人来做检查，“到下午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过来了，整个医院都是静悄悄的。” 临近几个乡镇医院的情况也算不上好。医护人员有时在一起开会，交换各自的信息，梁丽娜知道隔壁市另一个镇上的卫生院前两年已经停止接生工作，只保留了妇科和孕检。还有相邻的一个镇卫生院，因为配备了麻醉师，能开展剖腹产手术，周围几个镇上的居民都愿意过去生产，“最高峰一个月都有一百多个，去年开始直接跌到一个月三四十，今年到目前才十个左右。” 梁丽娜工作的卫生院不大，只分三个科室，综合科、妇产科和中医科。她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妇产科就要和中医科合并了，“还没有正式通知，不过我们主任都在讨论了，也没有必要单独保留产科。” 过去几年，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多个医院的产科重复上演。《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数量减少了16家。2023年9月以来，公开宣布暂停或合并产科业务的医院数量，至少有9家。 这些医疗机构绝大部分是二级综合性医院和一级基层医院、卫生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说，在出生率不断下跌的情况下，目前最受影响的也确实是一二级医院，“三甲医院毕竟有好的医生资源，还是能吸引大多数病人。” 即便是三级头部医院，依旧能感受到危机。段涛说，2016年二胎刚开放时，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全年分娩量达3.4万。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被称为上海的“大摇篮”，分娩量连续8年位居上海第一，“现在一年差不多2万5（例），上海过去一年新生人口20万，现在连10万不到，我们这个分娩量已经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我们下降这一点，其他医院受影响的肯定会更大。” 前段时间，段涛和浦东新区的产科主任开会，大家的讨论重点是“产科转型”。他记得一位有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产科主任发言，说自己所在的综合性医院要重新装修，一向不满意产科的院长趁机关闭了整个科室。那位主任哽咽了。段涛也很无奈，“他们干这一行干了十几年，花了多少时间精力，转行又转去哪呢？” 开完会没多久，段涛写下了那篇“救救产科”的长文：“如果再不改变现状……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塌方了。” 网络图片 从高峰滑落 段涛还记得产科巅峰的时期。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开放，那年全国新生人口1786万。段涛所在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有90多名产科医生，一天得接生近100个孩子，还得查房、写报告、病历。当时医院里有个说法叫“闭经指数”，指的是年轻医生在各科间轮岗，每次轮到产科，忙得月经都不来了，到了妇科又好了。 在另一座一线城市，产科护士王晴毕业时正好是2016年，和其他医护一样，她印象最深的是产科的楼道，“因为生孩子的太多了，楼道里都塞满了病床。”每天夜班更是像打仗一样，“我们科有两个产床，经常是我们在里边接生，待产室里还躺着好几个已经阵痛、准备生产的孕妇，一晚上可能就要出来五六个孩子。”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不少数据机构预测，和过去相比，开放后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口至少超过200万，且未来几年出生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 2016年最终只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新生人口。但那时大部分医院产科床位已经处于紧缺状态，为了迎接全面二胎，解决“建档难”和“一床难求”的问题，2016年下半年，原国家卫计委要求，在县级医院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三级医院可以将特需病房调整成普通病房增加床位，同时争取在“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2016年10月29日，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家长们推着婴儿车排起长队，等候护士给新生儿做护理。 高峰没能持续太久。“2017年开始，每年的分娩量都在下降，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变化，”段涛说，“但影响是有延迟效应的，下降到一定程度，去年就900多万，后续的负面效应都集中凸显出来了。” 王晴和梁丽娜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所在医院的分娩量从2017年底开始有下滑趋势，当时主要因为原国家卫计委从2017年7月开始，陆续在各个城市推行《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 二胎开放后，多家医院反馈，高龄产妇比例上升至20%，而过去这一数据在10%左右。《工作规范》按风险严重程度，由低到高以“绿、黄、橙、红、紫”5种颜色对孕妇进行分级。王晴说，她所在的二级医院之后都不能接诊橙色级别以上的孕妇，“当时就分流了一波人。” 致命一击来自出生率的持续下降。梁丽娜回忆，大约从2021年开始，她所在的乡镇医院肉眼可见地空了。这一年国家开放三胎，但新增人口从2020年的1200万，跌至1062万。梁丽娜所在的乡镇离市区大约十几公里，不算远，且交通发达，产科床位不那么紧张后，很多人会选择开车到十几公里的市区生孩子，“求的就是一个安全。”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李岩2022年曾经到湖北省两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调研。据他统计，一个乡镇一年仅有200左右新生儿，“新生儿的数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产科的发展空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乡镇卫生院妇产科变得静悄悄是资源集中与利用的表现，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下的优胜劣汰，在全国普遍低生育、人口仍然向城市集中的背景下，需要对乡镇、村庄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 但他也写道，“资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后应该怎么办？没有补充力量进入，农村女性想要看妇科病、想要做产科手术只能去县城，结果是‘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医改方向与目标是相矛盾的。” 段涛也提出，“中国人口的出生数量有一半以上是在县级及以下医院的，产科的就医半径还比较短，不像看肿瘤做试管婴儿，可以全国跑。特别是孕程后期，她们每一到两周就要做产检，你不能让全县城的孕妇都从乡镇跑到县里生孩子，医疗的可及性就没了。” “产科以前那么忙是不正常的，产妇都睡走廊了。”但如今时不时传来的关停消息，同样让段涛感到忧心。 2017年8月5日，一名小女孩和她即将生二胎的妈妈。 被“嫌弃”的产科 梁丽娜从去年开始就没有领过绩效了。身边很多同事都在考虑下班后做点副业。“有同事出去摆摊卖东西，我们很多护士就找点手工活，弄一些塑料珠花，能在家里做，每个月多几百块钱。” 她也问过家楼下制衣厂的老板，自己能不能干一份兼职，但被拒绝了。老板担心她在医院经常值夜班，遇上工厂赶货，也抽不出时间来帮忙。 过去生孩子的人多，医护人员能拿到的绩效也高，当时梁丽娜一个月工资能有6000多元，在乡镇是个不错的水平。她有编制，现在每个月工资还能维持在3000元左右，但“我们医院的合同工每个月才1500，还要租房、吃饭，他们也觉得做得没有什么意义。” 过去半年，她所在的产科已经有三位医护人员离职。 在她的观察里，妇产科一向不是医院的发展重点。她所在的乡镇级别医院自然分娩的医疗费是230元，“我们一个产包进货价是九十块钱，包括棉签、一次性垫布之类的，还有一个接生包，就是产钳、剪刀，用一次折旧价算几十块钱，再加上人工，就剩100块钱。”加上整个孕期要收取的各类产检费用，梁丽娜说，医院接待一个孕妇，大概盈利1000多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教授李小毛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如果产科月分娩量无法达到50个，就难以覆盖整个科室正常的运营成本。超过100个，科室的运作才处于良好状态。 出生率下降后，产科的运营压力首先暴露出来。段涛说，在所有科室里，产科收费是偏低的，顺产费用通常是几百到一千元，剖宫产稍高，能达到两三千元。“但维持产科的成本又是很高的，其他科室晚上可以少点人，产科24小时都要有人，很多产妇都是晚上发动，产房医生、麻醉医生、助产士、护士，一天三班倒，最起码得有几十号人。” 而对于三级医院来说，还有另一重压力。2019年，国家卫健委启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鼓励大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指标是CMI指数（医院收治病例的疑难危重度），和四级手术（最高级别）。 段涛认为矛盾的地方在于，产科的原则是保障母婴安全，把母婴并发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所以产科做得好的时候更多的是顺产，预防工作做好了，就没有各种并发症，CMI指数很低很低，更不要提四级手术。要医院指标好看，那遭殃的就是产妇。” 段涛感叹，“医学的学科不像养猪，你能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很快做决定，成本不需要那么高。但你要培养一个好的医生要花多少年？十几年吧。现在出生率又越来越低，产科不挣钱，能获得的投入会越来越少，医生的机会也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以后产妇有个突发情况，谁去做手术？” 他担心未来有一天，产科也会重复儿科那样的命运。“少子化这是个大趋势，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产科可能就直接自由落体往坑里掉了。” 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其中还提到，要努力使综合性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 在段涛看来，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落地，医院每天都要算账的，政策到了下面能落实多少？” 段涛的微博图片来源网络 另寻出路 王晴如今大部分时候都在内科工作，一个月前，医院已经正式发出公告，“停止助产技术服务与产前筛查技术服务项目”，之前已经建档的产妇将陆续分流到周边其他医院。王晴说，后续医院应该就要处理婴儿床、改造病房，产科的帷幕要彻底落下了。 内科的工作很饱和，病人从来没有断过，她发现许多老人用不了两三个月，还会再来住院，“人多了都住不上。”看起来，她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失业危机了，毕竟人们可以不生育，却无法避免衰老。但也说不好，她犹豫了下，8年前她刚进入产科时，也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失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个人都会面临生孩子这个问题。” 她感慨，“以前做产科，现在干内科，这不就是一个从新生走向死亡的过程吗？”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她的收入可以涨回来了，去年分娩量最低的时候，她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 梁丽娜能理解如今年轻人不愿生育的想法。她36岁，有两个孩子，婆婆有时还会催她再生一个。她说如果三胎开放时间早六七年，自己肯定考虑生，“那时候才三十出头，家里也还有点积蓄，父母也不算很老。”但现在经济压力大，养两个孩子已经很累，“折腾不起，打死都不会生。” 梁丽娜喜欢助产士这份工作，“我想着可以干一辈子，而且看着新生儿出生，感觉真的是挺伟大的。”每次婴儿哇一声哭出来，就是梁丽娜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她叹气，“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妇产科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2024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医院产科分娩室迎来龙年第一个“龙宝宝”出生。图为一名医务人员正在为“龙宝宝”敲脚印。 一些年轻的医学生在挣扎。浙江某医学院，一位妇产科专硕研究生入学时就规划好，毕业后就回家乡镇上的医院当一名产科医生，压力不大又安稳。然而两年后，2023年6月，父母告诉她，镇上卫生院的产科被取消了。 内蒙古一位助产专业的学生说，刚上大学时，所有人都跟她强调助产士稀缺，她因此放弃转换到检验专业，如今即将毕业，“结果我现在找不到工作。”今年3月，教育部将护理学、助产学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专业，被列入国控专业的通常是市场需求量已经饱和的专业。 31岁的赵慧子郁闷了好一段时间，她在某二线城市的医科大学读产科博士。2023下半年开始，她发现学校附属医院的产科病人越来越少，病床经常住不满。但年初她决定读博时，产科的情况还不是这样的，“没想到之后我可能要失业了。” 赵慧子最近在搜集一些大型医院的产科招聘信息，希望尽早做好准备，“从招聘人数上看，这几年一直是缩减的。我家乡有些医院，以前可能一年招两三个，现在基本都不会招了，对学历的要求也高了，以前本科生就可以，现在要研究生博士。” 她承认自己有些迷茫，就像乘坐的邮轮已经开到了大海中央，没办法中途跳下去了。她只能鼓励自己积极起来，“我读博也还有机会转成科研岗，还有一些师兄去到专科院校当老师，还有医药生物公司，医学翻译。”她把可能性一一列出来。 最后，她只能安慰自己，“我们学校还不错，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都还找到了工作，应该不会那么糟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第一个故事：2005年5月27日的一起庭审中，内蒙古赤峰法院宣布： 消费者王小华在购买并服用了翁牛特旗医药公司销售的龙胆泻肝丸后，导致患有“慢性肾衰、慢性间质性肾炎、肾性贫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原告王小华胜诉，翁牛特旗医药公司向王小华赔偿3.9304万元。 距离王小华将翁牛特旗医药公司告上法庭，仅过去一个月。 第二个故事：2012年6月1日的一起庭审中，台湾最高法院宣布： 因服用台湾科达制药公司生产的龙胆泻肝汤导致尿毒症，中医师王韵凯获赔1500万元新台币，当时约等于人民币320万元。 作为一名笃信中医药的中医师，王韵凯不但经常给患者开龙胆泻肝汤，自己也坚持长期服用，然而在一天突然晕倒并被送到医院之后，王韵凯才得知，年纪轻轻的自己患上了可怕的尿毒症，而导致尿毒症的罪魁祸首，正是他非常信赖的龙胆泻肝汤。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为了让自己在肾脏衰竭之后还能维系生活，王韵凯委托律师，将大名鼎鼎的科达制药告上了法庭。 拥有32年历史的科达制药，是台湾中医药界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之一，想要撼动这样的企业，岂是王韵凯这样的小人物可以轻易做到的？ 果然，在王韵凯及其律师的前三次起诉中，每一次都被法院直接驳回，理由是：科达制药生产的龙胆泻肝汤获得了台湾卫生署的许可，且王韵凯一方提供的药品检验“可信性存疑”。 在前三次上诉均被驳回后，坚持不懈的王韵凯继续上诉，终于在第四次上诉后，法院受理了案件。 但即便如此，整个诉讼过程对于王韵凯和他的律师都无比艰难，不但台湾的媒体在报道中偏袒科达制药，而坚持上诉的王韵凯方，也被指责为“导致台湾人民不敢吃中药”，甚至连当初为王韵凯进行药品检验的医院，也因为被指责“影响中医名声”，而不得不向台湾民众鞠躬道歉。 用王韵凯律师的话说：“这是一场小虾米与大鲸鱼的博弈。” 不过，他们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经历了无数的上诉、驳回、一审胜诉、科达制药不服、再上诉，以及庭外数不清的威胁、利诱、公关之后，这场长达十年的诉讼，终于以王韵凯胜诉而告终。 上面两个故事，是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海峡两岸，唯二因服用龙胆泻肝丸（汤）导致肾衰竭的受害者，起诉商家且获胜的案例。 时间回到2004年2月22日下午，28名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肾衰竭的患者聚集到了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准备集体起诉将药物卖给他们同仁堂。 距离春节已过去整整一个月，春寒料峭却挡不住她们维护权益的决心。 这不是全国所有的受害者，却是所有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肾衰竭的患者中，最需要帮助的20几个人。 在服用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患上尿毒症之后，47岁的吴淑敏因为肾脏衰竭虚弱到无法通过工作维持生计，彼时的她，已经为治病欠下了10多万元的债，2004年的十多万，无疑是一笔巨款。 另一位年近50的傅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的饮食起居都无法自理，要让丈夫甚至孩子来照顾。我成了一个废人。” 为了治疗尿毒症，傅女士已花费了近20万元的治疗费。这对经济状况本就紧张，还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傅女士来说，是足以压垮整个家庭的沉重负担。 46岁的王春华及其他20几位受害者与她们情况类似，为此，炜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近乎义务地为她们代理官司。 她们实在太需要帮助了，而她们更需要的是，赢得这场她们理应该赢下的官司，获得她们本应该获取的赔偿。 其实，她们并不是刚刚才患上尿毒症，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患上这种可怕的肾脏疾病。 2003年2月，新华社记者朱玉发表了《龙胆泻肝丸是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系列报道，堪称石破天惊，在很短的时间里，国内大量的尿毒症患者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龙胆泻肝丸的受害者。 据新华社报道，当时全国有200多家药厂生产龙胆泻肝丸，致病人数达十几万之巨。 龙胆泻肝丸是一种由多种中药材组方而成的著名中成药，其中一种叫做关木通的成分含有大量的马兜铃酸。 早在上个世纪，国外的科研机构就发现，马兜铃酸具有极强的肾毒性，长期服用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且由于马兜铃酸难以被人体所代谢，其在人体中的日积月累，即便是少量长期的服用方式，也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伤害。 1992年，比利时的一些妇女，因服用从香港进口的减肥中药导致肾衰竭，该减肥药中含防己和厚朴，这一案例，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 1993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发表论文，认为这些发生肾脏纤维化的案例，都与服用中药有关。研究发现，致病的罪魁祸首是这些中药中的马兜铃酸。 1999年，英国在发现两例因治疗湿疹而服用含马兜铃酸中药引起的肾衰竭病例后，宣布禁止使用和销售马兜铃属植物的药物和膳食补充剂。 2000年，美国FDA宣布禁止含马兜铃酸的草药及制品输入美国，多达70余种中药材被列入黑名单。 “马兜铃酸肾病”一词，名扬海外。 然而，无论国际医学界对含马兜铃酸药物的态度如何，直到新华社这篇报道发布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类可怕中药的毒副作用，依然知之甚少。 尽管那时国内因马兜铃酸导致肾病的患者早已屡见不鲜，但因为没有媒体的报道，患者们并不清楚自己患病的真正原因，直到报道发表，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导致自己患上尿毒症的元凶，正是之前从未怀疑过的“清火良药”龙胆泻肝丸。 而国内生产龙胆泻肝丸的龙头企业，正是拥有三百年历史老字号中药企业，同仁堂。 在新华社报道发表后不久，2003年4月，国家药监局发表了《关于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的通知》，宣布取消含马兜铃酸的药材关木通的药用资格，用木通科木通替换关木通。 而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提出上诉的这二十多位肾衰竭患者，服用的正是由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 同样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然而结果是，她们的上诉，以被法院驳回而告终。 对此，同仁堂的回应是，他们生产的龙胆泻肝丸是严格按照药典配方，并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上报审批、生产和销售的产品。 同仁堂宣传部负责人金永年说：“我们认为，企业严格按照法律进行生产经营，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药品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不良反应，但只要遵医嘱适时适量地服用，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大伤害。具体就龙胆泻肝丸而言也是如此。” 金永年还说：“同仁堂早于2000年就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告了马兜铃酸可能导致肾病的情况，并于2001年下半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用不含马兜铃酸成分的木通代替关木通。” 既然同仁堂早已知道含有马兜铃酸的关木通可能导致肾病，为什么不立刻下架并召回已销售的龙胆泻肝丸？ 为什么不在后续销售的产品说明书中，标注龙胆泻肝丸具有的毒副作用？ 为什么不通过媒体，公开提示购买过龙胆泻肝丸的所有消费者谨慎服用、入院检查？ 我们不知道。 时间来到2024年，吴淑敏、傅女士和王春华们早已杳无音讯、生死未卜，而类似的悲剧，还会上演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
现在为了阻挡电瓶车的石墩子无处不在，这也影响到了轮椅使用者的正常出行。遇到这些障碍，你会怎么做呢？是绕道而行，还是寻求他人帮助越过障碍，还是想办法根除障碍，或者其他情况？ 面对障碍，具有丰富轮椅出行经验的社群伙伴钓者对于如何处理出行障碍也具有相当多的实践经历。本篇推文中，钓者就向我们分享了他的两个案例。 2月11日大年初二上午，我和几位朋友相约去位于江宁百家湖游玩，游玩结束去地铁站上盖的景枫中心吃饭。可是走到景枫中心1号门附近时傻掉了，慢车道和人行道连接处原本就存在的无障碍通道被四个大圆石墩挡住了，轮椅无法上去。 这时有几个好心的路人小伙子试图帮我们把石墩移开，但石墩太重了根本移不动。他们征求了我们的意见，然后把我们一一抬上了人行道。 ▲好心路人帮忙搬石墩，但是石墩太重搬不动 进了景枫后我们就来到游客中心投诉，中心工作人员答复我说这是江宁城管放置的，她们随即联系城管部门，转达了我的诉求，城管答应马上就来处理。 我还不放心，怕城管敷衍我，就请她们把城管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直接打电话跟江宁开发区城管说：请你们马上就来，我在这里等你们。 两分钟后城管就过来了，承认他们这事做的不对，马上就处理，很快圆石墩就被他们移开了。 ▲图左为两个城管用绳子拉石墩，试图将石墩从无障碍通道处移开 ；图右是石墩被移开后的无障碍通道 类似的经历在19年国庆前夕也发生过。 当时我路过水游城（夫子庙附近的一个大型商城），人行道的盲道和轮椅坡道被一个大花坛挡住了，我下不来。 我随即进商城，找到客服中心，要求他们找人来将花坛移开。保安队长来了后和我说花坛是交警队安放的，目的在于阻止自行车电动车上人行道。听了保安队长这话，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撒谎，交警不可能这样放，自行车电动车从旁边的台阶一拎就上来了，根本挡不住，挡的是盲人及轮椅！ 保安队长又说，我们来扶你下去，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说到：刚才路人就要扶我下去，我谢谢他们，就是要找你们移开花坛。 于是他们（保安）便把我扔那儿不管了。 我随即又进了商城，再次找到客服中心，说明这事今天必须解决，请他们给我找经理来处理。 经理来了之后，我和他谈了无障碍的重要性。经理随即打电话喊来了保安队长，让他带领几个人立即将花坛移开，打开无障碍通道。这件事情圆满解决。 ▲图左为两个工作人员正在移动挡住无障碍通道的花坛 ；图右为石墩被移开后的样子，盲道不再被遮挡。 在这两件事上，我的体会是：平时我们在出行的过程中遇到无障碍的场所变成了有障碍的现象，咱们不要绕着走，可以当即就投诉，向他们宣传无障碍法的精神和有关条文，并要求他们立即整改。 投诉的人多了，上面才会重视，有关部门才了解相关法律精神和我们的需求（其实也是全社会的需求），无障碍道路才会越来越畅通，无障碍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奇途无障碍
有一年我去某地办事，飞机延误，到目的地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连忙打车直奔法院，差不多四点四十前后，可算到了，说进门找法官。诶，保安说要下班了，不安检了，改天再来。 我说，一来没到五点，不是强求法官加班，二来眼前就是律师通道，说明你们平时对律师也不安检。 不知道是因为保安觉得我说话声音大了点，还是我戴着墨镜、口罩，看着不像好人。保安忽然喊旁边房间的人，让对方报警，说大厅有人扰乱秩序。我说，你这就报警，那不如让分局给你们排个人，天天就坐在门房，要不然一天八百回报警，累着片警可怎么办。 旁边的人还比较理智，出来问了问情况，知道我只是来交材料，就说法院确实不让进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到五点就不让进了），但可以把材料给他，帮忙转交。我说，你看，就这么点事，至于吗？刚才那个保安又不干了，指着我说，你再说一遍，同时，执法记录仪也举上了。 还是旁边那个比较理智的人，说算了算了，他今天有事，你赶紧走就行了。我想着也不至于为这点事掰扯，就走了。 可走了是走了，心里肯定还是不舒服。这点事，如果是我报警，大概率会被认定为谎报吧。但公家人报警（如果他真报的话），片警肯定会来，被带走的肯定是我，大概率，保安都不需要跟着去做笔录，被耽误时间的只有我。即便，最终认定我不存在违法行为，保安这报警跟玩一样，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执法记录仪这个东西。他都快怼到我脸上了，也许是想把我脸上有几颗青春痘都要准确地拍下来吧。可换过来，我拿手机也怼他脸上，结果会怎么样？ 不敢想。 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朱孝顶律师被带走了。大概情况就是朱律师用手机拍摄他认为存在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对方让他删，他不同意，于是，报警，带走。 想当年，北海案时朱明勇律师与对方互拍，双方都比较克制，现场照片还被刊发在媒体上，一时风行。 网络图片 但最近这些年。多次听说，因为拍工作人员，被投诉侵犯隐私或肖像权的；因为拍工作人员，被指斥妨碍公务执法的；更有甚者，还有说寻衅滋事的。 这个事情就非常诡吊。 大领导们每每高调宣传：工作人员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努力、持续、全面、深入、进一步、创造一切条件…公开。 可真要去拿手机拍一下。那就是个事儿。 迟夙生律师在开庭前拍照取证，手机被扣了，人也有段时间不让走（参《中国的哪条”相关程序“允许警察见证法官私拿律师手机？》）。 红星新闻报道万淼淼律师只是被怀疑“偷拍”，手机被扣，人也被留置了一段时间（参《律师阅卷时遭羁押！法院院长当面致歉，分管院领导等停职检查》）。 这些都是被新闻媒体曝光的，而那些没曝光的呢？ 比如，法律规定，工作人员接受律师提交的材料，要出具回执。但我做了16年律师，就没遇到一个给我回执的（别拿立案开反驳我，这个法条谈的就不仅仅是立案，而是后续程序中收材料也要出回执）。而且，还真发生过我当面把材料给他，事后就找不到，还不承认见过材料。好在都是复印件，没太大影响。 但有一次，我想固定交材料的时间，拿出手机来要拍一下。对方不高兴了，叫来法警。法警问，你干嘛呢？我说拍个照片，证明我交材料的时间。法警就要检查我手机。看了照片，确实没有拍到对方的脸，本来法警都觉得没事了，收材料的又说必须把照片删了。我说要么你今天给我出个回执，要么我等开庭交，你别说我没提前交材料。对方说，那你等着吧，转身走了。 有时，我就觉得律师和被关在看守所里的嫌疑人很像。嫌疑人说，我被刑讯逼供了。对方说，你有证据吗？嫌疑人说，我被关着，周围全是你们的人，又不提供看守所的监控，我怎么提供证据？于是，对方就会说，那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 律师也是这样啊。律师说，遇到工作人员违法办案。对方说，你有证据吗？律师说，不让我拍照啊，或者照片被强制删除了啊。于是，对方就会说，那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 而如果你硬钢，像朱孝顶律师这样，就要拍，就不删。那么，大概率，就会被带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金宏伟
在每一个短期里，黄金交易者都在以一己之力和各个国家的央行角力；但在更长期的经济规律里，康波周期已经写下了一代人的财富命运。 当消费股基金经理还在面对亘古的“年轻人喝不喝白酒”之问时，金店已经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00后顾客。 作为过去一年为数不多还在大举扩张线下门店的生意，金店的生意的确不错。在德勤2023年奢侈品公司报告里，周大福以超越爱马仕和劳力士的销售额，稳居全球前十。而在另一份《2023中国金饰零售市场洞察》的报告里，18至34岁的年轻人则接棒2013年黄金热潮里的“中国大妈”，成为金饰消费的主力军。 作为一种“顺价格周期”的消费，金饰的需求常常与国际金价的上涨同步。但当国际金价屡创新高，带动国内足金价格3月至今几乎一天一个跳涨，从每克630元逐步逼近每克730元的时候，消费者们逐渐转向观望。 真正的黄金大作手仍然在稳定输出。 4月7日公布的央行数据显示，尽管近期国际金价快速走高，中国央行的增持节奏保持基本稳定，3月末黄金储备7274万盎司，较2月末增加了16万盎司。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人民银行连续第17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创下增持持续时间之最。 网络图片 然而，随着上周五美国非农数据大超预期，市场对年内降息路径产生怀疑与分歧之后，围绕国际金价的短期博弈正在剧烈升温。 那么，这场从2022年10月开始走向高潮，但早在2018年就埋下伏笔的黄金大周期，究竟走到了哪里？ 01 背叛利率的锚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美元黄金脱钩以来，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继1971-1980、2002-2011后的第三轮黄金牛市。但是细节层面，这次黄金热又有其特殊之处，它事实上是两个小周期的合二为一。 网络图片 第一阶段，2018年四季度至2020年8月，美联储从正常降息到剧烈放水，驱动了这一轮黄金牛市的起步。 2018年四季度开始，在市场对美联储加息进程已近尾声的猜测中，伦敦金价格开始表现。2019年3月，FOMC会议上美联储暗示年内不会加息，到7月，美联储进行了十年来的首次降息操作，并在随后的9月、10月进行了年内第二、第三次降息。期间，黄金价格从1270美元/盎司快速上行至1530美元/盎司。 12月，美联储表示2020年利率将保持按兵不动，会在1.75%水平维持一段时间，这让黄金价格失去继续上涨的动力。然而，仅仅2个月后，新冠大流行的肆虐蔓延，不仅让美联储维持利率的计划落空，甚至画出了21世纪以来最陡峭的利率下降曲线。 为应对大流行对经济造成的冲击，2020年3月的头两个礼拜，美联储大幅降息150个基点，从1.75%降至0.25%。在美联储降息与避险需求的共同刺激下，伦敦金价格在2020年8月上破2000美元，超越2011年高点创下历史新高。 第二阶段，2020年8月至2022年12月，降息结束，美联储逐渐开启“通胀战士”模式，黄金价格在战争与通胀的阴影下震荡。 进入2020年夏天，人们开始从大流行初期世界末日的恐慌中恢复理性，大部分经济体也在财政政策与疫情防控的积极作用下逐渐复苏，全球GDP增长逐渐回升，走出最低谷。而美联储不会长期维持0利率也成为全球市场的共识。美元指数回升之际，伦敦金价格在整个2021年呈现出震荡下跌的走势。 回调被一场延续至今的热战打断。2022年2月，俄罗斯闪击基辅未遂，在地缘冲突的避险驱动下，黄金短暂回到前高位置。 但美债实际收益率仍然在黄金的定价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美国经济疫情后的超强复苏，使得2022年3月的通胀数据爆表，8.5%的数字创下40年来的记录。此后，美联储开启了对抗通胀的主线任务，黄金价格在年内7次加息共计425个基点的节奏中节节败退，回吐了前期一半的涨幅。 至此，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模式，收紧的流动性、回落的金价，美债和黄金在天平的两边，称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末，黄金的走势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它也不再满足于美元秩序下自己有限的戏份。 网络图片 第三阶段，2023年年初至今，是本轮黄金牛市最特殊的阶段，黄金与美元利率的负相关性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背离。 2023年至今，黄金价格与美债实际收益率出现同步的快速上行——在美元利率上涨32个基点的情况下，国际金价也上涨超过20%，打破了以美债实际收益率为核心的黄金分析框架。 而这种背离，在今年以来的行情中更加极致。 一定程度上，市场把今年以来逐渐加速的“黄金热”归结到机构在提前应对此前“美联储年内三次降息”的预期，但就在3月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大幅超预期的30.3万新增非农就业，使得降息预期又被扭转。 然而，就在同一天，黄金开盘微跌之后，迅速反弹日内收涨，COMEX黄金价格上涨至2349.10美元/盎司刷新历史纪录。因为降息预期涨上去的黄金，没有因为降息进度的延后而回调，反而攀越了历史高峰。 对冲基金大佬绿光资本创始人大卫·艾因霍恩直言：今年联储可能一次降息的机会都没有[6]。他的后半句则是：“但美联储的政策转变并不会阻碍黄金价格的上涨势头……黄金是我们重要的投资之一……是我们对冲未来可能出现不利局势的一种方式。” 而这也是这一轮“黄金热”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关键节点：当全球大量的分析师以美债实际收益率的负相关作为黄金的锚时，背离的发生、锚的失效，对黄金投资来说，意味着什么？ 02 时代的黄金 今天的投资者对于黄金与美债实际收益率的反向关系习以为常，但是这种简单的负相关并不是黄金价格的全部。 黄金，作为一种极其特殊，对其价值的认可几乎已经刻入人类DNA的金属，既是商品又是投资品还是一般等价物，其价格由短、中、长期三重因素共同决定[2]。 黄金价格短期受避险情绪与投机交易的共同影响。 2019年以来的世界可以说是风平浪静的反面，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美国政府不断触及的债务上限，俄乌战争与中东乱局让“S3赛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担忧。每一次风险事件都在脉冲式地推动黄金上涨。 与此同时，投机交易也在加速黄金价格的冲刺。3月4日，黄金收盘价创历史新高，而正是此时开始，黄金投机性多头头寸快速增加、空头头寸快速减少[3]。历史上，黄金价格每次突破新高后都会延续一段时间的快速上涨，与本轮表现如出一辙。 当然，大佬一般会更直接地说：怕高都是苦命人。 黄金价格中期受商品供需以及流动性的影响。 黄金需求主要分为金饰制造、工业、投资、央行净买入四部分。工业用金占比较低且波动不大，金饰需求虽然占比很高，但是由于其需求相对稳定，近十年仅在2020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因此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是投资需求与各国央行的净买入行为。 网络图片 近两年央行净买入激增，但从黄金需求的整体变化上看，显然解释不了这轮黄金牛市，以及更普遍于大宗商品里的贵金属大宗牛市、资源品牛市。 这是一种流动性泛滥的结果。2020年，美联储与美国政府一同，用最激进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避免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这并非没有代价，暴涨的商品价格与居高不下的通胀，不仅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也让全世界焦头烂额。 伦敦期铜从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上涨超过1倍，WTI原油从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更是上涨了惊人的20倍。相比之下，金价的涨幅只能配得上温和二字。 实际上，中期因素常常是驱动一轮黄金牛市的重要支撑，也常常是打破黄金与美债实际收益率负相关的推手。 上一次黄金与美债实际收益率发生背离，出现在上一轮黄金牛市的初期。2002年至2012年的黄金十年中，金价上涨超过5倍，在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美元走低前，200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利率在繁荣中走高，但金价却也同步吹响了牛市的号角——全球大宗商品牛市叠加黄金产量连续下跌推动了金价的走高。 网络图片 影响黄金价格的长期因素，亦即信用对冲，是一个慢变量，它并不是短期价格的主要决定者，但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会在一个更漫长的兑现过程中反应到黄金的定价中。 2018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兴起，全球价值链出现回缩的趋势，地缘政治成了企业选择供应链布局的重要依据[4]。 网络图片 美元体系的心脏同样不平静。美元结算体系的武器化——制裁伊朗、俄罗斯等国家，让过度依赖这种法币不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仅公开报道中，就有巴西、东盟、印度、马来西亚、沙特等国家积极开展多元化贸易结算工具。与此同时，2018年以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年下降。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2023年的调研，57家受访央行中超过一半的央行五年后会降低美元在总储备中的比例，新兴经济体降低美元储备的意愿尤其强烈。62%的受访央行表示未来5年将提高黄金在总储备中的占比，而2022年这一数字只有42%[1]。 而非农数据之下的再通胀幽灵，让所有法币未来的购买力显得可疑，留给各国央行的选项也就不剩下多少，黄金正是其中最显然的那个。2022年，各国央行净买入黄金相较2021年翻倍有余，强劲的净买入持续至今，贡献了黄金需求的最大边际变化。 当短中长期因素交汇在金价的走势上时，未必是黄金的时代，却一定是时代的黄金。 03 与命运对冲 周期天王周金涛用他最经典的康波视角总结过黄金的投资：黄金的走势可以看作经济增长的反面，以长波衰退期为起点，黄金资产将步入长期牛市，并且在萧条期的5-10年的超级行情中获取显著的超额收益。 在这种基于超长康波周期的持有视角下，ALL IN梭哈黄金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个好主意。事实上，从期货与期权的持仓情况看，目前黄金做多交易已经达到新冠以来的最拥挤水平，后续随着多头止盈与空头的停止入场，可能出现“多杀多”式的下跌。 黄金从来也不是一个博弈短期波动的好品种。黄金整体波动性略低于沪深300，但是由于黄金受宏观经济影响会多年连续向下波动，因此高点买入黄金的回本周期并不短，比如2013年跟风买入黄金的投资者，解套要到7年以后。 另一方面，黄金短期博弈的参与者面对着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强大对手盘。除去专业资管机构外，黄金市场上的另一大买家是各国央行。2023年，央行净买入黄金超过1000吨，已经成为仅次于金饰制造的需求来源。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调节名义利率决定以本币计价的黄金价格走势的各国央行，同时也是黄金市场的最大玩家。这让试图从裁判手里赢钱的小散看起来并不明智。 但当我们跳出短期博弈的视角，用长期资产配置的维度来考察黄金时，它又成为了大多数普通人为数不多的“命运对冲工具”。 一方面，对于许多将跑赢通胀作为财富管理需求的家庭来说，虽然黄金的价格有一定波动性，但是从50年的时间尺度上看，黄金价格一直在稳步上台阶。有研究发现，黄金价格的涨幅约是通货膨胀水平的3.2倍[2]。 而从更宏大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注定经历衰退转向萧条的康波尾声，那么黄金在这种环境下历来的超额收益，有可能对冲掉命运中的些许无奈；当然，如果我们有幸可以迎来一个新周期，在技术奇点中重新找到一条经济繁荣的快车道，不生息的黄金只会让我们的人生损失有限的持有成本。 这就是迷雾时代里黄金的魅力：在每一个短期里，交易者都在以一己之力和各个国家的央行角力；但在更长期的经济规律里，康波周期已经写下了一代人的财富命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假日经济的官方叙事，跟打工人的切身感受之间，温差变得越来越大了。 调休又又又上热搜了，打工人又又又破防了。 清明节刚调休完，接下来的五一假期，又要调休了。为了凑成一个五天小长假，只能向前后一周的周末各借一天，有网友吐槽“调休快把四月调成单休了”。 6月10日的端午节，终于不用调休了，但在“端午节放三天不调休”的热搜下，依然是打工人的一片哀怨——“端午本来只放一天，为什么说是三天”“有没有可能端午连着周末，根本没啥可调的余地”…… 打工人苦调休久矣，这种东拼西凑、凑出个小长假的制度安排，是否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刻？ 01 调休安排被吐槽上热搜，近年来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假不够长，那就找周末来借。在假期安排的官方叙事中：调休凑出一个长假，为人们远距离出门旅游、探亲创造了条件，假日经济的繁荣能有力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小长假期间，景区、车站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似乎也坐实了调休拼假的“正确”。尤其是文旅行业爆火的当下，一些网红城市平时投入大量资源营销宣传，就指着小长假客流爆发、暴富一把。 ▲重庆夜景（图/视频截图） 在不少地方的宣传报道中，诸如清明节劳动节假期的旅游数据、旅游人次、旅游总收入等，都会作为一项重要政绩被公开展示。这些似乎也在强化着调休的合理性。 事实上，假日经济的官方叙事，跟打工人的切身感受之间，温差变得越来越大了。 对很多没有出门安排的打工人来说，假日经济的繁荣，更像是与己无关的热闹。加上强制调休又没有拒绝的余地，面对工作节奏被打乱的状态，大家的感受往往只剩下两个字：心累。 像即将到来的五一长假，看上去足足有五天，实际只有一天。为了凑足这五天，五一长假的前后一周，周末都被借走了一天，进入单休模式。调来调去，不过是朝三暮四的数字游戏。 五天的班已经够难熬，两周的“六连暴击”，把一个放松的小长假夹在中间，打工人不得不在单休、长假、单休之间切换，一会要收心投入工作，一会要松弛地嗨起来，精神状态来回跳跃，个中的煎熬谁人不懂？ 02 打工人对调休的吐槽和不满，最近几年越来越强烈。其实，通过调休来凑长假，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已经存在二十多年了。 1999年，官方修改假期制度，增加了三天法定假日，五一劳动节从一天假延长为三天，国庆从两天延长为三天。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前后借周末的方式，在春节之外，凑出了两个长假，这才慢慢有了黄金周的概念。 调休形成黄金周，本意是让劳动者有一个更长的休息窗口，并通过形成长假，鼓励出游，推动旅游等行业的发展，促进假期消费。 就数据来看，调休形成的黄金周，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拉动效果。公开数据显示，1999年的第一个国庆黄金周，全国的出游人数就达到了2800万，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 这样的安排一直延续到2008年，五一的三天假被拆分，清明和端午成为新的法定节假日，同时增加了中秋节的一天假期。 法定节假日打散了后，调休变得更加频繁了。像清明、端午等假期，只要没有挨着周末，几乎都会调，凑出一个三天小长假来。于是，春节、国庆两个黄金周，加上几个三天小长假，就成了我们的常规假期组合。 同样是鼓励出门旅游，提振消费、拉动内需，同样是以连上六、七天班的煎熬为代价，二十年前的调休，和今天的调休，为什么造成的感受不一样了？ 如果将调休的安排，放在近二三十年的经济进程之下来看，其实可以理解这种心态的变化。 在黄金周确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下，GDP平均增速一度逼近两位数。与之对应的是，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兜里更有钱了。 物质富足之后，消费意愿增强，长假出行成了重要的减压、释放窗口。那时候很多人都是盼着长假到来，对收入增长的良好预期，让劳动者有休长假的动力，有敢放心花钱旅游的底气。 图/图虫创意 但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强，为了应付未来的各种不确定风险，很多人从花钱变成存钱，消费观念趋于保守化。 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是一切问题的解药。当经济和收入增长时，调休凑长假拉动消费，就是顺势而为；当经济减速和收入增长趋缓甚至不升反降时，人们花钱的意愿减弱。硬凑而来的假期就会显得“面目可疑”——我的钱包已经很干瘪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想着掏空它？ 调休的安排，原本是让劳动者更好地休息，现在变成了一种撬动假日经济的杠杆。 在长假的激情和新鲜感衰退之后，越来越多的打工人，逐渐认清了事实真相：我们的假期安排，被功利化地编排进促进消费的宏大叙事中时，我们也被工具化了。 逢调休必吐槽，拒绝自己的假期被工具化，自然成了当代打工人意料之中的舆情反应。 03 假期到底如何安排，该不该调休，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 吐槽调休的声浪再大，也挡不住有不少打工人，就等着凑一个小长假，出远门旅游或者探亲，好好放松一下。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假期天数有限，所有的调休都是存量的腾挪，本质上是数字游戏。 更糟糕的是，打工人对强制性的假期安排，没有反抗的余地。尽管出门就是拥堵和涨价，长假扎堆出游的体验感在变差，这有限的假期，还是要被剥离休息的原始意义： 小长假出游促进消费，释放内需潜力，这样的官方叙事，仿佛在我们耳边说，放假你不能在家休息，你得出门旅游，你得消费，为经济增长添柴加火…… 在大、小长假期间，旅游景点的火爆，高速公路的拥堵，很容易造成一种调休备受欢迎的错觉，似乎大家是“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其实，调休新闻跟帖下的吐槽，藏着的才是打工人的真实感受。 反正，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我的感受是，这几年越来越不敢休假了，休假就意味着收入受到影响。所以别说出远门旅游，就算是在家歇着、个人支出最小化，都有点底气不足。 别说调休打乱既定的工作生活节奏了，随着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大家放假只想躺着休息，这种情况下，动不动就硬凑一个小长假，只为让你出门花钱，到底又有多大拉动效果呢？ 别看现在的文旅行业火爆异常，一到节假日，景区就人山人海，其实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比较有限。在绝大多数城市，旅游业都不是核心的支柱产业。 图/视频截图 站在全国来看，假日经济的正向效应，也未必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前些年有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自1999年实行黄金周以后的七年中，旅游收入的增长率与实行黄金周前的11年相比并没有明显变化，前后20年间（1986至2006年）的复合增长率均为22.59%。 个中的缘由不难理解。对不少人来说，长假出门大手大脚地玩一趟，平时就得省一点，可以支配的收入是固定的，要么花在平时，要么节假日集中花出去罢了。 假日经济的繁荣，到底是创造了消费增量，还是把平日里的消费存量抢过来了？是窗口期集中花钱，还是细水长流更有利于提振消费，拉动内需？ 如果这些问题本身存在争议，那么在普遍不敢花钱的当下，靠调休拼假来鼓励出门，创造消费，实际效果就更加要打上问号了。 所以，当打工人对调休的不满变成一种日益强烈的集体情绪，而功利化调休安排的经济效应又存在疑问时，对调休方案作出调整也许该正式提上议程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我们这一代，前半生生活在人口爆炸的恐吓中，后半生生活在人口下降的现实里。 小时候，村里大喇叭每天都在播报计划生育相关事项，结扎、罚款，软硬兼施。墙上刷满计划生育标语，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是大事，我最早认识的就是这些字。 毕业后刚进媒体那几年，一胎政策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但大家也只敢小心翼翼说一说，不小心就会犯错误。不过还是做了一些文章，谈老龄化、低生育陷阱，谈生育权利，谈文明，谈法治。那时候的媒体还是媒体。 后来，计划生育终于结束了，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一起封进了记忆。出生人口有过几年反弹，接着义无反顾地掉头直下。现在打开近几十年来的出生人口趋势图，仿佛看到一幅诡异而惨烈的情景，历史正在杀死它自己。 想起一句西方谚语，不要轻易许愿，万一实现了呢。 我们的余生，或许都将伴随新生儿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的社会图景。其实没必要太悲观。往好处想，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非经战乱、自然灾害实现的人口下降。我们不是很喜欢“有史以来第一次”吗？ 不过困惑还是应该困惑一下的。从前不是说，我们骨子里就爱生孩子，拦也拦不住吗，怎么突然不生了？与此同时，性别战争愈演愈烈，离婚率越来越高，农村“剩男”城市“剩女”越来越多（说明一下，这两个词我很不喜欢）…… 关于东亚社会引人注目的这些现象，目前看到的最有解释力的说法，来自韩国学者张庆燮。他提出了一个叫“压缩现代性”的概念。他分析的是韩国，但他的理论对整个东亚社会都很有启发。关键的一点是，他把东亚社会现在的困境，跟当初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这就好比一枚硬币找全了两个面。 张庆燮发现，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角色和作用跟西方社会很不一样。 西方古典社会学认为，家庭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主要是降低其社会功能和淡化其社会角色。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到社会。 但是韩国很不一样。在短短几十年里，韩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扮演了很中心性的角色。 韩国的现代化战略是“先增长，后分配”，通过“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来打造经济竞争力，与此同时，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几乎全部交给家庭。 简单来说，一个个韩国家庭，才是韩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动机。家庭为经济增长贡献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养老、育儿、教育这些责任全都不用社会操心，出了问题家庭自己来扛。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韩国家庭的配合。韩国家庭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是“代际向上社会流动”，所以不计成本地培养下一代，培养出来无偿交给社会。韩国家庭教育热情之高，甚至超过了政府的发展需要，这使得政府企业在公共教育支出极少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群体，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结构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只是一半。假如韩国故事可以一直这么演下去，地球上其他国家都会被卷死。韩国人民可以永远骄傲，直到星辰大海。 故事的前半场有多么轰轰烈烈，故事的后半场就有多么黯然销魂，而它们是同一个故事，有因必有果。 韩国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各种统计数字实现完美赶超之后，家庭本身撑不住了，出现了“去家庭化”的各种征兆——如最低的生育率、无子化、家庭遗弃、离婚、推迟或厌恶结婚。 承担了太多责任的家庭，变得过度劳累，家庭却没有办法给自己减负，因为人们想象不出新的家庭形态，社会也不支持。这其实也是东亚性别议题与西方性别议题在本质上的不同。东亚社会的男男女女，对于另一种性别抱有异常强烈的愤恨，因为他们无形中都背负着必须组建完美家庭为社会培育新生力量的精神负担，在现实中却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所以把仇恨都投射到了彼此身上。 东亚社会的内卷难题也在于此。张庆燮把韩国家庭称为“战略性的企业单位”，家庭与家庭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教育、创业、甚至投机竞争。但是这种恶性竞争，却只能把整个社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没办法从容呼吸。“个人教育课程和城市住房的费用过高，威胁着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邻居和同胞造成的。” 我的理解是，东亚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工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因为东亚家庭愿意自我牺牲、自我压榨，享受吃苦，延迟满足，换取下一代“逆天改命”的机会。但是这样卷了两三代人之后，工业化成功了，统计数字十分耀眼，但是家庭本身自我延续的土壤被卷光光了，东亚家庭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消失了。环顾四周，这确实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众所周知，韩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但高科技产业却很发达，后者看起来是一个安慰。所以这里要补充的知识点的是，这两者其实有关系的。“矛盾的是，韩国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这反而成为促进其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东亚人太能卷了。好消息是，连高科技都能卷出来。坏消息是，卷出来的高科技跟大多数东亚人没有关系。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跟着骄傲一下，管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