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9日,卫健委发布了一则重要通知,倡导广大公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这一消息经澎湃新闻帮忙宣传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五条特别提了无偿献血的重要性,“无偿献血,助人利己”,说这是大家基本的健康修养。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网络图片 f57e6f2b7f289ffe079d594b7d038169 下面看下网友怎么评论的: 有网友调侃说:“电瓶车都被没收了,想去献血都献不了啊!” 如果献血对身体有好处,那普通老百姓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献血对身体好,没点关系,不送点礼,能献上吗? 我们这里某单位献血补助1200一个,他自己不去,给零时工600一个,自己还得600,诶,这算盘响不响亮? 可以组织几十万人查车,难到不可以再组织几十万人献血吗? 二十几万人查电动车,献血找他们! 网络图片 有网友现身说话:自己献过血,需要用血的时候,医院告诉血证过期了,花钱都不给用,亚洲最大的医院确实是需要5天内的献血证才给用血。 网络图片 记得去年“小姑姑太牛了!”,上海“血槽姐”的一条视频,把丈夫家的小姑姑推上了热搜,上海“血槽姐”成了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人物。 网络图片 这个事对公众当然是比较伤的,有对权力的质疑,有对公平的失望。大家现在戏称受伤女子是“血槽姐”,但我觉得挺受伤的也有给她献血的阿里地区的公务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网络图片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压在老百姓身体上的重担。网络平台评论区很多人的问题集中在“用血难”上,以此质疑献血制度,近期集中力量查出一些医疗系统的腐败案件以及后续的“血槽姐”事件连锁反应。是大家对献血的抵触,刺痛了老百姓的心。 两天后(6月11日)一则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杨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最关键一点在于部分网友借这件呼吁献血的事,扯到了自身对一些其他事情不满的情感,包括疫苗、官场腐败送礼的现象、添加剂食品以及强行没收电动车等等。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记曾经发生的不满。他们把生活中不满积攒了下来,成为不可忘却的痛。 网络图片 恰好在10号,澎湃新闻转发了卫健委一篇文章——“无偿献血是中国公民的健康素养”,原本应该是“我帮您宣传宣传”却没想到评论区直接暴露了效果相反,直接嘲讽或骂街。 网络图片 无偿献血,利国利民利己利家人。有这么多好处,用得着宣传吗,那谁不动心? “无偿献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告诉大家谁不是社会人?又是谁不讲文明?那你献不献血? 盯钱盯不住,想办事办不了。其实可以这么说,相关单位还没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认为失去公信力只是因为某个人,可以马上药到病除。 真为你们感到着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28号楼
很多读者都有这个疑问: 连发达国家新加坡都对中国公民免签了,拿着护照想去就去,作为中国领土的香港和澳门,怎么还要办港澳通行证签注才能过去呢? 网络图片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确定的结论: 至少在回归50周年之前,大陆居民前往香港澳门还是需要经过边检,需要登记备案(当前称为签注),需要限时停留(当前是7天)的。港澳通行证有可能改革,有可能换个名字,有可能变宽松,但上述“边检”、“备案”、“限时”这三点是不可能放弃的。 那么,是香港澳门不想给大陆居民“免签”吗?这话是对的,但却是不完整的。实际上,香港澳门不能“免签”更关键的原因是大陆这边不同意。 大陆这边不能接受香港澳门“免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边境管控的需要 当我们提到新马泰免签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都是说走就走,然而实际上,虽然去这些国家不需要办签证,但仍然是要过两道海关边检的。一道是中国出境的边检,中国允许你出境你才走得了,另一道是外国入境的边检,对方国家允许你入境你才进得去。 因涉嫌犯罪被边控的人,因重要敏感岗位而不适合出国的人,或者因疫情等特殊原因国家要限制出境的时候,相关人员就是过不去海关,出不了边境的。 网络图片 虽然香港澳门在主权层面属于中国领土,但在事实层面,香港澳门与全球主要国家之间的往来要比中国大陆宽松得多,一位中国大陆居民(特别是同时拥有香港身份的)进入香港澳门之后再要前往全球其他国家就会容易得多。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前往香港澳门不需要海关边检,那么前面所述需要限制出境的大陆居民就可以经由香港澳门轻易出国了,这是大陆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是金融管控的需要 香港和澳门目前都保留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的铸币权,而且港币和美元等外币是自由兑换的。自由兑换的意思是,你想什么时候兑换就什么时候兑换,你想兑换多少就能兑换多少,政府不限制。而且,其他国家的钱想要汇到香港的账户,或者香港账户的钱想要汇到其他国家,也都是相对自由的(除了不能洗钱犯罪)。 网络图片 然而,中国大陆这边,个人持人民币兑换外币每年是有额度限制的,兑换时也需要说明甚至证明用途,而往国外账户汇款更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这个叫金融管控或者外汇管控,明面上的说法是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稳定。总之这个管控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取消的。 因此,如果从中国大陆前往香港澳门不需要经过边检,就有可能出现大陆居民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金前往香港兑换外币的情况,实质上就突破了外汇管控。 举个例子:你从北京拿500万人民币现金到上海,没人管你,因为北京和上海的外汇管控政策是一样的。但是,你从深圳拿500万人民币现金到香港,那就是违法的,是会被边检查扣的。 那有的读者可能马上就想出了“对策”,如果我每次带5万现金过去香港,来回100次不就转移500万了吗?实际上,作为广州市民,在自助机器上办一个港澳通行证签注是分分钟的事情,也几乎不需要审核等待,理论上我一年可以去365次香港。但正是因为现实中存在这种“蚂蚁搬家”的想法和做法,所以大陆居民每次前往香港都需要签注,也就是登记备案,这样就能够统计筛选出“特殊需求”的人群加以关注。 所以,但凡中国大陆还在实行相关金融管控政策,大陆居民前往香港澳门就肯定还要经过边检查验,需要登记备案。 第三是网络管控的需要 这方面就不方便多说了,总之,在香港澳门能访问的网站和在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 网络图片 因为有这个不同,如果不限制大陆居民在香港澳门的停留时间,就必然会有大陆居民为了网络环境而长居香港澳门,这样相关网络管控也就等于失效了。 所以,只要大陆和香港澳门的网络管理法规政策还有显著差别,就必然需要限制大陆居民每次前往香港澳门停留的时长。 当然,香港澳门虽然渴望更多大陆观光客过去消费,希望能进一步简化港澳通行的手续,但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本身也并不希望港澳通行证完全“免签”的。这里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 香港和澳门由于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原因,本身是需要大量外来劳工支撑其城市运转的,这点和新加坡很像。 但是要注意数量问题。香港澳门对外来劳工的数十万级别的需求,相对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人口是微不足道,也是不堪一击的。 由于香港澳门基层劳动力岗位的收入相对中国大陆还是高出好几倍,例如餐厅服务员的月薪普遍折合人民币1.5万以上,大约是相邻城市深圳的3倍。 如果港澳通行证完全“免签”,就一定会出现大量大陆打工人去香港找工作的情况,很快就会把香港的工资水平拉到和深圳相近。这对从事基层劳动岗位的香港市民来说,将是一场不可承受的灾难。 第二是国际形象地位的保护 这方面说起来难免有点伤面子伤感情,但现实的确如此…… 相对中国大陆来说,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还是要高出很多的,尽管差距正在缩小,但仍然差距明显。 如果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之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流动”,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说,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的区别就很小很小了。 所以,无论是港澳市民还是特区政府,目前都还是不希望和大陆完全“免签”的。 可能还有我漏掉没写的其它因素,但大体上也都是这些方面了,法制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决定了大陆和港澳都不想要完全“免签”。 至于23年后,那我就没能力预测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你没看错,这是我从近几天的新闻联播里截的图,“美亚特兰大又一水管爆裂,居民用水困难。” 为什么说“又”呢,因为5月31号已经报过该地一条水管爆裂的事情了。很严重,美国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工作人员对水管进行紧急修复,景区和一些地方甚至停水,美国的人们甚至只能喝分发到的瓶装水,太惨了。 可我想说,这关我们屁事。不播报自己的民生,反而去帮美国人进行舆论监督,监督他们尽快修好水管,别让美国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是不是哪里出了点问题? 以前也写过此类话题,有位读者留言说:报道国外的负面,是需要的。就像国外也报道我们的负面。 这种说法没问题,国内的负面,外国媒体确实喜欢报。所以我们报道一些国外的“水深火热”,对等反制,我不想多说什么。甚至闲暇之余,了解了解国外民生,也可以算作个下酒菜,没毛病。 问题在于两点,第一,你闲暇吗?第二,这算水深火热吗? 松二爷又来茶馆里遛鸟了,那叫闲暇。松二爷后来自己都饿死了,还惦记着那只鸟有没有吃的,那不叫闲暇,那只能叫傻逼。 河南干旱半个多月了,好像黑龙江又开始内涝。这些东西,鲜有媒体去报,热搜上不见个踪影,反倒去关心美国哪里的水管爆了……自己不觉的魔幻吗? 倘若把“水管爆裂”的美国负面换一换,换成比如美国又侵略哪个国家啦,又搞出什么天怒人怨的恶行啦,或者美元崩成废纸、美国某官员贪污好几十亿的美元等等,那也还行:看你美帝那么烂,心理好歹舒服了些。 可“水管爆裂”算什么大事,明显优先级不够。这种无聊的内容,就算松二爷还能吃饱,提着鸟笼在茶馆里喝茶的时候看到,都要轻蔑的扑哧一笑:王掌柜,你一个茶壶摔了的消息,也配跟这儿要两块钱,疯啦? 有的负面它其实不算负面,只有“人祸”造成了严重后果,才是特别需要监督,需要报道,需要去议论和改变的负面内容。天灾面前,人力不是“有时穷”,而是经常穷,如实报道,一点也不丢人。 这就是出的问题,我们似乎有点惊弓之鸟的影子,到了分不清什么是丢人什么是不丢人的程度,于是干脆一股脑,通通算作“丢人”,能不报就不报,能化了绝不化小。 由于习惯之后,误入这个对“负面”的错误理解之中,即便是对于国外的消息,我们也一律认为是“值得拿来报道的负面”了。实则不然,像“亚特兰大的水管爆裂”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尤其加上“其他国家”这个中间距离,更和我们没多大关系了。 倘若“水管爆裂”的是我们自己某个城市,报道一下倒是挺好,当然也同样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更甭提太平洋另一端的国家的某个城市里爆了根水管了。等消息传过来,别人说不定都修好了。 我懂他们的意思,但是真的没必要,也没意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近日,一场由村民和艺术家共同实施的“家暴社火”迅速引发网络热议和大量传播,一度冲上抖音西安热榜TOP1,并长期保持热度不降。与此同时,海量网友,不论男女纷纷在评论区诉说自己被家暴经历,每个案例都像压在胸口的巨石,让人心情沉重。 网络图片 这件引爆网络的作品,是艺术家桃子根据一句关中谚语而进行的创作。“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这句一直流传在关中民间的谚语,意为面团越揉越光滑筋道,媳妇越打越温顺。谚语经年流传,这似乎也佐证了大量关中农村的妇女一直以来都在遭受来自家庭的,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 网络图片 桃子第一次听到这句谚语,被深深震惊了,她想象不来,这一句简单的谚语,是多少被家暴的女性以伤痕写成的“血书”。 由此,桃子来到关中农村,对村里的妇女进行了调查。村中妇女对这句话都不陌生,她们告诉桃子,自己多少也都曾被家暴,但几乎无人真正愿意将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尤其是有可能面对公众。 桃子在揉面中调研 但尽管如此,于阿姨还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于阿姨经历了两段婚姻,承受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家庭暴力。第一段婚姻中,她在生第二个女儿后,由于结扎失去生育能力,导致这段婚姻在丈夫对她长期精神歧视中而结束。在那个年代,农村离异并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的女人往往遭受严重的排挤。 1995年,于阿姨又匆匆再婚,尽管对方家庭条件清贫,但她认为彼此知根知底,丈夫也有一身好力气,或许能过上踏实的生活。“前夫说不想要这个娃了,他就说把娃接来住,他养,当时就觉得挺有男子气概的。”然而,这段婚姻并未如她所愿美满。于阿姨婚后尽力经营家庭,对待丈夫前妻的两个孩子视如己出,但丈夫暴戾的脾气却逐渐显露,稍有不满便动手打骂。而邻居们关于“前妻被丈夫打死”的传言更让她生活在恐惧与不安的阴影中。 “要不是有娃在,我真的坚持不住。”于阿姨哽咽道。她坚持了二十多年,直至四个孩子长大成人。 家暴社火巡演场景 2011年,于阿姨的第二段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男方有点相信算命,相信他一辈子要娶三个老婆,我是第二个。”说到这里,于阿姨不禁苦笑:“呵!就这么滑稽可笑,他在外面想和谁好就和谁好,他好像觉得挺无所谓,就为了一些小事跟你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离婚后,于阿姨只分得39000元,别无他物。同年,她只身前往西安打工,以洗碗维持生计。 本以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结果第二任丈夫通过朋友劝导她重新回“家”。再三考虑后,于阿姨选择再相信一次丈夫。然而,家暴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我做梦,梦见他家后院有个大窟窿,上面盖着凉席片子,我把它一揭,里边有死人,我就感到很害怕。害怕他迟早把我给打死或者气死,我想出去,我不管咋样,死了我都心甘情愿的。”2018年,53岁的于阿姨终于鼓起勇气,再次逃离了这场梦魇。 网络图片 这样的案例不仅仅是关中地区,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计算,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约25%的妻子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另有数据显示,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报警,每7.4秒就会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而在一些农村地区,根深蒂固的性别陈规导致对家暴的 “隐形化”、 “合理化”。家暴的本质是权力关系的控制,而这样的控制只有0次和无数次之分。 “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竟成为面馆宣传语 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伙伴2021年3月的一份报告提供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发生率研究的数据;三分之一的女性(约7.36亿人)在其一生中会遭受来自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或非伴侣的性暴力——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未变。亲密伴侣暴力是迄今为止全球最普遍的暴力侵害妇女形式(影响约6.41亿人)。报告认为,预防暴力需要解决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确保获得教育和安全工作机会,并改变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制度。成功的干预措施还包括实施各种策略,以确保幸存者能获得基本服务,支持妇女组织,挑战不公平的社会规范,改革歧视性法律和加强法律应对措施等。 因此,家暴不是“家丑”,而是公共健康问题,更是平等权利的问题。但社会传统道德舆论以及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往往导致女性朋友在遇到家暴时不得不选择隐忍。即便是有人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受害者的人身权利在法律上也很难得到保障,施暴者往往难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法律层面认定家暴很复杂,需要符合一系列条件,并需要足够证据支撑其严重性、持续性等才能成立。另一方面,施暴者所受惩罚又不足以令其悔改,更有甚者变本加厉。 网络图片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年来审结婚姻家庭案件896.1万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1.3万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法律有义务保障每一位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人身保护令应该真正成为阻隔家暴的一道墙。 人身保护令内容包括(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于阿姨的事件以及家暴的社会现状,让桃子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社会的知识分子,必须做点什么。 在陕西,“社火”和“花馍”,都有着祭祀的作用,也都是他们所熟悉的民间表达的形式。其中,“血社火”扮演者以舞台亮相的形式进行游展,其角色形象血腥可怖,表演内容多为故事场景,为的是伸张正义、惩恶扬善。 网络图片 于是,桃子决定用“花馍”和“社火”,来还原家暴场景,以此告慰曾为家暴所困的妇女、伸张妇女权益,同时祈祷她们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施暴者看到他们的暴力伤害,唤起施暴者的反思和悔悟,“封印”暴力。 网络图片 7位陕西关中地区的农村妇女和艺术家桃子合作,她们采用自己较为擅长的“巧媳妇”技能——揉面,将家暴场景用“花馍”这一传统民间形式呈现出来。她们都曾目击或亲历家暴:“那家老汉一拳把他老婆四颗门牙都打掉咧!”“隔壁那谁家儿子,把他妈踩在地上打!”“哎!就因为生了个女娃,俺婆婆说把俺女娃丢在关中环线上都没人捡。” 与此同时,桃子还邀请了14位村民,7男7女,以社火形式,分饰7组不同的家暴场景。叔叔姨们出乎意料地支持:“娃们做好事呢!”随后,一支锣鼓自乐班也自发加入了他们。 网络图片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终于,秦岭北麓,村民和艺术家们一起创作了这场“家暴社火”,进行了一场发自民间的公共表达。此次表演途经两个村庄,现场即引发数百人观看、讨论… 网络图片 在揭开家庭暴力的面纱的时候,我们看到,要斩断暴力的传递链条,不能仅仅是要求女性如何如何自尊自信、勇敢发声,而是需要实现以下转变: 1,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理念和工作方法,采取以受害者为本的服务方式;村干部、公司管理层、公安警察,不能以家务事为理由对家庭暴力袖手旁观。 2,必须要从孩子的教育开始,让孩子认识到,无论男女,没有天经地义的特权;尤其作为更易获取权力的男性,更需要平等对待女性,尊重女性的意见和意愿,任何情况下使用行为或语言的暴力都是极不可取的。 3,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家庭暴力的知情人。我们首先不能有任何再度加害的行为,如责备受害者,或者任意泄露她们的个人信息,以及继续做沉默的旁观者。然后,我们可以用各种有智有谋的方法及时中断暴力、督促任何责任机构有效地介入、帮助受害人躲开暴力并维护自己的权利、让行为人意识到施暴其实是怯懦、可耻、损人害己的行为,并鼓励其学习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我们希望,每一位看到这个艺术、看到此文的人,可以从自己开始,反思和停止自己对家人的暴力语言和行为,同时呼吁社会给予家庭暴力话题更多的关注,对妇女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不责备受害者、让她们能勇敢站出来发声。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都应坚决抵制!个人和单位都有权利干预家暴、阻止更多悲剧的发生。在呼吁社会舆论环境以及提高权利和干预意识的同时,也希望相关政府机构可以真正落实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下面是网友分享的一些案例: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拆界艺术
医德与师德,其实根本就没有冲突,是因为某些毫无担当、自私自利的医学院领导存在,才硬生生酿成了教学事故。 这是一则令人心意难平的通报: 南方医科大学俞莉老师,也是儿科俞莉医生,因紧急救治有生命危险的患儿耽误了给留学生上课,迟到29分钟。学校经调查确认了上述事实,也确认俞医生后续顺利完成了授课任务,但仍然认定其构成教学事故(差错),扣发奖金2000元,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网络图片 严格来说,在这件事里,俞莉老师的确有做得不够完美的地方。她因突发情况无法准时上课,应该及时报告教研室以便启动备用方案,哪怕情况危急,也可以口头嘱咐身旁的护士或其他医生报告教研室。学校基于这一情节,依据教学管理规定进行处罚,在程序上是没毛病的。 你以为我要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吗?不对!这件事里,规定本身就是活的,是执行规定的人“死了”,这才做出如此不合理的处理决定。 依据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学管理相关规定,“如因特殊情况发生教学事故(差错),则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这条规定本身给学校的处理留下了相当大的转圜空间,是一条考虑了特殊情况的“活规矩”。对俞莉老师扣钱批评取消评优的连环重罚纯粹是相关领导对规定的生硬理解与恶意执行。 网络图片 说到底,是做领导的毫无担当,对医生的职业尊严毫不在意,这才导致了如此荒谬的结果。 首先,俞莉老师的做法并没有对学生权益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而俞莉医生的做法则切实拯救了病危患儿的生命,也算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给医学生治病救人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整件事里,除了领导要花时间应对投诉之外并没有其他受害者,定性为教学差错没问题,但实质性处罚则完全没必要。 然后,如果对俞莉老师免予处罚,或者仅做形式上处理(例如教育谈话),并不会造成什么不良示范。医生和教师群体因为职业属性的长年训练,本身上班都是非常守时的(下班通常不准时是因为总要加班),没必要担心某一次迟到不罚引发其他老师效仿学坏。 而且,即便因特殊情况免予处理,迟到被投诉的老师也难免要被调查问话,要写情况汇报,平添一堆烦心事,不可能有哪位老师为了能迟到十几分钟就去编造一个紧急救治的借口,不划算! 最后,即便是有学生坚持投诉,但凡校领导稍微有一点点担当,替抢救病人的医生把事情扛下来不予实质性处理,也是符合学校规定的,不至于因此受牵连被上级问责。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帮领导根本就没想着关心医生关心老师,连这么一件小小的完全没有问责风险的事情都不愿意担当,而是习惯性牺牲基层医生的尊严与利益来息事宁人。 如此领导,可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大环境的变化,会给个人带来很多现实的困扰。这样的困扰客观存在,并非简单选择无视就能予以解决。尚未感知到环境变化的人,就像我一位朋友说的:如今的环境还能这幺正能量,真心佩服你超强的钝感力。 一个突出的症象是,我身边得抑郁症的学生明显地增多。从各类文章中看到的消息,中学生得抑郁症甚至选择自杀的,也都大幅度增加。无视环境变化因素的人会认为,这是人们自己心理脆弱造成的。可是就像过敏人群的急剧增多,不能认为还有很多人没得过敏,就认为环境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放任不管。 我自己在过往的几年里,其实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内陷于抑郁状态,只是没到抑郁症的程度。因为对周遭的环境觉得无能为力,严重怀疑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意义,以致内心里开始缺乏动力去做需要持续投入精力的事情。 我应该属于抗压能力比较好的,很多时候,在压力之下,甚至表现得比平时还要好。然而,最近几年,仍然觉得难以完全消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心理打击。 也正是基于此,这两年我不怎么愿意看宣传自强自律的各类影片或文章,有意无视房间里越来越膨胀的大象,而将问题归咎到个人不够自律不够努力上,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变相的为虎作伥。与此同时,通过臆想远方的田园牧歌来逃避当下的现实,我也不喜欢,因为这就像吸食鸦片一样,是通过麻醉自己来让现实变得可堪忍受。 当然,我不是要苛责选择逃避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是想说明逃避只是权宜之计,根本无益于自身处境的改善而已。 回想起来,我自己走出抑郁的状态,主要是做了几方面的调适: 一是放弃对结果的执着与对现实意义的追问,不考虑有用与否,不去在意投入是不是会有回报,努力做好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重要。 二是把任务具体化,心思花在如何尽可能地做好手头在做的事情上。切实地做一些事情,规律性地完成具体的任务,有助于缓解焦虑,获得一些充实感。 三是心情特别糟糕时,尽可能地与自己喜爱的东西待在一起,或许会有心理上的疗愈效果。另外,如果有可能,选择在一段时间里离开自己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
这两天都在说17岁中专女生姜萍闯进全球数学竞赛12强,早上我凑热闹发了一条朋友圈:都在说这个女孩子“偏科”,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偏科”才是正常的,“不偏科”反而不正常?然后随便说了两句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朋友们都很感兴趣,所以写篇短文展开说说。 我去年9月带两个娃到多伦多读书,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加拿大的中学教育体系,那就是:“偏科”。注意,下面我说的全是常识中的常识,因为不要说跟专家比,就算跟陪读家长比,我恐怕都是最不用心最不求甚解的那种。 第一个常识就是:加拿大安省9-12年级的必修课分别是:8门、7门、2门(语言和数学)和1门(语言)。也就是说,高中最后两年,绝大多数孩子已经“偏科”得不像样子了——而这是刻意培养的结果。 网络图片 贴个图帮助理解。 所以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整个高中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让孩子学会“偏科”。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教育理念的区别,这种教育体系想说的是: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所以到了11年级/12年级,绝大多数孩子上的课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这边也没有班级,只有同一门课程的同学。 所以有很多选择,而选择就是自由,同时自由也就意味着责任,很烦人的。 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1、去年刚来的时候,我家老大上10年级。从上表可以看出,10年级其实还好,自选课程只有3门,随便选。第一学期我们想选数学和科学,但因为我们到得比较晚,都没了,选不上。我当时就有点崩溃,这么重要的科目,居然选不上。 后来才想明白,既然有选择,那么选不上就是必然的后果:国内都是那些科目,学校很容易安排,但这边要给学生选择,那必然存在有些科目选满了,有些科目不足的情况。好在可以第二学期再学,也就罢了(对,一学期8门,每学期只需要学习4门,即便是数学这样的“主科”,也只需要学一个学期)。 2、老大下学期要上11年级了,看上图就知道,只剩下2门必修,其他都要自选,这可真是愁死人了。最发愁的就是: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准备走什么方向?因为这是选课的前提,不搞清楚这几个问题,选课根本无从谈起,只能瞎选,拿人生开玩笑。 扯远一点,这几个问题,拿来问马上要报高考志愿的中国学生,有几个能回答出来?从我身边的观察看,绝大多数高考生是完全懵逼,一问三不知的。而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父子俩搞得很头疼,犯了不少低级错误,还改了两三次,总算勉强定下来了。 大家再去看一下前面的图表,或许就能明白了我为什么说这边的中学教育就是培养“偏科”了。因为人要认识自己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需要漫长的四年的时间来探索和试错:一开始让你什么都尝试一下,在你认识自己和世界之后,尝试做出自己的选择(会有专门的职业规划课程帮助学生)。 这才是别人教育体系的精髓所在。很多人觉得让孩子留学是为了逃避“内卷”,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应该仅仅是,而是为了自由的发展空间。孔子说因材施教,此之谓也。 说了这么一大堆,再回到姜萍。很多人说姜萍的案例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对的,在中国。但在加拿大,当然可以复制。 正如前述,她到了11年级12年级,就可以只修数学和语言——说明一下,数学大类下面还有不同细分的科目,她可以都选了,其他都可以不学。 再说一个,她还可以参加滑铁卢大学组织的数学竞赛。这里解释一下,滑大有加拿大最好的数学专业,他们瞧不起加拿大高中的数学水平,所以自己搞了一个数学竞赛。我家老二上7年级,老师就推荐他参赛了(中学阶段,中国学生普遍比外国人数学成绩好,因为课程难度不一样)。具体到姜萍,每年数学竞赛都拿第一名,拿个全额奖学金,读最好的数学专业,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为什么可以复制?因为人家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制,当然,不仅仅是复制数学专长,其他亦然。 最后再说一句,难道我们“不偏科”吗?实际上偏死了,只偏学习成绩——所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都偏成啥样了? 前面说到11年级选课,一开始我家老大8门课选了两门吉他,两个学期都有——对,不仅可以选修音乐,还有单独的吉他,也算学分。他上学期参加了学校篮球队,经常下午有比赛,如果要去外校,提前出发,都不上课了。 老二的同学,现在已经有至少两位提前回国了——还有半个月才放假好不好?为什么?因为7年级学习不重要,玩更重要。我开玩笑说:你们适应能力很强啊,这么快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但国外也不是不卷,等到了11年级12年级,压力就会非常大了,到了大学更卷得不行,我听说不少学生要学到半夜两三点,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毕不了业。我觉得这是对的,在孩子心智身体还没有发育好的时候,让他玩,等他成熟了,再玩命折腾他,这符合人类发育的阶段。 扯远了,不说了,回头有机会再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
明眼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可就没那么容易搞清楚了。 当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点:人少了,无论是劳动力还是消费者都随之变少,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城市还可以吸纳新的劳动力,但大量村庄将逐步衰败乃至消失;少子化还会导致抚养比失衡,年轻一代需要供养大量老人;与此同时,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偏高,也会使整个社会丧失活力,偏向保守化…… 但这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 确实,低生育率危机有点像气候变化:虽然它最终会影响到每个人,但其后果是温水煮青蛙式逐步显现的,责任也极为分散,以至于很少人会有什么紧迫感去做点什么。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些宏大的变动更是遥远,毕竟单单是自己活好就已经够累的了。如果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生活好歹简单多了,怎么都行,“不婚不育”至少会让减轻你不少负担——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更是了。 上一代人不论如何独立、叛逆,默认的还是“婚总是要结的,结了婚,孩子总是要生的”,然而现在,一旦你下定决心不婚不育(这也是年轻人为数不多能自主决定的事),实际上谁都拿你没办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社会应对这一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的主要方式,一是惩罚,二是恐吓。 人口学家们试图解决低生育率的建议(征收单身税等等),多是前者;而家长则多采用后者,渲染孤独老死的可怕——然而,就算是那样,对一些人来说,那也不如草率结合带来的痛苦婚姻、婚后带娃的劳苦来得迫在眉睫,甚至也不见得更苦。 网络图片 家长原先的说教失效,这远不是“年轻人没有责任心、不能吃苦”这么简单,而是时代精神变迁的征兆,是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决裂。 因为儒家社会的生殖崇拜,从根本上说其实根植于永生的渴望——谁都会死,但只要血脉延续下去,自己的一部分就仍然在后代身上活着,本人也在祭祀中一直活在后人的记忆中。 中国文化之所以那么强调孝道,原因也在这里:“孝”即“肖”,意味着每一代人最好精确地复刻父辈的所思所想、行为举止,也就是说,中国人理解的“永生”与其说着重个体的“不死”,不如说是强调生生不息的“延续”,真正实现永生的其实是宗族。 正如历史学家岸本美绪所言,根据这种信念,“作为所有的主体的‘人’,与其说是个别的‘人’,不如说是从祖先到子孙永远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旨在“冲决罗网”,将个体从家族网络中解救出来,然而那不论如何,毕竟是着眼于瓦解那种束缚个人行动自由的小共同体,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外部制约力量,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那种“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信念,最终只不过是把“大家族”变成了更为原子化的“小家庭”,最终还让脱嵌出来的个体重新“再嵌入”组织化的单位制度中。 然而,如今“最后一代”的宣言则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意味着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一种呼声,抛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将血脉的延续视为个体活着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们将精力聚焦于个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质量。 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动,最鲜明地体现在这么一点上:95后对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关心自己死后骨灰被如何处置,拿这随意开玩笑——当然,你可以说那仅仅是玩笑,但这玩笑竟然得到那么多人赞成,这难道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吗? 网络图片 老想着去纠正年轻人的“错误观念”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从新的价值观来看,那恰恰没有错——社会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旧模式引领人们的行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历史学者葛剑雄也曾不止一次谈到少子化的问题,他考察古今中外,结论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被人嗤笑是开倒车的复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建议,是因为实在没什么现成的出路:对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国都束手无策,而乐于多生养的,确实常是出于强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犹太教的正统派)。 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已经不是种群的生物繁衍这种低等的本能欲望,而是“自我实现”,那是他们在放弃了“永生”的愿望之后,在现世的终极追求,一种更高级的自我繁殖欲望。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这一意义上对创造的超越。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极好地道出了这种内在超越: 荷马笔下的英雄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创造一个关于卓越、英勇事迹或者作品的不朽记录。荷马笔下英雄想象的合理目标并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对永久流传的卓越事迹、作品的创造。通过这些,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变成了以后的样子。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指出,这种类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征,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说,在这种信念下,人类寻求生存下去的冲动,是“在世界上留下他们自己的某些表达,他们特性的某种延续”,那恰是在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会永生之后,放弃了对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后,才会追求这种内在的超越。 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机,也是社会转型的契机,恰恰表明越来越多人已经想清楚,放弃了血脉延续意义上的永生,转而追求在人生中尽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一个良好的社会,理应当助力人们去实现这种现世的良好生活,让人们活得有意义。 不论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给新一代(尤其女性)赋权,切实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让养育孩子不再成为一件个体(往往是一个家庭里的最弱势者)无偿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乐。不仅如此,还应真正尊重每个个体,去除那些压抑个体潜力发挥的不合理障碍。这并不仅仅是“多生孩子”的简单任务,而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广州地铁允许个人投放灯箱广告了大家听说过吧?第一批整活儿的朋友已经玩儿嗨了: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作为基本常识博主,当然不能错过这么有意思的机会,我也决定去投一期地铁广告搞点事情,在公共场合贴几句本该是基本常识,但因为争议很大很少有人公开讲的观点。 比如健康领域的基本常识: 1.医药不分中西,只有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2.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可以放心吃! 3.冰水什么时候都能喝,包括例假。 又比如社会领域的基本常识: 4.爱国很好,爱具体的人更重要。 5.你每买一件商品,都是在纳税。 6.他和你观点不同,不代表他是坏人。 还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分类的基本常识: 7.孝敬父母不等于事事顺从父母。 8.女性是性别,更是一种社会处境。 9.爱,没有高下之分男女之别。 …… 当然,广告,肯定是会被审核的,以上这些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审,或者要修改到什么程度才能过审。但是只要有耐心,有创意,相信最终还是能找到一种表达方式的。 我准备第一期投入2000元,尽量选一个热闹点的地铁站投放,到时会提前预告,欢迎大家过去打卡~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先来看三组统计数据: 2024年有1342万考生奔赴高考考场,比去年增加了51万; 202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人,比去年增加了21万; 2024年4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约为15%,与去年相比略低但仍处在高位。 为什么要列这三组数据,因为就业形势是肉眼可见的严峻:一边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一边却是毕业人数逐年攀升。 网络图片 即便如此,这些统计数据里也“大有乾坤”。当然,就目前的学籍制来看,毕业生的统计误差不会太大,但失业人群的统计水分可就大多了。 先来说说就业的定义。目前我国遵循的是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即一个人在最近的一周内,如果在“有报酬”或者“自营就业”岗位上工作了至少一小时,即为就业。 先不说失业统计中会有多少“漏网之鱼”,即便认定为就业的人群中,也还有很多是收入微薄且不固定的零工,可以说与失业人群几乎无异。 除此之外,经济下行阶段,一些单位硬挺着不裁员或者少裁员,取而代之的是降薪措施,或者3个人的活5个人干,又或者给员工放长假,只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月薪,即以“隐形失业”来应对外部冲击。所以说,失业率一旦处在高位,实际的情形一定比统计数字要严重得多。 网络图片 当然暂时的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市场需求低迷导致的企业业务收缩和人员精简。因为市场需求是企业的命脉,需求下降直接影响的是企业的生存问题。 有企业才有就业,企业生存堪忧,就业更是无从谈起。 当然有的学生会说自己可以考公、可以进事业单位。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毕业能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的都是少数群体,而超过80%以上就业岗位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尤其在中小型企业工作的人数在总体中占比很高。 这些企业本身就是在竞争中夹缝求生,总体需求下降就意味着总体业务量减少,而业务量减少不仅意味着收入减少,还意味着市场竞争更加残酷。一旦市场增量不足,大家就会争相搞存量,而存量只会越搞越少,竞争也只能越来越激烈。 所谓狼多肉少,争抢不断,弱小的狼大多不是被饿死,而是在争抢过程中被同类杀死的。 网络图片 以我了解的一家小型公司为例,10年前他们公司做业务几乎是满地捡订单,因为订单不是很大,业内的竞争对手都看不上,所以公司每年的任务指标都能超额完成,老板还计划着扩产多招人; 然而等疫情过后,这家公司的业务量开始下滑,一方面原因是订单总体比往年少了,另一方面是多家大中型企业与其竞争(一开始是两三家企业争一个单子,后来成了20家企业争一个单子)。 面对如此内卷化的竞争,这家企业自然不是对手,业绩就开始直线下滑,紧跟其后的就是大刀阔斧地裁人,不断压缩各项成本。可即便如此,最终还是逃不过“倒下”的命运。 我没有找到这两年企业倒闭的可靠数据,但从处于高位的失业率和周围许多人的处境来看,企业倒闭的真实数据估计不会太好看。这样一个市场大环境,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可谓非常不友好。毕业即失业,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网络图片 企业发展好的时候,有足够的耐心培养你,等你“脱胎换骨”;一旦遇到如今这样的“生存期”,对不起,谁能快速为企业创造效益,帮企业活下去,企业就选谁。 反观人才的供给侧,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多少能达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就要被筛下去,高不成低不就,于是乎社会上就会出现一大批“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 当下,企业迫切需要的是实践经验和实操能力,而这恰恰是刚毕业大学生所匮乏的。当然,这其中也折射出了很多教育问题,比如学校教育与企业用人需求的脱轨问题就比较突出。 怎么办?我劝大学毕业生赶紧放下本就不存在的“长衫”,快速加入“铁人三项”的队伍中去:送外卖、送快递、跑网约车;如果还不行就考虑一下“吉祥三保”:保安、保姆、保洁。最起码能让自己活下去,不给父母添负担。 4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很多问题看起来都不是问题,但问题终究不会消失,只不过留给了我们的孩子。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菏东诗吼









