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嚴查學生簽證 中國留學生2025夏季獲簽量大減46%
2026 年 8 月 6 日
战场 在一群快步移动的跑楼阿姨中间，谢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车流之中，她先预判出外卖骑手停车的位置，飞奔过去拦下对方，催促着问：几楼几楼？然后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码，在餐袋上记下房间号，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还植入一点广告，指着嘴边的黑痣说，“阿姨这个是独一无二的”，许多骑手听完就笑，记住了她。 每天临近中午十二点，52岁的谢明霞进入这样的战斗状态。“赛格赛格，有没有送？”她的吆喝声带有金属的音色，越来越密。交战方是和她一样的代送阿姨，大多五十来岁，手里握一支马克笔，脖子上挂着塑封的支付二维码。 骑手送餐到华强北，阿姨们一哄而上：“给我！”“我来！”骑手扫码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经拿到手里的餐，很可能别人一扯就抢走了。 你抢我我抢你，是谢明霞总结出的生存法则。之前她招手喊停的骑手被其他阿姨截胡，她去理论，骑手却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不爽就吵架，底线是不打架，在骂战中她还会嘲讽几句打斗过的人，“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这里是赛格广场，深圳知名摩天大楼，楼高355.8米，有72层，号称华强北宇宙中心。跑楼大妈的主战场，就在楼下狭窄的马路。各自挑选一个黄金地段，占领一个转角、一扇门、一把遮阳伞，站得稀稀疏疏。每当戴着黄头盔、蓝头盔的外卖骑手出现，就像是随机掉落的移动金币，阿姨们都被吸过来——成功接上一单赚两块，偶尔有超重的聚餐单或超市单，可以讲价到三五块，甚至十块。 大厦里面错综复杂，走过一个路口，又出现一个路口。仅在45层，就至少有16部电梯，分为中区梯、高区梯、消防梯、货梯、中转梯，是上还是下，停单层还是双层，去哪里换乘，都要仔细甄别。还有几个神秘电梯，没有标识，它们通往哪里，资深人士才清楚。 这钱只能阿姨挣，赛格广场的一位保安说，楼下不让停电动车，高峰时段送餐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骑手间也有句话——没有跑楼阿姨，全都得“挂壁”，“午高峰电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时间耽误完，手里的单子一堆红（即将超时），就没法干了”。在华强北，他们随口就能报出二三十个有跑楼阿姨驻扎的大厦，赛格算是好赚的，代送半天能有百来块收入。 网络图片 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谁都可以做。代送员之间不知道彼此姓名，说起谁来，多用籍贯指代。而辨别籍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过脏话，云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听到各种骂“婊子”的方言。一说“假毛”都明白是谁，一个戴假发的阿姨，骂人和抢餐都厉害，送一趟至少20块，这样惹眼的人总会拥有一个外号。 还有一个“矮胖女”，是谢明霞都抢不过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谢明霞也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这个评价传到谢明霞耳朵里，她解读为对自己努力的认可——能抢意味着收入高。之前她在假发厂打工，自我评价就是厂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别人休息她也一直干活，在广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后来她做了个梦，梦里拿个棍子，钓了好大一条鱼。正赶上工厂搬迁，夫妻俩拿了两三万补偿款，是厂里最高的，但也就没了工作。 补偿款对应上了那条大鱼，“一辈子捡都没容易捡一分钱”。她在出租屋里回忆过去，做了猪蹄莲藕汤，冰可乐只剩半瓶，是她爱的饮料，没汽儿了还在喝，“感觉一辈子下来都没好好休息过，一天到晚都是个毛毛绿绿（忙忙碌碌）的”。 我见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里的外卖拿不过来，帮着送了几单。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费代送，每次送完都会再次被她支配：“这几单你先送一下，那边又来骑手了”“这单超时了，特别急”……努力、坚持、加油干，是她的口头禅，絮絮叨叨换着说。 谢明霞年轻时，家里安排了一门亲事，她没看上，加倍赔了彩礼悔婚。她喜欢现在的老公，比她大5岁，勤勤恳恳，吃得了苦。离开假发工厂，两人到华强北开了一家档口，做翻修手机转卖的生意，疫情后连爆款都卖不动了，就一起做代送。 谢明霞四处吆喝张罗着抢单，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楼，这种夫妻档很受骑手欢迎。但算下来赚得也不多，老公“升级”去做了骑手，几乎全年无休——雨天有激励活动，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可以多赚。谢明霞骑车头晕，还是做代送。每天走两万步，跑几十层楼，做老板娘时爱穿蕾丝裙子，现在换成了T恤。 没人打配合了，她尝试在同行里寻找伙伴——被她抢走单的也不放过。她去问人家能不能带个餐，还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楼层的餐换到一起送，每个人都少爬些楼。不过挺多人知道她，“让别人带的多，自己带的少”，每当谢明霞找来，就装听不到。 帮她带过餐的一个阿姨说，外卖送上楼，顾客直接把话甩到了脸上：40分钟了！原来顾客早就催过骑手，骑手也催过谢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时的单，找别人当替罪羊，当然这只是带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后来谢明霞再找她，她转过脸就走，心里发誓：不会再给你带了。 网络图片 系统末端 在跑楼江湖中，骑手或许算是这片地界的“老板”，可以选择给谁单子。 他们首选熟悉的、没出过错的阿姨，其次优先同乡。上了年纪的阿姨普通话大多不好，在两句话之内，就能判断出来谁是老乡。骑手孟灵灵记挂着一个阿姨，两人交流并不多，只是一次扫码付款时，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虑别人。 孟灵灵知道，有些阿姨能抢，另一些内向害羞，容易受欺负。但忙起来顾不上分辨，就随便把单给先抢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会干预。有两个单的话，一人给一单平息战火。有时就没这么幸运了，只有一单，付完代送费赶紧溜走。拉架可万万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两个月工资都赔不起”。 张玉英是个年过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关节炎，偶尔会得到一些骑手的偏爱，多给一块钱——因为她拿到一两单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着“这就送”，往大厦挪几步，等骑手走了，又回到马路边继续接单。单多了就放地下，攒到实在拿不动了才上楼去送，这是跑楼阿姨的一种常见战术：送餐耽误抢单，一趟多送点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骑手觉得两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给出了第一单，就要等最久，不如给拎着很多餐的阿姨，看起来很快就会出发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才送，会为骑手招来罚款，一条差评罚50，投诉200，超时被取消罚500。 网络图片 这是专送骑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们人虽然不在骑手系统中，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 孟灵灵是附近外卖站点的骑手，她当过“单王”，明白跑楼阿姨在系统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点130多个骑手，要送完2500-3000单，系统安排每个人同时送8-12单，多的时候，甚至能派到18单，专送骑手无法拒单。如果自己送，等电梯上楼要十几二十分钟，这些时间用来找阿姨，足够交给她们七八个餐。 单量直接关系到骑手工资，对于外卖站点，数据也同样重要。在跑楼阿姨的参与下，孟灵灵所在站点，每个骑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单，“所以华强北站点是赚钱的”。骑手人效和投诉率、超时率、准时率一样，都影响着外卖站点的评级、单量、单价和收益。 把餐交给跑楼阿姨之后，大多数骑手就点了“送达”。72层的楼高和跑楼阿姨的劳动，一起隐入云端，似乎在系统里消失了。 提前点“送达”是违规行为，但一些骑手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把餐交给机器人，输入房间号，给顾客打电话，然后点送达，“这些阿姨不就是相当于那些送餐机器人吗？” 为了维护一个好的数据，孟灵灵每天送70-100单。每月送1000单以下，一单挣6.9元；超过1000单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时候，她每晚八九点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饿了就喝脉动，或者买一杯粥吸两口，她的生活被算法支配着。 而在算法管辖之外，依附外卖系统而生的跑楼大妈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们穿梭车流的时候。保安大超负责疏通门口马路，会劝上几句：往边上走两步，磕了碰了没有保险。“给面子的真只挪动两步，70%的时候都不配合，倚老卖老，也不能拿她们怎么着”，大超说。偶尔也有骗子混进来，骗钱骗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赛格工作的大多数打工人，早已习惯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顾客的默许，也为这片江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 我跟着谢明霞送餐的时候，明白了什么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样，但到了客户门口，她会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和音量，轻轻推开门，说句“你好，老板”。轻轻关门之后立刻加速，飞奔向下一个楼层。 网络图片 不能朝顾客发火，这是职业素养。哪怕有的顾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离开电脑，袜子和鞋脱了，两只脚晃荡着指挥她们放这儿放那儿。遇到要投诉骑手的，谢明霞会过去说好话：我们才挣几块钱，骑手给我两块，自己挣四五块，不用投诉了吧，没必要。 每一个出问题的单子，都会成为跑楼阿姨热议的焦点，也牵动她们的情绪。谢明霞送错了一个单，她回去道歉，客人说已经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没找到，忍住没在现场吵架。进了电梯，开始疯狂输出：“吃了还不承认……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一群男孩子，品质太坏了”。站在她身边男士神色尴尬，不时瞟一眼楼层显示屏。 遭遇投诉时，骑手和跑楼阿姨的责任往往难以理清。送错了，餐洒了，态度差，甚至有抖音视频拍到两个代送员打架，把外卖抡起来当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统只能罚到骑手，骑手则只能默默记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给餐。阿姨们就在挣钱和个人声誉之间极限拉扯。抢不到单子的时候，她们也骂骑手，“狗眼看人低”“没你这两块钱我还活不了了”。 网络图片 高龄闯入者 作为外来闯入者，混进跑楼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赛格大楼1-10层是电子市场，档口大小不一，两米就能安放一个，货物随老板心意摆放，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死胡同。高楼层有近800家公司，写着门牌号，但有的被装饰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灯下反光。包含数字4的门牌号，被老板们发挥创意，改成了6688之类的吉祥号码。 兼职做骑手之前，31岁的保安大超也做过一周代送员。为了搞清每层楼都是哪家哪户，他给商铺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个单，立刻就查出在什么位置，能少跑很多弯路。 但外来的阿姨不懂这个技术。大大小小的公司门上，经常贴有“非请勿进、中介勿扰、谢绝推销、不办信用卡”等标志，显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60岁的张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宝华大厦的单，问了一嘴“是不是A座”，骑手马上翻脸了，问她是不是没送过？ 张玉英是我在华强北见过的最较真的跑楼阿姨。门牌号写在外卖袋哪个位置，怎么写最醒目，张玉英都有自己的规范。在她的要求下，骑手付代送费时，要把送餐门牌号写在备注里，方便确认送错了是谁的责任。 她退休后和丈夫来到深圳，看不懂导航，连坐地铁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赛格广场修手机，发现了这个营生。但向同行问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点一点摸索，深夜还在楼里，把没走过的路都走一遍。 网络图片 比起找路，更复杂的是同行的套路。张玉英是徐州人，据她观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灵活，南方阿姨哪怕差着辈分，冲年轻骑手一律喊“靓仔”“小弟”，骑手听了高兴，就会给个单，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换餐，拿23楼的换45楼，她不肯，“45楼有直达电梯，谁都想上45楼，就想占年龄大的便宜。” 有时候骑手停在眼前，同行过来搭话，顺势就站到前面把餐抢走了——原来搭话只是障眼法。刚从她手里抢了餐，还好意思问一句“姐姐你几楼？帮我带一个”。这些常见伎俩，都是她的愤怒点。老伴少言寡语，同行当他透明人一样直接抢，张玉英见一次气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较真：“她看见不公道，就想给它扭转过来，有那个时间，我可能又多接一个对吧？” 最激烈的一次争抢，张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骑手要给她单，被另一个阿姨掀了箱子抢到手。骑手不肯，对方对张玉英的恨意突然爆发，拳头密集地落下来，她胳膊被打青了。报警调监控，她非要论出个对错。耽误了一下午挣钱时间，对方耗不起了，赔100块了事。 代送员冯泉目睹了打架过程，伸腿挡住攻击，才中止了战斗。后来张玉英频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负，他说别再提了，有那时间再赚两块钱。 70岁的冯泉满头灰发，来深圳已经30年了，是跑楼江湖中为数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见过他跟老外讲英语。女儿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生了病，家里一直在花钱。他借弟弟的身份证跑了七八年外卖，跑到弟弟也年过55，超龄了。冯泉再想找工作，什么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区和南山区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个下铺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跑楼的时候他不争不抢，每天挣够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处拍照，拍深圳的公园，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发到朋友圈，会被人瞧不起是手机拍照，算不上摄影。除了吃饭租房，他还想攒点钱，买个二手的70-200镜头。 原本他独来独往，自从拉过架，很多同行开始找他说话，主动帮他带餐。冯泉经常出现在人少的傍晚，谢明霞接单多，总是待到很晚才走，两人就认识了。看他总被抢单，谢明霞想让一单给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沦落到这儿。没想到骑手生了气，谁也不给了。她得出结论：在外面还是不能顾别人，不然自己也没有了。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电动车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刹车的距离不足半米。个别顾客注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让顾客下楼自取会被骂，但可以试试付给他们3块取餐费，有人就同意了。 在赛格广场，谢明霞已经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找个隐密的柜子把水壶和雨伞一塞，送餐就能轻装上阵；夏天闷热，她知道马路上有一扇门，既不耽误接单，还能透过门缝吹空调。 没单的间隙，手里的视频电话随时都在接通，另一头是两个孙子。谢明霞往屏幕前递鸡腿、鸭脖，一岁多的小孙子会伸手来抓，往嘴里放，谢明霞乐得哈哈笑，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面。下一秒有骑手经过，她又响亮地喊一句：有送吗？孙子在屏幕另一端大声回答她：没有！ 网络图片 赛格广场楼下还有一群拉货的女人，了解大厦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关小月是其中一个，已经落脚近20年了。最早她跟着十几个老乡到深圳打工，做厂妹，日夜加班，睡觉时间都不够。那也比在山区老家强，家里靠喂猪过活，每天要割很多猪草，全村人都在抢，很难割到，太阳一晒，猪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话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马化腾就是在赛格科技园租下一间办公室，成立了腾讯。华强北街道的一位书记说，“这块面积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走出了50多位亿万富翁。” 当时卖电子产品的大厦里，最火的就是赛格。关小月在这里找到了拉货的工作，没空休息，有货就得送，货梯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拉货的女人们见证了跑楼江湖的出现——大约十年前，她们聚在树下打牌，零星有赶时间的骑手来问，能不能帮忙送餐上楼，每单给三块钱。玩兴正浓的女人不愿搭理——拉货的活儿一趟30块还干不过来，代送很不划算。 后来骑手们一个传一个，来问的越来越多，加上拉货生意日渐不景气，她们也开始接代送。早期竞争并不激烈，只有拉货阿姨，一中午轻松赚七八十。慢慢开始有外来代送员加入，同样是跑一中午，只能挣到三四十。 广东人王红对外来者是最看不顺眼的，寸土不让，“这里是我们打下来的”。争抢中，她跟谢明霞结下梁子：“她才来多久啊？好像这边是她的地盘，我们去接（单）她还不高兴！我说你算老几？”谢明霞就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能怪我那样子的（抢单），都是靠这个吃饭，让了就等于自己没收入”。 如今的代送员中，有赛格广场保洁，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换，直接送餐。有在低楼层卖货的，傍晚送几单，挣到买菜钱就回家。有一对夫妇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帮人煮饭，老公送完餐就去饭店帮忙，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兼职做得多，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主题永远是挣钱。 “今天好像跟你关系特别好，以后回了老家，谁也不认识谁，有什么人情啊？”拉货的女人们当着彼此的面说。疫情之后，她们的生意更加难做，没多少货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时间就在货梯对面的通道等活儿，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网络小说，“我们要淘汰了”，关小月说。 网络图片 辉煌不复往昔的赛格广场，如今容纳了更多无处可去的人。今年华强北的“鬼市”关了，卖表卖包的摊贩搬进赛格，跑楼阿姨们又多了一个营生。她们左手拿外卖，右手还能拿一张宣传卡片，逢人就问，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单，能拿到一笔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样子，“阿姨们还是要钱不要命”，保安大超说。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两个字常常挂在嘴边。 五月的一天，一个阿姨临时放在电梯口的外卖离奇消失，大超查监控才破了案。原来一个对手怀恨在心，盯着她的行踪，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实的就是张玉英。她送的外卖也丢过，拜托大超帮忙查，事情发生在监控盲区，查不到，张玉英主动赔了钱。 她之前在煤矿上做保管员，跟老伴原本有一笔积蓄，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7000块。直到儿子要在深圳买房，他们交了首付，剩的钱也被儿子拿去炒股，还欠了亲戚朋友的债。反正付着利息，儿子不着急还，张玉英受不了负债，做代送攒下的，就先还一部分。两代人因为金钱观爆发了冲突，老两口从儿子给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从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个城市，也极少跟儿子联系。 他们喜欢在晚上送餐，随着赛格广场的灯一盏盏熄灭，竞争对手越来越少，能躲开白天激烈的争抢。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买打折的食物。张玉英的老伴上午在体检机构兼职做眼科医生，下午到华强北跟她汇合。 在老伴原本的计划里，两人积蓄够在南方小城买个房间，再到处旅旅游。但张玉英坚持多存些钱留给儿子，老伴的旅游愿望只能埋在心里，“跟她在一块我都不敢消费，真出去玩她肯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 谢明霞的大孙子上小学后，她离开了赛格，过去帮忙照顾，老伴还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还打算回赛格挣钱。谢明霞今年52岁，老伴57岁，社保缴费都不够年限，每月保险要交两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费，固定支出近五千，怎么也要坚持几年，熬到领养老金。 在深圳，她找过做包装的兼职，老板没要。熟人还给过洗碗的活儿，从晚上9点做到凌晨2点，20块一个小时，听说其他地方25块一小时，她也就没去了。多年攒的积蓄，都用在老家盖房子。但多数时间，她住在赛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摆一张上下铺，阳台被改成两块，一块是厨房，一块是厕所。每天出门前，她会给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紧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会招老鼠。 跑楼的时候，赛格广场的楼道里一条广告反复播放：“我相信努力就会是人生赢家”。为了多挣几块代送费，谢明霞就是这样做的——她在系统中不存在的70层高楼里跑得飞快，和飞奔的城市融为一体。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日益频发的跳桥跳楼事件，已不限于一时一地一域。 时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视任何一个与此有关的视频。 那些决绝而去的生命，曾经和我们一起栖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最终姓甚名谁、因何轻生，都一概不知。 连一个抽象化的数字都没有，只是作为冷冰冰的符号，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即刻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那些跳桥跳楼的轻生者，近乎被简单地视为历史进程中，无足轻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连跳”，事发地当政者都波澜不惊，云淡风轻，讳莫如深。 面对公众置喙，有地方官员回应称：这都属于个人行为。 或许在这些官员看来，要自寻短见，最好找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跳桥跳楼简直是给本地抹黑、给政府添乱。 基于这种认知的内在逻辑，官方的作为，便只能是机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桥守楼，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为止，未看到一个地方提出，开启系统性的干预与救助机制，惊人的一致选择是避而不谈。 层出不穷的跳桥跳楼事件，仅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开来考察的特殊事件么？ 晚清民国时期，工商业界人士、失业、无业人员出现大量轻生现象。李大钊就此指出：“世变愈急，人生苦痛，且随之益增，而生活艰窘，饥寒更相困迫”，自绝便成“解脱之一路“。 李大钊进而指出：“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如今，将连续跳桥跳楼轻生者的群像，置于低迷的经济场景中，就不难得出一个确切的诠释。 一系列的极端个案，固然有各自的个体特征，但也昭示他们遇到了共同的生计难题，诱发出共同的心境，以至于选择了同一种惨烈的自我了断方式。 自尽行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难有医治的灵丹妙药。 但当它成为一种集中性、群体性的社会病态时，政府作为政治权威，动用各种资源予以应对，展开救治和救济，是一个现代政府所应有的良知和责任。 当务之急，是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跳桥跳楼现象，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和对待。 持续改良社会，使得人人更易于生存其中，此乃长期理想，但绝不意味着时下全然无计可施。 跳桥跳楼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态现象，对于一个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预的任务不能归给任何一个既有的政府部门，然其能从消极的设定出发图谋预防的设计。 至少应该通过知识分子、社会组织与各级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体的干预与救助机制，让民众看到当局拯救困厄者的应有姿态。 能补上的社会短板，补上一点是一点；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个算一个。 毕竟如作家冯骥才说说：“任何时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经历，才是这时代真正的经历。” 如果承认这一点，就请拿出正视跳桥跳楼问题的勇气，别再讳而不言、虚荣藏短、夸饰逞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成为一个口不出恶声的文明人是我对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似乎无法达成，几乎每天，都会跳出来一些忍不住想骂的人和事。骂人或许是一个人的本性，但却违背了我提高自身素质的意愿，这是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记录在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小说中的王二狠狠揍过他亲爱的朋友毡巴后，有些后悔，转而又想到：“但是他实在太可爱了，不能不打。”我引经据典的用意非常明显，是为本文接下来有可能出现骂人的话提前做铺垫和辩解：打人和骂人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实非我的本意。 在烈日曝晒的正能量荒漠上，总会有一些砂砾在能量下爆裂。5月28日，上海有名保安同志就突然爆裂了。是日早晨，他拦下了一位正在公园里朗读外国诗歌的青年，质问人家“中国五千年文化没有诗了？你为什么不读呀？啊！你为什么读外国的诗呀？”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责难，那位青年有点猝不及防，辩称他拿的诗歌集中“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保安训斥道：“我就没听到你读一个中国的，你为什么中国人不宣传中国的正能量……大家说中国有没有诗……你为什么抱着外国人来宣传呀？” 网络图片 在我的想象中，上面的事发生之前，保安蹑手蹑脚跟在沉迷于诗歌的青年身后，跟踪了很久，希望得到文化的熏陶，但那位青年没有朗诵一首诸如“鹅鹅鹅”这样浅白的句子，这让保安同志感觉受到了智力上的侮辱，于是勃然大怒……至于“中国诗”，以他说话的水平，量来他也不懂，只是在不愿承认智力弱项的情况下随手捡起来的一顶帽子，意在打倒对方。以我这些年跟人“交流”的经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好比伊斯兰原教旨社会的石刑，越是在智力上一无是处的人越喜欢以“文化”的名义捡起石头，然后残忍地砸向让他们无法容忍的人。因为，只有在民族和国家的名义下，蠢人才能找到属于他们的精神归属感，借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人生。 借这个话题说说五千年文化的事。可考证的华夏文明史其实只有3600年，从《诗经》或《楚辞》开始，诗歌的历史满打满算3000年左右，有一些年代不可考的“远古民歌”，如《击壤歌》，看其写作手法，几乎可断定出自汉代。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否定中国诗歌的意思，事实上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诗歌，很多诗歌中都体现出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这一部分也是中国诗歌中最精华的构成。惜乎千载后的今天，这种超越的人文精神反过来被民族主义压制，甚至成为蠢货们反人文的武器。 《竹窗随笔》中有则故事：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广也。胡不曰：人遗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孔子“人遗弓，人得之”是一种的去国家化的人文精神，上海公园的这位保安同志虽然异常执着于中国文化，想必也无法理解。 正因无法理解，保安才会站在国粹的立场上频频使用“宣传”这个词。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宣传是一个需要战斗争夺的阵地，这意味着只要在争论中把“宣传”两个字抬出来，认知矛盾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事实上也是这样，视频中，朗诵诗歌的青年战战兢兢，活像软弱的敌人，而我们的保安同志则化身为雄赳赳气昂昂的斗士，气焰蒸腾，步步紧逼。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但照此敌弱我强的态势发展下去，那位青年大概率会丢下他的诗集，狼狈逃窜。 宣传的阵地在哪儿呢？前段时间跟一位旧友通话时，他认为我完全被“西化”了。我不接受他的说法。说句自大的话，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至少那些认为我被“西化”的人不可能胜过我。在今天，衣食住行等等，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已“西化”，不能“西化”者，唯意识形态与文化而已。其实儒家文化圈“西化”成功的例子不少，在这些例子里，传统文化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反倒是拒绝“西化”的地方，传统文化屡经意识形态的改造，变得面目全非。是的，传统文化这一块就是阵地之一，典型的战役是许多年来曲解国学的“国学热”。 我对保安这一职业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但这些年——尤其是疫情后，一些保安的气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蛮横自负，在管控过一段时间别人的人身自由后，如今又来染指别人的阅读自由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历史机遇到来时，他们会像疫情期间随意闯入民宅的大白那样，随意地制造文字狱——以他们能搞明白的“文化”为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不器是一种态度
武大研究生，毕业后通过选调生考试上岸，却没能留在家乡兰州，而是被分配到嘉峪关这个“偏远戈壁城市”。但很快，她就后悔了。恶劣的环境，不适应的饮食和气候，无尽的加班和陌生的工作，无不让她心生懊悔和不甘。 于是，她就在网上发了一篇名为《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的“小作文”，没想到却被官媒痛批。 这篇“小作文”我看了，是我不喜欢的文风。她说他是文学出身，但我要说，我们学文学的人，文风并不都是这样滥情的。 这应该是一个家境优渥的好学生，从小就被温柔以待，没吹过世上的风沙，把世界想象成一个风花雪月的大乐园。 就像有网友说的，一看就温室花朵，没吃过苦（当然，人不必非得要吃什么苦），向往自由但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且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她的牢骚，有点矫情，有点夸饰，带着点名校生的矜持和傲慢，偶尔还有点口不择言，用有些官媒的话说就是，乃至于对嘉峪关“恶语相向”。 可就是这一点，加上对选调生的“不尊敬”，就让她犯了大忌，仿佛她犯了多大的罪。否则，你很难理解为啥有那么多媒体连篇累牍，不遗余力地下场批判这个小姑娘。 “极目新闻”说，一个人的“哀叹”抹不去选调生的奉献底色。 “红网”说，不是脱不下“长衫”，只是想举起“高脚杯”。 “潮新闻客户端”说，年轻人“既要又要还要”是大忌。 “新京报”说，部分毕业生浓烈的上岸思维该反思了。 …… 网络图片 尤其是新京报的评论，还上了热搜，阅读量上亿。 众多媒体如临大敌的样子，让人很难相信对手只是个刚毕业一年的女生。 当然，这个女生的措辞、姿态和做法，确实不太让人喜欢得起来，但众多官媒一起下场批判，还是让我没想到。 这是搁以前，媒体们肯定都要寻找个案背后的社会原因了，把矛头指向更宏大的议题，现在倒好，联合起来欺负一个小姑娘。 不过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我们这里，分配到基层的选调生那么多，武大女生吐槽选调生的“小作文”影响那么大，弄不好就会蛊惑人心。作为喉舌，媒体不得不执行任务，下场批判。 可就是这招数，用得太恶心了。 之前，毕业生哀叹“孔乙己竟是我自己”，媒体要年轻人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没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现在，毕业生吐槽一下选调生，媒体又让年轻人反思为何要有浓烈的上岸思维了。 人家反思怪都是让自己反思，我们的媒体却偏偏爱让年轻人反思。 能反思啥呢？之所以有浓烈的上岸思维，还不是因为水下和水上的就业环境水深火热，岸上体制内的铁饭碗才更加有保障。年轻人早早看透了残酷的真相，苦海无边，水头是岸，有岸就上，省得一不小心给淹死啊。 武大选调生的小作文里，有一个细节是，亲戚朋友劝她说，“公务员多好啊!工资高地位高，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找个稳定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她一开始听到这话还会生气，会反驳，会崩溃，后来她也接受了。她说是因为她累了，可我认为，她肯定也知道亲戚朋友说的是对的，她无力反驳。 不否认选调生乃至公务员中有不少人有“奉献的底色”，但对更多人来说，选调生和公务员，不过是找工作的功利考虑之一，没有光环，只有利益。 把上岸当做找工作的备选之一，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反思，该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上岸？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么多年轻人都想要端个铁饭碗？是不是我们的整体环境出现了什么问题？ 官媒掌握话语权和思辨能力，不去针砭时代的弊病，却要求个体去反思自己的行为。怪不得有人说，舆论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时代的坍塌，归咎于小人物的不努力。 他们用生花妙笔，去神圣化一个职业（一个人的“哀叹”抹不去选调生的奉献底色），又阴阳怪气地讽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是脱不下“长衫”，只是想举起“高脚杯”），又以高高在上爹味十足地教你做人（年轻人“既要又要还要”是大忌）。 目的就只要一个：若不能合法地让你闭嘴，那就让你被批倒批臭。 “红网”说的没错，武大选调生不是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只是放不下“小布尔乔亚的高脚杯”。 可那又如何呢？有一点点矫情，有一点点虚荣，还有一点点优越感，这并不崇高，但也不是罪啊。 武大选调生的“小作文”里，充满着诗歌，这让我想起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不对，应该是艾玛。艾玛嫁给了平庸的乡村医生，却梦想着书本里传奇式的爱情，甚至两度偷情，负债累累，最后走投无路，服毒自尽。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应该被浸猪笼，可是，作者福楼拜完全没有这么认为，他不但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且在把艾玛写死时，他还失声痛哭。 因为福楼拜知道，艾玛是不切实际，是好高骛远，是毛病缠身，可这就是人啊，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她值得被同情被理解，而不是被鞭笞被讨伐。 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允许一个人保有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我相信也能够让一个普通人过上有点诗意的生活。应该允许普通人对自己的工作抱怨几句，牢骚几句，即使这份工作是选调生。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得下几句充满傲慢与优越感的抱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魏春亮说
最近安徽全椒县三位官员以“坦诚”或“傻白甜”的接受媒体的采访，翻车，免职。 我觉得这件事“最有趣”之处，是它透露出全椒县或许出现了某种“退化”现象。这种退化，或许不只全椒县独有，只是别的地方没有暴露出来而已。 先简单复述一下这件事儿。 全椒县一公司仓库发生火灾，消防前来救援，仓库中的部分物质随着消防废水进入附近沟渠。部分河段水体浑浊，黑臭，鱼虾死亡。情况反映到县水利局，未受到重视，有村民希望进行水质检测，并向市12345网上反映，生态环境局没当回事……央视记者闻讯赶到全椒县采访。 记者问为啥不进行水质检测。生态环境局局长窦平一语惊天下，“喝茅台也能喝死人，喝死人以后，需要对茅台做毒性分析吗，我认为没有必要。” 记者问水利局为啥没作为。水利局党组成员杨俊诚恳地说，“凭我的经验……可能……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 记者问全椒县生态环境分局办公室主任杨仁义，滁州市12345关于全椒县襄河镇老观陈村襄河水质发黑发臭问题的在网上的回复，显示承办人叫杨仁义。杨仁义说，“不是我回复的，这我还不太清楚”。 这三位都已经被免职，据说罪名之一是“信口开河”。 回到两位接受央视采访这事儿。看了相关的视频，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三位似乎已经忘记了媒体还有舆论监督功能，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都已经无法面对搞“负面报道”的记者了。 一个县，仨官员，在面对采访时全军覆没，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退化现象——应对媒体能力的退化。 他们已经忘了，曾有一句“保命箴言”叫“防火防盗防记者”。最消极的办法是干脆不跟记者打照面，也不会出现如此荒唐狼狈尴尬的采访场面。 “防火防盗防记者”是多年前纸媒年代流行的一句话。那时候，很多媒体做舆论监督报道，让一些地方深恶痛绝，于是像防贼一样防范记者。 当然，很多时候是防不住的，那就要跟记者过招儿。经常过招儿，就锻炼和提高了应对能力。 我当年曾在一个地级市了解一个有点“负面”的事情，没想到当地的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面。他条理清晰侃侃而谈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由于他的解释有理有据，那个报道也没有呈现出“负面”的味道。后来那位官员好像高升到了常务副省长。 那时候也有殴打记者的情况出现，但总体上媒体与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再说了，“殴打”也是博弈，不过是太极端罢了。这种关系，锻炼出了一些名记者，也锻炼了基层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那时候一个县里的局长，面对如今全椒县这种情况，断然不会像如今全椒县这三位官员这样“傻白甜”。 以全椒县这三位官员的级别论，“按道理讲”是“没资格”在央视露脸的，竟然在央视记者面前“袒露心扉侃侃而谈”，属实是过于“单纯”了。当央视记者的话筒举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像是“小白鼠”——显得既真诚又可爱，既真实又荒唐。 一个说茅台喝死人不用检测茅台，一个说我再有俩月就就快退休了。这哪里是接受舆论监督采访，这分明是哥们儿之间交心似的私下聊天。他们真的没把记者当“外人”，他们说的真都是“大实话”，但是大实话往往只适合私下说，而央视那是要对全国人民说的。 这两位的言论让我想到一个词儿：真心话大冒险。 当然，到了他们俩这儿变成了“真心话太冒险”。 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此“真诚”风险有多大，大到可能导致半生仕途前功尽弃。 在县城的官场大半辈子，按说都是智商情商非凡的人，都是精于世故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称了 “傻白甜”，是因为忘了过去舆论战线的“残酷环境”。当年那些在全国到处“乱窜”的搞舆论监督的记者没有了，当年的那些曾经风行的报纸也都已经偃旗息鼓了。时代变了，不需要报纸了，也不那么需要监督类报道了，甚至也不需要新闻现场了。 比如某地多人跳桥这事儿，放在15年前，早就有记者到当地搞清楚了——到底有没有人跳桥，有多少人跳桥，跳桥的人是谁，为什么跳桥。如今没有这种情况了。最多是有人打个电话问一下当地，然后等着官方通报，或许过些日子就没人记得这事儿了，连通报也不需要。 没有了博弈，能力必然会退化。退化的还有记者，有些甚至都不用写稿了，只需要等通稿，粘贴复制就行了。 按说这样也挺好的。记者不用风尘仆仆地奔波了，地方上也不用疲于应对了，节约了很多成本。 出人意料的是，央视记者突袭岁月静好的全椒县，一顿操作，似降维打击，搞出了个官场大地震。 最后，想对三位被免职者说：时也，运也，命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涛评论
突然间，滁州市就站上了风口浪尖。先看新闻…. 近日，由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经开区的滁州富信石油助剂有限公司原料仓库发生火灾，部分污染水体外泄，导致滁河部分鱼虾死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事发后，安徽省、滁州市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处置，封堵相关污染水体，密切监测水质变化，邀请省内外专家研究制订修复方案。同时，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全椒县开展全面调查。目前，全椒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已被免职，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 网络图片 现在对环保出大事，态度很明确了…所以本身这个事不足以成为新闻，能成为新闻的是央视对当地几位环保部门官员的采访，一下把舆论给引爆了… 网络图片 看笑了，看下面的评论，几乎全网在谴责他们不重视环保和群众利益，要对他们进行严惩的发言： 网络图片 然后也有朋友说，说这几个人咋回事啊，连官腔都不会打了吗？这尼玛当着央视说心里话？ 我倒不觉得他们是不会说胡话打官腔，实际上，在事情没有爆发前，他们的官腔打的还是蛮不错的。 比如那位说自己快退的委员在收到水体可能污染后就下过结论：河水之所以发黑，可能是虾田换水，加之船在航道里搅，水质问题不大。 还有那位说不归我管的，其实之前的责任人就是他。 网络图片 至于那位拿茅台当比方的…..我听着居然觉得，貌似有点道理哦。不过茅台喝死人，跟水体被污染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也不是一回事吧。 把两个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用茅台会喝死人但无需检测所以水体污染也没必要检测，这位同志的逻辑真是要好好学习了。 所以你看，说他们不会打官腔，是不准确的…. 网络图片 那为啥当着cctv的面，除了那个说不归我管的外，另外两都说的那么真实呢？ 我倒觉得，全椒的干部教育活动还是有成效的。 他们一定知道了，无论打不打官腔，结局都是注定的了。 也就是说，胡扯一通，责任还是推不出去，那还不如索性说实话得了。 只有在明确的知道再怎么打官腔也没得用的时候，这几个官员才吐露了心声。这不是教育有成效，什么是？ 那些话是不是他们心里话，我认为是，只有真话才会让人觉得胡言乱语，避重就轻、冠冕堂皇的话不会。 那么，下面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应该依法合规的处分他们，根据他们的履职情况和违纪情况进行处分，而不是由于说了觉悟不高的实话或者打了漂亮的官腔，就加重，或者减轻。 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学习教育固然卓有成效，但还没彻底完成目标…. 要让干部们彻底理解什么叫“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是不是学习教育上还要再上一点强度，任何干部都不能以工作忙为借口逃避学习和考试任务…. 而且，学习内容不仅包括思想、党性和纪律学习，也要加强一下逻辑学习才行。 否则这样张口就来，确实对形象的伤害相当大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羽财经
一位上海朋友给我发来那段传播很广的视频，在公园，保安禁止一个人读外国诗歌，“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为什么不读中国诗？” 他希望我能写一下。“看到这个新闻，比看到100个贪官都难受。” 我能理解他。这样的上海，肯定让人伤心。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类似的“片段”，在上海，有人和外国朋友一起在电梯里聊天，有人恨恨地看着她，还骂了一句“汉奸”。 这只是一张截图，我认为未必是真的。或许，即便是真的，也一定是偶发事件。我相信在上海的电梯里，仍然有人可以讲外语（尽管我已经好几年都没去过上海了）。 这两个“小事”，都关乎到某种“上海精神的隐忧”。 人们对这样的事反弹极大，说明很多人还是认可那个“积极与外国交往，融入世界的上海”，而不是一个排外的、狭隘的，甚至“土气”的上海。 禁止别人读外国诗的保安，成为某种象征符号：本土优先，妄自尊大。阶层地位很低，所以更愿意生活在某种幻觉中。 我觉得他有点可怜。实际上，他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上海，尽管我那时迷恋外国诗，到上海还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老土。我生出一种排斥感，那种精细的、礼貌的、优雅的东西，是多么讨厌——我那时还不懂使用小资这个词。 幸运的是，我从这种“乡村至上”的情景中走出来了。昨天傍晚，我和朋友乘坐轮渡，看到了另一个视角的曼哈顿，让我对这个世界都市有了一种整体印象。 网络图片 我不由发自内心赞叹，真是伟大的城市。 不过它真正伟大的，还不在于这种都市外貌，而是它的内部肌理：那种日常的、乱糟糟的又充满活力的东西。 过去几天，我和朋友一起去曼哈顿的韩国城吃了韩国料理，去中国城吃了粤菜，到法拉盛吃川菜——在纽约，当然还有日本城、印度和尼泊尔社区，人群可以以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式呈现。 有人在时代广场做街头采访，第一个问题是Where are you from，答案真是五花八门。这里不但很少“纽约人”，甚至也没有多少地道美国人。当我们说“老纽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多住了几年而已。 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曾经也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都市，关于“上海滩”的种种想象，都以此为时代背景。在农业社会，上海毫不起眼，但是在都市时代，它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地方。 重要的是外贸，是金融，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人。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都可以在这里流动、创造，拥有安全感。这就是上海成为上海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上海，似乎正在变得模糊。 我知道，很多外国人离开了。几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甚至看到有成熟的“日本街区”，有很多日料，现在似乎不合时宜了。日式风情的咖啡馆，据说也倒闭了很多。 其实不止是外国人。我有很多“上海故事”。 一个女孩，曾经是金领。封控的时候，她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改为租房居住。这样，她就变成随时可以离开的状态。 在洛杉矶见到一位读者朋友，他封控后“走到这里”。他有着帅气的造型和文身，此前在上海在证券行业上班。现在，他上午学英语、健身，下午开Uber，获得了某种新生。 我在上海的一位好友，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在上海某个餐厅，还在讨论一个读书人的“上海共识”，不久前给我发消息，已经带着自己的藏书去了加拿大。他在上海的卧室床头，曾经堆着很多书。 这当然也是上海繁荣的标志：卖掉上海的房子，可以换成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房子，这证明上海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但是，一个城市如果有太多“离散”，终究不是什么好消息。 让他们担忧的，并不是那个保安，而是保安代表的那种逻辑：一个人掌握权力，就可以随意干预他人的生活。过去几年，有些保安在封控的时候，就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现在还在回味那种快乐。 上海必须证明，保安的那种权力感是一种幻觉。只有这样，才算真正从封控走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 “年轻的时候很穷，努力了几年终于不年轻了。” “钱虽然没赚到，但也没白干，起码是累着了。” “我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我是今年的穷小子。” “早出晚归，财神来敲门我都不在家，我不穷谁穷。” 你可能也听过这几句“奥德彪语录”，奥德彪这位用自行车拉香蕉的非洲小哥，在中国网络上意外爆红，随即出现了许多借用他名义的“语录”——当然，那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他本人说的，倒不如说那更像一场降神仪式：太多无名的打工人需要这样一个神灵附体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在这些自我揶揄的黑色幽默背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一种对传统工作伦理的反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激励在现实面前已经失效，努力的结果没有带来什么改善——吃苦就只是吃苦，毫无意义，人们也已不再期待“勤劳”能“致富”。 另几句“毒鸡汤”也隐含着对说教、鸡汤的调侃：年轻时的开拓眼界、努力不会带来什幺正向的结果，就算有结果也不是你原先想象的那样，宏大的意义在此都被消解掉了。 “趁年轻要多出来走走，以后送外卖才认识路。” “高中玩三年，那么将苦30年。高中苦三年，那么将苦33年。” “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坐车的就少了。” “努力不一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被看见。” 网络图片 既然勤劳不能致富，那么上班的规训也就没什么说服力了，延迟满足更没有必要，至少当下这一刻你得到的是真实的： “正义都可以迟到，为什么上班就不能。” “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甜。” 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乐趣可言，甚至也没有意义，因为人们明知不会带来什么回报，更谈不上乐在其中，却停不下来，只是在日复一日地机械重复这样的劳作： “不是单车没有刹车片，而是生活没有暂停键。” “我不能踩刹车，因为贫穷会追上我。” “如果我不会被生活压弯，那生活就会把我压弯。” “安慰别人一套一套，安慰自己总想绳子一套。” “我并非无路可走，我还有死路一条。”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那甚至谈不上是“生活”，也没有对未来的期许，而只有当下咬牙熬过每一天才是真实可感的。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活着”，正是如此：活着不为什么，活着只是活着。只不过传统社会还有血脉延续的永生渴望，而到现在，人们连这一点也都放下了。 不要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几句自嘲和牢骚，在我看来，这正标示出社会心态的深刻变动。“勤劳致富”原本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魔力，是因为它虽然谈不上是契约，但至少是一份有说服力的承诺，然而现在，年轻一代发现，原有的伦理期待已经落空了。 在中国社会，一旦这种伦理期待（诸如“善有善报”）在现实中落空，都会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因为当原有的信条失效之后，在新的信条确立之前，就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很难有什么能说服人们照常行事了。这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并非你所想象。” 网络图片 如果你还以为这只是年轻人吃不起苦、只想躺平，那就错了，这之所以构成精神危机，恰恰是因为这是新一代从自身处境出发的冷静思考。当人们意识到吃苦除了让自己痛苦之外，并未带来什么真正回报时，就会质疑那种“吃苦”哲学。这是一种基于反思的哲学转向。 在现代化进程中，这当然不是第一回出现。19世纪初的法国，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说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仅仅劳作并无价值：“如今有什么东西便宜？什么都很贵。这世上只有辛苦便宜。世上的辛苦一钱不值！” 反思都是从这种痛苦的质疑开始的，毕竟当人们发现自己原先为之努力的事情并无意义时，是很难不痛苦的。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开端： 悲观主义不是一种行动方案，而且，以其极端的形式来说，它只会导向一种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与犬儒主义相结合，它就提供了一种带有实践意义的观念。 确实如此，当下的“奥德彪语录”之所以流行，当然是因为它以戏谑的形式道出了打工人的感受，但其基调从根本上来说是犬儒的，乍看起来并未召唤什么抗争或行动，即便有也是消极意义上的，然而它仍然为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实践可能：他们至少开始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处境。 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这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无论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有一天，或高坐庙堂，或醉卧街头，忽然怀疑自己，怀疑这眼前的一片繁华，这怀疑就是觉悟的种子。” 觉悟当然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新一代的打工人已经不那么容易受骗了，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勤劳致富”的承诺，那么就很难说服自己相信吃苦是必要的、合理的。既然忍受并不能带来预想中的成功，那么为什么要忍受？ 更进一步说，“努力”常常意味着要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自我改善，不断进步，然而现在这一点也在迅速消逝，因为那个外部成功的功利目标并不取决于自我努力，有时运气甚至还更重要，那么只有能真正提供内在激励的动力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去做。 这诚然是一场精神危机，但变化也都是由危机带来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依据安徽省委专题会定下的基调，滁州全椒县的水污染事故问责次第展开。县委书记最早解职，而在第二批公宣免职名单中，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窦平、局办主任杨仁义、及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杨俊未能幸免，后面三位合力奠定了央视节目的监督性质。 现在来看这次水污染事件，使用超脱一点的视角恰逢其时，因为这次舆论事件体现了好几个类型的“交界处”，跳开一点看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比如，行走在新闻与宣传模糊地带的央视角色，受访官员公私身份的展露，以及滁河上下游皖苏两省的微妙互动。 如果有个事后复盘，全椒甚或滁州负责接待央视的人恐怕既后悔又庆幸。后悔的是未能给窦局、杨主任、杨俊他们以适当提醒，就让他们仨暴露在镜头前遭到锤打。庆幸的可能是，未让市本级的职能部门受访，得以让央视节目抓小放大。 当然，事后以舆情专家身份点拨本次污染事件的官员言行，分析得失，给出“这样才算正确”的对策，并不算什么本事。因为要害在于，对窦平等县科级干部来说，他们没把央视当外人看，把央视来客当作兄弟看，说了一些掏心窝的话。 以水污染这种揭丑报道来说，假如不是央视的名号，换上澎湃、红星、九派这些媒体记者去，只怕连窦平他们的人影都见不到。就像此前本号分析过的那样，所谓“舆论监督”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体制内专有用词，它在全椒水污染报道资格上体现无遗。 后来的舆论风暴证实，窦平的“以茅台比喻污水论”、杨俊的“临退休不多问论”对整件事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他们的本色言论犹如催化剂，是舆论监督操盘手最渴望获得的东西，是被监督被舆论的顶级燃料，他们就那样慷慨地奉献给央视来客了。 从理论上讲，窦平杨俊他们无法拒绝央视的到访，但从实际出发，他们其实可以称病不出，避免成为节目中人的。抛开采访必要性不谈，让这几个人最终品尝苦楚的，一是未经过真媒体围追堵截的锤炼，二是对具体场景下的央视真面目缺乏认识。 从省里的调查结果看，水污染发生于5月5日，半个月后因错误处置，受污滁河开始溢出安徽省界，进入南京。不管怎么算，在接受央视面访时，窦杨他们都清楚水污染的事，但他们“天真地”认为掩耳盗铃是管用的，这等媒介素养基本为零。 有意思的官场心理学问题是，面对镜头或强辩或扮无辜状，为什么这几个官员可以当作无事发生一样谈笑风生？他们是否完全不清楚央视播出他们撒谎的后果？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是将自个当作同僚的铺路石，明知央视来者不善，也不得不跳下去？ 一些分析人士以全椒县官员在央视节目中的表现为例，来反推、教导官员应该怎样应对媒体，列出一二三四的应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很大欺骗性的舆论命题。因为将央视混同于新闻媒体是不诚实的，假装看不到官员心目中的央视象征物则是不厚道的。 本次水污染事件的关键动作，是安徽省水利厅直辖的驷马山引江管理处开闸提水，进而导致本已围堵的污染水体进入滁河，一发不可收拾。按照央视表述，全椒县政府5月20 日向市水利局发出协调函，22日襄河口开闸放水。 舆论集中关注的是窦平杨俊等人的雷人言论，炮轰他们的不作为，实际上反而忽略了本次水污染事故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是在省级水利枢纽事关重大的操作权限——这不仅涉及滁州全椒职能部门如何划分责任，也涉及苏皖两省某些微妙关系。 将污染水体从上游全椒带入南京境内的滁河，是长江下游的著名支流，有约四分之一长度在江苏境内，上游污染最终要下游承担。而为了强化联合治理的效果，2018年苏皖两省专门就滁河签订了跨省“对赌”协议，正式名称是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资料显示，当滁河年度水质达到二类及以上时，江苏补偿安徽4000万元，达到三类时，江苏补偿安徽2000万元；年度水质为四类时，安徽补偿江苏2000万元，为五类及以下时，安徽补偿江苏3000万元；月度水质达三类及以上时，安徽省按月补助滁州300万元。 根据生态环境部反馈水质数据，2019年、2020年滁河陈浅断面年度水质均为三类，江苏如约向安徽拨付生态补偿金，后者再拨付给滁州使用。最近几年是否如常执行跨省协议，未搜索相关讯息，但2023年12月，两省将这一机制扩大到长江流域皖苏段，有新闻记载。 由此推测，全椒县水污染在实体上将污染扩散到江苏，有可能拖累两省的“对赌”协议。从江苏的角度看这次几乎是人为事故，对于跨省合作中风险管理的权限只怕也是有苦难言。设想一下，若驷马山提水决定能过两省水利厅，污染影响面会否受控？ 自然，这还是一种假设，毕竟对赌协议是省际协调的产物，它无法突破各省的权力边界。但这次水污染事故，暴露了协议涵盖的利益部门及执行者，到底抱着怎样一种工作心态与责任意识。当责任官员的退休时间都能让边界变得难得糊涂时，事故能全然杜绝吗？ 值得一提的是，在央视介入之前，全椒县居民就水污染问题打12345，得到的是一个百分百的敷衍回复。回复短信中所留的电话联系人，否认发过这条信息，可见，官办信息机制受限于官僚化与形式主义，对危机的响应效率可见一斑。 所以，在解读这起跨省的全椒水污染事件时，窦局他们如何以松弛感取得群嘲，确实是一个搅动舆论风暴的触发点，群嘲既正当又有力。但深究起来，群嘲不能触及的各种权力界面，以及它们那些幽暗的交界处，只怕才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风暴源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2023年，我在香港访学了三个月。去报到那天的座谈会上，我向一位同学介绍自己说： 我叫徐凯，内地执业律师，我是来凑数的。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当时想要更多的个人时间和空间，理清自己来时的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座谈的主要缘由，就是欢迎我过去。 这三个月过得非常充实。在港岛的街市中，在海边的小径上，在朋友家的餐桌旁，我回想起许多意义重大而暧昧不明的往事，那些害怕面对而刻意回避的事实，每一件都深埋在心底，每一件记得清清楚楚。 2004年来北京读书时，我不会想到要在这个城市住到今天。我从安徽农村来，想要学习法律，在法学院上的第一课，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什么是法律？ 法律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专政工具。 出乎意料，和我的想象相反。 然而，接下来这二十年，我每天都体会更多一点，这个定义的现实感。 因为不知道怎么和人说话，大学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宿舍和图书馆，以免和人发生接触。我在农村是没有看过报刊杂志的，因此最喜欢期刊阅览室，我经常看《经济观察报》的评论和专栏，还看了《财经》杂志的一些新闻稿件，尤其是和股市和国企有关的调查报道。复读那年，我在高中书店读过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是报告文学，也很接近新闻题材，这本书主要写安徽农民，记录了当年农业税和计划生育引发的许多事件，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记忆。 也许新闻行业的工作，更接近我最初的想法，而且我可以工作的名义，强迫自己和别人交流。一举两得。 大三的一天，我看到有一个讲座，《财经》编辑段老师来法学院做了分享，我等散场时去问他，我能去《财经》实习吗？就这样，2007年11月，我来到朝外大街泛利大厦，成了媒体行业的实习生。 我那时连个完整的句子都写不好。第一篇网稿写完，编辑编发后，我发现除了署名，其他句子都不是我写的。 第一次出差，是去山西太钢集团的事故现场，他们的矿渣山坍塌，吞没了半个村子，地址在娄烦县，也就是古楼烦国。我在剩下的半个村子里，看到电视机里正盛放着北京奥运会的烟花。当地政府封锁了新闻现场，我爬后山进去，拍了照片，又从后山出去，走到马路上，被当地警察发现，拖到乡政府里问话。副主编张老师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 要保障我们记者的安全。 书记说，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党领导的政府！ 当天深夜，政府驱车送我回太原。走盘山公路到山顶的位置，突然停车，叫我下车，在黑压压的山色中，高声问我有没有录音笔和相机。当然有，但到山顶也不能给你啊。 这就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件，《娄烦矿渣山不能承受之重》，张老师改的标题。 但我仍然是个很差劲的记者，和同期实习记者相比，无论是采访能力还是写作水平，我都差得很远。我当时的主管编辑不认可我。她给张老师写了一封邮件说我说谎了，我说给某部委打了电话，但她查阅了我工作上的座机，发现没有通话记录。以及我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差。 能力差我认，但我没说谎，那个座机它只能显示最后一次打出的号码啊。为什么要趁我不在查阅我工位座机通话记录。我回复邮件说明了情况，同时主动辞掉了工作。 就这样，入职才两个月，我就丢了第一份工作。 我太希望成为一个记者了，我给能找到号码的每个新闻刊物主编打电话，即便每一个我都不认识。 《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靳老师，我给她打电话，介绍自己，她说，真抱歉，她已经换工作到上海去了，在读者文摘工作。 《中国周刊》当时创刊，主编是朱老师，我给他打电话，介绍自己，他给了我一份记者工作，我在中国周刊待了两个月，没过试用期，被辞退了。 人生前两份工作，都没有过试用期。但我仍然想要做记者。 《中国企业家》的金老师，《瞭望东方周刊》的黄老师，《中国新闻周刊》的陈老师，《中国投资》杂志的一位老师（抱歉我忘记了她的姓氏），我找到每一个能找到的记者编辑，问她（他），你能给我一份记者工作吗？每一个都帮助了我，给了我工作机会。但就如同此前一样，每一份工作我都做不长、做不好，最后我在上面这些杂志社，每个只待了几个月时间，就都离职了。 2009年底，我不知道第几次失业后，身无分文，借了一大把信用卡要还，也没有朋友，常常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街头，走累了就坐在地坛公园的长椅上，心里想起史铁生。 此时，新闻媒体界发生了一起大事，舒立团队集体出走《财经》，创办了财新传媒。这件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财经》杂志大量采编职位出现了空缺。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泛利大厦，在这里跌跌撞撞，又马马虎虎做了五年记者。 这五年期间，我努力工作，向着自己想象的方向不断尝试。渐渐地，我有一些报道得到了一些新闻奖项，但都不是我自己满意的作品。2013年，我在重庆积累了足够多的信源，去监狱中采访了正在服刑的重庆广电集团原董事长，采访了时任重庆市长，前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以及许多环节的参与者，最终完成了一篇稿件叫做《红潮》，讲述了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期，当地媒体在意识形态工具化和商业化之间的冲突。到这篇报道为止，我对这份职业想象中的自我期待被实现了。 在这几年里，我不断练习提问、练习倾听，部分克制了孤僻的天性，学习和别人说话。 在香港，我常常去文欣和冬冬家做客。原来他做记者的动机，有一部分和我是一样的：正因为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所以才选择一份外向的工作。不是因为擅长，而是因为不会。 这份职业确实训练并改变了我。慢慢学会交朋友。我渐渐认识到，与新闻热点相比，具体的个人要重要得多。我开始交到一些朋友，也在工作中伤害过别人。 2010年，财政部有一位要员落马，案涉北京的一名开发商。这位开发商的楼盘位于东二环上，叫富华大厦。我直接去富华大厦找人采访，挨个房间敲门，就这样见到了代替父亲管理公司的小王。小王当时大学刚毕业，比我还小一岁，我自报家门，他却一见如故，给我说了很多事。我后来结合其他采访素材，写了篇关于该要员的独家报道，发在了《财经》杂志上。小王看到以后，发短信痛斥我。我看到短信，心里非常难过，不知道怎么回复他。至今没有回复过他。 那时我对自己说，我的工作是提供关涉公共利益的事实，虽然辜负了他个人，但合乎职业伦理。即便如此，此后十多年，每次路过富华大厦，我心中都隐隐作痛。 在香港，和朋友们聊起这件事，我终于意识到那个被回避的问题是什么，这么多年来追索我的是什么：被公共利益掩盖的个人利益。 我之所以要写那篇稿件，是因为我想要写一篇独家稿件，向我的同事和同行证明自己，这才是我最主要的动机。这篇稿件有关公共利益，也有关我的个人利益，二者并存。然而探究我行为的实际动力，我的个人利益是更加直接和主要的。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很奇怪，当我面对质疑的时候，就想不起来我有个人利益了，我用来安慰自己，在内心深处反驳小王的，全部是公共利益，似乎我一点都没有个人利益在其中。 在具体的记者工作中，时常难以忍住越界的冲动。 2012年，陕西镇坪发生了一起七个月婴儿被强制引产的事件，婴儿的父母是冯建梅和邓吉元。镇坪是一个袖珍的县城，在这起事件中，我终于不再甘于只是一个中立的记录者，试着帮助当事人从县城逃往北京。在当年发表过的记者手记中，我记录了当时的过程： 采访结束后，邓吉元决定再次离开。这是6月22日下午两点多，他带着女儿，邓家大姐开车，载着邓家老父亲和我。由于是三省交界处，我们本来有三个方向可以走：安康方向，重庆方向和湖北方向。我提议走重庆方向，但安康市是他们最常走的，而且邓吉元还想回家拿换件衣服。 我知道这条路线的风险。既然第一次没走掉，现在盯着邓吉元的眼睛遍布整个县城。何况这条经由安康市前往西安的道路，每一步都可能被拦下来。那时，我能做的只是陪着他。我悄悄联系了张凯律师和腾讯微博的朋友，告诉他们，一旦有事，会请求他们帮助。我的想法是，就算走不掉，也要保证邓吉元不被镇政府的人带走。 车行半个小时，一辆大型卡车就停在路中间。大姐下车，换了车技很好、曾经开过大车的邓吉元，才堪堪过去。但随后，大姐就发现，一辆镇派出所的车不紧不慢跟着我们。我让大姐靠边，结果这辆车也跟着我们停下了。 往前几公里，已是下午三点多，又看到一辆横着“抛锚”的车，政府的人迅速包围了我们的车辆，声称邓吉元有问题，要带他回去。邓吉元不肯，但说不过对方。 网络图片 随后，那名采访过邓家的德国记者也出现在现场。场面愈发紧张起来，几个所谓喝醉了的“村民”冲过来打邓吉元，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我正在和赶来劝解的曾家镇陈姓政协主席“叙旧”，突然看见离我们五六十米远处的邓吉元被人冲上去踹了一脚，我立即冲上去喊了一声：“这么多政府的人在场，怎么有人打人！你们都不管？” 随后有警察赶来。但令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动手打邓吉元的所谓“醉鬼”，竟然指着我跟警察说，刚才是和我打架！于是才有了警察认为我是当事人，要带我回去调查的事。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又改口说带我回去“作证”。 当我被诬蔑打架时，我找到事发时和我说话的政协主席，问他：你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对方嗫嗫嚅嚅说不清楚。当情绪与焦点引向在场的外国人之时，参与围堵的另一人反反复复骂我是汉奸，他说，钓鱼岛你怎么不去关注？这么大点事，你们就要来我们镇坪弄？ 以上过程，通过现场的多个信息源已在微博上直播了。经过这一场风波，走是走不掉了，当晚7点多，邓吉元被带回镇坪县公安局，而我被公安跟着，最终还耗时一个多小时做了份证人笔录。 当晚10点半，在警察与宣传人员的“护送”下连夜送赶到安康。等住下，已是次日凌晨三点。（《镇坪七日》，2012年发布于财经网，链接已不可见）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内心最大的渴望，是守护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写出某篇独家报道，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些媒体前辈和同行们，看见他们非常有意识地利用社会事件转化个人影响力并牟利，我心中的疑惑不断滋长。 2021年，为练习打坐，我去一家寺院住了两周。这是禅宗丛林，每日要在禅堂打坐几次。在寺院里，我见到很多怪事。 比如说，有一些信徒喜欢放生，因此寺院的池塘沟渠有大量死去的鱼鳖。 比如说，见方丈是要磕头的，是要给红包的。只有方丈有权为居士皈依，当我去找方丈皈依时，没有给他红包，也没有给他磕头。于是他将在我晾在一旁，置之不理，我因此在丈室待了一上午，现场观摩了这位方丈如何接待客人。 第一批客人是一家四口，一进门就五体投地，向方丈跪拜，每人手里都拿着几张百元纸钞，献给方丈。方丈接过来，直接扔到手边的抽屉里，然后面露慈悲地接受恭维。 第二批客人是一位僧人，也曾在这家寺院挂单，后来自己要出去闯一番天地，去到另外一个县城，盘了一家寺院，但诸事不利，回来向这位方丈请教。同样给了钱，同样跪拜。二者寒暄，方丈开始为这位僧人支招，应该找某某领导，佛协有一位秘书长与这位领导相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打电话找他，找到这位领导送点礼，他开口打招呼，事情就好办。 直到午饭时间，他仍然没有为我皈依。年轻侍僧小心翼翼提醒他，方丈才不情愿地叫我过去，草草为我执行了皈依仪式，全程没有看我。 我刚到时，大殿中仍有来自金陵刻经处的一些佛经和读物，供信徒自取。但随后有关部门整顿这类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这些佛经就从大殿中消失了。早粥时方丈训话，依据领导指示和会议精神，大殿不能再出现这些佛经，要求巡视僧务必检查落实。 当然，和任何行业的成功人士一样，这位方丈的法号前，有一堆头衔：佛协会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即便如此，在这家寺院中的暂居，给我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体验。寺院的钟鼓、气息和禅茶，来往劳作的修行者，默默无闻的学僧，集体打坐的禅堂，样样都镌刻在我心中。 在这位宗教官僚身后，仍然活着的，是佛法的古老实践：打坐，观想，向内寻问。 不管外层有多少腐化，佛法常住。 当我回头来看那个新闻行业时，恰如我对于寺院的感受。行业的复杂性在于，最虚伪背后，也有最真实之物。即便有那么多腐化的现象，那么多虚伪的人物，事实和思想的自由市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必需公共产品，仍然值得最大的努力和奉献。 法律行业，亦复如是。 在座谈会上，一位老师问我为什么要转行，我说： 为了赚钱。 虽然有很多因素促使我转换职业，但收入是第一优先级的考虑。到2014年，我仍然身无长物。我希望有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记者这份职业，在财务上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了。我那时居无定所，经常搬家。有一次搬家，为了减少负担，把自己所有的纸质书都在朋友圈送人了，其中有许老师的随笔《坐待天明》，送给了湖北一位朋友。后来记起是许老师签了名送我的，内心后悔不已。我知道，这位朋友会比我更珍惜这本书，稍作安慰。 2014年，我刚转行不到一个月，浦律师的案子就发生了。 当时，他和屈律师、步律师担任杂志社的法律顾问，我们有一些稿件，涉及工商档案的，就会请杂志社委托律师查档。浦律师曾经办理过重庆劳教系列案件、浙江于其一案件时，这些是我做过的选题，为此采访过他多次。 2014年5月浦律师被捕后，公安机关找过我很多次，严重干扰了我的实习律师生涯。当时发生的情况，我如实记录了下来，并且在2015年浦案开庭前，全文公开发布在微博上，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又写了一些很中二的话： “今天我发表这篇记录，心里不是没有犹豫、怀疑和恐惧，最担心会影响到父母的生活，心里真的很害怕，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难道还要给他们带来麻烦么？我对于包括李某在内的警察也没有任何情绪了，也许他们只是在做不得不做的工作而已。但我不能坐视浦受刑而一言不发，因为我仍然记得自己最初为何退学重考了法学院，仍然记得为何毕业去做了新闻记者，仍然记得自己对于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幻想：在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的家人朋友都有尊严，每个路人都有他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这样的微博而失去人身自由。如今浦案开庭在即，以此文为献，致意二中院的法官：我仍然相信你们有作为裁判者的良心和自重。”（《在浦案中作证》，2015年发布于新浪微博，链接已不可见） 浦律师被判缓刑走出看守所之后，我曾问他，再也不能以律师身份出庭，会不会遗憾？他反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律师证永远拿不回来了呢？ 是啊，我也相信，他终有一日会拿回来。 我律师执业以来，每天在想办法赚钱。我觉得，一份工作在商业层面成立，才有可持续性。在这样的商业工作里，每个具体的业务里，我喜欢那些技术层面的细节，战术层面的策略，经常沉浸其中，得到深深的满足感。 但我还想要更多。我还想要有超越性的意义。我还想要探索人之为人的真实面目，我还有很多困惑，没有被回答。 我想要提问，想要质疑，想要探索，可以这样做的前提，是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围绕着这个主题，我开始做法律援助，即便很多时候，我也不喜欢乃至厌恶很多言论。但我经常会想起，霍姆斯法官的话： 那些我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心中也不断回响起这句话。 就是在这种探索中，我遇到了弦子麦烧案。2018年，当弦子和麦烧被起诉时，我主动联系了前同事麦烧。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一起表达自由的案件，麦烧把弦子的自述文章转发到了微博上，成了名誉权纠纷的被告。之所以引发关注，只是因为涉及明星八卦。后来我慢慢认识到，这起表达自由案件格外不同的是，它正好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真正重心： 性别平权。 在代理过程中，我重新理解了我的成长经历。我有两个表妹。表妹小燕和我一起在奶奶家长大，她比我小一岁，但农活却比我干得多。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包括我自己。 另外一个表妹，小静比我小五岁。我读大学时，她读初中。那年，她和弟弟来北京看望父母，也就是我的姑姑姑父。有一天，我过去找她们玩，遇见一家人要吃肯德基，因为我的表弟过生日。那是2004年，对安徽农村的小孩来说，去吃肯德基是件很盛大的事。于是，我看到那天上午一家人都很高兴。但在出发前，我姑父和小静说： 你就不用去了。我们会带一些回来给你吃。 我仍然记得二十年前，我的表妹当时的眼睛。 我更多回想起来的，是我的妈妈。我想起了妈妈童年的生活，她是女孩中的老三，不受宠。嫁给我父亲以后，她因为个性要强，在农村的生活网络中很孤独。 我以前写过我的妈妈： 妈妈小的时候，被外婆扔进水沟差点淹死。在家里吃饭，作为独子的舅舅吃掉了大部分米饭，她和姐妹们只能吃红薯配腌菜作为主食，这造成了她对咸菜至今抱有宗教狂热般的喜爱，每顿都得有。（《妈妈回北京扫地了》，2018年发布于简书平台，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b7d396f21f8a。） 这个案件一开始我只是麦烧的代理律师，后来开始代理弦子。弦子在法庭上的发言，本身就在反对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弱势的、被规训的、充满羞耻感的女性受害者。我想象过她报警那天发生的事： 长夜将尽未尽，长日将临未临，21岁的女孩在大学宿舍里省思。几个小时前，夜幕降临，她走进过一间化妆室。几个小时后，太阳升起，她走进了一间派出所。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故事的开端。 我看到彼时彼地，她冉冉升起的自我。那么骄傲。写满了不服。（2022年《当事人走窄门》） 正是弦子和麦烧的持续勇敢战斗，最终换来了对方不得不撤诉的案件结果。 在权利倡导型司法个案中，当事人权益和公共利益可以兼顾，前提是有效公众参与。所以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申请公开审理，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申请双方当事人到庭，既为查明事实，也为公众参与。但法院始终坚持不公开审理，导致重要的司法议题，比如当事人出庭、证据采信和证明标准，没有得到足够讨论。 没有充分地将社会关注转化为司法建设，是我觉得遗憾之处。 2018年几乎同一时间，我遇到了邹思聪何谦案，这起案件迫使我重塑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邹思聪是个年轻记者，我们通过网络认识，在该案案发之时尚未见过面。2018年，他在公众号上发表的署名C的文章时，涉及指称一位公众人物性骚扰的内容，我看到了，虽然有一些吃惊，但并没有过多关注。邹思聪问我，对方是否会起诉他，我说，大概率是不会的。事后证明，我错得离谱。 就我当时和如今的观念来说，这种事是司法不应介入的场域。有证据证明是虚构的，发布者承担侵权责任；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性骚扰行为的，性骚扰者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两者皆不足证实，真伪不明，则法院不应当支持任何一方的诉请。这个中间地带，留给公民社会自行生长。 父权式的司法机关不是这样处理案件的。没有中间地带。 2018年11月，邹思聪接到起诉状，发给我，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我并不认识化名C的何谦，我也没有见过邹思聪。我认识对方当事人，他是媒体界前辈，某个圈子的核心人物，那个圈子也曾帮助过我。在那个时刻，我认为我的道德准则在受到考验：是对邹思聪置之不理，还是在某个帮助过我的圈子的对立面？两种选择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以把这个案子介绍给同事，避免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冲突之中。 我那时就很清楚，在我过去工作认识的圈子里，这起案子会引发纷争，卷入这种圈子纷争，就我一心只为赚钱的律师事业而言，只有损害，没有帮助。 就在我和当时的律所同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这个圈子的好几通电话，这些电话让我内心生出了反感，也在内心确信了某些事实，产生了帮助邹思聪和何谦的想法。 何谦回国来应诉，我第一次见她，就对她说： 如果我发现你说谎，就立刻退出这个案件。 可惜的是，在诉讼过程中，何谦从来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看到的她，始终是诚实和准确的。 在代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侮辱信息，来自过去媒体工作中认识的一些人，他们说我： 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苍蝇 对方当事人两次向律协投诉我。在开庭前，我在这个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请求公开审理，他投诉我炒作。开庭后，北青报发了一篇快讯，既没有写案件实体内容，也没有采访我，他依然向律协投诉我炒作。 即便我代理被告应诉，对方才是发起诉讼的那个人；即便当时已有五位女性在微博上公开指控他；即便对方律师团队没少“炒作”（我不认可这个词，也欢迎对方律师公开发声，这里为了上下文对比使用），起诉前发文宣称“米兔运动必须回归法治轨道”，诉讼后写手记说“有人想要你社死你该怎么办”。 我在这个案件，始终面对着沉重的伦理抉择。 就我作为被告代理律师的立场，当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重合的。何谦和邹思聪的公开表达，旨在公开讨论，因此我们会努力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何谦实名回应，申请公开审理，欢迎媒体关注。对方的网络发言，无论本人还是律师，我们也只做公开回应，不会像对方那样各种投诉。我认为，在公众参与的个案中，诉讼策略和诉讼目标应当保持一致，这是邀请公众参与的道德基础。 就我作为个人的立场，不能辜负她和他的诚实和勇敢，无法回避这样深刻的信赖和托付。 因为“朋友圈”的重叠，我时刻审查自己的言行，以免伤害到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但真正创伤我的，正是来自“朋友圈”的辱骂和拉黑，我不由自主地怀疑，是不是被他们说中了？也许他们看出来了我的本性，我就是那样糟糕的人。我内心深处本来就有无限的羞耻感和自我怀疑，现在得到了他人的证实。 在香港，我问一位朋友，这些年来的工作，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她说： 社会运动创伤。 她解释说，这创伤并非来自权力，而是来自想象中的共同体。她的经验和我是一致的。给我留下创伤的，不是浦律师的案子，不是弦子的案子，也不是亮马河的案子，只有这个案子。 然而，就我个人成长来说，这个案件带给我的自由，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我彻底成为没有圈子的人。 三十多年来，在学校、单位或圈子这样的集体里，我总感觉格格不入。即便如此，我仍然渴望被接纳，嫉妒那些受欢迎的人，自卑到迎合那些有意贬低我的人。在这个案件以后，我慢慢接受自己，不能成为圈子的成员，正是我之为我的本来面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