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4月30日，我写了一篇文章提醒外省的朋友五一别来广东旅游，因为经过一个月的强降雨，土壤都被泡松了，假期一周还会继续下雨，很容易出现滑坡地质灾害或者树木倒塌。 网络图片 5月1日凌晨，广东梅州梅大高速公路发生路面塌方，18辆汽车跌落山坡，截至发稿前已造成36人死亡，30人受伤。 网络图片 有读者说我神预言，也有人说我乌鸦嘴，其实都不准确。 广东多地连续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容易出现地质灾害，气象部门近期一直在发布相关警示提醒，并不是什么隐秘信息，更不是我的独家观点。连续降雨之后山区要防范滑坡塌方，本身也是很好懂的道理。 网络图片 之所以我要专门写篇文章，是基于本轮降雨的空前强度、超长时间和超广范围，预见到大概率会发生地质灾害，而五一的旅游高峰又会将灾害风险成倍放大。 但是，这种预测是概率性的，只能警示普遍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做到精准预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地质灾害。我这个科普博主做不到，气象部门、国土部门也做不到，梅州这条高速公路的管理公司也做不到。 那，既然做不到精准预测，是不是这样的风险提示就没有用，是徒增恐慌呢？当然不是！ 预警地质灾害风险之后，理论上景区、公路、铁路等重点单位都应该启动相应预案，对地质灾害易发点加强巡查，必要时增加设立警示，直至临时管控或关闭。 问题在于，人力有穷时，而风险无尽处。一片景区，覆盖数十平方公里，一条高速，绵延数百公里，其间可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风险点。而广东这么大一个省，从概率来说几乎可以肯定会有疏漏薄弱之处。 从全局层面来说，广东在五一期间发生地质灾害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人力所无法完全阻止的事情。 但是请注意，在全局层面无法阻止灾害发生，并不意味着高速公路管理方就完全没有责任！ 具体到梅大高速这场具体的道路塌方事故，相关路段的地质灾害风险评级是否合理，事故发生前有没有按风险等级做相应巡查，道路施工建设时有没有偷工减料，事故发生后救援方案是否及时高效，都是必须严肃追查的真相。 网络图片 地质灾害就是这样，即使把一切防范工作都做到位了，也不一定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按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做好了防范工作，一定能在整体层面减少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 梅大高速的建设方有没有偷工减料，管理方有没有玩忽职守，这些留待事故调查。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我昨天文章里第一段写过的： 在广东已经强降雨一个月，并且天气预报还会继续降雨的前提下，广东省有没有严肃认真对待相应风险？有没有对外发布旅游警示？ 网络图片 没有安全，假期很难“雨”快 广东省内公路、铁路的安全管理力度有没有受到优先保障五一旅游的影响而有所放松？ 保号要紧，我只能问到这一步了。 再重复一次昨天的建设性意见： 建议大家在节后雨过天晴更加安全的时候再考虑来广东旅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据官方通报，截至5月2日下午2时，梅大高速塌方事故已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目前已挖出陷落的汽车23辆。 在哀悼遇难者、关心伤者的同时，我也有个不成熟的疑问想要提出来请大家关注： 这次塌方事故，到底埋了几辆车进去？ 简要回顾一下陷落车辆数据的变化： 事故发生于5月1日凌晨，到5月1日早上的时候，第一波媒体报道说是陷落了18辆车，那时确认死亡的还只有1人。 网络图片 到5月1日下午，救援有了新的进展，更悲痛的事实逐步呈现在人们眼前，遇难人数不断增加，陷落车辆也变成了20辆。 网络图片 到5月2日，救援已基本完成，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情况，遇难人数定格在48人，陷落车辆也增加到23辆。 网络图片 遇难人数随着救援进展逐步增加是很好理解的，事故车辆里的人，土方下的人，总要“救”出来才能确定生死。但是陷落车辆的数目一变再变，其实是很令人疑惑，也是很不应该的。 事故发生地点是高速公路，属于相对封闭区间，事故点两头的监控卡口进去多少车辆，出来多少车辆，是有精确统计数据，并且能精确到车牌的。 网络图片 换句话说，哪些车辆在4月30日晚上进了这个区间，直到5月1日中午都没有再出来，交通管理部门应该是很容易拿到精准数据的。一个白天的时间，都足够调出所有“下落不明”车辆信息逐个电话核实了。 怎么到了真实的事故救援现场，还是挖出一辆手动数一辆呢？ 网络图片 说起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甚至人命关天。如果在救援挖掘的同时就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车辆数据，救援人员就能做到心里有数，挖出来的车子数量和下落不明车子数量做个对照，但凡还差一辆，就说明还有车子和人员被埋在土方下，救援就不能停止。 拿到这个“下落不明”车辆数据在技术层面困难吗？应该是一点都不难的。 每个高速路每隔一段都有非常多不同角度的摄像头，几乎每个摄像头都带有车牌识别能力。即便是五一期间高速免费通行，每一辆车也都是要经过收费站卡口被记录下来的，没有任何一辆车能不留痕迹地飞跃过去。 有如此便捷的高科技手段，理应第一时间提取数据用于指导事故救援，怎么还是靠挖机和铁锹挖出来一辆一辆点数才知道事故有多严重呢？ 这道理扩大一点，是公众把隐私信息交给政府之后能不能换来相应安全保障的问题。 现在高速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超速了能拍到罚款，开车打电话能拍到罚款，这当然很好，有助于保障行车安全。但与此同时，一辆汽车进入高速路段后第二天都还没出来，没理由说你们不知道对吧？ 管理部门以保障公共安全的理由获取车辆和人员的隐私信息，那么公众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也要求摄像头发挥作用，这也很合理吧？ 近几年，各地政府纷纷斥巨资采购建设智慧城市系统，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精准掌控道路交通数据信息。这真到了数十条生命被塌方掩埋的时候，怎么又回到了挖出一个数一个的原始时代呢？这很不应该。 还有一个我不敢明说的点，梅大高速陷落了多少车辆这个数据，有关部门到底是不掌握，还是不想掌握呢？ 一点建设性意见： 高速收费站都有摄像头，背后还有全球顶级的交通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发生事故了，把它们用起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网络图片 “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299块，车来接……去啊，食好饮好，以后死了棺材都没了，就剩一个瓮。” 消息跟着老人的腿一起走动。在广东韶关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菜市场小摊边，药房门口免费的血压计前，新开的保健器械体验店里，穿着花衬衫的老太太屁股挨着屁股，大声交谈，用客家话喊人一起报名去深圳香港。 “好啊，去哪里报名？” “就卖摩托车那里。” 就这样，这个镇成团了20个人，70岁的农民张家发是其中之一。4月12日一早，他在街头的车站等来了大巴，里面坐着另外两个镇的老人。下午两点到深圳，导游没安排午餐，直接带大家去了“香港”——港深交界的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为界，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也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张家发记得，导游收了身份证办“边防证”，很快带他们到街上，“都是香港人在卖药品”。他们被拉进小屋，一个人站在上面讲蜂王浆多好，讲了很久，张家发觉得耳朵被吵聋了，就出去接免费的热矿泉水喝。导游说，差不多中意的就要买，不能讲价，要不然别人就缠着你。 农村人都能辨别蜂蜜真假，张家发觉得明明知道还买，“就是贪便宜”——二三十块一斤，一罐两斤，好些同行的买了几罐。他没买，光喝水，就这样待了两个钟。晚上住双人间，张家发觉得是大酒店，住得好，晚餐在里面吃，一个鸡蛋，一条番薯，一个包子。第二天上午坐了海船，就回来了。 报低价团的农村老人，大多六七十岁，子女成家了，按他们的说法，完成了人生任务，趁还没瘫出去见见世面。他们一贯不记得到了哪里，导游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至于安全问题，“有什么，你就跟着导游。”张家发哈哈笑。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人发帖求助怎么劝阻父母参加低价团，标题写着“救命”“放过老年人”，后面接好几个感叹号。他们说这是骗钱团，父母被洗脑，买一堆三无保健品，比如高频出现的乳胶床垫、驼奶粉，以及各种各样的玉器银器。一个江苏女孩的爷爷奶奶常去周边城市旅游，40块钱一次，每次听完课都买一堆牙膏、热水壶和奶粉，“去了能拿鸡蛋，还发活的大鹅”。 也有城中村老人，报了低价团。3月底，一个31岁的郑州女人带着4岁的儿子，陪60多岁的婆婆一起去津京4日游，每人200块，转了钱就成团了。这个儿媳回忆，第一天，大巴车停了几个城市8个点，一路接了60个人，下车已经夜里11点。第二天早晨5点又出发，每个景点都在赶。导游找来一个摄影师，流水线式拍照，每组卖50块，照片拍糊了，有几个老人不愿掏钱。导游指责老人不好好说话，“没素质丢的是你们河南人的脸”。 晚上，这家人很崩溃，想脱团，导游要收每人300块人头费，或者买500块的珠宝、老花镜。儿媳不愿意，抱着睡着的儿子，拉上婆婆连夜逃跑。宾馆在偏远的郊区，四周没有人家，等了20分钟才打到车。婆婆不敢站在唯一的路灯下，怕得说话都在抖，但她不敢埋怨，因为是自己报的名。 ●郑州一家三口报的京津四日游，旅行团从8个点位接人。讲述者供图 张家发旅游回来，倒是挺满意。虽然他反应过来，他们根本不算到了香港。他一遍遍描述，海船很大，人好多，在海滩上捡了海螺。别人跳篝火晚会，他站在圈外看也有意思。“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回了家，他把拍的照片给没出去的老人看。很多同龄人，包括他的老伴都是用老人机。4月中下旬，粤北开始降暴雨，韶关市区出现内涝，但他老伴也报了港深旅游团，准备4月20号出发。 有时问题就发生了，甚至造成人员伤亡。3月，一辆老年团旅游大巴在山西高速路段发生碰撞隧道壁的交通事故，14人死亡。这些老人来自江苏镇江。一位72岁的幸存女性至今未痊愈。事发时，她坐在大巴车副驾驶后面第六排，手骨折，腿上缝了几十针，头现在还发麻，脸部的颧骨处肿起包。保险公司后来赔了5万3，不再过问。她在准备腿部的植皮手术，要再花1万多，去找旅行社，“不认我们的账”。 她所在的村庄，一共有15位游客参团。报名是在街上的一个门面房，据老人的了解，工作人员属于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几年前在村子里设了这个点。没设点前，她就跟着东山旅行社出去多次，北京、内蒙古、三峡、云南、香港，都没出过事。 能出去的老人是少数，这位老人讲，村里2000多人，玩一两天的多，长途游的就几十个，回来了介绍一番，难免让人羡慕。但这次出事后，她不敢再旅游了，赶紧取消了原定的重庆游。 据媒体报道，初步原因为司机涉疲劳驾驶、超速、路线违规。而之前报名完成，是由营业部（门面房）上报给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总公司，由总公司跟游玩地的地接社进行对接。老人去找过联络员，那是她的亲戚，对方说，人交给他们了，跟自己没关系了。 老人报名的营业部。图源网络 “基本都是人情往来” 大概在两三年前，张家发所在的粤北小镇上，开始出现专门的联络员，对接老人报团。张家发的朋友说，街上一共有3家，依托店铺，分布在国道边或集市中央，有的门口挂着旅行社招牌，有的什么也没有，纯靠熟人社会的口头相传。邻镇也有这样的点。 联络员大多是店铺老板娘，四五十岁，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妇女，能说，热情，就行了。张家发夫妻听说，每组成一个团，“上头”会给联络员发200块。老人们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根据对方娘家的地名，叫××妹。镇子小，彼此间几乎都认识，店铺大多一开就是几十年，跑不了。 征集报名的消息发出，联络员就等着老人们上门，拿上现金，交身份证。老人们不会问很多，知道大概去哪里，不用了解具体的行程，不签合同，甚至不清楚是否有保险，就等着那天到来，提早几个小时起床，早早到站点等车。 有的地方，这些联络员是村干部或妇女主任。前导游麦苗介绍，旅行社在村镇广撒网，发传单，开大喇叭车巡游，送鸡蛋。更多时候，联络员分好几级，省会城市的旅行社下到地市跟其他社合作，后者再逐级打通到村，靠熟人关系自发宣传。 在乡村做生意，“基本都是人情往来”。麦苗举例，你想报团旅游，村子里有人做这个，你肯定会去问，对方提供的你不满意，也会帮你引荐别的人，你也会信任。 28岁的陈婷和妈妈，就在老家浙江金华的村里，通过妇女主任报名去旅游。去年夏天，妈妈说村里在组织旅游，去上海和苏州玩。放心不下，她给妈妈转了800块，一起报了名。出发那天，大巴来村里接人，陈婷上了车，发现车上50多个人，都是他们村和隔壁村的中老年人，妇女主任也带着家人一起去。 行程上没说要购物。第二天上午先参观丝绸展览馆，结果是推销蚕丝被。下午，又被带到苏州的某个园区，整栋楼都是卖东西的。陈婷上厕所时偷偷转了一圈，发现每个房间都在“上课”，下面坐满了老人，二楼还有一群保安。 原定听课20分钟，时间到了，陈婷说“洗脑师”不愿停下来，一直说砂锅包治百病，她质问导游，结果被骂“不要闹事”，气得陈婷把发的小礼品砸在对方脚下。“滚出去！”洗脑师朝她喊，女助手和保安甚至想动手推她们。 发生冲突后，地接导游跑了。陈婷妈妈打电话叫大家下楼回家，但老人们被保安堵住了，买了几口砂锅才放行。后来，陈婷才知道，团费其实一个人就百来块，妈妈没跟她讲清楚。 陈婷所在的团准备“上课”。讲述者供图 通过熟人报名参团，出了事，老人们信赖的人情并不能在异地的地盘上保障他们，相反可能会影响关系。前两年，张家发的朋友李纯妹花了300多，报了桂林两日游。她是通过集市上一个卖衣服的摊子报上的。大巴刚驶离市区，停了下来，导游说查到她和她两个朋友超了70岁，要每人加200块。李纯妹很恼火：当时报名你不说，我又没化妆。 她不愿付钱，导游要赶她们下车，她也不肯：我老太婆不认路，会走丢，除非把我们原路送回。僵持不下，有其他地方的老人嫌耽误时间，嚷嚷着让她们下去，李纯妹扭头看，同行的联络员不吭声。闹了半个钟头，最后三人各加了100块，李纯妹把钱扔过去：“给你们买药吃！” 这些老农民没有退休金，每月百来块“老人钱”，积蓄不多。李纯妹报团时砍过价，说自己带菜，每顿只要白米饭，能不能便宜点。前导游麦苗在西北地区某省会城市，工作近10年，带过很多老年团——“他们绝对会带吃的”，在家里做好的饼吃了三天，都有味道了也不扔。到了旅游目的地，买东西也挑当地便宜的，比如到了南方买鲜笋，放在大巴上臭了，司机要扔，老人不肯，反倒骂人。 至于购物，老人也清楚套路，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不买，故意装少一点的现金。到了桂林，李纯妹一行人“被关到屋子里，还有人守门，不让出去”。柿饼、茶叶、玉石……不管别人怎么推销，她都不接话，“挨生挨死”。不过，卖玉石的人说，收来的钱会被捐到庙里，她花了100多。同行的朋友花得更多，用1000多块买驼奶粉。 被骗了钱，他们将罪名首先扣在联络员头上。在桂林的两天里，李纯妹不跟联络员说一句话。回忆起来，她不记得美景，被赶的插曲却说了至少三遍。回来后，她不再去那里报名，“再也不理她了”。在街上碰见，对方笑着打招呼，她板着脸点个头，扭头就走。 对于桂林山水，她说“就是山咯”，跟家门口的一样。但回到家，很多熟人问起，尤其是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她就不是这么说了，她说山很高，有石壁，她坐了竹筏，还去了刘三姐唱歌的地方。她开始炫耀，自己没被骗。 能出门，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些老年旅游爱好者说，有钱、身体好、没有生病的老人或老伴要照顾、子女有孝心等，都是必备的。关键词是“自由”——李纯妹说，每当别人聊起自己，都会有些“眼红”地提起这个词。 “造孽啊，以前多被人看轻。”她一生没有儿子，年轻时受尽嘲笑。现在，女儿们都成家了，还给她在镇上买了房。而当年生了几个儿子的同龄人，困在婆媳斗争、儿子间争家产、一茬一茬带孙子甚至曾孙中。就算他们自己有钱报团，回了家，也要面对子女们的“黑口黑面”，摔碗砸筷，索性就不去了。 只能踩“土窝窝” 老年低价团存在已久，但现在竞争更激烈了。文旅部近期发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该季度全国旅行社总数为56275家，比2019年同期的38943家同比增长约45%。 前导游麦苗介绍，疫情后她所在的省会城市多了很多外地导游，因为外地旅行社不找地接了。此外，新东方等教培机构的资本也在挤入，高端游和低端游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大，层层压力下，小旅行社为了挣钱，只能更加踩到“土窝窝”——老年低价团里去。 这也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麦苗说，旅游其实是奢侈品，但很多老人的消费观念没转过来，还是想花少的钱获得享受。她感觉，现在低价团做得更细了，之前跨省长线游较多，现在一两天的短途游也做。为了尽量不亏本，旅游线路是简易版的，“不花钱就逛公园，挑不要门票的，短途的就农家乐”，吃住也不会好。 但现实是，农村老年人大多时候并未签订合同，且会被带到一些非正规景区，存在安全隐患。4月13日，河北秦皇岛市一个水库下游有游船翻船，落水的31名游客中12人死亡，其中就有报了价格百元的一日游老年团。据报道，事故原因在于游船超载，且是非法改装，未配备救生圈、救生衣等救生设备。 有家属那天接到婆婆的电话，老人吓哭了，自称落了水，喃喃重复“我没事”。家属介绍，婆婆同行的朋友不幸遇难，婆婆一直发懵，胃口也不好。这个幸存老人来自农村，一直在家帮忙带孩子，以前没怎么出去过。那天一早，他们坐大巴从唐山滦南县出发，想着便宜，还能欣赏风景。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麦苗熟悉这类型的景区，她称之为“非标准野景点”，即原本是景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资源保护，被撤掉了资质，但之前以景点为生的人没有获得相应补偿，就继续在此接待游客，当地也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旅行社带游客到这里来，不能做出更多安全保障，只能口头提醒注意安全。而游客不问合同的事，有的旅行社就不签，借此否认有旅游关系，如果出了事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 在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看来，低价团的价格降无可降，头痛的是低价团不一定违法，整治不合理低价团反而不合法。此外，老年人出游无法清晰甄别是否为营利性团体旅游行为，比如不是通过旅行社而是跟保险公司出游。他认为，应该修订《旅游法》，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通，才能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 周永广称，今年低价团是卷土重来，因为2023年全国旅游总人数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九成，但旅行团的有组织接待人数只恢复到2019年的50%。简而言之，疫情结束后旅游火了，但跟团旅游的人少了，自驾自助游才是大趋势。上述调查报告有这方面的数据，在旅行社增长的情况下，2023年第四季度国内旅游组织仅3645.33万人次，而2019年同期为4962.90万人次。 低价团为了保证盈利，另一个惯常操作是要求购物。麦苗说，有老年团出发前就是“负”的——团费覆盖不了成本，而因为法律规定不能强制购物，现在就变成了洗脑式的讲课，且场所更加隐蔽。 最令浙江陈婷心酸的是，去年到苏州上海旅游，当老人们被保安堵住门强卖包治百病的砂锅时，有个隔壁村的老人没带钱，也没有智能手机，在洗脑师的怂恿下，他找同伴借了2000多块钱。回去的路上，大家笑话他不该买，他淡淡地说：“买了就买了吧，好歹是去外面看过几眼了。” 老人们对于被骗，不太气愤，也不后悔。陈婷团里有老人说，钱被骗就骗了，以后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地方，还能想着这里我也去过。“他们要的是出去。”麦苗也知道，老人有时花不花钱也无所谓，只要出去了、看到了就可以。 这里有深层次的孤独和“补课”心理。户外旅行平台“小羊军团”负责人杨军觉得，这一代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但他们观念中还保存着对大家庭的向往，所以喜欢抱团取暖，约熟人一起参团。而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他们很多年不出门，老了有时间了就想赶紧“补课”，没看过的就得看。 在广东韶关，79岁的李纯妹在丈夫病逝后，常年独居。朋友们都去玩，她也想报低价团出去，上次那个联络员让她蒙羞又破财，她就问别的联络点，但都被以超过75岁为由拒绝了。深夜突然醒来时，她觉得悲伤——十几年前一起去北京旅游的人，死得也七七八八了，老人说。隔壁村一个老人刚一起旅行回来，有天吃着饭手一僵，筷子掉在地上，就瘫了，没几年就走了。 张家发和老伴倒是有两个儿子，大的和儿媳在佛山打工，小的一家在深圳开手机店。年轻时，夫妻俩拼命种田，辛苦攒下的钱都用来盖楼给儿子讨老婆了。一人一栋，各花30多万。但房子常年空着，小儿子疫情3年都没回家，还不让出租，说会弄脏。 两个儿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的。老两口头疼，尤其是大孙子，生下来第一天就被扔在家让他俩带。他们和孩子张嘴要生活费，没人给，说要在城市供房。年纪大了种不了田，他们种了一亩菜用来卖，倒贴钱将大孙子拉扯到了初中。 麦苗说，去旅游的老人是两种极端，一种是自己有钱，子女孝顺；另一种是子女不搭理，他们想开了，出去逛逛，把这一生过完，不给孩子留下财产。 张家发出去玩，不跟儿子说，反正他们也不给钱。但他和老伴每次都得分开，轮流出游，因为要有人留下照顾孙子。原本他老伴也要去“香港”的，但临出发前一天，她突然发烧，身体疼，住进了医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五一”凑假已经好多年了，借一个国际节日的由头，把两个双休日生拉活拽地拼凑在一起，炮制出一个短假期，试图以此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五一”作为一个纪念日，是1949年12月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做出的决定，将其确定为劳动节。 同样把“五一”作为纪念日的还有世界上的80多个国家地区，所以也被称为国际劳动节（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886年美国芝加哥等城市数十万工人大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3年后的7月，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在巴黎成立，并将5月1日确定为国际劳动节，以纪念芝加哥工人大罢工。 网络图片 说起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的起因，还要追溯到1880年，美国工人集会要求8小时工作制，他们的诉求其实已经得到了满足。1884年美国联邦贸易组织以立法形式规定从1886年5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 只不过从立法的1884年到法定实施的1886年5月1日期间，仍然按照原有的标准执行，工人普遍被要求每天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的劳动时间。在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妥妥的境外敌对势力）的蛊惑和煽动下，1886年4月，25万工人在芝加哥展开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活动。5月3日警察依法对罢工和示威的人群进行驱散，并对其中砸坏机器设备、放火焚烧建筑物的暴徒开枪，打死打伤4人。第二天，在境外势力第一国际的组织下，集会抗议警方的“暴行”，警方依法进行驱散的过程中，有暴徒向警察投掷炸弹，炸死1名警察，炸伤7名警察。 “五一”凑假就是这么来的。 说起来比较讽刺的是，“996”俨然成为了这个社会大摇大摆的“优势”。早9点晚9点，劳动时间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 网络图片 令我感喟的不是996，而是下面这条视频： 网络图片 从4月6日开始，英国（恩格斯的祖国，1889年7月第二国际成立时，就是他力主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全境开始实施弹性工作制。凡是工作26周及以上的员工，都可以根据这条最新弹性工作条例，申请选择工作时长、工作地点、工作日期、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企业老板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不得拒绝员工的申请，不然员工有权上诉。 在此之前，2022年，英国才试行了4天工作制。61家公司里的2900名员工，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周只工作四天，发现他们比工作5天效率更高。71%的人表示四天制的“工作倦怠”程度比以前低，39%的人压力更小了，与往年同期相比，各企业的收入平均增长了35%，离职员工数也下降了 57%。 网络图片 不仅是英国，亚洲的新加坡也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实行弹性工作制。 网络图片 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劳动者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是罢工，又是示威，又是砸机器设备，又是焚烧建筑，又是向警察扔炸弹，忙得不亦乐乎。而现在英国、新加坡推行弹性工作制，试水4天工作制竟然没啥波澜，国内几乎无人关注。 从趋势上看，人类的劳动时间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从18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轫的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上万年的农业文明形态向工业文明形态转型。最初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蒸汽机基础上的，可以称为“蒸汽机时代”。那时整个社会的主导运转逻辑还是农业文明，只不过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上萌发出了工业文明的苗头。 （蒸汽机时代） 不过，蒸汽机时代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也彻底改变了农业文明的匮乏历史。但是技术进步带来的高效率根植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上，为了谋求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资本家无视劳动者的权益成为常态，同时也孕育了颠覆它的工运势力。 1889年芝加哥工运的那个年头前后，工业文明的苗头开始第一次的迭代升级，石油、电力的运用再一次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那些试图颠覆资本主义的第一、第二国际势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再一次指数般提高，奠定了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土壤准备好了，苗头自然就生长，不是因为凛冽的风才被催生。 如果说“蒸汽机时代”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里萌发出工业文明的苗头，那么“石油和电气时代”就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里长出参天大树。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仍然还是农业文明为主导，等级社会（帝国体制）、丛林竞争（零和博弈）、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国家神话）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石油和电气时代） “石油和电气时代”带来的技术进步就像被唤醒的瓶中巨人，而上万年农业文明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就像那个愈加逼仄的狭小瓶子。瓶子被撑破是历史的必然。“一战”和“二战”更像是人类文明的蜕皮过程，痛苦，但是必须经过这段痛苦才能涅槃。 “二战”后期因应战争需要而开发的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同时开启了工业革命的第二次迭代升级。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再度以指数般的速度提升。“电子时代”中，一些国家社会开始初步完成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开始以工业文明的逻辑来替代农业文明的逻辑。另一些国家社会从第一、第二国际势力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延续和强化农业文明以等级社会、丛林竞争、想象的共同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新资源。 （电子时代） 选择不同路径的国家集团的竞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告一段落。所谓“冷战”的结束同时带来了第三次的工业文明迭代升级，那就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开启。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第三次指数般提高。已经初步完成工业文明转型的国家社会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地巩固和强化了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平等、富足、市场、契约、合作共赢。 这些国家社会已经基本消除了等级社会的特权，所有人，包括新移民，甚至游客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对待。社会普遍富足，不仅人均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倾斜照顾社会弱势人群，由政府兜底；弱化民族、国家、宗教的传统神话，初步建立起以契约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和贸易共同体；超越人性中的丛林竞争天性，以合作共赢来创造繁荣富裕。 正是在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指数般的提高，人类花费在劳动上的必要时间也必然越来越少。正如石油能源、电力代替人力和畜力；机器人代替工人；每一种人类需要劳动的情境，原则上都可以通过机器来解放人力。像家务劳动中，洗衣、洗碗、扫地等统统都可以由机器代替。工作情境中也一样。 人类付出的劳动减少，但是创造的财富仍然会不断继续增多。现时代正面临工业文明的第四次迭代升级，AI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势必会替代绝大多数人类的脑力劳动。包括像教师、医生、设计师、会计等现有的劳动，在可预期的未来都会被AI取代。 （AI时代） 以前是靠劳动创造财富，现在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技术进步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关键是技术进步带来无须那么多劳动，依靠技术进步创造的财富到底应该怎么分配？ 工业文明的社会逻辑是分配给所有人。 农业文明的社会逻辑是由特权者攫取，他们有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据为己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太卷了” 对59岁的网约车司机李明德而言，2024年这四个多月的生活，可以浓缩为两个字——穷忙。 换成年轻人的说法，那叫内卷。 这是李明德去年在一家小饭店里听到的词——后桌几个年轻人在抱怨平台司机太多，跑不到钱，接到的客人也多是小单；其中一个说，自己在车里放嗨歌被投诉，平台把他降级了，直接影响接单。 “太卷了”，几个年轻人都提到这个词。 李明德想上前搭话。不过，他们吃饭的速度很快，李明德还在喝骨头汤，几个人就散了。 “内卷”，这个陌生词汇在已近六旬的李明德看来，是模糊的概念。 他自嘲自己是个老家伙，跟那些新世代的年轻人不一样。 可实际上，他常年带着三个智能手机，两个用来接单，一个和家人、朋友联系——因为开网约车，他跟那些年轻人一样，不得不成为互联网浪潮下的一员。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今年伊始，李明德的收入折了一半。车斗里原本放着300元一斤的龙井，现在换成了实惠的春茶。 不过，他心态很稳。车是自己的，没有租房压力，一年后就能退休，每个月拿到6千块左右的退休金。 他说，这一年就算是最后冲刺，至于啥时候退出，是否退出，全看自己。开了近10年网约车，他尝过了甜头，现在只要不亏，他便心满意足了。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显示，和李明德一样50岁以上的大龄网约车司机有多少。年轻的司机有时候对他们会生出敌意，认为“本来就难做，他们还来抢生意”。 但“老家伙们”想的是，作为社会一员，他们还是得做些什么——不论年轻，还是年长。 01 老家伙步履不停 李明德是一个60后，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头发是染黑的，胡子刮得干净，白色的衬衫套在棕色毛衣里头，露出领子，深色的直筒牛仔裤，脚下踩着的是一双美津浓的旅游鞋。 他出生在苏州的县城，80年代高中毕业，考进职业技校学开车，一度成了家中骄子。在技校待了三年后，他先是去开县里的公交车，后来做教练，觉得太累，因缘际会进了县里的外贸公司。 没几年，体制改革来了，李明德成了私人老板的专职司机，跟着全国跑。 千禧年，李明德说自己瞅准了机会，借钱在上海和家人买房落户，做了出租车司机，一干就是15年。 到了2015年，50岁的李明德觉得，新的机会又来了。彼时，网约车企扛着“共享经济”的大旗进入国内市场。 那是一段好光景。Uber和滴滴两大平台忙着攻城掠池，客单价高，司机端还有几十至上百的补贴。那两年的上海高架桥上，满是比亚迪秦和荣威550，一到晚高峰，秦的连体尾灯成片地照亮高架路。 红色的尾灯照亮了李明德的致富梦。 那年暑假，李明德参加了Uber的司机培训。在上海虹桥的一家五星酒店里，有免费的自助餐，还有周到的服务。从酒店巨大的落地窗向外看去，李明德好像看到了未来的日子：高薪、自由。 于是，他转头开上了网约车。 李明德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行业发端的前5年里，靠着补贴和勤奋跑车，一个月净赚上1.5万，让他感觉非常不错。那会，在他常去的菜饭骨头汤店里，同龄的司机们一边抱怨过去的工作，一边感慨“总算从办公室里的闲职、保安亭里解放了出来”。 这一段“最美的时光”让他提高了不少生活质量——2017年，他从老破小搬进了上海中环的电梯楼。 不过，他已经有点跑不动了。首先是腰，一久坐，腰肌劳损就得犯。妻子给他定了规矩，跟上班一样，一共跑8个小时，每3小时，就要歇一会儿；一周安排一天休息；就算是节假日，也只跑1-2天。 这条严明的纪律，李明德坚持了三年。 2020年，也就是李明德成为网约车司机的第5年，河南新乡的林春树被一纸招聘吸引到广州来跑车。 那会，林春树在大学附近开的餐馆，因市容整治被拆；儿子在东莞的厂里打工，还没结婚；父母年事已高，也需要用钱；而他自己，还得攒养老钱。 看着招聘上写着：“轻松月入过万、前200名享受半价购车。”他没犹豫，就签下年约，带着老伴来到广州。 那年，林春树47岁。为了赚钱，他和年轻的司机一样，在路上跑十几个小时。区别在于，林春树的车是用积蓄买下的，节约了不少成本。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四年下来，林春树虽然步履不停，但收入却在逐年下跌。也有涨的，是体重从原来的140斤到了170多斤——这是因为久坐，疏于锻炼带来的。他的身体也变得比以往差了不少，腰肌劳损、高血压都前后出现。 和他们一样坚守的还有在山东青岛的张清。他说自己不太适应退休的生活，孩子在北京工作，一年见面次数不多，房子里就他和妻子干瞪眼。 开网约车是个好办法。他说既能打捞自己的余热，还能赚点钱。 在2022年秋天，张清花了20万左右买了辆大众车用来跑专车：每位上车的乘客走近时，车身侧边的门把手会自动弹出；进了车里，还能在后座上看到两瓶全新的矿泉水。 他想的是，用更高的成本，换取更高的客单价，而不是用时间换流水——他每月还有退休金入账，做四休一，每天能跑个200多元的净收入，就满足了。 话虽如此，张清的身体还是表现出强烈的惯性。 清明假期的早上五点多，他的手机响了，那是一张从他家楼下到机场的特惠单。他蹭地就从床上弹起来，拿起车钥匙奔出家门三十多公里，他能挣八十多块钱。 02 减少的百元订单 八十块钱，算是现在司机收入的分水岭。 因为“卷”，越来越多的司机加入进来。超过80块钱的单子，在李明德跑车的上海，一周也不会超过2次。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原本并非如此。几年前，跑车的司机们有不少每天都能抢到超过100元的订单。李明德记得，百元订单从2021年开始消失。 2021年6月，滴滴停止新用户注册、从应用商店下架。在此后的18个月里，高德、美团相继入局，并迅速整合了司机资源。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网约车的单价下调——平台烧钱补贴用户以此来争夺客源，与之对应的是，平台对司机端的抽成悄然提高。 入局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很多人把网约车当作兼职工作，亦或是工作的一种过渡。 换句话说，有限的百元订单，落到每个司机头上的机会，逐渐变少了。 林春树说，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只要熟悉路况，时间、地点踩得准，隔两天会有一单到手超过百元的。 到2023年，他发现，变少的不仅是百元订单，还有到手收入。他以机场单为例，同样是40公里路程订单，之前到手还能有110元左右，现在只有80元。 他仔细研究了账单发现，平台的抽成比例也变了，多了3%-6%。折算下来，每天会被抽掉一顿中饭钱。 也是这一年，特惠车、一口价进入市场，又将原本的司机的收益拉低。以半小时车程的价格来看，特惠、一口价的车差不多只需要18-20元，而普通网约车的价格则集中在25-32元。 林春树说自己不愿意跑特惠，可有时候又没办法。“大单现在是撞大运，只能先薄利多销。”他只好和年轻的司机一起投进漩涡。 平台的规则也悄然转变。比如，有些平台会要求早9点到晚12点，司机要连续跑满30单，且在线时间、乘客评分、成单率均在一定标准之上，才有可能保持等级，等级通常与派单的金额绑定。 网约车平台争斗的硝烟逐渐散去，司机被任性补贴的美好时光也在减少，有的人选择埋头苦干，有的人选择性价比。 李明德把更多驾驶时间放在夜间。他说，凌晨叫车的一般都往机场跑，运气好的情况下，一个单子就能有个六七十块。 司机们每天在群里贴出自己跑单的收入。李明德说自己在很多时候都是垫底的——每天200-300元的净收入，够日用开销。 林春树越来越灰心，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渐渐被绑在这辆车上。他仔细一算：一天跑上十几个小时，除去油钱和损耗，到手也就6000块左右。 03 源源不断的入局 不过，市场就这么大，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37家网约车平台，这一数字在2年前只有200家左右。 平台多了，司机的数量也激增。 格隆汇数据显示，2023年末网约车司机的数量为633.4万人，而2020年才只有289.1万人。但打车的乘客数量却没有增长，网约车的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末的23单暴跌至不到10单。 2023年5月，海南三亚发出网约车市场饱和预警，暂停受理发放网约车经营许可及运输证。同年7月，上海市道路运输局也发布类似的公告，将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相关业务。此后，多地网约车市场饱和预警，向司机发出了越来越难接单的信号。 李明德的感受特别明显：有时候绕来绕去一个小时，换来的只是一个不到5公里的订单——到手不到20元。他说，一个红灯路口，前前后后五六辆都是网约车。 “内卷”的现实摆在眼前，入局的人还是源源不断。 贵州的徐家力今年27岁，在广州跑车2年。他高中毕业，20岁不到就进了厂，他觉得，开车怎么样都比在厂里强。 也有年轻的司机说，自己是看到招聘启事上写着的“月薪过万”才租车入行的。没想到，不仅没有月薪过万，想要退车时押金拿不回来，还要付几万违约金。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曾在2023年出席中国网约出行产业峰会上介绍说，在接受访谈调研的司机中，从业一年以下的新手司机占比达到35%。90%的司机日均在线时长超过12小时，63%的司机月均流水在8000元以下。 为了维持生计，有的司机把时长再拉长，比如把家安在车上，昼夜不停。 没有补贴的时候，跑车的生存法则是：跑得越多，挣得才不那么少。用张清的话来说，那是拿命换钱。 4月15日，网约车司机的群里在说着郑州三个司机猝死的消息。张清没来得及细看，只能匆匆和边上的乘客感慨一下，一打方向，重新汇入车流中。 04 犹豫进退 出行的生意就像是一面镜子，阅历丰富的大龄司机更能窥见当中的道道。 比如，过去网约车的定价相对便宜，颇受年轻的白领用户欢迎。李明德成日绕着南京路、人民广场、陆家嘴等写字楼云集的地方转悠，在那上车的乘客年轻、体面、有活力，他们聊着天南海北，目的地通常是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现在，他发现用户的习惯变了：打车前会比价，找最便宜的平台；路程远的，找顺风车。他经常跑的CBD写字楼打车的人也少了，更多的单子出现在咖啡馆和酒吧聚集的老城区——那里的人对价格不敏感，也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当下。 林春树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今年的春节，他留在广州。原以为城里的打工人会向从前般回到家乡，却没想到很多人都留了下来，花市周边的路都会变得拥堵，恍惚间和平常工作日没区别。仔细一聊，有乘客告诉他，回家一趟少说要花掉一万多，想了下还是决定就地过年。 这些变化李明德都看在眼里，他和车子打了一辈子交道，是车也让他从一个县城的青年来到上海过上富足的生活。不过，他自己也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那时候开一个月出租的收入，可以在上海买一平方的房子。” 可现在，“能够吃用开销就满足了。” 林春树有些惶恐。他担心无法适应新的规则，担心收入锐减，担心自己或是自己的车会内卷中被淘汰。他只能安慰自己说，比起那些刚入行的新人，好歹还是赚到了点钱。 去年底，在老家开厂的朋友想拉他回家帮忙开小货车，每月不低于五千的工资。他正在在考虑。 徐家力短时间内还是得绑在车上。跑车对他来说，是目前唯一的生计。他担子不轻，得负担租车钱、房租，还有生活开销。 李明德也犹豫过要不要离开。早先的同事劝他一起出来跑单帮，也就是“黑车”。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他的同事在2022年前后陆续从网约车退出，组成一个10多人的车队，专跑江浙沪。和李明德相熟的是车队队长，两年下来买了辆GL8的商务车。 他拒绝的原因听起来略显古板，网约车至少也是一份相对有“保障”的工作。可“黑车”一干，总感觉自己像个无业游民。 图源：青岛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就在大龄司机们思考去留的间隙，青岛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网约车运营动态。其中显示，2024年1月至3月31日，青岛全市累计退出车辆16581辆，几乎占到了网约车总量的10%。 4月16日，济南暂停受理网约车车辆运输证核发业务，成为2024年首个摁下网约车“暂停键”的城市；同日，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发出行业经营风险提示：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车运力已远超实际需求，入行务必要谨慎。 手上的方向盘，李明德握得松了一点。 他觉得自己想得挺明白的，他不缺后路——还有不到半年就能拿到退休金，这比开车合算多了。现在的时光，就当是退休生活的过渡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猛犸工作室
“爹味”这个词已经流行好几年了，最早的出处已难以查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妙的词。自从有了这个词，我就时时提防自己让人觉得有“爹味”。 我不想让学生们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年轻的家长们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我女儿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周围的亲友觉得我有“爹味”。 我不想让我的读者觉得我有”爹味“。 这个从网路流传开的新词，原意是嘲讽那些喜欢说教，高高在上对别人指手画脚的男人，对应的英文单词是mansplaining。在今年奥斯卡获得7项提名的影片《芭比》中就很形象地表现了男人们的“爹味”。 网络图片 在我看来，“爹味”这个词切中肯綮地表达出了权力者腐败散发的腐味。 无论古今中外的男人们为什么热衷于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说教？用脱口秀艺人杨笠的话说，“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无非因为迄今两万年历史的农业文明本质上就是男权文明，男人相比于女人有着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伦理赋予的权力。女权主义思潮以及社运从发轫到现在也就一百多年，除了少数已经发展为较为成熟的工业文明社会外，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仍然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 “爹味”之于男人，也就是男权散发的腐味。 岂止是男权，任何权力都可能散发出“爹味”的腐臭。 例如，我每周都会在这个城市的“绿心”去散步一两次。每次去绿心散步，哪怕周围看不到其他人，耳边也不绝地响起无处不在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说要遵守安全规定，防火规定等。 我知道这是城市的权力者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可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在整个绿心环道无处不在地播放着安全告诫，这就是城市权力者的“爹味”呀！ 再例如，我在工作单位里，作为一名专任教师要申请调课，工作系统里不仅要填写理由，而且还要提供凭据（像预约医学检查调课需要提供预约挂号的凭据），然后提交给管理部门审核。审核意味着，即使有正当理由，即使提交凭证，管理部门也有权审核不通过，予以拒绝。 网络图片 这就是管理部门权力者的“爹味”，散发着恶臭的腐味。 从心理学角度，或者从人性角度，权力者为什么总是喜欢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说教？因为权力感会影响权力者的大脑，使他们的社会认知出现各种偏差和扭曲。 实验研究表明，别说多大的权力，哪怕仅仅是权力感，就足以使参与实验的被试高估自己的能力、道德；同时又低估他人。 现实世界里，越大的权力，越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权力者就越是倾向于高估自己认知判断的正确性，哪怕是在他根本不懂的领域。 权力带来的心理认知效应还不仅仅是权力者会高估自己的学识、能力、判断、道义，权力者还会倾向于逾越各种规则的界限，表现出任性来。 不仅如此，权力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的心理认知效应是权力者会倾向于将他人“物化”，忽略或者漠视他人的情感、权利、尊严，将他人视为实现自己“伟大目标”的“工具”或者需要扫除的“障碍”。 从这个意义来看，所谓“爹味”无非就是权力腐蚀权力者散发出的腐味。 网络图片 回到“爹味”的本意。“爹”是家庭亲子关系中父亲的角色，也可以泛指父母的角色。父母相对于子女有着自然和伦理双重的权力，一是在子女儿童期以及之前的幼儿期，父母作为成人有着身体的优势，可以通过身体暴力来控制子女；二是在传统家庭伦理中具有伦理权力，特别是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 父母的“爹味”，也即是父母漠视子女的情感、权利、尊严，习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对子女进行说教和管束。所以，觉醒的父母首先就要摆脱自然而然习得和传承的“爹味”，即使是面对幼儿期的子女，也要蹲下去与孩子平等交流。 同样地，如果一个家庭教育专家，漠视每个家庭的父母读者的情感、权利、尊严，习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地对父母读者说教，那也是滥用知识权力的“爹味”。近年，通过AGP课程的践行，我也在检讨并时时提醒自己务必要摆脱专家的“爹味”。 在前几天的文章《为什么第一次课要给大学生讲“权利”》，其实也是谨防自己在学生面前溢出“爹味”。作为高校教师，我不把自己的观点加诸学生，也不对学生自己观点评头论足，只提供补充事实供学生思考；尊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废弃各种不必要的陈腐规矩，对学生缺课放弃审核的权柄，也不要求学生找理由来申请或者事后拼凑解释。 有趣的是，我在努力摆脱“爹味”，置身的社会却充斥着高浓度的各种“爹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五一长假刚刚开始，我就看到了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表示，安徽的90后大学生徐某某，分享了他在杭州创业的故事。这位大学生表示，他大学毕业后，就选择创业卖烧饼。他最开始第一年的投入，只有3800元，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是在第一年，他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10万！ 网络图片 这条新闻报道中还表示，目前，这位大学生仅仅用四年的时间，就开出了30多家的分店，而今年，他的目标是开到100家分店。目前这位大学生的励志创业故事，已经被多家权威媒体报道。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在大家都赚不到钱的时候，他赚到了，而且还是第一年就能做到110万的营业额，而且他今年还打算开到一百家分店，就问你厉不厉害，励不励志？ 这位大学生那么厉害，所以有进取心的我，便决定要扒一扒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厉害。 然而不扒不知道，一扒吓了我一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新闻中这位大学生说，他的店第一年就能卖出110万的大饼，而在官方报道中，他自己也说他的烧饼平均一个卖6元： 网络图片 那我们假设他全年无休，那么，这位大学生一天要卖掉的饼，就必须是：110万÷6÷365=500（个）。 而我们假设他一天卖十个小时，那么他每天每个小时必须卖出去的饼，就必须是：500÷10=50个。而这也意味着他在每天工作的时候，至少每一分钟就必须卖出去一个饼。 一分钟卖一个饼，我就想知道，一个刚创业的大学生，能到哪里找到那么好的旺铺呢？一个人流量那么旺的旺铺，真的能轮到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去拿吗？ 而再继续看这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这位大学生说，他的第一家店，开在了这个地址： 网络图片 而到大众点评网站上搜一下这家店你会发现，几乎没人去给这家店做评价，因为仔细看你会发现，在大众点评上，对他的店铺评价最多的一家店，只有6条： 网络图片 一个人流量那么大的旺铺，一天就能卖出500张饼，一年下来平均就能卖出18万张饼，而四年下来，怎么说也能卖出70万张饼吧——70万张饼都卖出去了，却仅仅有6个食客出来进行评价，这这这，我该怎么理解如今消费者们的这种迷惑行为呢？ 为什么如今的消费者们，都那么不喜欢去给自己爱吃的美食进行点评了呢？ 再继续看报道里的一些细节。 在报道中，媒体说这位大学生四年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 网络图片 但是到企业查询网站上面查一下这位大学生的名字以及这位大学生的这个大饼的商标你会发现，这位大学生，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开始注册公司了： 网络图片 4年前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但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却在8年前就已经注册了公司了，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理解“初出茅庐”这四个字呢？ 网络图片 文章的最后，只想给我的读者们科普一些关于“加盟店套路”的一些反诈知识。 必须声明一下，以下反诈知识与上文无关，仅做科普之用，目的只是为了给我的读者们作阅读和思考。 那么，“加盟店”这种商业模式，一般会存在什么套路呢？ 首先，一些加盟店通常会通过让媒体报道自己的一些案例，塑造出一个品牌形象，而在报道的过程中，他们通常会夸大自己的盈利模式以及市场占有率，以便以诱人的预测受益吸引韭菜加盟。 而当你信了他们的话，交了加盟费之后，你以为你接下来快要开始赚钱了，但是实际上却是，你接下来可能很快就要被一波一波地割韭菜了。 因为当你交了加盟费之后，接下来你没有设备，怎么办？ 是的，此时的你，就要交设备费了。毕竟没有设备你不可能生产工作啊，对不对？所以就必须要交钱买设备了。 而当你有了设备之后呢？此时的你又不会用设备，也不知道怎么做出他们的产品，怎么办？ 是的，此时的你，又要开始交培训费了。毕竟只有通过他们的培训，你才能做出他们的产品啊，对不对？ 而当你交了培训费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开店了？那么此时的你，是不是又要开始装修店面了？ 而此时的你，为了和总部门店的风格统一，你就必须要交什么费用了？ 是的，此时的你就要交装修费了。 而交了装修费之后呢？你是不是就要开始卖产品了？那么即将开始卖产品的你，又要交什么费用呢？ 是的，此时的你就要交广告费了。毕竟你刚进入这个行业，也不知道怎么吆喝，所以总部收你一点广告费帮你赚点吆喝也不过分吧？ 而当你打了广告之后呢？此时你又要交什么费了？ 是的，此时的你又要交产品原材料的供应费了。因为你初来乍到，不知道产品的原材料应该怎么选，那此时总部定期以批发价给你供应原材料，你当然就得缴费了。 而当你交了原材料供应费之后呢？此时你又要交什么费了呢？ 是的，此时你又要交管理费或者特许使用费了。因为你持续使用这个品牌，而且你也每个月都享受了总部给你提供的运营和支持了，所以此时总部定期收你一点管理费或者特许使用费，也不过分吧？ …… 所以说啊，加盟店这种营销模式，真是一个好东西，毕竟这东西不仅割来的韭菜又肥又大，而且还能一波一波地割，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割——不得不说，第一个想出“加盟店套路”这种商业模式的人，真他娘的是个天才啊！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被朋友和长辈问这边校园闹成什么样了，千万离远点，话语间流露“在大学不好好学习，瞎闹啥” 的关切。 当然，很多人觉得学生在学校就该好好学习。但亲身参与一次这样的现实事件能学到的太多了。 你总得大致弄清楚巴以的历史，这次事件的起源，后继战事的发展才能有态度。 你逃避不了面对和理解各国的表态，国际关系的复杂，国内zz的各利益方立场，以及形成当下局面的历史成因，才能大概理清头绪，有底气喊话。 你也总得弄清楚哈马斯，阿拉伯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以色列人，内塔尼亚胡，zionism, antisemitism，islamphobia 等等概念之间的关联和区别才能和人辩论，阐述自己立场。 网络图片 你也会在过程中看清大学，常青藤大学，这个你为之奋斗了整个学生生涯奋力进入的象牙塔的运作机制。校领导，校董，教授，城市，PD，等等群体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谁是真正的教育者，权力在谁手中，谁对谁负责，谁是国家机器。多年前我和博导开汽车一起出去开会，我问他为什么从一个原来做技术的公司职员变成了做环境和社会学的教授。他告诉我自己参加过6,70年代在伯克利的反战protest，看见警察把棍子抡向同学的瞬间，他醒了，人生就此改变。 网络图片 你只要参与其中，就能剧烈的迅捷的理解书本上学来的那么多社会学，政治学，新闻，经济学，金融，媒体研究，历史，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等理论。所有的抽象的“知识”就会和情感，和当下的声音画面气味交汇，成为你身体里记忆里的一部分。 你也不得不面对不同立场，学习沟通，共情，控制和释放自己的情感，有策略的调整行动方向，分辨行动脚本中各种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哪些可以做，哪些越界了。当然你会做太多选择，并为其承担责任和后果。 而你也必然会在过程中，思考理想的社会和世界是怎样，而现实为何是这样。也重新思考在理想和现实中见的巨大鸿沟中，自己是谁，想成为谁，和谁交朋友，又要远离谁。 所有这一切，都会比多上几节课，让人学到更多东西，对你的人生影响也更深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成长合作社
2023年，任正非宣布“华为不造车”，“有效期5年”。 但是后来出了个问界。 不过，华为也可以说自己没造车，造车的塞力斯。华为是给车带来了智慧系统，给问界注入了“灵魂”。 在山西问界M7出事的当下，如果华为试图撇开与问界的责任，说问界其实是塞力斯的车子，这将会十分让人难堪。因为在问界汽车的宣传上，也是有华为的影子。 网络图片 但是我今天不是很想聊品牌，品牌的公关做的太好了，让普通人插不上嘴。 逝者家属“三个沐沐”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岁的儿子，还有自己的弟弟的时候，“友商”们，“大厂”们却在拼命甩锅。 “三个沐沐”说，“我现已失去了老公，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弟弟，全家已经塌了，我现在不知道该去声讨谁，我们不是华为，不是问界，我们不会公关，只想要一个结果，我该问谁，谁来问我，请问我现在有能力去声讨谁？我只想问问真相，更想要回他们还在我身边。” 网络图片 那台问界M7，也是年初才买的新车，宣传是有AEB自动紧急制动功能的，但是在出事故的时候，这个功能并没有挽救车上三人的性命。不仅如此，“三个沐沐”质疑，车上的安全气囊有没有打开。 问界M7充满科技感的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却给现场的救援带来了巨大的难度。救援人员都过去了，却找不到门把手，眼睁睁失去了最佳的救援时机。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隐藏式门把手设计，是为了降低新能源车的风阻系数，每百公里大约可以增加5-6公里的续航里程。这一项黑科技，据说已经在10-30万元的新能源车上得到了普及。 降低风阻的目的，是让车子的续航看起来更长，满足用户对于性价比的要求，从而增加销量。 但是从安全性层面，这个其实是存在隐患的。 如果安全气囊出了故障，或者车门就是卡住了，车内的人出现了昏迷，而外面想要救援的人，却因为找不到门把手，那么就会导致救援上的僵局。 在正常情况下，汽车在碰撞之后，车门一定会自动解锁，这个是国家的规定。 微博认证为“资深车评人”的@袁启聪说：“根据安全逻辑，气囊一爆，所有车门门锁一定要全部自动打开的，没理由还要人去按的。” 但是如果不是正常情况呢，外面救援的人，就是要手动拉开门把手，那么面对隐藏式门把手，他该怎么办？ 但是根据“界面新闻”，4月28日，问界声明事发车型是入门非智驾版，未搭建华为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言外之意，这事跟华为无关。车买便宜了，你这是个入门级。如果买华为M9，就能享受华为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了。 网络图片 微博上某位HW前HR，也进行了补充，“实际上，这是个非智能版本的M7，用的是博世版本。” 网络图片 面对安全气囊到底有没有弹出这个最要紧的问题，问界倒是很正面的回应了，“安全气囊正常打开，动力电池包特性均正常。” 网络图片 德国品牌博世不愿背锅，出来回应，明确表示“涉事车辆没有搭载博世智驾系统（含AEB）”。 网络图片 可“三个沐沐”，受害者的家属，她在等待一个真相。 这个真相，如今却成为大厂们来回踢皮球的语言游戏，人们把争论的焦点都放在智驾系统到底用的是哪一家上面了。 其实对于汽车来说，智慧操作并不是最重要的，降低风阻的黑科技也没那么重要，最为重要的真相，是个安全问题。对于造车厂家来说，他们在车辆的安全设计方面，到底有没有漏洞，承诺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没有做到。 说的再直接一点，那台问界M7的安全气囊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正常打开了，为什么车门门锁为什么没有打开？ 我们看到那个不幸的女子面对至亲的死亡，写道：“全家已经塌了，我现在不知道该去声讨谁”。 哀莫大于心死，她在等待一个真相，我们也在等待一个真相。 跟博世、小米没什么关系。 它关乎新能源车辆的安全和未来。 没有安全的保证，“智驾”就是可有可无的。在车上有多少智慧屏幕，是不是有按摩功能，喝咖啡的杯子够不够稳，能不能在车上看电影，这些对于驾驶来说，真的一点都不重要。车辆的灵魂，是安全系统，绝不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所以我很赞同汪中求先生的看法，“新能源汽车由这些不懂汽车的企业做就扯淡，你们这帮搞互联网的，搞点钱就去做汽车，完全不懂什么叫工匠精神，你不要说发动机，底盘它也做不好，制动也做不好，变速也做不好。” 我们需要问界给一个答案，也要华为给一个答案。 这事跟爱国没关系。 文章来源我公众号：关尔东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 甘粹先生赠我两张照片，这张是林昭的单人照，我估计是当年林昭赠与甘粹的照片，在照片反面是甘粹先生写的说明：林昭摄于1958年，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简介： 1932年12月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著有《北大魂》，2010年出版。 甘粹先生接受采访，2013年11月28日。 写在前面： 2012年我开始寻找林昭遗稿，因此也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林昭的难友和同学。2013年12月参加网易年度演讲去北京，得以和甘粹先生作了三天的交流。胡杰先生在《寻找林昭的灵魂》采访过甘粹先生，片中有他对林昭的回忆以及晚年生活的画面。有关甘粹先生自己的经历，片中有一句话作为提示：甘粹先生在兵团“度过了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因此我在下面的访问中，请甘粹先生具体讲述了他在兵团的经历；这是交织着历史悲剧和人生苦难的回忆。按资历来说，甘粹是1949年参军的老革命，和林昭一样，青年时代满腔热忱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但1957年反右之后，特别是因为和林昭相爱而被发配兵团，从此受尽折磨。为摆脱劳改苦役，他逃出当盲流，甚至讨饭度日，还被当做苏修特务抓住捆绑吊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反右”所拨弄、扭曲，尽在他的证言中。 为读者方便，我根据访谈内容加上了小标题。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甘粹先生，所以，文中个别人名地名，可能有小误。当时甘粹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也不用电邮；而我没有再去北京，故未能与他当面核对文字稿。 感谢甘粹先生先后数日接受我的采访，这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来访者详述他与林昭那一代人的苦难岁月了。在我整理出这篇采访的2014年，甘粹先生于当年的10月23日凌晨1点37分，因心力衰竭骤然去世，享年83岁。 作者与甘粹先生合影，2013年12月1日。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和她同时代的思想者，并向他们致敬。 一、“您是怎样得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手稿的？” 问：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你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很迫切，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家伙慢慢都死掉了，再想找就找不着了。最好是这样，不要漫无边际地谈，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 问：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样得到十四万言书这个手稿的？ 答：是来自林昭的妹妹……据说是法院把这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到北京来，她舅舅叫许觉民，现在许觉民已经走了，很可惜。许觉民是咱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他的夫人张沐兰，跟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她没打成右派，她也受了牵连，右倾机会主义…… 我1979年回北京以后，就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每个礼拜六，没事我就到同学张沐兰家里去。张沐兰的丈夫许觉民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了林昭的妹妹。很奇怪，林昭的妹妹那一次是为了落实林昭的问题到北京来的，来到她堂舅舅许觉民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昭的妹妹，但是我知道她——1959年我到林昭家里去过。这次见面时，林昭的妹妹告诉我林昭的遭遇，说她被枪毙了，我那时才知道林昭不在世了。 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抄出来以后，我给许觉民讲，这里头有些内容不行，因为谈了很多柯庆□的事。许觉民讲，可不可以删掉有关的不好的地方，咱们再想办法出版。后来我回去又看了一遍，给许觉民讲，这些东西没法改，没法删，一删就不是林昭原来的味道了。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原文发表，咱们不要删。 这个事情就作罢了，所以稿子一直在我手上。我抄出来以后给了胡杰，胡杰拿着复印件（就是林昭妹妹给许觉民的复印件）和我誊写出来的十四万字的稿子，从南京到北京，北京到南京，反反复复来了好多次。我抄出来就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时间。胡杰来采访，是宣传林昭，我是大力支持的。我抄的复印件稿子全部给了胡杰，胡杰的纪录片里就拍到了一些，他最后都还给我了。这个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稿子还有个波折我简单提一下，蒋文钦找我，我把我抄写出来的十四万言书和复印件又复印了一遍，寄给蒋文钦。蒋文钦说看不清楚，他要看林昭妹妹给许觉民，后又转给我的那一份原稿。我想，为了纪念林昭我大力支持，我就把这稿子给了蒋文钦。蒋文钦有他的功劳，十四万言字我是用钢笔抄出来的，但是他录入电脑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电脑录入我不会，这是他的功劳。 现在我了解到，林昭妹妹把这些手稿全部捐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了，我这一份也不是林昭的手稿，是法院退给林昭妹妹的复印件，原稿不在我这里，原稿在美国。 问：您是哪一年得到这个林昭手稿的？ 答：那稿子我抄出来了下面写了个日志，2000年7月11日；前前后后花了四个月。 问：那您是1999年见到彭令范？ 答：不是，见到她就早了。 我是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1979年、1980年我都见到彭令范。彭令范是来找北京大学落实林昭右派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林昭的事情。我在新J待了二十年，一直不知道。 彭令范2004年6月份出国，出国之前留下这个手稿复印件给她舅舅。他舅舅跟倪竞雄一起去送她出国的，唯一就留了十四万言书的遗稿，在许觉民那里。实际上北大百年因为林昭这个事情成了舆论焦点，那是1998年，十四万言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1998年北大百年，南方周末、武汉发表纪念文章，都是那个时候，讨论林昭问题。彭令范在美国也写了回忆文章《我和姐姐》。 林昭这个事情得感谢胡杰，没有他也不行。我对胡杰是大力支持的，胡杰没有十四万言字不行，只有我抄出来的复印件也不行。我把它抄出来以后，给了许觉民一份，但许觉民也老了没有时间看。没有胡杰拍摄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这个事情后来也不会那么轰动。 问：这是您手抄稿的原稿？ 答：这是我抄手抄稿的原稿。 问：一共有多少页呀？ 答：469页。 问：那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吗？ 答：我退了，已经退了。 问：抄了四个月？ 答：反正那时我的安排是一天抄一千多字，她这是137页，我一天抄一页，这非常费眼睛的。这是胡杰根据我的手抄稿整理出来的一份，他取个名字叫《女牢书简》。这一份我觉得他改得不错，就是把那些不该有的，什么柯庆□等，都没有。这是胡杰的一份，他给了我。 甘粹是根据这份复印件抄录的林昭遗稿。 二、“情断铁一号” 问：您当时是怎么和林昭分手的？我看你那回忆录里面写了，而胡杰纪录片里没多涉及。 答：我和林昭相处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跟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合并的具体地点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三号。它过去是段祺瑞的总统府，更早些时候是清朝慈禧太后修建的海军部。 张自忠路三号是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头分三块：中间钟鼓楼这一块后头花园，现在还是由人民大学书报社占着。东边这一块后来划给社会科学院东欧所、西亚非所，还有日本所在那里。西边是红墙，六层楼的房子，那是人民大学盖的，是人民大学的职工宿舍。人民大学城里就两个系，历史档案系和新闻系。 1958年，我跟林昭认识时还很冷。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反右，基本上走两步：第一次人民大学反右，老师和学生反了两百个右派。这还没有完成任务，上面给的指标任务是四百个。1957年反右到年底，我还不是右派。1958年第二次补课，又反了两百个右派。我是后面这两百个右派里头的一个，人民大学总共反了四百个右派。林昭，我估计，因为我不在北大，她肯定也是后来划的右派。她到人民大学来了一次，之后从文字记载上看，是五、六月份，就是北大合并人大，我的印象可能还要早一点。罗列是北大新闻系主任，把她带过来了。她被安排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是我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具体内容是半年实习半年写论文。实习没有我的份，我被开除D籍了，论文也不要我写了。新闻系说你就到资料室去吧，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右派，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开头就在校园里头扫垃圾，捡香蕉皮。最后开学了，就叫我到新闻系资料室去。我去的时候，林昭已经在资料室了。资料室没有多少人，就三个人，头儿是王前。王前就是刘少奇跟王光美结婚之前一位夫人，她带兵就带林昭跟我两个。王前就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共报刊史；你们两个就看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收集资料，为中共报刊史编写做卡片。我们两个当时每天上班就是在图书报纸堆里头，这样才跟林昭认识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就林昭一个人在那里。她正好打开水回来准备泡茶，而且给我泡了一杯。她说茶叶是王前给的，我知道王前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爱人；她当然是高干。就这样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 林昭那时候有病，像林黛玉一样，实际上是肺病，咳嗽，吐痰里面带血。那时候王前跟我讲：你是男的，林昭是女的，没事你多照顾一下林昭。王前很同情我们这两个右派，她特别喜欢林昭；她们有话可以谈得来。 时间长了，有时林昭没有来上班，我就知道她病了。我就跑去看她，她就住在铁一号东边，就是现在社科院占的那一部分里头。在二楼那个房子有一个小间，十平米左右。我去看她觉得很可怜，那我就帮她打水，买饭。 人民大学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宿舍都是大宿舍，工友烧的煤炉子。林昭是个右派，根本没人管她。我看她那个房间很冷，春节过了我就跑去总务处，领了一个铁炉子，我给她安上炉子、通风管。我又跑到铁一号后面堆的蜂窝煤，找个背筐，装上煤，背上二楼到林昭的房间里头。另外再柴火、劈柴拿一点，都摆在那里。我拿点劈柴把林昭屋子里头的炉子生起来，房间马上就暖和了。 平常就我们两个右派上班，也不谈什么，都是钻到后头她那个房子里头，看书看报纸。林昭古典文学比较好，她看的全是古的线装书、笔记小说。那都是文言文，我不喜欢看，我就看现在出版的这些。 问：你们俩也没有看报纸，没有去研究中共报刊史？ 答：报纸看一点，卡片做几张应付了。开头还找报纸看一看，结果就都是各看各的书。 从我跟她接触交谈，我就很佩服林昭。林昭确实是个才女，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水平大大超过我。我也就是在人民大学学了点中国古典文学，什么《诗经》都是些皮毛。这样慢慢谈，比较谈得拢。 另外，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给她生炉子，背煤球，给她在食堂买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了感情，她病了，学生食堂的饭吃不下，那饭就是早上一个窝窝头，苞谷面糊糊，另外还有个咸菜疙瘩。那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大概五块、六块钱就够了。咱们稍微吃好一点，有时候就吃点肉菜；那一个月七块、八块钱也就够了。但是林昭她早上不吃饭，我就着急了。后来想个办法，每天早上在张自忠路坐无轨电车，坐两三站路到东四。那里有个广东餐馆，它早上卖广东肉粥。我先自己吃一碗，然后再买一碗；大概是一毛五分钱一碗，我就带回学校给林昭送去。广东肉粥比较高级——她就吃了。咱们就这样，从相逢到相识；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上也照顾她，谈得比较来，有时候一块儿出去。 每个礼拜天我都跟林昭出去逛公园、逛北海，因为张自忠路过去就是北海，划船，还看话剧。 问：当时看什么话剧？ 答：有《关汉卿》、《窦娥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窦娥冤》。她有个同学叫倪竞雄，是沪剧的编剧。她有时来北京开会，就有些票，她把那些票给我跟林昭去看，而且还坐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 那时林昭住在二楼，我独自一个人没事，就在一楼走廊边拉二胡。我会拉二胡，拉得不好。我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林昭在房间里头，听见二胡声音委婉、凄凉，她就推开窗子听。后来才知道，是我在那里拉。她说我还写了个歌呢，这样才引出这首歌。我就把歌哼给你们听听：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心呀，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啊兄弟， 我的歌声追寻着你， 我的心里为你流血， 兄弟兄弟，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是林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也唱过。 问：是当时她写下来的？ 答：当时在一起，她写下来唱给我听，是在《病中吟》之后。 问：你有没有跟她讨论这一首歌词的含义？ 答：没有讨论。 五十年代就传谣言，就说我跟她谈恋爱。传到上头领导了，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领导说你们不要谈恋爱，你们两个右派，好好改造。然后，林昭问我谈些啥？我说不准我们谈恋爱。林昭一听就笑了笑问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她说你不害怕，好，咱们原来还没有谈恋爱，现在就真的谈恋爱给他们看一看。 就这样，每天特别是早上十点钟做工间操，林昭就拉着我，咱们手挽着手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头走给他们看。铁一号以前是段祺瑞的总统府，后面还修了个小花园，有个水池子，有个假山；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转。你说我们谈恋爱嘛，我们就是谈恋爱，谈给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真的谈恋爱了。新闻系党总支很不喜欢我，后来把我分到新J惩罚我；也是为这个事。 转眼时间过去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年。最后到九月一号，新的学期要开始了。我面临分配，毕不毕业就那么回事，就是要把我打发走。我想一想，就找党支部书记说我要跟林昭结婚；希望1959年分配的时候不要把我分得太远，要求他们照顾一下。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两个右派，妄想！”结果，把我分到新J兵团。 林昭也没办法，在户籍制度统治下，你不服从分配，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布票。没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林昭还背着我跟其他那些右派一起开小会，像北大来的姜泽虎、吴尚玉，都没办法。后来无可奈何，就宣布我到兵团。我赖着不走，学校就催我，红脸白脸都唱。我就赖着不走，最后不行了，新的学期要开始，毕业的都走光了。 后来一些事情我不清楚，据说林昭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一趟。她是民主人士，大概认识史良这些人。也可能是找了史良，找到了吴玉章，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这些我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见到她母亲；后来就批准林昭回上海治病。 这样，我先送林昭上火车去了上海。我记得我回忆录里有写送她上火车的那一幕。 问：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情况跟林昭说的？林昭怎么跟您讲她要回上海，下一步怎么办？ 答：她就是一句话，她叫我甘子，她说你等着我。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送她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跟她在车厢里头抱头痛哭。后来火车动了，我没办法才跳下火车。当时火车一厢人都奇怪：这对年轻人怎么……那时候互相抱着痛哭的场景很少见。 问：您那一年多大年纪？ 答：大概二十七岁吧。 问：林昭呢？ 答：林昭跟我同岁，实际上她比我大一岁。她妈妈生下她以后，给她隐瞒了一年，她实际上是属羊的。 林昭与甘粹的合影（甘粹先生在照片反面写道：林昭与我摄于北京景山公园。） 三、劳改二十年 1、第一次从逃回上海 我把林昭送走后，人民大学催我走，我才打着铺盖出发。那时候火车不通新J，到跟兰州接界地方叫维亚。我就坐火车坐了四天到了维亚。维亚下火车，又坐三天的汽车，到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人事厅说你到兵团去吧，就把我打发到兵团了。兵团又说，你到农二师去吧。农二师就是南J，师部在延吉，现在库尔勒。我又到了延吉，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农二师招待所人来人往，有很多人从下面劳改农场跑出来，说劳改农场艰苦啊、不人道啊，我吓坏了…… 问：哪些事情不人道、很吓人呢？ 答：那些人天不亮就起来，枪杆子押着你去劳动，挑大土，而且吃不饱。打、骂这都是家常便饭，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我1949年参军，以后一直是当干部，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给我分配到劳改农场叫塔里木四场，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团。听了以后我就害怕了，我还想着林昭，就扭头跑回乌鲁木齐汽车站，把行李衣服一切东西在马路边上卖掉了。凑了钱，再坐汽车到维亚，再转火车经过兰州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去找了林昭。但林昭的母亲对我很冷淡，林昭也没办法，就从林昭家里茂名南路出来慢慢走，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在外滩公园……就在外头荡，一直荡到晚上。 我在想，你看上海那么大，灯火辉煌，那么多人，可是就容不下我生活在这里，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有母亲，有个妹妹，都靠着我大哥生活，还有大嫂。家里我也待不住，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没办法，我在上海待了一个礼拜，碰上一个礼拜天，我还跟林昭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的大教堂做了个礼拜。最后没有办法生活，我也没有钱…… 问：晚上住哪里呢？ 答：晚上住我哥哥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但是长期住是不行的。最后还是没办法，我哥哥和嫂子又给我准备一套被子、棉衣，我从上海坐上火车到兰州，回到新J。这样我去塔里木四场报到，就是去劳动。 2、别梦依稀 我就这样在塔里木四场开始生活。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要给林昭写信，林昭也给我回信。当然那个信是要经过检查的，劳改队里有管教，他看了以后给你寄走。信来了他也先拆掉看，然后才给你。 问：写些什么内容呢？ 答：信都很短，那些信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很简短，但是都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光有信去，没有回信了。没有回信我就纳闷儿，我还给她母亲写，也没有回信，没有人理我。 时间慢慢长了，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不满意那里。但是他们上工要比我们晚半个钟头，收工比我们早半个钟头，就好这么一点点。有一个上海青年跟我谈得比较来，他要回上海。借探亲假到上海，他就不再回了。我就跟他讲，你回上海帮我做一件事：你知道茂名南路179弄11号吧？你帮我去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叫林昭。他说行。 他回上海以后，给我回了封信；他说我去看了林昭，林昭已经重病住院了，何时出院不得而知。这个信我是看懂了，因为林昭的个性，我知道林昭肯定进监狱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好多年，很奇怪；有一天五月一号，我突然做了个梦。这不是迷信：林昭披麻戴孝，扶着棺材，向我走来。我就很纳闷，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块儿劳动改造的一个峨眉山的老和尚。我说你给我解一解吧，他说梦是反面；说明你心爱的人林昭已经结婚了。披麻戴孝扶着棺材，那就是花轿；你不要再想她了。 和尚是给我这么解的，我也就是这么信的。所以后来，那么多年，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林昭的消息。只有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许觉民家里，就是我同学张沐兰家里看到她——林昭的妹妹——我才知道林昭被枪毙了。 一算这个日子，就是我做梦那个月的29号，我是5月号做的梦。这很奇怪。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她死了以后，她的灵魂有几天活动时间，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七天要回来嘛。我估计是她的灵魂飞到塔里木四场，跟我告别。 四、见证和抄录林昭作品 问：后来您看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在抄的过程中您相信这是林昭写的吗？ 答：我相信，因为林昭的那些字，我认识。我跟林昭在一起她没事就是看书，她看那些线装书古书，都是一些笔记小说。 问：记不记得哪几本书，您记得书名吗？ 答：记不住，都是笔记小说。而且那时候她在写诗，她写了两首诗现在还能看到，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外一首是《海鸥之歌》。这两首长诗她天天写，天天改，边写边改，同时也给我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